立里: 散议告别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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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Feb 11, 2009, 9:57:52 AM2/11/09
to cui...@googlegroups.com, free-talk-of-nfzm, lih...@googlegroups.com
土豆 wrote:
你说的对，政治实践者需要考虑如何获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但是政治研究者则并非如此，他只要追求真理本身。苏格拉底永远不可能让当时的希腊人支持他，而不 是杀死他。在这个犬儒主义社会，只有不可抗拒的内外因素导致的利益格局的变动才会使人们改变对暴政的支持和纵容，而不是任何学说本身。他们不相信任何理 论，除了金钱和权势。
我一开始希望看到的讨论是关于所转载文章内容本身的，比如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你有哪些不同见解，等等。我认为这才是有效的讨论。
当然你可以主张不谈这些，那你就不谈。但是要别人不关心历史怎么成呢？只关心现实而不参考历史，能正确认识现实么？
林贤治先生在《五四之死》[15]中回顾了近代支那革命史。在这篇长文中，他借 密芝勒的开篇名言开篇：‘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 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
这又涉及我看到的还没有来及评论的一个话题[1]，摘录如下，其中有些朋友的发言激烈，为了他的安全，我隐去人名：
-----8<----- 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
A：罢工被镇压呢？罢工是不可能夺回政权的。夺回政权需要暴力。
北国：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很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极权体制，就像十月革命那样。
A：当然是这样。需要宣传和培养民主意识，需要与传统东西的融合，需要包容异己(除非他伤害了自由本身），需要守卫和维护民主传统。可是要想进入民主社 会，
是绝对需要暴力斗争的，是需要流血的。
盟：同意。哈哈。。。起義不解決問題。
----->8----- 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
A 说得挺清楚。回复者也有他们的理由，但他们的逻辑是有些混乱的。A 说以暴力反抗暴力迫害，是瓦解极权体制的必要条件。但北国的回复却把 A 的论点额外增加了一个修饰，“单纯用暴力”。十月革命难道是单纯用暴力，没有用列宁主义思想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难道是“单纯”的暴力革命，没有利用一 套毛泽东思想吗？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难道是单纯用暴力，没有用一套纳粹主义政治理论吗？ :)
我恰恰认为，“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根本和是否产生另一个极权体制没有直接关联。瓦解极权体制的暴力革命，如果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指引，就容易导致 自由民主体制，比如潘恩的《常识》对美国独立革命的指引作用。如果是以专制独裁思想为指引，就容易导致专制独裁体制。暴力本身都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要素。
另一方面看，A 认为“夺回政权需要暴力”，也是错误的，并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平抗争的政治团体也可能获得政权。而“夺回政权”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追求。自由民主主义 的追求是让人民取回被 剥夺的人权，公民政治利权。国家应当是民有，民治，民享，而不是简单说人民夺回政权。民主共和的政治中，不但原先在奴才专制主义 制度中的被压迫阶级获得公民政治利权，原先的压迫阶级，被解除了政治压迫的特权之后，依然具有公民政治利权，而不是失去政权。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则是主权在 民，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份主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一份政治选择权和决策权。这等于每个公民都拥有政权。民主制度中的执政党政府，并不是政权的所有人，而是代 理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政权，所以不满意的话按照合约可以解聘，这就是换届选举和特别的弹劾程序。
北国的观点是流行的反革命观点[4]，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2][3]之后，尤其在 8964 之后大规模金钱收买知识分子阶层之后，在知识界成为主流共识[6]，无论是专制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但是依然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持异议[6] [7][10]。比如，刘再复的女儿提到，‘
当他和李泽厚伯伯合著的《告别革命》出版时，就引起海外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的愤怒，连我父亲的老朋友刘宾雁伯伯也在《中国之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李泽 厚和我父亲是“讨好政府”，“讨好邓小平”，是在“扮演曾国藩、李鸿章似的扑灭革命的侩子手”。
’
秦晖先生在理论层次上总结了当今精英阶层的一种流行观点[23]：‘
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 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
’
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也是一个儒学专家，他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读《论语》：丧家狗》〉。他对“告别革命”的流行话语讽刺道：“
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
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至“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
现在，反革命主义者不仅仅是主张“告别革命”，甚至有人持这样的论点：共产主义是激进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因此，激进 的理想主 义都是会造成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于是，对于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讽刺不一而足。对于这一种大脑中逻辑思考沟回发育不全的人的论点，我也不想作什么评论 了。:)
关于告别革命的话题，我在巴黎旅游参观拉雪兹公墓里的巴黎公社墙时，也有些感想 [9]：
-----8<----- 立里: 三权分立社会阶层 Estates of the realm
看法国历史介绍，查了一下相关的概念。美国的思想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传统共同影
响，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思想史的重要性依然超过美国。这两个国家都三番五次发生
流血革命。呼吁告别革命的反革命派应该读读历史，不过是霸住特权继续享用的美
梦罢了。唱着“和谐”的口号作恶更黑，本就是黑帮显威的习惯做法（港片《黑社会-
以和为贵》），根本阻挡不了革命的风暴。无数国家的革命史反复演出这一场悲
剧：不改则死；改了死得更快，然而可以体面一些。
没有法国人潘恩的革命煽动，也不会有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很多人物，都是
美国革命的支持者。Eiffel 设计了铁塔，也设计了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
钢结构。如曹长青这类以“保守主义”自命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只看到保守主义右派
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革命主义的左派在美国诞生及进步中的更重要
的推动作用。
[2]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F%C3%AAte_de_la_F%C3%A9d%C3%A9ration
[3] Champ de Mars, Pari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mp_de_Mars
----->8----- 立里: 三权分立社会阶层 Estates of the realm
杨奎松教授也在访谈中提及“告别革命”，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12]：‘
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尽可能真实地" 还原"历史，是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要了解今日之 种种，设想明日之所求，就非正确了解昨日之所为并探讨其如何为、所以为不可。此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 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大家也都在讲"以史为鉴"，却忘了你连历史这面镜子都造不好，一段段弄成了哈哈镜一般，照镜子的人又如何能正确 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当然，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不是"告别革命"论者。革命，无论是怎样一种革命，它既然会在中国发生，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 在的某种合理性。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结果不要 说是那种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对一些看上去并不会有碍政治形象的历史问题，它也一样会按照其既定的标准去误读历史。
’
查建英女士在《国家公敌》中用白描笔触展示了8964后“告别革命”的论调是如何占据主流舆论的[13]：
-----8<----- 查建英：国家公敌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 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 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 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 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 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 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 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 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 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 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8----- 查建英：国家公敌
林贤治先生在比较鲁迅和胡适的时候，写道[14]：
-----8<-----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先生称：“鲁迅倾心革命，胡适倾心改良”，这个概括大抵上是不错的。
不过，首先得弄清楚的是，革命在鲁迅那里是什么意思？他说过：“‘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 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显然，鲁迅的革命观，是包括了先生说的改良在内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说法，小革命即指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当世上的人们都大叫着“活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是赞成和拥护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他经历的 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 就像他说的，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 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也就是说，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 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 对革命的理解，我以为是充分的，用他本人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就是：“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仅仅在做革命的 奴隶，还是不做奴隶而革命这一点上，便把他同胡适，以及后来以各种 方式宣告“告别革命”的尊贵的学者区 分开来了。
“革命”这个词，首先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正如“自由”、“平等”、“博爱”、 “人道主义”一样，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有巴士底狱。一个 如此坚牢的监狱般的社会，如果不给毁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 命》，明白地指出，大革命来源于旧制度，革命的规模和手段其实是早经旧制度预设好了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深明革命是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因此必须把它写进大宪章。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列述 各项受保障的人权，其中之一，就是“对压迫的反抗”。这就是革命，即 洛克说的“革命的人权”。既然革命乃基本人权之一，就意味着它是天然合理的。“人民主权”理论其实说的也就是这个意 思。我们可以任意谴责假“革命”之名的各种暴力性政治行为，但是对于革命本身，又有什么权利去否定它呢？
----->8-----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博士的《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4]，使 我看清了更多的历史脉络，写下了如下的读后感：‘
梁启超先生反革命是对的。但是革命如果要来，却不是反革命就能反得了的。如果当局想通过镇压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御用文人通过游说达到熄灭革 命的目的，历史不会那么复杂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促进革命。:)
’
何家栋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回忆他们“1.29”一代知识青年的革命思想变迁以 后写道[20]：‘
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 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 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 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 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先生，在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和农村现状的文章[21]中作 出结论说：‘
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大众被边缘化
千百年来，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走通的先例，值得警惕的是，改良主义常常直接导致革命。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改良主义 导致革命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改良主义导致了多数人被边缘化。要想告别革命，就必须抛弃多数人被边缘化的改良主义。换句话说，多数人被边缘化的改 革，一定会导致革命，当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的第二代和失业大学生相结合的时候，革命实际上就不可阻挡了。
改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边缘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些整天都在叫喊“革命有罪” 和标榜自己是“改良主义者”的智者们，实际上只是站在强势阶层的阶下祈求不被边缘或寻求明则保身而已，这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
如果真的要避免革命或保证改良主义的成功，就必须避免社会大多数被边缘化。关键在于坚定的支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合作，坚决打击官商勾结和行政垄断等一切特 权。正确的做法就是开放社会，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依法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依法博弈而获得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领导社会各个阶层有效的打击和消 除特权，是检验执政党能力和性质的根本标准。
’
苏文在回顾了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后总结道[18]：
-----8<----- 苏文: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
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
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
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於：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
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
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怕也就不远了。
----->8----- 苏文: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以清末洋务运动和立宪改革的历史为参照，以古讽今 写道：‘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
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
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
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
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和不断的妥协精神。
所以，与其说 “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
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
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放弃极端”，主动改革。对清政府而言，戊戌时期本为它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它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握这一机遇。这样，它后来便不
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清王朝的被推
翻说明了统治者对“社会整合”的失败。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并非传统的异
族入侵，而是深刻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
社会组织机构、新社会政治观念……不断产生、传入，这一切都要求统治者能“明察
秋毫”，正视现实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改革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协调
各方利益，对社会进行整合。如果统治者不能成功对社会进行整合，那么不是以强
权压制社会的进步，就是自己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
如果在民初，我的态度是：不反对革命，但是支持君主立宪。
如果没有革命者的制衡，君主就不可能立宪。
而如果没有君主的制衡，革命者必将成为新的更恶劣的专制王权。
这里我想到，有人说“英国革命的平和”，其实也是剪裁历史。英国的自由主 义革命，一点都不平和，
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抗的过程都很血腥暴力。国王砍人民脑袋，
人民领袖砍国王脑袋，然后国王又车裂人民领袖，连死了的都要碎尸泄愤。
荷兰从西班牙王权统治下革命，战争持续了80年后，才得以建立共和国[16][17]，
成为欧洲最早的自由民主政体。荷兰的独立革命被认为是温和的，但是难道 80 年的独立战争，
是不流血的和平非暴力的 80 年？
所以可悲的是，人类是如此的顽愚和凶残，尽管我们希望不要发生血腥暴力的革命，
但事实上历史却告诉我们这几乎是幻想。因为当权统治者的反革命，
和希望改良的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反对革命的冲击，想避免革命发生，
而前者却以“坚持巩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三百年大清帝国不动摇的政策镇压革命，刺激革命发生。
尽管你建议的只是改良，依然被砍脑袋如切菜瓜，改良者终于倒在和谐稳定的血泊之中，
而席卷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的脚步却加快了。
李泽厚和刘再复批评8964是激进革命。但事实上那个事件以学生跪递请愿书的事件开头，
以被坦克和枪弹驱离广场结束，根本上就是一场改良请愿的现代版公车上书，
只不过菜市口的大砍刀，换成了长安街上的装甲拖拉机。绝食请愿的学生，包括所谓的“暴徒”市民，
手上有什么“革命”的武器吗？李刘二位是犯了指鹿为马的错误。
19年前的事件中，哪个是“以暴易暴”的“革命家”？恰恰不是“以暴易暴”，
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没有一个是革命家，甚至连三个湖南青年的
甘地式和平抗议行为，泼污干尸画像，挂对联，都被他们出卖而身陷牢狱，
被逼疯。中共国的失败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甘地遍地，但都活得死得不如狗。
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呢？ 他们的失败，恰恰因为遵循和平主义，甚至连甘地都不如，
甘地公开反对英国政府，要英国政府滚蛋，Quit India。而19年前那帮人，
何曾公开提出过类似的政治诉求？
他们的失败，恰恰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和易暴，遭致当局的以暴易和。:)
而且甘地也并非完全的和平主义者。在南非为印度独立抗争的时候，他抓住英国政
府和杀了两个英国官员的祖鲁族人开战的机会，要求印度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合法公
民，也可以参战，以提高印度人民的政治地位，被拒绝了。为了政治目的甚至可以
参战，这也是和平主义？:) 当然这是甘地的早期政治活动，也许他后来转变了。[1]
如今被臭骂的学生领袖和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一群“伟大”的甘地，只不过逃跑了而已。
而逃跑的和平抗争者，康有为梁启超，太多例子了。逃跑的革命家，有孙文，
也有华盛顿打败仗的时候。:) 革命家也好，不革命家也好，都有在失败时逃跑的
必要和利权。白白被抓或者送死，除了称了暴君和走狗们的快意，还有什么价值？
[1]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ndhi
Role in Zulu War, Main article: Bambatha Rebellion
我从来不反对请愿类，正如我虽然自己坚决不会去“上访”，
但是不反对上访的访民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权。
我反对的那类走狗奴才，他们因为自己主张请愿，就践踏侮辱主张革命的人。
尽管我认为革命也不合适，但是每个人有权做自己的选择，为自由而战。
庭成员，日以继夜地迫害。虽然 Gandhi 和 Mandela 都坐牢，King 也被刺杀。
这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当局有自由和平的意愿和积极努力，而绝不是非暴力之功。非
暴力对抗暴力专制恐怖政治，无非是以身饲虎。
简单说，对暴力侵犯的必要自卫，是需要暴力的。暴力自卫和革命，不是以暴易暴。
有许多人提倡互相理解融合歧见，你和希特勒能融合么？:) 如果和平手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还要警察干什么？
不义不一定需要用暴力来反抗。注意：专制暴政，本质是暴力侵犯和迫害，才
不得不需要用暴力反抗。
我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确实，都是用和平方式反抗不义。没错，这一点他们做得
对。所以，我对他们的评价是“虽然他们精神可嘉，但都是有条件的”。
我对他们三个的分析还是很粗的。细节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三个人被反复作为一类
典范传送，谬误很深。尤其现在的反革命者，津津乐道。:) 我看这是迷魂汤。
举例来说，不因为如此犹太人就应该只能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的种族屠杀。
试想，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军队的坦克行进在城市中心广场上，机枪四处扫
射，请问你该用何种和平方式反抗这种“不义”？:)
现在中共国流行反革命的谎言，悠悠然自以为得了中庸之道的真传：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
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
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
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６〕似的
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
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1]
对于从来不可能 fairplay 的专制暴政集团，和平只是杀人的帮凶借口。
我提醒这些反革命主义者，越反革命，越把屁股坐死在活火山口上，屁股烤得香喷喷，
很遗憾，革命发生的可能只会更大。
我的立场：不希望发生革命，但是我从来不反革命。正如，我从来不希望日常生活
中需要随身携带武器来自卫；但是遇到强盗行凶抢劫，如果无路可逃，我最紧迫的
需求就是找到称手的自卫武器。
我反反革命，但是我也不革命。这是比较自私怯懦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认为比反革
命更符合正义。也是因为我相信儒家的身，家，族，邦，国，天下的伦理层次关
系。这一原则除了紧急情况下的特例，我看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社会的伦理原
则。
所有这些反革命者，其实都是怕革命者。我一样也是怕革命者。之所以这些人怕革
命，要么是可能发生的革命要推翻的暴政压迫者，要么就是和我一样，还没有被逼
迫到除了革命走投无路的地步。因为，革命不但对于被革命者的代价高昂，而对于
革命者的代价更高。所以，暴力革命之发生，必然因为除了暴力革命之外，
别无其它和平的自卫手段可以采用了。不到万不得已，有哪个人会做革命者呢？
那些悠悠然摇着羽扇的反革命者，自以为聪明，不过是屁股坐的位置不同，等着吃
自己的烤猪臀而已。:)
[1]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http://xys.xlogit.com/xys/classics/Lu-Xun/essays/fen/fairplay.txt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描绘的“富士山”们，如今依然是同样的悠闲自在，得意忘形而堕落。不知道是历史总是重复自己，
还是不读历史的人们总是爱重复历史，“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参考：
呵呵，先生误会我了！我说的是我们侧重点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主张为大多数人接受，那么我们就的多去关注社会现实矛盾！这样才能引起社会共 鸣！作为一个80后，我的认识是现在的社会是文革和89学潮的的政治延续，都是专制的体现！但是我们想让大家接受，就必须讲究策略。世移则事异，世移则备 变；不能用守株待兔的思维解决问题。你老实谈论别人不关心的问题，你怎么让别人支持你呢！
你说的对，政治实践者需要考虑如何获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但是政治研究者则并非如此，他只要追求真理本身。苏格拉底永远不可能让当时的希腊人支持他，而不 是杀死他。在这个犬儒主义社会，只有不可抗拒的内外因素导致的利益格局的变动才会使人们改变对暴政的支持和纵容，而不是任何学说本身。他们不相信任何理 论，除了金钱和权势。
我一开始希望看到的讨论是关于所转载文章内容本身的，比如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你有哪些不同见解，等等。我认为这才是有效的讨论。
当然你可以主张不谈这些，那你就不谈。但是要别人不关心历史怎么成呢？只关心现实而不参考历史，能正确认识现实么？
林贤治先生在《五四之死》[15]中回顾了近代支那革命史。在这篇长文中，他借 密芝勒的开篇名言开篇：‘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 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
这又涉及我看到的还没有来及评论的一个话题[1]，摘录如下，其中有些朋友的发言激烈，为了他的安全，我隐去人名：
-----8<----- 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
A：罢工被镇压呢？罢工是不可能夺回政权的。夺回政权需要暴力。
北国：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很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极权体制，就像十月革命那样。
A：当然是这样。需要宣传和培养民主意识，需要与传统东西的融合，需要包容异己(除非他伤害了自由本身），需要守卫和维护民主传统。可是要想进入民主社 会，
是绝对需要暴力斗争的，是需要流血的。
盟：同意。哈哈。。。起義不解決問題。
----->8----- 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
A 说得挺清楚。回复者也有他们的理由，但他们的逻辑是有些混乱的。A 说以暴力反抗暴力迫害，是瓦解极权体制的必要条件。但北国的回复却把 A 的论点额外增加了一个修饰，“单纯用暴力”。十月革命难道是单纯用暴力，没有用列宁主义思想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难道是“单纯”的暴力革命，没有利用一 套毛泽东思想吗？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难道是单纯用暴力，没有用一套纳粹主义政治理论吗？ :)
我恰恰认为，“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根本和是否产生另一个极权体制没有直接关联。瓦解极权体制的暴力革命，如果以自由民主思想为指引，就容易导致 自由民主体制，比如潘恩的《常识》对美国独立革命的指引作用。如果是以专制独裁思想为指引，就容易导致专制独裁体制。暴力本身都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要素。
另一方面看，A 认为“夺回政权需要暴力”，也是错误的，并且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平抗争的政治团体也可能获得政权。而“夺回政权”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的追求。自由民主主义 的追求是让人民取回被 剥夺的人权，公民政治利权。国家应当是民有，民治，民享，而不是简单说人民夺回政权。民主共和的政治中，不但原先在奴才专制主义 制度中的被压迫阶级获得公民政治利权，原先的压迫阶级，被解除了政治压迫的特权之后，依然具有公民政治利权，而不是失去政权。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则是主权在 民，每个公民都拥有一份主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一份政治选择权和决策权。这等于每个公民都拥有政权。民主制度中的执政党政府，并不是政权的所有人，而是代 理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政权，所以不满意的话按照合约可以解聘，这就是换届选举和特别的弹劾程序。
北国的观点是流行的反革命观点[4]，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2][3]之后，尤其在 8964 之后大规模金钱收买知识分子阶层之后，在知识界成为主流共识[6]，无论是专制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但是依然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持异议[6] [7][10]。比如，刘再复的女儿提到，‘
当他和李泽厚伯伯合著的《告别革命》出版时，就引起海外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的愤怒，连我父亲的老朋友刘宾雁伯伯也在《中国之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李泽 厚和我父亲是“讨好政府”，“讨好邓小平”，是在“扮演曾国藩、李鸿章似的扑灭革命的侩子手”。
’
秦晖先生在理论层次上总结了当今精英阶层的一种流行观点[23]：‘
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 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
’
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也是一个儒学专家，他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读《论语》：丧家狗》〉。他对“告别革命”的流行话语讽刺道：“
他们，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别是身居要职的党员，更是“共产主义掘墓人”。他们把苏联积攒的财富分光吃尽，然后宣布“告别革
命”，摇身一变，号称自由主义者。从“政左经左”至“政左经右”到“政右经右”，是其演变的一般轨迹。
’
现在，反革命主义者不仅仅是主张“告别革命”，甚至有人持这样的论点：共产主义是激进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因此，激进 的理想主 义都是会造成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于是，对于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讽刺不一而足。对于这一种大脑中逻辑思考沟回发育不全的人的论点，我也不想作什么评论 了。:)
关于告别革命的话题，我在巴黎旅游参观拉雪兹公墓里的巴黎公社墙时，也有些感想 [9]：
-----8<----- 立里: 三权分立社会阶层 Estates of the realm
看法国历史介绍，查了一下相关的概念。美国的思想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传统共同影
响，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思想史的重要性依然超过美国。这两个国家都三番五次发生
流血革命。呼吁告别革命的反革命派应该读读历史，不过是霸住特权继续享用的美
梦罢了。唱着“和谐”的口号作恶更黑，本就是黑帮显威的习惯做法（港片《黑社会-
以和为贵》），根本阻挡不了革命的风暴。无数国家的革命史反复演出这一场悲
剧：不改则死；改了死得更快，然而可以体面一些。
没有法国人潘恩的革命煽动，也不会有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很多人物，都是
美国革命的支持者。Eiffel 设计了铁塔，也设计了法国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
钢结构。如曹长青这类以“保守主义”自命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只看到保守主义右派
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革命主义的左派在美国诞生及进步中的更重要
的推动作用。
参观了拉雪兹(Pere Lachaise)公墓一角的巴黎公社墙。周围布满法国共产党领袖
们的光鲜的墓。我因为对中共的联想不禁产生的厌恶，很快被墓地苍凉氛围中的再
次的思考改变。他们没有中共专制下的那种糜烂的血腥的哀荣。工农的正义，多半
只能靠暴动和牺牲来争取，尚且不足，这是无可避免的力量不均衡的结果。死者足
哀，而生者当忧！
在日本欧洲看到地方政府，议会中的左派力量之大，比如共产党在日本，荷兰，法
国的地方议会的成员之多，令我惊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在野监督
政府的时候，确实可爱得多。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需要一点暴力呢。这就是杨佳
受大众敬佩，赞叹为大侠的原因。
那些嘤嘤嗡嗡的什么“法治”啊，“被杀的警察很可能无辜啊”，“警察罪不当死啊”，
“杀人终究是犯罪啊”的右派知识分子刑名师爷，恰恰成了专制主义走狗。在没有法
治的条件下要求人遵循法治，其实是维护屠刀的最恶毒的谎言。
[2] Fête de la Fédér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F%C3%AAte_de_la_F%C3%A9d%C3%A9ration
[3] Champ de Mars, Pari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mp_de_Mars
----->8----- 立里: 三权分立社会阶层 Estates of the realm
杨奎松教授也在访谈中提及“告别革命”，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关系[12]：‘
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历史，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尽可能真实地" 还原"历史，是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要了解今日之 种种，设想明日之所求，就非正确了解昨日之所为并探讨其如何为、所以为不可。此正所谓"以史为鉴".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 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大家也都在讲"以史为鉴"，却忘了你连历史这面镜子都造不好，一段段弄成了哈哈镜一般，照镜子的人又如何能正确 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当然，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不是"告别革命"论者。革命，无论是怎样一种革命，它既然会在中国发生，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和存 在的某种合理性。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的标准了。结果不要 说是那种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对一些看上去并不会有碍政治形象的历史问题，它也一样会按照其既定的标准去误读历史。
’
查建英女士在《国家公敌》中用白描笔触展示了8964后“告别革命”的论调是如何占据主流舆论的[13]：
-----8<----- 查建英：国家公敌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 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 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 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 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 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 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 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 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 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 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8----- 查建英：国家公敌
林贤治先生在比较鲁迅和胡适的时候，写道[14]：
-----8<-----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先生称：“鲁迅倾心革命，胡适倾心改良”，这个概括大抵上是不错的。
不过，首先得弄清楚的是，革命在鲁迅那里是什么意思？他说过：“‘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 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显然，鲁迅的革命观，是包括了先生说的改良在内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说法，小革命即指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当世上的人们都大叫着“活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是赞成和拥护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他经历的 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 就像他说的，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 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也就是说，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 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 对革命的理解，我以为是充分的，用他本人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就是：“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仅仅在做革命的 奴隶，还是不做奴隶而革命这一点上，便把他同胡适，以及后来以各种 方式宣告“告别革命”的尊贵的学者区 分开来了。
“革命”这个词，首先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正如“自由”、“平等”、“博爱”、 “人道主义”一样，理论上如此，实践上也如此。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有巴士底狱。一个 如此坚牢的监狱般的社会，如果不给毁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 命》，明白地指出，大革命来源于旧制度，革命的规模和手段其实是早经旧制度预设好了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深明革命是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因此必须把它写进大宪章。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列述 各项受保障的人权，其中之一，就是“对压迫的反抗”。这就是革命，即 洛克说的“革命的人权”。既然革命乃基本人权之一，就意味着它是天然合理的。“人民主权”理论其实说的也就是这个意 思。我们可以任意谴责假“革命”之名的各种暴力性政治行为，但是对于革命本身，又有什么权利去否定它呢？
----->8-----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博士的《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4]，使 我看清了更多的历史脉络，写下了如下的读后感：‘
梁启超先生反革命是对的。但是革命如果要来，却不是反革命就能反得了的。如果当局想通过镇压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御用文人通过游说达到熄灭革 命的目的，历史不会那么复杂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促进革命。:)
而我的理解来看，梁启超先生对列宁主义革命党的反对，并非"告别革命"的含义。
’
何家栋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回忆他们“1.29”一代知识青年的革命思想变迁以 后写道[20]：‘
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 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 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 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 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
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先生，在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和农村现状的文章[21]中作 出结论说：‘
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大众被边缘化
千百年来，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走通的先例，值得警惕的是，改良主义常常直接导致革命。在我看来，历史上的改良主义 导致革命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改良主义导致了多数人被边缘化。要想告别革命，就必须抛弃多数人被边缘化的改良主义。换句话说，多数人被边缘化的改 革，一定会导致革命，当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的第二代和失业大学生相结合的时候，革命实际上就不可阻挡了。
改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边缘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些整天都在叫喊“革命有罪” 和标榜自己是“改良主义者”的智者们，实际上只是站在强势阶层的阶下祈求不被边缘或寻求明则保身而已，这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
如果真的要避免革命或保证改良主义的成功，就必须避免社会大多数被边缘化。关键在于坚定的支持执政党和人民大众合作，坚决打击官商勾结和行政垄断等一切特 权。正确的做法就是开放社会，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依法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依法博弈而获得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领导社会各个阶层有效的打击和消 除特权，是检验执政党能力和性质的根本标准。
’
苏文在回顾了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后总结道[18]：
-----8<----- 苏文: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
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
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
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於：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
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
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怕也就不远了。
----->8----- 苏文: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先生以清末洋务运动和立宪改革的历史为参照，以古讽今 写道：‘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
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
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
人们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当时的英国
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满清统治者根本
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和不断的妥协精神。
所以，与其说 “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
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极端”；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
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放弃极端”，主动改革。对清政府而言，戊戌时期本为它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它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握这一机遇。这样，它后来便不
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直到完全破产。从更深一层的原因来看，清王朝的被推
翻说明了统治者对“社会整合”的失败。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并非传统的异
族入侵，而是深刻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化社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
社会组织机构、新社会政治观念……不断产生、传入，这一切都要求统治者能“明察
秋毫”，正视现实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改革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协调
各方利益，对社会进行整合。如果统治者不能成功对社会进行整合，那么不是以强
权压制社会的进步，就是自己被社会革命所推翻。
’
如果在民初，我的态度是：不反对革命，但是支持君主立宪。
如果没有革命者的制衡，君主就不可能立宪。
而如果没有君主的制衡，革命者必将成为新的更恶劣的专制王权。
这里我想到，有人说“英国革命的平和”，其实也是剪裁历史。英国的自由主 义革命，一点都不平和，
无论是革命的一方还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抗的过程都很血腥暴力。国王砍人民脑袋，
人民领袖砍国王脑袋，然后国王又车裂人民领袖，连死了的都要碎尸泄愤。
荷兰从西班牙王权统治下革命，战争持续了80年后，才得以建立共和国[16][17]，
成为欧洲最早的自由民主政体。荷兰的独立革命被认为是温和的，但是难道 80 年的独立战争，
是不流血的和平非暴力的 80 年？
所以可悲的是，人类是如此的顽愚和凶残，尽管我们希望不要发生血腥暴力的革命，
但事实上历史却告诉我们这几乎是幻想。因为当权统治者的反革命，
和希望改良的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反对革命的冲击，想避免革命发生，
而前者却以“坚持巩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三百年大清帝国不动摇的政策镇压革命，刺激革命发生。
尽管你建议的只是改良，依然被砍脑袋如切菜瓜，改良者终于倒在和谐稳定的血泊之中，
而席卷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的脚步却加快了。
李泽厚和刘再复批评8964是激进革命。但事实上那个事件以学生跪递请愿书的事件开头，
以被坦克和枪弹驱离广场结束，根本上就是一场改良请愿的现代版公车上书，
只不过菜市口的大砍刀，换成了长安街上的装甲拖拉机。绝食请愿的学生，包括所谓的“暴徒”市民，
手上有什么“革命”的武器吗？李刘二位是犯了指鹿为马的错误。
19年前的事件中，哪个是“以暴易暴”的“革命家”？恰恰不是“以暴易暴”，
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没有一个是革命家，甚至连三个湖南青年的
甘地式和平抗议行为，泼污干尸画像，挂对联，都被他们出卖而身陷牢狱，
被逼疯。中共国的失败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甘地遍地，但都活得死得不如狗。
他们为什么失败了呢？ 他们的失败，恰恰因为遵循和平主义，甚至连甘地都不如，
甘地公开反对英国政府，要英国政府滚蛋，Quit India。而19年前那帮人，
何曾公开提出过类似的政治诉求？
他们的失败，恰恰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和易暴，遭致当局的以暴易和。:)
而且甘地也并非完全的和平主义者。在南非为印度独立抗争的时候，他抓住英国政
府和杀了两个英国官员的祖鲁族人开战的机会，要求印度人作为大英帝国的合法公
民，也可以参战，以提高印度人民的政治地位，被拒绝了。为了政治目的甚至可以
参战，这也是和平主义？:) 当然这是甘地的早期政治活动，也许他后来转变了。[1]
如今被臭骂的学生领袖和异议知识分子，他们就是一群“伟大”的甘地，只不过逃跑了而已。
而逃跑的和平抗争者，康有为梁启超，太多例子了。逃跑的革命家，有孙文，
也有华盛顿打败仗的时候。:) 革命家也好，不革命家也好，都有在失败时逃跑的
必要和利权。白白被抓或者送死，除了称了暴君和走狗们的快意，还有什么价值？
[1]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ndhi
Role in Zulu War, Main article: Bambatha Rebellion
我从来不反对请愿类，正如我虽然自己坚决不会去“上访”，
但是不反对上访的访民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权。
我反对的那类走狗奴才，他们因为自己主张请愿，就践踏侮辱主张革命的人。
尽管我认为革命也不合适，但是每个人有权做自己的选择，为自由而战。
而且我认为[22] M. K. Gandhi 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的 Martin Luther King,
南非的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虽然他们精神可嘉，但都是有条件的。
印度的 M. K. Gandhi 成功了，不是因为非暴力，而是因为日本暴力入侵印度削弱
了英国政府的军事存在。
美国的 M. L. King 成功了，不是因为非暴力，而首先是因为作为总统和司法部长
的 Kennedy 兄弟为代表的民权政治家在联邦政府中的巨大努力。
南非的 N. R. Mandela 成功了，不是因为非暴力，而是因为南非总统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努力。
庭成员，日以继夜地迫害。虽然 Gandhi 和 Mandela 都坐牢，King 也被刺杀。
这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当局有自由和平的意愿和积极努力，而绝不是非暴力之功。非
暴力对抗暴力专制恐怖政治，无非是以身饲虎。
简单说，对暴力侵犯的必要自卫，是需要暴力的。暴力自卫和革命，不是以暴易暴。
有许多人提倡互相理解融合歧见，你和希特勒能融合么？:) 如果和平手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还要警察干什么？
不义不一定需要用暴力来反抗。注意：专制暴政，本质是暴力侵犯和迫害，才
不得不需要用暴力反抗。
我上面提到的三个人，确实，都是用和平方式反抗不义。没错，这一点他们做得
对。所以，我对他们的评价是“虽然他们精神可嘉，但都是有条件的”。
我对他们三个的分析还是很粗的。细节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三个人被反复作为一类
典范传送，谬误很深。尤其现在的反革命者，津津乐道。:) 我看这是迷魂汤。
举例来说，不因为如此犹太人就应该只能用和平方式反抗希特勒的种族屠杀。
试想，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军队的坦克行进在城市中心广场上，机枪四处扫
射，请问你该用何种和平方式反抗这种“不义”？:)
现在中共国流行反革命的谎言，悠悠然自以为得了中庸之道的真传：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
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
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
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６〕似的
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
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1]
对于从来不可能 fairplay 的专制暴政集团，和平只是杀人的帮凶借口。
我提醒这些反革命主义者，越反革命，越把屁股坐死在活火山口上，屁股烤得香喷喷，
很遗憾，革命发生的可能只会更大。
我的立场：不希望发生革命，但是我从来不反革命。正如，我从来不希望日常生活
中需要随身携带武器来自卫；但是遇到强盗行凶抢劫，如果无路可逃，我最紧迫的
需求就是找到称手的自卫武器。
我反反革命，但是我也不革命。这是比较自私怯懦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认为比反革
命更符合正义。也是因为我相信儒家的身，家，族，邦，国，天下的伦理层次关
系。这一原则除了紧急情况下的特例，我看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社会的伦理原
则。
所有这些反革命者，其实都是怕革命者。我一样也是怕革命者。之所以这些人怕革
命，要么是可能发生的革命要推翻的暴政压迫者，要么就是和我一样，还没有被逼
迫到除了革命走投无路的地步。因为，革命不但对于被革命者的代价高昂，而对于
革命者的代价更高。所以，暴力革命之发生，必然因为除了暴力革命之外，
别无其它和平的自卫手段可以采用了。不到万不得已，有哪个人会做革命者呢？
那些悠悠然摇着羽扇的反革命者，自以为聪明，不过是屁股坐的位置不同，等着吃
自己的烤猪臀而已。:)
[1]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http://xys.xlogit.com/xys/classics/Lu-Xun/essays/fen/fairplay.txt
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中描绘的“富士山”们，如今依然是同样的悠闲自在，得意忘形而堕落。不知道是历史总是重复自己，
还是不读历史的人们总是爱重复历史，“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单纯用暴力去瓦解极权体制，很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极权体制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free-talk-of-nfzm/t/a4400fc2a9c0b02
- 徐友渔: 李泽厚：80年代独领风骚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4e7b12b92a3c3240
- 余英时： 戊戌政变今读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29694916a425a0e3
- 潘光哲：关于“告别革命”的历史书写——以一九○三年为例的一些思考;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acd61ca81beec41e
- 刘剑梅为父亲刘再复答余杰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ba7bb6234dd4f3d7
- 犬儒化的中国批评者：压力下的妥协和孤独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969cd43b1979984a
- 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697f2df83d4cdaff
- 李零：读《动物农场》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2a40d73b0edb0fdd
- 立里: 三权分立社会阶层 Estates of the realm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fa52678cfb126dfa
- 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5022b4d9bb3be9f9
- 林贤治: 西蒙娜·薇依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5a6c7a302737da65
- 南都周刊专访杨奎松：拨开中国近代史的迷雾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4533519d66571a84
- 查建英：国家公敌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457d7347ee3a1fcb
- 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5a5a12cb30baead0
- 林贤治：五四之死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a0cf4e513e6a02a8
- 荷兰独立战争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80457.htm
荷兰独立战争指的是尼德兰在1566—1609年期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既 是一场 .... 同抗击西班牙，使荷兰独立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战役是纽波特会战 ... - 八十年战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
//zh.wikipedia.org/wiki/荷兰独立战争
该战争也是荷兰的独立战争。与西班牙不同，荷兰所属尼德兰本为松散联邦，为了此 战争，联邦出现前所未有的团结，而领导者为尼德兰总督威廉。 经过多次海战后，荷兰与 ... - 苏文: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改革、"雪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https://groups.google.com/group/lihlii/t/4947a473be0575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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