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化的中国批评者：压力下的妥协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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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化的中国批评者：压力下的妥协和孤独
DWNEWS.COM-- 2008年10月23日17:17:4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中国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反对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然而在中
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批评者失去了往日的锋芒。
六四后流行“渐进”告别革命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尤其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但是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中国的批评者们看到：王天成： “89年
的六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在接下来的多年中间，不仅官方不再讲政治体制
改革了，民间思想也转向了。渐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民主正式浮出水面，变得越来
越流行。”
这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运动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王天成：“80年代很有
影响的学者，像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1996年在香港出了一本书，也就是著名的
《告别革命》，认为中国经历的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
命、以及89年风波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因此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不
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的改良。”
王天成进一步指出：“我特别怀念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有闯关意识，知道改革要
有阵痛。但是90年代以后，这种意识消失了。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
靡了。” 补天和变天与己两无关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军宁也指出中国精英对改革的冷漠。刘军宁：“在
89年以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补天派’。到89年以后，一些人认为自己要
‘补天’了，大多数人认为‘补天’和‘变天’和自己没有关系。我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
人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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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很多原来自认为改革派的中国精英现在已经进入体制内，观点与过去大
相径庭。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说：“以前是说，你89年六四镇压
了，我不喜欢，我无奈，只好接受。现在说，对呀，镇压得对呀，不镇压哪有今天
呢？盛世啊！共产党这套做法不仅是正确的，那是太高明了。这叫道德化。你就按
照这个东西来判断吧。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就按这套东西来判断吧。”
*官方压力下的妥协和孤独* 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对精英们的苦衷表示理
解：“我也理解提出渐进民主背后的苦衷，因为这样一种对官方没有急迫危险的观
点更容易得到发表，也被认为更容易被官方所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嘛是最讲策略
的，老是考虑官方能不能接受。”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的观点类似体制内的反
对派。她指出，官方压力会让反对派脱离社会大众。崔卫平：“在一种比较严厉的
体制的限制之下，本来对这个人来说，他是一个参与社会的行为，最终经过一系列
的演变，却变成了一个被放逐和自我放逐的行为。甚至他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不
再拥有一些生长性的空间。那么能够与他为伴的就是他的道德感，以及由此而带来
的孤独感，很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脱离社会。” *反对派当自强*
尽管崔卫平教授认为反对派人士脱离社会大众是官方压力造成的，但是她劝反对派
人士自我调整，适应社会环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保持参与社会的能力。崔卫平：
“不能因为自己被边缘化了，被限制在一个比较低矮的天空当中，于是这些人说话
的议题和眼光也就变得越来越窄。”
“仅仅是一些道德的英雄行为，它所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与其和指望呼
唤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他们的道德角色，还不如认真去思考超越个人，甚至于超越
个人道德的问题，比如说，到底目前中国社会民众的不满和要求是什么？到底人们
的愿望和现实的落差在哪里？到底如何在今天更加中肯地描述这个社会？而这样的
描述如何做到让更多的人们口服心服，体现更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想象？”
“要能够更多地对社会说话，与社会对话，或者在社会面前喊话，而不仅仅是小圈
子里面的少数人的语言。” *问题和主义*
但是刘军宁指出，中国早就有过奉劝知识分子“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观点。刘军
宁：“中国的自由派说，不要去考虑主义问题，他们继承了胡适的口号说：‘多谈问
题，少谈主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稍微有点问题，因为你没有主义的话，就没有
问题。任何问题都是根据一个主义的判断才出来的。当你把主义删掉的时候，一个
社会不会有任何问题。”
*理直气壮地保持沉默*
六四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华学人联谊会主席王丹博士指责中国精英有犬儒主
义。“我想六四以后或者受六四影响形成的后来20年中国的一些特点，......一个
方面就是在知识精英阶层出现犬儒主义。80年代的时候，如果自己怯懦的话，还不
好意思；现在的知识分子要是不敢讲话，理直气壮，而且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而
且找很精辟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改革无望变天无力*
自称是“变天派”的刘军宁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变天”才能解决问题。
刘军宁：“在中国，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是最终呢，改革肯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
的使命。是一个不可能有结局的、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场社会变革。”“‘变天
派’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因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至少他们
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个天不可补。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但是，面对中国当今
的局势，刘军宁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今天，‘变天派’面临的困局是，他们有明
确的方向，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他们却没有作为的空间。他们有突破的方向，却没
有突破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目前这个僵局所在。”
六四以后一直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中
国批评者的看法：“中国在六四以后没有政治改革，而现在看起来，政治改革的希
望也没有。” *压力传过太平洋*
参加这次《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的十几位中国大陆学者和专家都
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批评者，都发表过相当尖锐的言论和文章。但是在这次研讨会
期间，多数人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理由都是“不方便”。身在美国，可以明显
感觉到，万里之外太平洋另一边的压力的确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