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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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发信站: 一见如故 (Tue Oct 21 09:11:32 2008), 本站(yjrg.net)
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改良对于底层民众和政治本身来言，确实是最佳选择。政治带有保守主义特征，本
身需要步步为营，以避开命运和偶然性的统治。对于民众来说，身体欲望和必然性
的的需求，例如和平安全秩序和幸福，是第一位的，如果无法政治自由，那么一个
有秩序的专制，保障生命的延续，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80 年代的改良呼声，后面有文革历史的暴力在威胁着，确实有一种永恒终结革命
的渴望。对暴力必然性的告别，是一种自由的哲学。然而永恒终结革命，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伦理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技艺，也就是把革命所要解决的问
题，稀释到过去当下未来的每一寸历史时空中，造成时时刻刻都在革命，也就时时
刻刻都没革命了。解药与毒药并存。有毒蛇出入的地方，必有解药。比较成功的做
法是美国在议会和法庭之中闹革命。而邓小平的改革代替革命的设想，也指向这一
种理想，可惜注定是一个悲壮的历史悲剧。
李泽厚等提出告别革命，后来有几种思潮做了配合。一个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民粹主
义反思，例如重视《路标集》，一个是晚清改良悲剧的反思，还有一个欧陆自由主义
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区分。再放到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悲惨结果中
来， 80年代的学者，甚至试图得出一个结论，暴力革命已经成为负面的词汇。
可是告别革命和《路标集》等这一些思潮，都是对革命失败的提醒，只事关失败，而
无关胜利。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导向胜利，这种胜利，包括对过去革命化腐朽为
神奇，修正为当下的目标，将过去革命失落的目标，给实现出来，或者避免未来革
命重蹈覆辙。我们要的并不是刻在墓碑上的失败记忆，而是需要凯旋门。告别革命
和《路标集》，完全把自己嵌在失败者中间，虽然作为失败者的批判者，但还是失败
者集团成员而已。
多想一想怎么办吧。多想一想避免暴力革命，如何做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道德
上很高尚，态度上很保守，或者历史知识上很明智，能够避免的。政治冲突从来不
是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一种告别革命的立场，不外乎起的作用，就是火上浇油。
一种空洞的道德政治，用非黑即白的尺子来衡量世界，是一种无能和恐惧。对看不
清楚的就恐惧和妖魔化，就是白痴，就是无能。
没法避免革命土壤产生时，道德启蒙教士不可轻言革命，照样有革命理论，表现为
宗教革命理论，甚至更可怕的邪教理论。道德启蒙教士别以为中国前途都在自己身
上。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道德启蒙教士被改革宠坏了。尤其是在80年代的美
好记忆中，指向了一种不知所谓的自我肯定。
例如改革启蒙派是改革意识形态中幸福的猪。当我们说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完
全是好的市场经济时，他们心中暗暗有自己能够实现完美市场经济的信心，别人完
成不了，自己却能。极其相信那种例外或落在自己头上，金苹果会掉到自己脑门
上。就像与毛泽东在文革中相同，一定相信自己的政治试验能够成功。嘴上说说不
定我们能够成功，而心理说，肯定可以。
回头观看改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发端于民间的主动性，而只有得到官方确认
之后，知识分子才大规模的阐释其正当性。本来第三层次打下手的，并不是大厨
师。可是改革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不断吹嘘成是自己推动了改革，在欺骗
别人的同时，也欺骗了自己，最后连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我暗示自我肯
定，越发膨胀起来。本身是被体制吸纳的，具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却把自己当做
改良和改革进程唯一的门，唯一的路径。他们以为自己是是在下着天下棋局的伟大
棋手，其实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棋局的棋子。
道德政治倾向于排斥民众的反抗权（例如康德反对抵抗权，就与之启蒙君主开明专
制，哲人为幕后帝王师的主张相关）。道德是可以做到道德的人们的道德。对没有
条件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暴政。道德是多元的，破碎的，模糊的，属于特定具备
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群体，超出群体，道德就构成精神压迫。基于这一群体的道
德，掌握政治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暴力。
这里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当对群体以外的人，施加本群体的道德标准时，那么就
呈现出来吸纳的状态（把他当作成员），可是同时构成一种压迫。我认为，如果要
施加，那就要给他们准备条件或者创造条件。不给条件，那就是高强度压迫。启蒙
运动中的启蒙哲人，一方面基于爱欲，希望民众模仿服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
面继承专制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把民众当作一件急迫的问
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他们把民众当做一种
动乱之源头，是一中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托克维尔说他们，他们发自内
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
官不逼民不反，消除民粹主义，应该从官方入手，而不是归责于民众。当今道德政
治思潮配合权贵，把民粹主义外推时，划分为恐怖主义的来源和敌人时，把民权也
妖魔化了。民粹主义之所以可以成为气候，是因为用极端歪曲的方式，为民众自我
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背书。道德政治思潮以反民粹主义的极端方式出现，那
么就把民众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一概抹杀，一方面要民众服从模仿他
们，一方面否定抹掉民众的肉身和精神。那就是除了服从模仿他们这一规定性之
外，民众没有其他任何内涵。
让民众饿着肚子听道德，或者宁死也要道德，这是新时代的以理杀人，另外一种形
式的贞节牌坊。他们甚至要否定一切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他们要求民众一切行为
听指挥，可是又不会指挥。
道德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精英，以自己的人格代替了民众人格，置民众于奴隶的
主体性死亡之中。保守主义的精英必须是灵魂的高尚，而不是肉体的骄傲，精英必
须可以担当起全部责任，而不是享受特权。
实际上专制和独裁的建立，尤其是现代的，专制建立道德政治上，建立权利与美德
的冲突之上。人权并不是美德。权利和人权，可能在另一方人，例如傲慢的掌权者
看来，是错的，政治不正确的。
保守主义精英预设一种于自己相当的“道德的人”，这个形象可以和日常生活邻里关
系中的民众吻合，可这是前现代的，乡土的，没有体验到现代性的紧张感。被置于
现代性之中的民众，已经疏远于日常生活邻里关系中，尤其在被剥夺和被压迫的政
治紧张中。在和平时代，一个被专制吸纳的人，例如改革三十年中学院派知识分
子，可以是道德中的人，甚至可以被宠为事关全局的主导型力量。可是现代性中的
和平，不过是革命和战争之间间隔的喘息，焦虑恐惧渗透到灵魂的最深处，道德很
显然无法与之和解，那么道德政治很显然，就成专政和压迫。统治之所以堕落为专
制，就是完全站在某一阶层道德之上。
唤起启蒙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的反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张嘴巴单口相声
的"二人转"，是同一种道德政治。民粹主义在道德上无限拔高民众，保守主义精英
在道德上无限贬低民众，都是为了政治领导权。
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碑之下。道德政治中，新精英为
了取代旧精英，于是鼓动民众突破了界碑。当掌了权，就压迫回界碑之下还下面，
因为害怕从民众中间产生要吃掉他们的新精英。民众基本严守群己分界，而精英才
肆意破坏。民众即使起来破坏，也是进攻为了防守。
道德启蒙运动有一种"自足"的自我论证，，那就是为自身的伟大和政治领导权提供
了内在于自身的基础，并且把自身作为原程序，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覆盖和格式化。
那么这时候，就显示出来一种强大的信心：解决方案已经具备而且最不坏，剩下的
问题就是贯彻到底，把没有格式化的，继续格式化。
也就是说，当道德启蒙教士完成自身的格式化，对于他们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
打扫战场。而一场持久而惨烈的精神搏斗，对于他们不放在心上，无关紧要的。这
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疯子。甚至比军事参谋总部的参谋，制定完战略，考虑的问题就
是战利品还不如。不如之处，在于制定战略还考虑了外在因素，而启蒙哲人的自身
知识/ 道德，或者知行合一的自我修炼，完全是非政治的，把外在世界当作虚无。
以这样的前自由主义的，前现代的政治思维结构，用来指导当下的现代政治，肯定
相信自己能推动改革，能够说服权贵放弃根本利益。也就是他们相信人性本善，权
贵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迷途的羊羔，经过他们说服，就回到了正义的羊圈。
道德启蒙教士的眼里，揉不出来沙粒，没有更强大，不可战胜的敌人。他们不愿意
看到的，他们不想要的，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即将不存在的。即使比他强大，89
挫折，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盲目乐观。89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却不是道德启蒙教
士的皮外伤，说明道德启蒙教士代是整个民族的超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
道德启蒙教士80年代被宠坏，对自己优越性未被挫败，来塑造进步的信念。进步的
是文化精英的进步，身体的烙印，而不是民族的整体的。
这种乐观，嵌在1949年之后乱石堆里面特别可笑。如果是一个良好的政体，一个良
好的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娇宠一些，自以为是一些，也不至于造成太坏的社会灾
难。如果本来政体就是病态，再碰到自以为是的巫婆神汉治病，那死得更惨。
贝壳里面的珍珠，正是无法排除的异物造成的。正是道德启蒙教士对划分敌我的完
全抹杀，造成了他们对立面革命美学对暴力毒药和暴力炸药的高度赞美。，正是以
前开错了药，如今非猛药不可。然而猛药造成病上加病。然后又有新的道德启蒙教
士站出来说，不能吃药不能吃药，不吃药就是最好的药。
80 年代改革的顺利，并不足当作一种当下和将来改革信心的启示。整个改革处在
一种乱摸的混沌，每一个措施都有高度风险，当局是否推出都有高度不确定性。摸
石头过河，就是说明这种高度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8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措施，例
如双轨制度，就是一种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乱摸中，偶然是对的，大部分都是错
的。然后把对的美化到极致，向毛主席学习，一件事情可一顶一万件事情，抹杀不
利后果，只选择有利的，相当于一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就当作法官的判决。
" 律师与法官"这个的隐喻，可以说明一个政治总体性的丢失。在一个历史精神的
法庭里面，由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即使一个当事人的请求是合法正当的，其正当性
也不来自当事人本身，不来自律师的辩护，而是来自法官的裁决。也就是说，我们
不能让运动员当做裁判员，80年代的改革固然还说的过去，但并不说明启示和正当
性来源，就在于80年代的改革。80年代的有效改革并不足烛照当下和未来，也并不
能说明改革方案就是对的，因为有毒之树，长出的话如同罂粟那么美丽，也结不出
善果。
固然对一个错误历史中的人们，采取革命的姿态，可能更加错误，但是采取改良的
姿态，只能是不幸中的万幸，错误中不错误，而绝不是正确。改良对革命的政治正
确，也仅限于短暂的历史期限，而且改良对革命的优势，不能因为革命是地狱的，
改良就是天堂的，通过妖魔化革命，恐惧革命而对一个生病中的恢复感恩戴德，把
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完全献身。改良对革命的厌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权益之计，不得不的东西，虽然其意欲走向正确，从血淋淋的地
狱之海中走向地面，但还是人类文明底线以下的东西，值得赞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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