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Fri, 12 Jun 2009 00:41:37 -0700
From: az85226
Subject: 四答安魂曲 兼答草庵居士: 柴玲的诉讼和“复出”
安兄:
对于柴玲的诉讼,我既不是律师又没看到卷宗,很难说什么。卡玛的电影严重损害了柴玲的名誉,柴玲想通过诉讼来反抗,是可以理解的。对方说他们和柴玲没有商业上的竞争,因而不会影响柴玲公司的商誉,其道理是不足的。有些人以在商场下毒来破坏食品公司商誉,有些人以攻击公司重要人物来影响商誉,都不必是同行干的。如果长弓公司,果然象他们自称的那么有理,连法官都说柴玲机会很少,(我怀疑美国的法官真会这样对外表示,非常地不 professional, 令人难以相信,)那么他们也不必请什么律师了,自己去对付官司吧,何至于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呢?
以上只是我随便说说我的困惑。回过头来说柴玲的公司,最大的败笔就是指责对方同情中共,这恐怕是破坏名誉案很快被dismiss 的重要原因,因为老美法官可不吃你这一套,反而让他觉得很不屑(bull shit)。卡玛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过分观点,用了很不公正的剪辑手法,不实事求是,可以说是党文化的表现,但是没有证据说他们同情中共,至少在法官看来是如此。在美国打官司,有事实说事实,有证据拿证据,那种虚无缥缈的动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价值,提它干吗?至少是画蛇添足,还可能弄巧成拙。这里的党文化影响也是明显的,但是也难深怪柴玲,现时的民运又比她强多少呢?只要看看我们这个论坛就可以了,那“亲共”“媚共”这类的帽子还看得少吗?
我对柴玲到底该不该打官司之事,观点是neutral的.
柴玲打这个官司时也是悄悄地干活,没有在民运圈寻求支持。现在我们签名给封丛德,并不表示支持柴玲的官司,而是支持封丛德要求卡玛在她的网站上公布封丛德的澄清意见,这完全是公正合理的要求;卡玛他们掌握了,甚至可以说是垄断了,向她的美国同胞介绍天安门事件的语话权。(不要跟我说,封丛德可以自己拍一部对抗卡玛的电影,就像不要以为你弄个夫妻老婆店就可以对抗微软一样,在介绍天安门的语话领域,卡玛绝非弱势。)卡玛在中国长大,接受了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教育,文革中曾受中央文革策动去外地地煽风点火,可以说是个聂元梓式的人物。有过此种经历和教训,照理说,也应该搞得懂柴玲说那番话时背后的真相,就像我们现在能搞懂一样。而她的美国同胞是不容易搞懂的。封丛德的信,就是为了帮
助他们搞懂,有什么不可以呢?
值得指出的是,封丛德认为,卡玛后面的实际上是戴晴。我想这是有可能,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戴晴是个高干子女,又是一个知名的异议作家,她那犀利的笔锋,对一党专制制度下的种种阴暗面评击不遗余力。六四前,她一片苦心想把学生劝回去,被当作负有政府使命的奸细而受排斥。六四后坐牢10个月,以后坐牢出来,逃到海外的学生领袖们依然对她没好话,拿她的出身做文章,好像她当初来广场就是专门想害学生似的。其实兄弟我当年在上海就做着和她类似的事,而且我一直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假如我在北京碰到她,一定会设法加入她的行列。
为了八九民运期间跟学生接触的事,我二次入狱,又关了一年半,跑出来后,被海外民运捧作英雄,着实风光了一阵。可人家戴晴也坐牢,出来后却被流亡的学生领袖照批不误,落了个里外不是人,她能不怨得慌吗?她本来也不是个没脾气的人,你可以诬蔑她,她干吗不可以反咬你?试以柴玲那百口莫辩的委屈心理去想想戴晴,难道她就能想得开。戴晴从她那种背景里闯出来,成为异议者,是难能可贵的,看看现在高干子弟那发财发得,就知道她这样做的代价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学生领袖中曾经跟戴晴发生误会的,信基督的念念基督的宽恕,信佛祖的想想佛祖的慈悲,如是象兄弟我那样什么也没信,就设身处地为戴晴想想,人家怨不怨?然后以求人理解自己之心求己,以求人恕己之心恕人,跟戴晴互相道个歉,和解算了。
安兄,草庵雄,最后我再说说所谓的“柴玲复出”:
柴玲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她的煽情能力已经在“天安门的孩子”这一代人身上发挥得淋淋至尽。她以此为据,来证明她也能在美国孩子身上煽起一场实现美国梦的学生运动,理论上讲得通,实践上也没错。
她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进入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又成功地创了业,主要是她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获得的成功,但是也用到了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得来的名气。饮水思源,她要给民运一点回馈,要给天安门的一代一点交待,所以有了这个百万捐款行动。
没有证据表明她是想“复出”民运,做“民运领袖”。我想她的主战场还是她的“尖子班”。所谓“柴玲复出”云云,恐怕是报纸的夸张报导,她自己从未认可过。参加一两次六四纪念会也不能叫做复出。所以各位现有的民运领袖们,尤其是中央级的首长们,大不必紧张兮兮。有人把柴玲比作拿钱砸人的邓贵大,自己象那挨砸的邓玉娇,这想象力虽然丰富,那神经还是太过敏了点。
安兄,讨论至此,我想我基本上答完了您的问题,请不吝指教。我稍稍总结一下,就是:
八九民运把中国民主运动的重担,压在一批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身上,本来就有点是个历史的玩笑,再要把失败的责任推在一个小女子头上,就是更大的历史玩笑。现在玩笑该落幕了,大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之心寻求真相。当今已是网络时代,每个公众人物都被人从头评到脚,一便又一便。评论者要有公正心,被评者要有平常心。要知道任何评价都是暂时的,不会永久不变。任何评价也不会没有异议,绝对一致。在这个年代里,谁要是自己觉得是个完人,英雄或精英贵族之类就是没事找抽,所以都做个平常人吧。
还是俺老杨家的先人说得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杨慎 调寄《临江仙》
Subject: 三答安魂曲 柴玲的淡出
Date: Thursday, June 11, 2009, 1:54 PM
安兄:
谈过了六四中的柴玲后,现在咱们来谈谈现在的柴玲。首先是您的第4点,柴玲的淡出。
我在过去的Email里说过:“在学潮前,柴玲本是个不涉政治的小女生,对政治既无经验,又无兴趣。她是被她当时的丈夫封丛德带进学潮的。但她有她的独特个性,比较活泼外向,不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女生那样羞涩。柴玲很放得开,还颇有点演员素质,从心理学上说,她很容易接受环境的暗示,无论什么导演,稍作诱导就能令她进入角色,作浑然忘我的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她被选为领袖。(这么说当然很不完全,她的长处主要是煽情能力,为当时的广场所需。)
看了安兄的话后,又去查了封丛德的资料,果然如安兄所言,“从德的经历就和柴玲差不多”。
他在学潮前也从未关心过政治,“大概只知道鄧小平是誰,連趙紫陽都沒有听說過,反正就是對政治很無知啦。”真搞笑,我过去还以为他是和王丹一起搞民主沙龙的呢。[其实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学生的经历都和柴玲封丛德一样,从政治遗忘的象牙塔被卷进了政治中心,这真是历史开下的颇具中国特色的玩笑。所以别说眼下的学生不关心政治,时机一到,比谁都关心。]
柴玲的专业是心理学,而且还是儿童心理学。这个专业大概很讲究如何handle,引导和调动儿童的情绪吧?总之是个哄孩子的煽情专业。(当然是为了孩子们自己的利益去哄他们。)她在学潮中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什么“极强权欲”,不如说是极强的表演欲和煽情力(包括自我煽情)。她所陶醉的,与其说是学生领袖的光环,不如说是自己的煽情效果。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学家,她下意识地渴望自己有这种煽情催眠能力。
表演欲和权欲不同,后者渴望的是实际的权力,而前者渴望的只是观众的掌声。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她是自信的,豪情满怀的,斗志昂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她真诚地认为,她是民主的希望,自由的代表,任何反对她或她的伙伴的人,如果不是敌人的话,至少也是孬种。总之,是掌声给了她自我肯定,她也本能地知道怎样得到掌声。
但是一旦来到海外,掌声低落了,嘘声和倒彩却扬起来了,于是她迷惘了,困惑了,失落了,不知所措了,找不到北了。事实上,她本人也作过一些反思,在一些场合还谈起自己的内疚,并为之而流涕。但是卡玛的电影打断了这一切,那些不公正的剪辑镜头迫使她强力反弹。于是,在我们记忆里,她反思的镜头被抹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固执己见,没有反思的柴玲,只会自我保护,没有自我批评的柴玲。历史的玩笑就这样越开越大。
表演欲和权欲的第二个不同是,后者常常精心策划,知道自己在具体做什么,而前者常常是逢场作戏,很可能演完就忘记了演了什么。当柴玲刚听说卡玛的电影时,完全忘了,也根本不相信自己说过的那些话,直到自己亲自看到了自己的镜头,才傻了眼。事实上,我碰到过许多人,完全忘了当时自己在说什么,好像是梦游了一场一样。
不能简单地把柴玲和王丹相比。柴玲所受的打击比王丹大得多。杀人凶手是比同性恋重得多的指控。我形容柴玲所受到的打击是“毁灭性地”。从那个电影出世开始,我碰到许多人,在我面前痛骂柴玲,兼带骂民运,理由就是她“借刀杀人”。还有一些“六四杀得好”派,其依据也大抵来自卡玛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电影所坑的,决不是柴玲一个人。]
其次,柴玲的承受能力,她对参与政治的准备程度,都不能和王丹相比。她和大多数学潮参与者一样,并没有任何民主训练。他们或许知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不一定知道民主意味着容忍异端;(当今的民运圈里,比如说这个论坛上,又有多少人已经明白?)他们或许知道民主意味着服从多数,但不一定知道民主更表现在尊重少数。至于政治的波诡云谲,(尤其是中国政治,)是非毁誉只在反掌间,更是beyond
their minds。
那些民主道理,那些政治风云,我也是参加了海外民运后,在跟大家的交流中逐步认识的,你叫毫无准备的柴玲他们去哪里学来?要叫他们先知先觉,不学而能,这是不是异想天开?!
其实柴玲刚到海外时,对海外民运的参与还是蛮积极的,记得1992年1月李鹏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华人各界联合抗议,柴玲编写了一个公审李鹏的戏,派给我一个角色,是戴着一个纸做的锁链,在一个监狱的模型中控诉。我生性不善煽情,便拒绝了,柴玲还不大高兴,(后来姚勇战顶了我的缺。)见我当时写的报道(
http://bjzc.org/bjs/zcwx/822)。当身穿红大衣,配带黑纱的柴玲双手高展,仰天长呼,“妈妈呀,您在哪里呀?”全场无不动容,怡然广场再现。这种煽情效果,是打死我也学不会的,那时候,我就认定自己EQ太低。
[如果这里有什么大导演在场,请千万别误会,只要角色合适,片酬合理,我还是挺会演戏的,有朋友说我像极了傻根王宝善,和他站在一起,会叫人分不出谁是谁。
:-) ]
当里根先生觉得自己当演员不叫座时,就去做总统,反正都是听指挥站位子排练后演出,结果大获成功,还有机会批一下关于本人的议案。当柴玲被卡玛整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北时,她又没有条件学里根。
既然她已经不叫座,或者反而倍受职责了,她就不知道她还能为她的观众做什么了,于是就另谋发展,她知道自己不是个搞政治的料,就作回一个正常人。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决定,是个无可厚非的决定,甚至可以说是个英明的决定。既然搞不来政治,何必硬去搞呢。
像封丛德这样,从对政治一无所涉,连赵紫阳都不知何许人也的状态,转为义无反顾,从此走上民运生涯的公众人物,那是特殊情况下的超常发挥。人的表现,根据他的才能和准备,有正常,失常,超常之分。对失常,我们可以责备,惋惜;对正常,我们可以要求或理解,对超常,我们只能期盼而不能苛求,超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此外,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有搞政治,或者搞民运,才是在自我牺牲,为人类作贡献的高尚事业,别的行业都只是为自己挣钱。
不是这样的,只要是合法的勾当,都有为人民服务的一面,而民运也有追名逐利的一面。所以看民运人来人往,潮涨潮落,都要有一份平常心。
关于安兄的第4点,暂且讲到这里,其余几点容后再答,告罪了。
Wei Yang
Subject: 再答安魂曲 柴玲六四
Date: Tuesday, June 9, 2009, 2:27 PM
谢谢安兄的回应,我最终欣慰地看到,安兄确实是在凭良知和良心说话。关于柴玲20年前的事,即安兄的“1,2,3”点,我基本上和安兄一致。稍稍补充如下:
关于绝食事,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在伯桥家跟封丛德谈过,他当时让我假设我是学生决策者,我会怎么做?我说我不会主张绝食,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绝食是错的,而是各人个性不同。我是AB型,EQ比较低,一般不太喜欢煽情,(所以我也成不了“决策者”)。绝食后并不“必然失败”,在宣布戒严,军队被堵的最初几天,中共一度陷于混乱,是撤退的最佳时机。那时学生哀兵已成而实力未损,军民心中民主菌种已洒而尚待发酵,如果能撤,就能保持民气持盈不泄,大有可为。所以不能说绝食时败局已定。
学潮中的激进者并非柴玲一个,柴玲如果主张撤,也会像吾尔凯西,连胜德那样立遭罢免。
这不是个别人的责任问题,可以说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包括学生,包括学者,甚至也包括市民。安兄正确地提到了党文化的毒害问题,这当然是主要因素;但我还要补充说,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之士最怕的是人家说他们“孬种”,“叛徒”,因此容易走上“不妥协,不动摇的彻底革命之路。”广场上的学生之所以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怕人家(包括市民)骂他们孬种,懦夫;心里认为该撤而嘴上不敢说,不敢坚持的人,很大程度上是怕被人说成是“叛徒,学贼”。[所以当时我认为唯有像中国民联这样的“反动组织”出面呼吁撤退,才不会,或较少被骂,才能幸许有效。我当时很感谢袁木在教训学生的时候提到了“只有民联会高兴”,可惜他对民联的宣传太少了,而我的
失误是没有把袁木对民联的抬举立即汇报胡平。]
当时学生不撤的很大一部分理由是“怕人民失望”,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市民情绪影响。
我佩服黄仁宇的大历史理论,虽然有人说他只是在为国民党蒋介石作辩护。黄是把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失败,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下作考察,指出他们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不是哪个个人的道德或策略的失误问题。
同样,把六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某几个人的道德问题或策略失误问题是容易讨好的,因为这使其余的人觉得自己很干净,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问题,(我这里说的传统文化包括了党文化,因为党文化也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一部分,)那就会使大家觉得相当沉重,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检查自己所受到的影响,看到自己心里的“小毛泽东“ (王若望先生用语。)
值得指出的是,“怕人民失望”还包括怕海外华人舆论和港台人民的失望。当时学生和市民都非常注意听取海外和港台对学潮及整个形势的评论。有什么说法,立即就会被大量复印张贴出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外来评论也在左右学生的情绪,从而左右决策者的决定。同时海外舆论却没有一点呼吁撤退的,所以这一点当时使我最失望。
最后,我还要提一点,这个还是我的猜测,但是不妨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中共顽固派(或曰强硬派)不希望和平收场,而非要“以血醒民”(这本来就是戒严部队的口号)。为的是搞真“反革命暴动”,以便彻底迁灭“高自联”等“非法组织”,以免留下后患,让他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为此,他们需要逼反高自联!
所以每当广场上似乎要撤时,政府或军方就会说一点教训式的狠话,刺激学生的怒气而留下来对着干,或者就是抓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即支持学生的市民或工人,使学生认为自己有责任营救,不能弃之不顾。甚至连5月24日25日左右军队的退避三舍,也可能是卖个破绽,引你敢来的骄敌之计。
鲍彤以泄密罪被捕判刑,究竟泄了什么密,众说纷纭。或曰北京戒严之密,或曰紫阳下台之密。不管泄露什么,其用意都是让学生知道局势凶险,最好撤退。
可为何就惹得强硬派暴跳如雷,定要判他好几年呢?
受中共温和派阎明复委派,设法斡旋学生撤离广场的陈子明,王军涛分别被判十三年,是知识分子中因六四判得最重的。在接受阎委派之前,王曾犹豫:“我当时就拒绝了,知道这事左右为难。因为实力派希望学生运动搞大,他们才好镇压,我劝住了学生,他们就会恨我,把我打成黑手。我如果去劝学生呢,不能一开始就跟学生说我反对你们—那样先要被学生打死,总要先说“我是支持你们的”—记录下来,我就成了支持学生运动的黑手。劝住了是黑手,劝不住还是黑手,我不能去。“
但是最终逃不过他的良心和责任感,还是下了海,此是后话。
学生领袖中,坚决力主撤退,差点跟柴玲激烈冲突的刘刚被判得最重,六年,狱中待遇也最坏。相比较之下,附和坚守广场主张的王丹判四年。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在八九民运中的主要活动是希望民联呼吁学生与政府谈判撤退,希望上海学生能提出撤退主张。在狱中,承办员却说,学生喊“打倒李鹏”是“天真幼稚”,而我这个“以冷静理智面目出现的”才是“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
上海学生领袖姚勇战在狱中,也听他的承办员说,“学生是上当受骗,杨巍才是更危险的人物。”[应该说,上海的承办员只是跟着北京在鹦鹉学舌,后来上海警方还是比较包庇我的,1989年短暂折腾后,1990年整整一年没有再审讯。朱镕基访美前,我妈妈写信给他申述,(托人带去的),结果我在最热的8月(上海坐牢怕热不怕冷),被调往西郊条件比较好的拘留所(王若望先生关押处),享受三个月优待,(牢房宽畅,通风),直到秋凉。然后就等到北京同意放人(1991年2月)。]
最后是“四君子”事件。刘晓刚,周舵,候德建和高新四人6月2日出面绝食,是为了“篡党夺权”,掌握学生领导权后将学生带离广场,但是这需要时间。周刘在 5月中旬时,都受过统战部阎明复委托,设法斡旋学生,撤出广场,周并牵线让阎明复和学生领袖见面,劝得他们当面承诺撤退。所以中共不会不明白四君子的目的,如果中共想避免流血,完全可以再等一等,让四君子成功。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机会。我甚至认为中共强硬派生怕他们成功劝学生离场,反而加快了镇压步伐,把原定约6月10日的清场给提前了!
当时温家宝应当也属中共温和派,(鲍彤说温当时是个好人)。我佩服他在明知赵紫阳已经垮台的情况下,置自己政治前途不顾,毅然跟着赵和阎明复到广场去看学生。
2008年10月1日,温在纽约以中国总理的身份,接受CNN采访。当记者让他看了他1989年5月19日跟着赵紫阳见学生的照片,问他有何教训时,平时对答如流的温总理(虽然流得很慢,让人发急),此时却对着照片,眨着眼睛,咬着嘴唇,沉默了好几秒钟-----:
我一直在猜想,温家宝在那沉默的几秒钟里,究竟在想什么?我有许多猜测,其中一个是:
“我好晦气,我好冤,我温家宝当年是温和派,我们拿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风险,全力想阻止流血。我们知道刘晓波周舵他们要干什么,我们曾苦苦劝邓老爷子和李鹏小子且慢动手,再等一等,可是他们反而加快了步伐----,现在要我在这里,为他们的“断然措施”背黑锅!我好晦气,我好冤….“
于是他最后一咬牙,断然决定不提“断然措施”,而是一字一句地说下了一段震惊世界的话。
“相信问题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关。中国的民主发展首先需要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让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也才能为人民服务。其次,必须改善司法系统,讲求法治,并建设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制度。第三,政府必须接受民众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等的监督。”
中国宣传部门封杀了中国总理的这段话,可是整个海外都听到了。
我不知道温总理后来有没有在中共内部遭到批判,有没有写检查。我也理解他在目前地位上的无奈和局限。我只希望他在纽约说的那段话能早日成真。
好了,安兄,有时间我再跟您讨论你的其余论点吧。
Wei Yang
From: Anhunqu
Subject: Re: 天安门群体显身国会山庄,柴玲致辞并捐100万美金(多图)
Date: Sunday, June 7, 2009, 10:45 PM
潘兄、杨兄:
一不留神,我发现我们的讨论已经严重偏离了主题,从“该不该支持柴玲和卡玛打官司?”以及后来的“柴玲究竟捐没娟百万美元?”这两个显然属于现在时的辩论焦点,不经意被你们转换成了“柴玲究竟付出了多少?”这样和我们初始争论主题毫无关系(柴玲付出再多十倍,也不等于她就不能挨批)的一个无聊问题,直到如今居然开始争起了“究竟广场还是长安街更危险?”。。。老实说我对二十年后再争论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兴趣了----因为和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事情、中国和民运所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
其实人们对柴玲的印象有别,绝非仅仅出自对其“付出多少”或者“吃没吃人血馒头”的认识不同。安魂曲对柴玲的印象一直不算好,但也绝没有今天这么坏(后面有证据),事实上我对围绕柴玲个人的几个争论焦点都有着不同的独立认识----
1)柴玲六四究竟有没有错?-----我认为肯定是有的,主要是运动后期过于激进、坚持不撤出。。。不过她的这一错误并不比封从德和李录更严重,我也没因此讨厌封从德;
2)柴玲对六四流血究竟应否承担责任?------这个我倒认为责任有那么一些,但并不很大----因为第一那种气氛下即使柴玲想撤,郑义李录和其他什么更激进人士也一定会取而代之带领一部分学生继续留在广场。。。第二柴玲尤其封从德毕竟在大屠杀的当夜选择了理性(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那样,因为我有渴望牺牲情结),结果避免了大量同学的死伤,这个反有功德。。。第三、也是我一贯主张的:六四运动失败的关键其实在学生错误发动绝食之上,这以后败局已定,撤不撤只能决定流血与否甚至多少。而发动绝食的主要责任人则是王丹,柴玲只是配角;
3)柴玲当时那么讲,是否构成“吃人血馒头”的嫌疑?------对这个我从来就没有苟同过:我不记得曾在评论柴玲时使用过“人血馒头”这个词汇。我对柴玲那段话的理解一直是:柴玲受了毛共革命理论的长年洗脑影响,却不懂得尊重人权和民主这些基本的东西,所以才会以为牺牲他人以保障革命成功符合道义和理性(郑义在这方面的理解更绝,十多年后还坚持自己等激进领袖属于“麦克阿瑟元帅为了诺曼底登陆成功可以大量牺牲士兵的生命不受指责”)。。。但这和故意“吃人血馒头”显然是两回事。其实真正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不是没有,那就是那些六四后借机申请了“六四血卡”,却根本从来没真正支持过六四、许多后来甚至成为 “爱国华侨”的那类留学人渣。
事实上,我当初看到柴玲那段引起争议的讲话时,第一感觉反而是“柴玲这么讲真是太不谨慎了!”,主要是对她这么乱讲造成公众误解很不不以为然。但我一直认为:柴玲肯对记者讲老实话,至少说明她当时没那么卑鄙(甚至还有一丝可爱),总比李录之类“闷声大发财”的要好得多。。。直到几天前我第一次读到和那段录音有关的背景资料,才开始对柴玲当时究竟为什么那么讲有了些新的怀疑:也许柴玲不得不那样讲,是因为她当时正在委托录音的记者帮她一个人逃跑,可能要把广场同学丢下,她总得自圆其说不是?)
4)柴玲出国后的表现是否应该批评?-----这个反而是我对柴玲感觉变坏的主要原因。柴玲出国后没有几年就主动远离民运,而且十多年来每逢六四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肯发表,作为一个当年学生领袖这已经很有些反常(当年通缉名单上的,这些年基本上都有些言行)。。。更过分的是她居然还搞出不少负面形象,比如抱波斯猫作秀、对记者有关六四的问题多次不屑一顾:“谈那些干什么”。。。等等。当时还没出国的我第一次听人转述香港报纸的报道,心里那真是说不出的郁闷!六四学生领袖存在运动中争议的人多了,封从德的经历就和柴玲差不多,为什么偏偏她柴玲麻烦缠身呢?为什么只有她和六四“切割”得那么彻底、仿佛自己人生中不堪回首的屈辱一般呢?很多人,包括王丹封从德等都为柴玲辩解:她受了不
少委屈、伤心至极心灰意冷云云。。。仔细想想就知道这种辩解很苍白无力:王丹自己近年遭的非议更多,也没见王丹因此和六四绝情不是?
柴玲出国没几年就决心远离政治、甚至远在《天安门》拍摄之前,原因在我看来很可能只有一个:拥有极强权欲的她出国后发现自己在民运中根本无法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甚至不把她当回事的还大有人在,因此她失望了、伤心了、对经商(一片有可能让她找到自我感觉的新天地,怪不得她对记者说“我想有钱把中国买下来”)而不是民运感兴趣了。
5)柴玲起诉卡玛她们是否很过分?----这个在安魂曲看来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是大非问题。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在安魂曲看来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唯有利用自己公司的资金优势打击报复卡玛那个曾自筹资金帮我们中国人拍摄六四影片之洋人朋友团队基本言论自由权这一点,已经严重侵犯了安魂曲所认定的“自由”底线,沦为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共一样的自由敌人(当然程度大不同,但柴玲拥有了权力,就一定比中共更能容忍异议么?)----安魂曲消声多年,居然因此事而勃然大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因为实在对此事愤慨至极!尤其看到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和我们当年的学生群体,居然还有柴玲这烂事搅乎进来败坏六四的名声,就更是感到非奋笔疾书、仗义执言不可了。
6)柴玲“捐款百万美元”一事究竟该如何看待?-----对于这一点,请注意安魂曲至今也没有猜测柴玲突然复出“资助民运”的动机,但无论其动机好坏,公众都有权了解实情、避免受到中文传媒的有意无意误导。我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对自我定位既不是民运、也不是“反共写手”、更不是“天安门一代”,而只是“拥有独立人格之自由知识分子”的安魂曲来说,对公众、对民运澄清这类重大误导,几乎属于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里面六亲不认、不存在任何“为尊者讳”的问题。
以上六点,概括了我对柴玲看法认识的几个方面,更具体的解释了为什么安魂曲直到今天才突然对柴玲不依不饶。。。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你安魂曲对柴玲心怀不满久矣!真的是这样的么?请看本人发表于2005年的《时空机器》那篇“穿越”(大陆近年流行词,我写时尚不知)小说中有关柴玲的段落,就知本人对她当时有批评但绝无恶感,而且主要把她当成一个真心希望“革命胜利”的天真理想主义者来描写----- “ 。。。。
我只好去找我企图劝说来改变历史的第二人选----那就是身在广场的学生总指挥柴玲同学。。。
广场已经被夜色笼罩,远方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纪念碑前学生纠察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我这个外地学生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只好再次借助我的宝贝机器,终于见到了柴玲。
柴玲很忙,马上就要接受一位法国记者的采访。。。我知道这次采访将给柴玲本人带来极大的困扰,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提醒她拒绝采访了。我只能开门见山地说:
“柴玲,我来自未来,我知道邓小平马上会下达开枪的命令,我知道长安街会血流成河。。。为了保护咱们这些广场学生,许多的人都会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痛苦一辈子,请你务必想办法动员学生市民不要抵抗、撤出广场,忍辱负重,减少伤亡啊!”
柴玲奇怪地看了看我,突然苦笑道:“今晚很多人都这么苦口婆心劝我,你和他们也没有两样啊,难道你们大家都来自未来不成?。。。我没有时间再谈这个问题,我只问你一句话:中共开枪镇压,到底会有多少人死伤?”
“一般确信至少有数百人死亡,实际人数可能上千。。。”
柴玲舒了一口气:“我们本来预计会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被这个法西斯政权野蛮屠杀的。。。只要我们中大部分人能活下来,我们的胜利之日很快就会来临的,因为我们终于唤醒了民众!”
我哭笑不得:“柴玲啊,你太天真了!你可知道直到十六年后,我们还看不到一点“胜利”的影子么?”
我的话还没说完,突然一支大手把我拽到一边。。。“柴玲马上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你有什么话和我讲好了!”
原来是广场副总指挥李录先生。。。。
----大家请看:至少在四年前我对柴玲受到“极大困扰”还是同情为主的,也明确想象了她其实很关心流血的严重程度、希望死的人越少越好。。。而对她的批评则仅仅停留在“你太天真了!”这一点上----这几天那些暗示本人因“红眼病”对柴玲发难、或因认为“柴玲付出太少”而对其不客气的发言者们可以不必多言了。^-^
安魂曲
From: Michael Pan
Sent: Sunday, June 07, 2009 11:41 AM
Subject: Re: 天安门群体显身国会山庄,柴玲致辞并捐100万美金(多图)
安兄:
简单回应一下。“6。4”时你不在北京,所以情有可原。我很奇怪你居然还拿“四五”和“6。4”作比较,来证明广场是更安全的地方。请问“四五”在广场清场前动用过正规军从长安街一路杀人吗?
如果“6。4”前中共仅想在天安门进行“4。5”式清场,他完全可以用天安门四周建筑物出来的军队将广场戒严然后将学生赶走,而不是高调的整夜广播“如继续留在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处置”,然后在广场四周杀人后,又把广场围住。你以为邓小平是“四人帮”第二?你凭什么说邓小平在长安街大开杀戒后,在广场还会温和地进行“4。5”式清场?
另外感觉你对广场上的事不太了解,相信你没有在广场上呆太久,否则你也不会跳出来对柴玲大加笔伐。你有没有注意到真正在广场上留到最后的人(或"6.4" 北京大街堵军队的学生)没有谁站出来指责柴玲,反而是像你这样不在现场学生或书呆子,仅通过柴玲激动时说过的几句话就判断她不道德,知道流血还不通知学生?你知道当时就像我这样的基层学生骨干能接收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有多少吗?(兄弟还会英文)?
你以为柴玲那时就像天才一样,对各种信息有相当准确的分析与判断吗?
潘 强
2009/6/6 Anhunqu
潘兄:
我还是必须强调很关键的一点:即使在当年,至少我本人和其他很多学生、市民是清楚广场不一定比在长安街外围更危险的----戒严后组织了大量的“敢死队”,派去阻挡军车,从这个名称就可以想象当时广场人们对这一任务的理解。我本人当时已经负责起了广场的事务,但就是冲着自己不去“敢死”一回,留在广场相对保险的地方怎么也不安心这一点,还专门去了六里桥参加了堵车,后来发现那里没什么事才又回广场。
至于如果没有四君子广场的结局如何?我当时和现在的判断都一样:肯定会在广场出现大量流血,但军队却不可能简单地杀人了事------事实上当时军人数量已经占优,而且准备了木棍等,制服学生并不很难。。。你可能不了解四五运动时天安门镇压的情况,建议你去查一下这方面的史实,就知道军队只要把广场包围起来,收拾几千个学生是不需要大动枪炮的,反而在广场外围,军队不开枪是对付不了群众围堵和袭击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年学生都可以做一个自由心证:在六三已经开枪确证镇压开始的当晚,你如果想自我牺牲的话,你会留在广场呢?还是会冲上长安街去阻挡坦克军车??-----如果你不想就这么死去,却又不屑于偷偷溜走的话,那么你又会选择留在广场和同学们在一起呢?还是会自己爬上长安街去堵军车??
“欠不欠谁的”问题其实毫无意义----正确的说法是我们大家都欠历史一个准确的交代和反思。柴玲捐款不捐款更不欠任何人,但事实和真相却必须还原。
安魂曲
From: Michael Pan
Sent: Saturday, June 06, 2009 10:08 PM
Subject: Re: 天安门群体显身国会山庄,柴玲致辞并捐100万美金(多图)
安魂曲兄:
谢谢你的回应!
我觉得你有一个误区,就是以10年,20年后掌握的全面信息来评判当事人在现场信息不全下所做的事,这非常不公平。比如,在“6。3”镇压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广场,而不是长安街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长安街上可以有几十万人去堵车,而广场最后却只剩下廖廖几千人。其实如果不是“四君子”侥幸去谈判,知道东南面留有出口,我的判断是这几千人中的大部分就会做烈士,因为在当时“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旦有少数学生反抗,就会招来大面积的杀戮,对于已在长安街大开杀戒的中共而言,广场上再杀几千人不会是问题。兄弟我当时在广场东南角负责纠察,感觉到熄灯前广场已被围得像铁桶一般,连救护车都不让进,任何人在想靠近警戒线(无论从广场内外)都会有被射杀的危险。而当时学生中的小头目,
比如演讲的,拿话筒的,指挥的,在长安街上被射杀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假设广场上没有最后的谈判,那继续指挥的学生领袖就是第一个被抓和被杀的。戒严部队可不管谁是柴玲,张伯利。柴玲的讲话,我想杨巍兄和封从德的解释已很清楚,是在什么环境和假设下说的。我就不想再重复。我同意安魂曲兄所说,北京市民和普通学生非常英勇,6。4当晚我也像兄一样目睹了无数感人的惊天动地的感人场景。(我所在的广场东南角,几乎一整夜上万的市民齐声怒吼,想冲击戒严线来救学生,不时被士兵开枪打退)他们因为不出名,被捕后受到中共非常惨酷的对待,但我想说的这是柴玲们当时和事后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他们和这些市民和学生面对了一样的风险,不能因为他们未死就横加指责。我还想说89民运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普
通学生和市民给我的感动(这也是我20年后还能留在民运中的最大原因),而在我眼中,柴玲和她的广场指挥部的战友们就是这些草根精英的代表,是这些普通的学生中的一员(只不过他们不小心站得靠前一些)。我从来没有因为他们不小心成了领袖就仰望他们,但我也绝没有理由对他们提出超于常人的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他们和那些普通参与的朋友一样,不欠谁的。
兄弟我打中文很慢,不像你这样的文章高手可以轻易洋洋洒洒万言。好在大家基本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了,如果有机会倒可以在SKYPEE或电话上交流。这个话题我就在此打住了。
祝 好!
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