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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un 26 13:56:05 2009, 美东)
(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
不饱
,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
活。这
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
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
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
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
们就
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
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
送上
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
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
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
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
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
未来
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
邓小
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
扮演
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
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
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
自身
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
能控
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9�926社
论,到
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
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
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
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
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
四前
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
的四
�9�9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
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
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
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
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
邦被
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 两年前
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
些改
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
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
一个
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
这既
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
时没
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
前(
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
望,
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
诉求
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
折扣
。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
军军
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
军呢
?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
们不
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
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
为我
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
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
“温和
”,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
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
,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9�9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
陷入
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
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
的问
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
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
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
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
去对
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
对付
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LA Times的Kevin Thomas
对记
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
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there
wou
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
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
剪裁
“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
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
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
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更是只字未提,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
重要
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
的人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
、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
民运
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
4�9�92
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
邓朴
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
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
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
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
ly for several days.There were more
de
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
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
一段
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
像。
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
学生
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
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
。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
加以
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
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
弗森
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
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
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
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
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
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
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记者心远2004年2月
24日
对卡玛的采访里写道,卡玛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宋彬彬,而故意这样的。从这个例
子就可以看出卡玛完全缺乏一个“中立”的严肃制片人的资格。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
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
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
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
己拍
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
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
去,
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
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
,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
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
想用
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
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
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
为中国
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
使我
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
分是
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
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 那
是很
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
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
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
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
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
然否
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
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
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
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
的正
当性。
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愿意参与纪念的人已经不多。这既是恐惧于中共的淫
威(
害怕上黑名单,害怕回国时有麻烦,害怕国内的亲友受牵连),也是中国人对正义
的冷
漠。在刽子手没有收到惩罚,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刽子手害怕
记录
他们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把他们的罪恶反复记忆、述说,公诸于世,这就是
对他
们的精神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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