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论坛 http://bbs.huanqiu.com/tushuoshijie/thread-114412-1-1.html 发表于 2008-11-13 16:56 何新： 《论 某 公 》　　　　　　　　　　　　作者：何新　　　　　　　　　　　 1 　某公已去职，其主持枢机宰辅之位将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誉之曰“经济沙皇”，然今日实可为其政迹作一总结。　　　　　　 某公于90年代初叶即已入主中枢主持经济，初以“改制”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图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几年来，中国政坛及一部分知识界人中始终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6四。二曰改革经体（彻底私有化之市场经济）。三曰改革政体（搞多党及直选总统制）。内外均有一股强大势力，互相呼应，故有意制造对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实欲哄抬某公黄袍加身作中国“改革”之父也。　　　　　　　　　　　　 2 　某公执政以来，其施政重点似在如下几方面：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 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此皆源于极错误之经济学观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书邓大人，直言某公并不真懂经济，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某公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3 　某公为政之初，接连引爆反腐大案，矛头指向高层人事。一度几乎造成大局振荡之势。（并非谓腐败不应当反。盖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别，有以反腐为手段或为目的之别也）。直到2001年前后***亲自数度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破产失业严重，已影响大局稳定，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定开发西部搞基础建设的新方针，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等等。因此，迫使某公后来不得不对其施政重点有所转变，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显之转变。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特别是由于近一年来社会失业已呈危机，各方压力呼吁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业政策不得不收敛，社会保障体系之构建也方得大力拨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几年来所行诸“新政”之后果，已导致社会中失业无业者众多，各地社保金额随低保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以几何级数递增，对国家财政形成沉重负担，实难为久远之计。　　　　　　 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尤其国有工业体系），财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幸佞者仍大肆鼓噪“软着陆”已获成功、“三年国企改革目标大见成效”云云。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后任面对之担子与难题殊为沉重矣！　　　　　　　　　　　　 4 　美国余英时氏论某公认为其行迹近于王安石。王安石号称“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执拗，而并无王安石之品格，其矫情似则过之。　明人张燧以八个字论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执拗。”又云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时宜，不恤人言，刚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张燧著）此诚入木三分之论。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官逼民反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个人只求事功而并无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愿是好的。某公则似未必然。故某公入阁之初，海内外即有舆论为其造势云：“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并伪称此乃邓公遗言。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势力欲推动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当时之态势亦咄咄逼人，一副领袖群伦之势，毫不谦让。　　　　　　　　　　　　5 　　　　　　　　　　　　 某公就任之初，豪言“赴汤蹈火，欲下刀山火海”，哗众取宠。闻某公观“商鞅”话剧而流涕作秀，或以商君为自况也。然商鞅入秦之初，“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诸国以夷狄视秦，排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秦孝公用商鞅谋议励行新法，发愤图强，历二十年，变法矫俗，富国强兵。使僻处西隅之秦戎，雄霸天下。虽身遭车裂，然业绩不磨。而司马光犹讥诮之，以为商君为人“自逞聪明，为政刻薄。用法严酷，蓄怨百姓。” 某公之变法多取虚名而收实害，业绩无争议而可流传者很难指陈。近五年来中国经济迅猛腾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之伟力及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奠定之基础。其他人主政于此十年表现也未必会太差。并非某公个人之特别伟大也！岂可贪天之功以为已功？　某公下台之际，似呈现一副失意英雄之态，似乎壮志未酬，都是由于多方掣肘，所以未达抱负。实际上，的确正是由于江李体制之牵制，故某公未能畅行其志，而中国方有今日喜忧参半之局。否则，如以上数点全付诸彻底实施，再打开政改自由化、平反六4之门，今日中国必已沦入群雄并起，动乱烽火之中矣！　　　　　　 某公去职，舆情鼎沸，而某公心亦似怏怏。呜呼，某公未得其志，实正国家之大幸！亦是某公自身之幸运也。历史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本无英雄色彩之人物，被一时时势拥戴而出扮演了时代“英雄”的角色。此正某公之谓也。 　　　　　　　　　　　　 （03年3月1日，何新政论至此休笔）　　　　　　　　　　　　 对“论某公”一文的几点说明　　　　　　　　　　　　 （一）　以上评论，将是本人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政论。我过去曾写过《论胡赵》、《论孙、毛、邓》、《论***》，加此篇，可为一代历史留下从另一种眼光看的一套记录。我在网上发表此文，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何新为何要于三年前写那样一封得罪大人物的信件。实在不是要逞英雄，而是由于当时某公改制正如火如荼，不得不出来为民请命！即使杀头此事也是必要做的！***早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为此可能遭某一派势力（改革派？）之打击是在意料中的。但是**无负何新，何新亦无负**。此次政协换届，何新确已列入中央部门所建议十届委员人事名单。但九届政协主要领导并未在名单酝酿之时而是在本年1月底名单最后确定之日，突然出手将何新拿下。为此事，中央有关部门知悉后曾数次要求政协方面重新考虑，补入何新，但政协方面置之不理。　　　　　　 何新认为此乃何新个人命运中之天数。何新平生，口无遮拦，屡屡泄露天机，故遭此报亦属必然！这个世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成成败败，兴兴废废，诸种价值之选择取舍本来都是相对的。凡众生有执着者必坠入五恶业障。自我检点平生，一生中曾四次反潮流：1970―1974年上书***，1988年上书邓小平，警言国家将有动乱，1989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89事件，2001年上书朱容基反对其改制下岗政策。　这个国家的确是进步了，三十年前何新以言获罪成为“ 反革命”。几乎丢命。今日则不过仅丢掉了“政协委员”一个虚衔而已。但何新老矣！衰矣！病矣！在学术场中斗了二十多年，本非适宜从政之人，竟与政治不明不白地掺和了十多年。虽然成就斐然，但也遍体鳞伤。不如从此归去，彻底退出江湖，隐姓埋名，作山水客钓鱼翁，以图一晚年清闲与清静矣！　　　　　　　　　　　 （二）有人问国家世界前景如何？　　　　　　 回答是：中国内部最重大的隐患和危机即使未被彻底消除，至少也已被认识，因此今后尽管小麻烦仍会不断，但基本稳定之大局已砥定！在某公去后，全盘模仿西方制度之改革已不复可能。中国改革将进入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务实时代。自邓小平发动改革以来中国若干最危险的时期都已度过。中国近年之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民之智慧与伟大举世无双。中国之知识界新生代也日臻聪明、成熟，西方及海外设置的主要意识形态骗局已多被揭破，很难再骗倒中国人。五十年内，中国必会走向经济、文化及政治的全面复兴。成为主导未来世界的轴心国家。余二十年前立志写《东方的复兴》，此一理想今日正在实现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何新惟在此想告诉目前在大学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你们那些老师及教科书中所教你们的一整套“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彻底荒谬的体系。若以之观察经济、指导政策，必会误国误民。国企问题的根子主要并不在国企自身“机制”。关键在于建立和保护国内市场。建议国务院新任领导考虑：以国家财政和金融力量为支撑，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综括采购、分配和流转、流通的大体系（如西方之“沃尔码”就是一种模式）。有这个体系支撑就可以调节和保证国有企业的生产、生存和流通，同时调节和遏制加入WTO后的外部竞争。建议国家必须从调整全面产业政策的高度来关注和重视军工、国防产业的科研和发展，要学习美国，以军工国防产业带动一系列相关民用产业的发展。　　　　　　 至于世界前景，我在20年前已知道，21世纪绝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是战争和动变频仍的时代，是一个前景极其不确定的时代。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左右世界未来，美国强极必衰，中国人不要过于惧怕美国。美国不是样板，不是价值标准，也不是主宰世界的上帝。当今世界中，只有中国是朝阳升起之国，而美国本质上则是落日之国。今日中国已经是美国动不了的一个庞然大物，美国根本无奈于中国。（它连对朝鲜都无奈，如果与中国对抗，它怎么承受得了？）　我深爱中国这个国家，深爱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深爱传统华夏文化这个古老文化！深爱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善良的、苦难和不幸中的人们！三十年来，我为捍卫这个国家和体制（由***一手构建）、复兴这个文化（上承炎黄周公、孔子、老子），我曾努力过，我曾奋斗过，而且苍天作证，我也尽了力。　 　　　　　　　　　　　 再见了！海内外所有支持过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3年3月11日 2008-11-13 17:08 何新第三次谈话: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问：在国务院更换新的经济领导人以后，您还提过建议吗？�� 何：新的领导人在主持经济工作之初，对原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是坚持的。�� 但是，我注意到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对这些问题，我都有不同意见。�� 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 ”。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领导人多次公开讲过反对。但正是在这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 ”，“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然而，新领导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干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新政之初即发起了鼓吹积极推动“入关”（“ WTO ”），为此要寻求在一切方面与国际接轨。我预感到，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一番大折腾。�� 1992 年邓大人在首钢的讲话中称赞新领导“懂经济”，香港有报章称颂新领导是“经济沙皇”。我当时曾写了一封信送给邓大人，我说我认为新领导未必真懂经济。（香港有报刊报道过此事。）�オ� 问：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 1994 年 2 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 何频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 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参看《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第 10 页。） ［采访问答原文如下：�� “何频：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正承受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建议及理论学说，采取美国式的私有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走向解体。�� 何频：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溃（就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介入。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 何频：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 8 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这件事，美国赢了。”�ィ菰谡獯翁富爸校�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在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原文：“何频：你批评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什么？�� 何新：就是以不计后果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形式推进向自由市场体制的改革。从俄罗斯及东欧的覆辙看，实施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有三个：�� 一、少数人利用国产私有化进程，趁机掠取社会财富达到暴富。而多数人在这一进程中贫困，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国有企业的生机，导致国有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化，员工大批失业。�� 三、以自由主义的价格政策激励通货膨胀，多数国民走向贫困化。�� 中国在 1989 到 1992 年的治理整顿时期一度有效地放弃了休克疗法，而采用针对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渐进改革方针，重新整合了呈现紊乱失调的国民经济。但近年以来，经改方针中的激进声调正在日益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显地显现出‘休克疗法'的印迹。”�� “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有两点与俄罗斯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远不如前苏联多。第二，俄罗斯乡村中劳力不足，而中国农村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过剩人口。在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力量是具有巨大破坏性的。” ( 此文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第 110 页。并见《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 10 页。）］ �� 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オ� 问：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 我记得 1997 年 5 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但是不能说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这是 1997 年 3 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何新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1997 �� 3 ），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出版，第 296 页。）我认为这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 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 1995―1997 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有意思，很特殊。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 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 ―― 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 1995―1996 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 1992 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オ� 问：您的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读过，也许算得上“苦心孤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响吗？�� 何：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有一些，当局后来还是有所采纳。�� 事实上， 1995―1996 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包括当时担任主要经济领导责任的 朱�F基先生的明智和决断，他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オ� 问：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 1988 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运动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国有金融体制显然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 ―― 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啊，上帝！�オ� 问：（笑），这样想，自然未免过于天真了。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 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 ”（赵当年曾批评我的话）。��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 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オ� 问：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 还是想知道您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 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 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オ� 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 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 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 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 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惮！�オ� 问：我读过您 2001 年 3 月 8 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 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 1961 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 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 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最新消息：何新复出江湖，出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 何新先生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这是何新先生第四次（曾任第七、第八、第九届）担任该职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237人，2008年1月25日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社会科学界（68人）王名、王天增、王秀红(女)、王学成、毛新宇、方工(回族)、卢中南、叶小文、包明德(蒙古族)、朱孝清、朱佳木、朱晓明、仲布・次仁多杰(藏族)、刘大钧、刘白驹、刘庆柱、刘树成、江小涓(女)、江蓝生(女)、安家瑶(女)、孙正聿、孙晓郁、杜黎明、李铀、李蓝、李小三、李冬妮(女,满族)、李君如、李国安、李昌鉴、李崇富、李景源、李静杰、杨胜群、杨海坤、吴江(回族，人事部)、吴能远、吴德立、何新、何秉孟、宋林飞、宋镇豪、迟福林、张穹、张国初、张泓铭、张树华、张倩红(女)、张蕴岭、陆忠伟、陈喜庆、陈智伦、罗援、金一南、赵园(女)、郝时远(蒙古族)、郝树声(女)、柯小刚、段正坤、侯欣一、俞金尧、贺捷生(女,土家族)、唐铁汉、黄梅(女)、黄小同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地板 发表于 2008-11-13 17:27 何新：求索第三条道路 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说明： 何新 先生的这个访谈一共七篇，包括：�� 1 �蔽沂侨绾谓槿氲街泄�政治之中的�� 2 �笔�五年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辩论�� 3 �辈蛔粤苛Φ刈瓒羲接谢�和下岗运动�� 4 �本�济学家搞垮中国�� 5 �蔽�什么我不支持“民主”�� 6 �比�球战略视野中的中国与台海�� 7 �碧柑钢泄�当代的知识分子�オ� 征得 何新 先生同意，在此发表其中第一、第二篇。 引 言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 google ）”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观中立”的信息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着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オ� 何新：第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オ�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 1985 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 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 ( 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 其后（ 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 1990 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 年游行事件发生后， 4 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 5 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オ�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 1989 年 6 月 1 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 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 （以上着作分别于 1992―2000 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 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着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オ� 问：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オ�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 1993 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南巡之后， 14 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 及 7 月 2 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 ( 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204 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 233 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 �� 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 邓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オ� 问：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 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 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オ� 问：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江泽民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 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 89 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干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オ� 问：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干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 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オ� 问：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 �� 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 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オ� 问：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 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オ� 问：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 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着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オ� 问：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 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オ� 问：您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何：我就简单告诉你我的病情吧。�� 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胎有两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 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我相信，我写的书的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人看。象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一出来就被一些“博士”骂，现在二十年了，已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还是有人看。�� 此外，几本半成品的书我也想要完成，然后再进医院。这样，我才算对自己的人生，对培养我的国家，对生我、养我的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想留下一个健康的废人何新，倒不如留下一个死了的但是有十几本全集的何新更让他们难堪吧！�� 所以我暂时不进医院。我是相信天命的。很多东西，听天由命。�オ� 问：您这么讲，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关心您的。�� 何：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怕死的。不了解死亡，就不了解生命。我早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即使让我明天就面对死亡，我也无所遗憾。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我这个人，冷板凳是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前些年美国一家电台想安排我与 陈香梅女士作一次对话，谈台湾问题。去年中央台的“对话”节目想邀请我与李光耀作一次对话，我都拒绝了。我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也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书。�� 完成这十几卷文集，就是我给自己立一座碑。 地下室 发表于 2008-11-13 23:25 何新， 新时代，新中国的纵横家。 可比苏秦张仪。其实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也需要这样的纵横家。也需要更多类型的纵横家。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勇气和才干值得人们钦佩，现在也有些我的榜样的样子了。呵呵。具有对中国民族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的人都是值得钦佩的人。可惜的是现在具有这样的爱国情怀的人，越来越少。（我指的是在政界的人）中央的领导们很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一些中层及基层的政客们还有一些在中国却被国外圈养的所谓的专家们，却从来不具备这样的伟大情怀。这样的人只会让中国走向衰败。希望咱们能国家能够出现更多的何新这样的纵横家，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6# 发表于 2008-11-13 23:43 可惜今日中国像何老这样由下而上的学者势单力薄啊，不过我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江在未来也应该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7# 发表于 2008-11-14 00:17 引用: 原帖由 昨夜东风 于 2008-11-13 23:43 发表 可惜今日中国像何老这样由下而上的学者势单力薄啊，不过我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江在未来也应该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恩，不过实话说，纵横家很多都是出现的都很少的。尤其是那种伟大的纵横家。 恩江在任时，咱们国家确实是处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腐败是最猖獗的时候，并且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全民皆腐，那个时候的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人都为了钱，那些民族大义，爱国情怀都统统丢弃了。中下层及一些高层都想的是捞一笔然后出国庇护。 可能我说全民皆腐有些人不同意，但是事实上现在只分为：有资格腐败的和没资格腐败的。这个也是中国腐败为什么无法去根的最重要的原因。 重新激起全国的爱国热情，树立更伟大的信仰，在政府部门重启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8# 发表于 2008-11-14 02:51 只 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我亮主 我做庄 10# 发表于 2008-11-14 17:59 原帖由 simonk 于 2008-11-14 08:08 发表 近些年很少见到这类的学者专家啊， 因为好多的专家一有名气了，就会被国外的反华势力盯上，如果他的气节不高的话，就会变质成为那些反华势力的走狗。 然后利用的他的学识和地位影响国家的政策。 有多少专家能够抛弃那些功名利禄？抛却财富？然后迎着恶骂继续为国为民的？所以说像何老这样的人少。以后可能还会更少的。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 75团留言： 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 环球网论坛 http://bbs.huanqiu.com/tushuoshijie/thread-114412-1-1.html 发表于 2008-11-13 16:56 何新： 《论 某 公 》　　　　　　　　　　　　 作者：何新　　　 　　　　　　　 1 　某公已去职，其主持枢机宰辅之位将近十年。海外炒作者或誉之曰“经济沙皇”，然今日实可为其政迹作一总结。　　　　　　 某公于90年代初叶即已入主中枢主持经济，初以“改制”为已任，慨然有天下之志。所图之改制者方向，乃因十几年来，中国政坛及一部分知识界人中始终有三大情结，一曰平反6四。 二曰改革经体（彻底私有化之市场经济）。三曰改革政体（搞多党及直选总统制）。内外均有一股强大势力，互相呼应，故有意制造对某公的新偶象崇拜，实欲哄抬某公黄袍加身作中国“改革”之父也。　　　　　　　　　　　　 2 　某公执政以来，其施政重点似在如下几方面：　 （1）不顾中国自身国情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以致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实际是欲以国际规则约束国内体制，借外力以促内变。　 （2）切断国企金融支援（“ 停奶断血”），将银行资本转入股市。以此推动国企“转制”即私有化。以为国企问题根源在于所有制及冗员（此皆源于极错误之经济学观念，1993年某公上台之初，何新曾上书邓大人，直言某公并不真懂经济，即指此。），遂大力推行转制以及大规模失业政策，其名言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但此举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实施，其政策后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业局面，酿成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条件上对农业及农产品方面让步甚大，牺牲农民利益甚多。又将地方税负（行政开支来源）的重头放于农民头上，导致农业税负高昂，农民负担增重。大量农民为谋取现金，弃本失业盲目外流，田地荒芜，社会呈现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运作作为银行营利手段。银行乃与大庄家联手操作从股市中圈钱。形成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泡沫经济。而中国的超级金融富豪（“新阶层”）亦一批批从股市圈钱中诞生。　　 　　　　 （5）当今中国豪富者富可敌国田连阡陌，而贫穷者无立锥之地。而某公犹认为两极分化并不严重。（2000年3月新闻会）　　　　　　 （6）谓改革必有牺牲，要求失业者忍耐、承受之，其左 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体鼓吹“不惜牺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场直接与西方并轨，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及为江李牵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会计、证券、金融机构使之监理甚至主导中国经济管理层。因美国安达信等丑闻频发未果。　　　 　　　 （9）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之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完全崩溃。　　　　　　　　　　　 　 3 　某公为政之初，接连引爆反腐大案，矛头指向高层人事。一度几乎造成大局振荡之势。（并非谓腐败不应当反。盖反腐有真反及假反之别，有以反腐为手段或为目的之别也）。 直到2001年前后***亲自数度主持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破产失业严重，已影响大局稳定，确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定开发西部搞基础建设的新方针，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等等。 因此，迫使某公后来不得不对其施政重点有所转变，政治方向亦不得不有明显之转变。故以上“改制”均未能走到底。特别是由于近一年来社会失业已呈危机，各方压力呼吁不可置之不理。其改制及失业政策不得不收敛，社会保障体系之构建也方得大力拨款提上日程。然而其几年来所行诸“新政”之后果，已导致社会中失业无业者众多，各地社保金额随低保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以几何级数递增，对国家财政形成沉重负担，实难为久远之计。　　　　　　 综观某公去任后之国民经济隐忧深重。（尤其国有工业体系），财政入不敷出（6年赤字累翻5倍）。 草民流离失所众多。结队抗议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杀爆炸者有之,投环跳河自焚者有之，社会不安之象日显。其幸佞者仍大肆鼓噪“软着陆”已获成功、“三年国企改革目标大见成效”云云。其诸多政策，利近害远，竭译而渔，遗患将来。　　　　　　 后任面对之担子与难题殊为沉重矣！　　　　　　　　　　　　 4 　美国余英时氏论某公认为其行迹近于王安石。王安石号称“拗相公”。然某公有王氏之执拗，而并无王安石之品格，其矫情似则过之。　明人张燧以八个字论王安石：“虚名，实行，强辩，执拗。”又云其所行新法，“任用多小人。不察时宜，不恤人言，刚愎自用，征利害民。”（《千百年眼》，张燧著）此诚入木三分之论。王安石改革启北宋亡国之祸于身后。 时人喜颂扬王安石，殊不知《水浒传》中官逼民反之赵佶（宋徽宗）、蔡京、童贯辈皆为王氏“新党”一派之徒。 故清人论王安石常引《诗经》“戎狄是迎，荆舒是逞”以为先兆。认为金元戎狄祸华，根源即在于王安石（号荆公、舒公）遗留之弊政。然而王安石个人只求事功而并无私人之政治野心。其心愿是好的。 某公则似未必然。 故某公入阁之初，海内外即有舆论为其造势云： “某公只可作一把手，不可作二把手。”并伪称此乃邓公遗言。 此至少表明有一股势力欲推动某公出任一把手，而某公当时之态势亦咄咄逼人，一副领袖群伦之势，毫不谦让。　　　　　　　 5 　 某公就任之初，豪言 “赴汤蹈火，欲下刀山火海”， 哗众取宠。闻某公观“商鞅”话剧而流涕作秀，或以商君为自况也。 然商鞅入秦之初，“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诸国以夷狄视秦，排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 秦孝公用商鞅谋议励行新法，发愤图强，历二十年，变法矫俗，富国强兵。 使僻处西隅之秦戎，雄霸天下。虽身遭车裂，然业绩不磨。而司马光犹讥诮之，以为商君为人“自逞聪明，为政刻薄。用法严酷，蓄怨百姓。” 某公之变法多取虚名而收实害，业绩无争议而可流传者很难指陈。近五年来中国经济迅猛腾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之伟力及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奠定之基础。其他人主政于此十年表现也未必会太差。 并非某公个人之特别伟大也！岂可贪天之功以为已功？　 某公下台之际，似呈现一副失意英雄之态，似乎壮志未酬，都是由于多方掣肘，所以未达抱负。 实际上，的确正是由于江李体制之牵制，故某公未能畅行其志，而中国方有今日喜忧参半之局。 否则，如以上数点全付诸彻底实施，再打开政改自由化、平反六4之门，今日中国必已沦入群雄并起，动乱烽火之中矣！　　　　　　 某公去职，舆情鼎沸，而某公心亦似怏怏。呜呼，某公未得其志，实正国家之大幸！亦是某公自身之幸运也。历史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本无英雄色彩之人物，被一时时势拥戴而出扮演了时代“英雄”的角色。此正某公之谓也。 （03年3月1日，何新政论至此休笔）　　　　　　　　　　　　 对“论某公”一文的几点说明　　　　　　　　　　　　 （一）　以上评论，将是本人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政论。我过去曾写过《论胡赵》、《论孙、毛、邓》、《论***》，加此篇，可为一代历史留下从另一种眼光看的一套记录。我在网上发表此文，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何新为何要于三年前写那样一封得罪大人物的信件。 实在不是要逞英雄，而是由于当时某公改制正如火如荼，不得不出来为民请命！即使杀头此事也是必要做的！ 毛泽东主席早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为此可能遭某一派势力（改革派？）之打击是在意料中的。 但是**无负何新，何新亦无负**。此次政协换届，何新确已列入中央部门所建议十届委员人事名单。 但九届政协主要领导并未在名单酝酿之时而是在本年1月底名单最后确定之日，突然出手将何新拿下。为此事，中央有关部门知悉后曾数次要求政协方面重新考虑，补入何新，但政协方面置之不理。　 　　　　　 何新认为此乃何新个人命运中之天数。何新平生，口无遮拦，屡屡泄露天机，故遭此报亦属必然！ 这个世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成成败败，兴兴废废，诸种价值之选择取舍本来都是相对的。 凡众生有执着者必坠入五恶业障。 自我检点平生，一生中曾四次反潮流： 1970―1974年上书***， 1988年上书邓小平，警言国家将有动乱， 1989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89事件， 2001年上书朱容基反对其改制下岗政策。　 这个国家的确是进步了，三十年前何新以言获罪成为“ 反革命”。 几乎丢命。今日则不过仅丢掉了“政协委员”一个虚衔而已。 但何新老矣！ 衰矣！病矣！ 在学术场中斗了二十多年，本非适宜从政之人，竟与政治不明不白地掺和了十多年。 虽然成就斐然，但也遍体鳞伤。 不如从此归去，彻底退出江湖，隐姓埋名，作山水客钓鱼翁，以图一晚年清闲与清静矣！　　　　　　　　　　　 （二）有人问国家世界前景如何？　　　　　　 回答是：中国内部最重大的隐患和危机即使未被彻底消除，至少也已被认识，因此今后尽管小麻烦仍会不断，但基本稳定之大局已砥定！ 在某公去后，全盘模仿西方制度之改革已不复可能。 中国改革将进入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务实时代。 自邓小平发动改革以来中国若干最危险的时期都已度过。中国近年之进步令人刮目相看，中国人民之智慧与伟大举世无双。 中国之知识界新生代也日臻聪明、成熟，西方及海外设置的主要意识形态骗局已多被揭破，很难再骗倒中国人。 五十年内，中国必会走向经济、文化及政治的全面复兴。成为主导未来世界的轴心国家。 余二十年前立志写《东方的复兴》，此一理想今日正在实现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何新惟在此想告诉目前在大学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你们那些老师及教科书中所教你们的一整套“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是彻底荒谬的体系。 若以之观察经济、指导政策，必会误国误民。 国企问题的根子主要并不在国企自身“机制”。关键在于建立和保护国内市场。建议国务院新任领导考虑：以国家财政和金融力量为支撑，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综括采购、分配和流转、流通的大体系（如西方之“沃尔码”就是一种模式）。有这个体系支撑就可以调节和保证国有企业的生产、生存和流通，同时调节和遏制加入WTO后的外部竞争。建议国家必须从调整全面产业政策的高度来关注和重视军工、国防产业的科研和发展，要学习美国，以军工国防产业带动一系列相关民用产业的发展。　　　　　　 至于世界前景，我在20年前已知道，21世纪绝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是战争和动变频仍的时代，是一个前景极其不确定的时代。 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左右世界未来，美国强极必衰，中国人不要过于惧怕美国。 美国不是样板，不是价值标准，也不是主宰世界的上帝。当今世界中，只有中国是朝阳升起之国，而美国本质上则是落日之国。 今日中国已经是美国动不了的一个庞然大物，美国根本无奈于中国。 （它连对朝鲜都无奈，如果与中国对抗，它怎么承受得了？）　 我深爱中国这个国家，深爱中华民族这个伟大民族，深爱传统华夏文化这个古老文化！深爱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善良的、苦难和不幸中的人们！ 三十年来，我为捍卫这个国家和体制（由毛主席一手构建）、复兴这个文化（上承炎黄周公、孔子、老子），我曾努力过，我曾奋斗过，而且苍天作证，我也尽了力。　 　　　　　　　　　　　 再见了！海内外所有支持过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3年3月11日 2008-11-13 17:08 何新第三次谈话: 我曾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问：在国务院更换新的经济领导人以后，您还提过建议吗？ �� 何：新的领导人在主持经济工作之初，对原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是坚持的。 �� 但是，我注意到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 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 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 对这些问题，我都有不同意见。�� 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 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 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 ”。 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 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 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领导人多次公开讲过反对。 但正是在这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 ”，“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 然而，新领导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干预。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新政之初即发起了鼓吹积极推动“入关”（“ WTO ”），为此要寻求在一切方面与国际接轨。我预感到，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一番大折腾。 �� 1992 年邓大人在首钢的讲话中称赞新领导“懂经济”，香港有报章称颂新领导是“经济沙皇”。 我当时曾写了一封信送给邓大人，我说我认为新领导未必真懂经济。 （香港有报刊报道过此事。）�オ� 问：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 1994 年 2 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 何频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 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 。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参看《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第 10 页。） ［采访问答原文如下：�� “何频： 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可以说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正承受着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建议及理论学说，采 取美国式的私有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走向解体。�� 何频：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 胀而崩溃（就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就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介入。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 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 何频：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 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 8 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这件事，美国赢了。”�ィ菰谡獯翁富爸校�我还尖锐 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在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原文：“何频：你批评的所谓休克疗法的实质是什么？�� 何新：就是以不计后果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以大规模私有化形 式推进向自由市场体制的改革。从俄罗斯及东欧的覆辙看，实施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有三个：�� 一、少数人利用国产私有化进程，趁机掠取社会财富达到暴富。而多数人在这一进程中贫困， 社会急剧两极分化。�� 二、以紧缩性货币政策遏制国有企业的生机，导致国有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化，员工大批失业。�� 三、以自由主义的价格政策激励通货膨胀，多数国民走向贫困化。�� 中国在 1989 到 1992 年的治理整顿时期一度有效地放弃了休克疗法，而采用针对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渐进改革方针，重新整合了呈现紊乱失调的国民经济。但近年以来，经改方针中的激进 声调正在日益升高，政策中又一次明显地显现出‘休克疗法'的印迹。”�� “要知道，中国的国情有两点与俄罗斯不同。第一，中国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远不如前苏联多。 第二，俄罗斯乡村中劳力不足，而中国农村中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过剩人口。在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发育不足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力量是具有巨大破坏性的。” ( 此文收入《何新批 判》，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第 110 页。并见《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 10 页。）］ �� 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 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オ� 问：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 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 我记得 1997 年 5 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 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 是一种不和谐音，但是不能说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这是 1997 年 3 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何新对我国金 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1997 �� 3 ），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出版，第 296 页。）我认为这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 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 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 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 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 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 1995―1997 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 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 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 有意思，很特殊。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 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 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 反淘汰 ―― 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 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 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 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 1995―1996 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 1992 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 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 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 我 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 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 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オ� 问：您的这篇文 章，我很早就已读过，也许算得上“苦心孤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响吗？�� 何：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有一些，当局后来还是有所采纳。�� 事实上， 1995―1996 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包括当时担任主要经济领导责任的 朱�F基先生的明智和决断，他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 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オ� 问：直到今 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 其中理由之一，仍与 1988 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运动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国有金融体制显然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 后一道防线。�� 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 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 ―― 因此他们一 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啊，上帝！�オ� 问：（笑），这样想，自 然未免过于天真了。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 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 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 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 ”（赵当年曾批评我的话）。��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 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 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 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 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 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オ� 问：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 还是想知道您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 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 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 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オ� 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 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 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 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 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 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 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 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惮！�オ� 问：我读过您 2001 年 3 月 8 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 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 1961 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 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 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 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 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最新消息：何新复出江湖，出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 何新先生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这是何新先生第四次（曾任第七、第八、第九届）担任该职务。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237人，2008年1月25日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过）社会科学界（68人）王名、王天增、王秀红(女)、王学成、毛新宇、方工(回族)、卢中南、叶小文、包明德(蒙古族)、朱孝清、朱佳木、朱晓明、仲布・次仁多杰(藏族)、刘大钧、刘 白驹、刘庆柱、刘树成、江小涓(女)、江蓝生(女)、安家瑶(女)、孙正聿、孙晓郁、杜黎明、李铀、李蓝、李小三、李冬妮(女,满族)、李君如、李国安、李昌鉴、李崇富、李景源、李静杰、 杨胜群、杨海坤、吴江(回族，人事部)、吴能远、吴德立、何新、何秉孟、宋林飞、宋镇豪、迟福林、张穹、张国初、张泓铭、张树华、张倩红(女)、张蕴岭、陆忠伟、陈喜庆、陈智伦、罗 援、金一南、赵园(女)、郝时远(蒙古族)、郝树声(女)、柯小刚、段正坤、侯欣一、俞金尧、贺捷生(女,土家族)、唐铁汉、黄梅(女)、黄小同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地板 发表于 2008-11-13 17:27 何新：求索第三条道路 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说明： 何新 先生的这个访谈一共七篇，包括：�� 1 �蔽沂侨绾谓槿氲街泄�政治之中的�� 2 �笔�五年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辩论�� 3 �辈蛔粤苛Φ刈瓒羲接谢�和下岗运动�� 4 �本�济学家搞垮中国�� 5 �蔽�什么我不支持“民主”�� 6 �比�球战略视野中的中国与台海�� 7 �碧柑钢泄�当代的知识分子�オ� 征得 何新 先生同 意，在此发表其中第一、第二篇。 引 言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 ，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 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 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 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 google ）” 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 观中立”的信息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 、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 ，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着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 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オ� 何新：第 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 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 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 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 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 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 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オ�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 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 的一些新理论观点。�� 1985 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 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 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 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 ( 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 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 其后（ 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 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 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 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 1990 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 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 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 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 年游行事件发生后， 4 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 中说： “ 5 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 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 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 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 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オ�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 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 1989 年 6 月 1 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 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 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 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 ）、《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 （以上着作分别于 1992―2000 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 许多 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着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オ� 问：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 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 ，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 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 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 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 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 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 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 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 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オ�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 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 先念）、王（任重）。 1993 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 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南巡之后， 14 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 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 及 7 月 2 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 地位，天下必大乱。 ( 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204 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 233 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 �� 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 邓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オ� 问：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 反馈？�� 何：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 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 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 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 ，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 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 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 较关心和爱护我的。�オ� 问：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江泽民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 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 海内外有一股舆论。�� 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 89 事件危难之 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 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 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 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干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 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オ� 问：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 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干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 意思。�� 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 。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 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 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オ� 问：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 �� 要知道，邓给他的家 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 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 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オ� 问：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 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 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 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 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 “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 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 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 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オ� 问：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和谐 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 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 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着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 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オ� 问：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 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 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 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 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 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 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 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オ� 问：您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何：我就简单告诉你我的病情吧。�� 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 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 胎有两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 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 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我相信，我写的书的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人看 。象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一出来就被一些“博士”骂，现在二十年了，已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还是有人看。�� 此外，几本半成品的书我也想要完成，然后再进医院。这样， 我才算对自己的人生，对培养我的国家，对生我、养我的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想留下一个健康的废人何新，倒不如留下一个死了 的但是有十几本全集的何新更让他们难堪吧！�� 所以我暂时不进医院。我是相信天命的。很多东西，听天由命。�オ� 问：您这么讲，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关心您的。 �� 何：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怕死的。不了解死亡，就不了解生命。我早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即使让我明天就面对死亡，我也无所遗憾。古人言，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我这个人，冷板凳是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 耐得住寂寞。前些年美国一家电台想安排我与 陈香梅女士作一次对话，谈台湾问题。去年中央台的“对话”节目想邀请我与李光耀作一次对话，我都拒绝了。我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也 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书。�� 完成这十几卷文集，就是我给自己立一座碑。 地下室 发表于 2008-11-13 23:25 何新， 新时代，新中国的纵横家。 可比苏秦张仪。其实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也需要这样的纵横家。也需要更多类型的纵横家。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勇气和才干值得人们钦佩，现在 也有些我的榜样的样子了。呵呵。具有对中国民族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的人都是值得钦佩的人。可惜的是现在具有这样的爱国情怀的人，越来越少。（我指的是在政界的人）中 央的领导们很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一些中层及基层的政客们还有一些在中国却被国外圈养的所谓的专家们，却从来不具备这样的伟大情怀。这样的人只会让中国走向衰败。希望咱们能 国家能够出现更多的何新这样的纵横家，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6# 发表于 2008-11-13 23:43 可惜今日中国像何老这样由下而上的学者势单力薄啊，不过我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江在未来也应该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7# 发表于 2008-11-14 00:17 引用: 原帖由 昨夜东风 于 2008-11-13 23:43 发表 可惜今日中国像何老这样由下而上的学者势单力薄啊，不过我相信祖国明天会更好。江在未来也应该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恩，不过实话说，纵横家很多都是出现的都很少的。尤其是那种伟大的纵横家。 恩江在任时，咱们国家确实是处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腐败是最猖獗 的时候，并且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全民皆腐，那个时候的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人都为了钱，那些民族大义，爱国情怀都统统丢弃了。中下层及一些高 层都想的是捞一笔然后出国庇护。 可能我说全民皆腐有些人不同意，但是事实上现在只分为：有资格腐败的和没资格腐败的。这个也是中国腐败为什么无法去根的最重要的原因。 重新激起 全国的爱国热情，树立更伟大的信仰，在政府部门重启为人民服务，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8# 发表于 2008-11-14 02:51 只 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我亮主 我做庄 10# 发表于 2008-11-14 17:59 原帖由 simonk 于 2008-11-14 08:08 发表 近些年很少见到这类的学者专家啊， 因为好多的专家一有名气了，就会被国外的反华势力盯上，如果他的气节不高的话，就会变质成为那些反华势力的走狗。 然后利用的他的学识和地位影响国家的政策。 有多少专家能够抛弃那些功名利禄？抛却财富？然后迎着恶骂继续为国为民的？所以说像何老这样的人少。以后可能还会更少的。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http://105tuan.btnews.com.cn/GuestBook.asp http://7tuan.btnews.com.cn/GuestBook.asp?Page=2 http://www.chubun.com/modules/newbb/viewforum.php?forum=14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nform/complain_a2.php?no=090809014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nform/complain_a2.php?no=090302005&page=3 http://pop.pcpop.com/doc/5107201/1.html （您也可以google 解放�早已�登上台��u） http://www.funf.tw/Article_Content_id_8106.htm 谷歌搜：中���h程思考控制武器 http://home.plaaf.net/space-1382-do-album-id-280.html http://home.plaaf.net/space-620-do-album-id-166.html 我的中��空��W相册 http://photo.163.com/photo/yuhong.chen/ http://photo.163.com/photo/matrix_shanghai@126/ 我的相�阅�也可到最前面���目�去看。 密�a9或99其��是不要的，因��我���流公�_的，文字�f明也在更新的。 张宏良教授：中国正在两个方面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突破人类文明底线。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一是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悖逆了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世界正处于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变的过程中，而中国却悖逆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由国有化返回私有化，并且私有化的途径，既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一般剥削方式实现，也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通过平均分配实现，而是像战胜国士兵对战败国百姓通常采用的方法一样，是放手抢劫。几个权贵富豪凑在一起一嘀咕，工厂、土地、住房等就变成了他们的资产，美其名曰是改革，并且改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老百姓敢于反抗，就动用武警进行镇压。 与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相比较，更加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 这第二个问题在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方面走得更远，迫使青年民工张海超进行人神共愤的开胸验肺，就是这种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的结果。 正文： 从青年民工“开胸验肺”看精英立法的荒谬绝伦 张宏良 下面所附文章是关于一个青年民工为证明患有职业病而开胸验肺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青年民工张海超患有的职业病尘肺，是任何一个专业医生“从胸片上用肉眼就能够确诊”的病例，可是相关法律规定，职业病确诊必须由用人单位提供资料，除此之外任何医院的诊断都不予承认。 由于用人单位不愿意在利益上选择自杀行为，拒绝提供相关资料，青年民工张海超在耗尽财产、上访无效的万般无奈情况下，便采取了开胸验肺这一惊世骇俗的惨烈选择，开膛破肚掏出自己的肺来，以证明企业和职业病防治所对自己的侵害和冤枉。于是，《飞狐外传》中剖腹洗冤的惨烈一幕在现实中重演，贫苦农妇钟四嫂为了证明年幼小儿没有偷吃恶霸凤天南的鹅肉，在关帝庙中将年幼小儿剖腹示众，以证清白。金庸武侠小说中恶霸制造的惨案，居然变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并且还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之所以说是带有普遍性，就在于逼迫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不像钟四嫂剖腹杀儿那样是由于个别恶霸的逼迫。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正在两个方面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突破人类文明底线。 一是经济改革的私有化悖逆了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目前世界正处于由国有化向社会化转变的过程中，而中国却悖逆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由国有化返回私有化，并且私有化的途径，既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一般剥削方式实现，也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通过平均分配实现，而是像战胜国士兵对战败国百姓通常采用的方法一样，是放手抢劫。 几个权贵富豪凑在一起一嘀咕，工厂、土地、住房等就变成了他们的资产，美其名曰是改革，并且改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老百姓敢于反抗，就动用武警进行镇压。 与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相比较，更加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 这第二个问题在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方面走得更远，迫使青年民工张海超进行人神共愤的开胸验肺，就是这种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的结果。 本来，民主化和法治化是一个好东西，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追寻的政治目标。 可是，中国精英集团却将最邪恶的内容注入了民主和法治，把民主和法治变成了伤天害理的作恶工具。 他们把单一的政治精英统治称为是专制独裁，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权钱学相结合相交换，称为是民主，从而把民主严格定义为是精英民主，集团民主，在精英集团内部实行民主。简单讲，就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合执政，任何一方都不能独裁。 这种精英民主不仅把老百姓排除在民主之外，并且其主要任务就是剥夺和镇压老百姓的民主要求。 他们把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要求统统妖魔化是“大民主”，通过对现代社会大众民主的妖魔化，把中国政治改革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标尺，穿越历史时空牢牢固定在了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框架之中，不仅彻底剥夺了老百姓作为人的基本人权，甚至还剥夺了老百姓作为动物的畜生权，因为畜生作为财产至少还会受到主人的爱护，而往死里压榨工人的血汗，则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方法。为了在整体上把老百姓置于畜生不如的绝望境地，精英民主创造了一整套旷古未有的罕见法律体系，其特点就是抽掉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所有伦理内容，特别是抽掉了大众政治时代的现代政治文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从而使法律完全变成了作恶工具。 此前我们一直强调，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推动西方国家进入和谐发展时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开始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过渡，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再仅仅只是反映精英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开始部分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所以西方国家才能结束历史上的各种动荡，进入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谐的发展阶段。 其中，大众政治在法律方面的主要体现，就是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的实施。所谓自然法原则，就是把自然存在于人民大众之间的天理良心，看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条款，凌驾于所有社会法之上，是检验所有社会法的唯一标准；只有符合自然法的法律条款，才有存在的理由和约束力，相反，凡是与自然法相对立的法律条款，则统统都要加以废除。所谓公众立法原则，是指在立法程序上要由公众立法，而不像以往那样完全由精英立法。 由于是公众立法，法律必然会反映公众利益，这就杜绝了通过立法损害公众利益的渠道。 可以说，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高法律成果，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同诉讼制度，就是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实践的结果。 在共同诉讼制度条件下，绝不可能出现开胸验肺这样荒谬绝伦的惨烈现象。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开胸验肺这样惨不忍睹的现象，就在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走上了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完全相反的道路。 一是以社会法代替自然法，打著弘扬法治的旗号否定所有伦理道德，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倡导法治，实际上是在用少数精英的利益和愿望代替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 社会法代替自然法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彻底消除了法律惩恶扬善的伦理性质，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 本来，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应该是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 如果抽掉法律的道德内容，法律势必只会变成作恶的工具。 二是以精英立法代替公众立法。 由于抽掉了法律的道德内容和伦理性质，法律完全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东西，自然就成为少数精英垄断的专业知识，成为维护精英利益、约束和惩罚社会公众的工具。 如果是在没有大变革的社会平稳发展时期，这种精英立法的危害性还相对较小一些，因为没有大规模抢劫掠夺的机会，立法者的主要任务只能是维护社会正常的剥削秩序。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精英立法，就属于此种类型。 《水浒》里的高太尉，堂堂一个国防部长，却无法把林冲一个军校教官置于死地，最后不得不采用黑道方式加害林冲，就是对当时精英立法的典型诠释。 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社会精英立法的任务，是要维护整个剥削社会的稳定，而不是为一部分人抢劫另一部分人提供法律工具。 但即便如此，精英立法形成的法律与道德的背离，同样造成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和人民大规模起义，《水浒》把一百单八将几乎全部塑造成为杀人犯罪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封建社会法律与道德与人民的背离性质。 而当今中国的精英立法时期，恰恰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急剧变革时期，并且不是一般的财富重新分配，而是改变根本制度的社会财富大洗牌。 作为主导社会财富大洗牌的社会精英，他们既是社会财富的抢劫者，又是财富抢劫的立法者，现在把抢劫者和立法者同时集于一身，必然会形成以往我们多次谈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怕现象――“西门庆立法”。 为什么说“西门庆立法”最为可怕？ 大家看一下《水浒》就会明白，《水浒》中仅仅是西门庆贿赂法官，还没有形成西门庆立法，就已经造成老百姓无路可走的极端选择：要么像武大郎那样含冤而死；要么像武松那样杀人造反。 而如果直接由西门庆立法，则武松连打官司的机会都没有。与当代青年民工张海超相比，武松的幸运在于至少还有打官司的机会，因为当时法律没有规定武松打官司必须要持有西门庆提供的资料。而张海超的不幸就在于，他要想状告西门庆，就必须持有西门庆提供的资料，而西门庆又绝不可能提供此类资料，所以他除了开膛破肚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选择。 可见，以往社会一般精英立法与当今西门庆立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般精英立法的结果是老百姓打不赢官司，而当今西门庆立法的结果是老百姓根本就打不了官司。并且，《水浒》中在判决武松流放的同时，更加严厉地判决了王婆凌迟处死，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道德伦理，多多少少顾及到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这也是当时尚未形成“西门庆立法”的结果。如果放在“西门庆立法” 的当今社会，不仅被处死的一定是武松而绝不会是王婆，并且王婆还一定会成为媒体竞相采访的舆论明星。不给道德和正义留有丝毫存在的空间，是当今中国精英立法的本质特征。 此前我们多次讲过，如果站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站在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角度，客观地回顾现代世界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当今西方国家两大现代司法原则 ――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恰恰是在吸收和改造中国文革政治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共同诉讼制度，简直就是文革政治探索的制度化翻版。 在此，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相同或者类似的历史问题，既然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探索，为什么西方国家凭借这两大原则建立了现代政治文明，而唯独把这两大原则的发明者中国抛在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如同当初西方国家凭借中国的技术发明进入了工业社会，而唯独把工业文明的发明者中国抛在了工业社会后面一样。 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对文革的仇恨形成了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仇恨情绪代替了理性思考，彻底打断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不加任何区别地把自然法原则归结为是所谓人治，把公众立法原则归结为是大民主，从而使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开始就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 由于把自然法原则和公众立法原则统统归结为是文革浩劫的产物，而这又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原则，这就使中国精英集团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不可避免地放弃或者绕过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成果，而把曾经导致社会动荡混乱因而目前已被西方国家否定的陈旧政治文化，当作现代政治文明引入了中国。 由于这些陈旧的西方政治文化完全是少数人用来欺压多数人的，根本不顾及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特别适合中国精英集团的统治，便有意识把这些西方国家已经淘汰的陈旧政治文化，当作现代政治文明大肆宣传，故意欺骗人民。 不仅在朝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样做，在野的文化精英也跟随这样做，在朝野持续30年的共同鼓噪下，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大众民主和现代司法原则，便从中国人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数千年来一直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民主，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同样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在没有爆发大规模阶级对抗的条件下，那些暂时处于弱势的精英集团（如现在的文化精英）便故意把这种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渲染为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斗争，竭力欺骗人民群众充当他们之间斗争的炮灰（如同89年那样）。 但是，由于中国精英集团――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文化精英，在欺压和抢劫人民群众方面做得太露骨太过分，后来已经很难再继续欺骗人民。这便又造成了各个精英集团纷纷投靠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吴三桂道路，恰恰西方国家正需要通过中国的内部势力分裂和肢解中国，这就使中国的精英集团和西方国家在客观上形成了共同利益。为了实现和维护其共同利益，他们需要中国人民一盘散沙，需要中国人民萎靡不振，需要中国人民充满负罪感，需要中国人民处于落后文化状态，而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对文革的控诉，通过这种控诉让中国人感觉自己狗屁不是、一文不值，除了盼望成为西方国家的奴才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出路。 中国就是在这种控诉中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越来越对立，越来越被动。对外，在控诉文革和控诉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距离世界现代政治文明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距离世界现代政治文明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眼中缺乏政治文明、没有人权观念的野蛮国家。 即便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西方***和西方左翼人士，面对中国脱离现代政治文明的问题，也越来越感觉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替中国辩解，大家所能选择的唯一理由，就是官方提出的所谓国情不同。 显然，国情论是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道理的理论，国情不同只能成为政治文明类型不同的理由，而不能成为拒绝政治文明发展的理由。 况且中国还不仅仅是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是在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就是典型，这种情况不仅在现代西方国家不会出现，甚至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会出现。 《水浒》展现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把当时封建社会所有罪恶全部集中到了一起，即便如此，书中所有案件都没有要求受害者必须持有害人者提供的资料才能打官司，不仅当时宋朝的法律没有此类荒谬要求，估计查遍古今中外所有法律都不会有此类要求，此类法律简直把老百姓欺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哪怕是稍有丝毫良知都不会设立如此荒谬绝伦的法律。或许有人会说，《职业病防治法》不过只是一部荒谬法律，并不能代表中国整个法律体系。 其实，除了《刑法》之外，比《职业病防治法》更加荒谬无理的法律比比皆是，比如亏了白亏的《消费法》，骗了白骗的《证券法》，撞了白撞的《交通法》，抢了白抢的《物权法》，还有那些无法无天、如狼似虎的执法大队等，无一不是在照搬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模式。 不仅中国的世俗社会在仿效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模式，甚至连中国宗教都在仿效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模式，全国所有寺庙道观都在变相发行赎罪券，据说少林寺一柱高香已经卖到了数千元。 可以说，正是在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控诉中，把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制度和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制度，变本加厉地搬到了中国，彻底铲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法则，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虽然今天控诉文革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分化瓦解中国的工具，已经成为国内官僚买办集团掠夺百姓的工具，但是这种控诉依然会继续下去，这是由文革本身性质决定的。文革主要矛头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说一要打倒政治精英，二要打倒文化精英。由于政治精英是物质领域的统治者，文化精英是精神领域的统治者，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控诉文化大革命，文革必然会被妖魔化为洪水猛兽。其实，即便没有文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照样会成为妖魔化的对象，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妖魔化就是典型。妖魔化文革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妖魔化所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革命，是复辟成功的剥削阶级对人民革命的控诉和清算，是返回中国的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控诉和清算。有文革他们就妖魔化文革，没有文革他们就直接妖魔化社会主义，直接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感觉到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爱国有罪，人民有罪，甚至中华民族天生就有罪。俄罗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通过议会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禁止妖魔化苏联历史。 俄罗斯拥有上千个政党，是当今世界政党最多的国家，可是在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时代这个问题上却能够基本保持一致，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妖魔化苏联历史，已经成为国外颠覆势力和国内寡头势力掠夺国家和人民的政治旗帜，而持续20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堆积了大量的历史谣言，如果让人民陷入这些谣言当中去辩解去争论，势必会造成日趋严重的社会内乱，俄罗斯将永远也难以强大起来，所以干脆立法禁止妖魔化苏联历史。 就是这一个法律，仅仅这一个法律，动荡的俄罗斯便立刻稳定下来，所有国内外颠覆势力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俄罗斯人民再次恢复了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在依然经济薄弱的基础上迅速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建立起了让世界银行都大加赞赏的“穷人增长模式”，即GDP的绝大部分都增长在了穷人身上，恰好与目前中国的“富人增长模式”完全相反。 从中国和俄罗斯的对比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持续30年妖魔化文革和俄罗斯持续20年妖魔化社会主义，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和国家永远锁定在被告位置上，永远锁定在被掠夺被凌辱的位置上。期间，俄罗斯人民几十年的劳动积蓄被掠夺一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浮财被先后两次金融崩溃洗劫得干干净净；中国国内 14万亿产业资本被外资控制，同样数量的外汇资产被外国占用，各种资源正在被逐渐掏空。俄罗斯在金融资产被洗劫一空之后醒悟了，中国却仍然被紧锁在民族自虐和肆虐人民的枷锁之中。 控诉文革已经成为为所有邪恶进行辩护的政治挡箭牌，无论干下什么罪行，哪怕是旷古未有的最邪恶罪行，回答永远都只是那同一句话： 你们文革那时还打死过人，大跃进那时还饿死过人！ 无论你批判什么，回答也同样都是那句话： 你们是要回到文革时代！ 对此我们要说明的是，文革有没有打死人暂且不论，大跃进有没有饿死人也暂且不论，社会能不能回到过去时代同样暂且不论，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是文革真的打死了人，大跃进真的饿死了人，难道就能够成为现在剥夺百姓一切的理由？ 就能够成为照搬原始积累时期和欧洲中世纪的理由？ 就能够成为逼迫老百姓开胸验肺的理由？ 并且，如果说肯定某一个时期的政治探索，就是要回到某一个时期的话，是不是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回到古罗马古希腊时期？ 其实，稍微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所谓要回到被妖魔化的文革时代，已经成为打击所有人民要求和人民愿望的万能罪名，无论站在任何角度看待任何问题，哪怕是站在现代西方的角度上看问题，只要是替人民说话，只要是反映人民愿望和维护人民利益，立刻就会被扣上要回到文革时代的大帽子，然后肆意进行妖魔化。 30年来中国之所以很少有人替老百姓说话，以至于在老百姓福利保障被剥夺干净的情况下，拥有13亿人的中国仍然没有一家替老百姓说话的左翼报刊，就是妖魔化文革并把妖魔化的文革用来打棍子扣帽子的结果。 妖魔化文革和“要回到文革时期”这顶大帽子，已经让老百姓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如果任凭其发展下去，那么接下来将要遭受灭顶之灾的，则有可能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才讲过，妖魔化文革不过是一个突破口，是一个政治幌子，其真正目的是妖魔化社会主义，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妖魔化中华民族。 俄罗斯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时代的真正目的，是要妖魔化整个俄罗斯，才立法禁止了妖魔化斯大林时代。 许多人总是担心禁止妖魔化文革时代，会被误以为是要回到文革时代，其实这种担心没有任何必要，俄罗斯立法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时代，并没有任何人认为俄罗斯是要回到斯大林时代。 禁止妖魔化斯大林时代，只不过是彻底堵塞了国外颠覆势力和国内寡头势力颠覆俄罗斯的思想舆论渠道，与所谓回到斯大林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所谓要回到某某时代，不过是敌对势力诬陷的借口而已，即使没有这个借口，同样也会有其它诬陷借口。这是目前中国***人必须十分清醒的一个重大紧迫问题。 开胸验肺，奇冤震天，以致前些天河南省六月飞雪，再现《窦娥冤》中的悲天一幕。 如果在发展到逼迫老百姓开胸验肺这种地步还不觉醒，那么，历史留给中国***人觉醒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附一：憷目惊心的“开胸验肺”，青年民工的辛酸血泪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1&id=93270452&boardId=2 附二： “开胸验肺”谁之痛，职业病鉴定待改进 来源：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9-07/14/content_11707707.htm 附三：河南处理开胸验肺事件相关人员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sina.com.cn/s/2009-07-28/1900183156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