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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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2, 2009, 6:31:55 AM1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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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国社会历史转轨的第一推动力。

当代中国,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故事成了“创世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却被认 作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并非是预定的结果,而是真理标准讨论所释放的能量铸造出来的成品。以实践检验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的正确性,就是人民以切身的体认检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出现的转折,只不过表明共产党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是政党的转折 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转折。

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检验是非,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牢笼,摆脱了神化毛泽东的精神枷锁。思想大解放,导致政治大改观、经济大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 的航程,以及改革开放促成社会的变化,肇始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深入,就被扼杀了。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 端,也是由于这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煮成了“夹生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至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 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

人们谈论过“第三次思想解放”,现在又在谈论“继续解放思想”,对第一次思想解放却淡忘了。而且,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根本就没有很好研究,某些事 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作用,或被掩盖或被歪曲。三十年过去了,此刻还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更待何时?

(一)恶梦醒来是严寒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北京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逝世之机,反对“秦皇专制”,愤怒声讨“四人帮”。人民表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压抑已久的 真实意志,但遭到暴力镇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一次血洒天安门广场。

四月的英雄碧血灌浇出十月的胜利之花。当人们得知“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奔走相告,私下庆祝。继而涌向街头,举行游行。北京人倾城而出,游行了三天, 每天人数都超过百万。半年以前,在“四五”运动中郁积的悲愤,一吐为快。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在一批老干部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的 正规提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九八〇年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改称“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拯救中国于败落的大功劳。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经济频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一阵激情的躁动过去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出现的变革。原因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华国锋、汪东兴 等人,极力维持现状。他们利用了人民的意志,但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历史上,在上层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常有这种局限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传达关于“四人帮”问题的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十月十八 日发出)。他借题发挥,说:“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这是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粉碎“四人帮”以前 的局面,应当一仍旧贯。人民要求把“四人帮”从党中央“分裂”出去,而和“四人帮”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党中央某些人是不愿意被“分裂”的。指责当时把矛头指 向“四人帮”的人是错误的,同时就是标榜自己把矛头指向反“四人帮”的人是正确的。吴德正是那个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指挥清场的镇压“四五”运动的 负责人。华国锋也是在“四五”运动之后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流血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四五”运动中被逮捕的人却继续在坐牢。人民怎么能容忍?因此,第一个强烈的要求 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同时又要求作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复出。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首先集中为此二者。当 时有一首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谣:“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打倒林彪,吃惊不小;打倒邓小平,谁也弄不清;打倒江青;拍痛掌心。”当人民欢庆打倒 “四人帮”拍痛掌心的时候,还要坚持“谁也弄不清”的“批邓”,可谓不识时务矣。但采取“怀仁堂之变”的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问题,本来就不是反对他们 的思潮和路线。所以,清算思潮、改变路线,严重的斗争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如果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此二者守不住,就大事不 好了。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两个凡是”出笼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他对当前工作发出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事实上, “批邓”已经批不下去了,此举不过是执意压制人民的呼声。理由何在?他就抬出“凡是”来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说“对邓小平不要抱有 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坚持“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他主张体现“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样版“朝农”(朝阳农学院)还要办,鼓吹“四人 帮”的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还要放。他的理由无非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看过的”,等等,等等。他的“凡 是”就多了,而且也绝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1结果连错别字也不能改,于是闹出了笑话。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将“累戒不改”写成“累戒不戒”,错了一个字。这本是笔误,第二天《人民日报》作了更正。这篇文章收入毛选五卷是 按手稿刊印的,还是“累戒不戒”(第438页)。“累戒不戒”是什么意思?谁能懂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毛选五卷中被写成“扬帆”(第147页)。 在“凡是”派看来,凡是毛主席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杨帆自己姓错了。

十一月三十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 言重复同一的思想。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一个“凡是”,也不是多个“凡是”。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由汪东兴和李鑫策划,郑必坚、龚育之○2执笔起草的。汪东兴送审时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华国锋批准发表。“学好文件”,一是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便是学“英明领袖华主 席”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抓住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化为“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除了“两个凡是”这一亮 点,社论全文都是陈词滥调;而从全篇的结构来看,“两个凡是”是生硬地嵌进去的。○3 “两个凡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凡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凡是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最权威的发布方式。此论一 发,形势大变。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二月逆流”(意谓“文革”中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并非真正的“二月逆流”)。三月份,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还有“两个凡是”的另一个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二七”社论中的 “两个凡是”已广为流传,成为标准版。
  
“两个凡是”的实质

毛泽东刚逝世,华国锋等人忙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目的是为“两个凡是”设置一个神殿。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带头签名,中共领导人曾作出将遗体火化、不 建坟墓的决议。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凡是”。所以,“两个凡是”的实质完全不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了解。

“两个凡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一,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接续个人崇拜的香火。“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病入膏肓,蛰居深宫,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甚至连发音咬字都不清楚了。将他的 所谓“指示”和“决策”视为神明,毫无理性精神可言。这些“指示”和“决策”之所以必须奉行,不在乎是否正确,而是出之于神圣毛泽东。保住对毛泽东的个人 崇拜,才能延伸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继承人地位是来自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作为“英明领袖”,他没有本事服众,只得祈求“伟大 领袖”的亡灵。

第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催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 九五七年)出版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文,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照华国锋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就已经“贯穿”了。华国锋还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 的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第三,维护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论证的极左路线。所谓“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林彪覆灭后,毛泽东和“四人帮”批林彪的“极右”。 “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又批“四人帮”的“极右”。他说:“‘四人帮’,极右,右得不能再右了。”那就是说,他嫌“四人帮”还“左”得不够。几十年来, 共产党的极左路线一路延伸。

第四,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极左路线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一再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共十一大上,将 “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而“四人帮”的事业——“文化大革命”却保留了下来。华国锋宣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同时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 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华国锋还有一道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符咒,叫做“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 己。若有非议,则是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第五,维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压制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反对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和阻挠邓小平复出。三月十四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强调:“高高举起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 损我们旗帜的问题。”○4陈云和王震唱了反调,会议的简报居然不登他们的发言。

总而言之,“两个凡是”与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一脉相承,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

“两个凡是”既荒唐又蛮横

依据“两个凡是”,不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不管是否发生形势变化,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必须照办,只要是毛主席定的必须执行。毛主席有一条指示,叫做“以粮为 纲”。种其他的庄稼就不行,种了也要拔掉。所以也可以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些人认为,语录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庄稼种错了、长错了。毛主席的决 策是“农业学大寨”。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有的地方居然以“反大寨”的罪名作为刑事判决的根据。毛主席说过“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 差不多”。因此奖金就不能发。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经毛主席看过的,因此无论有多大 的错误都不能批。

从正定理又引出逆定理:凡是毛主席没有说的就不能办,凡是毛主席没有定的就不能行。冤假错案如何处置,毛主席没有说,因此就不能平反。大学的招生制度毛主 席没有定,因此就不能改革。他们发射的飞矢却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毛主席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本身就不合乎“凡是”。而且,他们对 于“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所有的都要“凡是”,只有合乎需要的才“凡是”。例如,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汪东兴却说:“他那两 下子不怎么样。”再如,“文革”初期,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毛泽东说:“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 吴冷西受到“凡是”派的重用,就不以“灰尘”论了。任何错误的理论、荒谬的主张都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旦加以揭示,便不攻自破了。

“两个凡是”虽然在思想上十分荒唐,但政治上又极为蛮横。宗教徒的上帝崇拜不过是自身的内心信念,不会利用上帝整人。中国流行的领袖崇拜却可以用来整人、 害人、杀人。林彪、“四人帮”是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也是如此。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即公示“两个凡是”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 的次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签发了五号文件,三月二十八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又签发了三十号文件,还要严厉追查“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文 件规定:对这些现行反革命“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恶毒攻击”(简称“恶攻”)罪起源于“文化大革 命”,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非法刑求。因被判为“恶毒攻击”而坐牢的人还没有放,从一月到四月,在纪念周恩来逝世和回顾“四五”运动一周年之际,又抓了不少 人。

一月八日,青年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刷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称之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被逮捕。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 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5简称“抬邓、反华、保王”。编造的理由非常玄乎而又曲折。有人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老实人”撒起 谎来一点也不犹豫。○6抓了人,又发文件,全国出现一片恐怖。○7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各地有一批张志新式的优秀人物惨遭杀害。(据传,受害者达 四十四人之多,但中共中央从未正式公布数字。)上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王申酉,逃过了“四人帮”的一劫,却又死在“两个凡是”的枪口之下。(当时上海市的 负责人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两个凡是”也是欠了血债的!华国锋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在北京逝世。他留下的遗言表明,至死坚持“两个凡是”,说什么 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是“逆流”,“这是很危险、很反动的。”○8莫非到阴曹地府还要抓“恶毒攻击”的反革命?

注: 

 
○1汪东兴的这些说法,出自我当时的记载,最早发表于二十年前的《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北 京)。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重要的信息不是公开发布,而是转辗相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首长讲话”,或是油印本,或是手抄本,起了重要的信息 传播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流行了一个时期。本文的写作,主要是根据我作为亲历者的回忆和当时掌握的材料,但力求找到现有的文字依据,或是官方文 件,或是同时代人已经发表的著作,作为印证。对于以讹传讹的说法和互相矛盾的文字,我尽量作出订正和进行考证。作为当事人,自信有足够的判断力。汪东兴的 这些说法,我还可以引以下著作为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21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11月;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35页,明 镜出版社,1997年11月。

○2一些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著述,对于李鑫、郑必坚、龚育之,往往故隐其名。按共产党的规矩,点名是要经过批准的。我认为,在事件中出现的人物,无论做了 好事或坏事,都应该将名字留在历史上。李鑫(?—— 1992)原为康生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四人帮”视他为亲信。十月三日,江青等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了。席间,江青问毛远新, 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毛远新答:已到达山海关。十月四日清晨,正熟睡的华国锋被叫醒,李鑫向他密报“四人帮”的异动。李还送上当天刚出版的头版 头条刊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社论的《光明日报》,并建议“先下手为强”。他的意见符合叶剑英的“以快打慢”的谋略,因而参与了逮捕“四人帮”的 行动,从此得到华国锋的宠信。他是“凡是”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郑必坚(1932——)时任华国锋的秘书,又是毛著编办(见(三)注○1)的成员。华下台 后,宽宏大量的胡耀邦仍让他留任秘书。邓力群组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时,他被延揽入室。后来他又成为江泽民的政治秘书。他是历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 泽民、胡锦涛五朝的“常乐老”,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龚育之(1929-2007)的经历与郑必坚相仿,当时也是毛著 编办的成员,后来同样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们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但从来没有谈谈对“两个凡是”的再认识。可笑的是,一 九八八年还应《光明日报》之邀,两人参加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的座谈会,均若无其事地作了一篇发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编辑部 编,1988年。)这二位都是共产党内按别人的意志操弄文件的写作机器。奇怪的是,这类人物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先是康生、陈伯达,继之张春桥、姚文元, 又有胡乔木、邓力群,之后就是郑必坚、龚育之。发展的趋势是逐级退化,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像样。

○3当年中南海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对人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两人 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见喻权域《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
http://www.*.com/Article/Class17/200805/38968.html )“得意洋洋”是别人对他们的观感,“挖空心思”则是他们自己的意图了。一九七七年一月,他们为华国锋准备一个讲稿,其中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个讲稿没有派上用场。起草社论时,李鑫提出,要将上述意思写进去。郑必 坚和龚育之的“挖空心思”就在于把它浓缩成两句话,嵌了进去。

  ○4○5《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6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发出七十号文件,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当初华国锋是怎么“查明”的?不提了。

  ○7据《争鸣》二〇〇八年九月号报道:华国锋上台后,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期间,有七千一百四十多人因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而拘捕关 押。
  ○8同上。

[ 本帖最后由 白鹤一鸣 于 2009-3-5 07:12 编辑 ]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二)拨乱反正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都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找到了根据,叫做“拨乱世,反诸正”。拨“文 化大革命”的乱世,反诸社会的正轨。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但组织上的“华汪体制”,以思想上、政治上的“两个凡是”为纲领,挟“一举粉碎‘四人帮’”之余 威,大树特树对“英明领袖”的个人崇拜,极力在新时期固守旧秩序。因而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步履艰难。
  
澄清是非何以为准?
  
开始,为了推翻某些结论或改变某些现象,总是说林彪、“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有些问题既没有“篡改”,也没有“背着”,毛主席 的指示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一套,并没有两套。于是对语录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重新解释。例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在《“继续 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而不是整党内走资派。重新解释可以不止一种,重要的是结论:必须 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邓小平也同意作重新解释。后来虽然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 命”,但开启重新解释语录的途径,有利于冲击思想僵化的闸门。有些语录又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于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

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载入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经毛泽东画了圈的,成为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大石 头。人们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方毅找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 行批判”,但他自己就信心不足:“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他知道刘西尧等人“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1一九七五年,教 育部长周荣鑫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批邓”中被批斗致死。恐怕他们记忆犹新。这时,教育部仍然犹豫观望。所以,邓小平也推翻不了“两个估计”。直到一 九七七年十月,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一段一九七一年六月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 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2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一九七 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公布了这一语录。邓小平审阅这篇文章时有一个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3文章写得不算很好,语录具有神奇效力,从此 “两个估计”才算作废。

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 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非要作彻底的思考不可。

  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否定了一些荒谬的口号,改变了一些错误的方针,不管讲出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东西,人们总是高兴的。但由于 “两个凡是”的束缚,一切都只能在不触动毛泽东神位的前提下、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纠正毛主席的错误。今天来看,这 种局面何其可笑!当时来说,改变这种可笑的局面又何其艰难!

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是非,到一定时候,就要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入哲学领域了。若是 以语录为标准,那么语录本身的是非又以什么为标准?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追问,最后都在质疑这个先验的语录标准。就像《封神榜》中的斗法一样,“凡是”派放 出的法宝是语录标准,反对“凡是”派的人们用什么法宝来破语录标准?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苦苦求索,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考出发,走向同一的归 宿。各个方面的努力聚焦到一点,找到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原来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条条道路都通向真理的实践标准。一切领 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

在反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北京大学是“梁效”的所在地,为“四人帮”所严密控制的单位。“四人帮”指挥“梁效”,左右舆论,搞乱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北 京大学的群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来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内容有六条,故简称《六 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是《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其他的一切都 不能提了:“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就不能揭发,破坏教育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否定,整人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 本。以此为准,只能掩饰一切,捂住盖子,保持原样。中共北京市委一再声称:“《六条》是中央的精神”,“《六条》是正确的,不能反,不能批”等等。北大的 群众顶住压力,同颁布《六条》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苦苦斗争了一年。

由于《六条》的压制,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死气沉沉。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校园里贴出一批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批评北大党委, 并系统地批驳《六条》。其中,有一篇《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总结性地写道:“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 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4由于不可能从文 件上或书本上找到批驳《六条》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实践。

最后,中共北京市委承认“《六条》有错误”,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书记黄辛白被撤换。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胜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推动人们拿起 真理的实践标准为武器,去反对“两个凡是”。若是在一九五七年,批评党委、批评市委都将被定为严重的反党活动,打成右派。在一九七七年却导致相反的结局, 撤换领导,承认错误。只能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形势下,真理的实践标准发挥了不可抵御的威力。
  
在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 验。”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十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 写党史”。当时,中央党校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被责成编写中共党史。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中央党校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指导下,讨论党史问题。所谓路线斗争史,即共产党的内斗史,历来以权力意志定是非。所谓 “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的三场斗争,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歪曲和谬误,但依据 “两个凡是”的天条,都是早有定论的。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 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副教育长冯文彬也提出,研究党史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党史教研室提出一份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因袭旧说,胡耀邦很不满意。他指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负责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形成一个文件,题目是《关于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从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确立的“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明确地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 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5当时在校学习的八 百多名中、高级干部以这个原则为引导,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于以实践标准为依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重新审视,学员们思想活跃,讨论热 烈。实际上这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一九七八年四月,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种子。

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某些人认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必须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不能摘,天安门事 件的案不能翻,等等。思想解放的阻力还是很大。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转向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真理标准问题。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和孙长江 谈起这个问题。在党史讨论中,胡耀邦原来提出的是两条原则:一,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的标 准。有些人误以为检验路线是非有两个标准。孙长江觉得有必要说明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 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在报纸上澄清是非的过程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新闻战线上也在寻求突破。报纸上就老干部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文艺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专政对象、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抓生产是“唯生产力 论”等等问题发表文章,澄清是非,总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的根据无非是“毛主席说”,毛主席说的这一句、那一句。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针对读者的迷思,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成的短评,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说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 践。”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标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回事。文章只有一千多字,显然说理不够。这一次,照例又收到许多读者 来信,指责《人民日报》不该登这样的文章,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否则,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浙江大学在政治课考试中出了一道 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有些学生宁可被扣分,拒不回答,还说:“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有一个系,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二十 多人在讨论真理标准时,只有一个人赞成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却有不少人反对他的意见。可见,事情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 步!由于多年来推行语录标准,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成了异端。新闻界与理论界通力合作,决心就真理标准问题做一番文章。哲学研究所的 邢贲思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的疑问,准备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注:


○1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63-68页。
  ○2见《邓小平年谱》(上)第225页注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3同上,第234页。
  ○4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所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称之为“突破”。他在第17页上写道:“在 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 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 决。’”作者注明引自“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这本书的这一页,是郭罗基所撰《“两个凡是”和真 理标准》的一部分。文中并没有“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的说法。《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大字报的作者是郭罗基,不是“王贵秀等人”。在上述文 章中并无太大的必要,故我没有说明,但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大字报的联署者是北大十二个系、所的负责人,也没有“王贵秀等人”。当时王贵秀和我是站在一 起,反对《六条》的,但大字报的写作和署名“王贵秀等人”没有参与。不知沈宝祥教授语出何典?特别是作者在“自序”中自诩:“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 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因为自由化分子郭罗基身居海外,而将大字报的作者无中生有地转移到中 央党校的同事“王贵秀等人”头上,是“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吗?与此相关,中央党校出席理论务虚会的共十一人,沈宝祥列出了姓名,又独缺身居海外的 阮铭(第327页)。讳之多矣。尽管如此,这本书在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历史的,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真理标准讨论的著作。史实可信,史识不足。
○5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6-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6吴江《十年的路》第36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见孙长江《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百年潮》1999年第3期。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三)一篇文章惊天下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规模讨论,起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而引起思想交锋,演变为 政治较量,推翻“两个凡是”,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老生常谈发挥了威力

这篇文章的产生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产物,所以一旦面世,受到广泛的重视。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两天之内, 全国三十五家省、市以上的大报中二十五家作了转载,后来其他报纸也陆续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的四个小标题概括了全部内容: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内容来看,文章在理论上并无创见。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形势,把真理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理论上的老生常谈一经重申,却具有冲击形势的针对性。 文章虽没有点出“两个凡是”,但读者都会联想到“两个凡是”。因此,它本身就是重在实践意义,而不是追求理论创新。

这篇文章的意义,倒是站在反面的人看得更清楚,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威胁。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天晚上十一时,毛著编办○1副主任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吴冷西主政 《人民日报》时,胡绩伟是他的副手。所以吴冷西的讲话具有居高临下的口气,要点如下: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住毛主席的教条不放。……所谓要冲破禁区, 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 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 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吴冷西在理论上讲的都是外行话,因为他根本不懂哲学。在政治上,他倒是很敏锐的,点到了要害,只是立场不同,别人认为很好,他认为很坏很坏。

吴冷西说,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2

次日,胡绩伟就到胡耀邦家里,讨论吴冷西的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胡耀邦还召集中央党校的一些人参加。他针对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从大视野出发讲了一番 话,主题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之后,刚刚起步,要倒退人民是不答应的,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阮铭把他讲 的意思敷衍成章,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发在《理论动态》上,《人民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载。后来,胡耀邦对胡德平还有一段精彩的议论: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 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3吴江在胡耀邦家当场表示,要回答吴冷西的责难。事后,吴江与孙长江商量。孙对吴说:“我们赶紧写文章批驳吴冷西的意 见,不然等我们被打倒后就没有发言权了。”○4他们确定了答辩文章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五月十三日,毛著编办的另一个副主任、《红旗》杂志主编熊复,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播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 章。他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

那个毛著编办,在当时似乎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意识形态指导机关。毛著编办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并非上下级关系,吴冷西和熊复却动不动就指责别人 “砍旗”,他们又成了类似于“中央文革”那样,具有法外之权,可以号令天下。吴冷西和熊复还神秘兮兮,叫别人不要外传,实际上他们自己传得很广。如果没有 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不过是报纸上的一次正面宣传。一篇文章引起旷日持久、牵涉广泛的大讨论,就因为有人反对,就因为反对意见的 激烈。所以当时人说,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派的功劳最大。

一篇平常的文章,提出一个平常的问题,却遭到激烈的反对,这就成了不平常的事件。

“不表态”和“把好关”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不同意见,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不表态”、“不卷入”。○6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已经 卷入了。只不过是愚蠢的表态、被动的卷入,等着战火向自己身上扑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于他所掌控的《红旗》杂志、毛著编办实行“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对于已经表态、已经卷入的,则另有一种脸色。五月十七日,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发表前邓小平看过)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 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 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提出“要查一查”,那就不仅是批评的问题了。“查”的结果如何处置?底牌 尚未亮出来。后来,汪东兴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三不”:“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7汪东兴提出“这是哪个中央的意 见?”问题就严重了,似乎又要搞“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第二天,汪东兴找了中宣部长张平化。张就来“把关”了。他召集正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到钓鱼台开会,专门讲了《光明日报》特约 评论员文章,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他 煽动大家提不同意见,但提倡的是“拿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最后,他向与会者拱拱手,说:“拜托,拜托!”○8汪东兴要他“把关”,他又“拜 托”各地的负责人“把关”。这个会议,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自上而下括起了冷风,一时之间,形势紧张,谣言四起。说什么“中央派人到中央党校,追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事”,“《人民日报》犯了严重 错误,中央已派工作组进驻了”。还有人说“文章的作者已经被抓起来了”。

此时解放军正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曼村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又把对毛主席的“两个凡 是”推广到华主席了。

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 了弥天大罪。”○9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

“凡是”派头面人物却并不认为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又一次挥舞大棒。 他批评有人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在那时,没有比“反毛主席”更大的罪名了。 他还说:“特约评论员,是谁?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 对。”谁都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出自胡耀邦指导下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他多次点名批评胡耀邦,特别指出《人民日报》四月十日刊登的一个老干部给 青年的信(胡耀邦撰写),说是“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的讲话时,用了“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 想”作为标题。汪东兴责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 的标题不是有意的吗?” ○10所以,《红旗》杂志在一九七八年第七期的评论员文章中,就作了等级区分,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在讲话中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 “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特约评论员”再接再厉

胡耀邦的头上出现一股高压气团。

六月下旬,在胡乔木的恫吓之下,连胡耀邦都“有点退却之意”。胡乔木跑到胡耀邦家里,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再争论下去会导致党的分裂。他不同意再争 论,要立即停止。《理论动态》不要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胡耀邦同意“暂时冷却一下”。○11

胡乔木在别的场合又表现出另一副面孔。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要分裂党中央。言者声色俱厉, 闻者莫明所以。○12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局长以上干部会上,又发表同样的论调。他说:我可以负责地讲,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一致的。 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分裂党中央。这是胡乔木的两面行为。他对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胡耀邦说,争论会导致党的分裂;他在公众场合又指责 别人,谁说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不一致是造谣。造谣者和辟谣者都是他本人。他在胡耀邦面前造谣,是为了吓退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在公众面前辟谣,是为了替 “两个凡是”粉饰太平。合二为一,体现了胡乔木的一番苦心。

正当胡耀邦“有点退却之意”时,站出来一位大将极力支援。他是名副其实的解放军大将,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

吴江和孙长江一直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孙长江写了初稿,吴江改写后,又讨论、修改了几遍。他们将稿件送胡耀邦审阅,胡让秘书打电话转 告:“过三个月再说。”这篇文章已不能刊载《理论动态》,更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吴江和孙长江体谅胡耀邦的难处,但又不甘罢休,便 绕过胡耀邦,将文章送《解放军报》。《解放军报》送罗瑞卿审阅。罗坚决支持,两次提出修改意见,并与胡耀邦通气。他们之间至少打了六次电话。胡当然求之不 得,打消了“退却之意”。他对秘书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罗大将说要发。”罗还说,有人(指汪东兴)不是讨厌“特约评论员”吗?我们就是要用“特约 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这一次与上次不同,《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和《解放军报》同一天刊登,新华社同一天播发,表明北京的主要新闻机构对“两个凡是”的联合反击。尔后其他报纸也陆续转载。

罗瑞卿多次打电话给报社,询问版面的安排,叮嘱无论如何不能出差错,一如将军临战之前的谨慎。罗瑞卿去联邦德国治病,上飞机前,他对《解放军报》的负责人 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 ○13不幸,罗瑞卿死在手术台上。他的一生以善举告终,留给人们的是不尽的思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一驳斥了“凡是”派的反对意见,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是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这一洋洋一万七千言的巨 篇的发表,才使前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站住了脚。同时,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更为鲜明。后来,胡耀邦评价道:“现在看,一九七八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当时 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14


注:
  ○1它的全称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看起来是个出版机构,实际上拥有发放毛主席指示、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指挥大权。文革中,批判陆定一 的修正主义。他说:“请你们先出毛泽东全集,然后再来批我。”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建议出《毛泽东全集》。吴冷西说:“不能出全集,出全集会影响‘高举 ’。”这就是说,出《毛泽东选集》,选什么、不选什么,关系到由谁来“高举”。“委员会”是虚设,“办公室”才是实体。办公室主任为汪东兴(后为胡乔 木),李鑫为第一副主任。这个机构是“凡是”派的阵地,此外还有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红旗》杂志社,中央专案办公室也是由汪东兴、李鑫把持的。一九 八〇年五月,毛著编办改称中央文献研究室。
  ○2以上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66-67页,39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3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9期。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4《孙长江细说“真理”一文刊发幕后》,
http://jgjs.qingdao.gov.cn/E_ReadNews.asp?NewsID=1132
  ○5同○2,第40页。
  ○6《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7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40、44页。所谓“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所谓“丢刀子”,是指丢毛泽东这把刀子。语出毛泽 东本人。他反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列宁、斯大林是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
  ○8同上,第40-41页。
  ○9《人民日报》1978年6月6日。
  ○10见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42页,胡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11这是我当时听到的说法。阮铭的《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第35页言之鑿鑿,可为佐证。他说日期是六月二十日,胡耀邦打电话把 吴江和他叫到家中。胡耀邦说,胡乔木刚来过。他转述了胡乔木的意见,并告吴江和阮铭:“暂时冷却一下吧。”吴和阮不同意。据跟随胡耀邦多年的警卫秘书李汉 平回忆,六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即《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当天——郭),胡乔木连续到胡耀邦家,说:“你不能 再这样写,这样党就分裂了。”(见高瑜《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动向》2008年9月号,第35页。)
  ○12《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录》(邢小群)2008-02-19 18:15:08 发表于:博客中国 www.vip.bokee.com
  ○13姚元方《与胡福明教授共忆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32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
  ○14王仲方(原罗瑞卿秘书)《耀邦与我的两次谈话》,《炎黄春秋》2005年7期第17页。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四)何人争抢发明权?

本来,理论家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常识性的文章。它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由于当时人心往一处想,实践标准的宣扬满足了现实的需要。 同时,也因为有人反对,反对的调子越高越引人注意。一篇文章触发一场大讨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像现在的中国社会,能够引起轰动的 是股票,不是文章。一大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顶住了高压,在论战中取胜,有人就来争抢发明权了。喧嚣一时,成了公案一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是谁?

《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本报举 行优秀理论文章作者授奖大会”的消息中公布:“特别奖(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从此胡福明本人也堂而皇之以“作者”自居。在这 以前,胡福明的名字并不为人所注意。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胡福明参加了。那时他尚未享有“作者”的尊荣。每天晚上孜孜厄 厄准备发言,终究没有讲出什么名堂来。一九七九年,江苏省出席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名单也没有列入胡福明。《光明日报》何以前后说法不同?时势异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见于五月十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六十期,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光明日报供稿”是何 来历?一九七八年四月初,《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将发表一篇来稿,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加“一切”二字,成 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其实,这是画蛇添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全称判断,当然包括所有真理、全部真理、一切真理。)。理论部请新上任 的总编辑杨西光审阅版面。杨西光当即表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题材,这篇文章应当从哲学专刊移到第一版。但文章的内容需要好好修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组织党史讨论时,杨西光是高级班的学员。他对于“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印象深刻,故慧眼独到,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实质。他不但主持文章 的修改,还周密地安排文章发表的程序,后来又在重要的会议上多次发言,系统反驳“凡是”派的攻击。杨西光是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重大贡献的不可遗忘的人物。

杨西光将《光明日报》四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第八稿,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并亲自出马,拜访吴江、孙长江,商谈修改、发表事宜。杨西光已经不在了,他没有留 下文字材料,作出说明。吴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送来这篇稿件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报社内部意见不一,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二是,杨西光得悉我们 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他就把文章送来,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吴江所说的“我们正在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即孙长江执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吴江就将《光明日报》稿交孙长江一并处理,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他特别嘱咐“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四月二十七日,孙长江交出完稿。他提供了一 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对稿。由于孙长江是将《光明日报》小样中的有用部分剪贴到他的稿纸上的,所以,哪些是吸收《光明日报》稿的文字,哪些是 孙长江撰写的文字,哪些又是吴江修改的文字,一清二楚。

从文字上来考察,电脑统计的结果如下:

完稿全文5821字。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的文字2629,占完稿全文的45%.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吸收了什么。在吸收的文字中,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和对语录的解释占了1101字,举例(门德列捷夫周期表,哥白尼学 说等)占了654字,两项相加,共1755字,又占了吸收《光明日报》修改稿2629字的66.7%.这些材料本是举手可得,并非一定要取之于该稿。除了 语录和举例,属于《光明日报》修改稿中的创作文字,吸收了974字,只占完稿的16.7%.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孙长江所作的如下重大改动:

一,将题目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唯一标准”。“凡是”派并不直接反 对真理的实践标准,而是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即语录标准。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已经指出“标准只有一个”,排除了语 录标准。《光明日报》稿的题目不能排除“语录也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就从论战中已经占领的阵地倒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比“标准只有 一个”更加规范化、命题化。

二,拟定四个小标题,明确全文的主要论点。

三,“凡是”派攻击文章的结尾“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要向马列主 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这一段重要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光明日报》修改稿所没有而出自孙长江之手。

吴江的改动,主要是文字上的修饰,大问题可能他已与孙长江商量过了。

文章的题目、论点、框架都是孙长江(和吴江)确定的。按照吴江的意见“尽量吸收”的,主要是《光明日报》稿中有关语录和举例的文字。孙长江本人撰写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即使没有《光明日报》的文章,他也必将继续修改,独立地完成定稿。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是两条流水线的汇合,一条是《光明日报》流水线,一条是中央党校流水线。

《光明日报》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是一九七七年九月胡福明的投稿。第二道工序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主持的修改,历时半年多,改至第五稿。第三道工序是重大转 折,由杨西光主持修改,与中央党校沟通,部署发表程序。

中央党校流水线始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讨论党史上的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在提供的讨论文件中确定“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 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二道工序是吴江和孙长江商量后,由孙长江为《理论动态》撰写一篇文章,澄清学员中的模糊认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初稿写成后,吴江认为不够成熟,需要修改。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五)历史功绩属于谁?

王强华说:“由此文(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1)一曰“发动”,二曰“组织”,三 曰“领导”,事实何在?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这句话只具有否定意义,即 不能“归功于”胡耀邦。至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发动、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作出规划了吗?没有事 实,只凭空话,怎么能够“归功于”?从肯定方面来说,毫无意义。邓小平不是也不认识胡福明吗?邓小平非但不认识胡福明,连他在哪个城市都搞不清。(3)不 认识、不知居于何地的胡福明,邓小平当然不可能组织他写文章。按照王强华用在胡耀邦身上的逻辑,邓小平怎么能够“发动、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 遵从“有关方面”的旨意,王强华也就顾不得自己的逻辑了。

“有关方面”亲自出马了。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李长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讲话,他一开头就说: “三十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2008年5月 9日。)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胡耀邦的名字却提都没提。李长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是沈阳电器公司的一个基层干部,对于全国性的大事,自然不 甚了了。他的这个讲话,值得注意的,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局限性,而且表达了现今的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以及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讨论中的作用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赵紫阳所作的《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 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23日)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七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的诞辰应是十一月二十日——郭)座谈 会”上,曾庆红的讲话,重复了悼词中的那句话,接着不伦不类地来一句:“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真是狗尾续貂!到了李长春那里,“貂”没有了,只剩下狗尾巴一条。可见,现今的中共中央常委,经过曾庆红的过渡, 李长春的讲话完成了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的否定,这就违反了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已有的评价。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是胡冠邓戴,歪曲历史。现在,党史出版物和博物馆陈列,曾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有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一 概皆不见,更何况真理标准讨论一事!

邓小平究竟是“领导”还是“支持”?既“领导”又“支持”,曾庆红、李长春们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说法根本不通。如果是“领导”,难道还要对自己的“领导”表 示“支持”吗?如果是“支持”,难道不是对别人的“领导”表示“支持”吗?说邓小平等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支持”的,没错;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由邓小平等 “领导”的,大错!

将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成是某人“领导”的,完全用错了概念,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不是在某人“领导”下发生的,既不是胡耀邦,更不是邓小 平。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有一大批人,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共同的动机,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这一大批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胡耀邦。

将邓小平吹捧为“发动、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举出的几个根据,皆为似是而非。

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就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 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4)邓小平本人多次讲到,针对“两 个凡是”,他经反复考虑,才想出“完整、准确”。但在这封最初提出“准确、完整”的信中,是表达对毛泽东逝世的“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丝毫看不出反 对“两个凡是”的意思,相反,对“两个凡是”的创始者华国锋,语多献媚之词:“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 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 情。”他像林彪对待毛泽东那样,对华国锋也用了“最、最”。

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不提也罢,一看,更是肉麻:“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 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 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5)结果,只稳定了四年,“政治上思 想上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被“衷心拥护”的邓小平搞下了台。

邓小平为人奸诈,一句“永不翻案”骗得毛泽东的信任,一声“衷心拥护”博取华国锋的欢心,一次又一次出山。但邓小平的两次复出是符合民意的,复出后的作为 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华国锋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印象。虽然粉碎“四人帮”有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评定人物,历史上的 作用和人格上的表现有一定关联,也不可完全混为一谈。况且,一旦有了政治上的需要,例如抓“恶毒攻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华国锋就不忠厚、不老实 了。定“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反革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就是他本人签发的,这是当年毛泽东之所不为。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全党。(6)这两封信为华国锋所认可,但为《邓小平文选》所不选。可见,华国锋并不认为邓小平提出 “准确、完整”是反对自己的,而邓小平本人也并不认为这是必须编入他的《文选》、足以传世的代表性言论。

邓小平将他的“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相对立,是后来的事情。

“凡是”派处理邓小平问题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是不让他出来。(7)民间的呼声和党内的噪聒实在抵挡不住,转为第二部,有条件地让他出来。不料,又遭邓小平 本人的强烈抵制。无奈,第三部只能是无条件地让他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华国锋决定改变“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方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他的“三副一总”(党中央副主 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条件是希望他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说明与己无关,以便找个台阶结束“批邓”。因而派汪东兴和 李鑫同他谈话。汪、李在谈话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邓小平拒绝,这才不得不说“两个凡是”不行。五月二十四日,他约王震、邓力群谈 话,透露了这一情节,说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这时,他才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准确、完整”。(8)

邓小平确是较早地反对“两个凡是”,据说,他是受了邓力群的影响。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看了“二七”社论后,发现“‘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 他告诉了王震,王震又告诉邓小平。邓力群自己写道:“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9)因此,才有邓小平约王震、邓力群于五月二十 四日谈了一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据此,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还在邓力群之后。而邓力群和邓小平都是孤陋寡闻,他们不知道,在社论没 有见报之前有人就看出问题来了。

耿飙奉汪东兴之命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找“宣传口”的几个负责人讨论,他就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 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亲历者胡绩伟的证词。(10)与耿飙持相同看法的不乏其人。所不同的,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是从“说不通为我平反” 的切身利益出发,而耿飙等人反对“两个凡是”是出于“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无私的政治见解。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就是“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吗?

邓小平攫有反对“两个凡是”的虚名,其实他的“完整、准确”非但没有能够动摇“两个凡是”,反而巩固了“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同时,也说“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人民 日报》1977年8月18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 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华国锋比邓小平讲得更周到,还有所纠正。邓小平说的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华国锋说的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将两个形容词 改为副词。从正统的观点来看,在毛泽东思想头上加两个形容词是大不敬,难道还有不完整、不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吗?华国锋的意思,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是领 会和掌握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看来,华国锋倒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邓小平是另有所图。

邓小平以“完整、准确”反对“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非但不反对“完整、准确”反而予以采纳。为什么?

第一,邓小平的“完整、准确”只是反对“片言只语”。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 解。”(11)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凡是”,而是论说怎样才是合理的“凡是”;正是要求以“完整、准确”的“凡是”代替“片言只语”的“凡是”。所以, 华国锋完全可以接受,以“完整、准确”来补充和丰富“两个凡是”。而且,邓小平的“完整、准确”的“凡是”在中国要管“世世代代”,还要管到外国的“国际 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远胜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超级“凡是”。

第二,邓小平强调“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与华国锋比赛“高举”,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对毛 泽东思想的态度完全一致,同样都是无批判地颂扬。“准确”有何意义?问题不在于准确不准确,而是正确不正确。错误的东西无论怎样“准确”还是错误的。怎样 才算“完整”?如果引一句语录不算完整,那么可以多引几句。后来,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出去,不是也就不“完整”了吗?所以,“准 确、完整”可以各有各的解释,并不妨碍坚持“两个凡是”。华国锋接过邓小平的口号,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可见,不管理论正确不正确,都可以用上“完整、准确”。

第三,“凡是”派以毛主席语录衡量一切,这是真理问题上的主观标准。邓小平要求代之以“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思想。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强调“准 确、完整”,不过是修正的主观标准。以实践检验是非,才是真理问题上的客观标准。所以,“凡是”派早已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为我所用,相安无事;而一 年以后提出实践标准,则跳将起来,激烈反对。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高举毛泽东思想”,而且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一个比一个更加“高举”。从“高举”到“凡是”是顺理成章的,“凡是”正是为了 “高举”。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代之以“准确、完整”,还是为了“高举”,以便把华国锋的旗帜抢到手。所不同的,华国锋“高举”的是僵化的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高举”的是灵活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换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法来“高举”。邓小平完全是共产党固有的政治思想的传人。但他又有所推陈出新。华国锋 的“高举”是维护陈旧的毛泽东的老权威,邓小平的“高举”是借助“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树立自己的新权威。真理标准讨论是以实践的权威代替个人的权 威、思想的权威,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检验,不但改变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也改变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的思想路线。

胡乔木吹捧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思想上的开端。”(12)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用什么来 代替?邓小平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代替。这就行了吗?还是不行的。邓小平不理解实践标准,被同样不理解实践标准的胡乔木断言为“一个重大转折的 开端”。事实上在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的一九七七年并没有出现,而是一九七八年发动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后才成为“重大转折的开端”。
  
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

邓小平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其实,他的讲话,说来说去只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这本是共产党讲了几十年、重复了千万遍的老话、套话,没有一个新词、没有一点新意。理论界、新闻界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断言:“小平同志表态了,他是支 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当时的形势是很微妙的。共产党内有两种倾向、两股势力。共产党的最高层,坚持“两个凡是”,有权力没真理。共产党的中下层健康力量, 特别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两个凡是”,有真理没权力。后者希望在上层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胡耀邦在政治上的的分量显然不够。邓小平是有资格 抗衡“凡是”派的实力人物,因此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故意抬举邓小平,为自己壮胆。邓小平本人不便否认,“凡是”派也不好反对。至于邓小平本人对真理标 准讨论的态度,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越看越重要”,边走边看,才看出重要性来。

究其讲话的内容,既没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也没有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 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强调的是毛主席的“根本观点”。“有一些同志”的思想 之所以不对头,不是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而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根本观点”。他还是用思想来检验思想,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思想。而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 并没有公然反对“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认为华国锋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说:“华主席、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 思想的根本观点的。”(《人民日报》1978年6月6日。)那么,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究竟反对谁、反对什么?现在,《邓小平文选》中列入的《在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找不到这句吹捧华国锋的话了,邓小平把它删掉了。但事实是删不掉的。六月三十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三十八号文件下发。华国锋的讲话仍然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的讲话一开头就说:“华(国锋)主席、叶 (剑英)副主席的讲话,很深刻,很重要,我完全赞成。”(同上。这句话在《邓小平文选》中也被删掉了。)假如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怎么能够 同时又“完全赞成”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反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的讲话,与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怎么能够并行不悖地放在同一个 文件里?

有人说,邓小平在五月三十日就讲了:“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记, 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有这么一句话。《邓小平年谱》的记载常有不实,姑且假定此话为实。既然会前讲了,会上为 什么不讲?邓小平同一个讲话的后面部分提供了答案。他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说我这个 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13)邓小平否认他“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华国锋用了他的话还沾沾自喜。那怎么会 当着华国锋的面直斥“简直莫名其妙”?

汪东兴也没有听出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照样肆无忌惮地挥舞大棒。

邓小平顺水推舟,听得多了,真的把别人的恭维当作自己的态度了。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14)请看他的讲话,从头到尾有哪一句是“同意这个观点和 文章”的?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5)这 时才对原来的套话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原来的套话已经包含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为什么后 来还要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怎么也说不通。以后来的观点改写从前的历史,以示一贯正确,这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通病,邓小平尤其明显。

邓小平公开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不是在六月二日,而是在七月下旬。

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给他打招呼: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 拉。”(16)

接下来,二十二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谈话。第二天,胡耀邦向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作了传达:“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的 情况,谈了几个东西。(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组,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 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开始时谈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17)

邓小平非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前不知情,发表以后也没注意,直到“听说有不同意见”,才看了一下。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他无关,讨论进 行了两个多月他才说“争得好”,能说这是在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吗?

但邓小平的支持是重要的。本来,胡耀邦顾虑“形势不大明朗”,邓小平谈话以后,他说:“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

究竟谁是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胡耀邦意识到:“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 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18)在中国历史的转轨时期,胡耀邦作出两大贡献:一是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 标准讨论;二是作为操作者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前者打碎精神枷锁,后者打碎组织枷锁;前者解放人的头脑,后者解放人的手脚。胡耀邦很欣赏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说 过的一句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胡耀邦的抱负就像马克思那样,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使 我们这个不自由的民族解放成为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自由的民族。论政治上的权势,邓小平可以压倒胡耀邦;论思想上的高度,邓小平有得与胡耀邦一比吗?

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说:“照样平反!”于是他也提出“两个凡是”,但 紧接着还有“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按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维护;按照胡耀邦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改正。胡耀邦冒着批评的炮火前进,他说: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为平反冤假错案所进行的舆论攻势和实际操作,使三百多万案件得以平反或改正,还有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冤假错案也得以 平反,受害者本人以及被牵连的亲属一亿多人,从“组织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胡耀邦顶住了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但顶不住邓小平的一个“凡是”—— 凡是邓小平定的案都不能翻。邓小平自己的“永不翻案”的案都翻了,他给别人定的案倒真是“永不翻案”。“高饶联盟”的审理受阻挠,因为它是邓小平参与定案 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还要肯定“反右是必要的”,因为它是邓小平当五人小组组长主持下搞的。

胡耀邦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是系列行动的综合,不在于是否组织了胡福明写文章;相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只是作为 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的一个环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胡耀邦怀有拨乱反正的自我期许,将中央党校作为依靠力量,扬帆起航。

第一,一九七七年五月中旬,在党校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 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 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 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

我们这个刊物, 不要长篇大论, 不当重武器用, 只当手榴弹用, 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 掀起点波澜就可以。 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 是文献性质的, 可以后一点出。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20)
一九七七年六月,胡耀邦倡议的一个“小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行)着手筹备,宗旨是针对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思想上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七月十五日出 第一期,开篇就是与华国锋不同调的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以后五天一期,每期一篇。大部分文章由胡耀邦亲自点题、授意,所有的文章都经他最后 审定。刊物发至中央机关、各省市、各军兵种。第一期发行三百份,以后又不断增加,多达几千份。胡耀邦要求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 高度来认识”。《理论动态》发表的不少文章,如《“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 产阶级分子》、《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科学是生产力 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系列文章,确有“扭转乾坤”的气概。“小刊物”起了大作用。《理 论动态》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刊到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不兼中央党校职务,共出三百四十五期,记录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后来,《理论动态》虽然 继续存在,已经变味了。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又多了一个阵地,同时指导组织部研究室撰写了一批有关干部问题的评论文章。
胡耀邦称那个时期为“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他确实是为《理论动态》日夜操劳,以至将它作为平生的重要事迹。他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 动态》。”(21)中共中央的讣告和悼词都没有写上这一笔,好在后代的历史学家不会认真看待这种官样文章。胡耀邦的事迹,一笔一笔都写在人民的心上。

第二,《理论动态》的文章提供中央报刊公开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中央报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均需送审,宣传部门为“凡是”派所把持,送上去的文章凶 多吉少。胡耀邦的创意——“特约评论员”,可以避免送审,而又暗示有来头,使人格外注意。“特约评论员”所代表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胡耀邦承担政治 责任的《理论动态》。在很长的时期中,“特约评论员”文章引领潮流,影响巨大。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 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22)《理论动态》上一篇《实践标准与科学预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用了作者邵华泽个人的名字,影响不大。胡耀邦为此 给理论动态组批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看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为好。”杨西光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文章,并要求《理论动态》先发,就是 为了纳入“特约评论员”系统,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事先商定,互相配合,协同动作,完全超出了文 章作者个人的能量。如果当时署名胡福明或别的什么名字,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吗?反过来说,当时署名“特约评论员”,事后又改称“作者胡福明”,不是窃取“特 约评论员”的名声吗?

第三,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个 讲稿是胡耀邦组织人起草,他自己动手改写的。他对这几句话颇自得,反复吟诵。(23)进一步,胡耀邦在组织党史讨论中贯彻了真理的实践标准。起初,他提出 的指导原则是两条: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还没有发现“完整、准确”与 实践标准是不相容的,前者是主观标准,后者是客观标准,这就成了二元论。或许,意在利用邓小平的威望?什么叫“完整、准确”?这本身就是一个对思想的解释 问题,因而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本不能再用它来检验思想上、路线上的是非。由于实践标准本身的力量,在讨论中客观标准战胜了主观标准,胡耀邦也改变了看 法。(24)这一讨论,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说:“在学员讨论中反映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 思潮的对立,已经决定要撰写文章。因此,从《理论动态》本身来说,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原已安排在自己的发稿计划中了。”(25)所以,胡耀邦没 有必要去“组织”胡福明写文章,来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而是胡福明的文章(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偶然地闯进了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 说:“所以,与其说他(胡耀邦)支持了《实》文的发表,不如说《实》文是他原来设想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他的“扭转乾坤”的一着妙棋。”(26)

第四,杨西光提出文章由《理论动态》先发,然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种安排是经胡耀邦同意的,文章最后是由胡耀邦审定的。五月六日还专 门召开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孟凡参加,再次对文稿认真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27)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争论,胡耀邦承受的压力最大。虽然他一度曾有“退却之意”,终究坚定下来,继续前进。他又指导《理论动 态》撰写《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 地》等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中央报纸上发表,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广泛、深入地发展。

可以说,抽去了胡耀邦的名字和他的作为,就无法书写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但有人把胡耀邦说成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领导者”,这也不符合事实。这 一讨论是众志成城,没有人进行组织和领导。思想解放运动只能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不能从行为上组织和领导。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也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批人,但胡耀邦是这一批人中的主导者。

将真理标准讨论说成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极权主义思维的产物;一切功劳归之于权力,权力越大功劳就越大。从前一切功劳归 之于毛泽东,后来一切功劳归之于邓小平。事实上,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邓小平无关。胡乔木要停止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就去找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找邓小平?对 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可以算作邓小平的功劳。但后来中断真理标准讨论和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也是他的功“劳”。

注:

(1)王强华《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纵横》2004第10期。
《文摘报》,发布时间: 2005-01-31 07:40,
光明网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31/content_772013.htm
(2)王强华《亲历者解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出炉》,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11/content_8118491.htm
2008年05月11日 08:27:48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决不是王强华一人。例如,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在为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所作的序中说:“可以说邓小平 同志是这场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实际上的主帅。”(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说邓小平“是实际上的 主帅”,没有举出事实支持这个“实际上”。
(3)于光远以邓小平同他的两次谈话证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和发表经过,邓小平都不清楚。“他听说有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 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
(4)邓小平手迹。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4卷第17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5http://www.cnlad.net/club/clubc/165257157.shtml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记载了这两封信,但上面两段话均被隐去,见第157、152页。
(6)《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411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
(7)当时听到从中南海传出来的说法:汪东兴与华国锋商量邓小平问题,他说:“不让他出来,我们可能会完蛋;让他出来,我们肯定会完蛋。与其这样,还是不 让他出来。”听到此番传言的,决不止我一人。但至今我还没有在别人的回忆录中发现,只能是孤证,故不列入正文。以注立此存照,供其他听到传言者印证。
(8)(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35页,第40页。
(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84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
(10)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35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12)《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16)《邓小平年谱》第321页,第3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邓小平年谱》中的说法大同小异:“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 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见第359页。
(15)《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17)(2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页,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记:“下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 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第345页。)
(18)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
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20)(21)(26)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2)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
(23)胡耀邦与沈宝祥的谈话。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5页。
(24)胡德平:“《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 了他们的意见。”(《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7)孟凡《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下),胡耀邦史料网http://ybsl.cn 2007-03-15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六)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一阶段

真理标准讨论,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起始的标志,一九八〇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宣告反自由化为终结的标志,中经两 年半,可区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真理标准讨论猛进。

第二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结束;真理标准讨论中断。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九年五月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到一九八〇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提反自由化;真理标准讨论告终。

第一阶段:论战站队

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本是思想理论方面的论战,因为论战的一方运用权力进行压制,于是演变成权力较量,表现为政治站队。

进击"两个凡是"、宣扬真理标准的冲锋号是从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阵地上吹响的。理论界提供思想资源,新闻界扩大舆论影响,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两大生力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仅仅是开局,而后再接再厉,大讨论走向高潮。
 
座谈讨论全面开花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应邀参加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的哲学工作者,以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新闻单位的代表,还有从事实际工作的石油部、冶金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外交部的干部,共六十多人。发言者认为,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强调实践 作为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反对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石油部等部门的干部还用事实证明,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路线对实际工作造成的危害。

这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尚未发表,与汪东兴的气势汹汹的讲话只相隔四天,特别是汪的讲话点名批评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中 国社会科学院以《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是蓄意开顶风船。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又进一步召开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邀请二十九个省(区)、市和解放军的 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共一百六十多人参加,开会的地点在北京市西城区党校。

邓力群在开幕式的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一些议论。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 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 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特别针对打棍子的人讲了一番话。他说:"其实,喜欢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怎么高明,而是因为他有些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 子压人。这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害怕。"

邓力群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赞扬。此前,"文革"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力群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每天写材料揭发邓小平的没有骨气的文人胡 乔木不同,他是顽强抵制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他也与胡乔木不同,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与胡乔木走到一起去了。变成反改革的保守 分子的邓力群,也爱打棍子,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有些空虚"了。

讨论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小组讨论,与会者有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互相交流。

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周扬又作了长篇讲话。

他首先说明,我们邀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来参加讨论会,他们不来,这就成了没有对手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后,吴冷西对胡绩伟说: "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1)坚持"两个凡是 "的人们,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文章。他们暗中的活动频繁,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申述意见。他们只会使用权势的语言,不是讨论、对话,而是打压、恫吓。因 而,所有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都成了争论的一方隔空喊话。有些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不懂理论,没有招架的能力,虽然思想上顽固,也不参加 讨论。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周扬比别人看得深刻、讲得清楚。他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 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不是正确?周扬说:"这个事关重大,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搞清楚是不 行的。"周扬指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实质,是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他有一段名言:"它(阴魂)不仅附着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 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我们需要同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做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

周扬最早讲出"科学无禁区"的警句,这一次又详加阐述。他特别提到,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设置禁区 "。(2)

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有北京地区的一千多人参加。

这次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议的参加者回到各地、各部门后,或是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或是向领导机构汇报,影响和推动一些领导人而后对真 理标准讨论的表态。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国的理论界异常活跃。各地和各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据二十三个省(区)、市的报道就达六十八次。(3)还有未见 报道的讨论会和各种各样的报告会,那就无从统计了。

历来,思想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按照权力中心的指令,进行批判斗争,也可以说是权力压制真理。唯有这一次真理标准讨论,是自下而上兴起,瞄准当权者的" 两个凡是",也可以说是真理包围权力。

文武"诸侯"纷纷表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吴冷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4)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理论问题,在一定 条件下,理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但是与某些人"不应该讨论"的愿望相反,讨论的规模越来越扩大,情绪越来越热烈。绝大部分省(区)、市党组织和解放军各 单位违拗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不表态"、"不介入"的方针,踊跃表态,积极介入真理标准讨论。

一九七八年七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个表态。省委将真理标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进行了讨论,并以此辨别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中 的是非。

八月份,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表态。九月份,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四个省委表态。十月份,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 西、贵州十个省(区)、市委表态。至十二月,全国除了台湾的二十九个省(区)、市中的二十七个都表了态。

各地省(区)、市委是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实践标准的重要,才站出来的。汪东兴曾责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你们怎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布置?铁瑛回答:我们是从实际情况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人布置。(5)所以,把真理标准讨论说成是某人"组织"的、某人"领导"的,完全不 符合事实,这正是汪东兴的思维方式。

黑龙江省委的表态尤为典型。他们在讨论工作时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称"原省委"。造反起家的人则大不以为然:"什么'原省委',黑省委!"并斥之为 "翻案"、"复辟"。"黑省委"的定性以及对"黑省委"进行夺权,都有"最高指示"为凭。因为省委是"黑"的,在省委领导下干的一切都是"黑"的。黑龙江 的干部和群众虽然心怀不满,但不敢公开表示,怕被人戴上五顶帽子,诸如:"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 "否定新生事物"。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推翻了"黑省委"的定性,抵挡了五顶帽子,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指示"。他 们不是等待上面表态,而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勇气就是来自对实践标准的坚持。

全国二十九个省(区)、市中,只有安徽和北京没有表态,没有表态的原因大不相同。安徽省委的负责人是万里。万里非但拥护真理标准讨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按 照实践标准,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所以他和别人都认为,安徽省委实际上已经用行动表了态。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是吴德。他贯彻了华国锋的"不表态"、"不 卷入"的方针。北京市委改组以后,取代吴德的林乎加还是不表态。林在天津的时候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积极。他虽不属于"凡是"派,但屈服于"凡是"派。 (6)所以,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长期不得解决。

张平化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但许多省(区)、市委的宣传部采取自主行动,召开会议,以真理标准为中心,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

各省(区)、市委的表态,又影响了军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月,解放军十个大军区、五个兵种、三个军委直属单位,或是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或是以负责人发 表谈话的形式,投入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深深地介入地 方事务,将"派性"带到军队,又引起军队内部的严重矛盾。所以军队也迫切需要运用实践标准来清理旧案、澄清是非。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各路文武"诸侯"大部表态,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中,选择了实践标准。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总是中央发 文件,各地各部门表示热烈拥护。这一次是各地各部门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表态,突破了共产党的常规。"拿红头文件来!"这是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保守分子的叫 喊。由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真理面前权力机构发生了分化。它的后果是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种表态也是政治上的站队。"凡是"派的政治资源逐渐消 蚀,大势已去,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优越的条件。

新闻战线大造舆论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新闻和评论是各种报刊重大的、持久的主题。除了详细报道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之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真理标准的 评论、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六百多篇。

新华社和各种报刊及时报道了地方党委和解放军各单位的表态,关心时局的人们十分注意研究这些表态的报道,常常扳着手指头数数。表态的进程呈加速度发展,形 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以至于犹豫观望者也不得不跟进。例如最后一个表态的湖南省委,《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报道了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省委机关负 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 虽然只有两句套话,倒也值得玩味。他没有说以实践标准来检验本地区的是非。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要坚决地办;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该如何?他就不说了。重 申实践标准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对湖南究竟意义何在?他也不说。据传,这样两句话还是在写报道时加上去的,讲话时本来是没有的。这说 明,在介入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全国性气候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虽非自愿,形势所逼,勉强为之。

《红旗》杂志以"不介入"的姿态加入

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办于一九五八年,首任总编辑为陈伯达。《红旗》虽人事几度变迁,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寿 终正寝,左倾的基因一以贯之,因而被赵紫阳封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它坚持"不表态"、"不介入"的方针。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到十一月,一直保持沉默,连文 章中偶有"真理标准"、"实践检验"等词句也都删除干净。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熊复以毛著编办副主任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汪东兴召集他和前任总编辑王殊交接班。汪表扬王殊在理论问题上比较谨慎,要求熊复也严格 把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从第七期到第十一期,《红旗》的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都是熊复到汪东兴那里最后敲定的。 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汪东兴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熊复的亲信和同伙仍在毛著编办。汪东兴的多次指示,他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传 达而是跑到毛著编办去传达。《红旗》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由毛著编办的工作人员撰写,用"晋楫"、"靳楫"("进击"之谐音)、"黎石"等化名,或以社论、 评论的名义发表。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红旗》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坐不住了,纷纷要求组织文稿,投入讨论。熊复不得不实行从"不介入"到介入的转变。如何介入?他曾 说:"《红旗》不发表文章,这里面就有文章。"现在准备发表文章,也是这里面自有文章。编辑部决定自撰重头文章,经讨论后,由副总编辑方克执笔。七月下旬 开工,九月十一日出炉初稿两万三千字,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汪东兴本来是不赞成写文章的,既然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意见:第一,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讲真理标准;第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 义不要估价太高了。题目要改,叫《<实践论〉的认识论》。(7)

九月十九日,提出第三稿,送审和征求意见,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熊复在送审的信件中说明了写作意图:"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 用。"(8)显然,这是针对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而发,为纠偏而来。偏在何处?在他们看来,一曰"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解释不全面;二曰特别是对"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重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只重视所谓的"理论",而不重视实践;而且他们所重视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还 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种"理论"就是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长篇大论,转弯抹角,貌似公允,伪装超然,通过讲理论 和实践的关系、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两个凡是"辩护。

汪东兴约熊复、并召集乌兰夫、张平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集体审稿。最后决定,第十期暂不刊登,经修改后在十二月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重要文 章发表。

《重温〈实践论〉》于九月二十日发出征求意见稿,二十四日,哲学研究所党总支答复《红旗》杂志社党委,郑重其事地提出六条不同意见,指出其根本缺陷正是对 实践的观点阐述不够,文稿中对"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批评需要重新考虑。

十二月九日,完成第六稿。在修改的过程中,熊复的意见是"不涉及争论"。明明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还要以"不介入"的姿态出现,以掩饰写作意图。因此,明显 涉及争论的批"怀疑论"、"不可知论"部分,悉数删除。全文从二万三千字瘦身为一万二千字,整体骨架不变。

此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中,气候变了。汪东兴在接受批评,撒手不管了,《重温〈实践论〉》也拿不出来了。此文终究未能发表,但引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 件。九月,文章送政治局常委审阅时,叶剑英建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来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分歧。叶本人的说法无据可查,但邓小平、华国锋和胡耀邦先后均有 转述。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即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看到 《红旗》那篇文章(即《重温〈实践论〉》)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 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9)

胡耀邦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所作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也讲得很清楚:"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 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10)

"一花独放"难以为继

《重温〈实践论〉》企图以"不介入"的姿态介入,未得亮相。在另一事件中,《红旗》却不由自主地介入了。本来,《红旗》以"不表态"为"一花独放",终于 无可奈何地加入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百花齐放。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红旗》编辑部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谭欣然同意,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 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 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由谭震林授意,《红旗》的编辑人员执笔,写成初稿。熊复看了初稿,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谭震林回答:"文章中的材 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还说:"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 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11)

熊复无奈,十一月十九日送审。汪东兴阅后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华国锋在"华"字上画了个圈,没有说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十九 日批示:"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二十日,邓的批示旗帜鲜明:"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 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揭露了真相,《红旗》是 以"不卷入"为卷入。得知邓的批示后,二十一日李又重新作了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 已经被动了。"(12)汪东兴批:"退熊复同志办。"熊复又一次请示,该怎么办?汪说:"只好如此。"《红旗》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了谭震林的《井冈山 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以"不表态"悬在半空久矣,总算借谭震林的"梯子"扭扭捏捏下台来。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来说,以为刊登谭震林的文章表示《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的转变。对于明了真相的《红旗》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由此引起愤懑的爆 发。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等人的批示下达的当天,院内图书馆西墙上出现了批评熊复的长篇大字报,系统揭发他对待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言行。第三天,熊复在 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表示接受批评。但他丝毫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还是回避就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加入胡绳、吴冷西等人的大合 唱,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和会议初期,政治站队的结果,"凡是"派已陷于孤立,而"凡是"派唯一的舆论阵地《红旗》杂志所唱的对台戏也垮了台。


注:
  (1)(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44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2)我是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亲自听到邓力群和周扬的讲话,并做了记录。他们的讲话稿经本人校阅后已公开出版,此处引自公开出版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讨论集》第一集,第72-95页,三联书店,1978年。
    (3)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附录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沈宝祥对铁瑛的访问,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39页。
  (6)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提供了材料:"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 贾庭三同志(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 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第322页。)
  (7)(11)专访:《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www.*  Sunday, September 7th, 2008  5:17 pm  陈小雅是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方克的女儿。
  (8)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74页。
  (9)转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查《邓小平年谱》(上),前者没有记载,后者见第401页,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679页,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12)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邓小平的批示见《邓小平年谱》(上)第444页。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七)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决战决胜

体现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而作为前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三十六天。因为主要的议题和严重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体解决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地完成程序性的结论。所以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当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出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会期二十天,结果延长至三十六天。本来十二月十三日已经闭幕,还有话要说,又讨论了两天,十二月十五日 才结束。会议的成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应到二百十八人,实到二百十二人。大会只开了三次,大部分时间是进 行小组讨论,各组以简报互相交流。胡耀邦说:"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在当时,一边开 会一边看完两部《红楼梦》或三部《三国演义》,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会议留下了一笔值得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但至今没有充分利用。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三项:一,讨论农业问题;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 虚会上的讲话。当时邓小平正出国访问,华国锋转述了邓小平的建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看来,会议主持者的意图是要大家讨论经济问题,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思想路线、政治议题,不在视野之内。

会议按地区分六个组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就出轨。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题目是《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不谈经济问题,却大谈"文化大革命" 的遗留问题,提出彭德怀案、陶铸案、六十一人叛徒案,天安门事件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六点意见。十一月十三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也提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 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他特别要求大家注意康生问题,认为"四人帮"应改称"五人帮",而且康生是"五人 帮"的第一名。他还揭露了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内幕。胡耀邦以组织部长的身份,提供了许多翔实的材料。陈云的发言较短,全文刊登简报;胡耀邦的发言很 长,简报有所删节。(2)

陈云和胡耀邦的发言引起其他各组热烈响应,认为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否则,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 的局面。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问题越提越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要求重新评 价。讨论中,还点名批评了死人康生、谢富治和活人李鑫、汪东兴。上一次,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 两件大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组要求"压缩",遭陈云拒绝,没有刊登。时过一年多,经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同一个陈云的发言,且重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后果却大不相同。

共产党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源于民间舆论的上升。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陈云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早就出现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上。 所以他们的发言总是说:"现在北京市有人提出来了","广大群众都在议论"云云。而且中央工作会议和西单民主墙也发生了互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 参",及时报道西单民主墙的动向。邓小平预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Jim Novak)。事前,诺瓦克在西单民主墙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我带给邓小平?事后,又来到西单民主墙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 被打倒的老干部,充分利用民心,正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势。一旦交椅坐稳,他们又取缔了西单民主墙,"狡兔死,走狗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革命 委员会禁止在西单贴大字报,连那一堵灰墙也被拆除了。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可并没有拆除公社社员墙。现在好了,有了互联网,没有民主墙可以刷电子大字报。 中国人有了现代化的工具来表达民意了。

各组的讨论打乱了会议的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重要领导人案件重新审查的决定,包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 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等。另外,还决定 对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华国锋总共讲了十多个问题,这些都是原定的议程中所没有的,而按照"两个凡是"的方 针,均属不应该提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言论的大胆、批评的尖锐,充分显示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所显示的威力。例如,军队的大老粗陈 再道上将在华东组发言,虽然对理论问题似懂非懂也说得振振有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 ——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如果说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3)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使用了两手,一手是 平反冤假错案,一手是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两手达到完美的结合。

华国锋的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有所交待。这些问题,原本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决策".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两个凡是"的制定者不得 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在事实上推翻了"两个凡是".但还有刘少奇问题,未曾触及。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是急于"向前看",不希望"向后看".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强烈的"向后看"的倾向,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后来邓小平准备大会发言时,在他 亲自写下的提纲中列出一点:"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力图扭转。

第一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交锋

历史遗留问题的结论已经有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条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正当会议将转入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时,"凡是"派中的几位"秀才 ",一齐上阵,挑起争论,大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不同看法。本来在讨论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是一直沉默的。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限制打 压,一方是隔空喊话,思想上从未正面接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发生第一次交锋。谁知"两个凡是"一触即溃,交锋的第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

十一月二十七日,毛著编办的又一位副主任胡绳在东北组突然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演讲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 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 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他又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 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 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4)胡绳反对"八股老调"是针对周扬七月份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的讲话。他反对报 刊上"旁敲侧击"的文章,一是针对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一是针对李洪林为《中国青年》复刊号所写的特 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其中第一次出现"现代迷信"的提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发言,责备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歪曲了他的意思。与会者要求他自己讲讲,在电话中究竟说了什么。经过准备,他在十二月三日介绍了对《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四点意见。与会者认为,根据吴冷西的四点意见,更加证明胡绩伟的记录是可信的。他的记录可能不是原话,但完全符合吴冷西反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

同一天,熊复也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 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本来就是要打破对毛主席不能议论、不能批评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争论在于是" 好"还是"不好"?他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容不得有不同意见,那就无法 正确解决理论问题。"他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先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们容不得不同意见;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展开讨论后,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又不来发表。 熊复又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 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5)他的意思是说,坚持实践标 准的人们要对"非毛化"负责。

李鑫和张平化也就真理标准讨论作了简短发言,他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进行一些辩解。

与会者对这几个人的发言很不满意,群起而攻之。胡绳发言的次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西南组立即做出反应。他说:"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 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 《红旗》是我们党中央唯一的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 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要解放思想,要解决问题,你究竟是根据多 年来实践检验的结果呢,还是先查一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说过、批示过?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干?批示了的就不能改?"(6)赵紫阳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省委书 记,他的意见产生很大的影响。

各组都有面对面的交锋,不同的组也通过简报进行交锋。在西南组,胡绩伟摆出不少材料,当面指出熊复的发言在态度上不诚实,在观点上不正确,使得熊复无话可 说。杨西光和胡绩伟联合发言,一一批驳了吴冷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难,嘲笑了他对理论的无知。吴冷西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杨、胡指出:恩格斯说驳斥不可知论最有力的是实践。强调实践标准,怎么反而成了不可知论呢?于光远的回忆录 中说,他所在的西北组没有毛著编办的人,但他们认真阅读简报,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对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都有所批评。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联合发言三 次,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一次,于光远个人还有发言九次。

吴冷西于十二月十一日作书面发言,承认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的某些论点加以引申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经批评帮助,他的态度有所转变。"凡是" 派秀才们发动的挑战,以全线崩溃告终。

"两个凡是"收场,实践权威确立

中央工作会议上,无论是讨论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自始至终贯穿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在闭幕会上讲话,也就不能回避 真理标准问题。

主席华国锋首先对提出"两个凡是"承担了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伟 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 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 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 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 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 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华国 锋的讲法不算深刻,还有所辩解,就勇于担当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已是难得的了,与会者表示欢迎。也表明真理标准讨论的理性精神 说服了这位"两个凡是"的创始人。但他对两个"凡是"的实质缺乏认识,只说"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不提就好了吗?好不了。即使不提"两个凡是","两个 凡是"后面的五个实质问题,一个不会少,也一个都好不了。他回避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的分歧。

华国锋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 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 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 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 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 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天安门事 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 在报刊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 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7)

关于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实践标准,他引用了中央常委集体的表态(8)),这个表态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 去解决。"实践标准只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标准,华国锋和中央常委都不理解哲学问题所体现的思想路线的意义。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华国锋 的讲话提到"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说明他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作为真理的主观标准——"两个凡是"被抛弃了,对提出"两个凡是"负有责任的华 国锋承认了错误。但另一个真理的主观标准——"准确、完整"没有受到质疑和批评,提出"准确、完整"的邓小平也始终没有觉悟。

副主席叶剑英是积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他的讲话着重强调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下面轮到副主席邓小平讲话了。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与原定的议程出入很大,会议的主持者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而这种形势是自下而上造成的。八、九月份,邓小平 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等人谈话,主要就是讲真理标准问题。他希望理论界在思想上沟通,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冒出来。(9) 事实是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开始就冒了出来,而且一直冒到底。足见邓小平对形势的测不准。会议还没开,十月底,邓小平就让胡乔木起草讲话稿。邓 小平出国访问,十一月十四日才回到北京。会议的前五天,他没有参加,不知道发生了大事。十六日,他还是按部就班找胡乔木修改讲话稿,十九日完成。会议开了 二十天,邓小平说这个讲话稿不能用了,而且还给了胡乔木一个评语:"看来他不行了。"胡乔木是奉邓小平的旨意起草、修改的,邓小平只说胡乔木"不行了", 不说自己到底行不行。不管怎样,这时的邓小平尚能顺势而动,所以起了积极作用。十二月二日,他急忙让胡耀邦、于光远找人重新起草发言稿,亲自写了一个提 纲,提出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胡耀邦、于光远请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执笔。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修改意见,确定四个问题的框架,将提 纲中的四、五、六、七归纳为第四个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二月九日以后,他多次与起草者讨论修改。(10)十三日下午四时,副主席邓小平正式 抛了出来,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从"解放思想"破题,认为不少人的思想"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不打破思想僵化,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从而论说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目前进行 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 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是"越 看越重要",这就是说,原先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要。但看了半年也没有看出新东西。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结论性意见,他完全重复了半年以前周扬的说法。不管怎 样,胡绳对"八股老调"的批评,算是被否定了。

会议的闭幕式,成了由讨论经济问题而变为全局性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标志。邓小平的讲话奠定了他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

副主席李先念没有在闭幕式上发言。

副主席汪东兴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似检讨非检讨。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关于真理标准讨 论,他说,开始时没有引起重视,听到不同看法以后,对争论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负有领导责任,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与会者 对他的发言表示"不满意"、甚至"极不满意".有人说,汪东兴的问题不是"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而是压制讨论、反对讨论。于光远、王惠德、杨西 光的联合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现在就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 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西北组通过一份《十二点建议》,其中八点与汪东兴有关,或是质疑,或是削权。(12)其他组也有类似的文件。

会上还印发了吴德的书面材料《我的初步检讨》。吴德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以及自己应负的责任,"表示检讨".

中央工作会议的全过程是在起伏中前进的。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讨伐"两个凡是";继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挑战实践标准;最后,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华 国锋的检讨,邓小平的总结,宣告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决定性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后论定

中央工作会议的结局,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人们总是怀抱一定的动机进行历史活动的,实践的结果往往超出原先的动机。人们所怀抱的动机又是各不相同的,动机 的实现形成历史的合力,恰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且不说在改革开放的起点上邓小平没有任何设计,即使有所设计,事件的进程也并非单独决定于邓 小平的动机。

中央工作会议上临时起意,提议立即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趁热打铁。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差不多一半是中共中央委员,散会后又召来其他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继续。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决战取得了胜利,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以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指导思想,检验是非和讨论工作。

最后,会议的公报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这个公报是胡乔木起草的。当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记得自己反对真理标准讨论时对胡耀邦的恫吓,不是说再讨论下去会引起党的分裂吗?像胡 乔木这样的人,患有面部神经麻痹症,永远不会脸红。

这就是真理标准对抗"两个凡是"的最后结论。接着,公报重复了邓小平的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沿着老路走下去,"亡国"不至于,"亡党"很难免。以为"亡党"即"亡国", 这是共产党的偏见。

由于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由于端正了思想路线,追溯政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共产党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左倾路线,也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两年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所以大放光芒,是因为过去太黑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过去太荒唐。

由于从思想路线到政治路线的全面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历史的转折。这就是汪东兴们所恐惧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会议的公报虽然提到"全党工作着重点应 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这只是"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胜利完成",而不是抛弃"以阶级斗 争为纲",也不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邓小平提出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想基础是:"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 (13)这是工作上不同阶段的转移。但后来回头一看,粉碎"四人帮"以后战略上的转移,确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至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 但在当时是

理论务虚会乘胜追击

按照叶剑英的建议,本来应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召开理论务虚会,解决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分歧问题。华国锋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议没有来 得及开。"结果,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真理标准提出挑战。可见,这种争论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华国锋又说:"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 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分歧,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解决了,中央政治局认为,还要"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因此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再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性质就不一样了。之前召开是进行一场实践标准和"两个 凡是"的对决,之后召开是在对决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客观形势的要求,必须在两方面前进:一方面,"两个凡是"虽已败下阵来,还需要清算"两个凡是"所体 现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实践标准虽已确立权威,还需要运用实践标准广泛地检验是非。

叶剑英的建议原是"理论务虚会".有人说,理论本来就是虚的,怎么还要务虚?因而加了二字,变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其实,务理论之虚与务理论工作之虚, 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务理论之虚,意为:第一,不为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不限某一理论问题;第三,不求作出最后结论。务理论之虚当然会涉及理论工作,但并非 局限于理论工作。务理论工作之虚是探讨理论工作应当怎样做。

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从组织部长改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在就职时说,要把中共中央宣传部从"钳制思想部"变成"思想解放部 ".新官上任的第一把思想解放的烈火就是召开理论务虚会。开会的地点还是在京西宾馆,这个地方一连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三个体 现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报告,唯有这一天的会议是在西郊科学会堂举行的。胡耀邦称之为"党的理论工 作务虚会",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会议。他提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是:"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 年、三十年。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这样两个目的确是务理论工作之虚,但会议的实际进程是务理论之虚。"基本经验教 训"没谈多少,"基本任务"基本没谈。人们习惯称之为"理论务虚会",因为这才是名副其实。正像中央工作会议主持者最初提出的议题和最后出现的结果不一致 一样,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不是实现胡耀邦所提出的两个"目的",而是被客观形势所规定,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清算"两个凡是"所体现的思想路 线;二,运用实践标准广泛地检验是非。

会议的开法,胡耀邦说:会议大体上分两段。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每个省市派一位联 络员来,开到二月二十二日左右(中间春节休息五天)。三月份进入会议的第二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再开十天左 右。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

胡耀邦认为,近两年的理论工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出色的时期,他特别讲了一段话,赞扬活跃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工作者。他说:这两年"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该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 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闯。 这样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14)与会者受到鼓舞。

会议第一段的参加者为一百六十多人,分五个组,每组三十多人。讨论的内容以简报交流。简报共有二百六十四份之多,摞起来达一尺多高。

胡耀邦的《引言》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在主观上可能是出于宽容,但也是政治上的天真,后来胡耀邦就吃了这种天真的苦头。会议的参加者并没有受胡 耀邦的影响,一开始就炮轰"两个凡是".小组会的第一天上午,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华楠(《解放军报》总编 辑)、曾涛(新华通讯社社长)、王惠德(编译局局长)、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六人联合发言,分别在各组宣读。联合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 讨论的情况》,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联合发言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系统叙述从"两个凡是"的提出到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过程。第二部分是:"推行'两个凡是'是关系 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对立的政治意义。联合发言点名批评了汪东兴、张平化、李鑫、吴冷西、熊 复、胡绳等人,希望他们坦率地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充分讨论,弄清是非。

胡耀邦是有民主风度的。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对立的有关人员都参加了理论务虚会,由十一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也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胡耀邦还一再 强调务虚会不是批判会,不要强迫别人作检讨。尽管如此,六人联合发言后群情激愤。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遭遇战不同,这个联合发言奠定了讨论的较高的起点。理 论务虚会比起中央工作会议,在几个方面前进了:

第一,揭露了更多的事实。

第二,对于两条思想路线的比较和分析更加深入。

第三,找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徘徊的根源。

第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认识到错误,自愿作检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有人是口服心不服。

第五,追问幕后活动。

由于揭发了一些以往不为人所知的事实,也由于有些人的检讨躲躲闪闪,经过追问,发现毛著编办内部,毛著编办和《红旗》之间,毛著编办、《红旗》和汪东兴之 间,还有幕后活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著编办的张载伦为《红旗》写了一篇《篡党夺权的的大阴谋》,追究"彭德怀反党阴谋集团",与陈云等人唱反调。直到 华国锋宣布纠正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结论,文章还在修改。第二组全体成员联名要求改组毛著编办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吴冷西都签了名)。熊复在《红旗》杂 志社的大会上说:"我们要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方法,对付重新出现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 们的反。"完全是文革造反派的腔调。所谓"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几乎把邓小平的名字点出来了。这是与汪东兴的"哪个中央 "的说法相呼应的。他们是不是还想重演"炮打司令部"?正当此时,胡耀邦阻止追问组织问题,要求大家集中注意讨论思想理论问题。胡耀邦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 报。后来这些人成了反自由化的干将,熊复的表现尤其恶劣。他们却并不认为胡耀邦的"反自由化不力"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要求对他从组织上动手术。按理 说,胡耀邦所提倡的是新思维、新风气,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却反受其害。在当时,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

理论务虚会讨论的更为重大的内容是坚持实践标准,检验三十年来的是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理论等各个领域。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与中央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同时,浙江、青海、山东、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也召开了本地区的理论务虚会。参加中央理论务虚会的各省市联 络员,及时将简报送回去,有的省市等不及了,甚至要求联络员在电话中念简报。因此,地方与中央相呼应,解放思想的潮流席卷全国。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 期。

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这三个会议是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决战阶段。实践标准在决战中取胜,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自然而然的结 论就是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讨论改革开放,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实际上这三个会议是改革开放的源头。邓小平被吹捧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改革开放的源头的这三个会议,没有一个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按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应是这位"总设计师"的 第一道设计。事实上,会前的意图和会议的结果大有出入,非但不是任何人所设计,而邓小平本人扮演的角色倒是被形势设计出来的。

真理标准讨论戛然中止

思想解放运动一下子又从高峰跌落入深谷。

虽然胡耀邦规定理论务虚会是党的会议,只在内部讨论问题,由于简报散发得很广,会上的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论,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按"文化大革命"中流 行的标准,许多说法都是"反革命言论".在这个时期,精英和大众在认识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因此,理论务虚会遭到世俗的非议。由于一时挣脱禁锢,社会上的各 种力量都很活跃,局部地区发生了闹事。党内的保守势力将此归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江河泛滥","逆风千里".共产党 的最高当局有点惊惶失措。再加西单民主墙的变化,刺激了邓小平。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了转向,而理论务虚会的议程也随之改变。

西单民主墙的呼声配合了中央工作会议,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加以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 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5)叶剑英甚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他 还说:"西单民主墙共产党员不得不看。"(16)但事情起了变化。一九七九年二月,邓小平发动的"惩罚越南"的战争,打得并不顺利,损失很大。民主墙的大 字报有所批评。魏京生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中甚至说"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正在运筹帷幄向"凡是"派夺权的邓小平,不能容忍 腹背受敌,陡然改变了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

魏京生空谈民主,不懂得现实政治。当时的中国,前进的主要障碍是"凡是"派,而不是邓小平;相反,邓小平还是反对"凡是"派的实力人物。如果按照魏京生的 意见,将邓小平作为"新的独裁者"打倒,中国的形势必将出现倒退。魏京生不顾民主墙人士的劝阻而一意孤行。但邓小平决定抓人,错误更大。如果不抓,魏京生 的言论必将自生自灭;一抓,反而扩大了影响,使竖子成名。

理论务虚会第一段结束时,确定六个专题,每个专题由三个人准备,作为下一段的大会发言。(17)三月下旬,各省市的人陆续都来了,将近五百人,会议名称改 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但会议变更了议程,大会不开了,原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和各省市新来的,二十八日起分别开小组会。各省市新来的人,入住京西宾馆; 原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迁往友谊宾馆。参加同一个会议的两部分人,分居两处,从不照面。有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防止各省市新来的人受原理论务虚会成员 的影响。要求原理论务虚会的五个小组讨论对理论务虚会的评价,因为社会上发生了对理论务虚会的评价问题。而各省市新来的则讨论当前形势,因为社会上对当前 形势是好是坏议论纷纷。

一月六日,在审阅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后,华国锋表示赞同,并已答应在会议结束时讲话。华让胡准备讲稿。胡嘱意李洪林起草。讲稿早已写好,但华 国锋不讲了。最后由副主席邓小平讲话。有人分析,这是华国锋表示不满,解放思想惹的祸,让你邓小平去收拾。邓讲话后,又开了三天小组会,"领会"邓的讲 话。理论务虚会虎头蛇尾,于四月三日草草收场。

"四个凡是"取代"两个凡是"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名曰"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上发表的国策宣言。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为了安抚党内气势汹汹的保守势力。讲话稿由胡乔木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胡乔木起草的讲话稿,邓小平认为"他不行了".现在他 又"行了"?还是邓小平自己也"不行了"?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本来都是叫好的,忽然变脸了。邓小平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 下去。"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18)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否定毛泽东改为否定毛泽东思想,与否定马列主义合为一条)。十年以后,胡乔木却说: "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来总要从宪法中拿掉!"(19)邓小平常常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上了宪法的。"这是唬人的。现行宪法序言中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等等,是历史性的叙述,不是宪法的条文,没有法律效力的。当然,即使是历史性的叙述,将来也要从宪法序言中拿掉。胡乔木在起草的时候,是否认为"四项基 本原则站不住"?如果自己不相信,编出一套来叫别人相信,那就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如果当时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站得住的,后来"笑嘻嘻"地说站不住 而不作一点反省,那就是"墨索里尼,常有理".反正胡乔木是这两个角色中的一个。他这个人是多面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多面体的 内囊究竟包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好事者不妨探究一番。

邓小平的报告中说,理论务虚会"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个评价,从正面的意义上说,低得不能再低了;再低,就是没有成绩,成负面意义了。当时,还听 到他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党中央对理论界抱有很大的希望,现在感到失望。会后作为文件下发以及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删掉了。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批判"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反"左"树立了历史的界碑。仅仅过了三个月,难道"左" 的路线就完全纠正、"左"的影响就彻底清除了吗?十三年之后,同一个邓小平还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那么,一九七九年三月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是正确的吗?事实证明,邓小平讲话之后,社会上出现了极左的回潮。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十分脆弱。拨乱反正不得不用猛药,但体虚神迷的社会又经不起猛药。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导历史转折以后出现的不良反应,是难 以避免的。政治家应当谨慎从事,进行调适。但邓小平又轻车熟路从反"左"转向反右,掌错了舵。

原理论务虚会的成员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心情非常郁闷,希望胡耀邦出来讲一讲。胡耀邦一开头就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 讲给我出了难题。"胡耀邦善与人同,明知是"难题",却勉为其难;虽说没有什么讲的了,还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尽量说服大家,对邓小平的报告不要抵触。 他的结论是:"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总结吧,"(21)何其无奈。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并没有经过一定会议的讨论,不具有决议的效力,更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后来却成了"立国之本",又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部分。"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要"反'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反右";一个轮子向右,一个轮子 向左,如何前进?这就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受到掣肘的原因。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从来正确、永远正确,不需要实践经验的。这就推翻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又回到从原则出发。邓小平自己说:"大家知道,这四项 基本原则不是新的东西".确实,都是陈旧的语言、陈旧的思想。但老调新弹,新就新在归纳成"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一个政治口号,"违 反四项基本原则"成了一顶整人帽子。实际上是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22) "四个坚持"成了镇压思想解放运动的四根棍子。真理标准讨论就此中止。

注:

(1)转引自吴江《十年的路》第44页。

(2) (3) (9)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68-170页,第82页,第26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4)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这本书摘引了胡绳的言论,但没有点名。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 136-137页。这本书点了胡绳的名,但言之不详。

(5)熊复的言论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304页。

(6)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306-307页。他没有将赵紫阳的话打上引号,也没有注明出处。我猜想,他从中央党校借阅到了文件,应是 可信的。

(7)华国锋以上的讲话均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2-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8)这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发表的讲话,曾作为文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 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 折》第103页。)

(10)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99-206页。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说邓小平的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他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胡乔木起草的是一个 废稿。吴江得到了这个废稿。这是由胡乔木向他的秘书口授,记录成稿,胡又亲笔加以修改定稿的。吴江看过两遍,写回忆录时又翻出来重看一遍,"更加觉得胡乔 木的思想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胡乔木在稿中居然写道:"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还要强调一句:"这一点无论如 何不应忘记".他说,工作重点转移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吴江《十年的路》第56-57页。)胡乔木把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又纳入了 华国锋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到底是向前转还是向后转?胡乔木实在昏庸得可以了。邓小平就是作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打 倒的,要从他的嘴里讲抓走资派,怎么开得了口?怪不得邓小平说胡乔木:"看来他不行了。"(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12)见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335页,第190-192页。

(13)《邓小平年谱》(上)第394页,1978年10月3日,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谈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 (21)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679页,第734-741页,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年。

(15)邓小平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0日。

(16)叶剑英的说法出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当时曾在理论务虚会的成员中相传,现在找不到文件的依据。吴江的《十年的路》第78页,提到前一 句话,可为佐证。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9年)第244页提到,作为文件下发时,叶剑英的那句 话被胡乔木删掉了。

(17)只记得我和汪子嵩、邢贲思准备的题目是《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好像还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之类。因为实际上这些发言没有派上用场,连题目都忘了。其他人的回忆录也都没有提到。张显扬在《文革后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上)中提到:"我自告奋勇 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新的个人崇拜。"(《开放》2008年11月号)这就是说,大会发言除了 六个专题外,还有个人自报的题目。

(18)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36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真要感谢邓力群提供了胡乔木、邓小平的私房话。

(19)鲍彤《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开放》2008年4月号。胡乔木先是对赵紫阳说,赵告知鲍彤;胡乔木对鲍彤又说了一遍。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22)语出李洪林,见《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第260页。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八)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全面补课

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论战已经取胜,对立面不存在了,邓小平收起了法宝。真理标准讨论被邓小平提前"下课"了,实际上完不了,所以只好"补课"。补课 还不充分,又被邓小平彻底葬送,以反自由化运动取代了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授人以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国内形势出现紧张。思想一旦解放,多年来被压制的力量,爆发式地涌动。长期积累的矛盾,从 潜在变成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解决了共产党内特别是上层的问题,还有社会上的大量问题没有解决,但人们又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于 是受害者纷纷"上访",到京上访的常住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机关每月收到的来信突破六万封。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成立,就收到来信三麻袋。(1)一千六百多 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已回城的到处奔走设法就业,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求落实政策,政府部门穷于应付。有些地方还发生"闹事",以致正常 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难以维持。

邓小平为转移视线,输出矛盾,发动对越战争。声称"教训"越南,反被越南所教训。以大欺小,未能得手,战事迁延,损失很大。结果,反而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面对这种形势,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对策。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谈了五个小时。胡乔木作为中宣部顾问,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 话的内容。之后,他又讲了一番"个人的看法"。他的这个讲话,前半部分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为题整理成文。后半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其中却多肺 腑之言。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 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他讲了许多忧虑,概括地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 多。"他认为三中全会是祸水的源头,引起了什么倾向、什么情绪。这种"形势"使他想起了一九五七年。胡乔木讲完,胡耀邦作"补充"。他说:"现在形势很 好,不要被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句子不大完整,也可能是记录之误)他特别借华国锋之口强调:"华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2)

胡耀邦所说的哪里是什么"补充",完全是对胡乔木的纠正。华国锋究竟说了什么,没有直接的印证,(3)但从胡耀邦的嘴里讲出来,至少是他同意的:"无论如 何不要反右派"。后来,他的态度更鲜明。在二月七日的中宣部例会上,当议论到上海知青闹事时,胡耀邦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他特别指 出:"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 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4)

当时流传一份小字报,要求批判"二胡"(胡耀邦和胡乔木)的修正主义。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内情不明,乱反一起。他们不知道,"二胡"根本不是一路的。 胡乔木认为,又出现了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而且"复杂得多",否认党的领导,否认社会主义,结论自然是再来一次反右派。胡耀邦认为,形势很好,当前出现的问 题是"搞民主的副产品"。从反右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分析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谴责这种运动"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 志论的体现"。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党的弊病说得如此深刻。

邓小平是站在胡乔木一边的。他又重新起用胡乔木起草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稿。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人谈话,说:"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 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5)三月二十九日,先逮捕"坏人"魏京生。三月三十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报告,再动员人们同坏人作斗争。

邓小平自己刚刚说过:"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6)他提出的"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正是迎合了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的需要,授人以柄。邓小平以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压服社会上的"坏人",结果为党内"处在 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提供了武器,他们说:"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证明还是我们对。"正好抨击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指称真理 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有人编了顺口溜,唱道:"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山西日报》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回顾 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当时,有些人企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极左路线的轨道,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攻击真理标准讨论。在这种情况 下,我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3日)安徽的情况也是这样:"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阵反复,有的同志思想动摇,使刚刚掀起的讨论热潮一度停了下来。" (《安徽日报》1979年11月9日)。(7)各地的情况相仿,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停了下来"就是"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

真理标准讨论的客观趋势不可逆转

真理标准讨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思想分歧引起政治站队,导致党、政、军权力机构的分化。

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由权力机构的分化,矛盾集中到上层,争论的焦点是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上层的斗争中,实践标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取胜,并不等于贯彻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必须向两个方面深入:

第一,从上层下移到基层。上面的风向变了,下面的许多部门、许多单位,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深 入下去,就会发生上下脱节,半身不遂。就全国、全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来说则未必。有人反对两个"凡是",大 胆解放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本单位却遭到打击。就因为在那些单位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没有占上风。

第二,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就舆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未必。有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拥 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的表态。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解放思想的结果;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必须以真理标准讨论促成 解放思想为条件。

总之,按胡耀邦的说法,现在只是把火车头修好了,整个列车还没有开动,但势必要开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下一阶段必须是从上到下,从路线到实际。这种客观趋势 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为地打断了。既然是客观趋势,虽一时被打断,终究必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就连邓小平本人也不得不再次附和、追随这种客观趋 势。

解放军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 其中指出:"我们的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出现"补课"的提法。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中 断,所以不是"继续"而是"补课",提法十分恰当。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 课》。这个标题是寓有深意的,它强调了两点:一,"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三中全会的精神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掩盖了,所以,不是如《解放军 报》标题所说的"继续贯彻",因为无法"继续贯彻"了。《人民日报》将《解放军报》行文中"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上升为标题。二,突出真理标准讨 论的"补课",从军队到全民,成为一般性的号召,意在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胡绩伟、王若水主政的《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大,威信高。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期,发表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在舆论上起了指 导作用: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去》,6月17日第一版;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6月23日第一版;
《沈阳冶炼厂职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6月24日头版头条;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大有好处》,6月25日头版头条;
《认真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7月6日第一版;
《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7月12日第二版;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大门》,7月13日第一版;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8月3日第一版。(8)

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不仅强调补课的必要,而且指出补课的方向:面向基层,联系实际。

各地省委书记又一轮纷纷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与前一轮的表态不同,这一轮是部署补课。显然也是没有中央红头文件,而是在社会舆论支配下所采取的自主行动。 《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例如,万 里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现在又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思潮,抓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说党的路线"右"了,方针政策"偏"了。他说,要深 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 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 思想要继续解放。(9)

从各地省市级报刊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全国开展的状况:

《黑龙江日报》述评:《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非补不可》;
《哈尔滨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要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沈阳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
《山西日报》社论:《抓好补课,搞活经济》;
《内蒙古日报》社论:《领导带头,联系实际,搞好补课》;
《甘肃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
《宁夏日报》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关键在于领导带头》'
《解放日报》(上海)评论员文章:《补课要向广度和深度再前进一大步》;
《大众日报》(山东)评论:《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这一课》;
《安徽日报》评论员文章:《务必十分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新华日报》(江苏)署名文章:《带头补好这一课》;
《浙江日报》评论员文章:《面向实际,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
《河南日报》评论员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
《湖北日报》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讨论要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四川日报》社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讨论真理标准》。
《湖南日报》署名文章:《要实实在在补课》;
《北京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搞好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10)

邓小平抛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三个多月,一看情况不妙,又重新回到真理标准讨论。一九七九年七月,他到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转了一圈,发现"现在反 对党的政治路线、思路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 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 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 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 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11)他也赞成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了。为什么不是"继 续"而是"补课"?责任就在于他自己。真理标准讨论的中断有理,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也有理;邓小平也是"常有理"。但是,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 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根据这个记录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意见,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例会上,在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中,宣讲了真理标准讨论 的补课。他还应邀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要点,题为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 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2)

这一时期,到处请理论工作者做报告,宣讲真理标准问题。北京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应邀赴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其中讲得较多的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 嵩和《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

思想解放的潮流势不可当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严重的斗争发生在一九七八年。但就思想解放来说,那时只是浑沌初开。一九七九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已经不具有论战性,但 思想解放则天下滔滔。

湖南和山西两个省的转变是思想解放的典型事例。

湖南省在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按兵不动。省委的领导人说,一个真理标准讨论,一个农业生产责任制,湖南不急于搞,看一看再说。省委领导人决定的方针 是有群众基础的。湖南是毛主席的出生地,是华主席的发祥地。湖南人对这两位主席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批评"两个凡是" 就是反对华主席。有人说,什么实践检验,就是要检验毛主席,每检验一次,毛主席的威望就降低一次。还有人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凡是"派?我也搞不清。所 以,全国热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湖南还在大搞"农业学大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不少人认为"反常"。有的基层干部说:"不按毛爷爷的政策办,我 就懒得搞了。"消极怠工。

从一九七九年八月开始,湖南省委急起直追,认真抓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九月一日,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全省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首先就一九七八年湖 南没有很好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进行自我批评。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他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湖南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发生了大变化。

讨论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领袖,他们终于承认受现代迷信的毒害,确实认为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必须句句照办;否则,就是"砍旗子"、"丢刀 子"。经过讨论,他们认识到:革命领袖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他的学说不是天才头脑的产物,而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既然认识来源于实践,革命领袖的 理论同样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革命领袖的认识不可能没有失误,不是"句句是真理";热爱领袖,不能把领袖当作神,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山西出了个大寨。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广大寨经验绝对化。凡是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坚持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是没有照搬大寨经验的,就是反 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就是违背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一套,人们称之为山西的"土凡是"。一九七八年,即使 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开展,大寨经验还是不受检验的。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山西人才扔掉了"土凡是"。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委连续召开会议,用真理的实践标准,对十多年来"学大寨"的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在落实自留地政策、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九个问题上纠 正了"左"的做法。山西省委也在会议上批评了"学大寨"的紧箍咒。《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寨、昔阳的经验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的文章,指出:大 寨、昔阳的经验不仅不是判断路线是非的标准,而且这些经验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13)昔阳为了创"大寨县",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一百四十一人非正常死 亡和许许多多的冤案,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都一一平反。(14)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改革

"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矛盾已经解决,补课中发生的争论,主要不再是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之间,而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之间。如何以实践标准 检验历史和现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改革?这是更为深刻的矛盾。

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都要求改革。怎样改革?又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云。他认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鸟笼经济"是规范。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一派被 人叫做"十七年"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是还会前进到"文化大革命"吗?

另一派是"向前看"派,区别于"十七年"派的向后看,主张对待过去"宜粗不宜细",急于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他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 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他主张用两手,一手是改革,一手是专政。

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就是民主派。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 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胡耀邦。

一九七九年十月,《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第四期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 论》。《光明日报》十月二十日在头版予以转载。文章中指出:

"在教育问题上,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过去都是照着本本和文件做的,有语录为凭,因而都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认为,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那一段不正确,只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同十七年对着干',否定一切,这是恶劣的形而上 学。有人在反对否定一切的同时又走向肯定一切,还是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们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就是经典定义。这是变相的语录标准。 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出路吗?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不是毫无联系的。左倾思潮由来已久,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泛滥成灾。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战线发难,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上'左'的东西就不少。要弄清三十年教育问题上的是非,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要坚 持实践标准,必须分析全部实践经验,不能拘守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

这就触到了蒋南翔的痛处。把十七年当作理想境界、以"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为经典定义,就是他;拘守清华大学一时一地一校的得失,也是他。

文章发表时,蒋南翔正出国访问。回国以后,他听说《教育研究》特约评论员文章影响很大,找来一看,勃然大怒。立即查问作者是谁,并以教育部的名义组织批 判。在教育部党组会议、党组扩大会议、教育部机关全体会议、教育厅局长会议、教材会议、教育刊物会议以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对《教育研究》特约评论员文 章批判了三个月,抛弃真理标准,压制不同意见。"十七年"派在他们掌权的地方是很霸道的。但他们运用权力所能调动的力量也有限,教育战线对这种批判极为冷 淡。

一九八〇年三月以后,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形成初稿后,又在党内广泛地讨论。在这一活动中,不得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必须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前史,否则不能自圆其说。"十七年"派被撇在一边了。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八十年代第一春真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

第一、中共中央讨论和规划政治体制的改革。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八月三十一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邓 小平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 的一个总病根。"他还说:"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15)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发批判,总是把"四人帮"的罪孽归结为"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少数的先知先觉者,指出:"四人帮"复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专 制主义。他们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是比资本主义更为落后的历史现象。一九八〇年,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政治思想工作要"兴无 灭资"(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这本是五十年代的老口号,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重新提出,却引起了争论。在现时的中国,究竟要灭什么?是"灭资"还是"灭 封"?理论界大造反封建的舆论。首先是元老级人物李维汉接受了理论界的影响,他又去说服邓小平。邓小平的讲话分五个部分,第四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影 响。他说:我们"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 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 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6)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其思想深度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文选》三卷中最有价值的一 篇。

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邓小平的诊断没有错,但处方开错了。既然官僚主义的总病根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制度,那就必须改革制度;既然这种 制度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那就必须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不,下的药却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归结为"问题 都在于'过分'"。甚么叫"过分"?概念的灵活性很大。毛泽东集权,错在"过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和第三代领导的核心的核心,邓小平集权 就可以说并不"过分"了。只反对"过分",不反对集权,最终还是为集权辩护。而且,邓小平所实行的是非法集权。毛泽东的集权还有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的合法外衣。邓小平既不是执政党党魁,更不是共和国元首,却对党国军机要务一把抓,拥有"拍板"权。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是他出巡的"陪同",两任共产 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废立,只在他的挥手顷刻之间。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的集权完全是非制度性的个人专权,还是在指摘毛泽东的集权之后执意为之,故他 的罪错具有明知故犯的性质,更其不可原谅。邓小平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庸人江泽民东施效颦,先是学邓小平当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当了,又安插亲 信,幕后操纵,企图当核心的核心。

第二、由于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党内外的改革派、民主派活跃起来了。接下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 提出质询、问责和批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回答问题和听取意见,气氛异常热烈,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题为 《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第三、农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自毛泽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包产到户"的尝试一直不断,但被作为"资本主义倾向"遭到扼杀。至一九七 八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达一亿多。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秘密签订生死契,实行包产到户。一年下来,粮食产量由三万多斤提高到十二万多 斤。尽管如此,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的文件还在下禁令。由安徽和四川两省带头实行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一九八〇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终于 被说服,改变了态度,"包产到户"合法化。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的1.1%上升到14.9%.(17)以后连年猛增,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 (一九八三年)。

第四、与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已起步。一九八〇年,为了安排一千多万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的工作,允许"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为此,扶植各种 类型的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一九七八年起,即以少数企业为试点。一九八〇 年,试点企业增加到六千六百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8)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一个新的起点,但改革打 开局面是在一九八〇年。

第五、创办经济特区。一九七九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一块地方试办"出口特区"。一九八〇年,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扩大了范围。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后又逐步制定了一套适合经济特区的政策措施。

第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大力整顿党风。是年九月,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上讲话,指出:贯彻 《准则》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要扫除封建意识。封建意识不清除,党的优良作风难以恢复发扬,社会风气也难以带好。

第七、在基层的人民代表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选民可以联名提候选人。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到北京大学和其他许多高等院校,在基层的人民代表的选 举中,许多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纷纷站出来竞选,反对指定候选人,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竞选者为了说明自己的政见,广泛地对历次政治运动、现实 政治体制和今后改革方向大胆发表看法,引发了群众性的大讨论,校园民主异常活跃。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从校园推向社会,必将促进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

第八、承续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办刊物在全国到处开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民主墙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强行从西单迁至偏僻的月坛公园,名存实亡。作为西单 民主墙的延伸,从大字报发展为民办刊物,反而扩大了言论自由的阵地。据统计,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19) 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同仁刊物"的主张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谈不上办刊物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种小报,是迎合当时的需要为当权者所允许 的。八十年代初的民办刊物,完全是独立于官方意志之外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必将冲破报禁。

上述第七、第八个标志,是民间力量活跃的开始,正在构造公民社会,建筑民主政治的基础。

一九八〇年,全国人民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对中国的前途出现一片乐观情绪。

真理标准讨论告终,反自由化运动登场

好景不常。邓小平作了尝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之后,不到半年,却立定转身,走向反面。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这个讲话一开头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多处引用"陈云同志说"。陈云的调子是: "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和陈云联手实行倒退的方针,而作为总书记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没有讲话。

邓小平讲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20)在邓小平看来,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凡"自由化 "必定是资产阶级的,故后来简化为"反自由化"。任何倡言自由、实行自由的人和事都被归类为"自由化"。所以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是回到 他几个月前要肃清的封建主义专制化。

邓小平将民办刊物称之为"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考虑制定出版法 时,陈云比邓小平更彻底。邓力群说:"关于制定出版法的问题,我请示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指示,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 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 门,一律取缔。"(21)过去共产党同国民党斗的时候,称国民党为反动派。反动派还有个出版法。陈云的"不要搞什么出版法"的指示,连昔日的"反动派"都 不如了。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说,必须对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严肃处理。所谓"严肃 处理",就是陈云所说的"一律取缔"。"指示"代替了法律,全国统一行动,将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的头头一网打尽,统统逮捕判刑。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中还有更严厉的语言。他说:"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 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22)这是一九八九年调动野战军进城开枪杀人的伏笔。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实用主义理论就是"猫论"。他处理事情是"不管白猫黑猫",他本人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不管白猫黑猫"。一 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违背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白猫"忽而变脸为"黑猫"。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又 违背自己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提出"反自由化","白猫"再次忽而变脸为"黑猫"。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影响深远、后果严重。

邓小平的变脸是由国内外的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在七月份兴起时,邓小平等人表示支持,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 的发展,"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于九月二十四日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 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十月九日,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经济,一个宣传,这两个搞不好,"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 件"。宣传部长王任重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教训,我们存在与波兰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不要再宣传。"(23)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想必是经邓小平首肯的,否则,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波兰的"团结工会"吓得邓小平和陈云消除分歧,结成联 盟,走回老路,倒退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又拣起了"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

"团结工会"的背后,出谋划策的是一批知识分子。"团结工会"顾问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后为政府总理。邓小平、陈云、胡乔木等人,害怕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和不满现实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形成难以对付的力量,在中国重演" 团结工会"运动,因此必须割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系。从前是号召"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要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隔离。"反自由化"就是搜索自由化 知识分子的探照灯。

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草案后,在党内四千人的范围内进行讨论。讨论中,触发了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 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九次会议,决定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利用一场理论斗争达到了政治目的。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已剥夺了汪东兴、吴 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权力,砍掉华国锋的左右手,他早就成了孤家寡人,终于体面下台。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比抓人、政变显得文明,而且对政敌华国锋 等人也未置于死地,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上最为文明的一次。(华国锋不当中共中央主席,还当了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党代表大会代表,以至逐渐 淡出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把胡耀邦推到前台,自己在幕后当"核心"。"凡是"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对邓小平来说,权力 到手,真理就靠边站了。

第三,在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也出现了对邓小平不利的倾向。本来,历史问题是研究的对象,只能自由探讨。对历史问题 作出决议后,必须服从,不许再发表不同意见了。这是从斯大林以来盛行的钳制舆论的措施。理论界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但不起作用。那些坚持实践是真理标准的人 们,就利用讨论历史问题,要求继续清算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左倾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前两个阶段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实践 检验并进行清算的是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以至"凡是"派和邓小平的不同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已经对共产党的左倾路线的社会基础有所触动,讨论历史问 题,以实践检验并进行清算的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左倾路线的共同点。邓小平敏感地觉察到发展的趋势,所以他就祭出"反自由化"的法宝来取代真理标准。同样的 标准,针对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以至"凡是"派是"解放思想",针对邓小平以及邓小平所推行的现行政策就叫"自由化"。

一九八〇年年底,真理标准讨论被邓小平、陈云们彻底葬送,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顿。一九八一年开始,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这一次,与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邓 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有所不同,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被扼杀,因为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前卫战士"的真理标准讨论的骨干,大部分 被作为"自由化分子"打下去了,思想解放运动伤了元气。

真理标准讨论虽被葬送,但思想解放的潜流换了"新启蒙"、"文化热"等名称,八十年代还在继续前进。"自由化"和"反自由化"此起彼落,竞相攀升。说来奇 怪,逢双的年份,往往是"自由化"抬头;逢单的年份,就是"反自由化"得势,直到一九八九年出动坦克来"反自由化","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火 焰终于被扑灭。


注:
(1) (4)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第657页,第693页,世界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
(2)郑仲兵《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香港。郑仲兵当时是中宣部的工作人员。
(3)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1979年1月2日记:"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交谈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把握总的趋势问题。"谈话内容阙如。胡乔木 传达的,应是这次谈话。1月2日下午又记:胡耀邦与华国锋研究工作时,华国锋表示:"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 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第649页)与"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意思差不多。
(5)《邓小平年谱》(上)第49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6) (11) (15) (16)(20) (2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131页,第175-177页,第287-289页,第295页,第328页,第331页。
(7)(8)(9)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58页,第462-463页,第46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10)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附录二,1979年29个省市的报刊共发表有关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文章128篇,这里只列举了18篇。
(12)吴江《十年的路》第88-92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13)关于湖南、山西两省情况的叙述,引用了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78-482页所提供的材料。
(14)《人民日报》1980年8月13日报道。
(17) (18)汤应武《抉择》第218页,第22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19)朱立《大陆民运回顾与展望》,《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〇年六月号。
(21)邓力群在中央宣传部的讲话记录稿,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117页,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台北。又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178页,博智 出版社,2005年,香港。
(23)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108页。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九)三十年后论长短

三十年来的实践也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本身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证明了下列各点:
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二、在历史上的进步性。
三、完成应有历史使命的不彻底性。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后来又有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邓小平鼓吹"不断解放思想",现在还在宣扬"继续解放思想"。就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具 有良好的声誉,成为一种资源,一次又一次被人借用。又因为第一次思想解放不彻底,所以才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不断"再加"继续"。

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思想僵化。思想禁锢是外在的,强加于人的;思想僵化是内在的,自愿就范的。外在的思想禁锢,长期作用,逐渐内化,才形成思想僵 化。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破思想禁锢,才能解思想僵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一时之间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获得思想大解放。有时,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下子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思 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喜悦。

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逐步深入的。

没有"四人帮"的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了两年。经真理标准讨论,清算"四人帮"所代表的思潮和路线,才走出阴影。清算思潮和路线是对于解 决"四人帮"问题的必要的补课。

林彪覆灭后,批林彪的"极右",以至"四人帮"比林彪的极左还要"左"。清算"四人帮",必然引起重新认识林彪问题的性质。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破林彪、" 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所设置的思想禁锢,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史。"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破林彪、"四人帮"的 思想禁锢很快就达到了极限,思想解放的锋芒不能不指向毛泽东。探求"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又不能不进一步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前史。

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第一、最重大的成果是破神化领袖的思想禁锢。

领袖是人不是神,作为领袖的人是多数不是单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应是领袖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领袖。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应当收场。

"文化大革命"中,谁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议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统统是"反革命",可以抓起来坐牢、杀头。思想解放运动使毛泽东 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为正确命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毋庸置疑,以至官方决议也不得不写上:对于"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 志负有主要责任。"(1)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不是片言只语,也不能归之于"四人帮"和康生的歪曲、利用。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破除现代迷信的结果,"伟大"的东西产生了负值。所以,思想解放运动体现了"伟大"的正 值。但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不彻底,官方的态度和民间的舆论也不一致。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是为了"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制造了新的思想禁锢。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叫做"毛泽东晚年错 误",把一切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而毛泽东思想又是正确无比。(2)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 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3)毛泽东本人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走向"晚年的错误"的,即使"我们"回到了"毛泽东 思想的正确轨道",又怎么能避免重新走向错误?

第二、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

毛泽东晚年所忧虑的,唯恐"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故他的继承人华国锋,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无可奈何花落去,"文化大革命"还是被 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 域的全面专政",也被否定了。

第三、破左倾路线的思想禁锢。

从五十年代以来,只能反右,不许反"左",实际上是一贯左倾。有人认为,左倾路线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有人认为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的。有人认 为,在反右派之前,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代之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倾路线就开始了。还有人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毛 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左倾路线就开始了。思想活跃了,总是众说纷纭。不管怎样说,共产党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几十年中不容染指、必须坚持的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就是绝对错误的领导。

第四、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

经过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的结果,经营了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牢笼,土崩瓦解。

一九七八年四月,为尚未摘帽的十多万右派分子摘帽。摘了帽的右派习惯上还叫"摘帽右派"。一九七九年九月,进一步为右派分子改正,连"摘帽右派"的帽子也 摘了。五十五万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得以平反。

一九七九年一月,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据新华社一九八四年年十一月一日报道,农村中原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两千多万人,都摘了帽子,阶级敌人没 有了。

一九七九年,又落实了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将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带进公私合营企 业,统称为私方人员,当作资产阶级分子。按照新的规定,区别出七十万人,占私方人员八十六万人的81%,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余下的十六万人也摘掉了资本 家或资方代理人的帽子。(4)这就是说,一九五六年所消灭的"资产阶级",81%根本不是资产阶级。

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对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摘了许多人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统统释 放。

第五、破社会主义固定模式的思想禁锢。

许多人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必须重新认识和探讨,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务虚会上有一说,中国的社会 主义是"早产儿",缺乏生命力。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是以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为背景,引进苏联经验再加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八路"的土政策。有人认为,改 革的方向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应当重新解释。中国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 国家,是因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此,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于过渡时期,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与新 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被说成是"自由化"而遭到批判。官方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的内 容,实际上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邓小平的许多说法,都是偷运了自由化的理论而又标榜自己"反自由化最坚决"。

第六、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禁锢。

从真理标准讨论引出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完成计划,还是满足人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一九七九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计划经济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这是五十年代以来首次强调市场的地位。

第七、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禁锢。

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以后,一直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还在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理 论务虚会上却有人指出,人民公社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一年甚至一季就翻身。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万里理直气壮地 回答:"实践检验!"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虚假命题,其实质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需要的不是反资本主义,而是反封建主义。

第八、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思想禁锢,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思想禁锢。

第九、破蔑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的思想禁锢。

教育战线上,推翻"两个估计",取消推荐工农兵学员,恢复了高考制度。改变蔑视知识分子的舆论,代之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

第十、破反修防修的思想禁锢。

五十年代国内的左倾思潮,通过国际反修斗争进一步发展,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得到系统化。在国际反修斗争中系统化的左倾思潮,又返回国内,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准备。所谓"反修防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左倾和极左的旗号。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因而理由正当、动 机良好,应予否定。由此而探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延伸?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实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在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化所发生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克服十九世纪的历史 局限性,在新时代的实践中继续前进。

以上这些,不过是荦荦大端。此外,在各个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意见。这是一个换脑筋、改思想、变风气的时代。有许多现今听起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 的说法,在当年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才被人们接受的。

相较之下三优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相比较而言,具有三点优胜之处。

第一、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往往首先在旧概念中生发新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是新思想突破旧概念,抛弃旧概念,创造新概念。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比较自 觉地运用了这一规律。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外衣下生发新思想,孕育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以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哲学家认为,神的本质 是自然。先是神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然后赞美自然、推崇自然,以至抛弃神的概念。又有哲学家认为,神的本质是人;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 了人。艺术家们绘制了各种各样的"圣母"像,其实都是美丽的人间少妇,在"圣母"的名义下以人性代替神性。最终,开辟了一个提倡人道、反对神学的新时代。 中国五四运动的缺点就在于一方面否定本国的旧传统,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新思想。旧与新之间一刀两断,没有衔接,没有过渡,新思想、新文化不能在本土生根。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压制中挣扎出来的,不得不步步为营,平稳推进。起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时尚难以推翻,通过重新解释,在 "继续革命"的概念中注入新的内容,强调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发展生产力。再进一步,根据"文化大革命"实践的检验,指出这一理论的实质是在革命之后还要 "继续革命",只能到革命队伍内部、在革命人民中寻找革命对象,引导革命走向反面。最终,抛弃了这一理论。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一定阶段,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问题的提法只是局限于"真高举还是假高举"。首先将"高举"的概念分解,注入新的内容。"凡是"派指责 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砍旗",即砍倒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以标榜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证明"凡是"派的"高举"是假,就足以抛弃"两个凡是"。 但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随着实践标准的进一步贯彻,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必然会提出:究竟为什么要"高举"?假"高举"固然要抛弃,真"高举"是否有必 要?"高举"某种思想,究竟是实践第一,还是思想第一?以某种思想作为"旗帜",究竟是实现思想解放,还是构筑思想牢笼?"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争论过 后,思想解放的目标就针对"高举"本身了。所谓"高举"是造神运动,这就出现从旧概念到新概念的飞跃,思想解放运动登上了高峰。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高举"。"两个凡是"就是来自"高举"。如果只是抛弃"两个凡是"而继续坚持"高举",实非釜底抽薪。但"高举"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 决,后来"高举"的花样反而更多了,除了"高举"毛泽东思想,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又要"高举"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第二、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是自下而上兴起的。

自下而上兴起的运动,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和时代的要求。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它不是自下而上兴起,而是自上而下布置的,体现了权力意志。结果,整风运动演变为名曰"抢 救运动"的整人运动。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以谈论改造思想为始,以人人过关告终。而大鸣大放运动则完全转向矛头针对鸣放者的反右派运动。思想运动自上 而下地贯彻权力意志,无不走样变质,贻害众人。

自下而上的运动也不是响应权力中心规定的"舆论导向",闻风起舞。思想解放运动是凭思想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说服人,引导人,从而占领舆论阵地。"舆论导 向"的作用是蒙蔽人、压制人,从而形成"舆论一律"。所谓"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那种自上而下的号召,或是得不到响应,或是得到响应而成为" 舆论一律",不是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讨论虽是自下而上兴起,但不是发自基层,群众基础还不够广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民主力量活跃起来,形成了三个层次。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是下层的民主力量,由下乡回城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大学生等组成。 进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历来被称作"右倾"的一部分干部,是中层的民主力量。胡耀邦是上层的民主力量的代表。三个层次的民主力量没有互相贯通、 互相配合,形成联合战线。上层和中层还有所联系,上层、中层和下层虽然客观上有所呼应,在行动上是脱节的。真理标准讨论主要地发自中层,推向上层。基层群 众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处于受教育的地位,没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为政治斗争增添了理性的色彩。

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把华国锋和"四人帮"叫到病榻前,他要交待后事了。"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 么办,只有天知道。"这位号称"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于身后事无可奈何地哀叹"只有天知道";但他还是知道,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一九七六年十月,权力的交接是通过政变完成的,捉拿"四人帮",大权集于华国锋。这一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政变,是正当的,但不合法。无论如何,没放一枪, 没死一人,避免了"血雨腥风"总是幸事。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权力交接,是通过会议讨论,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的,非但避免了"血雨腥风",还废弃了政变,既 正当,又合法。这是真理标准讨论所达成的历史的、逻辑的结论。

真理标准讨论从思想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结果,在上层导致最高权力的转移。就政治斗争来说,以思想斗争、理论斗争为先导,实现最高权力的和平过渡比开枪、 抓人显得文明,而且对政敌华国锋等人也未置于死地,这是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大进步。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总是你死我活,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 被打成"帝国主义的走狗"、"黑帮分子"、"反革命"、"叛徒、内奸、工贼"等等,还没有像"凡是"派那样享受体面下台的。

在没有实行普选的地方,政治变革以和平过渡方式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这种经验就是运用说理的手段,而不是军事的手段,也不是阴谋的手 段,来解决政治纷争。可惜,后来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的下台,又抛弃了这种经验。

完成使命六缺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不彻底,除了外在的原因,也因为它在完成自身应有的历史使命方面具有六点缺失。

第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没有抓住根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以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为中心。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破题,还不是主题。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缺失,就是没有在进 一步发展中抓住根本。

什么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思想解放运动是解放人的思想,通过解放思想来解放人。人的根本是人本身。在世界近代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 主题是人,是人的觉醒;反对奴役,破除迷信,摆脱愚昧,追求人的价值,推崇人格独立,赞美个人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引导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文化大革命" 这个黑暗时代的根本就是对人的轻蔑、糟蹋、残害;颠倒是非和错乱是非标准,不过是残害人的手段。走出"文化大革命"这个黑暗时代的启蒙,应当高扬尊重人、 爱护人的旗帜。

中国具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传统。专制主义的唯一原则就是蔑视人,把人不当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一再提出启蒙任务。但始终没有抓住根本,即不以人为主 题。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以民主反对专制、以科学反对愚昧,主题是国;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北伐战争之前、抗日战争之初 也出现过启蒙呼喊,主题依然是国。代表国(以及后面的党)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人对党国的依附关系,反而导致独立人格之丧失。

以真理标准问题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并不是出于什么人的设计,而是形势使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曾一度提出生产目的讨论。生产究竟是为了完成计划,还是 满足人的需要?这一讨论本可以从真理标准引向人的标准,但由于胡乔木等人的破坏,紧急刹车,陷于停顿。

真理标准讨论告终后,八十年代出现"文化热",宣扬人文主义,文学作品中发出"人啊,人!"的呼喊,表明以真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向着以人为主题的思想 解放运动发展的趋向。但人文主义和人的呼喊又被反自由化所淹没。

五四运动以及六十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没有完成对人的启蒙。历史的课题终究必须面对。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不准确。

实践检验的对象是什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中,实践检验的对象是真理。这就是说,在实践检验之前已经确立为真理,再由实践来检验。问 题是作为检验对象的真理是怎样确立的?已经确立的真理,也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命题中这一层意思是明白的。但实践检验之前确立的真理,标准是什么?这一层意 思就不明白了。如果说标准还是实践,这一点并没有包含在命题之中。如果说是其他,问题就大了,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是确立真理的标 准。命题中虽强调"唯一标准",只是对"检验真理"而言,并不能排除确立真理另有标准。

确立真理和检验真理应是同一标准,就叫真理标准。

谬误有没有标准?谬误也不是可以随意判定的,应当具有客观标准,就叫谬误标准。

真理与谬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见高低、定分晓。实践检验的对象,可能是真理,可能是谬误;实践检验的结果,确证为真理或谬误。因此,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 (理论、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认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在实践中产生的认识,反映究竟是否与客观事物相一致,认识不可能自我确证,必须回到实 践,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认识,是为真理;在实践中被证伪了的认识,是为谬误。同一认识,也可能由实践确证为部分真理、部分谬误。

实践检验的对象是认识(理论、思想)。胡耀邦指导撰写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表的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5)弥补了漏洞。实 践不是专门去检验真理,而是首先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不准确的命题已成了公共话语,一直贯彻真理标准讨论的始 终。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真理与谬误,位于实 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认识(理论、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证实,确立为真理。一旦成为真理,并无终极的意义,也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真 理,无论怎样检验,不会全部被抛弃,总有某些颗粒、某种成分保留下来,融入新的真理,汇成真理的长河。这就是真理的发展。所以,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 象,是发展真理的问题。但首先要解决认识何以成为真理?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确立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 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确立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标准就是唯一的;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前人讲到真理的实践标准时,都带有"唯一"的意思。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 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6)那就是说,人不应该在实践以外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毛泽东也说过一句不错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7)那 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社会实践以外的东西。也有种种其他的标准,诸如圣人标准、圣经标准、语录标准、权力标准等等,这些都是主观标准。实践标准是客观 标准。客观标准只有一个,主观标准可以有无数个;而主观标准根本就不是标准。在"凡是"派宣扬语录标准时,强调实践是"唯一标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也 只是一时的时效,并非命题本身的要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出何典?一九七八年七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印发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资料》,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其中罗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就没有这句话。现在能找到的出处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 的第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话虽这么讲,这一评连同其他八评,很难说是尊重 实践检验的;在今天看来,也很难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产生于一个错误的思想体系之中。

一九七八年,在"九评"之后十五年重新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九评"无关,纯粹是一个哲学命题。但哲学命题本身的含义以及真假对错还没 有搞清楚,就急于联系实际,做政治文章。做出来的政治文章倒是正确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流于标语化、口号化,缺乏解放思想所应有的 理性精神。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循环论证。

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为了强调实践高于理论的品格。

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推崇实践标准,在论证实践标准时却不符合实践标准。

邓小平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 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9)不理解、不尊重、不接受"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根本问题" 是违反了某人的思想,违反了某种原理。某人的思想、某种原理要不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邓小平的公式是这样的: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正确的理论。本来是要用 实践检验理论,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根据是某人的思想、某种原理。所以,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有一种倾向,大量引证什么思想、什么原 理的语录,还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10) 且不论"马列主义"中是否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说,于光远在引了叶剑英的那句话之后接着写道:"于是真理标准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基本上取得了共识。"(11)这是什么样的"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不容置疑,因为它是一条什么主义的" 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本身的真理性,用什么来证明?当然只能用实践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 "共识"却是用"基本原理"来证明。那么,"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用什么来证明?马克思将实践引入认识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又是根据什么"基本原理"? 归根到底,应当以实践标准来证明基本原理,而不是以基本原理来证明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不准确命题的流行以及用"基本原理"来证明实践标准,均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马克 思主义的水平如何!(12)究竟是实践高于理论,还是理论高于实践?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这一强调实践的思想解放运动终究没有从高于实践的"基本原理" 中解放出来。

第四、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束缚思想。

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3)江泽民也跟着说:"解放思想就是 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14)从邓小平、江泽民直到现在,都认为 解放思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

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什么主义为指导?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 时候,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以它为指导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先例。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解放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起点只能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结果必须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前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外在的强制。在思考之前预先设定了框框,这是思想束缚,不是思 想解放。在后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这是以思想检验思想,不是以实践检验思想。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 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没有思想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如何操作?是不是说,所有投入思想解放运动的人首先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以此为指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在思 想解放之后才能掌握真理;要求所有的人在思想解放之前掌握真理,是不可操作的。那么,只能这样来操作,一部分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进行指导;另一部分人在 他们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思想的实质是控制思想、统一思想,不是解放思想。

其实,邓小平、江泽民等人并不真正理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所要打破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禁锢,不是一般的"习惯势力和主观 偏见"、"落后的传统观念"等等。一个时代的思想禁锢是在确立了不容置疑的思想为前提制造出来的。从前,制造思想禁锢正是在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 行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造的思想禁锢,又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这就成了悖论。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了某种思想禁锢,结果又代之 以新的思想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中,邓小平用以取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四个凡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产物。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过错,而 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体现权力意志的恶果。

人们可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但不能以强权定于一尊,以它为"指导"。思想禁锢正是由此而来。即使马克思主义是真 理,成为外在的强制,而不是自愿的追求,它就走向反面。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应当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实行。学习马克思主义可 以提倡,可以鼓励,不可强求,不可命令。

第五、思想解放并未达到思想自由。

思想解放是为了打破思想禁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思想禁锢。有思想禁锢就没有思想自由。所以,从根本上说来,思想解放运动即从思想不自由到思 想自由的运动。

思想是人脑的内部状态。思想必须通过言论来表达,解放思想应以解放言论为条件。思想自由只能实现于言论自由之中。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打破思想禁锢的结果,为西方造就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文明社会。思想自由的社会,不需要思想解放了,但需要思想发展。 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就是思想的发展。思想的发展表现为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但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思想解放,因为思想自由的社会不可 能再制造思想禁锢。

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显著特色是钳制思想,以言治罪。"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言论"治罪者,不计其数。"两个凡是"仍然以某种言论为"恶毒攻击",以 "恶毒攻击"为有罪,据此抓人、杀人。

"两个凡是"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在"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力量平衡之际,言论自由的空间扩大了,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压倒一切。在推翻了"两个 凡是"之后,树立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权威,言论自由的空间反而缩小了。

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派曾为言论自由大声呐喊。西单民主墙和民间刊物以及官方报刊都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论说言论自由。有人发表文章认为,不能凭"反革 命言论"抓人、判刑。"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言论"都是言论,如果在全部言论中禁绝一部分言论,不是还有部分言论自由,而是没有言论自由。"革命言论"没 有言论不自由的问题,恰恰是在"反革命言论"问题上考验言论自由。而且,什么是"反革命言论"?不以发言者本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官方的认定为准。所 以,认定"反革命言论"和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回事,都是官方的权力。这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一个尖端问题的争论。胡乔木大为震怒,组织一些文人围剿,结论是:对 言论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言论"是触犯刑律的。他们从根本上修改了言论自由的概念,变成这样:"有些言论"具有言论自由,"有些言论"没有言论自由。

彭真也认为,不能凭"反革命言论"抓人、判刑的意见,触犯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第一百另二条。这一条确立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首要分子或罪恶重大的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按中国官方的标准,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凡是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批评领 导人的犯上演说、文章、大字报,都有可能被说成"反革命言论"。执行这一法律的结果,制造了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一 九九六年修订的刑法,废除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代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律的修订只是改变了罪行的名称,换顶帽子,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司法 活动依然如故,就连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发表意见都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

思想解放运动即思想自由运动。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走向思想自由,相反,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努力,被彻底毁灭了。 继之而起的是反自由化运动,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自由、反言论自由。

现在,官方以思想解放为号召,故作开明姿态。殊不知恰恰表明需要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中国正是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

六、思想解放与政治斗争靠得太近。

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独立的历史潮流。虽然它具有改变黑暗政治、促进民主宪政的效果,但本身不是政治斗争,不应卷入政治斗争。

五四时代,陈独秀提出一个启蒙运动的方针:"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 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5)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解决"根本问题",构造"社会国家之基础",提升多数国民的"最后觉悟"。所以他又说:"批评时 政,非其旨也。"(16)不是不要"批评时政",而是不要以"批评时政"作为启蒙运动的宗旨。对中国社会作彻底的思考,寻求"根本问题"的解决,正是启蒙 思潮的优点。这是一种为了解决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而实行大迂回、大包抄的文化进攻战略。但迫于形势,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卷入"时政",因而启蒙难以为继,恰 恰是缺点。陈独秀提出的方针未得实现,五四运动留下了启蒙不彻底的憾事。

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曾经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但在发展的进程中演变为表态运动,以政治站队取代了思想启蒙,直到成为上层政治斗争的中心议 题。从思想解放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来说,思想解放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是积极的,政治斗争对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消极的。思想解放赋予政治斗争以理性精神,导致最高 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避免了"血雨腥风"。政治斗争对于思想解放的关注是进行控制,要求真理服从权力。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动是针对"两个凡是",推翻了"两个凡是"宣告思想解放运动的胜利。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夺取了权力的人们,又来压制思想解放运动了。 一次是邓小平以"四项基本原则"中断真理标准的讨论,再一次是邓小平以反自由化彻底葬送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与政治斗争靠得太近,虽一度获得有力 的支持,终究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政治斗争必须运用权力,思想解放只能追求真理。权力的本性就是控制一切。如果思想解放不能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免不了被控制的命运。

真理的实践标准,用来检验林彪、"四人帮",检验毛泽东,检验华国锋,均无往而不胜,在邓小平面前就失灵了,真理撞上了权力的南墙。林彪、"四人帮",毛 泽东,已经不是权力的象征,而华国锋又不像邓小平那样善于运用权力。五十多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还要坚持"反右派是必要的",只因为反右派是邓小平操办 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冤案都平反了,只有高饶案件不许翻,只因为这是邓小平参与定案的。过去的邓小平不受实践的检验,是由于现实的邓小平无法用实践来检 验。真理标准讨论是用讨论来解决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权在别人手里,邓小平看真理标准讨论"越看越重要";权在自己手里,邓小平却来一个"不争论",而 他自己要争论随时可以进行。

中国是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政治笼罩一切。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7)他还说过,贯彻总路线是"最大的政治",现代化是" 最大的政治"。总之,什么重要,什么就是政治。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思想家、理论家们没有人像陈独秀那样提出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启蒙运动的方针,而邓小 平则极力将解放思想纳入政治的轨道,服从政治的需要。政治问题计较利害,解放思想讲究是非。政治问题必须运用权力来解决,解放思想只能通过讨论来进行。邓 小平将两者混淆一番,便于用政治手段来干预解放思想。

中国仍然需要开展一场既疏离政治而又包围政治、解决"根本问题"的独立的思想解放运动。

现在,思想解放的呼声在中国又甚嚣尘上。他们会补救这些缺失吗?


注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2)在共产党内四千人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毛泽东后期是暴君。"也有人认为,今后不要提毛泽东思想,决议不 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些意见都遭到邓小平的批评压制。
(3) (9) (13)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页,第123页,第279页,第131页。
(4)马立诚、凌志军《交锋》第99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汤应武《抉择》第14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这两本书同一年出版而数据 相同,应有共同的来源,但均未注明出处。
(5)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理论动态》上,26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8)《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10)据吴江说,叶剑英的讲稿是由胡耀邦授意、阮铭起草的。见《十年的路》第56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
(11)于光远《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12)我曾经以《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题,揭露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见《争鸣》 2005年3月号。又见www.*/hero/guolj
(14)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
(1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3号。
(16)陈独秀《通信》,《青年》第1卷第1号。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作者:郭罗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十)结语:中国需要新启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彻底,就半途而废了。五四以后的又一次启蒙任务,依然没有完成。

现在,人们在谈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经真理标准讨论,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 后,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江泽民时代,从"公有"、"私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多数人认为,江泽民时代的 那次不算(江泽民本人还说过要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搞得倾家荡产呢),现在才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是什么?据说是实践科学发 展观。从什么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没有人说得清楚。

如果一次运动达到了思想解放的目的,何需三次?今后还需要多少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崇高的名称被滥用了。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第N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次彻 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彻底完成启蒙任务的新启蒙运动。

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

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中共十七大对党的路线作了一番新的表述,去掉累赘的套话,要紧的是这么几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条路线以" 解放思想"开路,还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于是,中央首长和地方大员竞相发放"法宝",一显身手。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是什么?流行的说法是"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经济大发展",也有的说是"以思想解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之,解放思想 是为了发展经济。广东的地方大员为保持全国"排头兵"地位,心情尤为急切,大喊:"继续解放思想,'杀开一条血路',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 路。"闯出新路来干什?那又是为了解决"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等等。以至于深圳撤除"二线"(隔离特区和非特区的铁丝 网)也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要解决的,但思想解放运动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思想解放完全变味了。怪不得叫做"法宝",那就是成了当权者推行 政策、创造政绩的"法宝"。作为推行政策、创造政绩的先声,是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动员运动的特征是,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下面奉命解放思想。

上面号令解放思想,要求思想解放到合乎当权者的意图,这是统一思想的别名。

下面奉命解放思想,要你解放就解放,要你怎样解放就怎样解放,这是陷于奴隶状态,恰恰处在思想禁锢之中。

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下面奉命解放思想,结果必定是上下一窝蜂;可以一窝蜂地上马,也可以一窝蜂地下马。某地制定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和构想,动员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解放思想"。于是,召集会议,开展讨论,可谓轰轰烈烈。未几,第一把手易地当官,"解放思想"偃旗息鼓。来了 新的第一把手,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又再度上演,照样轰轰烈烈。

犹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窝蜂就是从毛泽东发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豪言壮语起飞的。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产生高指标,下面奉命解放思想流行浮夸风。不 愿奉命的,则被称作"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账派",轻者批判斗争,重则撤职查办。所以不奉命也不行。亩产万斤、几万斤的放"卫星",就是上面号 令解放思想和下面奉命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典型。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无非是对这种"解放思想"的惩罚。

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早就是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由邓小平说了算,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去解放思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是没有合理的成 分,问题是这种解放思想的模式,不是与统一思想的模式如出一辙吗?以邓小平之是非为是非,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制造新的思想禁锢。如有不同意见,围绕新的思 想禁锢说三道四,则实行"不争论!"实际是"不许说"。对新的思想禁锢再加上一道思想禁锢,双保险。现在推行的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第二次思 想解放运动留下的思想禁锢。如果按照同样的模式再演练一遍,不是又为后人预设思想禁锢吗?

当前的难题需要解决,解决当前的难题也需要观念更新,但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动员运动说成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假冒伪劣。中国所需要的彻底的 思想解放运动即新启蒙运动,显然不是当今官方社会推行的思想动员运动。

看来,那些狂热倡导与应声附和的中国人,还没有搞明白何谓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运动是思想自由运动

在世界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是走出中世纪,开辟近代社会的先导。中国之所以需要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因为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虽然外部世界已经进入 现代化、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部状态和外部世界是不相适应的。从中国的内部状态来说,表层的变态和深层的稳态也是不相适应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一再宣扬" 五族共和"、"再造共和"、"人民共和"。"共和"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古老社会的深层结构和中华意识形态的内核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外部世界引进了 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在硬件方面已进入火箭时代;但在治理国家的软件方面,还停留在牛车时代。

中国有过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因此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新社会,融入新世界。

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思想动员运动的特征是:

第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来自民间,不是出于官方号令;发动的武器是宣扬理性,不是动用权力。"号令"和"奉命"的关系应当颠倒过来,变为官方权力敬畏民 间理性。所以,在当代中国开展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争夺话语权,要把官方话语变为民间话语。中国的事情,一旦带有官方色彩,必定扭曲、走样、变形、失色。

第二,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启蒙思想家,不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所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是政治活动家所炫耀的统治权威性。

第三,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是思想、理论、文化运动,不是稳定政治的运动,更不是发展经济的运动。进行启蒙的思想、理论、文化运动必将推动政治民主化运动, 民主政治又必将促进经济发展。这些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连续后果,而不是它本身的应有过程。

第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战略是以思想、理论、文化的远距离迂回,解决历史发展中全局的、长远的大问题,为大飞跃开辟道路,不是为了保证眼前完成什么任务、调 整什么格局、突破什么瓶颈。

第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不断地从思想不自由到思想自由,冲决一切思想禁锢,不是打破一个思想禁锢再套上另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最终,造就一个思想自由的 社会,不是为后人准备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的社会。归根到底,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自由化运动,未来一切的美好事物将在思想自由中生长出 来。

世界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自由化运动。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侈谈思想解放而又"反自由化",完全阉割了思想解放的灵魂。因此, 热衷于思想解放,即追求思想自由,必须从废除"反自由化"的口号开始。一个坚持"反自由化"的社会,在限制思想自由的同时高唱思想解放,不是刺耳的"杂音 "吗?

再则,必须清算"反自由化"运动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破坏,以此痛苦的教训为鉴。否则,正当思想解放运动高涨之际,再来一次"反自由 化",怎么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之下,来一个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了两年,又来一个"反自由化"。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滑稽剧。在坚持"反自由化"的同 时,八十年代的邓小平和后来的江泽民以及如今的胡锦涛却又一再挥舞思想解放的旗号,这又是滑稽连续剧。

说起"反自由化",邓小平声称他"最坚持"。邓小平一生中的三大罪错以"反自由化"一以贯之。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苏联人认为是"自由化"。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来一个"反右派","反右派"就是"反自由化",反给苏联人看看。这一场"反自由化"的决策人是毛泽东,而总指挥则是邓小平。二十多年后,五十多万右 派分子都改正了,邓小平还坚持"反右派是必要的"。接着,邓小平成为又一场"反自由化"的决策人。这一场"反自由化"实际上是变相的"反右派",而对中国 历史的制约超过前一场"反右派"。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发昏章第三,出动步兵坦克,全副武装"反自由化",因此而留下千古骂名。邓小平的"反自由化"三大罪 错,一个比一个严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仍然继承了"反自由化"这一肮脏遗产。

何以视"自由化"为洪水猛兽?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自由而达于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邓小平说了:"自由 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1)邓小平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无情地消灭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化,旨在维护对 人民的压制和对社会的控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反自由化"是从原苏联引进的。"反自由化"的始祖已经寿终正寝,难道中国还要步其覆亡之后尘吗?

中国非但不应当"反自由化",还要大力提倡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最后告别中世纪,就因为没有完成自由化。中国需要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启蒙运动,是 为了补偿历史上所欠缺的自由化的债务。在西方,由于自由的过度发达,自由主义产生了弊病;但在中国,自由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自由化既是解放思想的手段,又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只有自由化才能扫荡思想禁锢、思想僵化,通达思想自由的社会。内在的思想自由,要求相应的外在的表达自 由。表达自由的具体化,即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集会自由,行使这些自由进行交流,则为通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现代的互联网信息自由。

自由人才能和谐。以稳定压倒一切,压倒和被压倒都是不自由,不自由即不和谐,也就无法稳定。中共十七大的路线,以"解放思想"为始,以"社会和谐"为终。 但只有以解放思想开启自由化,摈弃一切"压倒"的手段,才能走向社会和谐。

解放思想的根本是解放人

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是启人之蒙,通过解放人的思想来解放人,实现思想自由而成为自由的人。 。

现在有一个现成的口号:"以人为本"。这一口号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人为中心的思潮是相通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但这 个口号喊了多年,没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为什么?因为没有指明,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是什么?贯彻"以人为本"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是什么?

"以人为本"不是"以国为本"。

邓小平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3)这就是"以国为本"。

"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简言之,即国比人重要得多。那么,还可以依此类推:国的利益比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国的安全比人的安全重要得多,国的意志比人的意 志重要得多,……。类推越多,命题的荒谬性越明显。国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人不是为国而存在,国是为人而存在。国是由人组成的,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和安 全而存在的。国是"以人为本",按照"邓小平理论",事情就颠倒了,人是"以国为本"。国是"以人为本"抑或人是"以国为本"?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运动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什么外向型经济和内生型经济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快速发展与持续发展的矛盾,等等,等等,都是局部领域的矛盾,不 是思想解放运动中全局性的矛盾。

现实的人,首先是个体的人。人的个体和个体联结为群体。群体有不同的层次,国就是由无数个体的人联结而成的巨大的群体。人的一切群体联结为全体,人的全体 就是人类。"以人为本"的人,包括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全体的人。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同样也可以说人是人的最高标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人是否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就成为衡量一切活动的最高标准。" 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了破除现代迷信,首先强调的是实践标准。后来从实践标准发展到生产力标准。但发展生产力不是最终目的,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人。因 此,现在要从生产力标准再前进一步,提出人的标准。实践是判定理论之正误的标准,生产力是判定改革之成败的标准,人是判定一切活动之价值的标准。中国的崛 起,价值取向不能离开人的标准。

中国人从传统继承下来的强烈意识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由于过分突出这种群体意识,一方面压抑了个人意识,另一方面又排斥了人类意识。

五四运动启蒙的不彻底就在于仅仅以国家为本位,以民族为本位,不是以人为本位。民主和科学的旗手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 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4)为了反对专制,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民主),为了消除愚昧,从西方请来了"赛 先生"(科学)。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主体是人。五四时代引进民主和科学,认定为了"救治中国",没有进一步提出救国的根本是救人,爱国的根本是爱人。马 克思主义传入以后,又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本是为了救人类,不是为了救国家。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社会主义也变换了主题,又变成"救 中国"。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太顽强了,外来的先进思想都融入了国家意识。

五四运动自称是"爱国民主运动",即以爱国为前提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运动还是自称"爱国民主运动"。七十年间,民主的理念没 有摆脱爱国的纠缠。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还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显示出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八九民运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 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学生提出对话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不是动乱"。五四运动的学生讲爱国是 反对政府卖国;八九民运的学生讲爱国是要求政府承认自己合法。爱国的真实含义模糊了。"六四"以后,国际、国内谴责中国政府的标准是违反人权,与爱国不爱 国无关。相反,中国政府辩护的理由却是人权属于一国内政,国权重于人权。正是镇压了"爱国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大肆宣扬"爱国主义"。这是一个有趣的 现象,追求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们都要抢"爱国"的旗帜。这说明爱国主义在中国社会确实是一种强大的舆论,而爱国主义的内涵是混乱的,爱国主义的情操是盲目 的。从天安门广场走出来的学生领袖,多年来还在颂扬他们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激烈地批判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对于自己的"爱国民主运动"却毫无反省 之意。

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出发点,可以是"以人为本",也可以是"以国为本"。

"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是爱组成国的人。"以国为本"的爱国主义是爱代表国的国家权力,以至于爱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爱政府的首脑。

爱本国的人与爱他国的人、爱国人与爱世人是一致的,"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必然通向人道主义、和平主义。

以为国家权力代表国,将国的利益置于人的利益之上,将本国的利益置于他国的利益之上,对内压制国人,对外冒犯世人,这种"以国为本"的爱国主义可以通向军 国主义、霸权主义。

"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爱本国,也尊重他人爱他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和他国的爱国主义是相洽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以国为本"的爱国主义,各自视本 国的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本国的爱国主义和他国的爱国主义是相冲的。以本国的爱国主义反对他国的爱国主义,这是爱国主义的悖论,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当前,中国的"愤青"、"愤老"们所宣泄的爱国主义,就是"以国为本"、不是"以人为本"的爱国主义。

"以国为本"的实质是"以党为本"。共产党自封为"三个代表",垄断了国家权力,党权是不可转移、不可分割、不可制约的,党即是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已经演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以国为本"的社会主义,不是解放全人类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建成"以国为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是决定于"以党为本"的路线。

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 "。

可见,共产党提倡的爱国主义就是爱"以党为本"的国,以及爱"以国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提倡爱国主义,是有原因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吸引不了人了。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信马克思主义。他们自己需要精神慰藉,也需要填补社 会上的意识形态真空,于是捡起了爱国主义,因为它是煽情的,在中国又有市场。

"以人为本"需要打破的思想禁锢是"以党为本"。因为"以人为本"被掩盖了战斗的锋芒,非但没有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旗帜,反而成了"以党为本"的装饰品。

一百多年以来,人们追求中国的解放。如今,由半殖民地而民族独立,由独立而崛起,可以说中国已经解放了。但生活在中国的人,被认为是低人权、缺人权的人。 中国人的解放,不仅仅是中国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人的解放。新启蒙所追求的就是人的解放。

总而言之,中国所需要的新启蒙运动是"以人为本"的自由化运动,是以思想自由解放人的运动。


注: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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