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中国皇权政治的起源研究—以“僭主政治”为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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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权政治的起源研究—以“僭主政治”为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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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磊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２００３级 所属分类: 政治
《政治学研究》季刊 评语:
摘要笔者试图借用并且改造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一词，来解释中国的皇权政治。
所谓“僭主政治”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经久流传的概念，它是指通过非法途径上
台的专制君主。笔者认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起源于中国特色的“僭主政治”—春秋战
国时期的“卿大夫专政”，并且得到秦王朝统治者的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统治中国
上千年的皇权政治。中国的皇权政治是一种世袭化了的、稳定了的、神圣化了的并
且同儒家知识分子相结合了的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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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之中的僭主政治与中国模式的僭主政治
⑴什么叫僭主政治
所谓僭主政治是指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一种政治形态。在柏拉图的
《理想国》之中，他是这么描述僭主政治的：“一种弊病起源于寡头政治最终摧毁了
寡头政治，也是这种弊病—在民主制度下影响范围更大的由于放任而更见强烈的—奴
役着民主制度。“…. 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中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的奴役,
我认为是从极端的自由产生………”（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第342页）他认为,
正是由于一个国家的平民过分的追求自由,而造成贵族平民之间的争斗,平民的领袖
最终会变成一个僭主,他说:“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
不可抑制的要使人流血;他诬告别人,使人法庭受审,谋财害命,罪恶的舔尝着同胞的
血液;或将人流放域外,或判人死刑;或取消债款,或分人土地.最后, 这种人或自己
被别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第
345页）他十分厌恶僭主政治,认为其最后“僭主敢于采取暴力去对付他的父亲—人
民,如果他们不让步,他就要打他们.”（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第351页）柏
拉图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伦理学的影响，他认为政治是为了实现正义。而僭
主政治是同正义的精神是相互违背的，所以，他只是从道义之上对僭主政治进行了
批判。
而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将僭主政体列为最恶劣的政体。他
认为，僭主政治是君主政体和平民政体这两种政治制度衰朽的结果：“僭主制或暴
君制是所有政体之中最糟的一种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第132页）他认为，不论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都会产生僭主政体，而不
是象柏拉图所说的，僭主政体只是由民主政体产生出来的．他首先认为平民政体会
产生僭主政体：＂以平民政体而论，变更最主要的是起因于平民领袖们的放肆．他
们或是在私下的场合里中伤富人，迫使富人们联合起来，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鼓动
群众围攻富人…… 在古时候，平民领袖同时又是一名将领，故平民制很容易转变为
僭主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0页）其次亚里士
多德间接的说明了寡头政体也会变成僭主政体：＂以寡头政体而论，政权的更迭有
两种最显著的途径：其一是群众蒙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任何一个敢于站出来领头闹
事的人都能纠集起大批的民众，尤其当他本人就是寡头政治集团的一员时，纳克索
斯岛的吕格达米斯便是一例，此人后来成了纳克索斯的僭主………（亚里士多德：《政
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1-172页）另一种途径是“寡头集团内部自相倾轧,
迫使其中的一些人摇身变为平民领袖.”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第172页）在他看来而平民领袖是最容易变成僭主的人.
亚里士多德对僭主政治也厌恶，但是他并不局限于从道德和伦理上批判僭主政治，
而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僭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他是这样分析僭主政
治的：“显而易见，僭主制或暴君制兼具了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恶德。它从寡头
政体之中学得了以财富为目的，因为惟有如此僭主们才能供养其卫队和维持其奢纵
的生活；再就是不信任群众，因此收缴了群众的武器，寡头制和僭主制两者都肆意
祸害群众并把他们大批逐出城市，疏散到乡野去定居。它从平民政体那里学会了向
显贵阶层开战，秘密的或公开的处死他们，或者是予以放逐，原因是这些人是僭主
们互知底细的对手。是他们通往权力之路的绊脚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8页）在这里，他指出僭主就是专制君主，他依靠阴谋、
欺骗和暴力进行统治，是一种变态的君主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治有三种表
现的形式，一种是严格依法统治的僭主政体，他是所有僭主政体之中最好的，第二
种类似于“某些野蛮部族”和古代希腊曾经有过的一些“民选邦主”式的政体,这些邦
主“就其依据法律并受到臣民拥戴而言他们属于君王，就其听凭私意独裁专制而言
又属于僭主或暴君一类”；第三种与全权君王政体相对应，它的形成在于“某一个人
在不受任何审查的情况下，独自统治了所有与其同等或比他更优秀的人。，而仅仅
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毫不顾及被统治者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43页）他认为僭主政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其统治是专制
的，在更多情况下是“无法无天”，二是统治权是通过僭取获得的，或者是通过蒙骗
群众或者是通过政变篡权，第三便是僭主政治视为个人利益而不是为公共利益服
务。他认为僭主政体结合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缺点，造成他建立的原因是不公
正、恐惧和蔑视，值得注意的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政体的建立和僭主政体建
立的原因是相同的。而外患和内讧会导致僭主政体的毁灭。
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在他的著作《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中，更是对僭
主政治深恶痛绝，他认为僭主政治同君主政体是完全的两个概念君主制度是一种
“经历了时间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而僭主政治却是一种“不可能被修正或软化
的力量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僭主个人的印记，而这种个性，因为他反对所有原有的
先存的利益，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之中”他是这样来谴责僭主政
治的：“一位君主高贵的登上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王位，当他坐
定王位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我们能相信挥
舞着魔杖获得的成功就会洗刷他的过去吗？恰恰相反，成功足以使他腐败，假如他
还没有腐败的话。”
综合各位大师的思想,笔者以为僭主政治是一种广泛的概念，根据他们的学说，可
以这么定义僭主政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
的扩大，造成下层平民对现实政治十分不满，造成原有的政治制度自身危机。因而
一些体制外的和体制内的强人依靠种种不合法的阴谋手段夺取政权，他们的统治根
本上依靠暴力和欺骗等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维持。僭主政治往往出现在原有的政
治制度无法维持而新的政治制度还不能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政治秩序只有通
过一个或者几个卡里斯玛类型的人物来维持，这种人就可以看作是僭主。需要值得
注意的是，僭主政治并不同于君主政治，也同专制政治并不完全相同。在西方政治
思想中，君主政治首先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概念，而且君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权力
世袭。而专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个人独裁。僭主政治同这些概念的不同在于，它是
从权力的来源角度来观察解释它所要解释的对象的，因为往往这些僭主是通过不合
法手段上台的。因此僭主政治遭到了从古至今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们近乎一致的批判。
⑵卿大夫政治—中国模式的僭主政治
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同古代希腊的城邦政治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在春秋战国
时代的初期，西周天子的权威扫地，“国野”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城市和农村，被征
服的农奴和氏族下层的平民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这和古代希腊社会相似，没有绝
对的统一的权威，各个诸侯国家内部存在着平民、贵族、奴隶各个阶级的矛盾。同
时春秋战国和古代希腊同样是处于一个原有的贵族政治瓦解，而新的政治制度尚未
完全建立的历史阶段，因此，同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僭主政治”相同的是，春秋战
国时期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僭主政治”相同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各个诸侯国家出
现的“卿大夫专政”。诸侯国家内部的强有力的新兴贵族卿大夫们推翻原来的国君，
消灭旧的贵族势力，推行新的专制统治。中国的“卿大夫专政”同古代希腊的“僭主
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因为原有的政治制度同社会现实不相适应，
无法维持，而新的政治制度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因此中间的政治秩序只能依靠强人
统治。从他们的夺取政权的途径来看，他们都是通过不合法途径上台的专制君主，
所不同的是，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僭主政治并没有开创一整套政治制度，而是成为
从贵族王权政治和城邦民主政治之间的中介，他们大多被城邦公民所推翻，而且被
加上了“僭主”这个贬义词。而中国则不同，非法夺取政权的卿大夫们厉行改革，加
强君权，他们的政治实践最终开辟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他们所开
创的全新的政治制度，最终发展为秦汉帝国的专制皇权的政治制度。这一点顾准先
生在他的《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 跋》一文之中也曾经是如此认为的：
“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计242年，截头去尾，那200年正好是公元前7、
6两个世纪。这就是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
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
“ 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
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
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
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
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
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
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
等等。”（《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5- 29）
顾准先生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无论是古代希腊还是古代中国都曾出现专制君主，希
腊人呼之为“僭主”，是因为他们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夺取的。
顾准先生在他的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中也曾指出：如果着重于统治权力的篡
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僭主。
（《希腊城邦制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完
全用一个独立的词来形容我们的专制君主的出现。中国人的文化中有 “乱臣贼子”
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往往是用来称呼夺权没有成功的野心家的，对于成功
夺取政权并且保持政权的野心家们，尤其是各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中国人却用一套
“天命更改”的学说来支持他们。而且“乱臣贼子”其实是在宋朝的理学产生之后，由
于中国的“忠君”观念极端强化后才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况且，经过解放后马克思主
义史学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很多在传统历史观念下的“乱臣贼子”都被认为是
对历史具有推动作用的人，这更加降低了 “乱臣贼子”这个概念的批判意义。所以
笔者借用“僭主政治”来称呼中国春秋战国及以后的新的专制君主们，笔者并不号召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但是笔者号召对于僭主政治，人人可得而批判之。
如果将古代希腊僭主政治同中国政治进行机械对比，很可能得出中国不存在僭主政
治的结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形态和古代希腊并不是完全不
同，而只是有着中国的特色而已。拘泥于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的定义和表现，我们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是一种独特的产物。顾准先
生考证，僭主就是事实上的王，而只是不合法的王而已。他认为“僭主政治”是城邦
条件下的产物，因为希腊城邦社会是一个城市和它的周边地带所组成的小国寡民的
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人民参与政治是容易的，独裁者很难对民众长久实行专
制统治。而且希腊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氏族社会的残余消灭的彻底，打破了
血缘关系对政治社会的束缚，人们之间的平等意识很强，也不容许专制统治者长久
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希腊的僭主政治是迟早要被推翻的，事实上希腊的僭主政治很
快就被人民群众所推翻，得胜的人民便将他们呼之为“僭主”了。但是。中国社会不
同于希腊社会的是，在中国社会，大规模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氏族社会的残余长期
存在，血缘关系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伴随中国政治文明的始终，在血缘关系的笼罩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生并不平等。中国是一个大国，人民群众不容易参与政
治，因此中国实行专制统治有着充分的土壤。因此当东西方同时出现不合法上台的
专制独裁统治者的时候，希腊社会因为自身条件不容许它长期存在，成为僭主，而
中国则不仅可以容许其长期存在，而且还可以最终发展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从此
看来，所谓僭主的称谓是一种失败了的政治现象的称谓，它的本质和中国的强人政
治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便可以借用“僭主政治”这个词语来称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
“卿大夫专权”的政治现象。
这样看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本质上就是僭主政治的时代。当时的三家分晋，田
氏代齐等政治事件都是僭主政治的表现，正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将东西方的“僭主政治”的表现作一下对比。在西方，僭
主政治据说起源于吕底亚，在古代希腊的时代，对僭主政治的定义有很多模糊之
处，但是无非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大多是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实现个人独裁政治
的独裁者。如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的建立即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梭伦改革
后，雅典党争激烈，庇氏成为山地党领袖。一天，在自伤之后，他佯称敌对分子要
杀死他，经请求，民众允许他拥有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手持棍棒的随从卫队。随
后，庇西特拉图便依靠这支队伍占领了雅典卫城，成为僭主。当第二次被驱逐后，
他来到了优卑亚的埃瑞待里亚，并积极从事武力重返堆典的准备工作，在那里，他
得到了众多城邦，尤其是底比斯和拿克索斯在金钱及军事上的有力支持，并从亚哥
斯招募了一支雇佣军。一切准备就绪后，庇氏率军于公元前546年在马拉松登陆，
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当局派来的军队，第三次入主雅典城。关于其他僭主，现有材
料表明，在僭主政权的建立中也同样反映了上述特征。如麦加拉的色阿季尼，当他
率领一群饥饿的贫民冲击富人的牧场后，众人决定他可以拥有随从，随后他便将这
支队伍扩大，并以此推翻了政府，建立起僭主政治。西息温的奥萨哥拉斯出身行
伍，脱颖而出成为指挥官，最后夺得了政权。这些僭主取得政权之后都采取的残酷
手段消灭政治对手，巩固独裁政权。希罗多德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科林斯僭主
伯利安德就治国安邦之策派人问计于米利都僭主特拉绪布卢斯，后者并不回答使者
的问题，只是将其带至城外的一片谷地，并将突出的穗子统统剪下抛掉，然后便将
使者打发走了。伯利安德对此心领神会:这无非是说要他除掉城邦中的那些世家大
族.（希罗多德：《历史》，第59页）剪除贵要正是僭主们普遍采取的统治手段之
一，居普塞卢上台后的半一件事就是处死科林斯的豪门家族巴齐亚达家族的头领，
并将其余的人予以释放，伯利安德执政后，进而又将那些幸免于难的贵族们从他们
在科西拉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至于色阿季尼，亚里士多德称他是在宰杀了贵族的
一群牛羊之后而被拥立为僭主的，此后，大批贵族遭到流放，财产被没收。庇西特
拉图掌权后，雅典大批贵族也遭到无情的镇压。
中国的僭主政治，也呈现出希腊僭主政治的一些特征。孔子的老家鲁国就是典型的
例子，在《论语：季氏》之中，孔子对季氏这个僭主大加挞伐，他说：“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由诸侯出。盍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他虽然没有象
古代希腊诸位贤人一样提出僭主这个词来描述和批判这种政治现象，但是他对这种
政治现象同样深恶痛绝。东西方哲人们的心智和思想是如此的相似。季氏在亚里士
多德看来，就是一个标准的“寡头政体下的僭主”。《左传●襄公五年》里记载季文子
死后“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其实是在作收买人心的准
备。最先破坏周礼的也是以季氏为代表的寡头僭主，孔子在《论语●八佾》的开场白
就说“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之舞依照周礼，是西周天子才
能享用的，而如今季氏却堂而皇之的享用，这位伟大哲人从这个细小的现象之中，
立刻看到了危险的僭主政治。根据历史记载，鲁国的“三桓”势力在公元前594年实
行“初税亩”之后就开始瓜分鲁君的权力，《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襄公十一
年）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
然，不舍。”已经开始公然的瓜分国君的军队控制权，到后来，国君竟然被三家所
放逐。鲁国本来就国小民贫，在“三桓”僭主势力的支配下，三大僭主家族势力均
衡，没有一个最后胜出，致使鲁国很快就衰落下去了。
如果鲁国的僭主政治还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内乱和冲突的话，那么，齐国的田氏夺权
和晋国的“三家分晋”则更为赤裸裸，更为残酷，导致了大规模的内乱和纷争。关于
齐国的僭主田氏的夺权过程，司马迁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之中有着详细的记
载：田氏贵族的第一位始祖是陈国的贵族，名叫陈完，是陈厉公之子，后来陈国内
乱，陈完为了避祸逃到了齐国。从此便在齐国落地生根，改姓为田氏。田氏贵族在
齐国属于异姓贵族，但是在政治生活之中的地位却很快上升。其实齐国的贵族寡头
之间的斗争早就开始了，庆封与崔杼这两个贵族便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后来由
于国人和其他贵族的反对而招致失败。这说明以周礼为统治秩序的寡头体制已经发
生了危机，统治阶级的内部产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田氏家族将僭主政治进行到
底，最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田氏家族在齐景公时代开始其夺权的进程，当时田氏
的家族首领是田釐子，《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
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
已而使於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於
民，民爱之。”在晏子眼中，田氏的收买民心的举动是对王权的威胁，如果按照古
希腊哲人们的观点，这时的田氏已经成为了一个“平民领袖”了。后来齐国又发生了
执政的田、鲍、阚、国、高五大家族的内乱，鲍、国、高三大家族都被灭掉，这时
田氏家族的田常又故伎重演：“於是田常复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
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由于田氏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势不可挡，
阚止和当时的国君齐简公都被杀害，田氏得以专齐政。田氏又经过田襄子、田庄
子、田太公三代的准备工作，以田氏族人为齐国的地方官吏彻底掌握了政权。消灭
了所有的反对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很明了的：“太公乃迁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奉其先祀……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
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於周
室，纪元年。”田氏最终完成了对齐国政权的篡夺。田氏对齐国政权的篡夺过程，
恰恰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揭示的：“寡头集团内部自相倾轧,迫使其中的
一些人摇身变为平民领袖.”
在晋国，以韩、赵、魏三家卿大夫最终瓜分了这个国家。晋国自从晋悼公之后，国
君的权力开始旁落，政权落到智氏、范氏、中行氏、韩氏、赵氏、魏氏等卿大夫手
中。他们都进行了政治经济的改革，废除了井田制度。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
氏和郑国、齐国、鲁国、卫国联合，和韩赵魏三家在铁地（今天河南）决战，这时
赵氏的领导人是赵简子赵鞅，他在战前的动员词中对各个阶层的人都做了许诺，他
俨然成了平民的代言人，并且中下层的官僚和封建主也支持他，《史记●赵世家》是
这样记载的：“可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
隶圉免。”最后三家又攻灭了智氏，瓜分了晋国。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是象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才会产生僭主，寡头政治也会产生
僭主。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西周时代，总体上看，是一种贵族辅弼、制约王权
的贵族寡头政治制度，韦庆远、柏桦二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是这样说的：贵
族辅政制：是早期国家的主要辅政制度，这是古老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国家形式下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现，也是从部落联盟或酋邦制度向国家制度转变过程中的必然
的现象。早期国家的君主专制是以内外贵族联合为基础的，君主以武力威慑和宗亲
感情来笼络异姓贵族和宗亲贵族，并且依靠这些贵族来维护统治，担任辅政的官员
一般都是拥有较大实权的贵族，他们既辅佐王决断国家大政，又拥有自己的封地和
军队，因此也能制约王权的发挥。建立君主的权威，则是早期国家君主的共同特点
之一，而血缘和亲缘又是当时君主的重要的依靠对象，贵族辅政制也就成为早期国
家奠立君主制过程中必然伴生的政治现象。（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9-184页）在早期国家之中，这种政治现象长期存在，历史
上曾经出现过商朝的伊尹流放太甲和西周的周公召公二者联合执政的“共和体制”，
是贵族权力最大化的体现。因为贵族在国家政权的发言权是十分大的，贵族阶层甚
至可以对王权构成实际的威胁，而且可以取代看似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可见，用
绝对专制主义来解释前三代的王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维系这种贵族寡头制度的
纽带是亲情和血缘，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的“礼”，孔子对“礼”是十分崇敬的，因为
它和我们现在的礼仪不尽相同，它是维持各种政治势力关系的纽带，是一种统治秩
序，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权就是一个大的家族，维持一个家族的礼教转变为国家的统
治秩序。，中国类型的僭主破坏的是社会的“礼”，不是类似希腊城邦国家的“法”。
不论是希腊的城邦国家还是中国的诸侯国在政治上都有着严密的运行规则，对这套
规则的破坏者都是僭主。
所以，孔子反对的“礼崩乐坏”，其实是反对原有的统治秩序被破坏，出现僭主政
治。新出现的专制统治者同原来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具有独裁倾向，同西周王权政
治并不相同，在制度领域打破了分封制度，实行郡县制度，极力消灭旧贵族的势
力，同时废除旧时代的井田制度，新的统治者比较旧的统治者代表了新时代更加独
裁集中化的政治权力。
晋国、齐国、鲁国是僭主政治最集中的代表，其他诸侯国家也有不同程度，不同表
现的僭主政治在此就不一一表述了。综观中国的战国的历史。僭主政治的几个特
点，就很容易的总结出来：
（1）僭主政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僭主的成功是因为原有政治制度不稳定而新的
政治制度还不能产生。僭主自身难免将政治权力私人化，而摒弃制度的约束。
（2）僭主由于自身的合法性不足，必然是倾向于专制统治的。僭主政治的特点在
于，它是通过运用暴力散播谎言煽动下层民众造反等不合法的手段上台的，他的执
政，意味着原有的政治体制的失败。他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独裁权力。在原有的政治
体系之下，贵族和王权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在他们之间保持平衡的便是领地和权
力的分割，但是僭主政治一旦出现，局面就改变了。由于僭主的权力来源不合法，
原来的僭主就要拼命的强调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必然要采取更加集权的行动，僭主
政治古往今来，不论是古代希腊的经验还是古代中国的经验都证明了僭主政治往往
会打破贵族的权力的制约，并且最后消灭任何敢于制约他的权力的人。僭主政治的
残忍性的深层次原因是他的权力合法性不足。
（3）僭主是天生的改革者。春秋战国时代的僭主们大多废除了井田制度，并且改
善了在井田制度下受剥削的农奴们的生活待遇，允许他们拥有一定的土地。而且僭
主们还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度，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够向上流动，最终成为上层的
官僚集团的一份子。中国的官僚制度也是在这个时代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僭主政治
天生具有改革性。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政治行为不是科学行为，政治行
为没有专利权。有一个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上台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很容
易看到，中国历史上这种夺权和反夺权的闹剧是不绝如缕，父子反目、兄弟相残，
无奇不有。正是因为如此，僭主就是要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自己
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上台，同样也害怕原有的体制继续存在会导致别人通过同样的方
式夺他的权。因此他必然对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进行改革。所以僭主是天生
的改革者，僭主政治天生具有改革特性。中国模式的皇权政治萌发于春秋战国时
代，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完成了由分封制度下的宗法封建领主制的王权国家到大
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下的官僚制帝国的转变。可见中国的皇权是从东方模式的
僭主政治萌生发展出来的。
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中的“僭主”概念是从其权力来源的角度来看待专制君主政治的，
其实僭主政治就是专制君主政治原初状态。中国的皇权政治就是从春秋战国的僭主
政治发展而成的，僭主政治的集权倾向集中表现在法家绝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之
中，并且秦国统治阶层所接受，秦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设计，恰恰
承袭的是东方国家卿大夫专权的僭主政治的理论产物—法家思想。秦王朝的皇权专
制政治制度、废除井田制度的政策和官僚政治制度都是由东方诸侯国家的卿大夫
“僭主”们所做过的，是他们的改革产物，因此奠定了几千年中国政治制度基础的秦
朝的皇权制度，可以看成是从东方国家的僭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此外笔者还认为，
中国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可以看作是僭主，还是因为，由于中国传统的开国皇帝
们，事实上都是用实力夺得权力的，而不是通过合法手段继承帝位的，他们这些篡
位者的权力来源并不合法，权力运行的特点是专制独裁的，只不过其表演的舞台是
扩大化了的大一统帝国。既然后世的西方学者可以将具有同样特点的凯撒、克伦威
尔这些在大国中的专制统治者成为“僭主”，我们何尝不能将中国的非法上台的专制
统治者，成为“僭主”呢？
上文已经分析过，僭主政治依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是走向专制制度，所以中
国的专制君主政治，是可以看作是由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都曾经出现的“僭主政治”
所发展而成的。因而，用西方政治哲学之重的“僭主”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皇权政治是
完全合理和必要的。那么为什么专制君主在古代希腊被称之为“僭主”而遭到摒弃，
而在中国却不断得到发展充实，最终形成了中国的皇帝制度呢？笔者试图就这个问
题在下文作出自己的回答。
②从中国模式的僭主政治到中国的皇权政治—中国皇权政治的起源和发展
⑴走向专制皇权的中国僭主政治：原因和路径
中国政治的发展路径同希腊政治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中国政治越来越专制，而古
代希腊城邦却走向了民主，并且民主传统最终被近代资产阶级发扬光大，最终形成
了现代宪政民主政制。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很多学术前辈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例如，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谢维扬
教授在他的《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认为，在人类早期国家形成的道路上有两种模
式，一种是源自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氏族学说或者部落联盟模式，一种是他根据当代
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等人的酋邦理论推演出来的酋邦模式，前者具有民主倾向，后
者具有专制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易建平研究员的《部落联盟与酋邦》一书则批判了
这个观点，认为地理环境的大小导致东西方文明的的差距，东方政治社会所面临的
广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产生不出那种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他们的论述都十分严
谨有力，各有各的道理。
笔者大体同意易建平研究员的观点，那就是，大河文明下中国的地缘环境所造成的
政府面临着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大规模社会，即“天下”同城邦的差别，是造成中国社
会出现中国模式的“僭主政治”，以及僭主政治发展为越来越集权的皇权政治的原因。
前文说过，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所说的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造成了中
国政治的一个很独特的特点：中国国家产生之后的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打破了氏族
血缘关系的社会（类似于古代希腊社会那样）而是氏族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依旧十
分强大的社会，而且还有着比希腊社会还要大的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它处理。中国政
府的最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就是治理水旱灾害—在小农经济主导的社会里这是最重
要的，事实上，中国从尧舜时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夏代的阶级社会，其中最重要的
环节便是通过大禹治水，增强了氏族领袖的威望和权力，最终转变为国家王权。从
这里便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超级规模的君主政治下的国家权力，其实是大规模的公
共事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僭主政治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大规模小农经济条件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来整合社会并且胜任大规模的公共事务，但是中国人的准“政治理论”和不成熟的社
会状态，还没有达到古希腊罗马社会对自然权利自然法认识和探讨，也没有头脑和
技术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只有用僭主政治来代替组织良好的现代功能的高技术
水平的政府，所以中国政治历史一直存在只有强人政治，没有强政府政治的状态。
所以中国的各种政治制度只是因皇帝而异，皇帝在政治制度之中最有发言权。关于
这个问题，黄仁宇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之中有着模糊的论述，他说：
“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
的组织和群众性的运动。”
“足见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中国在公元前之统一而自嬴秦
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持着。”
“中国因赈灾防水及防“虏”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
时期的早熟。”
“在纸张还没有出现文书还要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
统一，不能不说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着成就付出代价。”
“……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造成
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
验。”（以上皆来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版，第6-10页）
而马克思则更加直接的指出了东方专制政府的这个特殊的职能，他说：
“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
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
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马克思将这
种专制政府下的公共事务同土地国有、村社制度长期存在并列为他所讲的“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三个特征。
韩福国在《制度中轴和伦理中轴冲突下的政治文化结构---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文
化建设取向》一文中也比较了中国政治文明同西方政治文明产生原因上的地理环境
差异，他说：“中华文明以黄河为发源地，从一个生长点开始，其形成与扩展是沿
着黄河流域扩展方向进行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一统观念，不如说是“河流所至，莫非王土，河流
所及，莫非王臣” 更能反映中国政治文化起源的特点。中国政治文化的古典结构就
是从这一独立的生长点开始发展的，无法产生出如古希腊文明中多个生长点之间的
平等对话。单一的水源使中国史前时期的各个独立部落之间的对话变成了征服和被
征服的战争，导致了统一部族逐渐发展为政治实体的出现。而不是实体之间平等地
位的保存。”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6月，第84页）
⑵寻找合法性：僭主—皇权政治同士大夫文人的结合
中国出现专制政治制度，是天时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早产儿，它的出现迎合了华夏部
族对客观环境的安全的需要，但是它不像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专制政权，它必须面对
中国早熟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要面对中国社会之中的血缘宗族关系和知识分子头脑
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所以它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制度。在皇权政
治制度下，为了使自己的专制政权合法化，每个王朝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权力能
够拥有类似于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种“黄金时代”所拥有的神圣的地位，所以它都
希望在保留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向古代的圣王学习,得到士大夫阶层
的尊重和爱戴。所以中国的政治从僭主政治并没有发展成民主政制，而是不停的倾
向于模仿西周时代的王政——寡头政制，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将西周贵族分封制度看成
是最完美的制度（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自称自己为西周封建制度的继承者和发扬
者，这些人之中，王莽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是完全恢复西周时代的贵族分封制度
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僭主们要寻求新的合法性，需要用儒家学说把自己不合法的权
力装扮点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往往就会发生政治危机，这就是很多历史学家提
出的中国的王朝往往到了2-4代皇帝，容易产生政治危机的“瓶颈期”的根本原因。
还是贡斯当一言中的：“自称为世袭君主是不足以服人的。并不是一个人想要遗传
王位就会成为世袭君主，而是要得到遗传的王位才行。只有到了第二代以后，一个
人才能被称为世袭君主。到了那时，僭主政治才能把自己完善为君主制度，但是它
仍会保留着建立起僭主着政治的革命的骚动。这些自封的新王朝或像内讧一样动
荡，或像暴政一样酷虐。它既像波兰的无政府状态，又向君士坦丁堡的专制统治，
但往往是两者兼备。”（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同现代人的自由》）
笔者以为，西方学者对僭主政治的描述，对解释中国皇权政治的运作逻辑有着很大
的帮助，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中国特色的“僭主政治”转化而来的专制君主统治，
正像贡斯当所说的那样，他保持着非法夺权所产生的不稳定性，他的合法性不足。
但是这种不合法的政治迟早要变成合法的政治，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所面临的社会
环境决定了没有更多的硬性因素制约这种专制权力。于是中国皇权没有放弃法家所
鼓吹的赤裸裸的专制统治，而是在制度和政策手段上更多采用法家思想兼顾儒家思
想，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上，更多的采用儒家思想兼用法家思想。因此，有
人概括中国皇权政治的统治手段是“外儒内法”或者“内儒外法”。由于僭主政治天生
具有改革性，所以中国政治并没有完全倒退，而是在意念上退后的过程之中又有意
念上的前进，在制度保守过程之中又有制度创新，中国政治总体上还是向前进步的。
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合法性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开国皇帝用本质上不合法的
手段，如战争和篡权取得权力，更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早熟，儒家知识分子
十分留恋已经逝去的王权政治，往往对现实的皇帝制度流露出不满。由于现时的皇
权制度的合法性并不高，为了增强自身的合法性，中国的皇帝制度必须得到儒家知
识分子的合作。因此在共同目的的驱使下，皇帝官僚制度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最
终造成了士人同皇权“共治天下”的妥协局面。所以研究中国的皇权政体，就必须涉
及中国的知识分子士人集团。
中国的僭主政治没有发展成为别的政体而是不断的回到专制寡头政体，而它所面对
的中层结构是一个个小的集团，它们是中国的社会基层的血缘性质的宗族组织的反
映。自从汉武帝之后中国就有了一个集官僚、知识分子、士绅为一体的士人政治集
团，学术界有很多专家已经对此作过研究，在主流政治学界，复旦大学的刘晔在他
的论文：《“道”与“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探悉》中作了深刻的描述：
“中国的士人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之中可以区分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两种角色：“官
僚”与“知识精英”融合成了士大夫集团，“民间治理精英”与“知识精英”的混合产生
了士绅集团，两种角色对应两个传统，即对于实际政治的“参与”和相对实际政治的
“超越”。儒家的“道”代表了其超越性的一面，“政”则代表了其介入现实政治的一
面。士人的“道”与“政”的政治文化传统从原始的儒家和政治化的儒家所提供的理想
与实践之中获得了完整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科举制度是其中最为核
心的制度设计。”（《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
社，2005年6月，第84页）
他着重分析了在传统的君权政治下，士人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传统的士人政
治集团是一个集官僚、知识份子、士绅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士
绅、官僚是两个紧密联系着的角色，其共同的特征是它们都是士人知识分子在现实
社会生活之中的政治角色。在皇权政治下,经过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中国的士人政
治阶层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发展壮大起来,中国政治的高层是实质为僭主的皇权,它是
具有神权色彩和学理色彩的一种国家的象征,所以它有时是象征性的但是根本上是
要求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政治阶层是它的中间层次,士人们怀着“内
圣外王”的理想，用自己信奉的理论来影响中国的皇权，他们自比帝王的师友，站
在体系外和体系内之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具
有一种高层次的态度，中国特色的士绅阶层是它的低层次的末梢，他们是在乡地
主，是民间治理精英，另一方面也是皇权的形象代言人和政策的执行人。仔细观察
中国历史，这种政治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士人政治给中国的僭主政治增加
了一点人性的色彩。
在僭主专制政治下，传统知识分子由于学理知识和现实生活的局限，对政治体制的
认识是模糊的。由于中国模式的僭主政治并没有自我崩溃,而是发展成为皇权政治.
所以中国的僭主政治最终选择了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名教的统治。将法家思想鼓
吹的赤裸裸的专制政体披上了一层人性的面纱。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传统
政治的深层次的矛盾：国家机器同地域性的宗族血缘关系存在矛盾。儒家所强调的
“礼”原本是氏族社会和以它为蓝本的早期的王权贵族国家政权的产物。当新的国家
机构产生之后，这种落后的社会组织本应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
的特殊性，血缘宗族组织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儒家思想正是这种血缘性的社会
组织在思想上的反映，儒家主张厚古薄今，反对大规模的改革，主张回到从前。这
种结构（只有大规模程度深的商业经济才可使它解体）它所要求的政治制度反映号
召宗法礼教统治的儒家思想之中，这就导致了中国的皇权在二者的制约之下，较难
开展大规模的公共事务—中国历史上开展大规模公共事务的强有力的统治者，从秦
始皇到雍正皇帝，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儒家思想的落后性表现
在它主张用人性化的但是落后的原始社会色彩的礼教进行统治。所以对儒家思想进
行异化的责任并不是在于专制权力，而是原始的儒家所主张的回到夏商周三代乃至
尧舜时代的主张不符合现实的需要，所以它必须被政治现实所改造，历史上的儒家
思想正是顺着这个路径被改造之后才焕发出它的生命力的。可是，中国古代的知识
分子并没有看出他们的理想政体同现实政体是根本上不相容的，将儒家的 “圣王”
理想同现实僭主皇权政体完全结合起来是根本不现实的，因此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
着以下的矛盾，那就是既要服从现实专制政治的需要，又要努力感化统治者，通过
各种限制王权的努力，实现儒家的“圣王”理想。这种努力经常落空，因为本质上僭
主性格的专制皇权是不符合儒家理想中“圣王”的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理
想的知识分子既批判皇权政治又不能超越皇权政治的症结所在。
僭主—皇权政治十分欢迎儒家知识分子同现实政治体制合作。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同西方政治思想在对待僭主政治的问题上是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将僭主政治和理
想的君主政治向分开，将它们看成是不同的两种制度。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主
张民主政体的声音高过了主张君主政体的声音，并且开始探索一条制度设计来防止
政府的独裁化，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则缺乏这种经验层面的探索，在中国的准政治哲
学指导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专制皇权的态度是合作，在合作基础上又有所超越，
这种既合作又超越的态度体现在所谓的“道统”和“政统”的相互关系上。中国的专制
政体正是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合作才具有了充足的合法性，而儒家知识分子也通过
参与现实政治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④总结：中西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僭主—皇权政治及其超越
盖棺定论，笔者大体上得出了对中国僭主—皇权政治的定义：中国特色的皇权政治
是由中国特色的僭主政治发展而来的一种专制政治制度，这种专制政治制度是因为
原始的部落血缘关系下的王权贵族分封制度瓦解，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的真空，孕育
的强人僭主政治所发展而来的，而且由于专制政体的自身特点，它必然导致自我崩
溃，最终造成新的强人僭主政治，并且开始新的一轮的皇权政治，这就是中国循环
往复的王朝更迭周期率。中国的皇权政治背后所体现的专制政治制度的“超稳定结
构”，其根源是复杂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条件
下，存在着大规模的公共事务要求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特殊性，中国
专制制度最终选择了具有复古主义色彩的儒家政治思想，兼容其他政治思想作为统
治的指导思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的专制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神性色彩和复古色彩，
并且是一种在“民本”政治思想指导下的具有开明色彩的专制制度。由于僭主政治自
身的合法性不足，中国的专制制度需要儒家知识分子的合作参与，这使得中国的专
制制度从表面上看去，是士人—皇权共治天下。
带有僭主政治色彩的皇权政治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僭主政治的最大特
点是不守法，没有规则意识，认为政治权力不过是个人手中的玩物，同现代民主政
治体制是根本上不相容的，因此它必须被超越。在反对专制政体时，我们更加应该
看到，法制比民主更为重要，在专制社会之中，国王就是法律，在民主社会中，法
律就是国王。历史经验证明，在没有法治精神的国度即使建立了民主政体，无规则
的政治运行机制最终导致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新的专制者：僭主的出现，从而产生了
新的专制政治，我国近代社会的政治运作根本上便是如此，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
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但是民主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大小军阀成为了新的僭主，
最终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政体的出现。西方政治哲学相比中国政治哲学的优点在
于，它认为僭主政治不仅是一种专制政治制度，而且它的产生同大众不正当的政治
参与，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所以，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既要反对专制政
治，更要警惕大民主产生新的专制政治的危险，因此西方人开始摸索一条用法治代
替人治，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制度，使得政府作恶的手被大大的限制住了，这样一
来民主制度才有了根本的保证。因此只有法治才能反对人治，只有建立在守法基础
上的民主政治才能消灭新的僭主所产生的因素，中国才能真正迈入现代政治文明。
备注: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顾准：《僭主政治
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希腊城邦制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
社，1994年出版 3左丘明：《左传》 4司马迁：《史记》 5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
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刘晔：《道与
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探析》，《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6月 9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
馆,1999年12月版 10徐大同总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5月第一版 11韩福国：《制度中轴和伦理中轴冲突下的政治文化结构---比较视角下
的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取向》，《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
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6月。 1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