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Huaxin Wang
[02] 红网：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办了哪些事？
[03] 茅于轼: 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04]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05] 吴向宏: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07] 范冠峰 剖析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理论
[08]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智慧
[09] 彭畅: 给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的留言
[00] 天下第一智者: 和茅先生对着干“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11] 从网上对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反响看我们这个时代
[12] 评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13] 茅于轼：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14] 说话、办事、做事与立场
[15] 刘晓波：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01]
可惜，读了上面这段话，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
比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这一论段的证据在哪里呢？我仅仅举著名的世界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人均ＧＤＰ论，在公元50年，中国和欧洲（除去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是45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衡量），反映了东汉和罗马帝国的繁荣不相上下。到了960年，中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欧洲则跌到了400美元。到1280年，中国达到600美元，欧洲是500美元。直到1700年，中国停滞不前，欧洲才以870美元超出。而以经济总量算，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还是世界第一大经济。这些估算，因为基于非常不完整的史料，当然不足尽信，但也能反映大概的情况。近世中国（指宋以后）之富是世界闻名的。马可.孛罗描写的中国之富，超出了当时欧洲人的想象，激发了哥仑布的航海冒险，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茅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哪里得出“中国穷了几千年”的结论？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是子虚乌有，说这种穷困是“仇富”所致更是荒唐。看看明清时代的江南，那里几乎有着世界最自由的经济。问题是，这么富庶的地方，至少不应该比日本发展得差，怎么突然穷了呢？茅先生是经济学家，张口市场，闭口企业家，想必会以亚当.斯密为自己的祖师爷吧？难道忘了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对中国的观察和预言了吗？亚当.斯密当时并没有说中国穷，而是承认中国富。不过他预言，中国已经走到头了。理由有两点：一是贸易不开放，只有广州这么一个对外贸易口岸。一是贫富分化太大。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几乎享有一切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这样的社会，不可能维持繁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亚当.斯密的预言。怎么能说中国的穷困是仇富所致？
至于“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造成的贫困，难道也是因为老百姓仇富吗？那个时代，老百姓恨谁爱谁并无关紧要，因为他们一点权利没有。富人倒霉，老百姓也没少倒霉。怎么能把政府犯的错误，往老百姓的身上推呢？茅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总应该还记得自己的生活经历吧？
茅先生所谓“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透露了当今中国新贵的一种极度傲慢的心态。这种理念其实早被任志强表达了：开发商就不该为穷人盖房，穷人应该指望富人多赚钱，然后多缴税，那样政府才能更有资源解决穷人的问题。茅先生自己不久前也说：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这种话，在美国、欧洲谁敢公开说？你要说这话，就算你是亿万富翁、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的朋友也要和你保持距离。你会被公众所唾弃。如果以茅先生的标准，欧美日本怕都是仇富的国家，中国才是最不仇富的国家。不然这种话怎么会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行其道？
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这其实不过说明：中国当今的社会，实在是给穷人提供了太少的机会。你能想象比尔.盖茨会说这些话吗？在美国有个基本常识：如果你说穷人创造不了财富，这一观念一旦被接受，穷困就会世代化，贫富就会遗传。这是美国社会最忌讳的。所以，美国媒体上的主流观念是：要给穷人足够的机会。只要有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致富。
我也许在国外生活得太久，每看到茅于轼这样的言论在媒体上大行其道，都非常震惊。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言论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主流媒体会有市场。我希望中国的媒体对社会负责一些。我反对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但是，茅于轼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表述这么骇人听闻的观念，换个别人的名字能发表？普通老百姓要想发言，详细论证也未必上得了我们的言论版。对茅于轼这样的人可以网开一面, 等于纵容了一些社会名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不仅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也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
[02]http://news.qq.com/a/20070726/000141.htm
红网：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办了哪些事？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专栏文章中说，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7月25日《南方都市报》）
说要为穷人办事，不过是一个幌子，茅于轼先生最想说的不过是他一贯的立场和主张，也就是替富人说话的问题。这一点，看看专栏文章的篇幅就知道了，2000字当中大约有1800字在说替富人说话的问题。其实，茅先生替富人说话本是他的自由，就像有人喜欢替穷人说话一样，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茅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绝对正确，搞出一些耸人听闻的“证据”来，就不太厚道了。比如，茅先生说“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样的话说轻一点是不负责任，说重些是在挑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要打倒富人剥夺富人的话，最好拿出证据。
茅先生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风格，就是说理站不住脚。比如，他说财富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而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理由是企业家完成了生产要素的组合。照这种逻辑，封建时代地主完成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所以财富是地主而不是农民创造的。奴隶时代，奴隶主完成要素组合而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奴隶不过是靠奴隶主养活而已。再比如，茅先生说富人不容易，要对付官员，又要对付黑社会。其实，穷人不仅要受无良官员和黑社会的欺侮，外加上还有不仁的富人的盘剥。富人那么不容易，他干嘛不当穷人呢？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当然是雄辩的，把一个“说话”与“办事”分析得充满了玄机。其实，其中不乏诡辩之处。比如，为了证明自己替富人说话的有理，茅先生说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很多人替富人做事。言下之意很明显，你们为了利益替富人做事，有什么资格不让我替富人说话？这里面就偷换了概念，把在富人创办的企业工作偷偷转换成了替富人办事，这完全是两码事。在富人的企业工作，并不意味着替富人办事。相反，替富人说话也并不完全像茅先生描绘的那样高尚和清白。一群法学家替黑老大刘涌说话，差点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时候“说话”就是“办事”，替富人说话就是替富人办事。
所以，茅于轼先生声称自己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说来说去还是要替富人说话和办事，与穷人一点也不想干，真是了无新意。
[稿源：红网]
[作者：周之南]
[编辑：潇湘行]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自中国开宗创派以来，虽然主张百家争鸣，各抒已见，然真正引起众人的争议的观点，需要有人对立方可成阵势！先不管是那方是对，那方是错，而只有对立起来，人们争议才有趣味！如拿战争来说，如果只是一方在战场上摇旗呐喊！纵算声音宏亮，雷鼓响天，士兵们高喊：“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也索然无味！
诸君纵观历史，大凡多种学说并存，都是对立起来，相互攻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又无法争辨清楚，一直延传下去，最后真理各占一半，当初对立起来的两位古人也就顺其然的成了开山鼻祖！如拿人性来说，孟子曰：“人性本善。”然后举例子一一说明，人们一听，一部分人听之有道理，便开始宣传他的“人性本善”的学说；荀子一听老大不高兴，便叫板道：“孟先生说错了，人性本恶。”同样举例子，一部分人听之有道理，便开始宣传荀子学说，当宣传孟子的和宣传荀子的人碰到一块儿，便开始了一番争辨。只是两方持久战！久战不下，只得做罢！在人性观点上各占据半壁江山！后来又出了一个告子，他持中立道：“孟子，荀子都说错了，人性无善无恶。”他将孟荀两家合并自成一家，不管从那个方面，皆是有理。故在人性观点上，又三分天下。而开创学说的孟子、荀子、告子皆成了开山鼻祖！故劝诸君，要想当开山鼻祖，一定要标新立异，另辟蹊道！切不可重复走古人之道！
自然，这对立的学说是非吾辈一时半刻能说清楚的，诸君查看一下历史，皆可见其影子！说这些无非是要表明：想他驳他人的观点，最好的办法便是对立起来，这样方可会引起众人的争议！
前段时间，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了很多的好话，顶着社会的压力，显得有些疲惫，近日他另辟蹊道，抖了抖精神道：“我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单这一句话，便把他平日的委屈一下子对着众人吐了出来，让众人知道他这样做是如何的用心良苦。不过众人观之，茅先生替富人的确说的很多的话，可却唯独不见为穷人办过什么事！按理说，纵算不是一比一的比例，就按三比一的比例来算，替富人说了三回话，总该为穷人办一回事吧！可环顾四周，好象并未见茅先生为穷人办过什么事！不知是何原因，也或许是茅先生在某一步骤上有差错，望尽快改正过来，让穷人们早一点见到为穷人办事的实惠效果！
在茅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还没有实现之前，故区区要立场坚定持反对派的一面。且还要持相反的观点对立起来：“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为啥会这样说，也并非无根据！诸君观看现今中国的局面，替富人说话的都是何许人也，大部分皆是社会精英，专家学者，而替穷人说话的大部分为草根人士，按人数算，草根人士要多于专家学者，故看起来替穷人说话好象多了一点。按纸媒的传播，专家学者的力度大于草根人士。自然，还有一个原因，说明中国的穷人太多的缘故，而大部分的福利皆有富人来享！
拿中国的历史来说，历来大多数是富人欺压穷人，没有穷人欺压富人，富人欺压穷人的时候，总喜欢拿钱来摆平，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自然，也就先不管啥良心不良心的了。这时候大多数专家学者皆紧闭嘴巴，沉默是金。穷人只有在逼急的情况，跳起来使劲的咬富人们一口，算是报复了，还可能被当成流氓的威险，捉拿过去，投入监牢，这时候专家学者便端端姿态大批这些狗急跳墙的穷人是如何的道德败坏，如何的丧尽天良。一付有德君子的面孔摆在了世人的面前！常常令区区等小民们佩服的六体投地！简直便成了偶像！
对于现今中国来说，茅先生及诸多专家学者皆在为权贵者说话，大多数都是在自圆其说，认为他们说方便方的，说圆的便是圆的。平日在纸媒上发表，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歌，原因，赞扬他们的皆是中国现今少数的权贵之士。而现今在互联网上听到批评声，便觉得抹不开面子，感觉有点不适应！内心委实感到有些委屈，故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只是任茅先生等诸多专家如何的辩解，狐狸的尾巴是收不回去的。
茅先生说：“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但茅先生要正确理解邓前辈的话，因为你没说邓前辈的后面这一句话：“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区区对经济是不太了解的，但你做为一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岂能断章取义前部分，不说后半部分来麻弊众人呢？现今邓前辈的前一句实现了，那后一句呢？现今一部分富起来的富人办到了吗？茅先生要瞪大眼睛看看中国现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在干些什么？有几个肯真正带动另一部分“穷人”致富。
茅先生还说：“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可能以你发展中国的经济角度去看，存在的一些道理！但如果就此否定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价值，显然是在强词夺理！没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贡献，企业能发展否？而富人同样不能单一完成中国的经济问题。茅先生急于把这一切功牢皆归于企业家身上，不知是何用意！区区除了闻到一股讨好权贵者的味道，实在闻不出其它味道，更看不出你为何要一度的否认穷人价值的存在？为穷人做了多少好事？
要说历来受压迫，受剥削的是谁？是穷人吧！新中国的成立，真正要解放的是谁？是穷人吧！只有解放穷人，中国才有希望！如果茅先生只站在经济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富人，然后尽量的维护他们，而不替穷人考虑，任你如何也是说不通的！经济我辈并非懂得，但长着双眼看现今社会，知道那些人需要人们帮忙，那些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自然，他们皆是“穷人”，按理说，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他们同样站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土上，应该享受着同等资源，为何茅先生一开口，总喜欢把富人抬高来打压穷人呢？
现今很多富人说，中国的“穷人”皆有“仇富”的心理，然中国的“穷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仇富”心理，大多数都是善良之辈，所谓的“仇富”只是富人们一厢情愿的推测而已。
自然，我辈看起来好象是替穷人说话，然实则是为富人办事也！为何会这样说，现今很多富人除了嚣张，炫耀财富之外，其行为常常惹恼“穷人”，本来就火气旺盛，而再见专家学者们还一味只是站在富人的角度去考虑，根本不把“穷人”们考虑进去，当一回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可能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个时候，社会上便会多了一起流血事件！不行诸君看看，现今社会上富翁被杀事件逐渐上升，缘因为何！一些除个人因素之外，社会的因素也同样存在！如果“穷人”们有吃有穿有正当工作，谁还会去干这种缺德冒烟的事来！中国的经济是需要发展的，但社会同样需要稳定！
茅先生为富人说话没有错，因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得到社会相应的保护，说错话不要紧，只要勇于承认改正过来就行。不过茅先生能够站出来说出真心话，比起一些遮遮掩掩之辈的专家学者有勇气的多。只是茅先生的偏袒，显然是有失公允。自然，我辈与茅先近日无冤，往日无仇，并非攻击，只是你说出真心话，我亦说出真心话，如此而已！
固此，茅先生想真正维护富人的利益，更要考虑富人的安全。应当要说：“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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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3:27:25]
以下是引用 匿名者 于 2007-7-27 10:07:05 的发言：
仇富也罢,恨富也罢,你看看他们是如何富的,穷人是如何穷的,再说话? 下岗失业、摆地摊养家被砸、被“好心”老板“善意”欠薪致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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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3:20:45]
他们的一贯做法：挂羊头卖狗肉。变种做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星条旗反星条旗”，“举着经济招牌实际上造成大多数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实际上一次涨价让人们白干十年”，“说是为穷人办事实际上是帮富人更多的榨取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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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2:21:17]
以下是引用 匿名者 于 2007-7-27 10:07:05 的发言：
仇富也罢,恨富也罢,你看看他们是如何富的,穷人是如何穷的,再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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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1:36:30]
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本来就是正确的，却被其过程中出现不正确的现象而失去“正确性”。但我们去谴责造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权贵资本的时候，更加要去寻找权贵资本得以形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根源，也需要认识到以往难以监督的“国家经营资本”同样有害。市场经济的本身是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现象，只是在于其程序与过程，是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的暗箱操作，是程序与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形成的。因为市场经济不止是私有化和资本化，更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产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对于市场化改革出现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现象，本身并非是市场经济改革所必然导致的，更不是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出现明显问题。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如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只是简单地推向市场而没有履行政府的职责，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告诉增长的前提下，却对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和不均，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欠帐太多，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均集中反映在公共财政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对于腐败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应该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专制维持所谓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如果我们还要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再让不受约束的权力来管理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们对他们所索求的资源；如果我们还再相信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去管理本属于人民的资源而不会产生腐败、不会忽视大众利益、不会形成新的权贵资本，这想法已经不止只天真的，更是危害的，这些需要我们去正确思考和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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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1:34:44]
茅先生还说：“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
文革中，重庆的一个造反派说过，中国革命看四川，四川革命看重庆，重庆革命看XX(他是在XX单位的)，他只差说XX革命看他自己了。看来世界上的无赖都有相同的思维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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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1:28:58]
中国的“穷人”皆有“仇富”的心理
"仇富"的一个前提是,富人看不起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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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0:51:36]
作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分子-----尽管还处于中下层，但还是凭良心说，认同楼主全篇博文的观点------真想为富人办事的话，就必须为穷人说话！！！
楼主显然属于步入离退人群，深谙社会积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历程知之甚深，文学功底深厚，历史知识渊博，讥讽时弊的功夫了得！更特别的事，楼主博文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最佳境界----绵绵道来，以理服人，文火炖烂你的错误观点，用沉静恬淡的心智来化解你勃发之热的心头，妙啊！高啊！ 我建议，所有网络坊间博文撰写者，应该向楼主学习，真的，这样的学习渐成气候了，就是对祖国芸芸众生文化素质提高的绝好贡献，更是积极的实践者！！ 祝楼主儿孙满堂、身体康健、诸事顺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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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2007-7-27 10:07:05]
仇富也罢,恨富也罢,你看看他们是如何富的,穷人是如何穷的,再说话? |
吴向宏 国际咨询公司顾问
茅于轼先生最近也许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 。所以昨天，他又作《分析网上骂人》一文，试图在他自己的世界观里，“合理解释”这一现象。
问题在于，从茅先生的新文章看，他和现实世界依旧非常脱节。他认为，“首先，说这些（粗话骂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实在是茅先生的自我安慰。中国的网民不过一亿三 ，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上网后，还能不带实用目标去看茅先生的时评文章，而不是寻找致富信息或打网络游戏，说明又是网民当中具备较高素养、有一定精神追求的群体。如果这样的人还是“文化比较低”，那么中国高文化的人还剩下多少？茅先生除了叹息“时不予我” 、“吾道也孤”之外，还能对中国、对未来抱什么希望？茅于轼连到底挨了谁的骂都没有搞清楚，自然也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被骂了。
我早就说过，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如果不是这样的世界观驱使，我很难想象茅先生会写出如下话语：“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黑白两分逻辑。
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拿茅先生自己来说吧，你算是富人还是穷人呢？做富人恐怕是不够格，做穷人你又太有钱有势了。答案很浅显，茅于轼先生和他所鄙夷的那些“文化比较低”、“有强烈不满情绪”、“思想简单，不会用理性思考”的网民们一样，属于所谓的 “中等收入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即使你再会理性思考，再有文化，你还是属于这个阶层。茅先生只记得为富人说话穷人办事 ，却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阶层。不骂你又骂谁？骂茅于轼的，显然主要既不是富人、又不是穷人，正是茅先生同样身属、却淡忘了的中产阶层成员。
其实，茅先生自身所处的这个中产阶层，是最需要像茅先生这样有话语权的人站出来，为他们说点话、办点事的。各个阶层为自己利益发言，本来也是健康社会的常理。相反，富人和穷人，他们未必那么需要茅先生越俎代庖地去说话办事。在富人这一端，他们早就或者戴红顶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变身份手持外国护照，或者出钱邀请专家学者们为他们论证各种观点，最不济也能雇佣若干保镖，哪里用得着你茅于轼去操心替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呢？至于穷人，我承认茅先生搞小额扶贫贷款，办富平学校，都是卓有功德的好事，但至多是杯水车薪罢了。茅先生自身不过是一中等收入者，你有多少资源能拿出来给穷人办事？比个体，你比不过某些富人一掷数千万甚至上亿在穷困地区兴医济学；比集体，你比不过中央政府一纸号令减掉百亿农业税。一介书生，中产阶层的一员，大言炎炎要给富人 说话穷人办事，说轻点是不知做事的要点，说重点，就是不自量力。
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当然不是。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中就说过，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政策制定者当中，像茅于轼一样，固持黑白两分世界观的人，还很不少。他们或者希望结欢于富，或者希望施恩于贫，却往往忘记了本来应当成为社会最中坚力量、最大利益集团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因此就两头不靠，在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中常常遭到忽视。这些年来，中产阶层的负担日益沉重，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牺牲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倾向。有人称之为中产阶 层的“下流化”。如此下去，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可能还没有成气候，就“下流”消失了。
前两天，《中国青年报》刊文《中等收入人群已成高房价最大受害者》，再次验证了中产阶层目前承受的压力。本次以中等收入者为主要参与者的调查显示，69.7%的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是政府最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同时有59.8%的人认为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同样难以承受高房价，另一方面，政府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却无法顾及到这个群体。有被访者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维护市场经济和社 会秩序稳定的中坚者。但是现在，他们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受害者。”
茅于轼先生有一点说对了，骂他的那些人多半“有强烈不满情绪”。事实上，从两年前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收到的读者反应就可看出，中国中产阶层承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已经迫近了使人崩溃的临界程度。作为中产阶层中较有社会地位的一员，茅于轼先生理应利用自己的能力，多为自己这个阶层说点话，办点事。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贡献，要比你为富人说话大得多，比你为穷人办事也会有效率得多。
刚刚看到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http://www.dabo88.com/u/3105/archives/2007/21219.html）
仔细读完后本博客很有感想，觉得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又不乏闪烁其辞和为富人的辩解的味道。
在文章中，茅于轼先生首先提到了当前中国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
猛一看，觉得还真是这样，媒体每天好像都在为穷人说话，什么民工讨债被打伤，什么黑砖窑残害良民，什么孩子上不起大学父母自杀等等。但今天是这些穷人的倒霉新闻，明天还是，后天还是，这已经不是为穷人说话的问题，这已经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严峻的社会现实。
就这一点，茅先生应该知道，在中国替富人说话的人数看起来好像不如替穷人说话的人多，但是替富人说话的都是些重量级的人物，什么政协委员，什么人大代表，最起码是个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居于庙堂之上，本身就是决策者，有的是所谓的智囊，一言九鼎。他们替富人说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那些看起来吵吵嚷嚷的为穷人说的一万句。套用先前的时髦的语言那就是“一句顶一万句”。
茅先生还说“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立场不错……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立场先已经错了。”
但赞同不赞同，欢迎不欢迎是关键吗？关键是说的话有没有用？茅先生强调“立场”，以此来得出人们不敢为富人说话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同情弱者这不仅仅是个立场的问题，这更是人性和良心的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凡是有良知的人是不会没有对穷人的怜悯之心的。这和茅于轼先生所言“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茅于轼在文章中还提到“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是啊，茅先生说的很明白：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那么我要问：为富人说话又何尝不是做事？你看看那些大公司的专家董事教授顾问官员股东们有谁又不是在为了酬劳为富人代言？
这哪里是什么大多数？只是所谓的精英们在为富人说话，在为富人做事。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想为富人做事，人家用你吗？然而，这一小部分为富人做事、说话的精英，它的能量要远大于广大的普通百姓。
因此，我要说，当今中国尽管看起来为穷人说话的人多，但很多时候那只是乱哄哄的牢骚；尽管看起来为富人说话的人少，但那每一句话没一个诉求都是那么的清晰和有分量。
为穷人说的话看起来热闹，但只是在坊间；为富人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没有汹汹之势，但总会转化成庙堂之高的政策。
茅于轼说“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我要说，你之所以受到批评，不是因为你为富人说话本身，而是因为你说的内容，在于你为富人说的话激起了众怒，这牵扯到客观不客观的问题。不要说你为富人说话不客观遭到了猛烈批评，就是为穷人说话如果不符合实际,也同样会遭到猛烈批评。
富人已经很富了，在经济上强大的他们已经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或者是多此一举的事情？究其因，要么抱着讨好富人想得到一点好处的心理，要么是本身就很讨厌穷人，懒得为他们说话。
茅先生还说“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为富人说话是为了穷人，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逻辑，这是一个只有富人才会相信的“真理”。照这样下去，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怎么可能“最终也要变富”呢？
茅先生还抬出邓小平的理论来说明保护富人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目的，只是打破大锅饭僵局的第一步，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富人固然要保护，穷人更应该保护，因为穷人本来就处于劣势。
我们现在更需要探讨的不是“保护富人是为了穷人”，而是你不保护穷人，富人的财富也不会长久。
茅先生明确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听起来很高尚，但可操作性有多大？连话都懒得替穷人说，还奢谈为穷人办事，可信吗？再者说了，你替富人说话本身不就是在为富人办事吗？因为富人需要一些经济学家所作的事情为非就是替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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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45967360
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22/200708/22142.html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智慧
苏杜
2007-7-30
茅于轼先生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举重若轻，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不言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颇为自是的政治智慧。
一 不言坚定的政治立场
茅先生是反对“讲究立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立场。开宗明义，茅先生先说明了自己对“我国”的研究：“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接着，茅先生指出了“讲究立场”的严重性：“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 再接着，茅先生就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是茅先生的立场吗？
但是，谁若这样说，茅先生是不会同意的。他要指你“不了解背景”，也会指你是“准备打倒富人”的那“一批人”中的一个。指出他反对“特别讲究立场”的同时，自己正持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他是不会同意的。不仅不会同意，从《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下文来看，他还要将你打入“准备打倒富人”的那“一批人”中去。有自己的主张，有对手的罪名，茅先生的政治立场何等坚定？反对“讲究立场”，本身不就是一种立场吗？但是，茅先生是不会同意称之为立场的。打着反对“讲究立场”的旗号，实际上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正是“中国”去政治却更加政治化、去马克思主义却绝非不讲主义的一种“特别国情”。讲立场不行，讲“道”行；讲阶级不行，讲“阶层”行；讲斗争不行，讲“反其道而行之”行。“主流思想家”就这样给人们呈现出了一种不无滑稽的思想一统的主张与标准。
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让阶级、立场、斗争、专政一类词汇从“社会流行语”中“淡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主要原则的基本观念从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中清除出去。资产阶级非常清醒自己最彻底、最可怕对手的力量来自那里，解除对手的思想武装，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切“新思维”的最上上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常常给它的敌人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前苏联大力推行“新思维”的同时，中国批判“两个凡是”的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连续的三次半“风波”，一方面可以称为伟大胜利，一方面也是可以看作主导者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突出表征。“两个凡是”被恶意放大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方面，新的内涵的“两个凡是”迅速形成：凡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一定要推翻；凡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一定要否定。“因人废言”的传统发扬到了极致。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出现新资产阶级、不能出现“两极分化”的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一率被“淡化”，被“免谈”，被“叫板”，被零“解读”。中国特色的“新思维”以不讲阶级而争取所有阶级，以不讲立场而坚定本自立场，以不讲路线而推进路线，以不说斗争而自行其道，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展开全面的社会实践，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取得的实绩，当无需本文赘述。
二 人分穷富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作阶级分，茅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类社会作穷富分，并一再申明，颇为自是。他在表现自己的政治智慧。
人分穷富，有“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垫底，特别通俗易解，富人得之觉富在天理，穷人受之认前命穷，相安无事，是和谐的由头。但正如茅先生所说，“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不服天不认命，切齿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也不乏其人。不过，这类反道行者，眼光还不够远大，几千年来，仅将富人作为要“打倒”的对象，越货，杀人，刀光剑影，既不能击中对方要害，自己也难免流遍了郊原血。
天地转，光阴廹，一百年一百年地过去，马克思恩格斯生，才有了人分阶级的新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才使西方与东方的人们明白了，应该被“打倒”的，并不是富人这一人群，而是产生富人与穷人的那种生产方式或说生产关系。不仅富人不应该被从肉体上消灭，反而，富人本群，或至少相当的部分，都有可能加入到消灭产生富人与穷人的斗争中来。此等道理说来简单，但人类在黑暗中摸索了多少个百年。自然，这也不单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功劳。这层意思，本文就不展开说了。然而，仅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茅先生之“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专将富裕的人群作为“打倒”对象，是诬妄的。他之反马克思之道而行之，是有意将它涂得青面獠牙的。
将人分阶级反过来涂抹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不能使之变为青面獠牙，将人分穷富涂抹在自己身上，也无法使自己显出慈眉善目，反而往往还露出自己只好对之装聋作哑的破绽来。长远的不说，山西黑窑案中的包工头，打手们，还有那些“人力资源中介”，甚至几位窑主，论其囊中，虽不羞涩，但也很难算得上茅先生所称的富人，甚至不为“城里”的富人所齿，至多也只配作“土财主”。但看他们的所为呢？除了尽量将窑工们，包括智障工、童工的剩余价值，不，全部价值，点滴不漏地归为已有之外，还能用什么经济学语汇来概括呢？自然，这些“阶层”中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要“打倒”的主要敌人，他们不过是资本主义战车腾起的微尘。然而，它却足以说明，人分穷富却远无人分阶级更为分明。
三 “经纪学家”的行业本色
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是“主流经纪学家”。他们所长的不是经济，倒是“经纪”。“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像“为了穷人，保护富人”一样，是茅先生颇为自是的口号。的确，不少人觉得茅先生此说真是无懈可击，既为富人，又为穷人，甚至归根结底是为了穷人，这不是天下最难得的和谐吗？然而，“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它只是活画出了“经纪学家”的行业本色，实在不是什么和谐之道。
中国社会中，如果也扯一下什么传统的话，有一种行业就叫“经纪”。以前，这一行业的名声可是不太好，现在改革开放了，“经纪”已经成了新社会阶层中的一员。“经纪”位于买卖双方之间，正是干着既可以说是为了买方也可以说是为了卖方的勾当。他所有学说的要义就是让老板终日以为他为自己赚下了大把银子，让顾客累年以为他为自己省下了大把银子。他所有技艺的顶峰是让老板信他为“忠”，总是在为他他们“说话”；又令工匠认他为“义”，总是在为他们“办事”。 黄世仁并不在乎杨白劳欠下的那几吊钱，他心仪的是水灵灵的喜儿。此情此景下，正是穆仁智发挥为主子说话本领的绝佳时机。他首先建立了喜儿与债务的有机联系，欠债还钱更是无懈可击的天经地义，一纸文书又使得整个事件充满了法制理性，“喜儿在黄家好吃好喝风不着雨不着”还得让杨白劳承认他是为他办了事。历史剧说起来让人犯俗，但稍一想，六点起床急匆匆赶公交上班的工薪族，谁头上没有一个或几个“为老板说话，为下属办事”的上司呢？如果你的上司一脸忠义的对你讲如下这番话，你会有何种感想呢：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我们老板，当老板容易吗？他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我们老板作出了伟大的成绩。”
好好理解一下茅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境界吧。
四 检验“先富”论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检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应用它。茅先生说：“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检验“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要用实践这个标准；检验“这个政策”，要用“当时的背景”。这没有什么，茅先生一样的理论家有这样的习惯。需要的时候，就与“国际接轨”；又一种需要的时候呢，就讲“中国国情”。GDP是巨大成绩举世公认的标志，但也只限于说现在，对“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就不能讲GDP，尽管那时也是7%.
所以，我觉得，“真理”，还有“真理的标准”，都在茅先生手里。所以，尽管一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哪里会“错”呢？所以，茅先生说：“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怎么能不勇敢呢？
作者:qhmg 于 2007-08-07 15:12:40.0
发表
茅于轼先生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也看过，看过以后就发现茅于轼先生很会用词，在不知不觉间就把所有功劳都归在了富人身上。
作者:红色猫咪 于 2007-08-07 16:34:25.0 发表
为豢养者吠,毕竟有些羞涩,于是政治智慧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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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orum.xinhuanet.com/detail.jsp?id=45873147
| 标题:给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的留言 | 参与讨论 推荐 |
 作者:彭畅
于 2007-08-04 10:17:51.0 发表 来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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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给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的留言彭畅“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我赞成茅先生这个观点，但光有观点是不够的，还要看做不做真事，实事。我看到的茅先生都是为富人办事，而这个富人阶层恰恰是茅先生声称不包括里面的贪污腐败，由此可知茅先生的虚伪性。再说，在我的视野中，中国人（我说的是大多数）并不如茅先生所说的仇富，而是仇腐，茅先生轻轻一拨拉，穷人和富人就枪对枪剑对剑了。再说一点，茅先生一直没有搞清楚人生而平等这个概念，更不清楚平等的概念不是人人都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钱也一样多，而是法律上的平等、制度上的平等、精神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但由于如茅先生者流， 把中国人在法律上、制度上、精神上、人格上弄得全不平等了，于是就有了茅先生穷人富人的论调，其实，只要我们站在公平的角度，看看这个穷是否合理，富是否合理，就知道我们的政治经济问题出在哪里了。合理的不平衡是永存的，人类不可能消灭合理的不平衡，但这个不平衡一定要建立在公平公正、平等博爱的基础上，而不是权力致富、权富勾结、权精勾结的基础上，但中国的一切危机、一切灾难，都源自于权力欲望的疯狂舞蹈。2007-8-3 评论留言请进入--->查看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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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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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智者 发表时间：
2007-08-05 12:02:25
和茅先生对着干“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
人类社会就象金字塔,有高高在上逍遥自在的富人精英,也有低层被压迫被奴役的穷人弱者.茅先生自然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群体.我吗?属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低层弱者,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我顶着茅先生,茅先生压着我.茅先生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那我就得和茅先生相反“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要知道做人难,做富人精英更难,他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多得要穷人为其服务.一个富人如果没有穷人服务,那他就会穷死.一个穷人不为富人服务,那他也会成为流浪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冻死饿死他乡.
茅教授说:现在社会上替富人说话的很少,可我知道今天社会上已有太多博士、教授、专家之类在为富人说话:一个地方要撤古建筑，有人来论证那根本就不算历史风貌；一个富人要推销一样产品，有人来说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一个城市要上某项目，有人来宣布绝不用担心环境污染。已经有很多人为富人了吗?怎么可以说没有呢?不过,这些为富人说话的人是要回报的.正确的理解茅教授话我想应该是.“义务替富人说话，义务为穷人办事”。
自然以茅教授的经济条件,“义务替富人说话，义务为穷人办事”,是有条件的,茅先生可是个大善人,是个大好人哦,可我不一样,我要劳动才能生活,现在这社会,我只能为富人办事才生活下去,所以我要为富人办事,取得报酬维持生活之外,有机会为自己,为穷兄弟说说话.
理论还得要从实践中体现出来,俺可是听从伟大领袖教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面就用实际案例来看看我们2种观点:
比如:有个工厂的工人因老板欠薪和老板起了纠纷，依照茅教授的观点,他首先要为富人说话,为富人说话吗?当然得要说富人有理了。也许大家会说:欠薪怎么会有理呢?我也不相信,不过,我很相信茅先生的知识和能力,他一定有能力为富人说话,保护富人的利益.我也相信茅先生善举,他一定也有办法让工人拿到工资.
依照我的观点:首先得为穷人说话,老板欠薪自然得给钱,老板自然会找出各种欠薪的理由,没有钱拉,工人不听话拉.我也会根据老板所说的各种理由,结合实际情况,为老板办事,妥善的解决因欠薪引起的纠纷,自然还的为穷人说话,为工人能够拿到工资寻找途径.就是在工人实在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也要帮他要点生活费继续工作或者是路费能够回家.
我为富人办事，自然会遭到猛烈的批评。现在这么多人反对富人，我还为富人办事。现在有一批人还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给富人办事。我也一直想参加打倒富人行列.可我在想,打倒富人之后,我就有可能取代富人的角色.成为高高在上的人,高高在上之后的任务自然是压迫弱者.成为压迫弱者之后的我自然还是为弱者说话,不过,不能为富人办事了，不能为富人办事之后只能为穷人办事.有谁知道为穷人办事的结果是什么吗?很快就会变成富人,也就是说:打倒富人之后,我不当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人,而且很快会成为富人(这里指的也许不是个人财产,这里指的有可能是个人支配的财产).
自然.打倒富人之后我还是弱者,我还是为弱者说话的人,还是为富人办事的人(这里指的也许不是谋人个人财产,这里指的有可能是谋人个人支配的财产).打倒富人之后的结果是,弱者会越来越多,我为弱者说话就越来越困难了.打倒富人之后的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少,我为富人办事的选择也就越来越少了。人多是有私心的,我也一样,所以,我反对打倒富人,我认为富人越多越好,越富越好..这样我为富人办事的选择就多了。我反对打倒富人,这样穷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为穷人说话也就越来越容易了。
当然，我不仅仅为穷人说话，我同样也为富人说话。其实,中国的富人他们几年前还是穷人,几年后也有可能会变成穷人.不是有人把富人打倒了，而是富人把自己打倒了,变成了穷人了。这个社会富人曾经消失过,这个社会穷人不知道会不会消失.多数穷人永远做穷人,只有少数穷人会变成富人.
我为穷人说话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为富人办事也是完全为了自己.我不象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大好人,只为他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我想每个人多有自己的特长,多有自己的能力,他们多会在这个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生活的角色.整个社会不是因为有谋个人的恩赐而多彩.整个社会只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参与而多彩.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多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参与者.只由强者和富人或着只由弱者和穷人构成的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什么叫人权,我想,整个社会不排斥任何群体就是维护人类最高人权的社会.
发表时间：
2007-08-05 17:17:49
替狼说话,为羊办事,办的什么事呢?就是把羊圈打开全面向狼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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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ubozhan.blog.sohu.com/59374130.html
2007-08-11 | 从网上对茅于轼先生《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反响看我们这个时代
今天本来在忙着修改论文，中间休息到网上逛逛时偶然读到茅先生的一篇《分析网上骂人》，然后顺藤摸瓜地摆渡到了缘起——茅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读完之后顺带看了一些评论，心情顿感沉重，于是停下手中的活儿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在复旦念书时曾在会场上远远见过一次茅老，感觉这是一位很谦恭的长者。而他对于学术的执着和社会的责任感，更是令人肃然起敬：茅老以78岁的高龄，在最近一期的国内经济学权威期刊《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及其应用》；他最近发表的一些杂文，如《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以及这次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无不逆舆论风向行事，体现了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独立思考精神，与那些随波逐流迎合大众者相比实在不啻天壤。
关于茅老的上述文章，读者自可在网上搜到，这里我只略谈他的主要观点。茅老的文章所涉主题是经济学中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即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1955年库兹涅茨提出那条著名的倒U型曲线后，西方理论界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正是负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也许有人会反驳，尤其是向茅老泼脏水的那帮人，说新中国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里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回答很简单，绝对平均主义最终使得国力凋敝，所以我们在改革。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于我们当前身处其中的这种差距拉大应如何看待？茅老主张鼓励、认同并且保护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合法财富的正当行为，这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缺乏的，而这种权力对于一国可持续发展而言却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激励。看到这里，反茅者又会大声嚷嚷说，他们反对的不是这种激励，而是富人们获得的不正当的财富。谈到这一点，我愿意讲讲今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个故事：
上学期，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先生来上大办了一次讲座，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赵先生是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权威，并因此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由于赵先生所讲的恰好也是我所关心的，于是听完后我提了一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当前仇富心态的来源问题。我的看法是有三个来源：一是源自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历史因素；二是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分配主义，这是意识形态因素；三是不法收入的普遍化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这是时代因素或者说现实因素。此三者在社会舆论中合力于一处，终于演化成了当前的汹汹仇富之势。紧接着我问赵先生，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是否有办法在不影响上面谈到的那种社会激励的前提下缩小贫富差距？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避免板子打错对象，能不能做到一方面保护茅老言下的富人，同时对于利用非法手段攫取财富者给予打击呢？赵先生的回答是：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其实茅老的观点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表达的很清楚，我上面所述无非是添足续貂之举。而茅老清者自清，一以贯之，也无须我来为他做何辩解。我之所以感到困惑的是，对于茅老的这篇文字何以招来如此之广的非议，更有甚者，在网上诸多唾骂中，竟然不乏一些学者的声音，其中甚至包括在国外留学任教者。可见民意固然重要，而民意之能否明辨是非可能比民意本身更为重要呢！纳粹、文革，于今相去不过数十年，殷鉴未远，缘何不能引以为戒呢？
评论
经济上没有绝对真理，只能说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手段，现在的主要矛盾早就已经离平均主义十万八千里了，还说这个，真是不识时务啊…………
经济上没有绝对真理，只能说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手段，现在的主要矛盾早就已经离平均主义十万八千里了，还说这个，真是不识时务啊…………
我只能承认，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离平均主义下已经十万八千里了，至于造成当前的主要矛盾的社会根源却和当年的平均主义密切相关。我在多个场合提过的一篇由哈佛大学的Alesina等人的论文——goodbye to Lenin？（or not）通过实证证实了这一点。作者用调查数据比较了合并后德国的东西德地区居民对待社会保障和政府的态度，结果发现前东德地区被调查者对社会保障和政府依赖性较强，而原西德地区的被调查者个人风险承担能力比较强，认为生活状况恶化的后果应当由个人自己承担。这就说明看待社会矛盾时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对待诸如收入差距拉大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区分不同原因，而不能一概而论，眉毛胡子一把抓。即使是在做学术研究时也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目前大多数文献采取的跨国研究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的移民社会，有可能相对具有较多的“起点平等”。而旧大陆的近代社会则更多地继承了前近代传统社会中即有的不平等遗产。
历史上，同为移民社会的拉丁美洲就与北美截然不同。从发展的前定条件而言，拉美本来的条件远比北美优越得多，然而条件优越的拉美后来沦为相对不发达地区，而北美却从贫瘠、寒冷的东北部崛起，超过欧洲而成为发达世界之首。
这其中，南北美移民社会的初始状况起的作用则不可忽视。南美早期移民的主体是追逐金银而来的海盗冒险家，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社区“起点平等”的创建原则。
今日批评美国式“私有制”的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 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州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产”的殖民者公社，不仅生产活动，而且连炊事、缝纫之类的家务劳动都是“集体化”的。
然而生存危机渡过之后，公社便面临解体：所有人都不满于“大锅饭”，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
然而“五月花精神”使这一过程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有饭锅”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致平均，这就为他们此后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在这一气氛下，尽管真正能成为富翁的人是少数，但多数人仍然相信机会均等，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对事业执着认真，就能够有所成就。
因此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美国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之一”。
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公平竞争(“权贵资本主义”)与反竞争的“公平”(“社会主义”)反馈震荡不已的困境，北美因此幸而得以避免。这恐怕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两种现象存在的基本原因。
在立国以来的200多年中它既没有经历过德、俄、日等国所经历的各种编制经济的变局，也没有出现过无规则的“黑经济”或经济无序化的严重态势。这表明起点平等与公正规则的建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经数百年发展后，如今的美国早已远离“起点”状态，它在形式平等之下发展出的实质不平等，或者说在规则平等之下发展出的结果不平等，已经使人们完全有权批判“美国病”。然而如果说患病之后的美国社会仍能保持相当活力，如果说它的病毕竟比“俄国病”为轻，那么这显然是与它的起点平等精神有关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一种经典性的批判，即它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于是“形式平等”便有了“虚伪”之名，甚至为了消除“实质的不平等”，便要限制以至取消“虚伪的”形式平等(即竞争的公平)。
的确，从最简单的逻辑来说，“公平竞争”是会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竞争多少总有不公平的成份，“自由市场”建立前的原有利益格局(即所谓竞争的“起点”)也未必是平等的。
“实质不平等”太多，是证明“形式平等本身不可取(它的“虚伪”)，还是表明“形式平等”还很不够?“结果不平等”的恶化，是因为竞争的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公正，还是证明了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竞争原则本身是错的?
在这—点上，从桑巴特到哈林顿的美欧比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这类民主移民国家的分配不平等确实低于旧大陆国家(包括社会党执政的欧洲国家)，那么这可能表明，在起点平等基础上公平的自由竞争所能产生的“结果不平等”程度将是相对有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还处于竞争的“起点”状态。这一“公社”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以便在自由的发展中维持“资本主义的经受“权贵资本主义”与“人民专制”的反复折腾?是“北美式的”发展还是“南美式的”发展?这是国人不能不面对的。
[12] http://www.tames.cn/read.php/295.htm
2007-8-2 15:57
看了茅先生的多篇文章，今天终于忍不住要出来说两句。单看这篇文章的标题，站在我这个平头百姓的一方，茅先生似乎还有些良心。虽然有点墙头草的嫌疑，但好歹是在替穷人办事不是？
但这话说出来，谁都知道，那是狗屁。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茅先生其实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人。整个一即得利益阶存的御用“文人”。
替富人说昧着良心的话，为穷人办断子绝孙的事。这就是当前以茅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富人枪手们经常做的事情。
茅先生在文章中说“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这里面，有几句，这还是想在这里引用一下，至少，他说的还是个事实。
第一：“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我想问下茅先生，为什么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所谓道在民间，正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穷人，是穷老百姓，所以他们明白，谁是真正的对自己好，谁是在那里假仁假义。“三个代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想茅先生大概是忘了。他所代表的其实就是那些现有阶层的一小撮即得利益阶层而且。说到这里，两说下立场问题，茅先生想必读的书比我多的海了去，毕竟他是个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么。拿这篇文章来说，茅先生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是富人阶层的白眼狼，还是穷人家的看门狗？他以为他站在中间，做的很公平。其实，多少还是知道茅先生谈立场问题的背后原因的：我现在为富人说话，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们却都要骂我，那不是我的错，那是我们的立场不同。我甘冒风险的出来为富人出头，说些话，很有英雄气概，而那些为穷人说话的，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说的，他们都要与富人做对，不代表富人说话，为的是保险。
第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看茅先生的这句的话的意思，就知道，茅先生是坐着的。俗话说“坐着说话不腰疼么”，他是剥削阶级的代言人，当然认为富人不是剥削者，穷人都仇富了。但是，事实上，在中国，现阶段的那些茅先生口中的富人，又有那一个不是靠钻营国家政策的漏洞，靠剥削穷苦百姓的血汗得来的呢。“不给饭吃就要流血”，当社会的财富，资源及权利都像那些少数人手中集中后，对于为富不仁的他们，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家伙，我们又怎么不仇视。一句话，为富不仁，只见利益，不要良心，就该被仇视。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茅先生说，为富人做事有钱拿，所以很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办事没钱拿，所以很少有人肯干。这其实才是真正本质所在，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茅先生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拿了富人们的钱。要不他供职的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发的工资给谁去？
“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
茅老先生说出上面的话,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出的结论:富人倒了穷人就没有前途了.而且还来个永无出头之日!!!几千年前的农民都知道“王候将相宁有种乎”？茅老先生是否可知这些富人是天生俱有的富人，还是怎样成为了富人呢?有人说往前数三辈,城里人都是乡下人.如果富人往前数三辈,那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呢?中国现在的学者普遍缺少向下看的良知。。。没有到最底层调查普通大众的生活状态。经济学家就是说话的，他们说话就是办事。难道让经济学家去制订政策、执行政策，去办银行开工厂。替富人说话，就是替富人办事。不帮穷人说话，怎么帮穷人办事。“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办事”，
纯属忽悠。
看了茅于轼的奇文。明白了他为了摆脱富人的卫道士的污名，想成为穷人的救星。而他又不脱本性的诽谤了穷人一番。把人民说成传统的仇富。我想用他经典的论据来剖析他是真心为谁办事。他说要保护好富人，穷人不穷。不保护好富人。穷人更穷。他意思说穷人是依附富人而活。没了富人，穷人活不了。穷人与富人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富人提供机会给穷人给富人创造财富，得到了维持生活的物质，仅此而已。富人得穷人创造的剩余财富，所以富起来了。一天，穷人因生活不好，不想干了。富人就害怕了，因没人给他创造财富了。于是，老茅就出来为富人说话了。他对穷人说“你们要保护好富人，才有饭吃，不保护好富人，你们连饭都没有。”听了这话，穷人害怕了。继续为富人创造财富了。富人高兴了，连向老茅道谢，称他为富人办了大事。老茅，连摆手说“哪里，哪里，我只是说说而已”老茅究竟为谁说话，为谁办事呢？我看他为富人既说话又办事。为穷人说说而已。
其实：民本不恨官恨不公，穷本不恨富恨不仁；为官不公国将破，为富不仁业必亡。
1、在社会管理范畴，说话=办事。“替富人说话”就是为富人办事；不替穷人说话，也就不是为穷人办事。
2、经济学家也要懂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是非标准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原则”，而无其它。
所以，只能是“为发展生产力说话，为发展生产力办事”，而不论所说之话、所办之事是对穷人有利还是对富人有利。
茅于轼的“毛泽东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解放穷人显然是错误的。其结果是穷人更穷了，还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穷人。”这段话是极其错误的：
1、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尽管争议很大，但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摧毁已经极端成熟腐烂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的壮举。
2、“穷人更穷了，还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穷人”的原因，不是“打倒富人”，而是毛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了大幅度超前的“生产关系”。比如合作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公有公用，无法调动使用极低效率农耕工具的广大农民吃苦劳作的积极性；再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
1、在社会管理范畴，说话=办事。“替富人说话”就是为富人办事；不替穷人说话，也就不是为穷人办事。
2、经济学家也要懂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是非标准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原则”，而无其它。
所以，只能是“为发展生产力说话，为发展生产力办事”，而不论所说之话、所办之事是对穷人有利还是对富人有利。
茅于轼的[/B]“毛泽东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解放穷人显然是错误的。其结果是穷人更穷了，还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穷人。”这段话是极其错误的：
1、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尽管争议很大，但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摧毁已经极端成熟腐烂的封建土地生产关系的壮举。
2、“[B]穷人更穷了，还饿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穷人”这个结果的原因，不是“打倒富人”，而是毛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了大幅度超前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比如合作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公有公用，无法调动使用极低效率农耕工具的广大农民吃苦劳作的积极性；再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
[13] http://www.chinadbk.com/maoyushi/hotfocusshow_26625.htm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
来源：茅于轼 南方都市报
[14] http://pop.6park.com/finance/messages/45774.html
说话、办事、做事与立场
送交者: 影武士 [太守★☆] 于 July 27, 2007 11:17:10 已读 202
如果早几天，这个题目就不容易让人看懂，今天就不同了，常上网或常看《南方都市报》的人，一看就会明白：这是冲着茅于轼先生来的。此言不差。而且，这还是在觉得对茅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有些批评有点言不及的的基础上，笔者又想了一想，才不惮重复，再次冲着茅先生来的。 www.6park.com
首先，我以为有必要将茅文中“说话、办事、做事”的准确意思厘清，否则，你即便是想冲着茅先生来，也冲不准。一般说来，“说话”与“办事”的意思差不多，前者不过多了点“理”性，后者不过多了点“感”性。“这老领导常为部下说话”，“那老领导很为部下办事”，便是大致相当的赞语，区别不大的。但若以此便认为“说话”即“办事”，“办事”即“做事”，那就大相径庭了。茅先生说，“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这话是不错的，基本上说明了“做事”的要义。“说话”与“办事”，如果茅先生不十分讨厌的话，大致可用“服务”一词来概括，而“做事”呢，久而久之了，便常与“混事”搭界了。 www.6park.com
茅先生是足以影响国策的大经济学家，学识渊博，批评他的文章还从解词开始，不是太小觑他了吗？不，这不是小觑他，而正是正视他。非如此，你便无法弄明白茅先生何以一会儿将本来毫无二致的“说话”与“办事”相分立，一会儿又将本来毫无一致的“办事”与“做事”相混同。这其中的和谐决窍并不深奥。你看他一会儿 “说话”，一会儿“办事”，一会儿“做事”的，不过是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他那“为什么人的问题”，却总是挂帅领纲的。“说话”也行，“办事”也可以，掺和一下“做事”也无妨，但“为富人”还是“为穷人”，茅先生却从来没在一处含糊过。茅先生开宗明义就刺了“立场”一枪，不无讥讽地说，“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不必怀疑，茅先生是反对“讲究立场”的，但他的“为了穷人”以“保护富人”在先，“为穷人办事”以“为富人说话”为先，或者说“保护富人”必声明“为了穷人”，称“为富人说话”定标榜“为穷人办事”，却正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此立场不仅穷其讲究，而且颇为坚定不移。茅先生对“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是特别反感或者说是反对的了，然而，“我国”之所以“特别讲究立场”，除了“仇富” “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之外，还因为“在转型时期”，还有茅先生一样的，自己“特别讲究立场”却反对别人讲究立场的，也“不乏其人”的缘故。 www.6park.com
“讲究立场”，这是茅先生所反对的，但他只是反对别人讲究，自己拿来讲究，却讲究得特别惬意。茅先生自己“为富人说话”可以是“为穷人办事”，但他就没有从“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中，发现过“为穷人说话”而“为富人办事”的人。相反，他倒是从中看出了“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能看出这样“一批人” 来，证明自己对“国内外反对改革的敌对势力”的清醒，没有坚定的立场行吗？茅先生还对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这是他们“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而发生的错误。批评乃至彻底否定一项政策，能“明白当时的背景”自然非常之好，但是能“明白眼下的现实”可能更要紧。茅先生批评“几千年的仇富传统”，特别是批评“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的集中反映”，就没有怎么要求弄“明白当时的背景”，而是专拿“中国开放三十年”来做比照的。茅先生在批评上的这种“双轨制”，也是“特别讲究立场”的结果。 “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真是讲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连茅先生自己，一不小心，也落进了讲究立场的窠臼，简直是该死！ www.6park.com
茅先生还说，他也是赞成为穷人说话的，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他“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话说得真是不错。但是怎样才算是不“讨好舆论”，不“哗众取宠”，不“宣传富人有罪”，不“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呢？这只有茅先生自己才能为“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们做出示范。幸好，《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这篇名文里，就有茅先生“为富人说话” 而没有“讨好舆论，哗众取宠”，“宣传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的内容，我们不妨改变一下人称，依样画葫芦，得出一个茅式“为穷人说话”的样本来，让茅先生也肯定一下“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功效。茅先生的原文在前，所画葫芦在后： www.6park.com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 www.6park.com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老穷着就可能有种种方便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农民工，当农民工困难吗？他们会说，他们不必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无须对付不讲理的官员，也不必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农民工是全世界最好当的，风险最小的，负担最轻的。在从业中从无闪失，总是获福于众高官，与‘黑社会’和谐相处，常常双喜临门，多年的期待无不心想事成，在一个对穷人政策二十多年一成不变的环境中，天天过着好日子。” www.6park.com
茅先生的名文显然是“为穷人办了事”了，不知道这篇习作的“为穷人说话”是不是也“为富人办了事”？但至少，按照茅先生的要求，幸福的农民工看了这篇习作，是不会“上当受骗”的；痛苦的企业家看了这篇习作，也不会认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了。“富人”“穷人”轻而易举地就和谐相处了，茅先生又是壮胆，又是要勇敢，其实是不必要的，徒长了“讲究立场”的威风了。
[15]
http://www4.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7_7_27_12_7_15_452.html
刘晓波：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DWNEWS.COM-- 2007年7月28日0:7:1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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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章标题的两句话，既是茅先生对新左派鼓动的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茅先生本人的行动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