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乃穹神諭：一個西藏傳奇 评李江琳著作：《1959：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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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2, 2010, 4:39:26 AM1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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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7日 星期五
蘇曉康—乃穹神諭：一個西藏傳奇
● 達賴喇嘛出落成世界精神領袖，爭取國際同情滅絕的西藏文明，做到了得道多助，也是神助。
● 李江琳著作：《1959：拉薩》。
李江琳新著《一九五九：拉薩》重構達賴喇嘛出走真相，寫道：
「……每當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時，達賴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過了一陣，洛桑晋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 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首碼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 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三十磅，全身裝束重達七十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衆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晋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 始膨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綫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 洛桑晉美頹然倒地。」
其實這個畫面，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九八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昨天又去租錄影帶，有一部『Kundun』一直想看，這個藏文是甚麽意 思，看完也沒明白，是活佛，還是靈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應對世界變局的那種原始態度和無奈，真是一種荒誕，達賴喇嘛凡事決策，都要讓一個巫師一類的人， 穿上戲裝，狂舞進入幻覺，然後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像中國道士那一套，靠這一套應對中共，自然一敗塗地，雖然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宗教社會，但應對所謂『現代 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滿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達賴喇嘛流亡出來以後，出落成一個國際級的大政治家，爭取國際社會同情滅絕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 個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五〇年窺异象識破「紅光」
即使二十一世紀了，文明依舊可以滅絕，一如氣候變遷滅絕物種。曾經「亡國滅種」的華夏文明，苟活之後照樣轉身就去滅絕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來給李 澤厚著名的「救亡壓倒啓蒙」再添一個注脚）。當年曾來「瓜分」中國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則反省他們曾滅絕南北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則又不免還得跟伊斯蘭 文明你死我活。在這樣一副文明「浮世繪」下，藏傳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殘破雕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氣盎然，其中奧妙誰人能解？我唯有對自己十年前那極世俗的觀 感，感到羞愧。
達賴喇嘛自己對神諭之事，多有著墨。他有一本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譯本臺北聯經一九九○年初版，康鼎譯），文字活脫出他的睿智詼諧，其中有一章《神通 與神秘》，專寫藏傳佛教的秘法。達賴喇嘛有一位護法，叫金剛扎滇，五世達賴喇嘛爲他在拉薩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衝），使之可以借此降神， 是爲西藏國師。達賴喇嘛寫道：
「幾百年來到現在，在新年慶典期間向乃穹請教國政，已經成了達賴喇嘛和政府的傳統了。如果有特別的疑難也可以召請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諮詢他好幾次。 二十世紀的西方讀者可能認爲這種事情太離譜了。即使大部份自認為是『前進』的西藏人，對我繼續使用這種古代搜集情報的方法也存疑慮。但是我會這麼做的理由 很簡單：當我回顧以往許多次詢問神諭的經驗，事實證明每一次他告訴我的話都是正確的。」
他在第二章，尚未即位前就提到，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與國師乃穹公開會面的時候……這是給我和政府通過靈媒，針對來年事宜，諮詢西藏守護神 扎滇金剛的機會。」緊接著，一九五○年夏八萬中國軍隊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西藏政府對年僅十五歲的達賴喇嘛是否即位，發生分歧，於是「付諸神諭……靈 媒頂著他那巨大的、儀式用的頭飾，蹣跚搖擺地踱到我座前，獻上一條白絲哈達，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剛明示，攝政下臺，達賴喇嘛即位，他則感慨自己還是 一個「無憂的年輕男子」，必須去領導一個危難民族。
達賴喇嘛走筆至此，提到當時西藏發生了地震，特別書寫了一段關于「五〇年紅光异象」的文字：「我們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有些人甚 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漸形成，幾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東到幾乎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我聽說實際上 發生在加爾各答……這不只是地震，而是個預兆……這些异象超乎科學，屬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
這是他的慧眼獨識，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赤禍」，只不過以另一種象徵語言加以預言，那却是六 十年前中國大知識份子們悉數盲瞽者。
文明滅絕史：從印加到西藏
從「現代化」命題看西藏，是一個很有趣的視角。閉關鎖國、師夷長技等中國人的玩意兒，在他們仿佛都是經歷的，救亡無疑，啓蒙就未必了，他們必須堅守藏 傳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標準都無法衡度這個文明。其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已是一個相當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敵環視下也兩度流亡，幷嘗試種種改革，皆 功敗垂成，他臨終預言：西藏將遭到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家園、寺廟乃至達賴、班禪制度，將遭摧毀，湮沒無聞……。
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從文化輿圖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謂的「生物圈」內）二十一種文明，其中有七個存活到今天，十四個已經滅絕，藏文明尚未計算在 內，未知被他幷入了「印度文明」（宗教）還是「中國文明」（地理）。其實湯因比早已說了「文明衝突」，何時成了杭廷頓的發明？湯氏極言各類文明在空間上的 接觸（征服、殖民、奴役、掠奪），背後都是所謂「高級宗教」在做驅力，西方基督教從中世紀晚期至二戰烽火寂滅，已睨視環球無對手，却不料從俄羅斯冒出個 「共產主義」來，定睛一看，它不過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俄國東正教。那麽，藏傳佛教所面對的那個中國霸權，是否儒家文明也披了外衣、變種、衰亡，抑或被華夏 後裔自行將其也滅絕了的後果，則迄今沒有定論。
文明衝突唯有「優勝劣敗」，是個老黃曆了，湯因比大談「自然法則」，又駁斥斯賓格勒的「命運說」，但是按照他的「挑戰與應對」範式，弱勢文明的滅絕，依舊 是命裡注定。《文明在空間的接觸》一章中，他逐一詮釋近代西歐與東歐、遠東、中東各文明的縱橫捭闔，卻對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幾筆帶過，定義為「應對困難局面 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劇根源，後來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裡有了最新解釋。他潑墨重彩地書寫一五三二年底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率領八萬大 軍的印加帝國皇帝，居然被手下只有一百多個烏合之衆的西班牙入侵者皮薩羅生擒，人力懸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獲西班牙 國王？」給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槍炮、武器和馬匹的軍事科技、來自歐亞大陸的傳染病、歐洲海軍技術、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文字等等，遠因則是所謂「自行發展 糧食生產業」（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領先群倫、所向披靡。（見王道還廖月娟譯著《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出版）這套理論，不過是把曾令大清一敗塗地的西 洋「堅船利炮」說，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一八六○年僧格林沁的兩萬五千蒙古騎兵，不是也在京郊八裏橋呼嘯衝向英法聯軍，結果只有七人生還嗎？
那位可憐的印加皇帝後來被皮薩羅囚在一間小屋裡，作爲人質向印第安人索取贖金，一待黃金堆滿屋子，他就被殺掉了。戴蒙說，這個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許 多殖民者和土著的衝突，跟皮薩羅俘獲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禪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輩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贖金，豈是黃金可 以比擬？戴蒙特意詮釋印加帝國的天真、無知、輕率中計，背後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産生文字、新大陸的隔絕使資訊閉塞、從未面對入侵者而無從生出戒 備心等等，這跟達賴、班禪兩個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見毛澤東，以及西藏輕易就簽署了「十七條」，不是有些相近嗎？請看，直到達賴喇嘛寫自傳的時候，毛澤東在他 筆下還有這樣的氣魄：「如果他想把頭從左邊轉向右邊，需要花好幾秒鐘，這使得他看起來威嚴而有自信。」
無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個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鄰邦中國恰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崛起，且由一個梟雄掌控，那個自詡「秦皇漢武」的毛澤東，狂言死掉三億 漢人也無所謂，而他又視征服西藏爲一大事功，藏傳佛教豈非在劫難逃？藏人低估共産黨征服的决心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也與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遑論他們還是 一個不殺生的民族？在漢人的殖民統治下，藏人是無所謂「藏奸」的，能妥協就妥協，那些活佛、世俗首領，如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說都是投誠中共，但 中共從來沒能從精神上征服過他們。有時我會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時代去的美國，無法戰勝不惜以十換一的越共，美國士兵的道德最後崩潰 了。可是共產黨沒有道德——讀林照真的《喇嘛殺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可知解放軍的鎮壓和屠殺行徑，必須具有某種不把藏人當人的野蠻才行。這是一種怎 樣的張力？
雲遊四海的和尚
雖然達賴喇嘛當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預見日後的情勢，他特別聲明「我可沒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頁）。他只是聽從了神諭。
歷史上還有一種「讓路說」，即「毛澤東寬大爲懷，給達賴喇嘛讓了一條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則他插翅難逃」。許家屯回憶，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發電報給 西藏工委和張國華，指示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爲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捉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 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見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此處真假且不論，老毛「放生」達賴喇嘛，也可解釋爲一種權宜之計， 他很知道一個信仰民族的難以征服，逼走達賴喇嘛，乃是摧毀喇嘛教的一計狠招，至少在老毛這種大流氓看來是可行的，然而他豈止是沒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 上的極端短視，看不到達賴喇嘛日後傲遊世界，使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後果，這便應了那句老話：「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諭」之謂也。
無數喇嘛跟他離開高原，來到喜馬拉雅山南麓。他把築路營裡幹活的僧侶們都找回來，住進喇嘛修道所營房，誦經、辯經，用石墨寫經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 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區已有二百餘座寺院。（見朱瑞《十四世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這些史實證明，藏傳佛教跟隨達賴喇嘛流亡海 外，才得以絕處逢生。留在西藏則是任人宰割，史實也是確鑿的，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有一句「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對此可說罄竹 難書。（見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年版）
從閉塞的世界屋脊，躍入五洲四洋，那年達賴喇嘛不過二十六歲。一九七三年他首度遊訪西歐北歐十一國，並到梵蒂岡拜訪教宗；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在美國國會 山莊發表《五點和平計畫》、一九八八年六月又在法國發表「斯特拉斯堡演說」；一九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學生運動不久，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他——這麽一個 簡單的排列，就顯示出在漢藏兩側，一邊是暴力和墮落，另一邊則是達賴喇嘛和平善意與國際聲望的攀升。神諭指引了他一條路，但修成正果還要靠他自己。他實在 有太好的修煉。
他哪裡只是一個宗教領袖？他是當代一大哲人。這個世界剛剛爬出冷戰泥淖，就一頭撞上「文明終結」，誤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銷聲匿迹，這當口，從雪域翩然而 至一個和尚，用一口破英語說出來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動，仿佛天外來音。即便是爲拯救他苦難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從佛家講出一套「宇宙責任心」來，沒有博 愛、諒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對大自然和動物的憐憫，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傳佛教要滅絕，這個世界和其他文明也會滅絕。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過三十年，達賴喇嘛在西方成為具有「奇裏斯瑪」（charisma）特徵的世界精神領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藝界巨星、商業钜子等等 都誠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長青描繪過一幅紐約中央公園的畫面：
「把大草坪覆蓋得如同一副潑墨畫的四萬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齊刷刷地凝聚在高臺上那位身著紅色袈裟、謙恭地、合手致佛教禮的喇 嘛身上。『達賴喇嘛在美國受歡迎的程度達到了歷史頂峰』，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簡直成了好萊塢巨星』，另一家大報《華盛頓 時報》感嘆。此刻，美國三大電視台的錄影機和幾十部攝影記者的鏡頭，把大草坪的盛況定格、顯影到整個世界。據統計，在曼哈頓中央公園有如此規模聽衆的演 講，只有羅馬教宗可以相比……」。
達賴喇嘛說，「神諭」不是人，而是精靈，「他的性格非常孤獨、嚴峻，就像我們想像中的古代長者」，「我和乃穹之間的關係是指揮官與副官的關係。我從來 不向他鞠躬禮拜。乃穹才要向達賴喇嘛俯首禮拜。乃穹非常喜歡我，他一向非常照顧我。」
2010年7月22日
原载《开放》2010年8月号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上午5:14 0 评论
2010年8月25日 星期三
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
救世主的梦幻与“末世危象”
半个世纪前，当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流亡道路后，全世界差不多都以为，达赖喇嘛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毛泽东和中共终於摆脱了在“十七 条协议”中对西藏保持现状的承诺，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藏民族中强行“民主改革”，随心所欲地按照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西藏。
我在阅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件和报纸的时候发现，那个时代似乎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对落后“农奴”的西藏抱着一种救世主的满意情绪.可是，普通人对 藏地血腥的“平叛扩大化”、毁寺灭佛、强行迁徙、大饥荒以及西藏文革中的武斗及镇压，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他们拯救了百万农奴的梦幻之中，对中 央政府派出的军队及干部在藏地造成惨绝人寰后果的种种政策视而不见。
那时候却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非常困难的岁月。年轻的达赖喇嘛告诫追随他流亡的藏人，我们无法很快回归家乡，但是我们肩上有保存藏地佛法、保存藏文明和藏 文化的重任。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早已今非昔比，奥运和世博似乎也带给民众世纪狂欢的享受，然而社会上下的自我感觉却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人人都 能感觉到，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或许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灾难；现在出现的一些繁华景象，很可能只是“末世危象”的预兆而已。
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回顾半个世纪的路径，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显而易见，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一部分人断断续续地感觉到满意和幸福外，更多 的人，更持久的感觉是不安、不满和焦虑.
中国社会呈现的普遍精神失落，是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结果。中共执政以来，已经有三代人从小学开始接受单一的庸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反人道反人类的阶级斗 争教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新中国人”普遍崇尚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如今中国社会老少几代人都崇拜“成 功人士”，而并不在乎对“成功”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心理根源。
就在这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同时，展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达赖喇嘛立足於他的深厚佛法理念，对藏民族乃 至全人类的未来，有着长久而深刻的思考。他为流亡藏人社区指出的道路，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告诉艰难困苦中的藏人同胞，根据佛法，生命轮回，世事必变，我们绝不可在困难中沉沦.无论别人怎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在道德上堕落，必须保持我们在道 德上的自信，抱持内心的善念，抱持良好的动机，行善事，积善业，总有一天，事情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决不能在内心动摇这种信念。
同时，我们要学习，要开放，要转型，要改变原有的落后，还要保留好我们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流亡藏人在到达印度后第一年，就办起了学校，盖起了寺庙，陆陆续 续地办起藏医学院，藏戏和表演团体.从六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就坚持要让藏人社区向民主化转型，经过几十年努力，追随他的老一代贵族陆续和平地退出了行政 管理，被新一代民选的平民精英所代替。
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不是“法王”，不是“活佛”，他只是一个喇嘛，一个普通的僧人。他还说过，他的第一使命是促进全人类各宗教的和平共处。他在世界各地 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为每一个倾听他的普通人指出一条到达内心和平，获得长久快乐的道路。他提倡“普世责任”，指出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 题，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在各地旅行研究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钦佩和推崇达赖喇嘛的慈悲和隽智。遗憾的是，由於长久严密的封锁，世界上最大国家、最大民族的人们，对达赖喇嘛最不 了解，甚至怀有敌意。如今，这个最大民族遭遇的深层精神危机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个最大民族的政治领袖几十年来轮流提出的应对信仰危机的理论，从“四 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最终必将消亡於无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已经是事实，仍然受这种意识形态制约的庞大专制政权，不可能有 能力来应对民族精神危机.
眼下谁也无法预言，这种没有信仰、缺乏精神基础的状态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这种状态总有走不下去的一天。半个世纪来犯下那么多过错的民族，没有精神救赎就 不会有新生。我对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研究使我相信，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会敞开胸怀，拥抱达赖 喇嘛给予我们的慈悲和智慧。
（作者新着《一九五九拉萨！》上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首发《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下午12:34 0 评论
刘云书评：《1959拉萨！》
李江琳：《1959 拉萨！》
还记得去年新疆发生种族冲突后，新疆的灵魂人物热比娅遂被指为策划者，可是，坊间对她为人却所知不多，于是，我在这节目中介绍了她的自传。今集，我同样想 向各位听众介绍的书，都是彼此认识不多，即使看过的资料也可能是极富政治宣传性味重的东西。今集要介绍的书就是讲述震动西藏藏民神经线的《1959拉 萨！》。出版商是新世纪出版社，作者是已定居美国的李江琳。
李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犹太历史硕士和图书馆学硕士学位。2004 年起，她开始认真地阅读西藏文化及历史相关的书籍，2007年，她更索性进行研究，不时印度与美国两边跑，更一度耗费整整半年时间长驻在印度以便更能深入 地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流亡的藏民等进行访问及纪录。
每凡提及西藏二字，中国境内的民众都甚为紧张，把嘴闭起，即使开腔谈论的都是指达赖喇嘛搞分裂云云。但是，当细问理据及知否引起西藏民众震怒的「拉萨战 役」时，他们莫不语塞，目瞪口呆。
《1959拉萨！》正好是补充这一段历史不完整纪录的一本历史书。作者李江琳坦言，她撰写此书时，亦不断参考及引述其他已公开的材料，当中包括中国官方出 版的书本、材料，但书也有不少内容是来自昔日目睹那场战役的流亡者的第一身忆述的真相。
全书分为廿三章，首四章乃讲述引发一九五九年三月暴发屠杀，导致血流成河的「拉萨战役」。倘若对拉萨战役毫无认识，在此书透过作者浅白的文字，遂可理清战 役的肇因，再透过作者以第一身当事人撰写方式陈述那场震摄人心的屠杀战役，不难令你入迷追看，更不难令你眉头绉因为当作者陈述战役当事人亲眼目睹发生的事 件时，再对照作者直接引述官方公开资料时，不禁令你感到畏惧。
就以书中讲述「打响第一枪」为例，作者引述吉柚权的《西藏平叛纪实》说法谓「奉命占领山顶的那个排，快要摸到第二个山顶，即居钦图丹所说的「山腰」时，守 卫的康巴人喝问是谁，中方士兵没有回答，对方即开枪。这一情况立刻被电报中央，表示藏方已经打了第一枪。」
这段事，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纪》中纪述「第一枪」谓，「凌晨三时四十分，叛乱武装在罗布林卡西南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首先向我军控制该渡口的一个连开枪 射击。」
作者对此事纪录就很坦率地谓，是为了在宣传上占抢道德制高点，使战争的性质由「镇压」转为「自卫」。
再看，《中共西藏党史大事纪》中纪述「第一枪」响起后的事，它谓「叛乱分子并向自治区筹委会办事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气象处、贸易公司、 邮电局、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十多个单位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当时邮电局职工王起秀事后忆述的文章中却谓，「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 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
至于那场轰动天地的战役，作者对照来自官方及民间的各种资讯后，相信向达赖喇嘛夏宫的罗布林卡发动攻势是于二十日凌晨，一开始的炮轰便长达二至三小时，而 大轰炸时，罗布林卡内的人都不是战兵而是平民百姓，当中包括马夫、园丁、佣人、僧侣、政府官员及职员，根据官方文件，他们统统都被列为「叛匪」。
这一章血流成河的惨烈战役，李江琳特别用「红色的拉萨河」作为标题。她讲
「拉萨河水全都是一片红色，所以，那章叫红色的拉萨河，人和马的尸体在河里好似筑成一个堤坝。上河的水慢慢升高，然后把死体通开，然后，红色的河水往下 流。我在写这个时，心里有特别的痛感。写后须要一段时间平伏下来，我写这个时是在半夜，一口气写完，当时约是凌晨四、五，我之后去睡，翌日醒时，发现自己 的脸色清白，发黑，因为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情感并没有写出来，但是，我可以想像这种惨烈在藏民的记忆中一直流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至于，由1959到2008年拉萨出现的三次暴乱事件，李江琳认为始于毛泽东当政时，于1956年强硬地要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土改运动有关，目的就 是要扫除西藏，但是，当时的矛头并非直指西藏，而是先从周边地带如四川、云南等开始，之后再蔓延到西藏。民怨累积至五九年，遂出现拉萨事件。其实，除土改 外，毛泽东于五八年又强行推出其他的政策当中包括「公社化」，强要藏牧民把自己饲养的牲畜「无代价」入社，让其统一管理，反对者，又一一被列叛匪。当年， 因牲畜不再属于私有产权，饿食、因饥饿被迫吃下患病的牲畜及被指为「叛匪」而被「歼灭」的藏民，就以《兴海县志》的纪录，高达七千多人，占该县人口接近一 半。
其实，每次死伤发生，不难发现都是跟中共强行推出政策有关，每遇上反对声音就立即把对方视为「叛匪」，以武力对付，那管对方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当被问及同类的事件往后会否继续发生？她平淡地说。
「我们如果不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不尊重藏民族的历史，也不尊重藏人的生活方式，不理解藏人的宗教情感，再发生同类事情，我不奇怪！」
可如何改变血腥暴力再发生，她认为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认真聆听。
「让藏人自己说话，我们学习先去听，放下意识形态，我们的宣传中说我们一直给藏人带来文明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给藏文化带来多少的破害。」
这本书虽然纪录中共感到最敏感的议题，但是，李江琳说没半点恐惧，因为她做的是严肃的学术历史研究，把所有资料来源胪列，把不同的资讯铺陈出来，让读者一 目了然。那她如何评价官方在西藏这部份纪录的历史？
「用宣传代替历史，那宣传是愚弄别人之馀也愚弄自己。」
历史纵不断的被隐藏、被篡改、被掩饰，但是，每个年代定必有人怀著寻求真相的心，把它还原真相。
http://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bookclub/liuyun-08202010121550.html?encoding=simplified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下午12:17 0 评论
2010年8月5日 星期四
我眼中的達賴喇嘛
2009年6月，李江琳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我眼中的達賴喇嘛
──專訪《1959：拉薩》作者李江琳女士
◎ 金 鐘
時間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地點：開放雜誌社
● 留美歷史學者李江琳出版新著《1959：拉薩》在台灣香港相繼受到熱烈歡迎。是作者填補五九年拉薩事件研究空白的力作。對於達賴喇嘛出走和拉薩戰役有獨到 揭示，更提供多次採訪達賴喇嘛的現場觀感。
問：在藏學早成為西方「顯學」的今天，您的著作《一九五九：拉薩》的出版得到這樣的成功，又好評又暢銷，值得恭喜。請問，您寫拉薩事件有甚麼與眾不同之 處？
李江琳：對於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有很多人寫過，但他們都是在一個著作中一章一段的描述，我是一本專著，二十六萬字，光背景就寫了四章，描述一九五六至 一九五九年的全過程，這是和別人不同的，而且，我提供許多關鍵點的細節，回答了些重要的疑難問題。作了許多考證的功夫。
達賴喇嘛出走的真實原因
問：拉薩事件的焦點是達賴喇嘛的出走，這是西藏歷史上里程碑的大事。達賴喇嘛為何出走？我們知道有兩個版本：「讓路說」與「劫持說」。您認為哪個說法比較 合理？
李江琳：兩個說法一直在流傳，但都是宣傳，不是事實。先說「讓路說」。此說是，毛澤東指示讓達賴喇嘛出走，解放軍不予阻止。來源一，是許家屯回憶錄提到， 他當江蘇省委書記時，看到過毛給張國華的電報，要部隊讓出一條路，讓達賴喇嘛去印度。來源二，是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錄，說大炮已對準南逃的達賴喇 嘛，但中央沒有命令開炮，眼看達賴喇嘛他們渡過拉薩河逃走。這兩個來源都有問題，因為張國華和李覺當時都不在西藏，李覺已去青海核基地造原子彈了。至今沒 有當年在現場的中共軍方一個人出來說過有「讓路」的命令。
問：您在書中說，早聽說過毛下令讓達賴喇嘛出走的故事，那在甚麼時候？
李江琳：大約文革中，聽一個同學說的，他家是軍隊幹部。
問：挾持說，又如何？
李江琳：這是中共官方的說法。西藏的神、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叛逃了，要有個說法對公眾交待。要攔擊，是不敢的，萬一斃命，更無法交待。「挾持」之說，見諸文 字是毛澤東最早說的，毛在三月二十日即達賴喇嘛走後第三天，明確指示「只宣傳叛國份子挾持達賴喇嘛......這對於打擊敵人有好處。」實際上，當達賴喇 嘛到達印度，露面發表聲明後，「劫持說」在國際上就沒有人相信了，只是在中國大陸還能騙人一時。後來攻擊達賴喇嘛叛國，「劫持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問：那麼，真正出走的原因是甚麼？是不是神意，降邊嘉措的《班禪傳》寫過這件事。
李江琳：我判斷，真正造成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是兩顆炮彈，即三月十七日下午打到羅布林卡宮的兩發迫擊炮彈，使達賴喇嘛感到戰爭已經威脅到他身邊了，他到 印度後的聲明，也提到這兩發炮彈，使他感到極大危險，因而決定出走。但中共指為「徹頭徹尾的捏造」，直到九十年代的出版物中才承認有其事，說是一個警察曾 憲山擅自幹的。
問：「神諭」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江琳：占卜求神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實這是很多民族、宗教都有的一種信仰儀式。藏人相信神Kuten，在重要問題上傾聽神的告誡。達賴喇嘛相信「乃穹神 諭」，透過降神者洛桑普美將護法神的旨意傳示出來。三月十七日晚，神諭是「快走！快走！今晚就走！」這個儀式促成了達賴喇嘛立即行動，帶領幕僚，星夜出 走。我在達蘭薩拉訪問達賴喇嘛時，他告訴我，他請教「乃穹神諭」已六十年了，每次「乃穹」都沒說錯。但是，他的決策不光全靠神諭，還要考慮其他因素。
問：降邊嘉措書中寫的和您的寫的有些不同。他說當時是達賴喇嘛去到神殿從寶瓶中抽簽，在「宜留」「宜去」兩個糌粑團中，抽到了「宜走」那個，於是匆忙出 走。
李江琳：我是根據達賴喇嘛自傳中的描述寫的，西方的著作都引用這個來源，比較權威。不知道降邊嘉措的根據從何而來？
一場預謀的大屠殺：拉薩戰役
問：記得江澤民有一次當眾問克林頓，不理解西方人為甚麼那樣推崇落後的西藏佛教？
李江琳：共產黨對西藏的認識造成一個誤區，他們信的是無神論，只相信物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否定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結果共產主義也搞成一個極端排 他的宗教。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都只要物質，徹底摧毀宗教信仰。對藏文明的摧毀在毛時代已到了令人髮指地步，至今沒有反思。漢人對藏人一直存 在救世主情結，帝國強權意識。西方對達賴喇嘛的尊敬，表現了他們對不同文化，尤其是瀕臨毀滅的文化的救援。歷史上已有許多文明被毀滅，如印加文明、印第安 文明，他們深有痛感。一直在反思。藏文明在物質面雖比不上漢族，但精神追求上超過漢族，西藏歷史上沒有漢族歷史上一次又一次血流成河的災難。
問：您書中指出，中國民眾對西藏的認知受電影《農奴》和才旦卓瑪的歌唱影響而定格。您對西藏「農奴制度」看法如何？
李江琳：達賴喇嘛並不否認西藏落後的地方，但「農奴制」的宣傳是被毛澤東誇大了的。中國封建制度的晚清不是一樣落後嗎？中國的許多陋習和酷刑都被西方強權 所蔑視，毛只是複製了西方對中國的歷史觀。實際上，一九五二年達賴喇嘛就成立了「改革局」，要改革西藏的社會制度，廢除烏拉和差役，阿沛阿旺晉美是負責人 之一。但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方式。美國藏學大家戈爾斯坦（M．Goldstein）的名著《西藏現代史｜｜喇 嘛王國的覆滅》（1913-1951）二○○七年版（应为《西藏现代史》第二部--李江琳按），已將「農奴制」改稱為「莊園制」，我是認同的。
問：七年前我讀毛四九年後文稿集，收有一封給汪鋒的信，提了對西藏的十多條問題，說明他們對西藏十分陌生，連人口多少都不清楚。
李江琳：是的。汪鋒和洪學智等人去調查，但沒有見到汪的直接報告。毛在四月十五日見班禪等藏人時，就斷定藏人被剝皮抽筋。幾天後，周恩來在人大會上曾說過 「西藏的農奴制度比中世紀還黑暗」，這是政治結論而不是學術結論。中共堅持「農奴制」之說是為了使他們的「平叛」鎮壓合理化，「解放百萬農奴」。我堅持這 種看法，被一些漢人猛烈攻擊，我還是要說。
問：說到「平叛」，您的書中對拉薩戰役寫得很詳細，很多資料是中大那本「國史」中看不到的。文革後，官方對「平叛」有沒有平反？
李江琳：沒有官方的平反表示，只在黨史書中承認有「擴大化」，和對反右運動一樣。包括循化事件在內（按：青海循化縣是班禪喇嘛、喜饒嘉措大師的家鄉，一九 五八年八月僧俗民眾因反對強行社會主義改造，發生暴動，中共出兵鎮壓，殺五百餘人、捕二千餘人。）中共對藏區的極左政策，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四沒有間斷， 文革只是摧毀這個弱文明的最後一環。
問：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有驚人的揭露，毛時代西藏政策完全是「滅族滅教」的性質。您提到五九拉薩和八九北京，是中共政權六十年中兩次很相似的動用軍隊 鎮壓民眾的流血事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李江琳：是的，最主要相似之處，就是流血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當局蓄意要打。拉薩事件就是毛早就想打、想大打。他知道藏人是不會接受他的暴力土改的。而且， 根據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他便藉口達賴喇嘛被挾持出走，兩天後發動大規模攻擊，使用現代武器對 拉薩施行狂轟濫炸。他們在「平叛」紀實中描寫的詞彙是：遍地開花、人仰馬翻、不論甚麼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屍分」；在拉薩河灘上「炮彈如雨落下」，人屍馬 屍堵滿了河道......正史中就隱諱了這場大屠殺的細節。北京「六四」當然還沒有這樣慘烈，但戒嚴開槍也一樣是預謀的，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問：「拉薩戰役」死了多少人？
李江琳：這場屠殺完全是軍事上一面倒的鎮壓。死亡數字藏人方面說是三千到五千，官方只承認四百五到五百人，還說解放軍陣亡六十多人。「平叛」殲滅「叛 匪」，在全藏，花了三年時間。一九六○年，西藏軍區政治部一個文件中稱「一年半內消滅了八萬七千多叛匪」，可以想見，這場在西藏進行的戰爭，相當慘烈。我 的書只寫到拉薩戰役五九年三月底為止。
問：您在西藏境外作了很多調查採訪，有沒有去西藏和大陸做一些考察？
李江琳：我能去中國大陸，但沒有去做關於西藏的實地考察，還沒有去過西藏、拉薩。對於歷史研究這不是很重要，而且很多景觀已面目全非。對於大陸各種相關資 料，我很重視收集，這也是我比海外許多學者的長處。海外研究西藏的許多華人同行，我們都有來往。和他們有點不同的是，我只是研究西藏歷史，他們多是研究 「西藏問題」。因此，自認為不是西藏問題的合適的回答者。
達賴喇嘛的健康與魅力
問：達賴喇嘛尊者，我只見過一次，在紐約。您應該接觸比較多，近距離的印象是甚麼？
李江琳：從○四年起，每年都見，去年見了五次。我們交談，一般話題用英文談，西藏歷史如五九年之前，他用藏語，並錄相存檔，作為史料。我覺得，他是一個智 慧高，細心和很重視別人感受的人。絲毫沒有那種聖者和大人物的冷漠、高傲。有一次在他的會客室訪問他，我因感冒，衣衫單薄，不自覺兩手抱持，他靜悄悄地將 室溫調高，不打擾我的工作。另一次，我和他談到張經武（中共首任駐藏代表）在文革中的慘死，順便說到佛家的因果報應。尊者沒有言語，我看到他眼睛已經飽含 淚水。讓我深感歷史不能輕浮，任何一次反抗和一次鎮壓，雙方都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
問：達賴喇嘛成為世界級領袖和留在西藏的班禪喇嘛的悲劇命運適成對比。人們很關注他的健康，您的觀察如何？
李江琳：他自說很好。在去年拉達克的訪問中，我全程跟了他兩天，節目緊湊，人氣沸騰，把我累壞了。問他如何？他說，很好，不緊張。睡得好。他說：「心裡無 事，不像中共幹部那樣怕說錯話。」有時秘書給他準備好講稿，他不用。他生活習慣簡單，過午不食，下午只在四至六時，喝一杯奶茶，吃幾片餅乾。談問題，坦 誠、幽默、風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說「可能你比我知道得多！」他謙卑，不讓你感到自卑渺小。我第一次見他，緊張到一分鐘說不出話來，現在，已如熟人一般 交談。
問：您問過他繼承人問題嗎？
李江琳：沒有。這不是問題。藏傳佛教有自己的傳統，已經相傳十四代，只是特定的、人為的政治情況下才是問題。
問：中共以乎在等達賴喇嘛去世，以為沒有他的存在，西藏就萬事大吉了。
李江琳：中共以策略對抗智慧，使簡單問題複雜化。西藏問題明明是中共如何對待、尊重少數民族及其宗教、文化的問題，不是對付一個達賴喇嘛的問題。應該讓達 賴喇嘛回到他的家鄉，才更有利實現藏漢和解。等達賴喇嘛圓寂後，事情會更複雜。現在，一個進步的西藏的體系，包括政治、教育、醫療、福利、宗教已經成型， 與達賴喇嘛在不在沒有關係。
問：您為我們寫過「藏青會」的文章，這一代是西藏的未來和希望嗎？
李江琳：流亡中的藏人有代溝。老一代是百分之百服從達賴喇嘛，青年一代則是宗教上服從，政治上不一定服從。「藏青會」是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一代藏人，他們 主張政教分離，主張非暴力的獨立和保留西藏文化。已經不止一代人了。他們是西藏未來的主流，妖魔化「藏青會」，大錯特錯。
問：您說過，要寫達賴喇嘛傳，已獲得尊者的授權。計劃如何？
李江琳：是的。寫這本書繞不開他的流亡史。我發現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九這段時間的資料不足，令人感到神秘。一九七九年達賴喇嘛去美國、一九八九年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這兩個年份是他歷史上的轉折點，使西藏和西藏文化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和熱點，七九年之前是制度轉型、個人走向成熟的二十年。我正在研究和彌補 這一塊空白。
問：最後，請您說說，一位中國背景的歷史學者，可選的課題很多，是甚麼機緣，讓您選擇了西藏和達賴喇嘛？
李江琳：哦，在大學，尤其是八八年留學美國後，我的史學視野擴大了很多。一九九九年，世紀末的最後一年，我在紐約中央公園聽到達賴喇嘛的演講（李察吉爾主 持），他用英文宣示佛家的悲天憫人、寬容、人類平等的哲學，幽默的語言，贏得數萬聽眾如對好萊塢巨星般的歡迎，讓我好奇、震撼。完全顛覆了中國的經典宣 傳，我整個被征服了。我在圖書館的工作又發現西藏的歷史、文化都是外國人寫的，西藏並不黑暗神秘......就萌發了要去親身體驗的意念。那時候我已經擺 脫了傳統的婚姻束縛，就更自由地投入藏學研究，那是二○○四年。
問：網上說，您○七年才開始研究西藏流亡史？這是您的終身志向嗎？
李江琳：是的，我已別無選擇。達賴喇嘛流亡史、西藏現代史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然而，這部份一直被扭曲，是不公平的。我隨緣而擇，去開拓這塊空地，是需 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也是一個歷史學者的幸運。我想任何人遇上了，也不會放棄。
《开放》2010年8月号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下午10:54 0 评论
2010年8月2日 星期一
我相信真相的力量──《一九五九拉萨！》出版感言
用了两年时间，终於把有关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一九五九拉萨！》写完了，说不出心情是轻松一点，还是依旧压抑。这两年里，我採访了很多 西藏难民，阅读了各方很多文件和回忆录。有关拉萨事件的资料和故事，能够找到的我都读过了，有些读了不止一遍两遍。那不是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因为那里面 有太多的血腥和眼泪，有太多的残酷，有太多的生命丧失，有太多的人生悲凉。可是我知道我必须搜寻，必须阅读，必须採访，直到把这本书写出来。
把书稿传到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社投石问路。感谢台湾联经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他们立即决定出版这本书，在今年七月达赖喇嘛七十五岁生日前后和两岸读者见面。
理解西藏问题必须瞭解拉萨事件
我是在研究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产生了先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是达赖喇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从中国最年轻的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难民。这个转折点，也是当今纠结难解的“西藏问题”的起因。要理解西藏问题，就必须瞭解拉萨事件。可是，我在研究和採访中发 现，倘若不瞭解拉萨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就无法瞭解达赖喇嘛出走的真相，也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当今西藏问题.拉萨事件不仅是以后半个世纪西藏问 题的起因，也是此前十年中国和藏人居住地区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结果。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看出来龙去脉.前后联系在一起，才谈得上是非曲直。
前几天，我在台湾中央电台接受採访的时候，主持人问得直接了当：既然在西藏问题上，北京和流亡藏人双方都各说各的，那么，你能够用什么来向读者证明，你讲 述的拉萨事件更接近真相呢？
这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和读者一起探索拉萨事件的真相。正因为拉萨事件是中共在藏人地区搞“改革”的结果，也因为达赖喇嘛出走导致西藏流亡 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摆脱的“西藏问题”，使得对西藏问题的瞭解和评价，直接影响对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评价.所以，拉萨事件的真相长 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修饰。这给查明拉萨事件真相制造了很大困难.有关拉萨事件的文件和回忆资料，非常分散，真伪混杂.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共和中 国政府的档案，尚未解密公开，有些文件甚至无法肯定依然保存着。当年主导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中共一方领导层，已经全部离开人世。有很多关键情节，也许将 永远是秘密了。
探索真相永远不迟
但是，探索真相永远不迟.面对错综複杂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探明真相着手，因为真相是我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有信心明辨是非善恶的前提。 没有真相就没有是非。我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重建事件，查明真相。我的能力和资源有限，只能尽我微薄的力量收集和使用了我能够找到的一切资料，特别是各 方对同一事情的不同描述，比对其中的时间地点和数据，筛选出较为可信的描述。如果不同的描述无法肯定真伪，那就只能存疑，留待将来有新的资料问世。
值得庆贺的是，半个世纪前参与和经历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较为年轻的一代人，如今大多还健在，包括尊者达赖喇嘛。他们都垂垂老矣。我在採访中发现，他们 大多并不讳言当初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管很多人回忆以往是非常痛苦的。半个世纪来，没有人去问他们，他们就只能把这些痛苦经历埋藏在心里.只要你诚心 诚意地去问他们，他们的回忆对於核实资料，查明事实细节是非常有利的。
当年入藏的解放军和中共干部，一定还有很多人健在。有些人出版了他们的入藏回忆录，可惜的是这些出版物都受某种固定叙述方式的约束，缺少历史研究需要的细 节和客观性。今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个人留下的口述历史资料，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事实资源。
这本《一九五九拉萨！》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努力，我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引出更多的人来探索汉藏关系史上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真相。此书在台港两地受到的 关注和评价，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期待读者的质疑。我将非常乐意地修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我相信真相的力量。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上午3:19
2010年8月27日 星期五
蘇曉康—乃穹神諭：一個西藏傳奇
● 達賴喇嘛出落成世界精神領袖，爭取國際同情滅絕的西藏文明，做到了得道多助，也是神助。
● 李江琳著作：《1959：拉薩》。
李江琳新著《一九五九：拉薩》重構達賴喇嘛出走真相，寫道：
「……每當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時，達賴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過了一陣，洛桑晋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 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首碼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 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三十磅，全身裝束重達七十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衆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晋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 始膨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綫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 洛桑晉美頹然倒地。」
其實這個畫面，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被好萊塢搬上銀幕，九八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昨天又去租錄影帶，有一部『Kundun』一直想看，這個藏文是甚麽意 思，看完也沒明白，是活佛，還是靈童？影片反映西藏喇嘛教應對世界變局的那種原始態度和無奈，真是一種荒誕，達賴喇嘛凡事決策，都要讓一個巫師一類的人， 穿上戲裝，狂舞進入幻覺，然後吐出扶乩式的忠告，很像中國道士那一套，靠這一套應對中共，自然一敗塗地，雖然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宗教社會，但應對所謂『現代 化』，外辱威逼，其愚昧真比滿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達賴喇嘛流亡出來以後，出落成一個國際級的大政治家，爭取國際社會同情滅絕的西藏文明，比世界上任何一 個弱小民族都做得成功。」
五〇年窺异象識破「紅光」
即使二十一世紀了，文明依舊可以滅絕，一如氣候變遷滅絕物種。曾經「亡國滅種」的華夏文明，苟活之後照樣轉身就去滅絕比它更弱小的文明（亦可拿來給李 澤厚著名的「救亡壓倒啓蒙」再添一個注脚）。當年曾來「瓜分」中國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今一則反省他們曾滅絕南北美洲印第安文明，另則又不免還得跟伊斯蘭 文明你死我活。在這樣一副文明「浮世繪」下，藏傳佛教在世界屋脊已殘破雕零，却在全球各地生氣盎然，其中奧妙誰人能解？我唯有對自己十年前那極世俗的觀 感，感到羞愧。
達賴喇嘛自己對神諭之事，多有著墨。他有一本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譯本臺北聯經一九九○年初版，康鼎譯），文字活脫出他的睿智詼諧，其中有一章《神通 與神秘》，專寫藏傳佛教的秘法。達賴喇嘛有一位護法，叫金剛扎滇，五世達賴喇嘛爲他在拉薩城外建乃穹寺（Nechung，又作涅衝），使之可以借此降神， 是爲西藏國師。達賴喇嘛寫道：
「幾百年來到現在，在新年慶典期間向乃穹請教國政，已經成了達賴喇嘛和政府的傳統了。如果有特別的疑難也可以召請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諮詢他好幾次。 二十世紀的西方讀者可能認爲這種事情太離譜了。即使大部份自認為是『前進』的西藏人，對我繼續使用這種古代搜集情報的方法也存疑慮。但是我會這麼做的理由 很簡單：當我回顧以往許多次詢問神諭的經驗，事實證明每一次他告訴我的話都是正確的。」
他在第二章，尚未即位前就提到，每年二、三月份，「是我一年一度與國師乃穹公開會面的時候……這是給我和政府通過靈媒，針對來年事宜，諮詢西藏守護神 扎滇金剛的機會。」緊接著，一九五○年夏八萬中國軍隊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西藏政府對年僅十五歲的達賴喇嘛是否即位，發生分歧，於是「付諸神諭……靈 媒頂著他那巨大的、儀式用的頭飾，蹣跚搖擺地踱到我座前，獻上一條白絲哈達，放在我膝上……。」扎滇金剛明示，攝政下臺，達賴喇嘛即位，他則感慨自己還是 一個「無憂的年輕男子」，必須去領導一個危難民族。
達賴喇嘛走筆至此，提到當時西藏發生了地震，特別書寫了一段關于「五〇年紅光异象」的文字：「我們仰望天空，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有些人甚 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漸形成，幾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東到幾乎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我聽說實際上 發生在加爾各答……這不只是地震，而是個預兆……這些异象超乎科學，屬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
這是他的慧眼獨識，仿佛他在世界屋脊，俯瞰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赤禍」，只不過以另一種象徵語言加以預言，那却是六 十年前中國大知識份子們悉數盲瞽者。
文明滅絕史：從印加到西藏
從「現代化」命題看西藏，是一個很有趣的視角。閉關鎖國、師夷長技等中國人的玩意兒，在他們仿佛都是經歷的，救亡無疑，啓蒙就未必了，他們必須堅守藏 傳佛教，所有外面的模式、標準都無法衡度這個文明。其實十三世達賴喇嘛，已是一個相當熟悉世界的明白政治家，在强敵環視下也兩度流亡，幷嘗試種種改革，皆 功敗垂成，他臨終預言：西藏將遭到內部和外部的攻擊，家園、寺廟乃至達賴、班禪制度，將遭摧毀，湮沒無聞……。
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中，從文化輿圖勘定地球上（或他所謂的「生物圈」內）二十一種文明，其中有七個存活到今天，十四個已經滅絕，藏文明尚未計算在 內，未知被他幷入了「印度文明」（宗教）還是「中國文明」（地理）。其實湯因比早已說了「文明衝突」，何時成了杭廷頓的發明？湯氏極言各類文明在空間上的 接觸（征服、殖民、奴役、掠奪），背後都是所謂「高級宗教」在做驅力，西方基督教從中世紀晚期至二戰烽火寂滅，已睨視環球無對手，却不料從俄羅斯冒出個 「共產主義」來，定睛一看，它不過是披著馬克思外衣的俄國東正教。那麽，藏傳佛教所面對的那個中國霸權，是否儒家文明也披了外衣、變種、衰亡，抑或被華夏 後裔自行將其也滅絕了的後果，則迄今沒有定論。
文明衝突唯有「優勝劣敗」，是個老黃曆了，湯因比大談「自然法則」，又駁斥斯賓格勒的「命運說」，但是按照他的「挑戰與應對」範式，弱勢文明的滅絕，依舊 是命裡注定。《文明在空間的接觸》一章中，他逐一詮釋近代西歐與東歐、遠東、中東各文明的縱橫捭闔，卻對美洲本土文明寥寥幾筆帶過，定義為「應對困難局面 不成功」。
印第安文明的悲劇根源，後來在生理學家賈德．戴蒙的研究和著述裡有了最新解釋。他潑墨重彩地書寫一五三二年底秘魯高原上的「千古一見」——率領八萬大 軍的印加帝國皇帝，居然被手下只有一百多個烏合之衆的西班牙入侵者皮薩羅生擒，人力懸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獲西班牙 國王？」給出的答案，近因包括槍炮、武器和馬匹的軍事科技、來自歐亞大陸的傳染病、歐洲海軍技術、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文字等等，遠因則是所謂「自行發展 糧食生產業」（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領先群倫、所向披靡。（見王道還廖月娟譯著《槍炮、病菌與鋼鐵》，臺北時報出版）這套理論，不過是把曾令大清一敗塗地的西 洋「堅船利炮」說，又往前倒溯了的三百年而已，一八六○年僧格林沁的兩萬五千蒙古騎兵，不是也在京郊八裏橋呼嘯衝向英法聯軍，結果只有七人生還嗎？
那位可憐的印加皇帝後來被皮薩羅囚在一間小屋裡，作爲人質向印第安人索取贖金，一待黃金堆滿屋子，他就被殺掉了。戴蒙說，這個事件是「世界史的一扇窗，許 多殖民者和土著的衝突，跟皮薩羅俘獲印加皇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便立刻想到班禪喇嘛，他不正是被北京「囚禁」了一輩子，而向西藏索取的贖金，豈是黃金可 以比擬？戴蒙特意詮釋印加帝國的天真、無知、輕率中計，背後乃是文化作祟，如印第安文明未産生文字、新大陸的隔絕使資訊閉塞、從未面對入侵者而無從生出戒 備心等等，這跟達賴、班禪兩個青年喇嘛去北京拜見毛澤東，以及西藏輕易就簽署了「十七條」，不是有些相近嗎？請看，直到達賴喇嘛寫自傳的時候，毛澤東在他 筆下還有這樣的氣魄：「如果他想把頭從左邊轉向右邊，需要花好幾秒鐘，這使得他看起來威嚴而有自信。」
無疑西藏到近代，也是一個衰落文明，但更不幸的是，鄰邦中國恰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崛起，且由一個梟雄掌控，那個自詡「秦皇漢武」的毛澤東，狂言死掉三億 漢人也無所謂，而他又視征服西藏爲一大事功，藏傳佛教豈非在劫難逃？藏人低估共産黨征服的决心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也與印第安人不相上下，更遑論他們還是 一個不殺生的民族？在漢人的殖民統治下，藏人是無所謂「藏奸」的，能妥協就妥協，那些活佛、世俗首領，如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晋美，可說都是投誠中共，但 中共從來沒能從精神上征服過他們。有時我會拿西藏跟越南相比——可以把越南炸到石器時代去的美國，無法戰勝不惜以十換一的越共，美國士兵的道德最後崩潰 了。可是共產黨沒有道德——讀林照真的《喇嘛殺人》（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可知解放軍的鎮壓和屠殺行徑，必須具有某種不把藏人當人的野蠻才行。這是一種怎 樣的張力？
雲遊四海的和尚
雖然達賴喇嘛當年非走不可，但他不可能預見日後的情勢，他特別聲明「我可沒有天通眼」（《流亡的自在》257頁）。他只是聽從了神諭。
歷史上還有一種「讓路說」，即「毛澤東寬大爲懷，給達賴喇嘛讓了一條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則他插翅難逃」。許家屯回憶，一九五九年毛澤東發電報給 西藏工委和張國華，指示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爲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捉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 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見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此處真假且不論，老毛「放生」達賴喇嘛，也可解釋爲一種權宜之計， 他很知道一個信仰民族的難以征服，逼走達賴喇嘛，乃是摧毀喇嘛教的一計狠招，至少在老毛這種大流氓看來是可行的，然而他豈止是沒有「天通眼」，根本是政治 上的極端短視，看不到達賴喇嘛日後傲遊世界，使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後果，這便應了那句老話：「人算不如天算」，此乃「神諭」之謂也。
無數喇嘛跟他離開高原，來到喜馬拉雅山南麓。他把築路營裡幹活的僧侶們都找回來，住進喇嘛修道所營房，誦經、辯經，用石墨寫經卷；在印度南方重建甘 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藏人流亡社區已有二百餘座寺院。（見朱瑞《十四世達賴喇嘛對西藏文化和人類的貢獻》）這些史實證明，藏傳佛教跟隨達賴喇嘛流亡海 外，才得以絕處逢生。留在西藏則是任人宰割，史實也是確鑿的，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有一句「掀起了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對此可說罄竹 難書。（見降邊嘉措《十世班禪喇嘛傳記》，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年版）
從閉塞的世界屋脊，躍入五洲四洋，那年達賴喇嘛不過二十六歲。一九七三年他首度遊訪西歐北歐十一國，並到梵蒂岡拜訪教宗；一九八七年九月他在美國國會 山莊發表《五點和平計畫》、一九八八年六月又在法國發表「斯特拉斯堡演說」；一九八九年北京血腥鎮壓學生運動不久，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他——這麽一個 簡單的排列，就顯示出在漢藏兩側，一邊是暴力和墮落，另一邊則是達賴喇嘛和平善意與國際聲望的攀升。神諭指引了他一條路，但修成正果還要靠他自己。他實在 有太好的修煉。
他哪裡只是一個宗教領袖？他是當代一大哲人。這個世界剛剛爬出冷戰泥淖，就一頭撞上「文明終結」，誤人子弟的思想巨匠銷聲匿迹，這當口，從雪域翩然而 至一個和尚，用一口破英語說出來的哲理，令人怦然心動，仿佛天外來音。即便是爲拯救他苦難的西藏子民，他也需要從佛家講出一套「宇宙責任心」來，沒有博 愛、諒解、普世的慈悲，乃至對大自然和動物的憐憫，不止藏人、西藏高原、藏傳佛教要滅絕，這個世界和其他文明也會滅絕。
五九年到八九年不過三十年，達賴喇嘛在西方成為具有「奇裏斯瑪」（charisma）特徵的世界精神領袖，那些巧言令色的政客、演藝界巨星、商業钜子等等 都誠服于他的魅力之下。曹長青描繪過一幅紐約中央公園的畫面：
「把大草坪覆蓋得如同一副潑墨畫的四萬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齊刷刷地凝聚在高臺上那位身著紅色袈裟、謙恭地、合手致佛教禮的喇 嘛身上。『達賴喇嘛在美國受歡迎的程度達到了歷史頂峰』，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報之一《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他簡直成了好萊塢巨星』，另一家大報《華盛頓 時報》感嘆。此刻，美國三大電視台的錄影機和幾十部攝影記者的鏡頭，把大草坪的盛況定格、顯影到整個世界。據統計，在曼哈頓中央公園有如此規模聽衆的演 講，只有羅馬教宗可以相比……」。
達賴喇嘛說，「神諭」不是人，而是精靈，「他的性格非常孤獨、嚴峻，就像我們想像中的古代長者」，「我和乃穹之間的關係是指揮官與副官的關係。我從來 不向他鞠躬禮拜。乃穹才要向達賴喇嘛俯首禮拜。乃穹非常喜歡我，他一向非常照顧我。」
2010年7月22日
原载《开放》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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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5日 星期三
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
救世主的梦幻与“末世危象”
半个世纪前，当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流亡道路后，全世界差不多都以为，达赖喇嘛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毛泽东和中共终於摆脱了在“十七 条协议”中对西藏保持现状的承诺，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藏民族中强行“民主改革”，随心所欲地按照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西藏。
我在阅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件和报纸的时候发现，那个时代似乎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对落后“农奴”的西藏抱着一种救世主的满意情绪.可是，普通人对 藏地血腥的“平叛扩大化”、毁寺灭佛、强行迁徙、大饥荒以及西藏文革中的武斗及镇压，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他们拯救了百万农奴的梦幻之中，对中 央政府派出的军队及干部在藏地造成惨绝人寰后果的种种政策视而不见。
那时候却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非常困难的岁月。年轻的达赖喇嘛告诫追随他流亡的藏人，我们无法很快回归家乡，但是我们肩上有保存藏地佛法、保存藏文明和藏 文化的重任。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早已今非昔比，奥运和世博似乎也带给民众世纪狂欢的享受，然而社会上下的自我感觉却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人人都 能感觉到，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或许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灾难；现在出现的一些繁华景象，很可能只是“末世危象”的预兆而已。
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回顾半个世纪的路径，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显而易见，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一部分人断断续续地感觉到满意和幸福外，更多 的人，更持久的感觉是不安、不满和焦虑.
中国社会呈现的普遍精神失落，是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结果。中共执政以来，已经有三代人从小学开始接受单一的庸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反人道反人类的阶级斗 争教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新中国人”普遍崇尚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如今中国社会老少几代人都崇拜“成 功人士”，而并不在乎对“成功”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心理根源。
就在这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同时，展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达赖喇嘛立足於他的深厚佛法理念，对藏民族乃 至全人类的未来，有着长久而深刻的思考。他为流亡藏人社区指出的道路，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告诉艰难困苦中的藏人同胞，根据佛法，生命轮回，世事必变，我们绝不可在困难中沉沦.无论别人怎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在道德上堕落，必须保持我们在道 德上的自信，抱持内心的善念，抱持良好的动机，行善事，积善业，总有一天，事情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决不能在内心动摇这种信念。
同时，我们要学习，要开放，要转型，要改变原有的落后，还要保留好我们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流亡藏人在到达印度后第一年，就办起了学校，盖起了寺庙，陆陆续 续地办起藏医学院，藏戏和表演团体.从六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就坚持要让藏人社区向民主化转型，经过几十年努力，追随他的老一代贵族陆续和平地退出了行政 管理，被新一代民选的平民精英所代替。
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不是“法王”，不是“活佛”，他只是一个喇嘛，一个普通的僧人。他还说过，他的第一使命是促进全人类各宗教的和平共处。他在世界各地 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为每一个倾听他的普通人指出一条到达内心和平，获得长久快乐的道路。他提倡“普世责任”，指出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 题，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在各地旅行研究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钦佩和推崇达赖喇嘛的慈悲和隽智。遗憾的是，由於长久严密的封锁，世界上最大国家、最大民族的人们，对达赖喇嘛最不 了解，甚至怀有敌意。如今，这个最大民族遭遇的深层精神危机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个最大民族的政治领袖几十年来轮流提出的应对信仰危机的理论，从“四 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最终必将消亡於无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已经是事实，仍然受这种意识形态制约的庞大专制政权，不可能有 能力来应对民族精神危机.
眼下谁也无法预言，这种没有信仰、缺乏精神基础的状态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这种状态总有走不下去的一天。半个世纪来犯下那么多过错的民族，没有精神救赎就 不会有新生。我对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研究使我相信，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会敞开胸怀，拥抱达赖 喇嘛给予我们的慈悲和智慧。
（作者新着《一九五九拉萨！》上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首发《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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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书评：《1959拉萨！》
李江琳：《1959 拉萨！》
还记得去年新疆发生种族冲突后，新疆的灵魂人物热比娅遂被指为策划者，可是，坊间对她为人却所知不多，于是，我在这节目中介绍了她的自传。今集，我同样想 向各位听众介绍的书，都是彼此认识不多，即使看过的资料也可能是极富政治宣传性味重的东西。今集要介绍的书就是讲述震动西藏藏民神经线的《1959拉 萨！》。出版商是新世纪出版社，作者是已定居美国的李江琳。
李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犹太历史硕士和图书馆学硕士学位。2004 年起，她开始认真地阅读西藏文化及历史相关的书籍，2007年，她更索性进行研究，不时印度与美国两边跑，更一度耗费整整半年时间长驻在印度以便更能深入 地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流亡的藏民等进行访问及纪录。
每凡提及西藏二字，中国境内的民众都甚为紧张，把嘴闭起，即使开腔谈论的都是指达赖喇嘛搞分裂云云。但是，当细问理据及知否引起西藏民众震怒的「拉萨战 役」时，他们莫不语塞，目瞪口呆。
《1959拉萨！》正好是补充这一段历史不完整纪录的一本历史书。作者李江琳坦言，她撰写此书时，亦不断参考及引述其他已公开的材料，当中包括中国官方出 版的书本、材料，但书也有不少内容是来自昔日目睹那场战役的流亡者的第一身忆述的真相。
全书分为廿三章，首四章乃讲述引发一九五九年三月暴发屠杀，导致血流成河的「拉萨战役」。倘若对拉萨战役毫无认识，在此书透过作者浅白的文字，遂可理清战 役的肇因，再透过作者以第一身当事人撰写方式陈述那场震摄人心的屠杀战役，不难令你入迷追看，更不难令你眉头绉因为当作者陈述战役当事人亲眼目睹发生的事 件时，再对照作者直接引述官方公开资料时，不禁令你感到畏惧。
就以书中讲述「打响第一枪」为例，作者引述吉柚权的《西藏平叛纪实》说法谓「奉命占领山顶的那个排，快要摸到第二个山顶，即居钦图丹所说的「山腰」时，守 卫的康巴人喝问是谁，中方士兵没有回答，对方即开枪。这一情况立刻被电报中央，表示藏方已经打了第一枪。」
这段事，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纪》中纪述「第一枪」谓，「凌晨三时四十分，叛乱武装在罗布林卡西南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首先向我军控制该渡口的一个连开枪 射击。」
作者对此事纪录就很坦率地谓，是为了在宣传上占抢道德制高点，使战争的性质由「镇压」转为「自卫」。
再看，《中共西藏党史大事纪》中纪述「第一枪」响起后的事，它谓「叛乱分子并向自治区筹委会办事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气象处、贸易公司、 邮电局、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十多个单位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当时邮电局职工王起秀事后忆述的文章中却谓，「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 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
至于那场轰动天地的战役，作者对照来自官方及民间的各种资讯后，相信向达赖喇嘛夏宫的罗布林卡发动攻势是于二十日凌晨，一开始的炮轰便长达二至三小时，而 大轰炸时，罗布林卡内的人都不是战兵而是平民百姓，当中包括马夫、园丁、佣人、僧侣、政府官员及职员，根据官方文件，他们统统都被列为「叛匪」。
这一章血流成河的惨烈战役，李江琳特别用「红色的拉萨河」作为标题。她讲
「拉萨河水全都是一片红色，所以，那章叫红色的拉萨河，人和马的尸体在河里好似筑成一个堤坝。上河的水慢慢升高，然后把死体通开，然后，红色的河水往下 流。我在写这个时，心里有特别的痛感。写后须要一段时间平伏下来，我写这个时是在半夜，一口气写完，当时约是凌晨四、五，我之后去睡，翌日醒时，发现自己 的脸色清白，发黑，因为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情感并没有写出来，但是，我可以想像这种惨烈在藏民的记忆中一直流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至于，由1959到2008年拉萨出现的三次暴乱事件，李江琳认为始于毛泽东当政时，于1956年强硬地要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土改运动有关，目的就 是要扫除西藏，但是，当时的矛头并非直指西藏，而是先从周边地带如四川、云南等开始，之后再蔓延到西藏。民怨累积至五九年，遂出现拉萨事件。其实，除土改 外，毛泽东于五八年又强行推出其他的政策当中包括「公社化」，强要藏牧民把自己饲养的牲畜「无代价」入社，让其统一管理，反对者，又一一被列叛匪。当年， 因牲畜不再属于私有产权，饿食、因饥饿被迫吃下患病的牲畜及被指为「叛匪」而被「歼灭」的藏民，就以《兴海县志》的纪录，高达七千多人，占该县人口接近一 半。
其实，每次死伤发生，不难发现都是跟中共强行推出政策有关，每遇上反对声音就立即把对方视为「叛匪」，以武力对付，那管对方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当被问及同类的事件往后会否继续发生？她平淡地说。
「我们如果不改变对西藏的政策，不尊重藏民族的历史，也不尊重藏人的生活方式，不理解藏人的宗教情感，再发生同类事情，我不奇怪！」
可如何改变血腥暴力再发生，她认为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认真聆听。
「让藏人自己说话，我们学习先去听，放下意识形态，我们的宣传中说我们一直给藏人带来文明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给藏文化带来多少的破害。」
这本书虽然纪录中共感到最敏感的议题，但是，李江琳说没半点恐惧，因为她做的是严肃的学术历史研究，把所有资料来源胪列，把不同的资讯铺陈出来，让读者一 目了然。那她如何评价官方在西藏这部份纪录的历史？
「用宣传代替历史，那宣传是愚弄别人之馀也愚弄自己。」
历史纵不断的被隐藏、被篡改、被掩饰，但是，每个年代定必有人怀著寻求真相的心，把它还原真相。
http://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bookclub/liuyun-08202010121550.html?encoding=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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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5日 星期四
我眼中的達賴喇嘛
2009年6月，李江琳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我眼中的達賴喇嘛
──專訪《1959：拉薩》作者李江琳女士
◎ 金 鐘
時間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地點：開放雜誌社
● 留美歷史學者李江琳出版新著《1959：拉薩》在台灣香港相繼受到熱烈歡迎。是作者填補五九年拉薩事件研究空白的力作。對於達賴喇嘛出走和拉薩戰役有獨到 揭示，更提供多次採訪達賴喇嘛的現場觀感。
問：在藏學早成為西方「顯學」的今天，您的著作《一九五九：拉薩》的出版得到這樣的成功，又好評又暢銷，值得恭喜。請問，您寫拉薩事件有甚麼與眾不同之 處？
李江琳：對於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有很多人寫過，但他們都是在一個著作中一章一段的描述，我是一本專著，二十六萬字，光背景就寫了四章，描述一九五六至 一九五九年的全過程，這是和別人不同的，而且，我提供許多關鍵點的細節，回答了些重要的疑難問題。作了許多考證的功夫。
達賴喇嘛出走的真實原因
問：拉薩事件的焦點是達賴喇嘛的出走，這是西藏歷史上里程碑的大事。達賴喇嘛為何出走？我們知道有兩個版本：「讓路說」與「劫持說」。您認為哪個說法比較 合理？
李江琳：兩個說法一直在流傳，但都是宣傳，不是事實。先說「讓路說」。此說是，毛澤東指示讓達賴喇嘛出走，解放軍不予阻止。來源一，是許家屯回憶錄提到， 他當江蘇省委書記時，看到過毛給張國華的電報，要部隊讓出一條路，讓達賴喇嘛去印度。來源二，是西藏軍區參謀長李覺的回憶錄，說大炮已對準南逃的達賴喇 嘛，但中央沒有命令開炮，眼看達賴喇嘛他們渡過拉薩河逃走。這兩個來源都有問題，因為張國華和李覺當時都不在西藏，李覺已去青海核基地造原子彈了。至今沒 有當年在現場的中共軍方一個人出來說過有「讓路」的命令。
問：您在書中說，早聽說過毛下令讓達賴喇嘛出走的故事，那在甚麼時候？
李江琳：大約文革中，聽一個同學說的，他家是軍隊幹部。
問：挾持說，又如何？
李江琳：這是中共官方的說法。西藏的神、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叛逃了，要有個說法對公眾交待。要攔擊，是不敢的，萬一斃命，更無法交待。「挾持」之說，見諸文 字是毛澤東最早說的，毛在三月二十日即達賴喇嘛走後第三天，明確指示「只宣傳叛國份子挾持達賴喇嘛......這對於打擊敵人有好處。」實際上，當達賴喇 嘛到達印度，露面發表聲明後，「劫持說」在國際上就沒有人相信了，只是在中國大陸還能騙人一時。後來攻擊達賴喇嘛叛國，「劫持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問：那麼，真正出走的原因是甚麼？是不是神意，降邊嘉措的《班禪傳》寫過這件事。
李江琳：我判斷，真正造成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是兩顆炮彈，即三月十七日下午打到羅布林卡宮的兩發迫擊炮彈，使達賴喇嘛感到戰爭已經威脅到他身邊了，他到 印度後的聲明，也提到這兩發炮彈，使他感到極大危險，因而決定出走。但中共指為「徹頭徹尾的捏造」，直到九十年代的出版物中才承認有其事，說是一個警察曾 憲山擅自幹的。
問：「神諭」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江琳：占卜求神很多人不太了解。其實這是很多民族、宗教都有的一種信仰儀式。藏人相信神Kuten，在重要問題上傾聽神的告誡。達賴喇嘛相信「乃穹神 諭」，透過降神者洛桑普美將護法神的旨意傳示出來。三月十七日晚，神諭是「快走！快走！今晚就走！」這個儀式促成了達賴喇嘛立即行動，帶領幕僚，星夜出 走。我在達蘭薩拉訪問達賴喇嘛時，他告訴我，他請教「乃穹神諭」已六十年了，每次「乃穹」都沒說錯。但是，他的決策不光全靠神諭，還要考慮其他因素。
問：降邊嘉措書中寫的和您的寫的有些不同。他說當時是達賴喇嘛去到神殿從寶瓶中抽簽，在「宜留」「宜去」兩個糌粑團中，抽到了「宜走」那個，於是匆忙出 走。
李江琳：我是根據達賴喇嘛自傳中的描述寫的，西方的著作都引用這個來源，比較權威。不知道降邊嘉措的根據從何而來？
一場預謀的大屠殺：拉薩戰役
問：記得江澤民有一次當眾問克林頓，不理解西方人為甚麼那樣推崇落後的西藏佛教？
李江琳：共產黨對西藏的認識造成一個誤區，他們信的是無神論，只相信物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否定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結果共產主義也搞成一個極端排 他的宗教。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都只要物質，徹底摧毀宗教信仰。對藏文明的摧毀在毛時代已到了令人髮指地步，至今沒有反思。漢人對藏人一直存 在救世主情結，帝國強權意識。西方對達賴喇嘛的尊敬，表現了他們對不同文化，尤其是瀕臨毀滅的文化的救援。歷史上已有許多文明被毀滅，如印加文明、印第安 文明，他們深有痛感。一直在反思。藏文明在物質面雖比不上漢族，但精神追求上超過漢族，西藏歷史上沒有漢族歷史上一次又一次血流成河的災難。
問：您書中指出，中國民眾對西藏的認知受電影《農奴》和才旦卓瑪的歌唱影響而定格。您對西藏「農奴制度」看法如何？
李江琳：達賴喇嘛並不否認西藏落後的地方，但「農奴制」的宣傳是被毛澤東誇大了的。中國封建制度的晚清不是一樣落後嗎？中國的許多陋習和酷刑都被西方強權 所蔑視，毛只是複製了西方對中國的歷史觀。實際上，一九五二年達賴喇嘛就成立了「改革局」，要改革西藏的社會制度，廢除烏拉和差役，阿沛阿旺晉美是負責人 之一。但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方式。美國藏學大家戈爾斯坦（M．Goldstein）的名著《西藏現代史｜｜喇 嘛王國的覆滅》（1913-1951）二○○七年版（应为《西藏现代史》第二部--李江琳按），已將「農奴制」改稱為「莊園制」，我是認同的。
問：七年前我讀毛四九年後文稿集，收有一封給汪鋒的信，提了對西藏的十多條問題，說明他們對西藏十分陌生，連人口多少都不清楚。
李江琳：是的。汪鋒和洪學智等人去調查，但沒有見到汪的直接報告。毛在四月十五日見班禪等藏人時，就斷定藏人被剝皮抽筋。幾天後，周恩來在人大會上曾說過 「西藏的農奴制度比中世紀還黑暗」，這是政治結論而不是學術結論。中共堅持「農奴制」之說是為了使他們的「平叛」鎮壓合理化，「解放百萬農奴」。我堅持這 種看法，被一些漢人猛烈攻擊，我還是要說。
問：說到「平叛」，您的書中對拉薩戰役寫得很詳細，很多資料是中大那本「國史」中看不到的。文革後，官方對「平叛」有沒有平反？
李江琳：沒有官方的平反表示，只在黨史書中承認有「擴大化」，和對反右運動一樣。包括循化事件在內（按：青海循化縣是班禪喇嘛、喜饒嘉措大師的家鄉，一九 五八年八月僧俗民眾因反對強行社會主義改造，發生暴動，中共出兵鎮壓，殺五百餘人、捕二千餘人。）中共對藏區的極左政策，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四沒有間斷， 文革只是摧毀這個弱文明的最後一環。
問：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有驚人的揭露，毛時代西藏政策完全是「滅族滅教」的性質。您提到五九拉薩和八九北京，是中共政權六十年中兩次很相似的動用軍隊 鎮壓民眾的流血事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李江琳：是的，最主要相似之處，就是流血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當局蓄意要打。拉薩事件就是毛早就想打、想大打。他知道藏人是不會接受他的暴力土改的。而且， 根據十七條協議，「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他便藉口達賴喇嘛被挾持出走，兩天後發動大規模攻擊，使用現代武器對 拉薩施行狂轟濫炸。他們在「平叛」紀實中描寫的詞彙是：遍地開花、人仰馬翻、不論甚麼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屍分」；在拉薩河灘上「炮彈如雨落下」，人屍馬 屍堵滿了河道......正史中就隱諱了這場大屠殺的細節。北京「六四」當然還沒有這樣慘烈，但戒嚴開槍也一樣是預謀的，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問：「拉薩戰役」死了多少人？
李江琳：這場屠殺完全是軍事上一面倒的鎮壓。死亡數字藏人方面說是三千到五千，官方只承認四百五到五百人，還說解放軍陣亡六十多人。「平叛」殲滅「叛 匪」，在全藏，花了三年時間。一九六○年，西藏軍區政治部一個文件中稱「一年半內消滅了八萬七千多叛匪」，可以想見，這場在西藏進行的戰爭，相當慘烈。我 的書只寫到拉薩戰役五九年三月底為止。
問：您在西藏境外作了很多調查採訪，有沒有去西藏和大陸做一些考察？
李江琳：我能去中國大陸，但沒有去做關於西藏的實地考察，還沒有去過西藏、拉薩。對於歷史研究這不是很重要，而且很多景觀已面目全非。對於大陸各種相關資 料，我很重視收集，這也是我比海外許多學者的長處。海外研究西藏的許多華人同行，我們都有來往。和他們有點不同的是，我只是研究西藏歷史，他們多是研究 「西藏問題」。因此，自認為不是西藏問題的合適的回答者。
達賴喇嘛的健康與魅力
問：達賴喇嘛尊者，我只見過一次，在紐約。您應該接觸比較多，近距離的印象是甚麼？
李江琳：從○四年起，每年都見，去年見了五次。我們交談，一般話題用英文談，西藏歷史如五九年之前，他用藏語，並錄相存檔，作為史料。我覺得，他是一個智 慧高，細心和很重視別人感受的人。絲毫沒有那種聖者和大人物的冷漠、高傲。有一次在他的會客室訪問他，我因感冒，衣衫單薄，不自覺兩手抱持，他靜悄悄地將 室溫調高，不打擾我的工作。另一次，我和他談到張經武（中共首任駐藏代表）在文革中的慘死，順便說到佛家的因果報應。尊者沒有言語，我看到他眼睛已經飽含 淚水。讓我深感歷史不能輕浮，任何一次反抗和一次鎮壓，雙方都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
問：達賴喇嘛成為世界級領袖和留在西藏的班禪喇嘛的悲劇命運適成對比。人們很關注他的健康，您的觀察如何？
李江琳：他自說很好。在去年拉達克的訪問中，我全程跟了他兩天，節目緊湊，人氣沸騰，把我累壞了。問他如何？他說，很好，不緊張。睡得好。他說：「心裡無 事，不像中共幹部那樣怕說錯話。」有時秘書給他準備好講稿，他不用。他生活習慣簡單，過午不食，下午只在四至六時，喝一杯奶茶，吃幾片餅乾。談問題，坦 誠、幽默、風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說「可能你比我知道得多！」他謙卑，不讓你感到自卑渺小。我第一次見他，緊張到一分鐘說不出話來，現在，已如熟人一般 交談。
問：您問過他繼承人問題嗎？
李江琳：沒有。這不是問題。藏傳佛教有自己的傳統，已經相傳十四代，只是特定的、人為的政治情況下才是問題。
問：中共以乎在等達賴喇嘛去世，以為沒有他的存在，西藏就萬事大吉了。
李江琳：中共以策略對抗智慧，使簡單問題複雜化。西藏問題明明是中共如何對待、尊重少數民族及其宗教、文化的問題，不是對付一個達賴喇嘛的問題。應該讓達 賴喇嘛回到他的家鄉，才更有利實現藏漢和解。等達賴喇嘛圓寂後，事情會更複雜。現在，一個進步的西藏的體系，包括政治、教育、醫療、福利、宗教已經成型， 與達賴喇嘛在不在沒有關係。
問：您為我們寫過「藏青會」的文章，這一代是西藏的未來和希望嗎？
李江琳：流亡中的藏人有代溝。老一代是百分之百服從達賴喇嘛，青年一代則是宗教上服從，政治上不一定服從。「藏青會」是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一代藏人，他們 主張政教分離，主張非暴力的獨立和保留西藏文化。已經不止一代人了。他們是西藏未來的主流，妖魔化「藏青會」，大錯特錯。
問：您說過，要寫達賴喇嘛傳，已獲得尊者的授權。計劃如何？
李江琳：是的。寫這本書繞不開他的流亡史。我發現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九這段時間的資料不足，令人感到神秘。一九七九年達賴喇嘛去美國、一九八九年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這兩個年份是他歷史上的轉折點，使西藏和西藏文化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和熱點，七九年之前是制度轉型、個人走向成熟的二十年。我正在研究和彌補 這一塊空白。
問：最後，請您說說，一位中國背景的歷史學者，可選的課題很多，是甚麼機緣，讓您選擇了西藏和達賴喇嘛？
李江琳：哦，在大學，尤其是八八年留學美國後，我的史學視野擴大了很多。一九九九年，世紀末的最後一年，我在紐約中央公園聽到達賴喇嘛的演講（李察吉爾主 持），他用英文宣示佛家的悲天憫人、寬容、人類平等的哲學，幽默的語言，贏得數萬聽眾如對好萊塢巨星般的歡迎，讓我好奇、震撼。完全顛覆了中國的經典宣 傳，我整個被征服了。我在圖書館的工作又發現西藏的歷史、文化都是外國人寫的，西藏並不黑暗神秘......就萌發了要去親身體驗的意念。那時候我已經擺 脫了傳統的婚姻束縛，就更自由地投入藏學研究，那是二○○四年。
問：網上說，您○七年才開始研究西藏流亡史？這是您的終身志向嗎？
李江琳：是的，我已別無選擇。達賴喇嘛流亡史、西藏現代史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然而，這部份一直被扭曲，是不公平的。我隨緣而擇，去開拓這塊空地，是需 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也是一個歷史學者的幸運。我想任何人遇上了，也不會放棄。
《开放》2010年8月号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下午10:54 0 评论
2010年8月2日 星期一
我相信真相的力量──《一九五九拉萨！》出版感言
用了两年时间，终於把有关一九五九年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一九五九拉萨！》写完了，说不出心情是轻松一点，还是依旧压抑。这两年里，我採访了很多 西藏难民，阅读了各方很多文件和回忆录。有关拉萨事件的资料和故事，能够找到的我都读过了，有些读了不止一遍两遍。那不是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因为那里面 有太多的血腥和眼泪，有太多的残酷，有太多的生命丧失，有太多的人生悲凉。可是我知道我必须搜寻，必须阅读，必须採访，直到把这本书写出来。
把书稿传到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社投石问路。感谢台湾联经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他们立即决定出版这本书，在今年七月达赖喇嘛七十五岁生日前后和两岸读者见面。
理解西藏问题必须瞭解拉萨事件
我是在研究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产生了先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是达赖喇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从中国最年轻的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难民。这个转折点，也是当今纠结难解的“西藏问题”的起因。要理解西藏问题，就必须瞭解拉萨事件。可是，我在研究和採访中发 现，倘若不瞭解拉萨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就无法瞭解达赖喇嘛出走的真相，也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当今西藏问题.拉萨事件不仅是以后半个世纪西藏问 题的起因，也是此前十年中国和藏人居住地区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结果。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看出来龙去脉.前后联系在一起，才谈得上是非曲直。
前几天，我在台湾中央电台接受採访的时候，主持人问得直接了当：既然在西藏问题上，北京和流亡藏人双方都各说各的，那么，你能够用什么来向读者证明，你讲 述的拉萨事件更接近真相呢？
这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和读者一起探索拉萨事件的真相。正因为拉萨事件是中共在藏人地区搞“改革”的结果，也因为达赖喇嘛出走导致西藏流亡 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政府不可能摆脱的“西藏问题”，使得对西藏问题的瞭解和评价，直接影响对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评价.所以，拉萨事件的真相长 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修饰。这给查明拉萨事件真相制造了很大困难.有关拉萨事件的文件和回忆资料，非常分散，真伪混杂.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共和中 国政府的档案，尚未解密公开，有些文件甚至无法肯定依然保存着。当年主导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中共一方领导层，已经全部离开人世。有很多关键情节，也许将 永远是秘密了。
探索真相永远不迟
但是，探索真相永远不迟.面对错综複杂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探明真相着手，因为真相是我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有信心明辨是非善恶的前提。 没有真相就没有是非。我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重建事件，查明真相。我的能力和资源有限，只能尽我微薄的力量收集和使用了我能够找到的一切资料，特别是各 方对同一事情的不同描述，比对其中的时间地点和数据，筛选出较为可信的描述。如果不同的描述无法肯定真伪，那就只能存疑，留待将来有新的资料问世。
值得庆贺的是，半个世纪前参与和经历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变革的较为年轻的一代人，如今大多还健在，包括尊者达赖喇嘛。他们都垂垂老矣。我在採访中发现，他们 大多并不讳言当初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管很多人回忆以往是非常痛苦的。半个世纪来，没有人去问他们，他们就只能把这些痛苦经历埋藏在心里.只要你诚心 诚意地去问他们，他们的回忆对於核实资料，查明事实细节是非常有利的。
当年入藏的解放军和中共干部，一定还有很多人健在。有些人出版了他们的入藏回忆录，可惜的是这些出版物都受某种固定叙述方式的约束，缺少历史研究需要的细 节和客观性。今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个人留下的口述历史资料，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事实资源。
这本《一九五九拉萨！》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努力，我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引出更多的人来探索汉藏关系史上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真相。此书在台港两地受到的 关注和评价，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期待读者的质疑。我将非常乐意地修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我相信真相的力量。
发贴者 李江琳 时间： 上午3:19
wanghx
Nov 12, 2010, 4:58:41 AM11/12/10
to lihlii-g, Salon Friends, jr...@googlegroups.com, po...@lihlii.posterous.com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73752
內容簡介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是重建漢藏之間兩個歷史真相的第一本書。
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開始一生流亡的命運。
他為何出走？如何出走？
為什麼達賴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
為什麼拉薩民眾在1959年3月10日幾乎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觀看演出？
1954年，達賴喇嘛赴北京訪問時，拉薩民眾並沒有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
14天的顛沛流離，崎嶇顛簸的遙遙路線，
到底是毛澤東放走的「讓路說」？或是反動分子策畫的「劫持說」？
是什麼導致「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在中國與西藏的歷史上留下重重謎團。
1959年，發生第一次「拉薩事件」，
1989年，發生第二次「拉薩事件」，
2008年3月，「拉薩事件」再次爆發。這是50年來拉薩發生的第三次暴動。
暴動的過程中，一名拉薩青年高喊：「我們是你們49年前殺死的人，我們又回來了！」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句話中隱含的痛楚？
唯有返回歷史現場，聆聽經歷者和流亡者的真實故事，
靠正義、勇氣和愛，讓世人知道所有真相，重獲和平！
作者李江琳近年來致力於西藏問題的研究，每年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尋訪西藏難民定居地點，傾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通過調查研究，對西藏歷史 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為了讓大家真正了解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她綜合了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尋找1959年的兩 個真相：
1 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
2 達賴喇嘛為何出走？如何出走
為什麼是歷史謎團？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民間版」即「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 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這些反動分子……在3月 17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對於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書中的陳述是3月17日那天有兩發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在請示乃穹神諭後，得到的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 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
但乃穹神諭的話只是達賴喇嘛考慮的因素之一，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才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
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歷史不會說謊，歷史不能迴避，是時間的最好見證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1959年的事件，弄清楚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則永遠不會理解藏民族的傷痛，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每隔20年左 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
本書附有數十幅珍貴的歷史圖片，是最好的歷史知識教育。
作者簡介
李江琳
江西南昌人。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 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從2004年開始研究西藏問題。2007年以來開始研究西藏流亡史，在印度和尼泊爾訪問了14個西藏難民定居 點，採訪了200多名來自西藏三區的難民。先後在《明報月刊》、《開放》、《人與人權》、《中國人權雙周刊》等雜誌發表了多篇有關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社會 的文章。
詳細資料
規格：平裝 / 424頁 / 23*17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目錄
推薦序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地平線上的風暴
第二章 戰火燃過金沙江
第三章 風雲際會新德里
第四章 悲愴的青海湖
第五章 拉薩：不安的早春
第六章 布達拉宮的驅魔舞
第七章 槍口下的傳召法會
第八章 「達賴喇嘛不准帶警衛！」
第九章 「西藏歷史上最緊張的一天」
第十章 神秘的康巴漢子
第十一章 保衛羅布林卡，保護達賴喇嘛
第十二章 烏雲壓城城欲摧
第十三章 砲口下的秘密策劃
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第十五章 那天夜晚，然馬崗渡口
第十六章 蒼蒼雪域，莽莽高原
第十七章 黎明前的槍聲
第十八章 藥師佛之殤
第十九章 紅色的拉薩河
第二十章 血火聖城
第二十一章 「投降吧，為了保護大昭寺！」
第二十二章 當硝煙飄散之後
第二十三章 永恆的翻越
後記
附錄：人物索引
主要參考書目
採訪名單
序
推薦序
今年（2010）美東的初春雨水極多，我們驅車前往紐約，一陣陣的傾盆大雨使我們難以認路，但「交通定位器」的清晰聲音指引我們下一個路口要行駛的方 向，就這樣我們來到了「漢藏學生友誼之橋」的會場。3月，我應邀在紐約參加了一次漢藏學生發起並組織的研討會；會上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認識了李江琳女 士，李女士和我都是大會發言人。會上聽了各位發言者的精彩演講，使我非常感動，特別是李女士的發言使我意外，我原以為她作為一位漢族學者，自然會站在中國 政府的立場上來談論西藏問題，而她的發言恰恰相反，沒想到她的發言會那麼條理分明、客觀事實，而且還引用了很多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來說明西藏問題的來源 和發展。看得出來她真是付出了心血，並擺脫了中國官方宣傳的枷鎖，進行認真的研究來闡述真實的歷史，這點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會後我主動找她，繼續交談，因而對李江琳女士有了更多的了解。得知她以前從事圖書館工作，近幾年來她研究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三區1950-1959 年的歷史，不難看出她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告訴我，正在寫一本關於1959年「拉薩事件」的書，請我為這本書作序，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李江琳女士收集大量資料闡述50年代在三藏高原所發生事件，她的書裡也寫到了青海「平叛」的一些情況，青海是我的家鄉，是我理所應當要關心的地方。我最近 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也寫了一些當時家鄉所發生的情況。我的書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來寫的，也就是說真實地反映了親自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情景。李女士書中 是以史料為依據來證明事實的。
李江琳女士出生在共產黨的幹部家庭，從小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她肯定自然而然的相信中國政府的宣傳，除了政府的宣傳，對西藏 和達賴喇嘛，她可能一無所知。由於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機緣，她對西藏問題產生了興趣，通過調查研究，對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李女士多年的研究和確鑿的事 實，使她做了一個90度的轉彎。這使我想到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先生─一個成長在國外的華僑，以愛國的熱誠跟隨毛澤東從事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開始對毛 澤東五體投地，敬佩之極，成為新中國的「御醫」他當然感到自豪。但是，多年親眼目睹毛澤東的私人生活和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對毛澤東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看 法，並寫了那本馳名中外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書，這本書使我們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政治內幕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這點上李江琳女士在西藏問題上的深入研究、 她所做的刻苦努力和最終產生的思想變化都有同樣的意義。
為了讓人們真正了解歷史和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這本書能提供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其內容很有說服力。 服務政權的宣傳和單一的紅色口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需要面對歷史，尊重事實。真正了解西藏問題，才能知道應該怎樣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如能真正反省歷 史，才能癒合民族間的傷痕；真正的和諧來自於真誠。
李江琳女士的書讓我想起一件往事。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許多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特赦國民黨將領，無罪釋放1958年「平叛擴大化」時被 捕的藏人和蒙古人。就這樣，塔爾寺的很多高僧大德在獄中沒有圓寂的都平反回寺了，我們家族就有很多人同樣得益。我可憐的父親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和侮辱，老人 往生的地點、時間我們至今也無法得知，但當時我還是感激共產黨的「平反昭雪」政策。 過了幾年後我有機會跟一位叫馬海霖的朋友（他的名字怎麼寫我記不清了）聊天，才得知這些所謂「平反昭雪」的來龍去脈，平反得來真是不易啊。馬海霖當時是青 海省委統戰部的幹部，後來當過青海省伊斯蘭教協會秘書長。他告訴我，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扎喜旺徐多次到中央，要求對1958年青海地區的「平叛」平 反。扎喜旺徐是藏人裡最早加入紅軍，跟紅軍長征的「紅小鬼」之一，也是第一批來青海的藏族領導之一，所以他親眼目睹了1958年青海「平叛」的情況，後來 他常常要求中央對「平叛」徹底平反。馬海霖有機會跟扎喜旺徐去北京參加過一些高層級的會議。扎喜旺徐每次進京開會都會找一些中央領導人，要求他們對青海 「平叛」徹底平反。扎喜旺徐每次都反映青海「平叛」的錯誤，「平叛」給當地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特別是對藏族同胞的摧殘傷害，「平叛」必須平反，否則黨的 信譽無法恢復，工作也無法開展。馬海霖說，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平反「平叛」都有非常大的阻力，特別是省一級領導，因為當時下命令鎮壓所謂叛亂，和參與槍 戰的州縣一級領導，現在已經提升到省級了，平反「平叛」對他們的職務、利益和榮譽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願意平反「平叛」。 他們堅持說「平叛」是正確的，「擴大化」恐怕有過錯，最多只能承認這一點。 但扎喜旺徐堅持徹底平反「平叛」。
他下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處收集資料，尋找一切機會為徹底平反「平叛」做最後的努力。又有一次進京開會，一天傍晚，扎喜旺徐繞道而行，故意去「碰見」散 步的鄧小平。鄧小平可能看在當年長征的藏族紅小鬼的情分上，給了他很大的面子，單獨召見談話，並點頭同意徹底平反「平叛」，以便開展民族區域落實政策的工 作，恢復黨的榮譽。 扎喜旺徐回來之後，手捧鄧小平的「聖旨」，避開省裡的種種抗拒和干擾，並調來各州縣的檔案，在省委召開了一個特別的秘密會議。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開啟了那 些封存的檔案，馬海霖也有機會看到了這些文件，說這些檔案使他目瞪口呆，說當時的血腥鎮壓，真是對少數民族血債累累，言詞無法表達。就這樣才有了當時的平 反昭雪，「平叛」被宣布無罪，一些家庭得到了一點經濟賠償，「反革命」亡靈也允許超度了。我問馬海霖那些檔案現在還能不能看到？他說除非太陽從西面出來， 恐怕老百姓難能一見。馬海霖說，青海的「平叛」能夠得到平反，都是扎喜旺徐一個人的功勞。馬海霖作為我的一位回族朋友，對扎喜旺徐這位藏族老人他多麼敬佩 啊！ 看到李江琳女士書中提供的資料，我有同樣的感受。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 的宣傳和無理的謾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蔑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 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 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阿嘉．洛桑圖旦
2010年3月
前言
（一）
2008年10月的一個夜晚，10點多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錫金首都崗托。 這天一大早，我從尼泊爾東南部，一個靠近邊境的小城出發，乘計程車去印度。汽車穿過平坦的山谷，翻過一道山梁，到了邊境才知道，那是個只供當地人來往的小 關卡，外國人不准通行。汽車只好掉頭下山，返回山谷。到了另一處邊卡，我背著攝影包，拉著小行李箱，從一座破舊大門的這邊走到那邊，就從尼泊爾進入印度。 一到那邊就遇到一輛錫金來的計程車，司機正要返回崗托。他先把我載到邊境辦公室。一名印度職員坐在老舊櫃檯後面，翻開笨重登記簿，抄下護照號碼等等，我簽 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樹下的計程車旁邊，把行李箱扔進車廂，裝著筆記本、答錄機、照相機、攝影機和護照的背包放在身邊，對司機說：「走吧。」 那時已是下午4點多。 約兩小時後，汽車穿過印度平原邊緣，進入喜馬拉雅山區。天已全黑，車燈劃破濃濃的黑夜，照著彎曲狹窄的公路，黝黑的山上偶爾可見一簇簇燈火，或孤懸山側， 或深藏谷底。天空藍得深邃，半輪月亮在山前山後忽隱忽現。我坐在司機旁邊，疲憊地望著濃黑的山影。那天我在路上顛簸了近14個小時。 錫金之行是我對西藏流亡史研究的一部分。近幾年來，每年我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從北方到南方，從德里到加德滿都，從達蘭薩拉到崗托，尋訪西藏難民定居點，傾 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
就這樣，在喜馬拉雅山南青稞收穫的季節裡，崗托流亡藏人社區會議廳的二樓陽臺上，我這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成員的後代，坐在81歲 的前僧人兼「康巴叛匪」洛桑老人面前，聽他回憶往昔。他對往事的敘述，使我對「拉薩事件」原有的認知產生了懷疑。這也是一種機緣吧，如果沒有錫金之行，就 不會有這本書。 1959年3月10日，拉薩數萬民眾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他按照原定計畫前往西藏軍區司令部觀看文藝演出。隨後民眾集會遊行，喊出了要求解放 軍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那天在拉薩發生的事，史稱「1959年拉薩事件」。此後，民眾與中共西藏工委、解放軍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強烈，戰爭一觸即 發。在形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未滿24歲的西藏政教領袖、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家人，和噶廈政 府部分主要官員，於17日深夜離開羅布林卡，經過兩周跋涉，翻越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尋求政治庇護。
達賴喇嘛出走48小時後，駐藏解放軍和西藏工委領導下的機關民兵，出動了強大砲火，對甲波日（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等地點發 動猛烈攻擊，將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在拉薩的戰事一直被稱為「1959年西藏平叛」。 但是，無論是組織和下令「平叛」的中共和中國政府，還是後來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都沒有公開過1959年3月拉薩事件的詳情。3月10日那天，拉薩民眾 為什麼包圍羅布林卡？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是否策劃了「拉薩事件」？藏人為什麼要集會抗議？在此以前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引發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軍的對 立？解放軍又是如何「平叛」的？雙方各有多少傷亡？流血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
「拉薩戰役」以後又發生了什麼？這些問題，中國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從未正面回答。所謂「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傳，沒有史實；只有結論， 沒有證據。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稱之為「野史」和「正史」亦無不可。「民間版」即 「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 報》：「這些反動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我在中學就知道了「讓路說」。一位父親是「軍幹」的同學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當年，拉薩的解放軍將軍（他不知道將軍名叫譚冠三）得知達賴喇嘛「倉皇逃竄」， 急電毛澤東，請示要不要把他抓回來，或者乾脆派飛機去把他炸死？同學模仿電影裡標準的「領袖姿勢」，左手叉腰，右臂豪邁地一揮：「毛主席說：『你把神抓來 以後怎麼辦？讓他走吧！』」因此解放軍非但沒有追擊，而且還主動讓出一條路，達賴喇嘛因此得以順利進入印度。我似懂非懂，不明白「神」為什麼要出走，而且 連毛主席都拿那位「神」沒轍，既不能抓，又不能打，只好給他讓路？但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 在崗托，我把這個傳說告訴老游擊隊員洛桑。
「沒追？」洛桑老人挽起褲腿，指著膝蓋上的疤痕對我說：「當年我就是護送達賴喇嘛的後衛，跟解放軍打過好幾次仗，還受了傷。看，子彈從這邊打進來，從 那邊穿出去！」 洛桑老人的敘述使我迷惑。難道達賴喇嘛的出走，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秘密行動，而非「正史」堅持的「劫持說」？我一直毫不懷疑的「讓路說」，難道只是民間傳 說，而非史實？
（二）
回到紐約後，我找來各種中外資料，試圖弄清楚，1959年3月達賴喇嘛的出走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這些資料常常互相矛盾，有時候甚至自相矛盾。而 且，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很快變成一連串問題：為什麼達賴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為什麼拉薩民眾在1959年3月10 日幾乎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觀看演出，而在1954年，達賴喇嘛赴京訪問時，拉薩民眾並沒有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 本書試圖尋找答案的是，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我在研究中發現，拉薩藏人對西藏工委和解放軍的敵視，源自於1956- 1958年中共在西藏周邊四省藏區的暴力土改，以及以「宗教改革」為名的宗教迫害活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已對「總決戰」有所策劃，目標是掃除在西藏搞土 改的障礙，從而找到藉口，打破「十七條協議」中「不改變西藏現狀」的約束，放手把在內地的土改等社會改造推行於西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 想「大打」。
1959年3月的拉薩藏人集會抗議，給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軍區一個開打的理由。由於中共方面經過長期策劃，早已具備了「打」的條件，急欲「總決戰」，再 加上當時在拉薩主持工委工作的譚冠三將軍先斬後奏，擅自下達開打命令，促使解放軍和民兵在拉薩狂轟濫炸，在藏人的聖城進行了一場慘烈大屠殺。
有關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五十年來的中外敘述，總體來說有兩個「藍本」。海外藍本主要是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國藍本主要是前噶倫阿沛．阿旺晉 美的一篇回憶文章，即1988年發表於《中國藏學》上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後來擴展為〈談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這兩個 「藍本」都沒有講述「拉薩事件」的完整過程。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離開夏宮羅布林卡之後，逃亡路上拉薩發生的事，他是後來才聽到報告的；那時他 當然也不了解中共的意圖和部署，因此，達賴喇嘛自傳側重於「拉薩事件」中他所經歷的那部分。阿沛．阿旺晉美的回憶文章相當簡單，只談到3月10日那一天發 生的事。但是，3月10日那天他先是在工委，後來直接去了軍區，並不了解羅布林卡裡面的情況。因此，那篇文章遠非完整的事件經過。 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我原先想像的複雜得多。我原以為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是「西藏問題」的起點，研究之後才明白，它其實是一連串事件的終點。要 理解1959年的「拉薩事件」，必須從1956年的四川藏區開始，循著事件發展的軌跡，到1957年的雲南藏區，再到1958年的甘肅和青海藏區，最後才 是1959年的拉薩。只有了解了1956-1958年，周邊四省藏區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後，才能理解1959年3月10日拉薩市民的憤怒和恐慌。 為此，在講述1959年「拉薩事件」之前，本書用了相當篇幅，先對四川和青海「民主改革」的基本內容和方法，以及藏民暴動的原因，做了一些梳理。對這段歷 史的研究，也使得我幾年來在印度和尼泊爾西藏難民定居點進行的許多採訪有了安放之處。當我把歷史的碎片盡可能拼成比較完整的畫面之後，那些故事就不再是支 離破碎的個人回憶，它們構成了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那些小人物的命運，為大時代做了鮮明的注解。
他們的經歷，使得歷史不僅僅是一串事件和一堆資料的組合。 有一個使我長久迷惑的問題是，「拉薩事件」發生之前，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為此不僅調動了步兵，還調動了 空軍、騎兵、砲兵，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內戰，為什麼國際社會一無所知？直到近年來印度方面有些資料解密，才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1956年11月，達 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年誕辰慶典，在此期間，周恩來與賀龍也訪問印度。在印度，周恩來、尼赫魯、達賴喇嘛之間分別進行了幾次會談。 會談的內容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周恩來與尼赫魯數次秘密會談的內容，後來收錄在英文版《尼赫魯著作選輯》第二輯第36冊中。周恩來－尼赫魯1956年的會談，對1957-1959年西藏 三區發生的事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我把1956年新德里的幾方會談也作為拉薩事件的背景之一，在本書中略為講述。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四水六崗衛教軍的秘密支 持，已經是公開的史實，但是CIA對「拉薩事件」以及達賴喇嘛的出走是否有直接關係，本書根據最近幾年來出版的英文和藏文資料，做了一些說明。
（三）
1949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薩，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 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到目前為止，對1959年拉薩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資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度敏感」。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參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資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內部資料」外，大多數中文資料是公開資料。對「拉薩戰役」的全過程，我對比了兩方參戰人 員的回憶錄，盡可能對一些關鍵因素，如雙方的兵力和武器對比，兩方的決策過程，達賴喇嘛出走過程中「四水六崗衛教軍」，和CIA所起到的作用等做一些梳 理。「拉薩戰役」中有多個作戰點，被砲轟的地點多達17處，但最主要的有5個，即甲波日（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有關這5個作戰 點的具體情況，我採訪了當時在這幾個地點作戰的藏人，或者找到雙方的回憶錄加以比較，一方面是為了釐清史實，另一方面是為了對「拉薩戰役」有更全面的理 解。
一個關鍵問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的「叛亂」？迄今為止，公開和內部的資料都沒有提 出支持這一結論的確鑿證據。公開資料中隱去了許多內部資料中提到的重要內容，而且不同時期的出版物中相互矛盾。各方面的資料表明，當時在拉薩發生的，是一 個多種因素促成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很快失控，在3月10日到17日這關鍵一周裡，噶廈政府基本已經癱瘓，拉薩陷於無政府狀態，達賴喇嘛也無法控制局面； 一個由少數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組成的，類似於「協調小組」的臨時機構，取代了噶廈政府發布命令。在此期間，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基巧堪布、達賴喇嘛的侍從長 帕拉，以及警衛團長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方則秘密進行軍事部署，並且做出政治和宣傳上的安排，準備實施計畫已久的「總決戰」。
「劫持說」來源於1959年3月20日毛澤東給西藏工委的電報，指示工委對外宣傳達賴喇嘛是被劫持的；至於「讓路說」，到目前為止公開的資料中，並沒 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達賴喇嘛一行是被有意放走的。《西藏平叛紀實》中對達賴喇嘛一行出走的判斷，關鍵細節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本書對此有詳細說明。
（四）
在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多方協助和支持。在此，我謙卑地頂禮達賴喇嘛尊者，感謝尊者在周末的休息時間裡，用了近5小時的時間，對我詳細 敘述那段往事。尊者的三位秘書─吉美仁增先生、才嘉先生，和丹增達拉先生，放棄了周末的休息來擔任翻譯。尊者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以及丹巴索巴先生和強巴丹 增喇嘛，在訪談過程中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細節。此後，阿里仁波切三次接受我的採訪，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種問題。丹巴索巴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前噶倫，達 賴喇嘛尊者派往西藏的第一代表團成員居欽圖丹先生不在意我一次次打擾，有時只是為了核對和證實某些細節。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尊者的代表洛第嘉日先生百忙之 中抽空回答了我的許多問題。
感謝阿嘉仁波切在旅行途中為本書作序。阿嘉仁波切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也是見證人。他的英文版自傳提供了重要史料，無論是對西藏歷史和西藏問題研究 者，還是對西藏現代史有興趣的人來說，阿嘉仁波切的自傳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 我特別感謝幾位漢藏朋友給我的幫助。格桑堅贊和帕巴次仁為我提供了許多資料。桑杰嘉在我研究的過程中，給了我不可缺少的幫助。大多數採訪由桑杰口譯，採訪 之後，全部錄音必須重新翻譯整理成文字稿。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桑杰一直協助我做這件繁瑣費時的工作。桑杰還為我翻譯了許多藏文資料。沒有桑杰的努力，一 些歷史細節將會模糊不清。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朋友丁一夫先生和唐丹鴻女士給了我許多建議。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會大為失色。 感謝以下受訪者告訴我他們的人生經歷：洛桑、赤列朋措、次仁卓嘎、次仁卓瑪、卓瑪諾布、格桑．嘉妥倉、洛桑貢保、洛桑益西、洛桑夏加、扎楚阿旺、東堯．嘉 噶倉，還有一百多位散布在印度和尼泊爾各定居點的流亡藏人，他們的名字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 我知道，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就要揭開十分沉重的回憶。講述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再次經歷幾十年來深藏內心的痛苦。尼泊爾加瓦拉克爾西藏難民手工藝中心的扎 央老人，用平靜的語氣告訴我，她和家鄉的幾個家庭怎樣從德格逃到拉薩，在拉薩無法停留，又逃往山南，在山南仍然無法安居，只好逃往尼泊爾。
每天，婦女和老弱在前面逃，青壯男子在後面掩護。夜晚降臨的時候，前面的婦女老弱停下來壘灶煮茶，等待後面掩護的男人歸來。每天，婦女們默默數著，歸 來的男人少了幾個，哪家的男人沒能回來。直到最後逃入尼泊爾，只剩下了幾個男人。其他的男人都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加德滿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館裡，1998年離開西藏的康巴人強巴對我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康巴暴動、大飢荒到文革，強巴經歷了在「民主改革」的名義 下，一個普通藏人經歷過的所有苦難。我感謝他為我重新開啟這關閉多年的記憶大門，我能看出重新回憶和講述對他是何等痛苦。
80多歲的前僧人洛桑貢保始終無法對我詳述一個細節，即他的兩個同為僧侶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軍打死的經過。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睛泛紅，語不成 聲，手裡的念珠簌簌顫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當他把埋藏在心裡50多年的記憶交給我時，我深知這個交付的分量。 正是扎央、強巴、洛桑貢保，以及我在14個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集的數百個普通人的故事，教會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那段歷史。對於藏民族來說，這段歷史依然活 著，依然痛著。
就在我埋頭研究的時候，2008年3月，「拉薩事件」再次爆發。這是近50年來拉薩發生的第三次暴動。暴動的過程中，一名拉薩青年高喊：「我們是你們 49年前殺死的人，我們又回來了！」這句話帶給我強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句話中隱含的痛楚？ 這句話還告訴我們：我們不能迴避歷史。我們必須重新審視1959年的事件，換一個角度去考察，把宣傳和史實分開，弄清楚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 麼。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理解藏民族的傷痛，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
古人有言：「以史為鑒。」鑒，鏡也。站在歷史這面鏡子前，不僅可以看到過去和現在，也可以看到未來。我想，作為漢人，我們應該把歷史這面鏡子擦乾淨， 把因宣傳、迴避、懦弱和虛幻的榮耀之需，塗抹在歷史這面鏡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幾十年來沉積在史實真相之上的塵埃抹去，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看清楚， 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做到了這些，我們才能說，我們想要辨善惡，我們能夠知對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直接面對我們內心向善的本性。 此書，就是我所做的一點小小的努力。我謙卑地以此求教於讀者，希望以此書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說出他們的經歷，留下他們的記憶，希望有更多的史實 資料問世。我將非常高興地糾正此書中的錯漏之處。
內容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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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一）
一夜平安。 宿鳥飛出窩巢，站在樹枝上，抖抖翅膀，發出清脆的啼鳴。夜色漸漸褪去，天終於亮了。這天是1959年3月17日，藏曆土豬年2月初8日。
羅布林卡花園開始蘇醒。御馬廄裡的馬打著響鼻，馬夫飼養的猴子拴在馬廄前的木柱上，拖著長長的鏈子上竄下跳。池塘邊的野鴨伸長脖子嘎嘎叫著，接二連三跳進 水裡，受驚的魚一甩尾巴，忽一下潛到深處。
達旦明久頗章裡，電燈早早就亮了。達賴喇嘛照常在日出前起床，御膳房送來準備好的酥油茶和早餐。達賴喇嘛喝過茶，到經堂去念經打坐。侍從們輕手輕腳地走 動，輕聲輕氣地說話，唯恐驚擾他。
太陽升起後，夏宮裡開始正常的活動。門口值夜班的警衛們換崗，侍從們來來往往，給噶倫和經師們送茶送飯，園丁提著水桶，為宮殿門前的花木澆水；在牆外安營 紮寨的人們打著哈欠鑽出帳篷，有的圍著羅布林卡轉經，有的對著宮殿磕長頭。有人撿來枯枝點火煮茶，一道道青煙裊裊上升，融合在清晨的霧靄中。
路上開始有行人來往。林仁波切的僕人赤列朋措做完例行的雜事，走出仁波切的莊園，丹巴索巴也離開了住處。二人住在拉薩不同的地方，那天清早不約而同，都朝 羅布林卡走去。這時候，一些民眾代表離開羅布林卡，去德吉林卡的印度領事館，借用那裡的發報機給當時在噶倫堡的夏格巴發電報，通知他說西藏已經獨立，請他 通知印度政府和聯合國，派人來調查。
上午，達賴喇嘛召集噶倫們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避免戰爭。「拉薩事件」已經爆發一個星期了，羅布林卡四周還有幾千民眾，一旦解放軍 動武，勢必血流成河。前一天阿沛‧阿旺晉美派人送來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寫給噶廈的，這封信噶廈尚未答覆。西藏政教的最高層討論了半天，覺得唯一的辦法是 給譚冠三去信，請求他不要動用武力驅散人群，讓噶廈再次努力說服民眾撤離。他們給阿沛回信說，民眾頭腦簡單，被情緒控制，但仍有可能撤離，噶廈會繼續努 力。目前民眾事實上控制了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去軍區很困難，形勢好轉後，他一定會去。他們還附帶了一份密碼，說再次來信最好使用密碼。
把信送出羅布林卡頗費了一番周折。大門口的民眾志願警衛對官員們極不信任，所有外出的人都被盤問搜查，特別是從宮裡帶出去的信件。這封信如果被民眾看到， 一定會引起極大恐慌。噶倫們想了各種辦法，最後，噶倫柳霞派一名僕人假裝買東西，把信帶出去，交給了阿沛。
3月10日以來，羅布林卡和工委之間已經無法直接聯繫，噶倫阿沛‧阿旺晉美成為兩方唯一的聯繫管道。至今沒有資料顯示，阿沛當時是否了解中方的意圖和中方 的軍事部署。1989年3月出版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中，收錄了原噶廈政府秘書格杰巴‧丹增多吉的一篇回憶文章。根據他的回憶，3月14日，他曾 受索康等三位噶倫的派遣去見阿沛，帶去口訊：
因前天勝寶向人民代表頒發了指令，不准召開會議，將他們趕出了羅布林卡，同時還在想一切辦法穩定局勢。漢人方面有何動向，請指示。」另外還呈送了一本密碼 簿，並說：「以後向噶廈寫信時請用此密碼撰寫。」我按此旨意，詳細地向阿沛作了匯報。阿沛聽完後說：「這次不是完了嘛，如諸地王決心這樣幹的話就是這種下 場。難道漢人方面不作充分的準備嗎？因我家住在拉薩大橋附近，能聽到汽車晝夜不斷地來來往往的聲音。
從他的回憶來看，阿沛認為噶廈參與了「拉薩事件」，但達賴喇嘛並沒有與他們「合謀」。而且，3月14日，軍委已經給入藏部隊發出了預先號令，阿沛顯然不知 情，他只是根據拉薩大橋上軍車晝夜來往這一現象，判斷軍區在作軍事部署。
阿沛匆匆寫了張條子，表示信收到了，認為達賴喇嘛去軍區的計畫很好，還說將會寫封更詳細的信。
紙條帶回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和噶倫們再次來到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回覆。這時候，已經是拉薩時間下午一點多，也就是北京時間下午三點多。
會議正在進行，羅布林卡北面突然傳來巨大的爆炸聲。此時丹巴索巴正在北門邊，看到一發砲彈呼嘯而來，落在離羅布林卡約200多米的濕地裡，泥水飛濺。人們 還沒明白出了什麼事，又一聲爆炸。
夏宮內外靜默片刻，緊接著傳來驚惶的呼喊：「砲彈！」「漢人開砲了！」「漢人要進攻了！」「要打仗了！」
黃牆圍繞的內宮裡，腳步聲、呼喊聲、拉槍栓聲響成一片，警衛們有的衝向大門口，有的衝向達旦明久頗章。一名噶倫衝出金色頗章，跑到大門口，高聲喊叫，叫志 願警衛隊不要還擊。
會議室一片死寂，空氣彷彿凝結。所有的人同時想道：「開始了！」
局勢顯然已經不可逆轉。
大家不約而同轉過頭，望著他們的領袖，會議室裡最年輕的僧人。雖然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但決定還是只能由他來做。
是走？是留？這是一個關係到西藏前途和命運的決定。這位未滿24歲的青年僧侶臉色蒼白，一手扶頭，沉默不語。
半晌，他輕輕吐出一個字：“Kuten”。
（二） 西藏國家神諭，第十三任乃穹神諭洛桑晉美帶著幾名助手，匆匆來到經堂，走進佛像旁邊的小房間。
藏語Kuten，意為「神諭」，即「降神者」。在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中，神諭有重要作用。Kuten這個詞的本意是「基礎」，也就是說，神諭只是護法神的 「身體基礎」，他的作用是讓護法神通過他的身體降臨，回答達賴喇嘛或者噶廈政府提出的問題。藏區有許多神諭，其中最重要的是乃穹國家神諭。他所降之神，是 護法神多杰札登。
乃穹神諭有悠久的歷史。傳說蓮花生大師入藏的路上，一路「有力鬼神多有前來試道」，面對前來挑戰的鬼神，大師「以身、語、意三密無邊法力，收其命根，使其 發誓聽命」。建立桑耶寺之前，「蓮花生大師降伏所有八部鬼神，令其立誓聽命，建立鬼神所喜之共祀，歌唱鎮伏鬼神之道歌，在虛空中作金剛部舞，並加持大地地 基等」。
「八部鬼神」，即苯教信奉的瘟神、山神、地神、本土神、游神、龍神、獨腳鬼，和作祟鬼。傳說蓮花生大師運用超凡的能力，調伏了十二丹瑪女神，雪山長壽女 神，降伏念青唐古喇山神等許多神靈，在「令其立誓聽命」後，根據他們的法力，將這些神靈指派為佛教的護法神。最後，只剩下五個法力高強、桀驁不遜的神靈拒 絕聽命。蓮花生大師與這五個神靈進行了一連串惡戰，最終降伏了他們。
五神靈之一化為八歲小童，代表另外四個來見蓮花生大師，表示歸降，並願效忠。蓮花生大師拿起一枝象徵霹靂的金剛杵，在小童頭頂打下一個印記，在他的舌尖上 塗了一點花蜜，然後封他為佩阿嘉頗（Pehar Gyalpo），令他們成為佛教護法神。由於佩阿嘉頗過於威猛，不能直接與世間接觸，必須通過一些聖器作為「物質基礎」，才能與他們溝通。蓮花生大師將這 些聖器安置在桑耶寺。即便如此，佩阿嘉頗也不能與人類相通，降神時，前來的只是他的主要助手多杰札登。這個傳說只是有關多杰札登的眾多傳說之一。民間還流 傳著其他不同的傳說。
佩阿嘉頗成為西藏政府的守護神，始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他親自督建拉薩城外的乃穹寺，並且把佩阿嘉頗的聖物從桑耶寺遷至該寺供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位期 間，乃穹寺僧人從第五世達賴喇嘛指定的101人增加到115人。由於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與護法神佩阿嘉頗的特殊關係，每當需要作出重大決策時，達賴喇嘛或 者噶廈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
過了一陣，洛桑晉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綴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 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30磅，全身裝束重達70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 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眾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晉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始膨 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彷彿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洛桑晉 美頹然倒地。
這時，已經是3月17日下午，北京時間4點多。
這天，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局勢。與會者的意見是：「最好設法讓達賴留在拉薩，他若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我 們現在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政府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
（三） 在作出重大而困難的決策前請示神諭，是藏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請示神諭體現了藏人對世界和自身關係的理解。從人類學和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神諭這一文化現 象，是理解藏文明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西藏社會和歷史的必由途徑。因此，近百年來，曾經到過西藏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宗教學家，都對藏民族請示神諭的做 法，抱持探索、理解和尊重的態度。可惜，對於1959年來到拉薩的中國軍人來說，這些文化現象只能凸顯他們自己的「先進性」，藏人視為神聖的神諭，是他們 嘲笑的對象。
半個多世紀後，在達蘭薩拉法王府採訪時，我問達賴喇嘛：「當您做重大決策時，為什麼總會請乃穹神諭降神？您覺得他的預言可靠嗎？」
「我今年70多歲了，請教乃穹神諭差不多有60年，」達賴喇嘛說，「我不記得乃穹說錯過，一次都沒有。」
「那麼，」我接著問，「您覺得乃穹對您的決策有決定性影響嗎？」
「不完全如此，」達賴喇嘛回答，「乃穹神諭的話只是供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還會參考其他因素。」
1959年3月17日那天，「其他因素」無疑就是那兩發砲彈。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都提到，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參與決 策的藏人在回憶錄中，也都提到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對他們產生的震動，以及對達賴喇嘛出走的影響。1959年4月18日，達賴喇嘛一行到達印度後，向國際媒 體發表了第一份聲明，其中提到「兩三發射向羅布林卡宮的砲彈」，使大家意識到達賴喇嘛面臨極大危險，因而決定出走。
達賴喇嘛發表上述聲明兩天後，中國政府以「新華社政治記者」的名義，對國際社會公開發表〈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斷然否定「兩發砲彈」一事：
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擊砲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砲」，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編造謊言的人給自 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砲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裡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麼偏偏只打兩三發砲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 呢？
既然否定了朝羅布林卡打過兩砲，自然沒有必要提及開砲的原因。很多年來，3月17日中方是否朝羅布林卡發射過兩發砲彈，一直是個未解之謎。
直到30多年後，「兩發砲彈」之謎才被無意中破解。1993年10月出版的《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吉柚權首次披露，「兩發砲彈」確有其事： （17日早上）叛亂武裝……連續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進行挑釁性射擊，密集的槍彈打壞了該站許多門窗，氣焰非常囂張。該站的經濟警察曾惠山對叛 亂武裝的這種挑釁非常氣憤，沒有請示任何人就用60迫擊砲還擊了兩發砲彈，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北面圍牆以北兩百至三百米處爆炸……
作者雖然透露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但是沒有說明運輸站這樣一個非軍事單位為什麼擁有60迫擊砲，也沒有說明何以「經濟警察」可以操作 砲。
1995年出版的《西藏黨史大事記》延續了《西藏平叛紀實》的說法，承認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
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十六日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薩運輸站連續開槍射擊。運輸站處於羅布林卡、藥王山、布達拉宮等叛亂武裝據點的半圓形包圍中，是叛亂集團之間的 一個咽喉。十七日，聚集在羅布林卡北側的叛亂武裝又向運輸站射擊，並向運輸站的油庫、碉堡發射砲彈三十餘發。該站經濟員警曾惠山擅自以60砲向敵還擊砲彈 兩發，落在羅布林卡北圍牆以北的二百至三百米處。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黨史大事記》中記錄的這一事件日期有所改變，「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對運輸站的「挑釁」從「17日早上」變成16、17連續兩天。更 重要的是，「叛亂武裝」不僅朝運輸站射擊，竟然還發射了30餘發砲彈。根據這一記述，3月17日當天，「叛匪」不僅打了第一槍，甚至還主動出擊，發動了一 場相當規模的砲戰，而一直等待對方先動手的解放軍居然沒有反擊。這段紀錄中沒有提到砲彈是否爆炸。
1995年內部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亂》中，對「兩發砲彈」的說法與《西藏黨史大事記》基本相同，雖然沒有提到發射砲彈者的名字，不過指出他不僅是警察，還 是民兵。也就是說，面對羅布林卡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其實是一個半軍事機構。
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對這件事的描述又加入了新的內容：
17日……叛亂武裝增加了挑釁活動，不斷向解放軍駐地、地方企事業單位進行射擊。其中，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遭到射擊的子彈最密集，拉薩油庫挨了30 多發砲彈，油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下午3時許，運輸站民兵、經濟警察曾惠山違反軍區規定，擅自用60迫擊砲向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還擊了兩砲。砲彈落在羅布 林卡以北圍牆外二三百米處。
照上面的說法，3月17日「叛亂武裝」已經開始向拉薩市的各解放軍駐地發動了全面進攻。如果確有其事，那麼1959年4月的新華社評論為什麼對此隻字未提 呢？那時是最需要向國際輿論說明「平叛」理由的時候，竟然隻字不提連續兩天30多發砲彈攻擊拉薩油庫這樣嚴重的事情，無論如何是難以解釋的。 和所有此類衝突一樣，誰先開槍開砲，誰打了第一槍，直接影響輿論對各方行為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評判。1959年4月，是世界輿論對中國軍隊在拉薩「平叛」 的正當性質疑最強烈的時候，如果「叛亂武裝」確已在3月17日就先發動了進攻，新華社評論必然會提出來以證明平叛之正當性。1959年4月不提，到 2008年突然出現，那就只能證明，時至2008年，宣傳中仍然需要設法對五十年前「平叛」的正當性尋找理由，作出辯解。
在形勢極其緊張，上至中央軍委，下至軍區司令部都在加緊調兵遣將的時候，居然有民兵「違反軍區規定」擅自朝羅布林卡開砲，這本身就是個嚴重事件，恐怕沒有 任何一支軍隊的指揮官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事後違令者即使不受軍法處置，至少也會對事件本身進行徹查。然而，從上述不同時期的描述來看，這一事件如果不是 沒有調查清楚，就是只公布了部分訊息。
另一方面，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境外出版的藏方資料中，均未提到17日上午，藏人曾對運輸站進行過密集的「挑釁性射擊」，或者開過砲。當時達賴喇嘛還在 羅布林卡，藏人這樣做無異惹火燒身，給達賴喇嘛帶來極大危險，因此很難想像藏人會主動向解放軍駐地和各單位射擊。然而，如果沒有某種原因，曾惠山突然朝羅 布林卡發射砲彈，似乎也說不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許只能等到更多的資料面世，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發砲彈客觀上打破了雙方對峙的僵局，形勢急轉直下，促使達賴喇嘛作出決定。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 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四） 在人類歷史這部大書裡，有無數強鄰入侵，小國覆滅，國君帶領臣屬倉皇逃走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野心、陰謀、霸道、無奈、惶恐、驚險、蒼涼，因此，「逃亡的 國君」成為文學、戲劇和電影的常見主題。1959年達賴喇嘛的逃亡，不過是無數類似故事中的一個。但是，當這種中世紀常見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而且是在 冷戰高潮的世紀中葉，故事的地點一邊是神秘的西藏高原，另一邊是同樣神秘的中國大陸；其主角一個是老辣的紅色帝王，另一個是年輕的雪域「神王」，這個故事 就有了不同的意義。表面上，整個事件隱含著「紅色中國」與「白色雪域」，「共產主義」與「宗教信仰」，昔日宮殿「中南海」與當日宮殿「羅布林卡」之間的秘 密較量，但這較量的背後又隱含了「專制」與「自由」、「民族霸權」與「民族自決」等現代主題，其過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極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人們的想像 力。
因此，幾十年來，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在國內外演化成許多不同版本。這些版本有的是小說，有的是演義，有的是宣傳，有的是想像，當然也不乏神秘化和戲劇化 的解說，使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首先，出走人數到底有多少？國外的敘述中通常避免提及具體人數，其原因在於，當晚離開羅布林卡的準確人數至今還是個謎。由於時間非常倉促，出走的安排雖然 由帕拉統籌，但具體細節其實是由不同的人負責，因此，就連當事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明3月17日夜晚，包括侍從和警衛在內，到底有多少人離開羅布林卡， 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資料研判出大致的數字。
中國出版的書中，往往給出各種來源不明的數字。《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提到跟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的人數有600多人：
……叛亂武裝以解放軍開砲射擊為藉口，又以保護達賴安全為理由，當晚深夜挾持達賴從拉薩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亂武裝的上層集團六百餘人隨行。
《平息西藏叛亂》中有一篇題為「西藏平叛綜述」的長文，談到達賴喇嘛出逃時，也用了「600餘人」這個數字。
當時拉薩河然馬崗渡口，即中方文獻中所說的「老渡口」或「南渡口」，只有一條最多可載30人左右，形同一隻長方形大木箱的木船，3、4條牛皮船，每條最多 可載10人，這還不算帶去的若干匹馬。渡船往返一趟至少30分鐘。以每小時渡過70人計，600多人渡河恐怕要費一整夜的時間15。而且，600多人離開 羅布林卡，哪怕是分批離開，也很難不驚動牆外民眾，或者引起中方軍隊的注意。
也許是注意到了「600餘人」這個數字不合理，在《西藏解放史》中，出走人員的數字大幅減少，從600餘人減少到150人，並且提供了上述資料中沒有的細 節：
15日，……上層反動分子加緊籌劃劫持達賴出逃的工作：擬定了一個150人的隨行人員名單；物色了7名年齡、相貌同達賴相似的僧人作替身，準備了與達賴喇 嘛相同的衣服；選定了出逃的路線等。
3月15日當天，在拉薩找到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似的僧人並不難，但無論何時何地，要同時找出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貌都相似的人，恐怕並非易事。該書沒 有提供「替身說」的資料來源，實際策劃者帕拉和庫松代本的回憶錄均未提及「7名替身」這一細節。「7名替身」之說或許有好的戲劇效果，但這種無法考證的資 料很難認定為史實。
該書沒有說明150這個數字是否包括僕從和警衛。離開羅布林卡時的警衛士兵是臨時安排的，並沒有在3月15日擬定。而達賴喇嘛本人的傳記和藏人的回憶中都 說，跟隨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只有80餘人，其中有些是途中加入逃亡隊伍的。
1997年，當年在塞班島訓練阿塔和洛澤等人的CIA教員羅杰‧麥卡錫出版了一本書，其中提到達賴喇嘛出走時曾安排了兩支偽裝隊伍，用來迷惑追擊者。他注 明該資料來源於貢保扎西和阿塔訪談。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參與達賴喇嘛出走的策劃，貢保扎西見到達賴喇嘛是他自己逃到印度之後；阿塔則是在達賴喇嘛離開羅 布林卡將近一周後才趕上逃亡隊伍，而且兩人自己的回憶錄中均未提及此事。很有可能，所謂兩支偽裝隊伍，只是帕拉安排在達賴喇嘛隊伍前後負責掩護任務的，羅 杰‧麥卡錫誤解了掩護隊伍的目的。
根據藏方參與者的回憶，兩發砲彈爆炸後，民眾代表馬上來找噶廈。他們認為砲彈顯示中共軍隊在測試大砲，很可能過一兩天解放軍就會進攻羅布林卡。他們強烈要 求噶廈安排達賴喇嘛去其他國家避難。
乃穹神諭降神後，走與留已經不是問題，怎樣走、去哪裡才是問題。
噶廈、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卓尼欽莫帕拉、庫松代本朋措扎西等人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噶廈傳達民眾代表提出的要求，並討論了出走的人員、時間和路線。計 畫能否成功，關鍵的一點是不能驚動駐守在羅布林卡外面的民眾。一旦驚動民眾，立刻會有大批人自願護送達賴喇嘛，勢必引起解放軍的注意，如果軍隊出來攔截或 者追擊，無疑會是一場惡戰，根本違背了出走的初衷。為此，會議決定，事不宜遲，必須當晚離開，隨行人員除了達賴喇嘛的家人之外，3月10日之後一直在羅布 林卡的三噶倫、兩位經師、帕拉、庫松代本、基巧堪布噶章，以及少數政府上層人士同時離開。為了不引起注意，這些人將分成三批過河，每批之間相隔約一小時左 右。
從羅布林卡去山南有兩條路，一條從羅布林卡南面的然馬崗渡口渡過拉薩河；另一條路從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到曲水或貢嘎。討論後決定選擇第一條路線。這條路並 非沒有危險，河對岸就有解放軍駐地，即八一農場，但是相對而言危險比較小，就算被解放軍發現，他們也得先過河才有可能攔截；即便驚動了民眾，大批人馬過河 亦非易事。
人員、時間、路線選定之後，接下來就是具體細節的籌劃。噶廈將此事交由帕拉辦理。帕拉和庫松代本朋措扎西詳細討論了離開羅布林卡的細節，決定由朋措扎西安 排達賴喇嘛的護送和警衛，功德林札薩和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負責達賴喇嘛一路的安全，還研究了達賴喇嘛家人的出走方案。
所有的安排必須在不到半天的時間內完成。
代理噶倫柳霞、大秘書土登降秋、布達拉宮的代表曾諄‧羅桑頓珠等人去布達拉宮的寶庫，取出大金磚1塊、象牌金幣50枚、西藏金幣40枚、金螃蟹2只、金鐘 1只、印度盧比141,267餘盾，作為路費。
功德林札薩找到協助看守北面的丹巴索巴，囑咐他保密，然後指示他去準備幾匹好馬。經過些許周折，丹巴索巴從羅布林卡馬廄總管處得到5匹馬，但是無法弄到適 合的鞍具。
為了避免引起懷疑，噶廈和羅布林卡馬廄的馬匹都不能用，將幾十匹馬送過拉薩河目標也太大，因此功德林札薩指示他的管家，到拉薩河南岸的功德林察格莊園準備 馬匹。
帕拉通知達賴喇嘛的私人廚師攜帶廚具和餐具去然馬崗，並頭頂佛像發誓，不將此事透露給任何人。
貢嘎桑天的小隊得到消息，要他們晚上到然馬崗等待。天黑後，他們離開哲蚌寺附近的隱蔽處，潛伏在然馬崗一帶。
朋措扎西找到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通知他安排一些士兵持精良武器等在河邊，並在渡口的左右，以及兩邊的路上安排第六代本的士兵警衛。他還指示第四代本 多卡色‧索南多杰和警衛營如本索南扎西，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以防解放軍追擊。也就是說，第一代本，即達賴喇嘛警衛團，並 沒有擔任出走時的安全防衛。朋措扎西將守護羅布林卡的責任交給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但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這一情節有些出入：
3月8日（按：原文如此）下午拉薩時間八時許，代本朋措扎西十分緊張地來到營部，把如本、甲本們叫到貢布康說：「今天有重要話給你們講。為了防止外傳，大 家要對神發誓。」大家向眾怙主發誓後，他繼續說：「由於時局的原因，達賴喇嘛坐臥不安，提出暫到外地避難。去後，你們如本、甲本們要把軍營內外事務搞得萬 無一失。」……最後他具體布置道：「現在隨行騎兵將去領取所需裝備，準備出發，他們的軍餉請如本、甲本立即提前發給。你們的家眷最好搬到農村去，如果時乖 命蹇你們也逃走。」說完就倉促地回羅布林卡寢宮去了。
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的日期相當混亂，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那天是藏曆2月初8日，下文中提到「當晚拉薩時間10時許，達賴喇嘛、達賴母親、姊姊次仁 卓瑪等及隨從經羅布林卡警衛營部，從日馬崗（按：即然馬崗）逃出拉薩，由於我忙著給隨行騎兵發軍餉，行前未能見上達賴喇嘛」。由此可見，文中的這個「3月 8日」顯然是與西曆和藏曆的混淆。文中沒有說明「隨行騎兵」的人數，但透露出達賴喇嘛走時，他們還在領取軍餉，那麼這些人應當是在達賴喇嘛走後才出發的， 與朋措扎西回憶錄中所說的「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相符。
傍晚，拉薩時間5點左右，即北京時間約下午7點，帕拉派僧官則康堪穹土登才巴去德吉林印度領事館，給總領事齊巴捎了個口信：「您知道局勢很緊張，說不定達 賴喇嘛不得不離開拉薩。我們還會繼續跟中國人談判，如果談不成，除了印度我們別無去處。請向貴國政府通報。」齊巴要求帕拉提供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時間和地 點。土登才巴再次去印度領事館，捎去帕拉的答覆：細節尚未決定，一旦離開拉薩就無法與領事館聯絡，因此預作準備。齊巴答應據此通報印度政府。
太陽緩緩西沉，天色越來越暗。白天的混亂終於平靜。
河邊突然傳來幾聲槍響，正在宮內巡視的庫松代本朋措扎西吃了一驚。他看看腕錶，將近10點了，第一批人將要離開羅布林卡。按照預訂計畫，達賴喇嘛的母親和 姊姊，也就是朋措扎西的妻子次仁卓瑪將帶著阿里仁波切，假裝去一座尼姑庵，走出羅布林卡南門。朋措扎西快步朝她們的住房走去。
花園裡安詳寧靜，宿鳥歸巢，魚沉水底，綠色經幡在輕風裡拂動。那是個多雲的夜晚，星星時隱時現。羅布林卡牆外的民眾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鑽進帳篷，準備度過 又一個難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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