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谈中国经济
wanghx
标 题: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13:01:44 2009), 本站(yilubbs.com)
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黄亚生
还记得风靡一时的“脱钩论”吗？就在不久前，西方分析师，尤其是投资银行的经济
学家们还在贩卖一个说法，即中国本身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中心，不但能够独
立于美国之外自行增长，还能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
但凡这些华尔街经济学家目前仍没有失业, 他们中很少会有人再提出如此论调了。
中国不断传出的经济数据正在使人清醒过来。最新数据显示，依然在中国经济中起
骨干作用的出口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是受海外需求增速放缓拖累所致。
更糟糕的是进口也急速下降，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内需正在下滑。两件事结合在一
起让人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严峻挑战。显然中国经济无法逆全球趋势而动。
为什么那些脱钩论者会错得如此离谱？搞清楚这一点很有必要。脱钩论源自于错误
的经济分析，而脱钩论的失势尚未使这些分析失去市场。揭穿这些分析的假面对中
国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将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们的根本问题或致命偏好就是对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太过重视，尤其是对
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如果你问一位专业经济学家中国有多少省，他可能两眼
发呆。但如果你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是多少，他会马上告诉你说，中国经济过去
30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中国经济会在 2035 年 (或其他
某一天)超过美国。GDP中心论是经济学家们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人不去做更深的
研究。这一点从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大肆追捧高盛(Goldman Sachs)那赫赫有名的
“金砖四国”说上便可见一斑。高盛在研究报告中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
济将急剧增长，而这份报告的依据比小学五年级算术高明不了多少。
那些痴迷于中国GDP高增长率的人经常忽略了探讨导致这一高增长的原因，以及这
种增长是否可自我持续。而这正是脱钩论痴迷者的硬伤，也是政策制定者容易犯大
错误的地方。比方说，让我们考察一下有关中国家庭收入的数据。中国家庭收入增
长非常缓慢，这种情况在农村家庭中尤为明显。过去20年左右，中国农村家庭收入
增幅只及中国GDP增长率的一半。中国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一快一慢意味着，
中国以牺牲自身消费基础为代价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仅这一个事实就应足以推
翻脱钩论了。那些新生成的“富余”生产能力必须转向什么地方，这就是美国。更进
一步说，中国的农村家庭收入和GDP增长率之间的鸿沟持续存在这一事实表明，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愈来愈成为美国消费欲望的衍生品。
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以及怎样系统性地损害了中国
自身的消费潜力。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GDP的高增长是如何实
现的。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应部分归功于经济自由化，但经济增长中由市场驱动的部
分并不大，且还在逐渐减弱。而与此同时，严重受控于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
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35%提高到了当前近45%的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
增长主要得益于由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大规模投资。
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消费潜力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提
高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度。
让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与中国急于吸引外资的地方官员打过交道的许多外国投资
者，对下面这些话应该不会陌生：“你想在一片人口居住密集的10英亩土地上新建
工厂吗？没问题。我们会在三周时间内为你清理出这片土地。”许多外国投资者都
对中国地方政府这种“亲商”态度称奇，与似乎无法将这些事情做好的印度政府比起
来，更是形成了鲜明反差。
但这种“亲商”做法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自己的住宅用地被转为工商业用地时，
许多中国家庭几乎得不到到任何经济好处。中国政府对国内全部土地都拥有正式所
有权，它能够以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想像的规模将一块土地上居住的家庭异地安
置，而这些家庭所获补偿往往远低于他们所让出土地的市场价值。正因为如此，工
厂主们在中国的办厂成本会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成千上万幢摩天大厦也会彷佛一
夜间便从中国许多城市冒了出来。
但中国也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一个人的成本就会是另一个人的收
入。工厂主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的低成本，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生活中其他一些
参与者的低收入。而中国这些只拿到低收入的人碰巧又是国民中的大多数，其中尤
以农村居民为多，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此一条创造私
人财富的可靠途径──小土地所有者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市场价格向开发商出售土地，
在中国几乎完全缺失，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
所有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脱钩论的争论范围。要真正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局面，中国
政府必须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民的收入增长，而不能只盯着GDP增长。要做到这点有
一个直截了当的做法，那就是在土地开发时采用市场定价原则，允许和鼓励开发商
以竞价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并将这作为政府当前经济刺激方案的一项内容。
过去两年中，中国领导层在降低农民负担方面做得很不错，比如说取消了农业税，
降低了教育和医疗收费等。现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时候了。
环顾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拥有广袅的土地、勤劳而聪慧的人民以及
确保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企业家队伍。但这些潜力却被误入歧途的发展战
略浪费掉了，这一战略以牺牲消费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用政治权力来压低成本，而
不是凭借市场机制来增加收入。值此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及其13亿人民正在为
这一错误付出高昂代价。
【本文作者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萨隆管理学院的的国际管理教授，他撰写了《有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
——原载：《华尔街日报》，2008-12-23
http://chinese.wsj.com/gb/20081223/opn12525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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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xshlx (xxx),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20:42:51 2009), 本站(yilubbs.com)
我目前正在看《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没有什么经济学底
子，看得比较吃力。前几年看黄亚生的《Selling China》翻译本也是这个感觉。黄
亚生前几年是根本不写普及型文章的，不像陈志武。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要开始
向陈志武学习了。
发信人: bridged (断桥：向100在线努力，有事写信),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Re: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南柯一梦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21:10:31 2009), 本站(yilubbs.com)
陈志武效果不佳。
经济的普及还要再往低端走，现在国内大部分人的经济学知识是负数（即拥有一大
堆错误知识）。所有普及都需要在这个背景下来。
发信人: bridged (断桥：向100在线努力，有事写信),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黄亚生：中国小企业家的困境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13:04:31 2009), 本站(yilubbs.com)
中国小企业家的困境
作者：黄亚生(Yasheng Huang)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09460
2006年8月的一天，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无照小商贩走近一位市场管理人员——这位管
理人员没收了他价值约50美元的三轮车——用刀将其刺死。对崔英杰的庭审刚刚在北
京结束，他正在等待宣判。对于死者及其家人而言，这是一个悲剧，对中国而言，
这也是一个悲剧。
崔英杰宁愿诉诸于如此极端的手段，反映出笼罩着中国穷人的绝望情绪。崔英杰是
一位退伍军人，他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靠出售烤香肠勉强维持着贫苦的生活。贫
穷是他无力支付执照费用的原因之一。但另外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面对着拥有巨
大政治力量的垄断势力。
中国城市的官僚机构向小商贩和小企业征收的执照费越来越高，同时采取了严厉的
手段——有时还包括暴力手段——打击无照经营活动。
我的研究表明，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监管负担的加重和财产权的弱化，已经影
响到政治上处于弱势、但在经济方面较为灵活的小企业家。80年代和 90年代初是
这些企业的黄金时期。《中国青年》(Chinese Youth)杂志1985年对读者进行的工作
偏好方面的调查显示，选择自己创业的人数最多，希望进入政府部门的人数排在第
7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充满活力的私营领域：中国能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维持相对较高的就业水平，主要得益于其在私营领域的优势。
然而，从那以后，中国的官僚机构——特别是在城镇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只掠夺之
手”(a grabbing hand)，这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安德雷•施莱弗
(Andrei Shleifer)为俄罗斯发明的词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9年有3160万
家企业被列为“私营”企业，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2350万家，在一个被
认为发展迅速的时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小企业主的可怜状况，与西方盛行的、认为中国是资本家安居之地的观点，形成了
鲜明对照。在一份有关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的分析报告中，两位经合组织 (OECD)
的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使用了中
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详细的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
库标明了每家企业的控股股东。*在评估中国经济所有权结构时面临的最大困难，
是往往无法弄清是谁在控制企业。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在2003年——数据库有记录
的最后一年——有52%的工业附加值来自私营企业。
然而，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52%是准确数字么？如果是，它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
主要基于私人所有权的经济体呢？
在他们的研究中，这两位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假设——他们将个人、
本土“法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企业列为“私人实体”企业。虽然将个人或外企控制的
企业列为“私人”企业是有道理的，但把国内法人（一个可以合法签定合同的人或组
织）控制的企业归入此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种国内实体持有的股份，类似于
日本的“系列”(keiretsu)安排，即企业交叉持股。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
于，中国许多交叉持股的资本来自于国有领域。因此，只要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就
能发现，经合组织的分类，包括典型的国有企业。
但是，是否52%的估计数字就表明中国的经济由私营经济所主导呢？为了提供一个
基准，我们将目前的中国与80年代初期——处于集中经济顶峰——的印度做一个比较。
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执政时期，印度对银行实行国有化，限制外国投
资，并给私营领域设置了大量障碍。即便是在这一切最突出的时期，私营领域在印
度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目前的中国。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9年一
份有关印度的报告，私营领域在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60年代初的93%，降至
1983年的“仅仅”69%。而中国在经历了28 年的改革，加之在统计私营领域规模时的
“慷慨大度”，仍未能达到印度10年前（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私营领域规模。
尽管中国在朝着建立市场经济关键因素的方向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远远没
有为那些真正推动市场、与政府没有关联的小企业家建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中国
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从像崔英杰那样的个体业主
开始呢？
*www.olis.oecd.org/olis/2005doc.nsf/linkto/ECO-WKP(2005)58
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任教，并著有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
译者/ 何黎
本文地址为：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563.html 欢迎向您的朋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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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71.230.0.0]
全文链接: http://www.yilubbs.com/HT/con_119_M.1240160671.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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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黄亚生：为中国经济奇迹“寻根”
发信站: 一路BBS (Sun Apr 19 13:00:54 2009), 本站(yilubbs.com)
为中国经济奇迹“寻根”
作者：黄亚生(Yasheng Huang)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14907
在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
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 岁，
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上周中共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在使中国走上正轨方面，他所发挥的作
用比任何其他与会人士都要大。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此之
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安徽是真正的中国奇迹的发源地。1978年12月，小岗村的18位农户作出了分田承包
的秘密决定。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些农户写下了血书，一旦他们被捕，社员们保
证将领头人的子女抚养成人。
万里没有抓他们。相反，面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他批准了这一试验，并勇敢地为
其作了辩护。这一试验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年之内，安徽省90%的乡村
都施行了这一制度，几年后，中国其它地区也开始施行。
此后，万里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个位置上，他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推动开放农
村财政、延长农田租赁期、取消私营企业的就业限制、放开城乡贸易、削减农村党
政官员的权力，并推行农村治理的基层民主。
结果，在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西方经
济学家可能会吹嘘说，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化才是中国减贫的原因。然而，真正的
功臣是农村改革。中国大部分的减贫成就出现在80年代的头5年。同期，收入分配
状况也有所改善。
万里和80年代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行动，而不是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农民头上。
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依靠群众智慧的成功典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
经济民主。万里曾告诉下属说，如果农民希望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想法不同，首先
应该想的是，自己可能是错的。
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
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巨大。 90
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胡锦涛的领
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
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么国内消
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
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
经济。
中国高科技的未来取决于农村地区，这种想法可能与你的直觉不符，但如果你相信
市场原则的话，想法就会不同。在中国农村地区，科技含量较低的企业取得成功，
将迫使城市企业在生产和科技方面创新，以保持其竞争优势。90年代农村经济的停
滞，使成百上千万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数以千万计急切的求职者涌入从不缺乏
劳动力的城市企业，而这些企业做出了理性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在类似情况下会做出
的决定：它们牺牲了研发，而青睐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
其它的长期代价，包括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90年代的重大政策失误，
中国可能又造就了一代文盲。
过去5年，胡锦涛先生制定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例如建设和谐社会，让人民平均
生活水平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如果胡锦涛能倾听一下万里及其同事
田纪云和杜润生等人的建议，他将会更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富于远见的80年
代领导人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接下来的10年，他们却被边缘化了。中国未
来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回归80年代模式的速度与深度。
本文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也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剑
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年出版）的作者。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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