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耐心的知识分子

[种种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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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是多事之秋。从月初的二十周年到月中有争议的信息过滤程序“绿坝”，到月末google被打压，中|宣部大概也忙坏了。知识分子无疑是对此最敏 感的一个群体，因此反应也最为强烈。知识精英不受审查的心态本来就已在增长，如今更难以忍受被和谐的压力，许多人纷纷引用《1984》里的语句作为私下的 抗议。这大概也是和谐的代价：按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和谐由对抗力量造成，正如弓与琴”，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内部张力，作用力的增强引起了对立成分的增强。 中|宣部很难为自己本月的行为争取到知识分子的公开支持，而且我感到周围的知识分子似乎正在丧失耐心。

在一个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最缺乏耐心的一个群体。现代化打破了原有社会秩序稳定性，经过剧烈转变后才能达到新的内部平衡，但处 于新旧两个平衡之间的过渡阶段恰恰是最危险和混乱的。这个进程中也诞生了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独立性和批判性自命（有时这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唯一重要的 特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中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中的种种不足进行猛烈批评——而这些不足，可能是进行现代化转向的国家中唯一常备不缺的事物。 亨廷顿在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尖刻地指出：“几乎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常有乌托邦式的目 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故此在大多数场合，知识分子都强烈反对现行改革，将其视为躲避真正改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认为不够彻底、不是结构性 的。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反倒成为革命的催化剂。”

这种“改革摧毁了改革派政府”的情形，向来不鲜见。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1960年学生示威迫使李承晚下台，张勉领导的开明政府上台。这一新政府 的目标、政策、领导人选和支持的来源，几乎都反映了学生的要求。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它遭到了和前任同样的命运，完全支持政府的学生骤跌至不到4%。六个月 后，朴正熙领导的军方推翻张勉政府，学生们又几乎立即表示反对。集权的独裁统治、开明的民主政体、军事统治以及政党政府制：韩国学生无一不反对。韩国人向 来以性格急躁闻名，他们对每一任政府的不满都集中于对体制缺陷的反感，这是一种会上瘾的要求：如果能作出一点改革，他们就认为改革还能继续深入。知识分子没有耐心：他们想要一切，而且马上就要。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例外。许多人说起体制的问题（也就是一种结构性缺陷），常常都是痛心疾首的。虽然我身在体制外，但我能切身感受：扪心自问，我无 法忍受某些体制下的生活。但我对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体制彻底改革好，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却也是抱着深深的怀疑的。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 好事，更多的时候，摧毁体制之后收获的是虚无，是一堆瓦砾。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只不过是被新问题所取代罢了。

然而一代代的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梦。自甲午战争起，中国知识分子大受刺激之余日趋激进化，产生了一种“整体改造的普遍倾向”。也就是认为修修补补已无 济于事，必须推倒重来。在此思想基础上人们激烈怀疑原有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蔡元培在日俄战争时便提出“要把老法子统统去掉”。“中国传统负面整体化” 的倾向为五四的兴起埋下伏笔，1918年陈独秀乃喊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1919年鲁迅引用易卜生所说的 “All or nothing”来表述时人认知中现代与传统、世界与中国的整体性对立——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只剩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你死我活的 斗争了。

这种不幸的倾向为近代中国同时带来了创造力和破坏力，而且绵延到此后的政治思维中。知识分子人人都迷恋整体性的彻底解决，间接助长了两种危险的倾 向：一是没有耐心解决具体问题，二是在整体性对立斗争中养成对自我正确性的极端固执——理由很简单，既然对方是一无可取、必欲打倒而后快者，那么反衬之下 我的所为自然都是正确的。1928年国民党人在孙中山迎榇活动中提出“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总理奉安实录》），从康有为到毛泽东以至于今，人们都有着 一劳永逸、彻底全面的拯救期许，希望来一次结束所有革命的革命，只要一次就达到完美彻底的更正。这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好说大话，期望成大事，而不耐烦 处理具体实在的细节事务。

这也算是J.K Galbraith概括的“目的高贵的傲慢自负”吧。这种好高骛远、希望来一次整体而彻底变革的思想，从五四起往往发端于文化领域，无论是“打倒孔家店 ”、“丑陋的中国人”、“河殇”、“狼图腾”，无一不是在表达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敌视，而它们也的确也能耸人耳目于一时（这些论调能轰动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社会现象）。不过，正如一直叫嚷要“改造意大利人种”的墨索里尼最终失败一样，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自我改造成他者。这种对改造和异化的渴望只不过体 现了一种强烈自卑感之下的焦虑和迫切性。

如今，这种变革的愿望渐渐从文化领域挪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传统已经是被彻底打倒的落水狗，也很少有人仍然坚信那种幼稚的文化决定论），转而到了经 济、社会、政治领域。杨小凯、黄亚生等大陆出生的经济学家往往比其同行更激烈地批评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至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只要随便找几个相关论坛看 一眼就可知道人们是多么一腔热血、愤懑难平。当然这也并不奇怪，Neil Smelser在1962年就已提出“不耐心者的冲动”（act of impatient）及“一蹴而就的观念”（if only mentality）两个概念，意指社会运动发起者往往极其缺乏耐心，希望直接从体制上找原因，并天真地以为只要体制改造好，其他一切迎刃而解。现在无论 什么问题，大家讨论到最后，往往什么都归结为是“体制问题”。

当然体制并非不需要改善，只是其改进是很缓慢的。自晚清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往往都是在和时间赛跑：其成败取决于在给定的时间内，它们能否自我改革 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除了毛时代一个短暂的时期外，政府通常都没能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成功地予以体制化，相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指望他们能多一些耐心倒成 了许多时期的重要政治课题。1929年胡适就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提前二十年预告了国民党的命运：“现在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 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似乎很难指望这一次国人就能更有耐心，然而我想仍有理由持谨慎乐观态度。自1978年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政治领导层的思维和心态已发生很大转变， 不再追求问题的“一揽子解决”，而是一代人办一代人的事，他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说得再明确不过：没有确定的目标性的乌托邦，只有一件一件问题的实际解 决。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评论说：“中国的最高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 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并了解到在健全的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本制度下无限地反对你赢我输和我赢你 输。”

就此而言，目前在社会群体事件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性谈判妥协方式才是更可取的方向，它才是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区别所在。体制的解决不在于整体、彻底 的推翻重来（那样的结果就只能你死我活了），不是将对立面视为不可调和的邪恶，它需要的是持续的一件件事反复对抗、谈判、妥协。Dankwart Rustow说，民主产生于“没完没了的长期政治斗争……领导者必须代表中坚力量……并且民主问题对他们来说意义深刻”。在那些斗争中，“民主并非是最初 的形式或主要的目标；它是人们所寻求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或它成为这场斗争的意外收获。”

知识分子当然仍然要反思和批判，但他们是否应当更有耐心一点？当然，人们会认为：正是他们的缺乏耐心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成了此后的变革。在这个问 题上，几乎永远会有争议。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没有改革者的改革”时期，社会真正需要的是细小问题的逐步解决，而非宏大命题。最 终适应和存在下来的，往往未必是“好理念”，而是人们有切身相关利益的妥协机制。例如，“《大宪章》既不是一份人类权利的有力宣言，也不是一个构建好政府 的方案，确切地说，它是由那些对过往滥用权力感到不满的贵族们所制定的一套限制”（《腐败征候群》）。如果认为在体制完善之前就什么也做不了或做不好，那 么，在我看来这只是知识分子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时代的不幸观点。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都必须抱着极大 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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