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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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3, 2007, 1:28:22 PM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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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一）政治传统
作者:余杰
2005-10-12 09: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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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2005-10-12 09: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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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诸先贤中，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谭嗣同之《仁学》：“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有人用“激进”一词来概括谭嗣同在《仁学》及其诗文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意思的是，如今“激进”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评价，某些故作中庸者动辄批评“激进派”在历史转型时刻“坏事”，却罔顾那些所谓的“激进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以谭嗣同所处之清末而论，乃如刘鹗所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作为
“铁屋子”中的先知先觉者，谭嗣同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因此，与其说谭嗣同的思想“激进”，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界定——他是在“冲决网罗”。面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重重网罗，谭嗣同曾立誓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因此，钱穆认为：“《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
殷海光也如此评说谭嗣同之生命与学：“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入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论证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与英国近代史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谭嗣同最富于激动力的思想是他的‘冲决网罗’主义。”
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驱所必备之素质。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亦即以传统之精华反对传统之糟粕也）。张灏认为，谭嗣同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同样攻击礼教，但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却彼此很不相同，“谭嗣同虽然批判三纲，却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他深知在儒家的礼教之外，儒家的其他思想，以及儒家以外的传统思想尚有许多精神价值值得发掘和肯定。” 如谭氏在论及王夫之和黄宗羲时指出：“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议。” 可见他对王、黄之学相当推崇。钱穆在论及谭嗣同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时，将其与戴震、吕留良、黄宗羲多位思想家对照：“此较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者，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 “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 谭氏还从宗教层面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切反思，他个人虽无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在《仁学》中多次张扬佛教、原始孔教及基督教之价值，以之为救世良药。
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 “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于是，“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便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至今，此种传统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谭嗣同的批判仍具鲜活之生命力。此为谭氏之幸运，抑或不幸？
（一）政治传统：“秦制”的核心是君权之神圣化
邹容在《革命军》中摘抄了《仁学》中攻击君主专制的不少词句，并题诗于谭嗣同遗像上：“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亦对谭嗣同推崇备至，在其所作《猛回头》之中称赞谭嗣同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在日本留学的蔡锷一直敬重谭嗣同的为人，写诗悼念谭嗣同、唐才常此“浏阳二杰”曰：“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革命派辑录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书，更把《仁学》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论述辑入，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孙中山亦将谭嗣同视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由此可见，谭嗣同之“非君”思想影响后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如庄子、司马迁、嵇康、李贽、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龚自珍诸子。但是，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方得以出现。
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秦朝虽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将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后世对嬴政品格的否定与对秦始皇统治方式的承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后世之士大夫对嬴政多有尖锐批评，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余英时亦曾举例谈及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会稽独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并在会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对此细节，余英时分析说：“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化，“尽管秦短命而亡，这个王朝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建立了为后世各代取法的政治体制结构。汉朝的开国皇帝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尽管法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已经失去其显赫的地位，但是它并未被逐出角斗场”。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他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因为只有以秦为师方能实现君权的最大化，“中国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尽管在许多方面从理论上服膺儒家的学说，然而却倾向于实行独裁统治，采纳法家‘人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服务’的观点。” 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用谭嗣同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统治术的秘诀，即君权之神圣化。这一“大盗”成“圣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时代的君王，与“天”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有的部落有专司祭天的祭师，有的部落则由君王兼行祭师之责。到了秦始皇这里，他运用法术与仪式将君王与“天”的关系固定下来，自取“黄帝”之名，易之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有学者分析说，秦始皇对一般的神不那么敬重，他曾多次与神交战，如湘君、海神等，但对“天”还是尊崇的。嬴政自称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称号综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天子据有天下，也就意味着王权超越了空间。同时，嬴政还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妄想通过子孙后代将专制权力永远延伸下去，从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由此观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付诸实践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种权力观经过暴力的彰显与文化的渗透，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传统中国的百姓认为，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如《尚书·洪范》所云，王道皇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当，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以尽善尽美的形象出现。《诗》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于批评帝王的任何缺点。这是几千年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经过秦始皇的阐释，规定了以下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对此，谭嗣同分析说，正是由于君主垄断了祭天之权，使得其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众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此一仪式巩固了权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这样，“公义”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此时，亨利处境危急。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极其严重之后果。
后果之一，皇帝本人成为权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权的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徐复观指出：“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是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纵使皇帝不似秦一样的刚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戾自用。因为顺着此一机构活动的自然结果，只能如此。” 在整个政治系统之中，君王个人的品格并不占有决定性地位。嬴政与秦制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嬴政个人的性格影响了秦政，秦政则对后世君王的隐形人格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历代士大夫关于“明君”与“昏君”的辨析其实意义皆不大，“明君”与“昏君”的差异仅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间。既然“君权神授”，中层并无贵族阶级的制约，士大夫的监察亦无制度保障，仅凭“良知”激励，只能在极少数时刻有效，于是皇权不断膨胀，皇帝本人成为暴政的代表，“这套官制机构的总发动机，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实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闻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而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 既然“明君”与“昏君”的区别无甚意义，那么“治世”与“乱世”也无根本的差别。“治世”成了“非常态”，“乱世”倒成了“常态”。
后果之二，在绝对王权的笼罩下，民众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失去了上古时代之“任侠”精神，失去了经济上的自足性，皆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全国除君王之外，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形成了一人为主，其他均为奴仆的局面。若不破除君王与上天之间的神秘关系，民众将永无自由之日，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因为一切人民，皆处于服从之地位，不允许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独立乃至反抗的社会势力。” 统治者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将民众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反过来它又为自己制造了最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既然专制者肆意虐民，民亦冷漠待之，民众不会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 这种状况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迟迟不能在中国出现。在鸦片战争当中，广东的大多数民众只是将其看作“皇帝与洋人的战争”，他们不愿为这个皇帝“家天下” 的国家作战，而更愿意充当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后果之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荀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本人具有掌握真理、宣示真理、传播真理的权力，皇帝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帝王体现着规律，体现着必然，人们要遵从规律和必然，首先必须遵从帝王。” 反之，任何人一旦有变革和质疑帝王权力的思想，便会立即遭致被虐杀的命运。“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 韩非公然宣称：“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人民稍一独立思考，即以“怨望”、“腹诽”、“讪谤”、“大逆不道”等罪名遭放逐、诛戮甚至如猪狗般系缚屠杀。这样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精神活动。此模式如化石般僵硬，它断绝了一切在政治制度上创新的可能，它不允许对皇权有任何的束缚和制约，“因为专制制度，一切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 故而改良式的戊戌变法只能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收场，不谙妥协之道的专制皇权非得逼出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使之覆灭不可。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原载：《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亦即以传统之精华反对传统之糟粕也）。张灏认为，谭嗣同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同样攻击礼教，但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却彼此很不相同，“谭嗣同虽然批判三纲，却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他深知在儒家的礼教之外，儒家的其他思想，以及儒家以外的传统思想尚有许多精神价值值得发掘和肯定。” 如谭氏在论及王夫之和黄宗羲时指出：“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议。” 可见他对王、黄之学相当推崇。钱穆在论及谭嗣同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时，将其与戴震、吕留良、黄宗羲多位思想家对照：“此较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者，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 “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 谭氏还从宗教层面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切反思，他个人虽无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在《仁学》中多次张扬佛教、原始孔教及基督教之价值，以之为救世良药。
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 “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于是，“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便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至今，此种传统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谭嗣同的批判仍具鲜活之生命力。此为谭氏之幸运，抑或不幸？
（一）政治传统：“秦制”的核心是君权之神圣化
邹容在《革命军》中摘抄了《仁学》中攻击君主专制的不少词句，并题诗于谭嗣同遗像上：“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亦对谭嗣同推崇备至，在其所作《猛回头》之中称赞谭嗣同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在日本留学的蔡锷一直敬重谭嗣同的为人，写诗悼念谭嗣同、唐才常此“浏阳二杰”曰：“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革命派辑录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书，更把《仁学》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论述辑入，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孙中山亦将谭嗣同视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由此可见，谭嗣同之“非君”思想影响后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如庄子、司马迁、嵇康、李贽、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龚自珍诸子。但是，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方得以出现。
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秦朝虽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将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后世对嬴政品格的否定与对秦始皇统治方式的承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后世之士大夫对嬴政多有尖锐批评，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余英时亦曾举例谈及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会稽独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并在会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对此细节，余英时分析说：“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化，“尽管秦短命而亡，这个王朝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建立了为后世各代取法的政治体制结构。汉朝的开国皇帝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尽管法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已经失去其显赫的地位，但是它并未被逐出角斗场”。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他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因为只有以秦为师方能实现君权的最大化，“中国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尽管在许多方面从理论上服膺儒家的学说，然而却倾向于实行独裁统治，采纳法家‘人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服务’的观点。” 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用谭嗣同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统治术的秘诀，即君权之神圣化。这一“大盗”成“圣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时代的君王，与“天”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有的部落有专司祭天的祭师，有的部落则由君王兼行祭师之责。到了秦始皇这里，他运用法术与仪式将君王与“天”的关系固定下来，自取“黄帝”之名，易之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有学者分析说，秦始皇对一般的神不那么敬重，他曾多次与神交战，如湘君、海神等，但对“天”还是尊崇的。嬴政自称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称号综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天子据有天下，也就意味着王权超越了空间。同时，嬴政还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妄想通过子孙后代将专制权力永远延伸下去，从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由此观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付诸实践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种权力观经过暴力的彰显与文化的渗透，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传统中国的百姓认为，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如《尚书·洪范》所云，王道皇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当，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以尽善尽美的形象出现。《诗》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于批评帝王的任何缺点。这是几千年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经过秦始皇的阐释，规定了以下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对此，谭嗣同分析说，正是由于君主垄断了祭天之权，使得其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众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此一仪式巩固了权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这样，“公义”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此时，亨利处境危急。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极其严重之后果。
后果之一，皇帝本人成为权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权的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徐复观指出：“秦政的性格，已客观化而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个人的性格，也即是专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之下，纵使皇帝不似秦一样的刚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产生的外戚、宦官、权臣，也必刚戾自用。因为顺着此一机构活动的自然结果，只能如此。” 在整个政治系统之中，君王个人的品格并不占有决定性地位。嬴政与秦制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嬴政个人的性格影响了秦政，秦政则对后世君王的隐形人格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历代士大夫关于“明君”与“昏君”的辨析其实意义皆不大，“明君”与“昏君”的差异仅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间。既然“君权神授”，中层并无贵族阶级的制约，士大夫的监察亦无制度保障，仅凭“良知”激励，只能在极少数时刻有效，于是皇权不断膨胀，皇帝本人成为暴政的代表，“这套官制机构的总发动机，不在官制的自身，而实操之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闻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而在尊无与上，富无与敌的环境中，不可能教养出一个好皇帝。所以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 既然“明君”与“昏君”的区别无甚意义，那么“治世”与“乱世”也无根本的差别。“治世”成了“非常态”，“乱世”倒成了“常态”。
后果之二，在绝对王权的笼罩下，民众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失去了上古时代之“任侠”精神，失去了经济上的自足性，皆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全国除君王之外，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形成了一人为主，其他均为奴仆的局面。若不破除君王与上天之间的神秘关系，民众将永无自由之日，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因为一切人民，皆处于服从之地位，不允许在皇帝支配之外，保有独立乃至反抗的社会势力。” 统治者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将民众置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反过来它又为自己制造了最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既然专制者肆意虐民，民亦冷漠待之，民众不会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忱。” 这种状况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迟迟不能在中国出现。在鸦片战争当中，广东的大多数民众只是将其看作“皇帝与洋人的战争”，他们不愿为这个皇帝“家天下” 的国家作战，而更愿意充当事不关己的旁观者。
后果之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荀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本人具有掌握真理、宣示真理、传播真理的权力，皇帝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帝王体现着规律，体现着必然，人们要遵从规律和必然，首先必须遵从帝王。” 反之，任何人一旦有变革和质疑帝王权力的思想，便会立即遭致被虐杀的命运。“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 韩非公然宣称：“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人民稍一独立思考，即以“怨望”、“腹诽”、“讪谤”、“大逆不道”等罪名遭放逐、诛戮甚至如猪狗般系缚屠杀。这样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精神活动。此模式如化石般僵硬，它断绝了一切在政治制度上创新的可能，它不允许对皇权有任何的束缚和制约，“因为专制制度，一切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 故而改良式的戊戌变法只能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收场，不谙妥协之道的专制皇权非得逼出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使之覆灭不可。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原载：《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二）文化传统
作者:余杰
2005-10-18 06: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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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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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传统：“秦制”的学术渊源是“儒表法里”
林毓生在概括谭嗣同的思想时指出：“谭嗣同的思想取向，虽然也有一些功效性的考虑，但基本上则是强调融通、奋进、民胞物与的普遍性道德、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儒家、墨家、道家与佛教的成分，以及他所理解的当时西方科学界流行的‘以太’观念。这些糅合在一起的成分，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冲激之下，突破了传统的藩篱而转化成为一个激烈的反礼教的内在动力（谭氏称之谓：‘仁学’）”。 “反礼教”确实是谭嗣同思想的一大趋向，亦是其最有学术创建和道德勇气的地方。有学者在清理此思想脉络时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愤怒斥骂，对民主君仆关系的简明阐述，主要是博取了从墨子、黄宗羲到郑观应、宋恕、康有为、严复等人之所长汇集而成，那么，他对三纲的批判，则是在吸取前人或他人营养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一维度上，谭嗣同远远超越了维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并肩。
在中国古代，三纲是礼教的基础，是金科玉律，无人敢碰，包括黄宗羲、唐甄等激烈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也没有从整体上攻击过三纲。在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到王韬、郑观应，也没有一个人全面地否定过三纲。相反，多是对其加以辩护甚至颂扬，说它“至明至备”，万不能变，“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 与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论说相反，谭嗣同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三纲的合理性，从而将近代思想启蒙推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钱穆所云：“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发展及强化，非得在背后有一整套文化论说和意识形态支柱。“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政治上的独裁与文化思想的独裁，从来都是血肉相连的。极端的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以此来欺骗愚弄民众，压制任何的民主思想，以保证君主政治的绝对权威和永恒性；而文化专制主义措施又往往是靠政治权力在行政上来强制推行的。”秦制的暴虐本性，仅靠将君权神圣化不足以掩饰之，它还需要另外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换言之，有了“官”则必有“官学”，有了“帝王”则必有“帝王之学”。历代帝王，即便如刘邦、朱元璋般“不学无术”，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学术的包装。秦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它在实践层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政的学术渊源，亦即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症结，便在于“儒表法里”的“文化共谋”，其具体体现即为三纲。因此，谭氏对三纲的批判不遗余力，如：“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为害也。”、“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那么，三纲是如何形成的？儒学是如何支持秦制的？谭氏反礼教而不反孔子，他对“原始儒学”有颇多同情之处。在概述儒家源流时，他认为：“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 这种梳理有可以商榷之处，如认为庄子亦是孔学的一支，此说颇不可信。但是，谭嗣同明确点出了让孔学染上“败血症”的关键人物——荀子。谭氏之“排荀”，受友人夏曾佑影响，认为荀学与秦制相互藉助，与二千年来皆行大盗之政的秦政相对应的是，“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与秦制一拍即合，互为寄生，顿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氏甄别说，这种情势的形成，非孔子之过，而是已经“变异”的荀学之“伪托”，所以孔子本人不应被指责：“（大盗与乡愿）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云：“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辜哉？孔为所卖，在天之灵，宜如何太息痛恨；凡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慭不一扫荡廓清之耶！” 他认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荀子即为此伪学之宗师。
荀学之害究竟在何处呢？谭嗣同在《仁学》中多次论及：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义，而泥其初迹，反受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以苦父天母地之人。
荀乃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往，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
以谭氏看来，荀子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却是法家；荀子表面上是在“张孔学”，实际上是在“倾孔学”。荀子将君主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君主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掌管者，而且是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决者。从荀子开始，法家的毒素开始进入孔学的血液之中，乃至逐渐“反客为主”，荼毒士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三纲、忠义之说皆来自于荀子。因此，谭嗣同对荀子的批评可谓疾言厉色：“荀卿生孟子后，倡法后王而尊君统，务反孟子民主之说，嗣同尝斥为乡愿矣。”
荀学传人是韩非和李斯。韩李二人如脱缰之野马，彻底堕落为君王的附庸，经过他们的理论阐发和政治时间，使得“法与术相合，对臣民的防制愈严，通过法中的严刑峻罚以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于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测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意在对比中彰著。” 在韩李二人的思想中，儒学已退居其次，手段已高于目的，他们俨然以小人自居、以小人得意也。这种“小人政治”的特点之一，便是以刑法达成所谓的“道德”，以韩李之“中心思想”而论，“虽然含有儒家道德思想之要素，但他们所用以达到目的之手段，则完全靠作为法家思想主要内容的刑，这是秦立国的基本精神，也是专制政治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便成为刑治的帮凶。” 正因为如此，韩非的理论方能深得嬴政之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人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虽然韩非后来作茧自缚，惨死于李斯之谗言，但其学说仍通过李斯贯彻于秦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如西方学者所论：“尽管刻板的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苛刑暴政对儒家来说是可诅咒的东西，然而帝国的政治体制却是作为这两种思想流派的混合物发育成长着，法家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虽则有时它是披着儒家的外衣出现的。法家大师韩非子的著作，尽管令后代许多儒家学者所厌恶，但却世世代代被研读诵习，完整地流传至今。”
沿荀子、韩非所开辟的学术路数一直观察下去，谭嗣同揭发出了若干参与推广与完善“儒表法里”思想的人物，如汉之叔孙通、唐之韩愈、宋之胡安国。谭氏一一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唐之韩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说，宜膺笔伐。” “而圣教不明，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得以乘间而起，以深中于人心。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矣。故后世帝王极尊宋儒，取其有利于己也。” 对于韩愈这样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谭嗣同却一反陈说，将其请下神坛。
三纲五常学说有其逐步成形的过程，秦政也与之同步完善和精密。在《仁学》中，谭嗣同对此一思想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故亡秦而汉高帝术之于上：“从吾游者能尊显之”，君主之潜施其饵也。叔孙通术之于下：“今而后知皇帝之贵”，绵蕞之导君于恶也。汉衰而王莽术之于上，竟以经学行篡弑矣；刘歆术之于下，又窜易古经以煽之矣。新蹶而汉光武术之于上：“吾以柔道治天下”，盖渐令其驯扰，而己得长踞之焉。桓荣学之于下：“车服，稽古之力也”，挟《尚书》以为稗贩，无所用耻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国虎争，五胡汤沸，南北分割之乱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术之于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为何如耶？韩愈术之于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术之于上，修《太平御览》之书，以消磨当世之豪杰；孙复术之于下，造“春秋尊王法微”，以割绝上下之分，严立中外之防，惨鸷刻覈，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可复动，遂开两宋南北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莫能脱此牢笼，且弥酷而加厉焉。呜呼，自生民以来，迄宋而中国真亡矣！天乎，人乎，独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问，等诸自郐以下可也，类皆转相授受，自成统绪，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意岂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乎，悲乎！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
谭嗣同发现，每一朝代，均有帝王与士人共同制造与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帝王在上，为主宰；士人在下，为帮凶。若干开国大帝，实为流氓无赖；若干道德君子，实在道貌岸然。两者上下互动，狼狈为奸，共同实施愚民之策与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为无耻之御用学者，通过理论阐发、修史及编撰“百科全书”，为帝王提供“御览”，亦以之为自己的“敲门砖”。自秦以下，有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宋之“存天理，灭人欲”，程朱之学集为大成，使得中国人彻底失去了自由和独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 这就是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解读，也呼应着谭嗣同对当下现实情境的体认。他是在谈论历史，更是在谈论现实，因此切中了“感时忧国”的晚清至民初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如林毓生所言：“谭嗣同对以‘三纲’为代表的旧礼教攻击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谭嗣同之后，“否定三纲变成一股历史潮流，因为这一股历史潮流，传统秩序的思想基础由动摇而瓦解。谭嗣同就站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议精神变成瓦解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前锋。这时他的抗议精神的历史意义。” 在此意义上，谭嗣同开启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先声。
林毓生在概括谭嗣同的思想时指出：“谭嗣同的思想取向，虽然也有一些功效性的考虑，但基本上则是强调融通、奋进、民胞物与的普遍性道德、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儒家、墨家、道家与佛教的成分，以及他所理解的当时西方科学界流行的‘以太’观念。这些糅合在一起的成分，在他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冲激之下，突破了传统的藩篱而转化成为一个激烈的反礼教的内在动力（谭氏称之谓：‘仁学’）”。 “反礼教”确实是谭嗣同思想的一大趋向，亦是其最有学术创建和道德勇气的地方。有学者在清理此思想脉络时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愤怒斥骂，对民主君仆关系的简明阐述，主要是博取了从墨子、黄宗羲到郑观应、宋恕、康有为、严复等人之所长汇集而成，那么，他对三纲的批判，则是在吸取前人或他人营养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一维度上，谭嗣同远远超越了维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并肩。
在中国古代，三纲是礼教的基础，是金科玉律，无人敢碰，包括黄宗羲、唐甄等激烈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也没有从整体上攻击过三纲。在近代，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到王韬、郑观应，也没有一个人全面地否定过三纲。相反，多是对其加以辩护甚至颂扬，说它“至明至备”，万不能变，“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 与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论说相反，谭嗣同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三纲的合理性，从而将近代思想启蒙推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钱穆所云：“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发展及强化，非得在背后有一整套文化论说和意识形态支柱。“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政治上的独裁与文化思想的独裁，从来都是血肉相连的。极端的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以此来欺骗愚弄民众，压制任何的民主思想，以保证君主政治的绝对权威和永恒性；而文化专制主义措施又往往是靠政治权力在行政上来强制推行的。”秦制的暴虐本性，仅靠将君权神圣化不足以掩饰之，它还需要另外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换言之，有了“官”则必有“官学”，有了“帝王”则必有“帝王之学”。历代帝王，即便如刘邦、朱元璋般“不学无术”，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学术的包装。秦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除了它在实践层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秦政的学术渊源，亦即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症结，便在于“儒表法里”的“文化共谋”，其具体体现即为三纲。因此，谭氏对三纲的批判不遗余力，如：“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为害也。”、“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
那么，三纲是如何形成的？儒学是如何支持秦制的？谭氏反礼教而不反孔子，他对“原始儒学”有颇多同情之处。在概述儒家源流时，他认为：“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 这种梳理有可以商榷之处，如认为庄子亦是孔学的一支，此说颇不可信。但是，谭嗣同明确点出了让孔学染上“败血症”的关键人物——荀子。谭氏之“排荀”，受友人夏曾佑影响，认为荀学与秦制相互藉助，与二千年来皆行大盗之政的秦政相对应的是，“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与秦制一拍即合，互为寄生，顿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氏甄别说，这种情势的形成，非孔子之过，而是已经“变异”的荀学之“伪托”，所以孔子本人不应被指责：“（大盗与乡愿）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云：“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辜哉？孔为所卖，在天之灵，宜如何太息痛恨；凡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慭不一扫荡廓清之耶！” 他认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荀子即为此伪学之宗师。
荀学之害究竟在何处呢？谭嗣同在《仁学》中多次论及：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义，而泥其初迹，反受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以苦父天母地之人。
荀乃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往，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
以谭氏看来，荀子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却是法家；荀子表面上是在“张孔学”，实际上是在“倾孔学”。荀子将君主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君主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掌管者，而且是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决者。从荀子开始，法家的毒素开始进入孔学的血液之中，乃至逐渐“反客为主”，荼毒士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三纲、忠义之说皆来自于荀子。因此，谭嗣同对荀子的批评可谓疾言厉色：“荀卿生孟子后，倡法后王而尊君统，务反孟子民主之说，嗣同尝斥为乡愿矣。”
荀学传人是韩非和李斯。韩李二人如脱缰之野马，彻底堕落为君王的附庸，经过他们的理论阐发和政治时间，使得“法与术相合，对臣民的防制愈严，通过法中的严刑峻罚以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于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测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意在对比中彰著。” 在韩李二人的思想中，儒学已退居其次，手段已高于目的，他们俨然以小人自居、以小人得意也。这种“小人政治”的特点之一，便是以刑法达成所谓的“道德”，以韩李之“中心思想”而论，“虽然含有儒家道德思想之要素，但他们所用以达到目的之手段，则完全靠作为法家思想主要内容的刑，这是秦立国的基本精神，也是专制政治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便成为刑治的帮凶。” 正因为如此，韩非的理论方能深得嬴政之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人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虽然韩非后来作茧自缚，惨死于李斯之谗言，但其学说仍通过李斯贯彻于秦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如西方学者所论：“尽管刻板的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苛刑暴政对儒家来说是可诅咒的东西，然而帝国的政治体制却是作为这两种思想流派的混合物发育成长着，法家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虽则有时它是披着儒家的外衣出现的。法家大师韩非子的著作，尽管令后代许多儒家学者所厌恶，但却世世代代被研读诵习，完整地流传至今。”
沿荀子、韩非所开辟的学术路数一直观察下去，谭嗣同揭发出了若干参与推广与完善“儒表法里”思想的人物，如汉之叔孙通、唐之韩愈、宋之胡安国。谭氏一一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唐之韩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说，宜膺笔伐。” “而圣教不明，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得以乘间而起，以深中于人心。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矣。故后世帝王极尊宋儒，取其有利于己也。” 对于韩愈这样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谭嗣同却一反陈说，将其请下神坛。
三纲五常学说有其逐步成形的过程，秦政也与之同步完善和精密。在《仁学》中，谭嗣同对此一思想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故亡秦而汉高帝术之于上：“从吾游者能尊显之”，君主之潜施其饵也。叔孙通术之于下：“今而后知皇帝之贵”，绵蕞之导君于恶也。汉衰而王莽术之于上，竟以经学行篡弑矣；刘歆术之于下，又窜易古经以煽之矣。新蹶而汉光武术之于上：“吾以柔道治天下”，盖渐令其驯扰，而己得长踞之焉。桓荣学之于下：“车服，稽古之力也”，挟《尚书》以为稗贩，无所用耻焉。如是者四百年，安得不召三国虎争，五胡汤沸，南北分割之乱哉？至唐一小康矣，而太宗术之于上：“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此其猜忌为何如耶？韩愈术之于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术之于上，修《太平御览》之书，以消磨当世之豪杰；孙复术之于下，造“春秋尊王法微”，以割绝上下之分，严立中外之防，惨鸷刻覈，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可复动，遂开两宋南北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莫能脱此牢笼，且弥酷而加厉焉。呜呼，自生民以来，迄宋而中国真亡矣！天乎，人乎，独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问，等诸自郐以下可也，类皆转相授受，自成统绪，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意岂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乎，悲乎！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
谭嗣同发现，每一朝代，均有帝王与士人共同制造与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帝王在上，为主宰；士人在下，为帮凶。若干开国大帝，实为流氓无赖；若干道德君子，实在道貌岸然。两者上下互动，狼狈为奸，共同实施愚民之策与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为无耻之御用学者，通过理论阐发、修史及编撰“百科全书”，为帝王提供“御览”，亦以之为自己的“敲门砖”。自秦以下，有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宋之“存天理，灭人欲”，程朱之学集为大成，使得中国人彻底失去了自由和独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 这就是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解读，也呼应着谭嗣同对当下现实情境的体认。他是在谈论历史，更是在谈论现实，因此切中了“感时忧国”的晚清至民初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如林毓生所言：“谭嗣同对以‘三纲’为代表的旧礼教攻击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谭嗣同之后，“否定三纲变成一股历史潮流，因为这一股历史潮流，传统秩序的思想基础由动摇而瓦解。谭嗣同就站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议精神变成瓦解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前锋。这时他的抗议精神的历史意义。” 在此意义上，谭嗣同开启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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