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替我说话呢，还是要为我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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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茅于轼要替我说话呢，还是要为我办事？zz
发信站: 小百合BBS (Wed Dec  5 08:22:48 2007)

茅于轼要替我说话呢，还是要为我办事？
废话一筐

      曾经看过茅于轼先生许多文章，基本上都很欣赏。如果说已经故去的杨小凯先生是
我最欣赏的华人经济学家的话，则茅于轼先生就是我第二欣赏的大陆经济学家了。说到欣
赏，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或者理解他们那些关于宏观、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高深论述。而是
我能感到，他们能相对独立、公正地探讨和评价中国事务。在中国，只要是能独立地发表
见解的人，都值得赞赏，如果这些见解还比较深刻独到，就值得我非常欣赏了。这也是我
非常欣赏茅于轼先生的一个原因。
     
      最近，茅于轼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试图回答中国
长期以来关于贫富之争的一些问题。坦白地说，我能理解茅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希望平衡
一下他文中所说的现象“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
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
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而主动担起为富人说话的责任
，大有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中国是否有仇富的古老传统？我没有详细考证过。但孔子在２６００年前就教导我
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历史上的许多揭露竿而
起者，喊出的口号也是“均贫富”，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时，也
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实在是憎恨别人的钱比自己多，而不
惧怕自己的钱比别人多。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到底是属于仇富呢，还是属于爱富？

 

      有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神州大地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叫
“红眼病”。就是用语批评那些嫉妒别人发财的人的专用名词。当时，搞了３０年的社会
主义后，中国出现了极端的平均主义，严重窒息了中国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国民是反
对“红眼病”，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家靠本事、靠努力吃饭。
             
      只是近３０年的改革后，国民发现，靠本事、靠努力也无法发家致富，反而一些人
的生存状况变糟，于是，就又产生了贫富之争，其中，对富人财富积聚过程合法性的质疑
是主要的声音。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版仇富现象。

 

      我猜，茅于轼先生的文章就是想批评一下这样的“仇富现象”。于是，在网上就掀
起了一阵热议，据茅先生说，是批评的居多。其中一个著名的批评者就来自大洋彼岸的薛
涌先生，当然，我也见到了大量为茅先生辩护的文章，著名的笑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至
于我自己，则基本没有发言。这并不是说我对中国的财富分配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我觉
得简单的贫富之争，是肤浅和无聊的。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现代版，并不
能指引中国走向现代文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争论甚至无法这类简单问题，我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搞不清楚这样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茅先生到底是会替我说话呢
，还是会为我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激烈批评茅先生的薛涌，其实有着和茅先生一样的误
区，也就是他无法回答，他口口声声要保护的穷人，到底包括了我，包括了你没有？

 

      我不是著名学者、著名专家。我决定赞同与否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他们的说法是否
对我有利，有利，我就赞成，有害，我就反对。显然，从他们现在的谈话中，我看不出他
们的谈话是否对我有利。因此，我就认为这样的争论对我来讲是非常无聊的。
     
      如果“贫”是指钱少，“富”是指钱多的话，专家学者能否告诉我，钱要少到什么
程度才能被称为穷人，钱要多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富人呢？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钱，但
我不知道专家学者们划分穷人富人的标准，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专家学者
们口中的富人呢，还是专家学者嘴里的穷人。看来，贫富之争也为我带来了新困惑、新烦
恼啊！

 

      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但我还是知道。我比钟南山教授嘴里的绝大
多数“城市流浪人员”都富，也比所有的山村的失学儿童都有钱。与他们相比，我大概应
该属于富人了吧？如果“城市流浪人员”也像对待钟南山教授一样，把我的手提电脑偷走
了。茅先生会怎么对待这件事呢？按茅先生的文章，他会替我说话，大致会说：你丢了电
脑，有财产损失，我很同情，“城市流浪人员”不应该都你的电脑。这大概就是在替我说
话了，因为我是富人嘛。

 

      我现在还很难想象，茅先生会这样为“穷人”的“城市流浪人员”办事。难道把他
隐藏在家里，让警察抓不到他？或者，把他的电脑买下来，帮他销赃？至于薛先生此时要
如何“保护穷人”，我就更难理解了。难道像秦叔宝一样，拿着双锏，去为这位“城市流
浪人员”当门神？

 

      我一直认为，沿袭知至今的专制社会对国民有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把国人的脑搞
坏了，按专家学者们文雅的说法，就是破坏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忽略简单的生活常
识，拒绝专业的科学思考，流于未经准确定义的空洞名词之争，是中国决大多数专家学者
的特点。不进行细致地分类研究不习惯精确地量化分析，让中国的专家学者只能在简单地
名词之间吐口水。这个特点，在近来的贫富之争里，暴露得尤其充分。

 

      其实，只要简单进行一下科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要界定贫富，并不是象专家学
者的口水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以财产数量和占有财产的人数为参数，我们就能得到一条财
产由０到几百亿连续曲线。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财产少于多少的是穷人，高于
多少的是富人，介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是什么人？
             
      同理，如果我们以年收入和人数为参数，我们同样会得到一条收入由零到几十亿的
连续曲线。我们马上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年收入少于多少的是穷人，高于多少的是富人
，介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是什么人？

 

      另外，这两条曲线界定的穷富还可能有差异。就是说我的年收入高，不一定就拥有
财产高。因为，我可以花光每月赚来的钱，而不积累下多的财产。由此可见，专家学者门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办事，在替谁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要保护的对象在哪里，有多少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喊口号！

 

      在分类量化上，官府都比他们做得好。今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坚
在南宁表示：“1978年至2006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
了2.28亿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官方说这个话时，是有贫困人口的
年收入标准做依据的，１９７８年，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而
２００６年，这个标准上升到了６９３元／年.人。我们姑且不论官方统计过程中是否作假
，从数据上看，２００６年，中国有２１４８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他的平均年收入不到
６９３元，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我想，把这些人称为穷人，各位网友应该没有意见吧？

 

      有脑袋灵活的网友立即就会问，为什么会把６９３元／年.人作为贫困人口标准？这
个标准是否太低了？其实，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理论上讲，贫困人口标准是可以依据
当地的物价计算出来的。但我没有找到官方的计算论证资料，因此，也不好怎么评价这个
标准的高低。不过，官方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此基础上
还推出了一个低收入人口标准。
             
      对不起各位了，估计这些标准都属于国家机密，我等草民是很难完整看到，只能从
官员嘴里支离破碎地听到一些。这不，今年国家林业局原局长王志宝就说：“人均年收入
不到９５８元的低收入人口减少了５１７万人，目前全国还有３５５０万低收入人口。”
由此可见，低收入人口的标准为９５８元／年.人。把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相加，中国大
约有６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把他们都划进穷人里面，估计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吧？同时，也
请网友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不是穷人？
     
      ９５８元的标准是否还太低了？６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是否还是算少了？答案是完全
可能。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２００３年的看法：“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
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他们的依据是：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第二，现在统计部门
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
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第三，大部分的
“农民工”都应算作城市当中的贫困人口。这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40
00万人。”将上述三个部分相加，便可得出一个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的数字。你觉得这
个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以上，都是中国人的说法，如果按国际惯例，则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穷人标准和数
量的版本。众所周知，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是一美圆／人.天，按今天的汇率一美圆约兑换人
民币７.４元，折合成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标准，就是２７００元／年.人。当国际惯例和中
国特色接轨后，我们就明白看出，国际通行的贫困人口标准不但远高于我国的绝对贫困人
口标准６９３元／年.人，还远高于中国的低收入人口标准９５８元／年.人。为什么会这
样？这只有依赖中国官员借助我们战无不胜的中国特色来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世界权威机构是怎么样看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的。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
处首席代表兼局长杜大伟（DavidDollar）博士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中国的贫困
线为一天消费大约0.70美元（1.099新元），这样，中国贫困人口只有2610万人（2004年）
，但按照国际标准，这些人实际上属于极端贫困人口。虽然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贫困
人数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据世界银行一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仍
然还有1亿3490万人（2004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0%以上。”这个数字似乎还没有中国
扶贫基金会估计得多，不知道世行官员是否也在妖魔化中国呢？
     
      即使按国际标准看，我对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也持乐观态度，因为人民币在
迅速升值。这样按人民币计的国际贫困标准必然会下降，贫困人口也自然会减少。这其实
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现实意义，但习惯于叫好的官方学者就没有出来叫好，到多少令我有
点意外！
     
      到此为止，大概是把穷人的标准问题说完了。各位网友，现在可以对照检查一下了
，无论你是依据官方标准还是民间标准，无论你是依据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特色。都请你
认真地回答你是穷人吗？同样，我也想请茅先生和薛先生对照检查一下，你们是穷人吗？

 

     
      大家一定隐约有个感觉，虽然自己的收入远高于贫困人口标准，可一旦讨论到贫富
问题的时候，怎么就总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呢？其实，这并不奇怪，你的感觉是对的。可以
说，你其实是赤贫的。这不一定是在财富上，而是在权利上。在专制社会，国民非但没有
什么特权，也基本没有什么人权。这种权利的缺失，会让自己感到弱势和无助，这与贫困
人口在金钱缺失下的弱势和无助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哭穷能让我们引起弱者的共鸣。这
与你是否真是穷人到没有什么关系了。
     
      国民权利缺失造成什么后果呢？很简单，有人靠剥夺我们权利而掠夺了巨额财富。
不过，这真正的大鳄倒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富人。我注意到茅先生在文章中说：“
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
，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觉得，这个说法比“合法致富”要好。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财富，都是在近３０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积聚起来的，在
此之前，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无产者（毛泽东除外，他名下有上亿的稿费）。而改革开放的
过程，本身也是中国法律建立和变化的过程。现在要去追究那些财富原始合法性问题是没
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那些法律、规定、政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地
估计，即使到今天为止，大部分中国人的财富和收入都很难满足中国严酷法律的合法性要
求。要有不服气的，都可以来和我质证。中国法都盖的是橡皮图章，法律条款看似很严、
滴水不漏，但却可根据需要解读。想从严就从严，想从宽就从宽。这样的法律本身就不具
备权威性、合理性。恶法非法，劣法非法，也是在法治教育时，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内容。

 

     
      那么谁是真正的大鳄呢？嘿嘿！其实我已经说过多次了。通俗地讲，官府才是真正
地大鳄。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只要看官府发表的宏观经济数据就明白了。２０００年官
府的财政收入超过１万亿，２００３年超过２万亿，２００６年达到４万亿，今年将突破
５万亿。短短７年时间，官府的收入增加了５倍。你自己回忆一下，在这７年中，你的收
入增加了５倍吗？
     
      众所周知，中国热人民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改革开放２５年来ＧＤＰ都以约８％
的速度高速增长，近５年更是以１０％的速度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人民是最勤劳的，是
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付出了最大努力的。但是，官府的财政收入却一直以高于２０％的
速度疯狂增长。这些数据直观地告诉我们，官府在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因此，中国国民
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却无法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而官府却基本解决了自己的致富问题
，你现在到中国走一走，不难发现，各地的政府办公楼都是高档次的，即使在贫困地区，
也很少有例外。
     
      你再回忆一下，刚改革开放之初，官府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人口多、底子薄，还
无法解决全部国民的免费教育、就医、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
、一起奋斗，我们必然会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小康生活的。大量说这些话的１９８４年，
我刚接受完免费高等教育，走上工作岗位，享受着免费住房，免费医疗。这年官府的财政
收入才１２００亿元。听到这样的话，我多少有些感动，对未来也充满希望。今天虽然苦
一点，但还坚信，面包会有的！
     
      可是，到了财政收入高达５万亿的今天。我才发现，房子要我自己出钱买了，医疗
要我自己出钱解决了，养老也要我自己出钱筹划了，子女教育更是要自己出钱旅行法定义
务了。我不禁要问：税收到哪里去了，财政收入都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为什么要大量地交
税呢？
     
      不要扯远了。还是回来说贫富问题罢。世界银行说：中国有１.３４９亿人处于国际
贫困线以下。要让这些人脱穷，需要多少钱呢？我想这只是一个简单地算术问题。我们来
尝试计算一下：如果这１.３４９亿人原来一分钱都没有，则我们需要每年给他们每人２７
００元，以保证他们脱贫。那么，１.３４９亿Ｘ２７００＝３６４２.３亿。
     
      我惊讶地发现，要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很容易，只要把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万亿
财政收入拿出来就足够了。事实上，还用不了３６４２.３亿，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原来肯定
都有一些收入，假设他们只有标准一半的收入，则只需１８００亿就够了。据说某年官府
买车就用了３０００亿，请客吃饭就用了２０００亿，出国旅游又用了３０００亿。至于
我前面说的盖豪华办公楼用了多少亿，就不见报道了。
     
      大家经常会见到官员到贫困地区访贫问苦，见到央视主持人在那里呼吁观众献爱心
、捐义款。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感觉？反正，我除了恶心以外，没有其他感觉。为什么会这
样？因为我有前面算好的那本帐。
     
      讲到这里，顺便再提一下。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本来去年就可以体完成。大家去
看一看去年的国家财政预决算报告就能明白。因为我们当年的财政收入比预算多了４００
０亿，比预算财政支出也多了４０００亿。为什么没有用这笔钱去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呢
？因为会上就没有专家学者，没有人大代表象我这样发问。
     
      关于穷和富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同富人一样，穷人里有可爱的、也有可恨的。
经济状况并不能决定人的一切，他不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只建立在
钱上，他应该包含更多、更深的内涵。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这样写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
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实，所有的人权宣言都把“平等
权利”放在了第一条。中国人需要仔细地体会这点，同时，还需要注意，平等权利并非平
均财富。
     
      如果我们从平等权利出发，我们就可以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办事，也可以为穷人说
话、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办事不代表我们卑贱，为穷人说话办事也不代表我们就有多
高贵。因为这只是体现我们共同信奉的人权价值观而已。
     
      为什么要为穷人办事呢？因为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这样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显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实现生命权需要金钱。在人类社会里
，是有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可恶、可恨的原因，无法自力挣得满足这一
条所需要的金钱。则社会应该对其实行救助。这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支持、也不需要
多么高尚的道德支撑。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同类！
     
      对穷人实现社会救助的途径就三个，个体的单独救助，政府的财政救助，民间ＮＧ
Ｏ的集体救助。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民间的ＮＧＯ，官方的ＮＧＯ可能还不如官府靠得住
。而中国的官府，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此，中国的救穷，基本
上是靠个体救助实现的。由此可见，茅先生在凤凰世纪大讲堂上奉劝富人纳税救穷是非逻
辑的。因为政府救穷的钱早就有余了。由于个人救助是中国的主体救助方式，把税款留在
个人手里，比放到官府的口袋里，送进官办慈善基金会里更有偶效能。这应该是明摆着的
道理啊，茅先生难道不明白？
     
      由于中国人民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选举和监督合适的官员，为我们掌管和使用税
款。所以，中国人民在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后，却留下了巨量贫困人口的耻辱问题。这
是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就算中国社会的富人，想帮助穷人，除了个体救助
外，他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是官府严格地限制ＮＧＯ，阻断了民间财富自主再分配的主
要渠道。我很遗憾，茅先生、薛涌、笑蜀等有影响的民间学者，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而把所谓的贫富之争，简单演变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其实，如果简单就贫富问题发言，我觉得合适的态度是：穷要保底，富不封顶。而
茅先生也同样可以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甚至为我这样不穷不富的人说话办事。现代
文明社会，并不要求站稳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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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7-12-4   本站发布时间：2007-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