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城市印象铜板画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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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Sep 15, 2009, 6:10:14 AM9/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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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组图)
以下内容楷体部分为中国记忆编者重新撰文，其它内容为网络收集整理：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选自英国建筑师、插画设计家Thomas Allom(1804-1872)的画册——《CHINA ILLUSTRATED》。作者曾来华旅游，回英后与传教士G.H.Wright合作出版此书，内收百余幅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金属版画。此画册在近代西方 颇有影响，被视为了解东方巨龙的一面窗口。 这部画册的英文书名原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初版时间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翌年。那时的中国，还保持着大清帝国最后的体面，一派繁荣和平景象。
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一千多年来唯一能和罗马帝国相较的“中华帝国”。画册中的中国还没有被丑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绘成 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 埃及人在神庙王陵之外尚有成片贵族陵墓壁画描述斗升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中国人除了在成篇累牍的文字中臆测外，何尝有机会一窥老祖宗时代的情情种种？然而， 中华风物（万古长城、西直门外、江南闺阁、秦淮古桥、湖边道观、东海妈祖）；坊间百态（民工食摊、广州帽庄、天桥杂耍、江湖郎中）；世间民情（中秋拜月、 祭祖祀亲、收受聘礼）；战争场面（虎门战役、英军营地、攻占定海）：这些都经Thomas Allom的画笔，一一呈现眼前。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 片、辫子......也是经这本画册流布了全欧洲。
19世纪前期的欧洲人对中国具有敬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本画册中的中国。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依然井然有序，保 持着帝国的体面，大清国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 阿罗姆Thomas Allom没有到过中国，他借用别人的素描稿重新描画19世纪的中国世态风情。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 大Willian Alexander的画稿。因不是亲身经历的，细节处的难免有所偏颇，象江南缫丝一图，几个缫丝女子的脸庞形态，活脱脱就是欧洲乡间女子的翻版；澳门妈阁 庙前的两个男子，顶了日本和尚的发式，身上衣不衣、袍不袍，反倒更象印度僧侣。但瑕不掩瑜，Allom的再创作大体上是考究的，没有太大偏差。整本画册格 局一律右手为整页的独幅版画，共约一百二十余幅；左手页为版画说明，附小幅的临摹原画，大部分由Willian Alexander所做。全书除了封面的烟色，其余画面全为黑白，写意苍劲，又兼版画的细腻写实，韵味十足。
比利时人画笔下的《蓝莲花》已使人备感亲切，而《城市印象》给我的感觉是"回家"，如此直观地细细体味关于那个逝去年代的遥远记忆，这种经历，弥足珍贵。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重新编缉、再版的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篡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来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风气。欧美 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 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象，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 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 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 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阿罗姆的版画里，蕴藏着明清帝国的历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华盛世，从收在画册里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 会的创建人，画得一手好风景。他收集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力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画作，把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原画，再创作为 自己风格的水彩画。他的画作，配上了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1843年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长城和运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实在不记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亚历山大到中国访问之前，是不是有中国的山水画家画过“万里长城”和“大运河”。 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大民族象征，还是外国人帮我们画了下来，宣传出去。当他们在欧洲大惊小怪地称道“世界第八奇迹”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一 座接一座地拆毁着自己的城墙，一次接一次地扒开运河。最后，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人口口声声的“运河”、“长城”，最终让国人认识到断壁残垣乃 是“国之瑰宝”。
中华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确立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的自画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描述自己的文明，还必须借用欧洲人的描绘。我从不认 为外来者的这份先见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义”的倨傲。这完全是在中国人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先走向中国的状况下自然形成的。外来 者一定要来看，一定会有发现。他们有独到的眼光，但无所谓歧视和歪曲。相反，阿罗姆画作中的中国，是广角镜里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国， 虽然中国刚刚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但阿罗姆画册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丑陋国度。战后，英国人还在继续十八、十九世纪赞美中国文化的风气。
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带着画师亚历山大到访中国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康乾盛世”的尾巴。但是，花掉国王大量钱财，却空手而归的使臣们，在报 告和画作里甚至不敢暴露在长城内外，运河沿线看到的混乱和贫困。因为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作是遍地白银，人人绸缎，天天看戏的国度。英国商人都在等着和中国 通商，说中国的坏话，岂非得罪舆论。 画册中还是有一些中国的负面形象，但不是故意的丑化。嘉道时期，鸦片烟雾缭绕全中国，然而没有见过当时国人的“鸦片吸食图”。阿罗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写实 笔调的广式鸦片烟馆图。现在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如获至宝，放在专著中，仔细考核。中国当代学者严重地忽视着图像中所包涵的丰富文化信息，历史学家尤其如 此。张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龙塘家中，指着他收藏的阿罗姆的原画说：现在很少有人到杨柳青、桃花坞年画里查一查当年风俗，把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弄仔细些， 结果屏幕上的清宫戏慌了腔，走了型。
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都会发现西方对东方的“妖魔化”伴随着整个近代史，但在殖民侵略之前情况却有所不同，殖民者一边对古老富庶的东方大国居心叵 测，一边又为它灿烂的文明所倾倒，在他们的纪录中也往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向往，一方面又刻意歪曲讨好西方舆论。
当然，这种情况随着殖民侵略的开始逐渐被对异教徒的文化倾轧所代替。前言已经提到《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作于鸦片战争刚结束后的1843年，当时殖民侵略还 没有完全展开，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文人对中国的人文理想仍然存，这种情况下创作的《印象》当然看不到过多的妖魔化的影子， 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理想国度的向往。《印象》可以帮助当代人很好地了解西方的"东方画家"到底在中国画了些什么？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是如 何看待"大清帝国"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第一次发现中国的建筑也这么宏伟漂亮，比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 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 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 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 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 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 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 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阿罗姆的这幅画可能是根据另外来源的观象台图稿画出的，它表现的不是观象台上面的设施情景，而是台下面钦天监和观象台的官员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地 方。这一部分就附属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筑，非常讲究堂皇。
3、没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发祥于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权。南方政权统一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燕王朱棣篡位后把都城迁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还在，设有六 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荣。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为“江宁”。开国初期的满族统治者力戒腐 败，保持北方人的朴素生活。他们敌视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饮，还用“文字狱”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结社活动，百般压榨，将南方财富北调京城。从 此，南京失去了财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描写盛极一时的罗马，极尽奢华的城市。英国早期的汉学家之一的德庇时爵士认为：罗马的情景，南 京也发生过。用罗马的灭亡，来关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眼光。南京的衰败，是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农业民族创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无定 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所征服。
此画描写的正是鸦片战争前萧条的南京。画面凄惨，僧人引领着吹鼓手们，侍女们素衣孝服裹身，紧随的脚夫们抬着棺木，确乎是一场出殡。画面地点应是在西 城三山门（今水西门）附近。画面右处露出城南一角，是原来南京城外最繁华地带，所谓“乌衣巷”的所在，现在全都颓然废弃，河道中空有几支农船载货入城。少 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竖立着，等待着倒塌的那一日。
4、正大光明殿 19世纪英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宫殿，不是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而是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马嘎尔尼勋爵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 雅园，到9月2日离开，赴承德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大学士和申的安排下参观了正大光明殿，并在殿中安装布置了从英国带 来的仪器设备，等皇帝从承德避暑回京后观看。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题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画，阿罗姆在作这幅画时作了些修改。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题咏。中国方面只有御准的宫廷画师绘过《圆明园图》，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正大光明殿消失后，这幅版画成为了 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是，英国人的画殿前都有柳树，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圆明园图》，殿前也无柳树，可见威廉－亚历山大的原作和阿罗姆的改 作有失误。 英国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欢欧洲的“奇技淫巧”，便准备了一整套的天文仪器，都是当时最精密和先进的。一时看来，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 览馆。但据说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
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有学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为并世三大君 主，三人中间，弘历最纨绔。
5、午门大阅 按赖特提供的文字解释，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 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占领北京后，为激励满人的征服意志，顺治 13年定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国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奴才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 会。
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 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经剩下了一副空架 子，被英国人一眼看穿!
6、官府宴席 1693年，英国国王曾经请一位在欧洲访问的来自南京的中国耶酥会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宫廷表演中国的餐桌礼仪，观察中国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 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国使节和商人们来到清国，在各地受到总督、巡抚们的招待。丰盛的宴席让他们对中国饮食有了体验。有机会见识正宗的中国宴席，他 们做了详细的记录：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些人因为知识特权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厅堂里陈列着小饰件，也同时表明他们生活 的高质量。餐厅里的家具和其他房间里的一样，都非常值钱，精美异常。墙上和天花板上总是调梁画栋，装饰着美丽的图案，还悬挂着许多漂亮的彩纸饰物。桌子的 四脚都经过雕刻。中间放着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银制的，里面盛装着鲜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给尊贵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亚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 国家庭普遍使用。主人总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只矮垫子，垫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欧洲那样，主人随便坐在客人中间。
这幅西方人绘的“官府宴饮图”，对当时英国人感性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很有意义。欧洲的烹调水平长期停滞在烧烤阶段。中世纪以后经济的富足，生活水平的 提高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文明的英国人曾笑话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规矩。但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饮食文明。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觉得中国餐桌礼仪十分先 进。但他们不能接受中国人把猫、狗、蛇、鼠当作美味来烹调的习惯。另外，当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这个卫生习惯中国则没有。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 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 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 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 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 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 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 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然而，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很难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关于“老大帝国”的报道传来。这幅画改变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原作者可能是道光年间在澳门、 广州活动的法国画家博絮埃，或许还可能是另一位欧洲画家劳佛杰。他们两人在马嘎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之后，又画了不少广州和周围城镇的风景 画。
这里面画的是一个新加坡、广州等地流行的广东式样的鸦片馆。里头的吸食者多半是一般苦力。画中那位立者由于鸦片的刺激，正神态亢奋的手舞足蹈，来缓解 一天的劳苦。内地城市士大夫和商人的烟馆大多和着青楼，还有女子陪食，但是全国十八行省烟馆中狼狈不堪的局面，也是大同小异。
当西方真正地遭遇了东方，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礼仪与礼仪，通过马嘎尔尼与弘历、和申的谒见、谈判，第一次面对面的碰头了。英国使节 在这里观察到：中国不再富强，不及英国文明、可以轻易征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完全改变。 我们只要看清朝对世界的理解，就知道失败是必然的。茶叶、鸦片、银子，在粤海关大进大出，他们却没有真正感觉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成员。“天朝 大国”，“地大物博”，无端地觉得世界万国都有求于自己，根本不知道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清廷严格限制江苏、浙江的对外贸易，对福建、 广东沿海人民下海经商无法控制，却非常歧视。他们完全没有利用江南一带的丝、茶、瓷器的贸易优势，扩大自己领先的产业，发展自己已经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政 治。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不断地拍打中国的海岸，无论你应不应对，明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举一动已经牵动了世界的神经。 例如，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多向英国国王纳税，出现财政危机。英国议会在1773年通过议案，将美洲的茶叶贸易和销售特权，授予英国东印 度公司，北美殖民地不得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这项法案使得北美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大幅上涨，引起极度不满。同年，波士顿的“茶党”发动了“倾茶案”，为了制 裁美洲人，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封锁波士顿港口。这场风波导致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使英帝国失去了美洲。说得夸张一点，美国***，还 与世界市场的中国茶叶短缺有关。
中国人并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这些江南省份，垄断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三大产业：丝绸、茶叶和瓷器，却自动放弃了它们的海 外销售权，把它拱手让给了西方商人，叫他们多赚了很多钱。
18世纪，世界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当时，英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磅茶叶，为此流失了大量白银，却无法停止向中国进口茶叶。已经在印度和南欧种 植茶树，但投资额高于销售额，成本超过向中国进口的价格。英国只得向中国政府派使臣到北京央求，要求增开口岸，减低运输和交易成本。假设清朝在乾隆五十八 年，主后1793年，放下架子，不拘礼仪，打开口岸，认清形势，通过和申同马嘎尔尼的谈判，和英国建立某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派大量华侨出国殖民， 或者在伦敦、巴黎、波士顿等城市建立联合销售中心，销售三大产业货物，既可以帮助因贪污而引起的财政危机，也可以发展劳力密集型手工业，赚取欧洲、美洲更 多的白银，缓解乾隆年间的人口膨胀压力。这样的双赢方案，因为大清国内部根本没有精通世界事务的人，便实在如“鸡同鸭讲”。乾隆、和申与马嘎尔尼、斯当东 的沟通，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斯当东说：“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她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她。她从不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失掉了此次机会，一再地无法沟通，英国人便开始酝酿侵略战争。他们用了40多年作准备，终于以鸦片贸易纠纷为借口，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北方的口岸，也就是 英国人一直期望的被他们称之为“北中国”的江南沿海地区。
不过，阿罗姆在再创作的时候，犯有错误。在他的画中，祭坛上的供品看得出都是圆形圆盏的，还算符合中秋团圆的吉祥；在神位上的也还大致像是月宫里吴刚 的样子。唯有在坛前跪拜的人物有些差错，错在跪拜的人群中，在后排有两个男人。中国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一般来讲，祭祀灶王爷由男性主 持，中秋拜月则都是由女眷操持的。男人在田间农忙的时候，她们带领孩童做月饼，赏月亮。在全家和全族拜月之时，男人只在后面参加，不作主角。像画面中的少 壮男丁不去农忙，凑上来拜月，于习俗不合。
像“中秋拜月”这样的活动到底是一种民俗活动还是宗教仪式，在欧洲是有争议的。这曾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一部分。罗马梵地冈教廷曾认为这种祭祀是异 端，天主教会应该加以排斥。以画面中这样完整的祭祀形式来看，明清的拜月活动至少应该算是一种准宗教仪式了。中国人信仰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仪式、感 情、伦理和审美结合在一起，和欧洲人单纯强调信仰的方式不太相同。
当然，丫鬟的身份更清楚，她身上的短袍毫无装饰，脚直露着，也裹得大，大约是要出门干活，放脚放得太早的缘故。 赖特说：英国的科学、艺术、技术和整个文明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女王执政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和当时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在此以 前，威尔士地方的丈夫们甚至还存在买卖妻子的习俗；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亨利八世（1491-1547）的时候，英国还不许妇女阅读《圣经》。这些 在女王时期被废除了。妇女也参加到“文艺复兴”的理性和艺术生活中来，给英国带来巨大活力。正是由于女王的人性发挥，导致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进步。
赖特似乎认为中国文明的停滞，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执政女王。他说：“不要忘记，一个文明、基督和纯洁的社会，更适合由一种柔软的性别，而不是严厉的女性来进 行有效而诚实的统治。”可惜其对于性别政治的高妙判断在中国不灵。西太后并没有给中华带来“文艺复兴”，反而加速了衰败。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 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 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 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清人的辫子，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奇观。在美国的广东华侨不剪辫子是因为害怕倘若剪了去，死后的灵魂就不认自己的躯体，不跟棺材回广东乡下老家 了。 然而，清初南方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却拼死了多少条人命。意大利耶酥会士卫匡国（1614－1661）正在中国，他以外来者的眼光，见证了江南民 众是如何抵抗“剃发令”的。在著名的《鞑靼战记》中，他写到：满洲人未遇抵抗轻易地占领了杭州。但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 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城市，还打到了钱塘江，杀死了许多鞑靼人。江南人反清并不是为了拥戴和恢复明朝皇帝，而只是想按自己原来熟悉和 热爱的方式生活下去，他指出了明末江南人反清的根本原因
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嘎尔尼勋爵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 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日记迄今还未出版）。无法交代，只能让他的副手斯当东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 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并不时让古老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纪实”为了不让英国民 众失望，还是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国。里面放了不少官样文章。这书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书中对清朝官员的腐败，对民间 的疾苦已经作了不少掩饰。这些掩饰是必要的：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欧洲读者过于失望，有必要为中国维持一个古老文明的形象；他们也要让决定遣使的乔治三世有 所宽慰，即使没有达成目的，到底不虚此行，看到不少好东西，英王英明等等。
画面表现的是在大运河中牵引英使船只的纤夫们：在营兵火枪手的押解下，在运河边的饭摊上席地而坐，吃几碗稀饭而已，连咸菜也没有。有几段运河水道，民 工们实在拉不动船，比步行还慢。英国使节们要求上岸，减轻吃重，兼着也散散步。这样，威廉－亚历山大才画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经是一幅乾隆版的 《流民图》了。
这种情景和耶酥会士传到欧洲的风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样。马嘎尔尼失望之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 具有相同的弱点。” 马嘎尔尼使团来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后说：来的时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汉。但大清国却让英国人垂延三尺
但是他们却是都把发明的完成和最后的收获留给了那些头脑更精明，手艺却不灵巧的人们。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用于航海；他们很久就拥有了印刷术，但从中得 到的好处却不多；他们已经拥有火药制造技术很久了，但作战效力却没有提高。他们很久前就熟知风筝的制造技术，这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去沟通地球的高层领域， 但他们却没有。正是这项技术可以使他们有可能在这个云层掩盖的地球上，了解到他们所看到的最敏感的光电现象。” 赖特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没有用古老的风筝去探索雷电的原理，而美国人富兰克林（1706-1790）却这样做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 术？”这个问题由于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被概括为“李约瑟问题”。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人面对的政治压力很 大，比较倾向于在动乱和残酷的环境中逃避生活，因此发明的冲动很微弱，科学不能进步。
风筝从工具、兵器，变为玩具，也是一个例子。 马嘎尔尼的侍从安德逊在自己的笔记中说：“使团一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阵阵哄笑。使团来此是要使中国人敬畏，应该承认，我们这一行人的样子却不像。”被围 观的英国人感受到了一丝的侮辱。 1793年10月22日，规模庞大的马嘎尔尼使团在离开大运河的北方重要码头临清州时，无意间引起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附近村镇跑出来几千人，拥挤在运河的 两岸看外国人经过。为了看得更清楚，许多人站到停在河边的驳船上来。船少人多，一个船的船尾被压坏，几个人掉在了水里。他们不会游泳，大喊救命。其余的人 似乎丝毫无动于衷，也不设法援救这些将被淹死的人。这个时候，有一单人划子朝着出事地点划过去，但他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抢掉在水里的遇难者的帽子。民众看 外国人，简直不象是看同类，而是在看动物。起哄、嘘闹、指指戳戳、大声议论。事故发生后，几千人见死不救，不伸援手还乘机打劫。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了，她在伦理道德方面和治国理政方面都堪称首屈一指。”而山东省临清州的突发事件，却叫英国人 看到了深植于中国民众内心的大毛病：自私、冷漠和盲从。他们觉得这些人全无“公德”，与一贯标榜的儒家“德治”风气大相径庭。
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接触到了清廷最难维持的底层秩序。外国使团途经之处已经严密布置，尚且出现了千人围观的无政府行为，平时运河上混乱秩序可想而 知。码头人员流动量大，船民梢公之间的口角争执常年不断。恶霸把持码头，帮主自立山头，官府贪污贿赂，黑道、白道交相勾结，管理不善，非常容易酿成动乱。 以后的捻军起义、反洋教暴动、义和团运动，都发生在运河的流民群中
当时，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商人的关系，水手中有大量的欧洲和清国的基督教徒。基督信仰，在鸦片战争前就从澳门、马六甲、长崎传到了 舟山。嘉庆年间，宁波的佛庙里参合了道教，中国基督徒的家中也暗藏着佛龛和祖宗牌位。普济寺为吸引热衷佛儒道基“四教合一”的信徒们，在庙前多架了一座十 字架。
为此，利玛窦为中国士大夫辩解。他强调读书人的焚香跪拜，和善男信女的烧香拜佛不同，他们是在“感激”，并不是在“崇拜”和“祈祷”。因此，儒家不是 宗教，不同于佛教、道教。这样天主教便可以将儒家包容进来了。
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南京住了很久。他于1616年受到反天主教的官吏们的迫害，被打入大牢。但他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对南京监狱的文明程度大为赞颂，因为他 们在狱中也被礼遇，没有受到虐待。在耶酥会士众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中，《大中国志》恐怕是最为“歌功颂德”的了。 “有道德”的中国人，是如何惩治罪犯的。这是到中国参观的英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了解了英国人的这番心理，我们就知道了威廉-亚历山大为什么要画这一 幅《押解囚犯》了。
“枷号”是中国一种传统刑罚。同样的此种刑罚，枷板有轻重，重者不举致死，轻则是象征性的薄板。中国刑罚无处不表现出它的任意性。 清国官吏正押解一个罪犯在大街上晃荡，据说是从定海押来的。把罪犯押上街道，官府本来是为了示众和羞辱罪犯，这是刑罚的一部分。但是途中的老幼妇孺却对罪 犯实施同情。画中妇人在给罪犯施食，而小孩子则从旁举托着沉重的枷锁，为其减轻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吏卒的态度。他虽然并不放松手里的鞭子和牵链，但却装出 若无其事的样子，听任沿途百姓们表达自己的仁义和善心。 这表现出下层百姓的心态中的某种“仁”心。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说，中国人主张的“仁”是：“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谦恭、扶助有苦难的人，救济贫 困的人。有一颗温柔和怜悯的心，善意待一切人。”善待一切人，包括罪犯，欧洲画家在中国的街道上确实看到这个现象，印象深刻。
英军只给县城内的中国官员一个小时（半个时辰）的最后通牒，如不献城投降，则炮轰定海。定海知县姚怀祥决计抵抗。他临时招募民兵（乡勇），坚守城池。（这 些在谢晋的电影里有反映。Schutz注） 舟山的沦陷，情景惨烈。守城失败后，几千英军登陆了定海城。英国人一沾上陆地，便野性难收，大肆烧杀抢劫，展示了他们的“文明”英军的一个军官回忆当时的 军队纪律道：“军队登了岸，女王的旗帜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匣，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 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腿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尸体被可怕地割 裂，被霰弹射穿。只有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时才停止了抢劫。我们的自家人整理赠送亲友的礼物，他们也将用这来修饰自己的住所。不是从战斗中，也不是从战 场上，而是从无助的平民中抢劫来的战胜纪念品，不虞缺乏。英国人在定海城内大肆抢劫有一个原因：他们想要长期占领定海。 舟山军民不曾料到英夷是如此看中他们这个岛屿。清国政府基本上不清楚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了售鸦片，为求割地，甚或是为了报复林则徐本人。 因为不理解，只得骂英人“夷性犬羊，反复无常”。英国人却是坚定地要获得舟山，为此而战。
这一鞭，最后还应该打在朝廷身上。 中国曾经被一些欧洲启蒙主义者，如伏尔泰等人美化为“理想国”。他们传递信息：中国皇帝靠法律和礼俗治理社会，不需要教会和贵族专制。在皇帝一人之下，士 农工商等社会各阶级间趋于平等，人民安居乐业，快乐无比。铜版画册却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乾隆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统治者开始遇到了大麻烦，中国 又一次变得弊端丛生。更主要的是，清国社会等级森严，官民对立十分严重。 英国鸦片战争远征军，是一支全面综合维多利亚时代国力的军队。军队中不仅有海军、海军陆站队，还有汉学家、地理测量学家、动植物学家和画家。这支军队，不 但承担了征服之使命，还负有了解中国地理、人口、物产，探听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风俗的任务。因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军中的高级将领除了要指挥作战外，还 要研究清国的国情，理解这个长期藏在欧洲汉学家著作中的神秘东方国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人成为作家和学者。当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参加作战的舰队指挥、船长等高级军官，都在英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著作除了 记录自己参与的战斗外，还都描写中国的风光、人物和风俗。他们都成了“中国通”，一时间，英国似乎出现了许多“汉学家”。 这也难怪，19世纪的欧洲太需要了解中国了。在此以前，英国人、欧洲人都是依靠深入到内地的耶酥会士传回来的消息了解中国的。现在他们知道，中国已经 不是一个“礼仪之邦”，而是一个“老大帝国”，她病了。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民族，但是被关闭在黑暗之中。全部崇拜财 神。当我们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时，从欧洲人看来，他们可以讲是无处不和我们矛盾，处处和我们相反。”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及这些著作，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 形象完全改变了。
城头上，中了数弹的旗兵抱住英军一起坠下；为避免妻女被辱，男人们镇定地割断女眷的喉咙，把孩子抛入井中；八旗男子遇到英国军人，只在一定距离内或怒视， 或颤抖，只要英军超越一步，马上提刀自刎。城中的最高将领海龄也和家人一起，在府宅里自焚。 这次战役，英军死亡34人，是整个中国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就像满族人不理解明末的南方汉人为什么拼死不降一样，英国人也不能真正理解八旗子弟的勇敢搏 斗。英国人不知道，旗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不事生产，却能享受汉人的财富，统治汉人的精神。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当英国人最终把他们的这种特权地 位摧毁的时候，他们真的意识到家园丧失，生活毁灭。 八旗兵分为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既是清朝的特权阶级，又是国家的正规军。他们从征服者变成统治者后，腐败、奢华、游手好闲、刀枪入库，鸦片战争 后，八旗军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全国的安全基本上靠地方军队，汉人的绿营来维持。再往后，太平天国起兵时，只得临时编练民兵部队——团练来对付。从“八 旗”，到“绿营”，再到“团练”，直到清末操练“新军”，清帝国的军队一路腐朽，没有定制，打败仗就是自然的。 18世纪欧洲人阅读中国的兴趣近乎疯狂。他们要了解中国的一切，不厌其详。不单国王有兴趣，大量远东游历画的流行，更说明欧洲对东方的兴趣是全民性的。指 责这是殖民扩张情绪并不能解释这种狂热。1684年9月1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将要前往中国的柏应理神父，以及从中国来的南京人沈福宗请到自己的宫廷 中，详细了解中国的风俗、礼仪。 当时，法兰西科学院还向柏应理神父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要求他到中国后，详细调查各类问题。诸如：中国的史书是否可靠；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哲学、音 乐、医学水平如何；中国有无荷叶、大黄、香料和烟叶；中国的住宅、家具、庭院、果菜、甬道、喷泉、花坛、寺院的情况如何；海南岛的地理和珍珠生产；黔江和 喀木伦河的宽度及其水质状况。这些调查要点，超过了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范围，几乎都是关于文化。不仅是对中国的扩张和殖民，需要这些知识。我们要从更全面 的欧洲思想潮流来评价这种“中国热”。 应该这样说：17、18世纪欧洲人在建立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为了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渴望把自己的文化和中国及其他文明社会作对比，通过对比，显出优劣 短长。欧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建设环境中渴望了解中国的。 相反，中国对欧洲的情况很不清楚。乾隆五十八年，皇帝回答英国国王的通商请求时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 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固然还可以为中国的茶叶为欧洲“必需”而骄 傲，但只是欧洲人了解中国，没有中国人了解欧洲，这样的情况却是酝酿着巨大的时代翻转。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组图)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插图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铜板画画册 作者：英：托马斯.阿罗姆 这是一本发表于1843年的铜板画画册，当时在欧洲流传很广。今天节选若干章节发布出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着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以下内容楷体部分为中国记忆编者重新撰文，其它内容为网络收集整理：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选自英国建筑师、插画设计家Thomas Allom(1804-1872)的画册——《CHINA ILLUSTRATED》。作者曾来华旅游，回英后与传教士G.H.Wright合作出版此书，内收百余幅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金属版画。此画册在近代西方 颇有影响，被视为了解东方巨龙的一面窗口。 这部画册的英文书名原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初版时间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结束后翌年。那时的中国，还保持着大清帝国最后的体面，一派繁荣和平景象。
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一千多年来唯一能和罗马帝国相较的“中华帝国”。画册中的中国还没有被丑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绘成 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 埃及人在神庙王陵之外尚有成片贵族陵墓壁画描述斗升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中国人除了在成篇累牍的文字中臆测外，何尝有机会一窥老祖宗时代的情情种种？然而， 中华风物（万古长城、西直门外、江南闺阁、秦淮古桥、湖边道观、东海妈祖）；坊间百态（民工食摊、广州帽庄、天桥杂耍、江湖郎中）；世间民情（中秋拜月、 祭祖祀亲、收受聘礼）；战争场面（虎门战役、英军营地、攻占定海）：这些都经Thomas Allom的画笔，一一呈现眼前。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鱼、宴请、鸦 片、辫子......也是经这本画册流布了全欧洲。
19世纪前期的欧洲人对中国具有敬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本画册中的中国。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依然井然有序，保 持着帝国的体面，大清国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 阿罗姆Thomas Allom没有到过中国，他借用别人的素描稿重新描画19世纪的中国世态风情。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 大Willian Alexander的画稿。因不是亲身经历的，细节处的难免有所偏颇，象江南缫丝一图，几个缫丝女子的脸庞形态，活脱脱就是欧洲乡间女子的翻版；澳门妈阁 庙前的两个男子，顶了日本和尚的发式，身上衣不衣、袍不袍，反倒更象印度僧侣。但瑕不掩瑜，Allom的再创作大体上是考究的，没有太大偏差。整本画册格 局一律右手为整页的独幅版画，共约一百二十余幅；左手页为版画说明，附小幅的临摹原画，大部分由Willian Alexander所做。全书除了封面的烟色，其余画面全为黑白，写意苍劲，又兼版画的细腻写实，韵味十足。
比利时人画笔下的《蓝莲花》已使人备感亲切，而《城市印象》给我的感觉是"回家"，如此直观地细细体味关于那个逝去年代的遥远记忆，这种经历，弥足珍贵。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重新编缉、再版的初衷，就是想恢复历史编篡学中的“图文并茂”传统，并不是来附和时下的“图像替换”风气。欧美 学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图文并茂”。我们读西文精装本的学术书，纯哲学的除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书常常是插图、插画的。反观中文著作，多半是 纯粹的文字和图表，相关的图录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不喜欢图象，而是中国近代积贫、落后，印刷和制作条件不够，读者负担不起，才因陋就简， 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出版界为例，印刷出版繁荣，伦敦书商找人创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画，放在书籍、杂志和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消息，英语世界的读 者，愿意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如此丰富，又是怎样得到的呢？原来，大部分人是在阿罗姆(Thomas Allom, 1804－1872)这套版画作品中了解中国的。中国的长城、运河、圆明园、景山、午门、虎丘塔、雷峰塔、报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龙舟、灯笼、闸门、捕 鱼、宴请、鸦片、辫子……，都是从这本画册流布全欧洲的。正是这种事实，构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图文并茂”的传统。对于这传统，我们要尊重，要利用。
阿罗姆的版画里，蕴藏着明清帝国的历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华盛世，从收在画册里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 会的创建人，画得一手好风景。他收集访华画家，如荷兰人尼霍夫、英国人威廉.亚力山大、钱纳利、法国人波絮埃等人画作，把不同风格和题材的原画，再创作为 自己风格的水彩画。他的画作，配上了历史学家赖特的文字说明，1843年由伦敦“费塞尔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罗姆的画卷发行后，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长城和运河，现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实在不记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亚历山大到中国访问之前，是不是有中国的山水画家画过“万里长城”和“大运河”。 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大民族象征，还是外国人帮我们画了下来，宣传出去。当他们在欧洲大惊小怪地称道“世界第八奇迹”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一 座接一座地拆毁着自己的城墙，一次接一次地扒开运河。最后，还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人口口声声的“运河”、“长城”，最终让国人认识到断壁残垣乃 是“国之瑰宝”。
中华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确立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的自画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描述自己的文明，还必须借用欧洲人的描绘。我从不认 为外来者的这份先见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义”的倨傲。这完全是在中国人还没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先走向中国的状况下自然形成的。外来 者一定要来看，一定会有发现。他们有独到的眼光，但无所谓歧视和歪曲。相反，阿罗姆画作中的中国，是广角镜里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国， 虽然中国刚刚在中英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但阿罗姆画册里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丑陋国度。战后，英国人还在继续十八、十九世纪赞美中国文化的风气。
早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带着画师亚历山大到访中国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康乾盛世”的尾巴。但是，花掉国王大量钱财，却空手而归的使臣们，在报 告和画作里甚至不敢暴露在长城内外，运河沿线看到的混乱和贫困。因为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作是遍地白银，人人绸缎，天天看戏的国度。英国商人都在等着和中国 通商，说中国的坏话，岂非得罪舆论。 画册中还是有一些中国的负面形象，但不是故意的丑化。嘉道时期，鸦片烟雾缭绕全中国，然而没有见过当时国人的“鸦片吸食图”。阿罗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写实 笔调的广式鸦片烟馆图。现在研究鸦片问题的学者，如获至宝，放在专著中，仔细考核。中国当代学者严重地忽视着图像中所包涵的丰富文化信息，历史学家尤其如 此。张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龙塘家中，指着他收藏的阿罗姆的原画说：现在很少有人到杨柳青、桃花坞年画里查一查当年风俗，把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弄仔细些， 结果屏幕上的清宫戏慌了腔，走了型。
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都会发现西方对东方的“妖魔化”伴随着整个近代史，但在殖民侵略之前情况却有所不同，殖民者一边对古老富庶的东方大国居心叵 测，一边又为它灿烂的文明所倾倒，在他们的纪录中也往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向往，一方面又刻意歪曲讨好西方舆论。
当然，这种情况随着殖民侵略的开始逐渐被对异教徒的文化倾轧所代替。前言已经提到《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作于鸦片战争刚结束后的1843年，当时殖民侵略还 没有完全展开，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文人对中国的人文理想仍然存，这种情况下创作的《印象》当然看不到过多的妖魔化的影子， 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理想国度的向往。《印象》可以帮助当代人很好地了解西方的"东方画家"到底在中国画了些什么？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人是如 何看待"大清帝国"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第一次发现中国的建筑也这么宏伟漂亮，比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 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 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 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 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 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 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 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阿罗姆的这幅画可能是根据另外来源的观象台图稿画出的，它表现的不是观象台上面的设施情景，而是台下面钦天监和观象台的官员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地 方。这一部分就附属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筑，非常讲究堂皇。
3、没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发祥于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权。南方政权统一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燕王朱棣篡位后把都城迁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还在，设有六 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荣。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为“江宁”。开国初期的满族统治者力戒腐 败，保持北方人的朴素生活。他们敌视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饮，还用“文字狱”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结社活动，百般压榨，将南方财富北调京城。从 此，南京失去了财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描写盛极一时的罗马，极尽奢华的城市。英国早期的汉学家之一的德庇时爵士认为：罗马的情景，南 京也发生过。用罗马的灭亡，来关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眼光。南京的衰败，是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农业民族创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无定 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所征服。
此画描写的正是鸦片战争前萧条的南京。画面凄惨，僧人引领着吹鼓手们，侍女们素衣孝服裹身，紧随的脚夫们抬着棺木，确乎是一场出殡。画面地点应是在西 城三山门（今水西门）附近。画面右处露出城南一角，是原来南京城外最繁华地带，所谓“乌衣巷”的所在，现在全都颓然废弃，河道中空有几支农船载货入城。少 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竖立着，等待着倒塌的那一日。
4、正大光明殿 19世纪英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宫殿，不是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而是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马嘎尔尼勋爵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 雅园，到9月2日离开，赴承德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大学士和申的安排下参观了正大光明殿，并在殿中安装布置了从英国带 来的仪器设备，等皇帝从承德避暑回京后观看。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题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画，阿罗姆在作这幅画时作了些修改。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题咏。中国方面只有御准的宫廷画师绘过《圆明园图》，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正大光明殿消失后，这幅版画成为了 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是，英国人的画殿前都有柳树，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圆明园图》，殿前也无柳树，可见威廉－亚历山大的原作和阿罗姆的改 作有失误。 英国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欢欧洲的“奇技淫巧”，便准备了一整套的天文仪器，都是当时最精密和先进的。一时看来，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 览馆。但据说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
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有学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为并世三大君 主，三人中间，弘历最纨绔。
5、午门大阅 按赖特提供的文字解释，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 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占领北京后，为激励满人的征服意志，顺治 13年定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国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奴才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 会。
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 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经剩下了一副空架 子，被英国人一眼看穿!
6、官府宴席 1693年，英国国王曾经请一位在欧洲访问的来自南京的中国耶酥会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宫廷表演中国的餐桌礼仪，观察中国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 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国使节和商人们来到清国，在各地受到总督、巡抚们的招待。丰盛的宴席让他们对中国饮食有了体验。有机会见识正宗的中国宴席，他 们做了详细的记录：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些人因为知识特权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厅堂里陈列着小饰件，也同时表明他们生活 的高质量。餐厅里的家具和其他房间里的一样，都非常值钱，精美异常。墙上和天花板上总是调梁画栋，装饰着美丽的图案，还悬挂着许多漂亮的彩纸饰物。桌子的 四脚都经过雕刻。中间放着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银制的，里面盛装着鲜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给尊贵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亚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 国家庭普遍使用。主人总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只矮垫子，垫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欧洲那样，主人随便坐在客人中间。
这幅西方人绘的“官府宴饮图”，对当时英国人感性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很有意义。欧洲的烹调水平长期停滞在烧烤阶段。中世纪以后经济的富足，生活水平的 提高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文明的英国人曾笑话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规矩。但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饮食文明。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觉得中国餐桌礼仪十分先 进。但他们不能接受中国人把猫、狗、蛇、鼠当作美味来烹调的习惯。另外，当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这个卫生习惯中国则没有。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 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 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 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 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 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 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 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然而，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很难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关于“老大帝国”的报道传来。这幅画改变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原作者可能是道光年间在澳门、 广州活动的法国画家博絮埃，或许还可能是另一位欧洲画家劳佛杰。他们两人在马嘎尔尼使团的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之后，又画了不少广州和周围城镇的风景 画。
这里面画的是一个新加坡、广州等地流行的广东式样的鸦片馆。里头的吸食者多半是一般苦力。画中那位立者由于鸦片的刺激，正神态亢奋的手舞足蹈，来缓解 一天的劳苦。内地城市士大夫和商人的烟馆大多和着青楼，还有女子陪食，但是全国十八行省烟馆中狼狈不堪的局面，也是大同小异。
当西方真正地遭遇了东方，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制度与制度、礼仪与礼仪，通过马嘎尔尼与弘历、和申的谒见、谈判，第一次面对面的碰头了。英国使节 在这里观察到：中国不再富强，不及英国文明、可以轻易征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完全改变。 我们只要看清朝对世界的理解，就知道失败是必然的。茶叶、鸦片、银子，在粤海关大进大出，他们却没有真正感觉到中国已经是世界市场的重要成员。“天朝 大国”，“地大物博”，无端地觉得世界万国都有求于自己，根本不知道海外殖民和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清廷严格限制江苏、浙江的对外贸易，对福建、 广东沿海人民下海经商无法控制，却非常歧视。他们完全没有利用江南一带的丝、茶、瓷器的贸易优势，扩大自己领先的产业，发展自己已经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政 治。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不断地拍打中国的海岸，无论你应不应对，明中叶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一举一动已经牵动了世界的神经。 例如，在广州经营茶叶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多向英国国王纳税，出现财政危机。英国议会在1773年通过议案，将美洲的茶叶贸易和销售特权，授予英国东印 度公司，北美殖民地不得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这项法案使得北美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大幅上涨，引起极度不满。同年，波士顿的“茶党”发动了“倾茶案”，为了制 裁美洲人，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封锁波士顿港口。这场风波导致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使英帝国失去了美洲。说得夸张一点，美国***，还 与世界市场的中国茶叶短缺有关。
中国人并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这些江南省份，垄断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三大产业：丝绸、茶叶和瓷器，却自动放弃了它们的海 外销售权，把它拱手让给了西方商人，叫他们多赚了很多钱。
18世纪，世界给了中国最后一次机会。当时，英国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磅茶叶，为此流失了大量白银，却无法停止向中国进口茶叶。已经在印度和南欧种 植茶树，但投资额高于销售额，成本超过向中国进口的价格。英国只得向中国政府派使臣到北京央求，要求增开口岸，减低运输和交易成本。假设清朝在乾隆五十八 年，主后1793年，放下架子，不拘礼仪，打开口岸，认清形势，通过和申同马嘎尔尼的谈判，和英国建立某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派大量华侨出国殖民， 或者在伦敦、巴黎、波士顿等城市建立联合销售中心，销售三大产业货物，既可以帮助因贪污而引起的财政危机，也可以发展劳力密集型手工业，赚取欧洲、美洲更 多的白银，缓解乾隆年间的人口膨胀压力。这样的双赢方案，因为大清国内部根本没有精通世界事务的人，便实在如“鸡同鸭讲”。乾隆、和申与马嘎尔尼、斯当东 的沟通，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一场“聋子的对话”。
斯当东说：“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她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她。她从不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失掉了此次机会，一再地无法沟通，英国人便开始酝酿侵略战争。他们用了40多年作准备，终于以鸦片贸易纠纷为借口，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北方的口岸，也就是 英国人一直期望的被他们称之为“北中国”的江南沿海地区。
不过，阿罗姆在再创作的时候，犯有错误。在他的画中，祭坛上的供品看得出都是圆形圆盏的，还算符合中秋团圆的吉祥；在神位上的也还大致像是月宫里吴刚 的样子。唯有在坛前跪拜的人物有些差错，错在跪拜的人群中，在后排有两个男人。中国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一般来讲，祭祀灶王爷由男性主 持，中秋拜月则都是由女眷操持的。男人在田间农忙的时候，她们带领孩童做月饼，赏月亮。在全家和全族拜月之时，男人只在后面参加，不作主角。像画面中的少 壮男丁不去农忙，凑上来拜月，于习俗不合。
像“中秋拜月”这样的活动到底是一种民俗活动还是宗教仪式，在欧洲是有争议的。这曾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一部分。罗马梵地冈教廷曾认为这种祭祀是异 端，天主教会应该加以排斥。以画面中这样完整的祭祀形式来看，明清的拜月活动至少应该算是一种准宗教仪式了。中国人信仰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仪式、感 情、伦理和审美结合在一起，和欧洲人单纯强调信仰的方式不太相同。
当然，丫鬟的身份更清楚，她身上的短袍毫无装饰，脚直露着，也裹得大，大约是要出门干活，放脚放得太早的缘故。 赖特说：英国的科学、艺术、技术和整个文明在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女王执政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和当时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在此以 前，威尔士地方的丈夫们甚至还存在买卖妻子的习俗；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亨利八世（1491-1547）的时候，英国还不许妇女阅读《圣经》。这些 在女王时期被废除了。妇女也参加到“文艺复兴”的理性和艺术生活中来，给英国带来巨大活力。正是由于女王的人性发挥，导致了英国历史上的最大进步。
赖特似乎认为中国文明的停滞，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执政女王。他说：“不要忘记，一个文明、基督和纯洁的社会，更适合由一种柔软的性别，而不是严厉的女性来进 行有效而诚实的统治。”可惜其对于性别政治的高妙判断在中国不灵。西太后并没有给中华带来“文艺复兴”，反而加速了衰败。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 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 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 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清人的辫子，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奇观。在美国的广东华侨不剪辫子是因为害怕倘若剪了去，死后的灵魂就不认自己的躯体，不跟棺材回广东乡下老家 了。 然而，清初南方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发，却拼死了多少条人命。意大利耶酥会士卫匡国（1614－1661）正在中国，他以外来者的眼光，见证了江南民 众是如何抵抗“剃发令”的。在著名的《鞑靼战记》中，他写到：满洲人未遇抵抗轻易地占领了杭州。但当他们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 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城市，还打到了钱塘江，杀死了许多鞑靼人。江南人反清并不是为了拥戴和恢复明朝皇帝，而只是想按自己原来熟悉和 热爱的方式生活下去，他指出了明末江南人反清的根本原因
由于和中国通使的失败，没有获得通商口岸，没有能够公使驻京，马嘎尔尼勋爵回国后承受了很大压力。英国报纸和宫廷对国王乔治三世花了这么一笔巨款而毫 无所获大为不满。马嘎尔尼闷闷不乐，一直不愿公开他的日记（日记迄今还未出版）。无法交代，只能让他的副手斯当东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 谒见乾隆纪实》，然而“纪实”并不实：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并不时让古老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纪实”为了不让英国民 众失望，还是趋附了欧洲崇拜中国的风气，美化了大清国。里面放了不少官样文章。这书在英国广泛流行，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书中对清朝官员的腐败，对民间 的疾苦已经作了不少掩饰。这些掩饰是必要的：为了不让崇拜中国的欧洲读者过于失望，有必要为中国维持一个古老文明的形象；他们也要让决定遣使的乔治三世有 所宽慰，即使没有达成目的，到底不虚此行，看到不少好东西，英王英明等等。
画面表现的是在大运河中牵引英使船只的纤夫们：在营兵火枪手的押解下，在运河边的饭摊上席地而坐，吃几碗稀饭而已，连咸菜也没有。有几段运河水道，民 工们实在拉不动船，比步行还慢。英国使节们要求上岸，减轻吃重，兼着也散散步。这样，威廉－亚历山大才画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经是一幅乾隆版的 《流民图》了。
这种情景和耶酥会士传到欧洲的风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样。马嘎尔尼失望之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 具有相同的弱点。” 马嘎尔尼使团来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后说：来的时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汉。但大清国却让英国人垂延三尺
但是他们却是都把发明的完成和最后的收获留给了那些头脑更精明，手艺却不灵巧的人们。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用于航海；他们很久就拥有了印刷术，但从中得 到的好处却不多；他们已经拥有火药制造技术很久了，但作战效力却没有提高。他们很久前就熟知风筝的制造技术，这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去沟通地球的高层领域， 但他们却没有。正是这项技术可以使他们有可能在这个云层掩盖的地球上，了解到他们所看到的最敏感的光电现象。” 赖特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没有用古老的风筝去探索雷电的原理，而美国人富兰克林（1706-1790）却这样做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 术？”这个问题由于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被概括为“李约瑟问题”。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人面对的政治压力很 大，比较倾向于在动乱和残酷的环境中逃避生活，因此发明的冲动很微弱，科学不能进步。
风筝从工具、兵器，变为玩具，也是一个例子。 马嘎尔尼的侍从安德逊在自己的笔记中说：“使团一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阵阵哄笑。使团来此是要使中国人敬畏，应该承认，我们这一行人的样子却不像。”被围 观的英国人感受到了一丝的侮辱。 1793年10月22日，规模庞大的马嘎尔尼使团在离开大运河的北方重要码头临清州时，无意间引起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附近村镇跑出来几千人，拥挤在运河的 两岸看外国人经过。为了看得更清楚，许多人站到停在河边的驳船上来。船少人多，一个船的船尾被压坏，几个人掉在了水里。他们不会游泳，大喊救命。其余的人 似乎丝毫无动于衷，也不设法援救这些将被淹死的人。这个时候，有一单人划子朝着出事地点划过去，但他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抢掉在水里的遇难者的帽子。民众看 外国人，简直不象是看同类，而是在看动物。起哄、嘘闹、指指戳戳、大声议论。事故发生后，几千人见死不救，不伸援手还乘机打劫。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了，她在伦理道德方面和治国理政方面都堪称首屈一指。”而山东省临清州的突发事件，却叫英国人 看到了深植于中国民众内心的大毛病：自私、冷漠和盲从。他们觉得这些人全无“公德”，与一贯标榜的儒家“德治”风气大相径庭。
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接触到了清廷最难维持的底层秩序。外国使团途经之处已经严密布置，尚且出现了千人围观的无政府行为，平时运河上混乱秩序可想而 知。码头人员流动量大，船民梢公之间的口角争执常年不断。恶霸把持码头，帮主自立山头，官府贪污贿赂，黑道、白道交相勾结，管理不善，非常容易酿成动乱。 以后的捻军起义、反洋教暴动、义和团运动，都发生在运河的流民群中
当时，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商人的关系，水手中有大量的欧洲和清国的基督教徒。基督信仰，在鸦片战争前就从澳门、马六甲、长崎传到了 舟山。嘉庆年间，宁波的佛庙里参合了道教，中国基督徒的家中也暗藏着佛龛和祖宗牌位。普济寺为吸引热衷佛儒道基“四教合一”的信徒们，在庙前多架了一座十 字架。
为此，利玛窦为中国士大夫辩解。他强调读书人的焚香跪拜，和善男信女的烧香拜佛不同，他们是在“感激”，并不是在“崇拜”和“祈祷”。因此，儒家不是 宗教，不同于佛教、道教。这样天主教便可以将儒家包容进来了。
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南京住了很久。他于1616年受到反天主教的官吏们的迫害，被打入大牢。但他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对南京监狱的文明程度大为赞颂，因为他 们在狱中也被礼遇，没有受到虐待。在耶酥会士众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描述中，《大中国志》恐怕是最为“歌功颂德”的了。 “有道德”的中国人，是如何惩治罪犯的。这是到中国参观的英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了解了英国人的这番心理，我们就知道了威廉-亚历山大为什么要画这一 幅《押解囚犯》了。
“枷号”是中国一种传统刑罚。同样的此种刑罚，枷板有轻重，重者不举致死，轻则是象征性的薄板。中国刑罚无处不表现出它的任意性。 清国官吏正押解一个罪犯在大街上晃荡，据说是从定海押来的。把罪犯押上街道，官府本来是为了示众和羞辱罪犯，这是刑罚的一部分。但是途中的老幼妇孺却对罪 犯实施同情。画中妇人在给罪犯施食，而小孩子则从旁举托着沉重的枷锁，为其减轻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吏卒的态度。他虽然并不放松手里的鞭子和牵链，但却装出 若无其事的样子，听任沿途百姓们表达自己的仁义和善心。 这表现出下层百姓的心态中的某种“仁”心。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说，中国人主张的“仁”是：“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谦恭、扶助有苦难的人，救济贫 困的人。有一颗温柔和怜悯的心，善意待一切人。”善待一切人，包括罪犯，欧洲画家在中国的街道上确实看到这个现象，印象深刻。
英军只给县城内的中国官员一个小时（半个时辰）的最后通牒，如不献城投降，则炮轰定海。定海知县姚怀祥决计抵抗。他临时招募民兵（乡勇），坚守城池。（这 些在谢晋的电影里有反映。Schutz注） 舟山的沦陷，情景惨烈。守城失败后，几千英军登陆了定海城。英国人一沾上陆地，便野性难收，大肆烧杀抢劫，展示了他们的“文明”英军的一个军官回忆当时的 军队纪律道：“军队登了岸，女王的旗帜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匣，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 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有的丢了一只腿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尸体被可怕地割 裂，被霰弹射穿。只有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时才停止了抢劫。我们的自家人整理赠送亲友的礼物，他们也将用这来修饰自己的住所。不是从战斗中，也不是从战 场上，而是从无助的平民中抢劫来的战胜纪念品，不虞缺乏。英国人在定海城内大肆抢劫有一个原因：他们想要长期占领定海。 舟山军民不曾料到英夷是如此看中他们这个岛屿。清国政府基本上不清楚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了售鸦片，为求割地，甚或是为了报复林则徐本人。 因为不理解，只得骂英人“夷性犬羊，反复无常”。英国人却是坚定地要获得舟山，为此而战。
这一鞭，最后还应该打在朝廷身上。 中国曾经被一些欧洲启蒙主义者，如伏尔泰等人美化为“理想国”。他们传递信息：中国皇帝靠法律和礼俗治理社会，不需要教会和贵族专制。在皇帝一人之下，士 农工商等社会各阶级间趋于平等，人民安居乐业，快乐无比。铜版画册却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乾隆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统治者开始遇到了大麻烦，中国 又一次变得弊端丛生。更主要的是，清国社会等级森严，官民对立十分严重。 英国鸦片战争远征军，是一支全面综合维多利亚时代国力的军队。军队中不仅有海军、海军陆站队，还有汉学家、地理测量学家、动植物学家和画家。这支军队，不 但承担了征服之使命，还负有了解中国地理、人口、物产，探听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风俗的任务。因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军中的高级将领除了要指挥作战外，还 要研究清国的国情，理解这个长期藏在欧洲汉学家著作中的神秘东方国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人成为作家和学者。当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参加作战的舰队指挥、船长等高级军官，都在英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著作除了 记录自己参与的战斗外，还都描写中国的风光、人物和风俗。他们都成了“中国通”，一时间，英国似乎出现了许多“汉学家”。 这也难怪，19世纪的欧洲太需要了解中国了。在此以前，英国人、欧洲人都是依靠深入到内地的耶酥会士传回来的消息了解中国的。现在他们知道，中国已经 不是一个“礼仪之邦”，而是一个“老大帝国”，她病了。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民族，但是被关闭在黑暗之中。全部崇拜财 神。当我们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时，从欧洲人看来，他们可以讲是无处不和我们矛盾，处处和我们相反。”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及这些著作，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 形象完全改变了。
城头上，中了数弹的旗兵抱住英军一起坠下；为避免妻女被辱，男人们镇定地割断女眷的喉咙，把孩子抛入井中；八旗男子遇到英国军人，只在一定距离内或怒视， 或颤抖，只要英军超越一步，马上提刀自刎。城中的最高将领海龄也和家人一起，在府宅里自焚。 这次战役，英军死亡34人，是整个中国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就像满族人不理解明末的南方汉人为什么拼死不降一样，英国人也不能真正理解八旗子弟的勇敢搏 斗。英国人不知道，旗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不事生产，却能享受汉人的财富，统治汉人的精神。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当英国人最终把他们的这种特权地 位摧毁的时候，他们真的意识到家园丧失，生活毁灭。 八旗兵分为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既是清朝的特权阶级，又是国家的正规军。他们从征服者变成统治者后，腐败、奢华、游手好闲、刀枪入库，鸦片战争 后，八旗军的战斗力再也无法恢复，全国的安全基本上靠地方军队，汉人的绿营来维持。再往后，太平天国起兵时，只得临时编练民兵部队——团练来对付。从“八 旗”，到“绿营”，再到“团练”，直到清末操练“新军”，清帝国的军队一路腐朽，没有定制，打败仗就是自然的。 18世纪欧洲人阅读中国的兴趣近乎疯狂。他们要了解中国的一切，不厌其详。不单国王有兴趣，大量远东游历画的流行，更说明欧洲对东方的兴趣是全民性的。指 责这是殖民扩张情绪并不能解释这种狂热。1684年9月16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把将要前往中国的柏应理神父，以及从中国来的南京人沈福宗请到自己的宫廷 中，详细了解中国的风俗、礼仪。 当时，法兰西科学院还向柏应理神父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要求他到中国后，详细调查各类问题。诸如：中国的史书是否可靠；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哲学、音 乐、医学水平如何；中国有无荷叶、大黄、香料和烟叶；中国的住宅、家具、庭院、果菜、甬道、喷泉、花坛、寺院的情况如何；海南岛的地理和珍珠生产；黔江和 喀木伦河的宽度及其水质状况。这些调查要点，超过了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范围，几乎都是关于文化。不仅是对中国的扩张和殖民，需要这些知识。我们要从更全面 的欧洲思想潮流来评价这种“中国热”。 应该这样说：17、18世纪欧洲人在建立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为了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渴望把自己的文化和中国及其他文明社会作对比，通过对比，显出优劣 短长。欧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建设环境中渴望了解中国的。 相反，中国对欧洲的情况很不清楚。乾隆五十八年，皇帝回答英国国王的通商请求时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 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固然还可以为中国的茶叶为欧洲“必需”而骄 傲，但只是欧洲人了解中国，没有中国人了解欧洲，这样的情况却是酝酿着巨大的时代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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