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谭嗣同·黄宗羲——纪念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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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7, 2009, 5:53:35 PM9/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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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谭嗣同·黄宗羲——纪念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1943年,两位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撰写《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李约瑟与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有缘长谈,李约瑟向王亚南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希望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中国人 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熟视无睹,不觉得有何怪异之处,而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却看到了一个费解的现象:中国官僚政治之长寿,举世无双。
 
作为回应,1948年王亚南发表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 书,从秦汉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分析了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与演变的历程及其系统动态。60年后重读此文,深感当时中国学者深厚的历史感与整体意识,深感学者 们对理性的追求,深感国民党政府倒台和整个社会走向之必然。与之相比,当今高呼“告别革命”的时贤们用愿望代替分析,显得如此的情绪化而学养浅薄。 


 
“秦政”与“荀学”
 
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清末的谭嗣同反思历史时说了一句被后人 广为引用的话: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 愿也。”(谭嗣同《仁学》)
 
后来,毛泽东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制”,认同了“二千年之 政,秦政也”。然而,他“劝君莫骂秦始皇”,并不认同“大盗”、“乡愿”的评价。
 
“秦政”由何而来?
 
在“秦政”之前是春秋、战国,这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 组”的时代,孔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礼崩乐坏”,庄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老子则作出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的描述。
 
孔老夫子的理想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是典型的封建 政治,周灭商后,宗室亲贵裂土封疆,只需对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很像西欧的领主制。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 天下大乱。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考虑周王朝式微的教训,寻找防止诸侯坐大,危及中央的方略。楚武王熊通首创了“郡县制”,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 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
 
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 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 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 “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一直繁衍到清帝“逊位”之后许多年,让王亚南们不得不为之大伤脑筋。
 
这透着反讽意味的对比,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们不妨来先观察一下行政官僚这个更像“万岁”的群体。至于 “荀学”,为什么谭嗣同将其与“秦政”并列,称其为“乡愿”,姑且按下,容后再表。
 
“产官学一体化”
 
与“赢家通吃”
 
在分析一个社会时,人们通常会识别出控制政权、财富和知识三 类资源的不同群体,似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似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以此观察中国社会,却会发现大谬不然。
 
王曾瑜在《宋代社会结构》中指出:
 
“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地主阶级大致可划分为皇室、官户、吏 户、乡村上户、僧道户、干人等几个阶层。”
 
其中的“皇室、官户、吏户”无疑都属于官僚集团。
 
“乡村上户”按照宋朝制度,“须服职役,即吏役,即担任州县 衙门公吏或乡村基层政权头目”。
 
而“干人”“是官户和地主的高等仆人,为官户等经营田地出 租,收取地租,买卖田地,主管财务,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
 
至于“僧道户”,宋代僧道分司管理,二司统一由“祠部”(国 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统辖,官僚机器在僧道官机构安插俗吏,牢牢地控制住了道释二教的自治机关。到了明代,宗教人员的职业生涯,最高境界就是进入政府充任僧 道官,中央级别的僧道官往往由高僧担任,于是高僧也就有了行政级别(品秩),在中央一级最高为正六品(比“七品芝麻官”略高),在府一级则为从九品。而今 人们讪笑“处级道士”、“局级和尚”,岂不闻古已有之。
 
由此可见“产”、“官”重叠到了什么程度。
 
“士大夫”,这个称谓则展示了官僚与学者这两个群体的重叠 性。社会教育系统的核心是科举制,而科举制的唯一目标是为朝廷“抡才”、“储才”,即选拔候补官僚。而这些学者当官之后,“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 《絮斋集》)“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马端临《文献通考》)
 
一些众所周知的个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产官学一体化的结构。
 
秦国的吕不韦,他本是河南禹州的大商人,后来成了秦的相国, 还广聚门人,让他们写了一本书,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称为《吕氏春秋》,开了当今靠权力、财富出书的先河。既可称之为学术带头人,又可称之为学阀,全看你对 他的好恶。
 
晋朝的陶潜,人们视其为学者,而且在当时是“非主流”的。然 而他同时还是一位官员:彭泽令,也拥有多余的土地,才可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果他指望这几亩薄田糊口,恐怕就无法如此潇洒了。
 
贪官和珅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士”,嘉庆四年(1799 年),抄家时发现,他有田产80万亩(薛福成:《庸盫笔记》卷3)。即便在电视剧中被描写为叫花子出身的清官李卫,在原籍安徽砀山也有田4万多亩(《清乾 隆实录》卷738,乾隆30年6月庚戌)。
 
可见“产官学”一体化是我们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从这个视角 看,社会鲜明地分化为两个集团:“赢家通吃”的精英集团与无权、无产、无知的平民集团。身处官场而一文不名的人和家产殷实而与官场无涉的人,在统计学意义 上,应是很少的,不足以成为观察、分析社会性质的重点。
 
整个精英集团在全社会人口中比重如何?明宪宗时全国官员占人 口的比例仅为0.13%。明清两代,会试取士名额每次一般在三四百人左右,大约二三十名考生录取一个,由此,参与考试的不超过1.2万人。可见这个精英群 体在全社会人口中比例之小。
 
上述吕不韦、陶潜二人均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术资源,绝非 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当然二人拥有的资源有天壤之别,但这只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两极分化。而我们的经史子集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正是这精英集团内部 “茶壶里的风波”。
 
精英集团的“中国特色”
 
虽说是“茶壶里的风波”,却也云谲波诡,翻开二十四史,最触 目的就是“头颅掷处血斑斑”。无论是皇嗣之争、皇帝与臣僚之争、党锢之争、宗派之争,几乎都是鲜血淋漓,根本看不到“君子之争”的痕迹,尽管我们号称“礼 仪之邦”,尽管投入这争斗的精英集团成员据称是“学而优则仕”的。而这些争斗,其标的都是传统官僚政治体系的控制权。
 
这提示我们,对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而言,无论开拓 发展还是安身立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所以,“政治挂帅”从来就是我们的精英集团的本能。
 
一位精英分子,哪怕他靠经商致富,也要去捐个“功名”,标榜 自己是“儒商”。官商勾结的胡雪岩,至今为许多人景仰。而他的败亡,不在于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他依附的官场靠山失势。
 
一位精英分子,如果以学名世,则要弄个翰林、主任、所长、院 长、校长的头衔,那背后自然是行政级别。笔者曾遇到过一位体制外的学者,自号“野翰林”,形容词“野”固然带点狂狷气,而落到名词“翰林”,依然离不开官 僚体系的“品秩”。
 
“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的各领域都成了官僚系统的附属品,都必 须(也只想得到)用官僚系统的价值标准(品秩)来衡量。官僚系统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 以制衡它;其二,它可以不做任何本应做的工作,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质疑它。
 
于是官僚系统能否尽职、能否守制,就只能依赖内部的监督了。 对内部监督感受最深的是皇帝。“宵旰图治”是古人对明君的典型描述,说皇帝天不亮就起身著衣,天昏黑了还没顾上吃饭。皇帝如此操劳,忙些个什么?两个字 “吏治”。汉刘邦忙着“鸟尽弓藏”,宋赵匡胤忙着“杯酒释兵权”,明朱元璋忙着将贪官们“剥皮实草”,大清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 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创新和制度化的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 了。
 
为什么皇帝总得如此操劳?为什么操劳的结果总不免王朝的覆 灭?
 
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力自上而下委派,各级官僚只需也只能向 委派他的那一级官僚负责,皇帝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源头,只有他对全局负责。各位官僚不过是皇帝的“臣工”,这江山是皇帝的,自己当官不过是谋一个职业(当然 是比农夫、樵叟、贩夫、走卒优越得多的职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官的真正动力。虽说有内部监督系统,它的能量与官僚群体相比,不过九 牛一毛。宦海经验告诉官员们,从统计意义上看,违规成本相当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这点胆魄都没有,还当什么官?
 
其实,还真不需要太大的胆魄,“篡逆”之类事只是在特殊的机 缘下,特殊的角色才会去想它。官僚们的胆魄主要是用在聚敛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置点田产以备退归林下后优游卒岁,也给后代留点基业,是再自然不过 的。他们既有这个愿望,又有不受社会制约的权力,正式的内部制度不过具文而已,潜规则给了他们充分的操作空间,简直是想不聚敛都不行(你装清廉,让同僚们 何以自处?)。
 
看来整饬官风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大家都像海瑞那样不就好了? 然而为“秦政”奠定理论基础的韩非,对这种理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 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上司又 如何支使他?这种人对上司何益之有?必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整饬官风 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一旦弄得满朝文武都是海刚峰、岳鹏举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当就有今学者深谙其道,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指出: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 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可见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内在属性,不让他聚敛,谁还来当官?事 实上“赐田”正是皇帝常用的激励机制,它同时是最有效的而合法的聚敛途径。到了今天,“赐田”就演化为“划拨”、“特批”、“政策倾斜”。
 
然而官员们都这样干,假以时日,整体后果是什么?
 
宋神宗熙宁年间,四川地方官吕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 地占有情况:“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溥天之下”作为“王 臣”的自耕农只剩20%~30%,其余的劳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
 
山阴知县陈舜俞的观察更悲观:“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 食者九”。(《都官集》)只有10%的劳力还是“王臣”,90%的劳力都被官僚地主敛去。
 
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 七。”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政府无法收税!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巨贪和珅聚敛田产80万亩;到了道光年 间,大学士琦善据称拥有田产250万亩(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从乾隆到道光,不过三届政府。
 
类似的趋势每个王朝都有,结果自然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往往 被视为“革命”,那“革命”后社会是否就能摆脱前朝敝政?
 
毛泽东评论谭延闿
 
谭延闿是民国前期政坛的重要人物。青年时代他才学出众,据说 其颜体楷书誉满天下,民国至今无出其右者。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在晚清的动荡岁月中,他曾组织“湖南宪政公会”,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 致力于宪政改革。
 
然而谭延闿之值得注意是因为毛泽东对他的评论: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 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
 
一介文人,一手好字,思想新潮,倾心宪政,却为何最终成了军 阀?不能不让人思考其时代背景。毛泽东对那个时代的观察直白而深刻:
 
“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 有权’的原则。”(以上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其实,几乎每个王朝的晚期,都有人看到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 都试图对症下药,然而成功者绝少,王莽、王安石、戊戌六君子之类的案例却比比皆是,让社会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激化。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 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由此,其合法性建立在暴力而非社会授权的基础上,这正是理解“秦政”的关键。
 
合法性源于暴力,使“秦政”难于受到社会的制约,当出现社会 病态后,也难于调整自愈。于是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瓦解,进而导致新的暴力诞生。结果是王朝周期性地更迭,而“秦政”却既寿且昌,整个社会陷于无力自拔的轮回 之中。许多惨烈的宏大事件被史家称为“革命”,其实那只是轮回中一个命中注定的环节。“在劫难逃”就是我们的先人对此类历史经验的概括。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难道我们的社会如此没有头脑?让类似的 悲剧反复轮回了两千多年?希腊人创造了西西弗斯的神话,而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当了两千多年的西西弗斯,为什么?
 
“不二过”是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这表现了一个人懂得从错误中 吸取教训。然而我们的社会一再陷入轮回,这个社会头脑何在?反省能力何在?
 
无脑的社会
 
对一个社会而言,“头脑”就是学术界。它理应超越个体的局部 视野,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观察、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是指望不上的。
 
中国学者的“正途”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是“殿试” ——由皇帝来筛选学者。被皇帝选中的人称为“天子门生”,由此皇帝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总教头,成了最大的学阀。
 
中国学术界的主体由翰林院、国子监之类的机构组成,它们是官 僚机构的一个部分,其学术成果的最终裁决者是官僚机构,是皇帝。研究什么往往是由官僚机构出题,连写诗这种无关痛痒的事,都有大量的“应制”之作——皇帝 命题的作文、“奉和应制”之作——顺着皇帝的诗唱和。
 
这样的学术界怎可能不做御用文人?怎可能不顾官僚集团的利益 而去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1941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控制,西南联大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 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 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 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以此观之,在“秦政”之中哪有什么学术?有趣的是,“科学” 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了,表面上看,“科学”在中国处于几乎无人质疑的地位。但人们接受的“科学”其实是由权威颁布的一条条具体的“真理”。一些饱学善辩之士 居然指望行政力量、甚至司法力量来裁决何为科学,来维护“科学”的尊严,这还是科学吗?科学真正需要的理性认识能力、宽容而平等的切磋氛围又在哪里?
 
清初,前明遗老黄宗羲从大汉开国皇帝开始,一笔扫尽数千年帝 王。指出: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 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明夷待访录》)
 
“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 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无与于治乱者也”。
 
这正是在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产生这种思考的前提 是:大明王朝已崩溃,黄宗羲铁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指望向清王朝卖论取官,甚至不指望以文博名——反正老子写的东西会被列为禁书。
 
一个社会的学术界,只有在这样特异的环境下,由特异的人来思 考本应正常研究的问题,这样的社会焉能避免西西弗斯的命运?没有像许多文明那样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是造化的特殊眷顾了。
 
那我们的学术界为何沦落如斯?
 
“乡愿”由来
 
这就要回到谭嗣同,为什么他将“荀学”与“秦政”并列,为什 么称其为“乡愿”。
 
“秦政”的创造者中有两位学者:韩非与李斯,二人都是荀况的 亲传弟子。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很重要的一部,如果将《韩非子》与马 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并读,你会惊异于中国学者逻辑思维之缜密与深刻,要知道《君主论》成书于1513年,而韩非生活在公元前280年到前233年。然而 韩非的整个智慧用于为专制君主盘算利害得失。无怪乎秦王看了韩非的书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可悲的是,擅长理论创新的韩非被自己的同学李斯构陷致死。李 斯擅长制度创新,“秦政”多为李斯构建,而李斯则被阉宦赵高构陷致死。从此,构陷成了官僚政治中永不退色的闪光点,至今仍不时能听到官场中的议论:某某将 某某“装进去了”。
 
韩、李二人设计构建的“秦政”中,“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官僚系统成了真理与道德的最终裁决者,其遗泽之深,至今人们仍将社会道德规范寄托于官场,一旦官场腐败,整个社会就道德沦丧;同时,由于官场扮演真理的最 终裁决者,研究成果获得官场认可,往往被学者视为最高荣誉。让人想起古人的“鬻智以干禄”,鲁迅讥讽的“干禄之色,固灼然观于外矣!”(《坟·文化偏至 论》)这就是“秦政”中学术界的真实地位。
 
由此,谭嗣同对荀学的评价是:“法后王,尊君统”,即以眼下 的当权者(后王)为真理标准(法),遵从官僚体系的等级秩序。将学术定位于服务官场,使学者沦为暴力的奴仆。谭嗣同痛斥荀况:
 
“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仁学》)
 
即为君主专制、愚民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据此谭嗣同将荀学称为 背叛孔子学说的“乡愿”: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虽万被戮,岂能赎其 卖孔之罪哉?”(《仁学》)
 
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平心而论,《荀子》的主张并非只此一端,也不像韩非、李斯那 样极端下作。然而它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主张君主专制,在政治实践上,由韩非、李斯两大弟子为“秦政”助产,谭嗣同斥其为“乡愿”,并不过分。至今有人 认为谭嗣同偏激,而处于晚清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前,面对麻木不仁的官僚集团,谭嗣同其实是相当温和的。谭嗣同们的失败,导致了更为“偏激”思潮的出现,至 此,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宿命的轨迹。而将中国推上这条轨迹的,正是那些温文尔雅的“乡愿”们。
 
走出轮回
 
社会有可能走出官僚政治造就的轮回吗?在王亚南看来:
 
“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 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 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这里王亚南涉及了三个条件:其一,封建体制;其二,身份社 会;其三,一般工农大众的政治角色。
 
这一判断逻辑上并无大错,然而它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 才能实现这三点?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官僚、财主、学者高度一体的。控制几乎全部资源的中国精英群体,其基色是官僚集团,这个群体控制社会的首要机制是官僚政 治,即不受社会制约的强制力,即暴力。指望它和平地放弃不受制约的特权,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而以暴易暴,不过是为新的官僚政治开辟通道。
 
事实上,人们可以在许多类型的社会中发现官僚群体,官僚群体 本身根本不在意什么“主义”,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几乎任何“主义”的社会之中生存发展,并将那个“主义”改造为最适应自己需要的形态。苏联的经 验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布尔什维克们发动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以暴力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差别、无特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不再需要“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随着阶级分化的消失,国家将消亡。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但没有 强化,反而逐渐衰弱;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 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制,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 强化。
 
从1923年10月开始,托洛茨基在给党中央一系列公开信中 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认为“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老近卫军”有僵化的危险。
 
1935年到苏联旅游的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莫 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
 
“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 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罗兰断言:
 
“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 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 优势都搜为己有”。
 
此后,苏共中基于理论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逐步被实用主义者与物 质主义者取代。对内,这个政体日益脱离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为了维持政权,它越来越依赖“专政”,各级官员来自上级的任命而非社会公众的选择,从而断绝了 它与社会公众起码的联系与互动;对外,这个被官僚集团禁锢的社会越来越失去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结果在所谓“和平竞争”中一败涂地。最后,这个官僚集团将 自己的祖国带入破产的深渊,他们自己则用无数同胞的苦难,建立起私有的资本王国。
 
一个不受社会制约的官僚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一场理想主义的革 命。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官僚集团历史悠久得多,经验丰富得多, 理论圆融得多,对社会潜意识的浸润广泛得多。于是戊戌变法轻而易举地被官僚集团粉碎,辛亥革命则成了各地官僚割据自立的契机,国民革命军号称“国民”,其 北伐战争不过成就了蒋介石官僚集团的权势。可见在中国要摆脱官僚政治的阴影,远比俄罗斯艰难。
 
出路何在?
 
既然官僚政治的症结在于脱离社会监督的特权,摆脱官僚政治的 关键在于能否制约特权。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在摆脱官僚政治,有以下几个视角:
 
1.信息是否公开。互联网使信息垄断越来越难,事实上我国的 信息公开这些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大量过去的“保密”信息在各级政府网站公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可能。非典前期那种封锁信息的做法正在被逐步放 弃。在这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值得鼓励。
 
2.学术能否独立。翰林院式的学术界肯定无法承担社会良知的 角色,而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社会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只有越来越客观而直陈其事的分析研究能够正常展开,只有研究不再有任何禁区,只有无论什么学派、学 说、观点,只能靠事实、证据和逻辑立足,而不依赖任何官方力量,这个社会才会有自己的“大脑”,而这是摆脱官僚政治的基本前提。
 
3.公众能否监督。官僚政治依赖内部监督,历史反复证明了它 的无效性。只有公众监督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官僚的仕途,只有官僚不得不向下负责,向社会公众负责,而非向上司负责,这个社会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
 
4.官僚集团是否有不经社会公众认可而自我安排的特权。前苏 联的经验教训证明,在官僚集团的斥优聚劣过程中,特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要官僚集团能自我授予特权,就会吸引无数贪渎之徒钻营官职,而将廉洁之士排挤出 局。对于官僚集团的成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倡导代替合理的个人利益,但必须明确官僚的待遇乃至个人私生活都必须透明,某些与履行职责相关的待遇与礼遇 特应该通过公众讨论,通过相关立法程序。否则摆脱官僚政治就是痴人说梦。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艰难而痛苦的探索,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有 了或多或少的进步,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愿这种进步更坚实,愿各方力量更理性,愿我们的社会能够抓住 珍贵的历史机遇,跳出两千多年的轮回,摆脱官僚政治这一沉重的历史负担。
 
从黄宗羲到谭嗣同到王亚南,无数为中华民族呕心沥血的先贤们 在天国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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