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瑾: 我来剥茅于轼“好人”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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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Huaxin W. D. Wang
Aug 20, 2007, 12:26:44 PM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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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太恶毒。观点很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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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我来剥茅于轼“好人”的皮！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Aug 20 12:28:22 2007), 本站(yjrg.net)
作者：力瑾 提交日期：2007-8-16 13:32:00
我来剥茅于轼“好人”的皮
力瑾
茅于轼于７月２６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的文章。为此，薛涌写了《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的质疑争鸣文章，然而遭到《南方都市报》的封杀。于是，又有了薛涌《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的说明文章。
在此，我想说说茅于轼“好人”的事。
㈠茅于轼“好人”的由来
据封杀薛涌文章的《南方都市报》的一编辑说，茅于轼“好人”的由来是这样的：“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
说茅于轼是“好人”，应该是不会错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为穷人办事”的。“为穷人办事”，我们习惯上认为那是在做好事，而做好事的人，自然就是“好人”了。
而我今天，却想对茅于轼这样的“好人”问一句：你为穷人办了多少事？有多少穷人感受到你为他们办的事了呢？你真为穷人办事了吗？
㈡坏人该批评，“好人”也该接受批评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公认的普世价值。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个人，哪怕这个人是所谓的“圣人”，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不能批评的政府，哪怕这个政府已经是民选政府了。”（见拙作《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答冉云飞兄的“每周十道常识题（之三）”》）
“好人”的茅于轼，难道超过了“圣人”的地位，而不能有人间的任何批评了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正确”到不能有任何人间的批评的时候，要么是这个人自己刚愎自用，要么是别人对他顶礼膜拜在进行新的造神运动。我相信，茅于轼自己应该是不会愚蠢到不让任何人来批评的吧？那么，答案只能是另一种：是《南方都市报》在干愚蠢事——对“好人”茅于轼顶礼膜拜在进行新的造神运动！
㈢“好人”说的话就一定对吗？“好人”就一定会办好事吗？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好人”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好人”办的也不一定都会是好事。这是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我们过去习惯性的单一思维结的恶果：我们有些国人，简单地相信“好人”说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好人”办的也一定都会是好事！因为，将“好人”说得１００％的好，没有一点缺点；将坏人说成１００％的坏，没有一丁点的好，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如果不对这样的传统进行反思反省，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类似的错误。今日在“好人”茅于轼身上出现的事，就是这样性质的事。
㈣“好人”说错话，危害性更大；“好人”办坏事，危害性更巨
对坏人保持警惕是必须的，因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可对茅于轼这样的“好人”，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好人”说错话，危害性更大；“好人”办坏事，危害性更巨。
㈤“好人”茅于轼，说的错话，办的坏事
①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老是拿“穷人”和“富人”说事。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这是“好人”茅于轼说的。前一段时间，他还说过：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这里，茅于轼一口一个“穷人”，一口一个“富人”，好象这个世界上的人，只能有这样一种分法，只能分作“穷人”和“富人”。而这，是完全是错误的。茅于轼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我不知道茅于轼这样说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不敢妄加猜测，但这样说，给人的感觉是：他是有意凸显“穷人”和“富人”的身份区别，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宣传着“仇富”思想。“富人”，只要是真正凭正当手段勤劳致富的话，我想是没有多少中国人真会去“仇恨”的，我们中国人真正“仇恨”的是那些不正当致富者，是那些利用权力而谋取私利的暴富者！中国人“仇恨”的只是不义之财！
人的分类方法很多，“穷人”和“富人”只是许多种分法当中的一种而已，而且是很不科学的一种。老是拿“穷人”和“富人”说事，老是拿“穷人”和“富人”作对比，这是我们过去阶级斗争思想在人头脑当中的遗留表现。虽然文革遭到唾弃，但文革思想文革思维，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殆尽的，特别是在对文革没有进行必要而深入的批判反省以前。阶级斗争思想，虽然理论上被我们抛弃了，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国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特别是像茅于轼这样的过来人，哪能奢望他短时期内能够肃清呢？！
在现阶段，将人分类的科学方法，应该是将人分为三种：权力集团、中产阶级和弱势人群。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会遮掩掉许多客观事实，对我们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往往起到将水搅浑的目的，让大部分国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而让真正的问题，永远得不到有效解决。因为，认清事实真相，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②茅于轼真的在为穷人做事吗？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只是“为穷人做事秀”而已。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这是“好人”茅于轼说的。刚才我已经指出过，由于茅于轼将人的分类过于简单，笼统地分成“穷人”和“富人”，因此，就有了薛涌的《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的质疑和疑问。是的，这也是我心头的疑问。这“富人”，是些怎样的人呢？是权力集团还是中产阶级中的成员？这是很有区分的必要的。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就只能是“为穷人做事秀”，而毫无实际成效。
事情的真相也确实是如此，在不触及现有权力集团格局的情况下，在不触及现有政治体制格局的情况下，你再怎么“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也罢，“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也好——也只能是“为穷人做事秀”，而不可能根本改善穷人的生活。
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问题出在他所站的位置——高高在上的对穷人施舍地位，而不是与穷人站在同一水平的大地上！这种居高临下的自我感觉“精英”优势地位，阻碍了茅于轼的真正“为穷人做事”！穷人，不需要任何人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可怜，不需要任何高高在上的人的施舍和给予。穷人，在今日，真正需要的，很简单，只是还给他们做人的权利！“今日，最最关键的是要让“穷人”“富人”都是人，而不是让一部分人是人，让一部分人是鬼。让弱势人群也享有人权，这是今日社会问题的唯一正解，舍此别无他途。”这是我在《要让“穷人”“富人”都是人》一文结尾说的一句话，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在今日，“让弱势人群也享有人权”，还给弱势人群做人的权利，这是真正在“为穷人做事”，而不是什么“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在中国，最大的扶贫，是权利扶贫，其他的一切扶贫，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
③“为富人说话”的荒谬。知识分子应该为弱势人群说话！
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不是很荒谬吗？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对弱势的穷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无疑是在干落井下石的可耻勾当。
陈永苗 对茅于轼发出了《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的天问：“如果穷人还有富裕路，就请茅于轼指出来一个可行的，而不是给人画饼。如果穷人已经没有富裕路了，请问茅于轼老先生，那你现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祸害穷人么，给穷人有害的“鸦片”，让穷人断绝后路，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么？”这就是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的本质，“是在祸害穷人”，而不是“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
知识分子应该为谁说话？这关系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理解问题。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呢？台湾的韦政通先生在做客天涯的访谈中，说得非常到位，他说：“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我们不能叫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意义，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性的，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两个条 件：一个是批判，包括批判传统、批判当权、批判领导。你必须要有勇气站出来批判他的不合理性， 你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然后知识分子还要关怀社会，对社会有责任感，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那些 凡是做官方的顾问的，那个不叫知识分子，如果你善意的帮政府做事是专家的身份，但是绝不是知识 分子，知识分子一定是一个批判性的，对社会充满了关心、有责任感，因为我有责任感所以我才批评 ，一定要有勇气批评，所以“知识分子”不能随便用，很多人没有资格当知识分子，并不是说拿了博 士、当了教授就可以当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善意的帮政府做事”的“专家”。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①“批判，包括批判传统、批判当权、批判领导。”②“关怀社会，对社会有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好人”茅于轼，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最多只是一个“善意的帮政府做事”的“专家”罢了。当我们认识清了这一点，我们的“好人”茅于轼，说出这样的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和当下许许多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说的又有何不同，又有何本质区别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因其两个条件的苛刻，因此，只能是永远替弱势人群说话。弱势人群，并不天然地就是指“穷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倒是弱势人群被打倒、批倒、批臭！这一点，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么？知识分子，不可能只为“穷人”说话，也不可能只为“富人”说话，只能为弱势人群说话。在毛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替被打倒、批倒、批臭的“富人”——地主、资产阶级——说话；而在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为“穷人”说话。谁弱势，就替谁说话，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
２００７、８
于速朽斋
--
※ 来源:．一见如故 http://yjrg.net [FROM: 122.156.0.0]
全文链接: http://yjrg.net/HT/con_277_M.1187584102.A.htm
标 题: 我来剥茅于轼“好人”的皮！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Aug 20 12:28:22 2007), 本站(yjrg.net)
作者：力瑾 提交日期：2007-8-16 13:32:00
我来剥茅于轼“好人”的皮
力瑾
茅于轼于７月２６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要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的文章。为此，薛涌写了《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的质疑争鸣文章，然而遭到《南方都市报》的封杀。于是，又有了薛涌《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的说明文章。
在此，我想说说茅于轼“好人”的事。
㈠茅于轼“好人”的由来
据封杀薛涌文章的《南方都市报》的一编辑说，茅于轼“好人”的由来是这样的：“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
说茅于轼是“好人”，应该是不会错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为穷人办事”的。“为穷人办事”，我们习惯上认为那是在做好事，而做好事的人，自然就是“好人”了。
而我今天，却想对茅于轼这样的“好人”问一句：你为穷人办了多少事？有多少穷人感受到你为他们办的事了呢？你真为穷人办事了吗？
㈡坏人该批评，“好人”也该接受批评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公认的普世价值。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个人，哪怕这个人是所谓的“圣人”，同样，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不能批评的政府，哪怕这个政府已经是民选政府了。”（见拙作《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答冉云飞兄的“每周十道常识题（之三）”》）
“好人”的茅于轼，难道超过了“圣人”的地位，而不能有人间的任何批评了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正确”到不能有任何人间的批评的时候，要么是这个人自己刚愎自用，要么是别人对他顶礼膜拜在进行新的造神运动。我相信，茅于轼自己应该是不会愚蠢到不让任何人来批评的吧？那么，答案只能是另一种：是《南方都市报》在干愚蠢事——对“好人”茅于轼顶礼膜拜在进行新的造神运动！
㈢“好人”说的话就一定对吗？“好人”就一定会办好事吗？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好人”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好人”办的也不一定都会是好事。这是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我们过去习惯性的单一思维结的恶果：我们有些国人，简单地相信“好人”说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好人”办的也一定都会是好事！因为，将“好人”说得１００％的好，没有一点缺点；将坏人说成１００％的坏，没有一丁点的好，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如果不对这样的传统进行反思反省，我们一定会犯这样的类似的错误。今日在“好人”茅于轼身上出现的事，就是这样性质的事。
㈣“好人”说错话，危害性更大；“好人”办坏事，危害性更巨
对坏人保持警惕是必须的，因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可对茅于轼这样的“好人”，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好人”说错话，危害性更大；“好人”办坏事，危害性更巨。
㈤“好人”茅于轼，说的错话，办的坏事
①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老是拿“穷人”和“富人”说事。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这是“好人”茅于轼说的。前一段时间，他还说过：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在这里，茅于轼一口一个“穷人”，一口一个“富人”，好象这个世界上的人，只能有这样一种分法，只能分作“穷人”和“富人”。而这，是完全是错误的。茅于轼说：“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我不知道茅于轼这样说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不敢妄加猜测，但这样说，给人的感觉是：他是有意凸显“穷人”和“富人”的身份区别，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宣传着“仇富”思想。“富人”，只要是真正凭正当手段勤劳致富的话，我想是没有多少中国人真会去“仇恨”的，我们中国人真正“仇恨”的是那些不正当致富者，是那些利用权力而谋取私利的暴富者！中国人“仇恨”的只是不义之财！
人的分类方法很多，“穷人”和“富人”只是许多种分法当中的一种而已，而且是很不科学的一种。老是拿“穷人”和“富人”说事，老是拿“穷人”和“富人”作对比，这是我们过去阶级斗争思想在人头脑当中的遗留表现。虽然文革遭到唾弃，但文革思想文革思维，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殆尽的，特别是在对文革没有进行必要而深入的批判反省以前。阶级斗争思想，虽然理论上被我们抛弃了，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国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特别是像茅于轼这样的过来人，哪能奢望他短时期内能够肃清呢？！
在现阶段，将人分类的科学方法，应该是将人分为三种：权力集团、中产阶级和弱势人群。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会遮掩掉许多客观事实，对我们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将所有人简单地分为“穷人”和“富人”，往往起到将水搅浑的目的，让大部分国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而让真正的问题，永远得不到有效解决。因为，认清事实真相，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②茅于轼真的在为穷人做事吗？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只是“为穷人做事秀”而已。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这是“好人”茅于轼说的。刚才我已经指出过，由于茅于轼将人的分类过于简单，笼统地分成“穷人”和“富人”，因此，就有了薛涌的《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的质疑和疑问。是的，这也是我心头的疑问。这“富人”，是些怎样的人呢？是权力集团还是中产阶级中的成员？这是很有区分的必要的。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就只能是“为穷人做事秀”，而毫无实际成效。
事情的真相也确实是如此，在不触及现有权力集团格局的情况下，在不触及现有政治体制格局的情况下，你再怎么“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也罢，“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也好——也只能是“为穷人做事秀”，而不可能根本改善穷人的生活。
茅于轼的“为穷人做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问题出在他所站的位置——高高在上的对穷人施舍地位，而不是与穷人站在同一水平的大地上！这种居高临下的自我感觉“精英”优势地位，阻碍了茅于轼的真正“为穷人做事”！穷人，不需要任何人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可怜，不需要任何高高在上的人的施舍和给予。穷人，在今日，真正需要的，很简单，只是还给他们做人的权利！“今日，最最关键的是要让“穷人”“富人”都是人，而不是让一部分人是人，让一部分人是鬼。让弱势人群也享有人权，这是今日社会问题的唯一正解，舍此别无他途。”这是我在《要让“穷人”“富人”都是人》一文结尾说的一句话，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在今日，“让弱势人群也享有人权”，还给弱势人群做人的权利，这是真正在“为穷人做事”，而不是什么“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在中国，最大的扶贫，是权利扶贫，其他的一切扶贫，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短视行为。
③“为富人说话”的荒谬。知识分子应该为弱势人群说话！
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不是很荒谬吗？当“为富人说话”，客观上成为“为权力集团说话”时，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对弱势的穷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无疑是在干落井下石的可耻勾当。
陈永苗 对茅于轼发出了《请问茅于轼：穷人现在还有机会富裕么？》的天问：“如果穷人还有富裕路，就请茅于轼指出来一个可行的，而不是给人画饼。如果穷人已经没有富裕路了，请问茅于轼老先生，那你现在鼓吹那些，不是在祸害穷人么，给穷人有害的“鸦片”，让穷人断绝后路，继续迷糊不起来抗争，而永远穷下去么？”这就是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的本质，“是在祸害穷人”，而不是“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
知识分子应该为谁说话？这关系到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理解问题。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呢？台湾的韦政通先生在做客天涯的访谈中，说得非常到位，他说：“现代化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我们不能叫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意义，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性的，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两个条 件：一个是批判，包括批判传统、批判当权、批判领导。你必须要有勇气站出来批判他的不合理性， 你才有资格当知识分子，然后知识分子还要关怀社会，对社会有责任感，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那些 凡是做官方的顾问的，那个不叫知识分子，如果你善意的帮政府做事是专家的身份，但是绝不是知识 分子，知识分子一定是一个批判性的，对社会充满了关心、有责任感，因为我有责任感所以我才批评 ，一定要有勇气批评，所以“知识分子”不能随便用，很多人没有资格当知识分子，并不是说拿了博 士、当了教授就可以当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善意的帮政府做事”的“专家”。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①“批判，包括批判传统、批判当权、批判领导。”②“关怀社会，对社会有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好人”茅于轼，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最多只是一个“善意的帮政府做事”的“专家”罢了。当我们认识清了这一点，我们的“好人”茅于轼，说出这样的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和当下许许多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说的又有何不同，又有何本质区别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因其两个条件的苛刻，因此，只能是永远替弱势人群说话。弱势人群，并不天然地就是指“穷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倒是弱势人群被打倒、批倒、批臭！这一点，难道我们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么？知识分子，不可能只为“穷人”说话，也不可能只为“富人”说话，只能为弱势人群说话。在毛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替被打倒、批倒、批臭的“富人”——地主、资产阶级——说话；而在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为“穷人”说话。谁弱势，就替谁说话，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
２００７、８
于速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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