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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内容目录： 世界现役最大直升机挺进大凉山 打通扶贫“最后一公里” 32层网红台阶现身西安 踩着会发光能“弹琴” 硬核！单亲妈妈花10万送双胞胎女儿学功夫 贵州独山县豪掷22亿造山寨＂紫禁城＂ 长沙一高校食堂推出外卖服务 学生扫码取餐 长江最后的渔民：禁渔10年 28万渔民如何弃水上岸 这个国家又乱了：曾有180多次政变 6位总统被暗杀 上海养个孩子到初中要花80万？看这份报告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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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役最大直升机挺进大凉山 打通扶贫“最后一公里”

2019年12月6日，四川凉山，米-26直升机飞抵阿布洛哈村。 阿布洛哈在彝语中的意思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阿布洛哈村坐落在距离布拖县县城70多公里的金沙江畔西溪河峡谷中，海拔14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河。 2019年12月5日，四川凉山，一辆空压机装入米-26直升机机舱。 阿布洛哈村是国家核定的深度贫困村。为改变村子贫穷落后面貌，当地政府将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近年来，阿布洛哈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民修了新房，小学也建了起来，储水、饮水工程建成…… 2019年12月5日，四川凉山，多台修路机械设备即将通过米-26直升机吊运到阿布洛哈村通村公路现场。 阿布洛哈村还没有通公路。村里仅有一条坡度达60度的小路与外界相通。小路一边是数百米的崖壁，一边是险如剃刀的深渊，路窄的地方只有几十厘米。从乌依乡进入阿布洛哈村，需要步行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 2019年12月5日，四川凉山，在布拖县城附近，一位彝族群众赶着羊群经过停放米-26直升机的停机坪。 回到目录

32层网红台阶现身西安 踩着会发光能“弹琴”

2019年12月6日，西安市凤城八路附近的两处网红台阶。 据了解，每个台阶旁都有不锈钢的小方块，里面有红外线感应，底下有灯带，当人们踩上台阶后，它就有了感应，灯带和声音同时发出来。 多数路过此处的人，都会走上台阶，拿手机拍照或者录视频，然后发朋友圈。 现场图。 回到目录

硬核！单亲妈妈花10万送双胞胎女儿学功夫

河南一位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双胞胎女儿生活，因担心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欺负，自己省吃俭用，每年不惜花费重金，把俩女儿全都送到了河南登封学习少林功夫。前段时间，这对年仅9岁的双胞胎姐妹，练武术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和点赞。 双胞胎中的姐姐叫杜梓焓，妹妹叫杜梓熠。从7岁开始，她们就来到登封学武，如今已练了两年少林功夫。“之前偶尔会从手机上看到一些校园暴力方面的新闻，自己家有俩女孩，所以肯定很操心。” 说起送女儿学武的初衷，母亲杜女士说，她与丈夫分开后，俩女儿一直跟着她生活，为了能让俩孩子在成长中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两年多前，她萌生出了想送女儿学武的念头，没想到，一征求意见，俩孩子都很赞同。于是，带着一份武侠梦想，杜梓焓和杜梓熠跟着妈妈，从老家南阳来到了登封，成了专业武术学校的学生。 虽然姐妹俩年龄都不大，但懂事的她们，平时无论是练习武术还是学习文化课，都非常用心，短短两年时间，就成了全校小有名气的尖子生。 “只要她们俩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我吃点苦没啥。”看着懂事的女儿，杜女士特别欣慰，为了陪读，她还专门来登封找了一份工作。杜女士说，目前，俩女儿每年的学费加起来4万多，算上平时吃穿和其他方面的开销，一年下来，差不多要花8到9万元钱。虽然对她来说压力挺大，但为了能让女儿学好功夫有能力保护自己，她觉得很值。　 回到目录

贵州独山县豪掷22亿造山寨＂紫禁城＂

2019年12月9日，贵州省黔南布衣族自治州，独山县北部一座微缩版山寨“紫禁城”颇具规模。城墙内，三座赤墙黄瓦的大殿“正襟危坐”，数十栋青砖黛瓦、古朴俊秀的仿古建筑纵横排列，让人不禁有一种误入“皇家园林”的错觉。这是独山县斥巨资打造的州府、学宫景观，也被当地群众称为独山版“紫禁城”。2015年底以来，该县决定启动规划打造汉代毋敛古国，包括建设州署、学宫、守备署、三大庙等，根据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公示，独山县毋敛古国核心区建设项目投资高达22.27亿元。 回到目录

长沙一高校食堂推出外卖服务 学生扫码取餐

近期，长沙理工大学的宿舍楼下多了一排“外卖神器”——外卖自提柜。这是该校后勤集团推出的一项最新服务，学生只需通过网上订餐平台点餐，骑手第一时间配送，餐品到达后同学们会收到短信通知，下楼扫描柜子上的取餐二维码，即可开箱取餐。不少学生表示，饭比自己先“到家”很方便。“一单起送，免收配送费！” 据介绍，长沙理工大学自2017年就率先在全省高校推出了食堂外卖平台，学生足不出宿舍就能享用校内各个食堂的美食，担任骑手的都是本校学生。 从外观上看，外卖自提柜和快递柜比较相似，但柜体具有安全耐用、稳定可靠、环保卫生、长效保温诸多优点，各功能区布局符合人体工程学，且支持智能自动灭菌、除味。　 回到目录

长江最后的渔民：禁渔10年 28万渔民如何弃水上岸

渔民越捕越穷 　　生态越来越恶化 　　这是个恶性循环 一名渔民拉起船头的柴油机，准备出湖。 长江最后的渔民 　　本刊记者/霍思伊 　　张元州结过两次婚，有7个孩子。 　　他1952年出生，生在鄱阳湖的一条船上，打了一辈子鱼。早些年，渔民不知道什么叫计划生育，第一任老婆给他连生了五个男孩后，失足落水，没了。第二任老婆又给他生了一男一女。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他是江西省都昌县的第一批渔民。这些渔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没读过书，很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有些人甚至不会讲普通话。不少渔民祖辈世代打鱼，除了开船、收网和辨认各种鱼，没有其他技能。他们视水为田，一辈子不愿离开，也不敢离开。 　　“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来越恶化，这是个恶性循环。”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刻。2019年1月，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年。马毅在渔政系统工作了30年，他感慨：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的禁捕管理，涉及这么多渔民的退捕工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他去查国内外的资料，找不到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长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纵贯8100公里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没有方向。 四个月和十年 　　黄昏的时候，鱼在动，人也在动。詹定林双手的指节绷紧，手腕发力，向上一甩，一下就将50米长的渔网放了下去。船晃了一下，他也跟着晃了一下。 　　作为一个打鱼快四十年的老渔民，他有一双粗砺的手。这是一双典型的渔民的手，深褐色，深深浅浅的印记，有些是勒痕，有些是被网或铁皮刮出的口，还有些是摘鱼时为了钩住活蹦乱跳鱼的鳃，被锋利的边缘割伤。 　　接近腊月天，湖面温度低，气温只有零下2℃。寒冷让詹定林干起活来浑身没劲，他急忙把两只手搓了搓，又放在嘴边哈了口气，气很快凝结成雾。往常下了网，詹定林就会在船上放一个板凳，裹上袄子，坐下看天渐渐变暗。在湖中央，县城的灯光透不过来，黑得纯粹，但他不怕。 　　渔民最怕的是风浪。果然，风向变了。 　　2018年底，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国家即将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从以前的春季四个月禁渔延扩到全年。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属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在都昌，县辖24个乡镇中，21个沿湖，湖岸线绵延185公里，涉及鄱阳湖1/3的水域。总人口83万中，1万多是渔民。对终日“以船为家，以水为生”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9年开春，消息得到了证实。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目前，我国共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指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将分步骤实施，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将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等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个省没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渔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7.8万人。 　　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出，除此之外，对一些地方认定的重点水域，还可以有自主权扩大禁捕区。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根据2019年9月发布的《江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长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与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时间同步，提前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村支部书记在村委会上宣讲政策，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积极转产上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二十多个人参会，和以往的很多次村会议一样，出席的人数寥寥。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影响太大了，全大队村干部全体出动打电话，确保通知到每家每户。 　　很快，省里也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块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禁捕和偷捕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渔民从困苦的六七十年代，进入全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的改进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各种马力的机帆船穿行于鄱阳湖的水域间，捕捞用柴油机也代替了人工推绞车起网，大型连网开始普及。 　　鱼好打，也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越盖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 　　采砂看上去对渔民的影响不大，反而会让鱼更好打一些。采砂留下的洞变成一个个水坑，有的深达几十米，在枯水期，成为天然渔场，鱼不会随着水迅速退走。渔民在这些坑里捞，一捞一个准。而且，采砂时，大型机器把沙子抽出来，湖水变得浑浊，鱼看不清路，无处可逃。 　　但实际上，过度采砂给湖泊带来了灾难。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2001年~2010 年间，鄱阳湖采砂面积达260.4平方公里，重量上相当于 1955~2010 年以来鄱阳湖自然沉积量的6.5倍。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渔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鱼，说明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在都昌，电网打鱼学自江苏，嫁过去的渔家女儿、两边走的亲戚带来了这个技术。和江浙等地相比，江西用电网要晚了几年，但普及很快，因为效率惊人。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形势逼人。”林青山说。 　　他今年42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帮家里打鱼。成家后，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和城里人一样，我也想让孩子读书，渔村也想有变化，但变化只能靠自己。”渔民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小孩就不能读书”，林青山很无奈。 　　每到深夜，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一张电网下去，大小鱼全死光，没捞起来的也死在湖底，少数存活下来，性腺发育也受损，繁殖能力基本丧失。高压电流下，虾、贝壳、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和渔民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能理解渔民的苦处，但在打击电网上，他从未放松。近年来，打击电网有了不错的效果，但执法难度依然不小。像电网这种非法捕捞工具，都是渔民自制。在网上买了发动机、柴油机和网，穿两根铜丝进去，再用绳子一绑，就可以下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对电鱼、炸鱼、毒鱼等行为明令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法》均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打击电鱼的效果不佳。 　　像所有的县域治理难题一样，打击“酷渔滥捕”的一个基层困境是：熟人小社会里，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位渔民和渔政人员对此说得坦诚。有时候考虑到渔民的困难，只要不太过分，当地渔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执法时，暴力抗法的一般都是外地船，本地渔民被抓到，一般都是求情，因为大家都认识，跑也跑不掉。另一方面，渔民也常常是执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渔政，双方在实际上结成一种“合作”关系。 　　除了电网打鱼，进入千禧年后，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是，渔民开始捕虾，因为虾更赚钱。虾笼不贵，15元一个，一斤虾能卖到二三十元，一晚上能捕几百斤，赚上千元。而鱼不值钱，别名胖头鱼的鳙鱼不到10元一斤，白鲢只能卖两三元一斤。 　　捕虾是季节性活动，只集中在五六月份，正赶上春季禁渔期，因此近年来，渔民偷捕虾的行为增多。林青山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年赚15万元，其中仅捕虾就赚到12万元，打渔只能赚3万元，虾的利润是鱼的四倍。因此，这次十年禁渔，所有的生产性捕捞行为被“一刀切”式的全面取缔，也让渔民们不满。 　　从恢复生态的角度，林青山赞同禁渔。但他困惑的是，“上岸后，你让我们怎么生活？”林青山说，2002年春季禁渔前，他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要养两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禁渔后，政府给每户一年500元补贴，但只给了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了。 　　对春季禁渔，国家并没有强制规定各地进行补贴。实践中，各地根据地方财政的实力，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市、县是零补贴，有些地方按每月每艘船进行补贴，多则六七百元，少则是一二百元。 　　每年四个月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渔民会趁渔政人员不上班的时候，早晚偷偷下水。偷捕的时候不开船，渔民穿着潜水衣下湖，拿着几张不大的网，在湖汊滩涂间捕鱼，这些地方渔政船进不来。如果听到渔政巡逻的快艇声音，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上岸。渔政来不及抓，抓也抓不过来。 　　但渔民心里也很明白，继续捕下去，只会越捕越穷。 左图：渔民吃住都在船上，凌晨出去打鱼，有时中午回来，就在船里睡一觉，傍晚再出去打鱼。 右图：中午时分，鱼贩子的大卡车停在鄱阳湖的一处码头边，一筐筐的新鲜活鱼通过自动传输带被运到卡车上。 船上和岸上 　　渔民的家，就是船。 　　家家户户至少有一大一小两条船，大船是水泥船，长期靠在岸边，用来吃住和生养孩子。船长十七八米，住人的船舱只有4米，可住10人，大人小孩挤在一起睡。小船是木头船，后来也变成铁壳船，用来打鱼，凌晨出发，停在湖中央。对渔民来说，大船是“房子”，小船是“车子”。 　　正午，日头正浓，岸边一排船上都起了炊烟。张元州这天运气不好，没打到几条鱼，下了一网就往回赶，赶在中午到家吃饭。打鱼大部分时间凭运气，但也有规律，水一退，鱼就跟着水走。潮涨潮落时，感受到鱼要游来了，赶快把网放下。渔民生活从来没有规律，凌晨三点起床，等到四五点，鱼睡醒了，就下网。打一网要4小时，一天下2~3次网，每网之间间隔3小时。如果鱼多，就接连下，一直打到晚上。 　　以前，渔民在岸上没房，吃住都在船上。船上做饭都是烧柴、烧树枝和芦苇秆，有时从湖里捞其他地方漂来的废木料，仔细地晾干。用打来的鱼虾和鱼贩子换些柴米油盐和青菜，腌好的咸菜做成坛子菜，能吃很久。自己打的鱼里，卖不起价的小鱼，拿来自己吃，炸也行，煮也行。“捕鱼的吃鱼屎”，这是渔民的自嘲。 　　整日对着茫茫的湖面，渔民都会抽烟、喝酒，而且好喝烈酒，喝酒也可以解乏、祛湿。渴了就喝鄱阳湖的水，也不过滤，那时候水还清，有甜味。但他们不知道，湖里会有寄生虫。这种虫子来自淡水螺，侵入人体后，幼虫长成成虫，寄生在血管中，雌虫在这里产卵，一些虫卵随粪便或尿液排出体外，污染水源后传染给更多人。另一些虫卵继续留在人体内，损害脏器，导致腹痛、腹泻和腹腔积水。 　　张元州还记得，六七十年代，渔民大肚子很常见，很多人全身浮肿，手指按下去是一个坑，半天不复原。老一辈的渔民，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上世纪70年代后的渔民，由于国家预防和治疗的普及，渐渐少了这些传染病。 　　那时候，不少渔民的孩子都不上学，一是因为穷，二是没人管。家家都是夫妻船，丈夫在前面开船、下网、收网，妻子在后面把鱼从网上摘下来、分拣、放到甲板处的活水舱里。孩子七八岁就得上船帮忙，摘鱼、织网。手工织网的年代，坐在船上不停织，要一个月，一晚上只能织出一米长。一般都是女孩织，男孩学习打鱼，长大后继承渔船。 　　张元州在船上生、船上长，有时也会上岸到有房子的渔民家里看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都昌县鄱阳湖边的渔民陆续攒钱、上岸建房，于是有了自己的村，叫青龙咀。1998年，长江洪水淹了几十户，镇政府在旁边又划出一片宅基地安置渔民，又有了后来的水产村，也就是水产大队。 　　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渔民都特别渴望在岸上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钱就攒下来建房。现在，青龙咀和水产大队里，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二三层小楼，有的盖了很多年，盖完第一层后，用了十几年再盖第二层。一点点盖，像养大一个孩子。楼房外面铺一层光亮的瓷砖，看上去很体面，但屋里可能一直没钱装修，水泥胚裸露在外面，家具也不多，但进门处或客厅里必贴一张“一帆风顺”。 　　即使岸上有了房，除了逢年过节和禁渔期，渔民仍很少回家，天天在船上。张元州说，从湖里回家要坐20分钟车，“打了一晚上鱼，累，不如赶紧在船上睡。” 一条个头很大的鲶鱼刚被鱼贩子收上来，重十多斤。1990年代以来，鄱阳湖的渔业资源逐年下降，现在已经很少能打到这么大的鱼。 留守和改变 　　天未亮时，詹杨林喜欢一个人到停船的码头转转。 　　早在9月，还是打鱼的旺季，他就把船停在了都昌印山码头附近的一个内湾。离全面禁渔还有三个月，这里已经密密匝匝停了二十几条船。鄱阳湖今年遭遇大旱，刚入秋，内湾和湖之间已经露出了滩涂和草洲，停在这里的，都知道船出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提前上岸。 　　和其他渔民相比，詹杨林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和弟弟一直打渔不同，他13岁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过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有一次，老板拖欠了几个月工资，他和几个工人去理论，被扇了一巴掌。此后他就发誓，再也不看人脸色干活，要自己做老板。 　　2008年，詹杨林在马鞍山的造船厂打了一条大铁船，手下有五十多人帮他干活。后来看到电视上说，鄱阳湖要搞大开发，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时候打鱼，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问他们，可不可以去工地干活，都摇摇头说：“打鱼用的是手腕的巧劲，搬砖要用全身的力气，干不了。” 　　詹杨林评价这些人，脑子转不过弯来，跟不上时代，“我巴不得转产，给我一点钱，我能做点别的。” 　　其实渔民也知道，打鱼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詹杨林说，打鱼太苦，希望孩子靠读书走出渔村。 　　但对渔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转产，难度也很大。 　　长江办主任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批渔民很特殊，他们年纪大、世代捕鱼、文化程度低，部分人不会讲普通话，退捕转产很难。而且打鱼自由，一些渔民一年只需干五六个月，多的时候能赚到二三十万元，过得也不错。如果让他们去一般的就业岗位，赚得不多，会难以接受。 　　“渔民不完全是贫困户，有过好日子的，且相对自由，因此退出时在安置上很难，现有的很多政策套不上去。” 马毅对渔民的心态很了解，他们对转产后工作的要求是，挣钱多、投入少，还要省力。因此，在退出诉求上，会出现很多渔民不合理要价的现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需求，禁渔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渔民做出了牺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虑让他们退出，还要重点聚焦在就业创业帮扶上，退捕工作要坚持的总体原则是：退得出，稳得住，也就是“不重返江湖”。还要过得好，也就是能就业，有钱赚。 　　每个渔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还没想过以后，他身上有一种渔民典型的乐观，得过且过。离全面禁渔还有一个月，他还在坚持打鱼，“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过以后开个旅游公司，开快艇载游客在鄱阳湖上观光。去年开春，他注册了公司，工商执照批下来后，卡在了海事局。要想开快艇，需要有水上运输资格证，一年了，证还是没下来。 　　张元州则想承包一块鱼塘发展养殖。但他担心，县里的鱼塘总有人偷鱼，而且承包费水涨船高，经常要一次性付完20年租金。 　　“都昌县近十几年都陆续有渔民自发转产，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说，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选择承包鱼塘搞养殖。 　　“这是个过程，环境会逼渔民们慢慢转变。”他说。 　在都昌县印山码头附近，鄱阳湖水位下退后，在湖面和码头之间隔出了一个内湾。枯水期间，很多渔船停在这里。 身份和钱 　　按照部署，在2020年1月1日和2021年1月1日这两个时间点，要实现全面彻底“清湖”“清江”。 　　离年底全面禁捕还有一个月，都昌县的具体补偿标准还没公布，协议也没签，詹定林有些焦虑。 　　早在今年3月，县渔政局曾让他去填一张表，上面列得很细：有没有渔民证？是否有土地？有多少条船？船的长度、建造时间、船只状况？有哪些网具，多少虾笼？是否参保，2018年的家庭总收入和总开支？ 　　这是渔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份复杂，审核他们的身份，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比如户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门，土地情况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统查询，费时费力。 　　2019年3月，应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专题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开展调研，他们也发现，补贴对象的认定很难。 　　在现实捕捞生产中，渔民的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长期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又有既打鱼又打工、务农的兼业渔民；专业和兼业渔民中，既有持证的，也有无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在持证渔民中，还存在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渔民群体；在无证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超龄无法办证，但还在从事捕捞作业的60~70岁的渔民。 　　调研组指出：兼业渔民、无证渔民、一证带多户渔民等特殊渔民群体数量较大，如果在长江禁捕工作中补贴对象和退捕政策落实不当，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渔民群体的不满情绪，给长江禁捕工作带来阻力。 　　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对有证渔民以外的各种渔民群体，是否要纳入补贴政策，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纳入，是只回收他们的船和网具，还是其他政策也要做到和有证渔民一样，比如过渡性补助或社保措施。这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投入。 　　他的困扰在各地并不鲜见。有的地方因为前期的摸底工作没有及时完成，拖慢了整体进度，补贴政策迟迟没有出台。 　　对于这次退捕的资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同时，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文件说得很明确：坚持地方为主，中央适当奖补。但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钱。这次退捕涉及10省（区、市）的近30万渔民和11万条船。很多退捕区地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挤出这一大笔钱，用来回购船、渔具和发放过渡性补贴，非常困难。 　　王元宝说，去年湖南召开全省退捕大会，各市县都说自己财政困难。“挤不挤得出钱，还是看这件事是否足够重要。” 他表示，十年禁渔是国家政策，要作为政治任务来对待，一把手来推动。 　　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亿元，根据各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2万元、每户过渡性生活补偿15000元、回购捕捞证2000元、提前退出奖励1500元，每户社保补贴7.2万元，每户共计退捕补偿11.05万元。此外，按湖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领到200元的补助，持续两年。其他省如安徽，也决定在2020年拨出2亿元资金，专门用于禁捕。 　　目前，禁捕退捕前期工作开展近一年，从各省给长江办的反馈看，各地普遍反映：地方配套退捕资金有困难，尤其对一些中西部地区，省级财政本身也不宽裕，配套奖补资金有限。 　　如湖北省明确表示，退捕困难之一是部分地方财政实力不足，禁捕方案迟迟未出台，渔船拆解等工作较为滞后，影响了全省的总体进度。他们还担心，同一条江，不同的区域补偿存在差别，会引发渔民不满。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则反馈：“中央财政对长江干流退捕渔船的补助不仅标准低（2.88万元/艘），而且不区分渔船大小、仅按船只补助，对我省极为不利。”他们认为，省级和地方财政压力巨大，尤其是苏北地区，难以负担大量补助资金，“失水渔民由地方政府参照失地农民予以安置，恐怕很难落实到位。”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此前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92亿元补助资金，分年度拨付执行，但与全面禁捕的任务相比，资金缺口依然很大。他强调，沿江省市县政府要主动入位，强化支撑保障，“没有真金白银的足额投入，禁捕工作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回到目录

这个国家又乱了：曾有180多次政变 6位总统被暗杀

继智利之后，又一个南美国家陷入动荡。 　　分裂，是贫困之源。 　　在这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争夺与内耗之中，谁能给穷人带来希望？ 　　11月24日，玻利维亚临时总统珍尼娜·阿涅斯签署并颁布了一项新选举法案，以尽快举行新的选举，并承诺新选举将是“干净、公正和透明的”。 　　此前，在国内示威抗议的浪潮中，刚刚赢得大选连任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宣布辞职，结束了近14年的执政生涯。 　　莫拉莱斯飞往墨西哥政治避难，然而，玻利维亚混乱的局势并没有随之消缓，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参加抗议活动的莫拉莱斯的支持者） 　这个深居南美腹地、自然禀赋丰厚的国家怎么了？ 　　这是老问题？还是新情况？ 　　谁能让这些守着“金矿”的穷人们过上好日子？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得从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和民族分布说起。 　　1 　　坐在“金矿”上的玻利维亚人 　　位于南美洲大陆腹地的玻利维亚，得名于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著名领袖玻利瓦尔。 　　地势由西至东呈阶梯状分布，把这个国家自然地“分”成了3块： （玻利维亚地形） *西部：耸立的安第斯山地区。 　　两条山脉架起一片高原，山峰海拔最高可达6400米以上，玻利维亚因此有“南美洲屋脊”之称，行政首都拉巴斯就在该区域。 　　这里有著名的“玻利维亚安第斯金属地带”——沿山脉分布着储量丰富的银、锡、钨、铋、铅和贵金属矿藏。坐落于西南角的赛里科矿山，曾是全球产量最大的银矿；20世纪中期，政府超过60%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锡矿。 　　此外，高原上还有200多个盐湖和盐沼，富含钾石盐、硼砂等非金属矿藏。 　　全国85%的原住民祖祖辈辈在此定居，以艾马拉族和克丘亚族这两个多数民族为主，大多数都是农民。 （玻利维亚城市奥鲁罗的居民庆祝安第斯人狂欢节） *中部：狭长的次安第斯山地区。 　　此区域海拔从500米到5000米不等，各地区温度和降水情况差异很大。无论是喜冷耐旱的旱芹、马铃薯，还是耐热耐湿的古柯、柠檬，都能在这里生存。因此，这一地区的农业相对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一片地域辽阔的碳氢化合物沉积盆地，盛产石油和天然气。截至2005年，玻利维亚已经发现61个油气田。 　　不过，这些资源分布得很不均匀。圣克鲁斯省就占了34个，塔里哈省有17个，剩下的分别在丘基萨卡省、科恰班巴省和潘多省境内。 （玻利维亚行政区划） *东部：广阔的平原地带。 　　该区域约占全国面积的60%，平均海拔不超过300米。 　　这里蕴含丰富的金矿，以及铁、锰、锡、白金、铀等珍贵矿藏。 　　这里生活着除土著民族以外的两大族群——欧洲殖民者的后代和梅斯蒂索人（即混血人种）。不同的是，欧裔白人大多集中在东部的城市和村镇，后者则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城镇和农村。梅斯蒂索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生活在东部地区的土著民族已经被完全取代。如今，仅有15%的土著居民还生活在东部平原地区。 （玻利维亚东部城市圣克鲁斯街景） 　照理说，先天条件如此好，哪怕“靠矿吃矿”，玻利维亚人也应该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下图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南美洲主要国家的GDP增长情况，那条平缓到几乎与坐标轴重合的蓝色曲线，就是玻利维亚。 （1960-2018年南美洲主要国家GDP增长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该国贫困人口比例仍高达63.3%！到2018年，这一比例缩至35%左右。这种贫困程度，在地球上实属罕见，即便在并不那么富裕的南美洲，玻利维亚也是最穷的国家之一。 　　2 　　穷病，谁能医？ 　　捧着“金饭碗”的玻利维亚，为何却陷入了持久的贫穷困局？ 　　这个原因，从库叔这个表格里，大家大概可以窥见一斑。 从1825年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百多年里，玻利维亚人不仅经历了对外战争失败和数次领土割让，还发生了180多次政变，6位总统死于暗杀……革命时期的比利亚罗埃尔总统，在一次夺权暴动中被击毙，尸首被直接挂在总统府广场的路灯上。 （比利亚罗埃尔的尸体被挂在路灯上） 　政局如此长期持续动荡，经济发展必然深受影响。 　　军人和矿业主都没能治好的玻利维亚“穷病”，到了军政府执政末期，玻利维亚人均收入就已在拉美名落孙山。1982年军政府倒台时，其经济增长率跌至-4.4%，通货膨胀指数超过100%，外债高达36亿美元！ 　　这一年，玻利维亚恢复选举制度，权力的“接力棒”被交到了左派代表西莱斯手里。他本想通过提高出口税、实行非美元化等手段扭转经济危机，但却适得其反——玻利维亚通胀率飙上8000%，出口锐减，甚至出现比索抢换美元的狂潮。 　　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西莱斯疗法无效，黯然下台。埃斯登索罗接下了这块“烫手山芋”，他给玻利维亚开了一剂新“药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径，先“稳”后“调”。 （埃斯登索罗） “稳”，就是汇率贬值，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谈贷款协议，从而缓解外债压力； 　　“调”，指改革税收体制、扩大税基，取消商品价格管制，应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关闭低效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降低关税、推动贸易自由化。 　　很快，新政策见效了。税收改革扩大了财政收入，玻利维亚财政赤字由改革前的24%下降到4%，经济增长也逐年回升，1987年，通胀率急降至3%。 　　此后两届政府继续推行埃斯登索罗的改革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玻利维亚的GDP年均增长率上升到4.2%，成为同时期拉美国家中的佼佼者。 　　然而，90年代末，玻利维亚的经济形势又再度恶化，1998年到2000年，玻利维亚的GDP绝对值明显下降，人均GDP连续4年负增长，到2005年时，已跌至拉美主要国家最低水平。 　　同时，“民主化”推升了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度，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却因难挽狂澜而日渐衰弱。 　　更要命的是，私有化改革使国家能源产业几乎全被外资控制！大批玻利维亚矿工被解雇，原住民印第安人失去土地，赖以生存的古柯作物也被销毁…… 　　要知道，仅占玻利维亚人口20%的庄园主、地产者占有了全国97%的土地，而占人口总数的80%的土著农民却只拥有3%的土地，新政策拉大了贫富差距，工人没有工作，农民没有土地，老百姓没有政治发言权。 　　经济恶化激化了矛盾，于是，他们选择抱团取暖，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和封锁道路等行列当中。 （玻利维亚政府军武力镇压罢工） 2003年9月，玻利维亚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反对通过智利港口向美国和墨西哥出口天然气的计划。这场风波导致德洛萨达总统辞职。两年后，继任的梅萨也因同样的问题下台。 　　很显然，新自由主义也没能医好玻利维亚的“穷病”。 　　3 　　“土著”总统莫拉莱斯雄起 　　谁能代表人民，谁就能赢得胜利。 　　在2005年把前总统梅萨赶下台的，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一个代表玻利维亚下层民众利益的政党。半年后，其领袖莫拉莱斯赢得大选，成为玻利维亚建国以来首位印第安人总统。 （莫拉莱斯手持新宪法文本发表演讲） 他出身于安第斯山区的奥卢罗省，那里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为了谋生，村民们只能种植古柯，或者到矿场做工。莫拉莱斯在极端贫困中长大，放过羊驼、当过矿工，后来成为玻利维亚全国古柯农组织领袖。 　　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建立起一个“为社群集体谋利益，而非为少数有权人谋特权”的制度。 　　第一，进行军政改革，给印第安人以应有权利。 　　首先，为了稳定执政基础，莫拉莱斯晋升了许多印第安人军官，在军队高层实行定期轮换，打破了欧裔白人长期垄断中高级军职的局面。 　　其次，进行土地改革。2006年6月，他启动“土地革命”，宣布在东部圣克鲁斯市将第一批土地分给贫穷农民；随后，又宣布将200万公顷的国家土地分配给农民；颁布新土改法，国家有权征收庄园主的闲置土地并分配给无地印第安农民。 　　另外，通过制定新宪法来消除殖民化阴影，将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连根拔起。2009年1月，公民投票中通过新宪法，其中详细阐述了玻利维亚公民、尤其是印第安人所享有的权利。此后，印第安人不仅能够参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过程，还可以在传统居留地上自主决定社群事务。 　　第二，进行经济改革，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一方面，推动国有化。当然，莫拉莱斯没有采取没收资本或驱逐外企的激进办法，只是收回了资源控制权，允许外企保留生产和经营份额。此举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2014年，玻利维亚油气行业总收益达到55.99亿美元，是2005年的8倍！ 　　另一方面，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取消国有部门额外开支，扩大税源并强化税收管理。到了2014年，玻利维亚税收总额达到71.4亿美元，达到2005年的3.3倍。 　　莫拉莱斯就任以来，玻利维亚通胀率保持在6%的可控范围内，2017年降至2.7%。 　　当然，除了占据“地利”“人和”，莫拉莱斯还赶上了“天时”。他执政期间正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国际市场对与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玻利维亚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2006年开始，连续保持了8年的贸易顺差，现与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莫拉莱斯宣布将对天然气工业实行国有化） 第三，进行社会改革，强调社会公正和分配制度改革。 　　财政状况的改善使政府得以大幅增加公共投资。2015年，玻利维亚公共预算投资达61.79亿美元，是2005年的10倍之多。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贫困与贫富分化，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倾向于贫困人口（其中多为原住民）的政策，不仅为学生和孕妇提供助学金和社会津贴，还设立创业基金、提供小额信贷来扩大就业。玻利维亚城市登记失业率从8.5%降至4.02%，全国最低月工资增长近4倍。到2018年，玻利维亚贫困率下降近30%，降幅居拉美国家之首。 　　总的来说，莫拉莱斯的改革“疗效”显著，在拉美经济整体下行之下，玻利维亚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可达5%以上，超过地区平均水平。 　　不止如此，莫拉莱斯为玻利维亚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次选举产生了“土著”总统； 　　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原住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第一次摘掉了最贫穷国家的帽子，晋级为中等收入国家…… 　　然而，治标容易治本难。 　　4 　　分裂，贫困之源 　　玻利维亚的局面，莫拉莱斯也掌控不住了。 　　玻利维亚经济和财政收入严重依靠资源。然而，我们在第一部分就提到过玻利维亚的资源和主要族群人口分布。 　　该国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省份，由此造成地区发展差异巨大，圣克鲁斯、贝尼、潘多和塔里哈4个东部省份较富，印第安原住民集中的其他地区相对贫穷。 （遭遇山体滑坡的玻利维亚西部贫民区） 资源国有化政策实施后，莫拉莱斯政府把资源税收归中央政府，主张重新分配国内财富，让东部援助印第安人聚居的贫困地区。 　　然而，东部富裕省份并不想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要求从出口收入中得到更多的“分成”，或者实现立法和能源税收的自治。 　　这种与总统执政理念背道而驰的要求自然得不到回应。 　　此后，富裕省份分离倾向日益高涨，并试图以威胁独立的方式来阻止政府施政。2008年，圣克鲁斯省不顾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就地区自治问题举行公投；随后，另3个富裕省份相继效仿，投票结果均是赞成自治占压倒性多数。 　　莫拉莱斯政府不得不宣布建立拉普拉塔综合指挥部，以应对“东部边境的分裂分子”。时至今日，东部省份的分离倾向依然是威胁莫拉莱斯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 （要求自治公投的示威者在集会现场焚烧轮胎） 地方政府的分离倾向与族群的身份标签紧密相连。自西方殖民者踏上玻利维亚国土之日起，原住民印第安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就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莫拉莱斯的保障印第安人权利的政策，必然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而且，弥合民族/族群分歧是一个长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虽然提升了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却没能增加族群间的和解，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斗争愈演愈烈。 　　莫拉莱斯执政期间，代表各方的政治势力针锋相对，成为政府施政的一大阻力。 　　其实，早在他上任之初，国内反对派政党就在新宪法制定问题上对其发难。议会投票之日，玻利维亚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力量党的制宪代表缺席投票，并在苏克雷市组织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从筹备制宪大会到最终通过新宪法，莫拉莱斯花费了近3年的时间。 　　在后来的土地改革和地区自治问题上，反对党亦充当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鼓动东部省份的分离运动，阻挠土地改革和资源国有化政策的推进。 （玻利维亚防暴警察在科恰班巴逮捕抗议示威者） x在敌对政党的鼓吹下，玻利维亚的各类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不断，时常演变为暴力流血事件…… 　　在2015年中期选举中，首都拉巴斯和阿尔托、科恰班巴、圣克鲁斯等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已经被反对派占据；同年，又爆出“印第安人基金”腐败案，总计约680万美元的资金从国家的基金账户里流向私人账户，莫拉莱斯政府形象受到重挫。 　　脆弱的政局无法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的政策顺利进行，贫穷还未被根除，国家治理再次失效，反对派趁机坐大，社会动荡加剧。 　　5 　　古柯，“良药”还是“罪恶之花”？ 　　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两千多年的印第安人来说，古柯意义重大： 　　在祈祷和婚丧嫁娶仪式中，他们会用到古柯叶；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会咀嚼古柯叶或制作古柯茶来提神甚至治病； 　　最重要的是，古柯，是印第安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家人在古柯地中劳作） 古柯叶是制造可卡因的主要原料。上世纪90年代，一批欧美毒贩将这里的古柯叶制成可卡因，转售至西方各国，从而赚取丰厚利润。 　　注：世界三大古柯叶种植区为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 　　由此，玻利维亚被拉入了拉美毒品生产的“银三角”，成为欧洲可卡因的主要货源地。 （查帕雷的古柯叶交易市场） 莫拉莱斯与古柯的缘分很早就已经开始。他曾经创建了一个以古柯农、垦殖农和小农为主体的“人民主权政治工具组织”，后来还曾长期担任古柯农组织领袖。 　　2003年，在美国的反毒品政策压力下，玻利维亚大规模销毁古柯作物，莫拉莱斯参与了反对政府暴力压迫的农民运动，并获得了广大印第安农民的支持。 　　2006年执政后，他仍与古柯农组织保持紧密联系，并推出一系列保护古柯种植的政策，得到印第安人的支持。 　　实际上，莫拉莱斯政府的改革目标中明确指出： 　　“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可再生自然资源，古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他主张实行“零可卡因”政策，严厉打击操纵权力和钱财的贩毒分子；同时，明确反对“零古柯”的做法。不仅如此，玻利维亚政府还多次提出古柯合法化，极大地刺激了毒品的种植和生产。 　　据该国官方统计，2000年到2010年，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量翻了一倍多，达31200公顷；全国约有50万农民从事古柯种植和加工；以古柯叶贩运和贸易为生的不少于10万人，每年的外销入近10亿美元。 （2003年至2013年古柯种植情况） 古柯的大规模种植导致玻利维亚自然环境严重恶化。 　　按传统种植方法，古柯与其他作物间种在山坡的梯田上，需要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和化肥，被农药污染了的土壤污染了河流。 　　更要命的是，在圣克鲁斯的热带雨林里，隐藏着不少可卡因制造厂，附近的平坦地带就成了贩毒集团运毒飞机的“天然机场”。要知道，可卡因的提炼过程需要大量化学品——生产3公斤可卡因足以毁掉5公顷热带森林！ 　　此外，由于没能从源头上制止毒品生产，玻利维亚的毒品问题在莫拉莱斯执政期内尤为突出。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统计，玻利维亚不仅是世界上三大毒品生产国之一，也是秘鲁等国重要的可卡因中转地。 （全球可卡因主要贩运流程） 在跨国贩毒集团的控制下，秘鲁与玻利维亚边境地区的的的喀喀湖成为了运送可卡因的黄金水道。巴西方面表示，进入其境内的可卡因中有80%到90%是经由玻利维亚入境的。这些可卡因不仅满足巴西本地的消费，还会向大西洋东岸转运，最后提供给欧洲市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对玻利维亚的关注点从政治经济问题转移至毒品。玻利维亚就此成为美国“毒品战争”的重要地区之一。 　　为了不让可卡因流入自己境内，美国要求玻利维亚政府协助销毁古柯种植、围剿贩毒集团。 　　玻利维亚的配合给自己带来了每年6亿多美元的经济损失，大批古柯农丧失收入来源，社会冲突日趋激烈，反美情绪高涨。莫拉莱斯应时而动，在印第安人和古柯农的支持下获取政权。 　　因此，有美国学者认为，莫拉莱斯政府正是“美国反毒战争创造出的作品”。 　　6 　　支持反政府势力，谁是“幕后黑手”？ 　　玻利维亚之乱，还不仅仅“乱”在自己人身上，从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开始，此地之事，向来不乏境外势力参与。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致力于“雄霸天下”的美国。 　　锡矿资源对于美国工业和国防均意义重大，玻利维亚的两大锡矿公司都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由于被抓住了经济命脉，在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玻利维亚在对美关系中均处于劣势。 　　冷战中，为了“拉拢”玻利维亚，仅在1972年到1976年间，美国就给出了4700万美元军事援助的价码，足够玻利维亚装备5个军团！ 　　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此后，奥万、托雷斯等人治下的玻利维亚也曾企图摆脱美国影响，然而，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好，拿什么跟超级大国谈条件呢？ （手持古柯叶饮料的莫拉莱斯） 莫拉莱斯上台后，结束美国赞助的铲除古柯种植业计划，承诺古柯种植合法化，并反对美国军队和警察的干涉。 　　2006年，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就曾表示，“美国打算在反毒品战 　　争的借口下加大对拉丁美洲的控制”。 　　此外，莫拉莱斯还坚决反对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并将其视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复制品”。2006年，玻利维亚与古巴和委内瑞拉签署了“人民间贸易条约”，共同抵制美国支持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维护当地小生产者和农民合作社的利益。 　　不仅如此，莫拉莱斯的国有化、土地改革等措施在保护土著印第安人权益的同时，也打击到了美国跨国公司。 （莫拉莱斯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莫拉莱斯执政期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眼看着玻利维亚渐渐“失控”，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们看中了玻利维亚的反政府势力，参与其反政府活动并在背后予以加持。 　　2008年，莫拉莱斯以煽动反政府抗议、干涉内政为由驱逐了美驻玻大使和美国毒品管制局驻玻利维亚人员，美国随后也将玻驻美大使驱逐出境。 　　美国依旧霸道，“邻居”们也没有“很闲”。 　　深居南美大陆腹地的玻利维亚，几乎同每个邻国都发生过战争，并且，一次次地战败、一次次地失去领土——独立初期，玻利维亚曾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如今却只剩下不到110万。 （1825年独立时和现代玻利维亚的疆域） 1883年，玻利维亚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中败于智利，临海的阿塔卡马省被割让给了智利。自此，玻利维亚失去了唯一的出海口，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此后一百多年，玻利维亚与智利始终因出海口问题而关系紧张。2013年，莫拉莱斯政府向荷兰海牙国际法院上诉，要求与智利谈判出海口问题，至今无果。 　　3年后，因两国边境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问题，玻利维亚再次将智利告上国际法庭，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另外，近年来，因资源开发、边境移民等问题，玻利维亚与其他邻国的矛盾也时有发生，处境不太妙。 　　7 　　大厦再次将倾？ 　　2019年10月20日，玻利维亚大选拉开此轮乱局的帷幕。 　　根据官方公布的投票结果，莫拉莱斯得票47.08%，高于主要竞争对手、反对派候选人梅萨10多个百分点。不出意外的话，莫拉莱斯将获得连任。 （玻利维亚前总统梅萨） 然而，以梅萨为首的反对派质疑此次投票结果，指责莫拉莱斯计票“欺诈”。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下，玻利维亚的反对派政党发动了全国性抗议。 　　随后，莫拉莱斯的支持者们也走上街头，双方爆发严重冲突，拉巴斯等主要城市均发生严重暴力行动，至今，已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为了平息冲突，莫拉莱斯同意重新进行大选。随后，军方和警方都相继倒戈、支持反对派，武装部队总司令卡里曼和警察总长马里斯卡尔甚至公开呼吁莫拉莱斯下台。 　　最终，莫拉莱斯被迫辞去总统职务，麾下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3人及数名立法机构成员相继辞职。 　　玻利维亚随后成立临时政府，由玻利维亚议会副议长阿涅斯任临时政府总统。 （玻利维亚警方和莫拉莱斯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始自10月的动乱，看似一出新戏，在台上“表演”的仍是些老面孔： 　　声称选举结果有诈的反对派领袖，正是14年前被群众游行赶下台的前总统梅萨； 　　组织示威游行的美洲国家组织，背后站着的是美国； 　　目前代行职权的阿涅斯，也是美国在玻利维亚扶植的代理人。 　　11月，临时政府任命了新的驻美大使，这是玻利维亚时隔11年再次任命驻美大使。 （阿涅斯宣布就任玻利维亚临时总统） 莫拉莱斯被迫辞职后，古巴、委内瑞拉、墨西哥纷纷站出来为莫拉莱斯声援，智利的态度则相对模糊，只是呼吁玻利维亚尽快在宪法框架下找到“和平民主”的解决方案。 　　当前，玻利维亚的新一轮大选仍在延期中，国际刑警组织却对流亡墨西哥的莫拉莱斯发出了“蓝色”通缉令。 　　玻利维亚的下一位“医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很明朗：只要分裂之势未变、境外长手尚存，玻利维亚上空的阴霾就难以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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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养个孩子到初中要花80万？看这份报告怎么说

在上海，养育一个孩子到初中毕业的家庭总投入接近84万；孩子在家做功课时间3小时效果最佳；补习班对英语和数学的成绩影响最大；母亲学历越高孩子成绩越容易出彩。 　　12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发布了一份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成绩变化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从性别、出生地分布、年龄等多个角度展示了上海中小学生从2012至2017年5年间的变化特征。本次会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2019年第四季度成果系列发布首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主办。 　　“上海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一是学生成绩的户籍差异在缩小，本地生成绩依然超过外地生，但各科平均成绩的差距减少，尤其物理化学两科，下降10分左右；二是学生成绩的性别差距缩小。女生成绩依然比男生成绩好，但大部分各科平均成绩的差距都有所下降；三是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学生的平均成绩差距缩小。孩子在家学习时间与各科平均成绩的关系呈“倒U型”，2-2.5小时最佳。在校学习时长对数学和英语两科的影响较大，对语文影响相对较小。”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这份报告的部分结论。 　　2012年和201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口所开展了两次上海中小学生学习情况调查，调查中在上海市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共抽取了7所学校，对其中21个小学班级（3-6年级）、24个初中班级（7-9年级）的全体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获得样本，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静安区、近郊的嘉定区和远郊的青浦区三区范围中，共抽取了7所学校。并在每个学校的七个年级段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发放调查问卷。 　　本地生各科成绩依然超过外地生，但差距有所缩小 　　与2011年相比，2016年上海本地生的各科平均成绩依旧超过外地生，但外地生和本地生各科成绩的差距有所减少。具体来看，语文成绩的差距由1.94降到了0.49，数学成绩的差距由6.94下降到1.71，英语成绩的差距由9.66下降到5.66，物理成绩的差距由19.23下降到8.78，化学成绩的差距由20.22下降到11.71。其中，物理、化学两科，本外地生成绩的差距值下降幅度非常大，下降10分左右，数学和英语两科，下降幅度也较大，下降5分左右，语文下降幅度较小，为1分左右。 2016年和2011年上海和外地学生各科平均成绩差值比较 女生依然比男生成绩好，但成绩差距缩小 　　2017年调查发现，在7个年级全部调查对象中，除了化学男女生成绩几乎没有相差外，女生的各科平均成绩都高于男生。其中，数学成绩相差最小，为2.33分，英语成绩相差最大，为6.78分。甚至在一般认为男生较为擅长的物理学科中，女生成绩都比男生高出3.22分。 　　2016年男女生成绩整体情况对比与2011年呈现出相似情况，即女生依然比男生成绩好，但差距在缩小。男女生分数差距最大的科目仍然是英语，但英语、语文、化学三科男女生成绩差距都在减少，甚至化学成绩出现反超情况。具体来看，语文成绩差值由4.25降到3.44，英语成绩差值由7.62下降到6.78，化学成绩由女生超过男生6.36分变为男生超过女生0.3分。数学和物理两科，相比2011年，女生与男生差距拉大，分别超过2.33分和3.22分。 　　中心城区学校成绩下降，远郊区学校成绩上升 　　2017年调查发现，静安区中小学生的总平均成绩及各科平均成绩都领先于其他两个区，其次是近郊嘉定区，最后是远郊青浦区。青浦区学生总平均成绩与静安区相差达13分，各区教育水平不均衡，差异较大。 　　从学科来看，各校数学成绩差异最大，其次是英语、化学、物理，语文成绩差异最小。由此可见，各区各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各科成绩也存在较大差异。 　　相比2011年，从整体来看，静安区中小学生总平均成绩依然是三区最高，其次是嘉定、青浦，但三区之间总平均成绩差距缩小。2016年静安区总平均成绩、嘉定区总平均成绩都出现下降情况，只有青浦区总平均成绩则有大幅度上升。静安区学生总平均成绩下降幅度为2.29分，嘉定区学生总平均成绩下降幅度为1.52分，青浦区上升10.44分。 2016年各区各科平均成绩 在家学习时间延长 　　2016年中小学生“每天在家学习时间”平均为2.86小时/天，相比2011年，提升了0.33小时，课业负担加重。 　　分年级来看，除了六年级在家学习时间减少了0.13小时外，其他各年级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令人比较吃惊的是三年级学生的平均每天在家学习时间，达到了2.88小时，比2011年的1.81小时提升了1小时，增长幅度最大。初中阶段各个年级都上升了0.3小时以上，九年级在家学习时间将近4小时，中学生的课业负担非常重。 　　从性别来看，2016年女生平均在家学习时长为2.99小时，男生平均在家学习时长为2.75小时，女生在家学习时长比男生长。调查还显示在家学习时间长度与成绩呈现倒U型，2-2.5小时成绩最佳。 　　参加补习班的学生成绩更好，数学和英语补习效果更明显 　　从调查的所有中小学生来看，参加各科补习班的学生占比远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高，未参加各科补习班的学生占比都在85%以上，说明大部分中小学生未参加课外补习班。参加语文补习班的占比4.65%，参加数学补习班的占比12.52%，参加英语补习班的占比10.68%，可以看出参加数学补习班的学生最多，其次是英语，最后是语文，并且参加语文补习班的学生占比远低于数学和英语。说明中小学生的家长对语文的重视程度可能低于数学和英语，这也反映了中小学教育中对语文学科相对忽略的问题，也可能是学科自身特点影响了家长对补习班的选择。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学习时长等对数学和英语的影响更大，而对语文的影响较小，所以对数学和英语补习可以收效更快，这也是家长更多选择让孩子上数学和英语补习班的原因之一。 　　参加补习班的学生的各科成绩都高于未参加补习班的学生的成绩。语文成绩高出3分左右，数学成绩高出9分左右，英语成绩高出12分左右，说明补习对于数学和英语成绩的提升效果较好，对语文成绩的影响相对较弱。 2016年中小学生参加各科补习班占比情况 周海旺和他的团队还对课外培训班投入费用做了调查，上海家长对孩子课外培训投入非常大。 2016年参加课外培训费用 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子女成绩越好 　　从整体来看，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成绩越好。文化程度均为“小学”的父母，子女总平均成绩分别为68.52和67.60，不到70分，而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父母，其子女总平均成绩为81.68和82.87，均超过了80分。两者相差超过了10分，说明父母文化程度对子女成绩的影响较大。从各科来看，各科成绩也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提升而提升，与总体情况保持一致。此外，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影响也超过父亲。 　　在今年7月-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还在静安区和闵行区的14个街镇进行了《少年儿童家庭公共服务情况调查问卷》的抽样问卷调查。 　　报告显示，静安区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平均每个家庭的总投入接近84万元，其中教育投入超过51万元。闵行区家长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的平均经济总投入共76.31万元，其中教育投入52万元。 　　无论总投入还是总教育投入，都明显的呈现出收入越高投入越高的趋势，但教育投入占比却几乎一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低收入家庭投入更少的金额在孩子身上，但总投入和教育投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却是最高的。静安区年收入在5-9万元的家庭投入了大约一半的收入用于孩子身上，而年收入更低的5万元以下的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投入更是达到总收入的71.17%，其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就可以达到总收入的43.82%，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对孩子进行了更大幅度的投入，但总投入金额仍然低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中的负担明显重于高收入家庭。 　　在闵行区，30-39岁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上，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例最高，为71.19%。50万元及以上的最高收入家庭组，孩子的总投入达到了126.91万元，是5万元及以下家庭收入组的44.72万元的2.84倍。但是从孩子总投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来看，5万元以下组最高，达到了74.53%，也就是说，5万元以下收入的家庭中，3/4的收入都用于孩子的教育，家庭其他方面可以支配的收入非常有限了。 回到目录

关于收不到杂志 一.关于偶尔收不到某一期杂志 1.系统出错，没有送达！（系统同志长年无休任劳任怨,偶尔发点小脾气，望大家谅解一下） 2.看官的邮箱服务器屏弊了某些敏感字，导致邮件无法送达。 （终极解决方法：跟你们的电脑部GG多聊聊天拉好关系，帮你开通， 此方法名花有主的MM慎用，不然后果小生概不负责^_^!） 3.看官的邮箱服务器阻止接受附件的某些格式造成！(比如exe文件) (终极解决方法：参照第二条) 4.有些免费邮箱被误认为垃圾邮件被阻止或转入垃圾邮件箱内！ （解决方法：用outlook等第三方接收软件的看官，请上网到垃圾邮件箱里找一找, 顺手把我们的邮箱地址加入“安全发件人名单”中） 二.关于长期无法接收杂志 1.如果你使用的是公司邮箱，请更换其它免费邮箱！然后把订阅的免费邮箱设置自动转发到您的公司邮箱或直接使用免费邮箱。 推荐网易系列邮箱/gmail/qq/139邮箱设置自动转发。 网易系列邮箱自动转发设置方法。 2.如果你使用的是是网上的免费邮箱，请把我们的邮箱号加入“安全发件人名单”中！ 如还是不能正常接收，请换一个免费邮箱再次订阅！ 另外请大家的邮箱不要设置收到来信自动回复的功能！ 这样会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我只好把这类的邮箱设在黑名单中， 等你真要联系我时，我也看不到你的邮件！ 回到目录 声 明 本邮件列表的内容均来自网络或者朋友的邮件。此邮件列表是本人兴趣发送，是一个公益、非盈利性的个人性质的邮件列表，列表中的所有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订阅方法: 1. 新建一封空白纯文本电子邮件 2. 收件人填写： din...@youwentianxia.cn 3. 主题填写： Subscribe 4.邮件内容填写：Subscribe 5.点击发送邮件 回到目录 要退订本杂志请发信至youwentianxia...@googlegroups.com或者youwentianxia...@googlegroups.com，主题和正文写上un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