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闻天下3月31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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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近期，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中编造、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相关人员对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供认不讳，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并作出检讨。 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利用互联网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公安机关对此将依法查处。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发现谣言及时举报，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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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回应中国高铁建设八大质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作为从事铁路工程科技工作近50年的专家，王梦恕从不掩饰对铁路部门的批评，也从不畏惧被一次次推到“风口浪尖”。 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黯然离去后，74岁的王梦恕几乎成了“铁路代言人”。从高铁形势一片大好时的警告，到高铁跌入低谷时的声援，他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试图帮公众打开一扇通向真相的窗口，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刘志军任职铁道部部长期间，王梦恕不止一次与之发生激烈交锋。他曾公开表示，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王梦恕曾经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在当时有着“亚洲第一长隧”的乌鞘岭隧道危险施工(原定工期4年半，被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报道刊登后，“长隧短打”方案被曝光，反响很大。 “7·23技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作为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对最后的调查事故报告只给了60分，因为“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结果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但对于舆论因此而否定高铁，他很生气，“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 近日，就中国高铁发展的相关问题，或者说质疑，《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这位为中国高铁事业奔走的专家。 质疑一建设是否过快？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我国大规模地建设高铁，有观点认为速度过快，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现在人均铁路长度还不到一支烟的长度。按计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将达12万公里，中国现有铁路9.1万公里，高铁1.3万公里，占比并不大。美国人口2亿多，铁路长度是27.2万公里，比我们多两倍，人家都知道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曾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各大城市间8小时交通圈有望建成，现在，这个目标的进展如何？ 王梦恕：今年年底计划完成6000多公里的铁路运营线，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线路的交付使用：一条是北京到哈尔滨的京哈高铁，一条是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高铁。 质疑二是否安全？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对于中国高铁安全性的质疑不绝于耳，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高铁的最高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实际上应按80%设计速度运行。这方面有宣传上的失误，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哪有人会一直真开这么快？ 铁路整体的技术水平很好，需要小心和注意的是铁路的联动系统，因为整体链条长，涉及的系统多，所以如果哪个地方出了事故就可能要停车，这是一个缺点，但这是为安全而停车。目前高铁的技术不会造成对撞，因为是各走各的道，而自动闭塞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避免追尾的可能。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是什么原因让这套系统失灵？ 王梦恕：“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信号系统电阻丝断了，该系统失效，应该转为手动操作，这是正常现象，应赶紧通知司机停车后更换，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断了还不想停车，想边营运边修理就会出大事故，这部分不安全就属于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 《中国经济周刊》：您作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技术专家组副组长，对于调查报告只给了60分，原因是什么？ 王梦恕：我为什么打60分？因为报告还是想把技术问题作为主要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这次事故的原因完全是管理问题和责任问题。 机器设备和人工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设备一坏就要出大事故，原来没有设备的时候，不也没有追尾吗？ 现在许多事故的原因都是培训不及时造成的。造成这个问题，领导责任很大，我们不能责备具体操作人员，因为他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事故面前慌乱了，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度最后受到处分了吗？ 王梦恕：都要处分的，但好多都没公布。其实每趟列车都应该有两个司机，但因为要节约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司机，这就是错误。司机在高电压下工作非常容易疲劳，一个人一直开车，连上厕所都没机会，全都是穿着尿不湿工作，这是很残酷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过，“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背后，反映出我国动车司机培养不足、缺口很大的问题，能否请您再具体解释一下？ 王梦恕：我国缺的就是操作人员，缺技师和高级技师。现在有人说不安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从业人员素质太低。 再者，现在动车司机待遇比较低。以前，铁路司机都是有司机公寓的，全部有人负责管理，保证司机吃完饭后有充足睡眠。现在，公寓全部市场化了，司机要自己花钱买饭、自己找地方睡觉，放任自流。再提一遍：另把钱看得太重要了。 质疑三存在抄袭？ 《中国经济周刊》：有关中国高铁涉嫌侵权的国际舆论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将我国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抄袭的过程。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用了500亿人民币买了500台我们急需的时速385km/h的机车，经过5年的时间把高铁速度从每小时250公里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当时与国外的协议是，除了车，你们的工艺技术、设计技术也要给我们。设计技术没有问题，难的主要是工艺。为此，我们购置了12台动车的散件，来进行组装调试，以便了解整个原理，并从中知道这些散件哪些我们可以国产化。在国产化过程中，我们也有修改，有一部分我们现在也没有国产化，比如液压系统，因为我们自己重新制作还不如直接购买便宜。 现在，时速350公里验收时速增加10%的机车的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二三，大于70%就算国产化。还有20%到30%，可以选任何国家的最先进的东西。德国的机车，也不都是德国的产品。 最近，有日本记者采访我，说中国的技术里有日本的技术。我说，什么叫国产化你们都不懂，并不是100%国产才叫国产化。我们没说我们是100%国产化。 《中国经济周刊》：但我们曾多次提到，我国高铁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果。 王梦恕：自主知识产权这个说法不好，不能这么说。前一段时间，包括张曙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28日被停职审查)有许多都是在胡说、吹牛。比如高铁跑350公里／小时还不够，还要跑到400公里／小时。 根本不可能跑400公里／小时。有的线路、桥梁、隧道定的最大承受速度就是350公里／小时，你跑400公里／小时，那不就是车毁人亡了嘛？于是后来又开始要降速，实际上没降速，原定就是跑那么快，就是光宣传了最高速度，不宣传合理运营速度的结果。宣传要实事求是。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技术也很先进，要求也很严格。比如拿京沪高铁来说，北京到上海，冬天和夏天、早上和晚上的钢轨温差都在100℃左右，1300公里的钢轨，单纯的热胀冷缩都要在几公里，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是要卡死，不让你热胀冷缩，这个技术是很难的，是国际领先。 质疑四缺钱停建？ 《中国经济周刊》：有报道称“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2011年铁路工程大面积停工，现在的情况如何？ 王梦恕：去年因为资金链断掉，约有一万多公里铁路停止修建了，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就很不高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造成2000多万人的动荡，农民工已闹事4000多起，他们拿不到钱，就回不了家，那怎么行？后来国家财政很快拿出2000多亿，让农民工赶快回家过春节。 现阶段的铁路发展养了不少人，带动了很多地方产业，平常有600多万农民工参与建设，还有几千座工厂提供各种材料。如果按每年投入6000亿这样的盘子来修铁路的话，中国的GDP可以上升1.5个百分点，所以它一停下来非常危险，很多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也会产生别的很多问题。 这一停就要损失2000多亿，你想，1万多公里这么大一个场面，那么多人在工作，一下没钱了，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停建)是很大的错误。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底关于铁道部拖欠施工单位款项等方面的报道也有很多。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后来证实，铁道部欠了中铁约600亿元，欠中铁建约700亿元；中铁和中铁建仅讨薪闹事的劳务纠纷等就各有2000多起。后来，铁道部用了2500亿左右把欠的一部分钱还上。但是，还有很多工地目前还没有恢复建设，现在就是急需的先上，先这样来解决问题。修铁路靠铁道部一家贷款建设是不妥的，大家的事，大家做，国家的事，应国家做。 《中国经济周刊》：大量的负面报道、甚至是“妖魔化”的倾向，是否会给我国高铁技术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王梦恕：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本来找中国谈高铁合作的人很多，现在没人找我们了，当然，最近陆续又开始找了。现在我们还准备继续把“丝绸之路”修出来，就是从新疆阿里山口到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到土耳其，到伊朗，到德国。这条“丝绸之路”现在要赶快修，要把这条路尽快修成中国的两个国际通道(水路、陆路)之一，这样对整个国家安全，对老百姓很重要，也是发展西部、强大中国的重要举措。 质疑五负债高，难以收回成本？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道部的高负债和难以收回成本的质疑，您怎么看？银行是否已经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 王梦恕：现在铁道部负债率60%，应该算可以的。至于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那是假话。银行很喜欢贷款给铁道部，因为铁道部垮不了，铁路要贷款，银行都跑过来，都争着想给贷款。后来银行钱少了，铁道部本身兴趣也不大了，有些灰心也不贷款了，就这样拖下来了。如果要完成2020年中国铁路网达到12万公里的水平，“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必须每年修3500公里铁路，每年至少保证6000亿的投资，否则就是空谈。 《中国经济周刊》：每年6000亿的投资从何而来？ 王梦恕：主要是铁路部门自筹。银行贷款利息很高，2010年铁路交给银行利息1500亿元；各个施工单位因为要保证工程的连续性，中间要贷款，每年的利息将近200亿。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的欠账有无解决方式？ 王梦恕：现在运营的铁路那么多了，欠的钱约是2.4万亿。从经济上说或许有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可以将这部分欠款作为呆账、死账处理掉，由国家承担逐渐消化，铁路转入固定资产，这样也就不存在铁道部交付银行利息的问题了。这样做能保证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到本世纪中达到28万公里、世界第一的运营里程，是人口大国的需要。 《中国经济周刊》：高铁能否收回成本？ 王梦恕：一条铁路收回成本一般在15年左右。京沪高铁花了2200多亿，我们也争取15年全部收回成本。 质疑六铁道部、交通部，大部合并？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的消息一直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王梦恕：为什么要合并？萝卜与白菜，毫不相关的东西合并干什么？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要从铁路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是简单并入交通部就行了。 铁路现有的管理模式是百年经验的总结，现有的运行机制可以保证铁路的安全运行。我个人认为，铁路不宜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它又是国有大型企业，每年还向国家交600亿～700亿收入，铁路建设又带动一大片，成绩很大，出一点事故就全盘否定的理念、心态，对我国的发展和稳定来说，是很危险的。 另外，铁路不是一般的运输部门，有其特殊性，它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家命脉，权力必须集中到国家手中。 现在讲的是调整，没有说取消掉，也没说要合并，根本就没提这个问题。合并不了。交通部是个业务部，它也管不了下面的交通，它管谁？但铁道部不一样，每天这么多车要运行，有许多必须运的货物要拉，将来要达到美国28万公里铁路标准的时候，就不是现在200万的职工了，还要增加。现在不仅不能取消铁道部，还要加强它。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路改革，您目前的看法是什么？ 王梦恕：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与铁路改革同步进行。建议铁道部分别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铁路建设公司和融资资产管理公司；运输总公司负责安全运营，做到养好、用好、管好、修好这些设备并缴纳折旧费给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另外两家公司负责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与建设，同时也负责相关固定资产的管理和债务偿还。 将来铁路建设最好是三方投资，以铁道部为主，进行贷款，其中国家拿40%左右，剩下的，到哪个省哪个省也出一些，富省多拿，穷省少拿，省级城际铁路原则上由各省自筹。 质疑七“奢侈动车”涉嫌腐败？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奢侈动车”、一个卫生间采购价就高达百万的报道，您怎么看？这中间是否存在腐败？ 王梦恕：这个设备是非标准设备，跟家里用的尺寸和材料都不一样，它的材质强度要大，否则机车一刹车会因为惯性就容易开裂，所以要做模具；模具做完以后，后期做得越多越便宜。这是花费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每台车的车价降得很低，南车也希望借此提高车价。2007年我们买国外的机车，平均1台车大约1亿元人民币，而现在我们买自己的车在1000万左右，应该在2000万～3000万左右。当时刘志军把车价压得太低，南车、北车的利润还不到5%。 至于贪污腐败绝对不可能。采购其实不是个容易事，而且相关内容也会公开。何况每年都有严格的审计，工程的包括制造的，都要审计，一个东西从哪儿来的都要查，铁路还是很严格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修铁路的成本大约是多少？施工单位能否赚到钱？ 王梦恕：现在一公里造价少说1.3亿，加上管理费总共需2亿左右。刘志军在任时，施工单位投标一下子压到1亿以下，刘志军当时很生气：天天嚷钱不够，但是投标时就不合理竞争起来，向下压价。所以我曾经给要参与竞争的头头们发信息，希望他们能和平竞争，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最低标，也要考虑大家施工都很辛苦。 质疑八拖欠82.5亿工程款？ 《中国经济周刊》：3月19日审计署公布了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进行的阶段性跟踪审计，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挪用资金、拖欠工程款等。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审计署是从会计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从工程建设上来看，它还有很多不懂的。比如，对京沪高铁沿线施工企业单位等拖欠82.51亿元的审计结果，说明铁道部还有一部分钱要在审查地质变化修改图纸后才能给。不是工程一完就会全额到款，起码要拖1～2年的时间，这是正常的，因为里面还有改建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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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现场 中新网南京3月30日电(记者 朱晓颖) 30日，备受关注的江苏常熟“菜刀队自卫案”庭审已是第十天，终于进入法庭辩论阶段，记者在庭上旁听了辩论过程。针对“菜刀队”提前准备刀棍与“砍刀队”互砍是否算作“正当防卫”等焦点问题，公诉方、辩方进行了激烈辩论。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为向徐建忠讨要一笔赌债，以苏州本地人曾勇为首的24名“砍刀队”冲进常熟忠发公司二楼办公室。以湖南人何强为首的6名青年通过监控看到此情形，持菜刀、水果刀等在办公室内等候，被网友们称为“菜刀队”。双方相互砍斗，致双方三人受轻微伤，忠发公司部分财物受损。据通话记录和监控录像，何强在主叫曾勇后，何强等人便开始在公司内准备菜刀、棍棒等工具，再次主叫曾勇后在公司等候。 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围绕诸多焦点问题一一展开陈述。 “菜刀队”有没有主动挑衅“约架” 此前据曾勇供述，在聚众去忠发公司前，他曾经接到两个陌生来电，两个电话均出自同一个号码。第一个电话说“徐老板欠你的那笔钱以后由我来处理”并表示“目前没有钱还”，第二个电话说“钱已经准备好了，你有本事过来拿”。两个电话相隔不过十分钟。曾勇说：“接完第二个电话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是在恐吓我，是在挑衅，当时就想去吓唬吓唬他们。”此后，他得知这个电话是何强打来的。 何强供述的内容却有很大差别。他在30日的自我辩护中说，在第二个电话中，曾勇只是问他在哪里，他如实回答“我在公司”，曾勇随后用很冲的口气说“你等着”。何强说：“我感到很害怕，就拿了菜刀，然后打电话对张胜说‘你过来一下，有人要来公司闹事，你们注意点，不要打架’”。 公诉方认为，何强两次主叫曾勇电话，经通话记录和其他证人证实，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曾勇接听完电话之后很生气，纠集诸人至忠发公司。因此，何强有挑起斗殴的主观故意。 辩方则对“何强两次主叫曾勇”提出质疑，辩方认为，最先是由曾勇打电话给徐建忠，徐建忠没接，让何强回电话给曾勇，这种情况可视为“被叫”。而第二个电话是曾勇和手下一起吃午饭时中途出去接的，回来后就“很生气”命其手下纠集人手。辩方认为，每个人生气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同一句话，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由于无法显示通话内容，所以无直接证据证明电话性质是挑衅。 辩方还提出，即便何强打了挑衅电话，也不构成犯聚众斗殴罪。面对20多人带刀突然闯入，如果没有菜刀在手，会是怎样的局面？ “菜刀队”行为是否算“正当防卫” 公诉方认为，何强一方行为具备主动斗殴的嫌疑，在斗殴之前还在公司内准备了刀棍等工具，但这还不是问题的重点，正当防卫、聚众斗殴都有准备工具的可能，重点在于，何强一方客观上是被动，还是主动；是曾勇还是何强在引导局面。从约谈还钱事宜，谈判后跟踪曾勇手下，主动拨打电话给曾勇、刺激对方等事实来看，是何强在掌控、引导局面的发展，其一方的行为不能算作正当防卫。 辩方则认为，何强一方在第二通电话中听到曾勇的威胁后，做出(准备菜刀、棍棒)的准备合乎常理，并且菜刀都是用纸包住的，如果想积极伤害他人，不会用纸包刀。何强没有主动出击，是龚军(曾勇手下)先出手将其打倒。何强在抡刀时，胳膊是畏缩的，每抡一下，马上收肩，说明其当时是防卫心理而非主动出击。 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砍斗时，“砍刀队”曾试图从办公室后门闯入，而“菜刀队”利用物品将后门堵住。 对此，公诉方提出，既然能够堵住办公室后门，就完全可以堵住办公室前门，但何强一方从公司监控中看到曾勇一方来到公司后，不但没有关门，而是主动迎战斗殴。并且，不能因曾勇一方人多势众，就将何强一方行为视为“正当防卫”，因为何强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并不知道曾勇会带多少人、多少刀具前来。 辩方则认为，“砍刀队”走到后门企图闯入，“菜刀队”是去挡，表明是防卫状态，他们之所以能够击退“砍刀队”，是因为占据有利地形：背靠墙，办公室空间有限，人涌入的速度、数量受限。如果“菜刀队”是持主动态度，完全可以把后门打开，与对方互砍。 “菜刀队”之首何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 公诉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何强在整个行动中是首要分子，系主犯，鉴于其主动投案行为可以从轻处罚，其他积极分子系从犯。 辩方：公诉方的证据都是外围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因此认为公诉人对何强指控不成立，何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何强是无罪的。 该案庭审仍在持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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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湘（中）、郭炳江（左）、郭炳联（右）三兄弟如今已经反目。（资料图片） CFP供图 香港廉署接获有关贪污指控展开调查 新鸿基股票市值昨日缩水380亿港元 昨天，记者在香港了解到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前高官许仕仁被廉署拘捕事件可能与贪污、贿赂有关。同日，新鸿基地产股票在港交所复牌，其股价开盘便下跌15%，资金有大幅逃离迹象。到收盘时，其市值缩水约380亿港元。不过，记者了解到，新鸿基在广州的项目暂未受影响。 文/本报记者赖伟行、蒋悦飞、刘显仁 涉案三人昨日没露面 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的新鸿基地产主席郭炳江、郭炳联以及前港府政务司司长许仕仁获准保释，于前晚深夜离开廉政公署总部。三人昨日早上都没有露面。 记者昨日来到位于香港湾仔的新鸿基中心时看到，现场大约有十多家传媒的记者在等候，六七台摄像机对准该大厦门口，随时准备捕抓焦点人物的一举一动。但有记者直言，来此只是碰碰运气。 随后，新鸿基地产公司传讯主任向记者表示，既没有准备再就事件进行回应，更暂时不会就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 廉署疑许仕仁免费住新鸿基豪宅 前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发出声明，指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律政司认为应该及早表明将会如何处理此事。同时，律政司司长在信纳刑事检控专员与涉及此案的人士没有关联之后，已授权刑事检控专员处理此事，并在有必要时考虑是否作出检控。 新鸿基地产则发出公报称，收到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及郭炳联通知，因怀疑涉及触犯防止贿赂条例，两人被廉署拘留。新鸿基地产根据廉署搜查令，被要求提供若干有关资料。公司指事件不影响集团正常业务及运作。而董事局决议两人继续履行职责。 而廉政公署则指，调查仍在进行中，现阶段不会再作进一步评论。 香港媒体消息称，廉政公署执行处于一年多前接获有关贪污指控展开调查，有人直指许仕仁涉嫌向外披露了政府内部机密资料，而他入住礼顿山一个属于新鸿基的单位，也被怀疑“没交租”，属于收受不当利益。于是，廉政公署下令成立专责小组进行调查。 另据报道，来自廉署消息指出，许仕仁由出任积金局行政总监至任职政务司长期间，涉嫌有系统地接受新鸿基的利益，包括免租入住礼顿山的豪宅及获得巨额透支户口。据悉，许仕仁过去多年来涉及收受的利益，估计达数千万港元。 基金人士预测股价未来再跌一成 昨天上午9时，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在港交所复牌，与该公司有关的所有结构性产品亦同时恢复买卖。但是，因受公司高层被拘捕事件影响，新鸿基地产一开盘便跌了15%，之后一直在低位徘徊。截至股市收盘时，该公司股价跌13.14%，报96.5港元，市值缩水约380亿港元。 有多名基金人士表示，近期不看好新鸿基地产股价，未来2~3天可能再跌一成。 港媒疑郭氏兄弟被拘或与其兄郭炳湘有关 本报讯 有香港媒体昨日推测，郭炳江、郭炳联被拘或和其长兄郭炳湘有关。 另据《法治周末》报道，郭氏三兄弟的老大郭炳湘曾出任新鸿基地产公司董事局主席。郭氏兄弟的父亲郭得胜出生于广东中山市石岐村。上世纪20年代，郭得胜来到香港，在上环租赁了一个店面，开了一家叫“鸿兴合记”的小杂货店。1958年，郭得胜联合两名好友组建了“永业企业有限公司”，尝试经营房地产业务。1963年，企业更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1972年8月23日，新鸿基公司以“新鸿基地产”名义在香港上市。1990年10月，郭得胜因心脏衰竭在香港逝世。此时的新鸿基已成为市值达254亿港元的大型地产集团。 父亲去世后，郭氏三兄弟接管了企业。郭炳湘出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二弟郭炳江、三弟郭炳联分别出任副主席兼董事和总经理。后来，郭炳湘与青梅竹马的女子唐锦馨萌发感情，但由于郭氏家族反对，关系未能发展，但两人一直过从甚密。 据港媒报道，唐锦馨20多年前已经离婚，但郭炳湘至今仍有家室。据说，老夫人多次劝说郭炳湘离开唐锦馨，但没有效果。2008年5月27日，新鸿基正式发布董事局变动公告，委任郭氏兄弟79岁的母亲邝肖卿取代郭炳湘出任董事局主席。 去年12月，邝肖卿从公司退休，郭炳江和郭炳联被任命为董事局联席主席。为此，郭炳湘曾向法院申请禁制公司管理层变动令，但被香港高等法院驳回。 郭炳湘还曾表示自己遭到两位弟弟诽谤，说他们“散播不实言论，误导股东，指称本人的精神有问题，妨碍公司运作”，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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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国者3陆基反导导弹。它也被部署拦截朝火箭。
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日政府30日下令，自卫队随时准备击落可能侵入日领土、领海的朝鲜火箭或卫星。资料图片
SBX-1 海上巨眼 当地时间30日，在经过数天的导弹部署之后，日本防卫大臣田中直纪正式下令，命令自卫队击落朝鲜发射的、可能落到日本领土或领海的火箭或卫星。 日希望与美韩联手 当天，日本政府召开由首相野田佳彦主持的安全保障会议，确定了“保卫日本国土”的政策方针。此后，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向自卫队下达了用导弹防御系统对朝鲜运载火箭进行拦截的“破坏措施命令”。 当天的会议后，田中直纪对媒体记者称，对可能进入日本领域的朝鲜发射物，政府希望采取完备的应对措施。田中还称，日本将与美国和韩国紧密合作，联手应对朝鲜的发射活动。 这是近年来日本防卫大臣第二次对朝鲜的发射物下达“破坏措施命令”。上一次是2009年4月，当时朝鲜发射的火箭从日本东北部上空经过，但由于没有侵犯日本领空。日本自卫队的反导弹系统并未启动。 火箭残骸或坠黄海 朝鲜预计将于4月12日至16日上午7点到中午时分之间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日本媒体称，预计火箭的第一级残骸将坠落到距离韩国西南部边山半岛140公里的黄海海域，第二级火箭预计将坠落于菲律宾以东19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这一发射路线将经过日本的冲绳。此前，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在冲绳本岛、附近的石垣岛以及宫古岛部署陆基的爱国者3反导导弹(PAC3)；在冲绳海域以及朝鲜以东的日本海部署三艘宙斯盾驱逐舰。这三艘战舰上均装备了可以在大气层外击落来袭导弹的海基标准3(SM3)反导导弹。此外，为了防止朝鲜发射的火箭“跑偏”，日本防卫省在首都东京也部署了“爱国者3”导弹。 此前，韩国军方也表示，将对朝鲜的发射物体进行紧密跟踪，必要时将动用导弹防御系统击落。 菲律宾总统也忧心 由于火箭残骸可能坠入菲律宾附近海域，该国总统阿基诺三世29日也表示“担忧”。他说，对朝鲜下个月计划发射的“光明星3”号的碎片可能坠入菲律宾感到十分担忧。 阿基诺三世当天称，朝鲜所主张的人工卫星发射实际上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弹道导弹技术试验。 阿基诺三世还指责朝鲜发射卫星是“不必要的挑衅”，敦促朝鲜撤回发射计划。(百千) ■ 动向 美出动“海上巨眼”紧盯朝鲜 已往太平洋地区派遣美军最先进雷达系统，监测朝鲜动向 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日前透露，美国已往太平洋地区派遣了美军最先进的雷达系统，以应对朝鲜4月中旬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 该雷达系统名叫SBX-1(海基X波段雷达)，可以对目标进行搜寻和追踪。此外，该移动雷达系统可以与里利堡基地(位于阿拉斯加州)及范登堡空军基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导弹防御系统交换信息，而两个基地都有击落目标导弹的能力。 美国海军官员确认，SBX-1已于3月23日启程前往珍珠港。该雷达装配在一座巨大的海上移动平台上，可以在海面上航行，而且扫描范围远超普通雷达，因此无需靠近朝鲜也能发挥作用。 对部署该雷达是否针对朝鲜的卫星发射计划，美国方面未作出官方回应。 SBX-1外形独特，它长约119米，宽约73米，从顶部的雷达罩到底部平台高度约有86米，共配备了86名军人和文职人员。该雷达系统与朝鲜颇有渊源，2009年朝鲜发射运载火箭之前，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就下令出动这艘“海上巨眼”，执行对朝监测任务。 美军官员表示，鉴于朝鲜发射的“导弹”准确度比较低，他们担心火箭碎片会坠落在一些亚洲国家，而不是像朝鲜此前声称的那样落进大海里。(高美) ■ 立场 李明博把一次国际会议当成同一民族对决的试验场，是对朝鲜“万恶的挑衅”，是“民族的羞耻”。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 朝猛批韩政府“挑衅” 称韩难阻朝鲜卫星发射；日媒报道称，朝已开始对火箭加注燃料 韩国媒体30日报道，朝鲜当天猛烈批判韩国政府，称其阻止朝方发射卫星为“挑衅”，并坚持如期发射卫星。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对朝鲜媒体称，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首尔核峰会中，把与峰会议题毫不相关的朝鲜核遏制能力和“光明星3”号发射计划“恶毒地联系到一起”，“反朝丑态表露无遗”。 这名发言人称，李明博把一次国际会议当成同一民族对决的试验场，是对朝鲜“万恶的挑衅”，是“民族的羞耻”。发言人称，李明博抓住朝鲜的核遏制力和“卫星”发射计划不放，只是“为了在总统选举中加以利用”。 对于卫星发射计划，这名发言人称，朝方将“坚持决心，继续前进”。 此前一天，美国Digital Glove公司公开了其28日拍摄的朝鲜东仓里火箭发射基地的卫星照片。在卫星照片中可以看到两辆卡车和一个起重机，并没有在现场发现火箭。但日本媒体称，火箭发射准备工作可能正在基地内部进行。还有日本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朝方已开始对火箭加注燃料。 (宗和) 驻韩美军要求扩编空军 美国太平洋军司令官韩美联合司令官詹姆斯·瑟曼近日表示，希望增强驻韩美军空军战力。 瑟曼在出席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提出上述要求。他称，当前驻韩美军尚未形成战斗航空旅，并要求国防部考虑恢复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从驻韩美军调动的兵力。对于今年的韩国总统大选，瑟曼说，不管韩国哪一方掌握下一届政权，美国都将同韩方密切合作，保持备战态势。 美国太平洋军司令官塞缪尔·洛克莱尔29日表示，因为最近发生一系列事件，朝鲜政局便成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宗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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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蓝鲸怪象：中国银行业的“暴利”与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刘永刚|北京报道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就像一条慵懒的蓝鲸，这是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全球第一)，靠吃食物链底层的磷虾(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维持自身一百多吨的身体(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 说到底，银行行长应该“不好意思”的并不是高利润，而是银行体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垄断乱象：金融业务伪创新、对实体经济不作为、服务质量改进难…… 老百姓之所以骂银行，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暴利”，而是因为他们的钱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瑞士实业家乔安在1851年的游记中曾这样描写当时一家位于伦敦的银行：“我于9点前到了银行，被带到柜台前的座位上，5个出纳员在柜台后忙碌着。8点55分，一个银行职员坐在柜台前。我把支票拿在手中递给他看。他一言不发，只是将一个小袋子中的几枚金币放在抽屉里。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小铲子，直到9点的钟声响起时，他生硬地问我需要金币还是钞票，在得到答案后，就再也没有理我。” 这是发生在161年前的银行服务，也是一次完美且毫无感情色彩的机械性服务。 161年之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篇游记中的柜台改为电脑，金币改为人民币，小铲子换做两只手的话，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服务。唯一不同的是，那家伦敦的银行或许在当时还要为自己的利润苦苦支撑，而现在的中国银行业则完全不需要为业务着急。因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利润已经超过了石油行业。 服务跟不上，挣的钱比谁都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嫉妒。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管理层，冼必儒每日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即便如此，他也要比远在英国伦敦总部的同事们要幸运得多。因为在那里，他的同事们要顶着因欧债危机可能被辞退的风险继续苦干实干。但在中国，冼必儒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由于受益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业务蒸蒸日上，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利润也不能和中资银行相提并论。 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冼必儒在被中国银行业的超高利润折服的同时，也惊诧地发现：这里的银行不需要充分竞争就能获得他不敢想象的高利润，尽管服务水平不高，但客户仍保持忠诚。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冼必儒问道。要想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必须了解中国银行业利润构成的特殊性。事实上，之所以每次在银行业利润数据公布之后，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原因就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旱涝保收的利息收入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早已被公众认定是银行暴利的“源泉”。 当下，这种“认定”更像说书人开场时的那一记醒木：提醒你，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坏事，暴利也无形中成为倒逼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动力之一。 暴利是否存在？ 实际上，银行能赚钱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则源于一个人的一句话。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的表述迅速触及公众那根敏感神经。一时间，嘲讽和质疑接踵而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更是公开表示：“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行业。” 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 虽然中国银行业2011年的业绩尚未完全出炉，但目前披露的业绩仍可作参照。《中国经济周刊》获悉，3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设银行”，601939.SH)发布年报称，2011年全年实现净利润1694.39亿元，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为1692.5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5.48%、25.52%；3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业银行”，601288.SH)2011年的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约1220亿元，同比增长28.5%。此前，深圳发展银行(下称“深发展”，000001.SZ)发布2011年度业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1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9.94亿~1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下称“浦发银行”，600000.SH)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2.36亿元，同比增长42.02%；兴业银行全年实现净利润255.1亿元，同比增长37.74%。 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利润接近于2010年全年的税后净利润，平均资本利润率为22.1%，营业成本增加2085亿元，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但这些企业有8700多万人，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 有人或许会说，2011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必然会推进这些在“温室”中成长的中资银行盈利大增。甚至有银行业人士会认为，不能以2011年的数据就说我们暴利吧。 那我们就看看2007—2010年银行业的表现。《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万得资讯的统计显示，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4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2978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7万亿元；2009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1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2252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4万亿元；2008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2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79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4万亿元；2007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9587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39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1万亿元。 过去5年，在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中，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一直都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2007—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最低为70%，最高甚至达到101%；中间业务普遍在20%以下，大部分都在10%以下。而据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的统计，欧美甚至东盟地区的商业银行，息差占比一般只有50%~60%左右，中间业务则都在20%以上。 2007年，在中国银行业改制逐步进入佳境的时候，利息收入就已接近万亿。当年，利息收入超过1000亿的有4家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2244.65亿元)、建设银行(1927.75亿元)、农业银行(1574.65亿元)、中国银行(1527.45亿元)；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88.32%、87.64%、87.85%、84.54%；当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达到1396亿元，超过100亿元也同样是工、建、农、中四大国有银行，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3.57%、14.27%、12.85%、15.21%。 如果按照2007年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排名的话，前5位分别为：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到2010年，这一排名变为华夏银行、北京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 2007—2010年，4年当中，南京银行、中国银行在利息收入这一项下降最快，均为14.47%；而华夏银行则上涨了14.11%。 分析人士认为，南京银行曾在2010年第二季度将大量资产投放到债券投资和同业资产运用等方面，使得生息资产收益率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从其年报中也可以看出，南京银行的债券业务是该行的特色业务，其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从2007年至2010年分别为101.59%、80.53%、87.30%、87.12。虽然有反弹，但作为城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不断减少也在反应其在业务拓展方面做了努力。 而华夏银行在息差占营业收入比重方面则是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78.87%上升至2010年的92.98%，而其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4年来始终处在6%以下。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2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9年则下降到了1.1万亿。数据显示，这一年间，除去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的息差占比保持上升之外，其余12家银行在利息净收入占比均发生了“回调”现象。 利息收入占比减少在外资银行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则是遇到了实际困难。分析人士认为，当时是由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持续下滑，央行为了解决企业经营困难，下调了银行贷款利率，但保持存款利率不变。这样的“调控”有“喜”有“愁”，“喜”的是下调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银根放松有利于银行的信贷业务，“愁”的是单方降低贷款利率减少了银行的利息收入。 安邦咨询研究员杨志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尽管利差水平可能还低于美国银行业，更低于金砖国家，但如此高比率的来源于利差的利润，显示中国银行业缺乏业务创新，躺着吃饭日子过得太舒服，而居民感受到的服务水平问题也很大。 服务还是打劫 中信证券分析师罗盛给《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综合2007—2010年4年间各行业的利润总额可以看出，仅四大国有银行的总利润，就已接近两万亿，而被公众认为是“垄断楷模”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企业的利润总额仅为9927亿元，还不足四大国有银行的一半。 不仅仅是公司赚得多，银行业的丰厚薪酬和年终奖也同样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在银行工作3年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年终奖大都在8万元左右，加上半年奖、季度奖等，全年奖励性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而供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在这些数值上比大型国有银行还要大。 据万得资讯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上半年职工收入排名第一的为民生银行，人均发放薪酬高达19.07万元；紧随其后的是招商银行，半年收入达到17.89万元；宁波银行、华夏银行分别位列第三、第四，收入均超过16万元。而在16家上市银行中，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北京银行没有超过10万元外，其余11家银行上半年人均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这些钱本来应该用在哪儿？ 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只有9.5%，但中国银行业利润却占到了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从实业获取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林立日前称，2011年该行净利润预计增幅达到42.02%，这主要得益于去年信贷规模控制从紧，资金成为稀缺资源，定价能力上升。 2011年，银行议价能力大幅提升，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了20%~50%。“部分银行甚至将存款作为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在实体经济面临资金困境之时趁火打劫，这怎能不叫实体经济心寒？”北京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卢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认为，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目前实体经济亏损和银行“暴利”冰火两重天的现象，让人不禁要质问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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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记者李亮报道，菲律宾围绕南海问题与中国的交锋及小动作一直不断。3月30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菲律宾将在南海“行使领土主权”，在菲控最大岛屿中兴岛上建造一个码头，为岛上运送军民生活物资、飞机跑道建材甚至是游客。 法新社3月30日报道称，菲律宾外交部在30日声明中称，这个码头将建在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中控制的五个岛中最大的中兴岛(菲称Pag-asa)。 “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Pag-asa岛是我们的……菲律宾人在西菲律宾海(即菲律宾提出主权声索的南海区域)行使领土主权。”声明说，“在Pag-asa岛上建一个码头是一种对菲律宾主权的明确行使。” 报道称，菲律宾军队目前实际控制了包括中兴岛在内的南沙群岛五个岛屿，并将它组成一个叫“Kalayaan”即“自由”的小镇。 镇长Eugene Bito-onon称，多个政府部门已同意在37公顷的中兴岛上建造该码头，目前该岛居住着60名菲律宾民众及军队。而这些人的食品及生活物资大部分都通过船运。目前，码头的建造时间表及成本并没有确定，但 Bito-onon说，一里建成码头，岛上所需物资大大充足，“我们可以运输用于改建飞机跑道的设备和进行其它设施建设的材料，甚至带来游客。” 对于菲律宾对南海主权的不合理声索，中国历来主张，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3月16日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同有关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呼吁有关国家同中方共同努力，切实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一步发展在南海的务实合作，通过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协商妥善处理南海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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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苹果CEO蒂姆·库克参观了富士康郑州工厂内的iPhone生产线。图/CFP 苹果的血汗工厂风波出现重大“进展”。昨日，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LA)发布报告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存在数十桩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如加班时间过长、“克扣”加班工资等，甚至存在违反中国劳动法的行为。昨日富士康发布声明称，将会全力以赴改进问题，作为苹果公司的商业伙伴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及FLA的工作准则。 昨天记者致电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但未能取得联系。 3.55万名富士康员工参与调查 此次的调查历时约一个月。2月上旬，在舆论压力之下，苹果公司邀请FLA对组装工厂进行调查，其中包括富士康位于深圳和成都的工厂。 富士康为苹果生产从iPhone到iPad等产品，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工厂。 FLA此次发布的这份报告是多份报告中的第一份，内容涉及富士康旗下的深圳观澜、深圳龙华和成都工厂。FLA团队已对三家工厂中3.55万名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了调查，包括薪酬和工作时长等。此外，审计内容还涵盖对制造区、宿舍区及其他设施的检查等。 加班以30分钟为单位计算，不足不付 在这份13页的审计报告中，FLA列出50个与其行为准则及中国劳动法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卫生和安全、工人代表以及工资和工作时长等领域的违规行为。 FLA表示，在富士康的这三家中国工厂中，有60%以上的员工称其工资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在这三家工厂中，工人的平均月薪为人民币2257元(约合358美元)到人民币2872元(约合455美元)。 调查还发现，14%的富士康员工可能无法拿到被拖欠的计划外加班工资，原因是富士康以30分钟为增量来支付加班工资。也就是说，如果加班29分钟，那么就无法拿到加班工资；如果加班58分钟，那么就只能拿到30分钟的加班工资。 就工作时长和薪水而言，FLA在报告中称，在过去12个月时间里，所有上述三家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长都超出了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标准，也超出了FLA的每周工作60个小时标准。FLA称，富士康已经同意在16个月内遵循与此相关的规定。 此外，在卫生和安全领域、工人代表方面，富士康也存在违规行为。 ■ 放大镜 FLA称郭台铭“希望遵守规则” 富士康计划明年7月前实现“完全遵守”与工作时长相关的中国法律的目标 FLA总裁奥莱特·范·赫尔顿昨日表示，针对调查结果，“富士康CEO郭台铭本人提出多项建议，并决定抢先一步采取措施。他不仅希望增量式的改变，还希望挑战底线。他希望完全遵守相关规则，这给行业中的其他公司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 FLA称，富士康已同意为所有加班时间向工人支付公平的工资，在常规工作时间以外进行的工作相关会议也将计酬。此外，富士康和苹果已同意向任何被拖欠加班费的工人发放追溯性的补偿。此外，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工作场所中的多种安全问题已被纠正，如出口堵塞、个人防护设备存在缺陷以及许可证缺失等。 富士康还同意与FLA合作，对许多违规行为作出补救。如在2013年7月1日以前实现“完全遵守”与工作时长相关的中国法律这一目标等。 FLA估计，为取消不合法的加班时间、提高安全协议、改善员工住宿和其他便利措施，富士康需要雇用数万名新员工。 此后，FLA还将继续对苹果供应链进行审计。当审计完成时，FLA对苹果供应链的评估将覆盖90%以上苹果产品组装所在的工厂。 ■ 当事方说法 富士康：将全力以赴改进问题 昨天富士康科技集团对此发布声明称，此次为FLA首次受委托对美国苹果公司商业伙伴所进行的独立评估调研，是有史以来对中国电子制造业采取的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评估调研。 针对FLA此次评估调研结果所提及的需改进的问题，富士康在声明中承诺将会全力以赴，并同美国苹果公司一起逐步规划来确保贯彻实施。 富士康表示，对于报告中涉及有悖中国相关劳动法规及FLA组织工作准则的问题，除了继续支持苹果公司的基本原则外，作为苹果公司的商业伙伴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及FLA的工作准则，与此同时，富士康也希望能带动其他的商业伙伴一同恪守此项基本原则。 此外，富士康还表示，希望对于苹果公司其他商业伙伴，都能借此评估结果受到尊重，并获得一视同仁的标准 苹果：将考虑加大工人权利 昨天，苹果对FLA的审计结果表示，“我们感谢FLA为审查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所做的一切。我们完全支持他们给予的建议。我们会考虑加大工人的权利并帮助他们理解拥有权利的必要性。” “我们的团队在致力于工人培训、改善工作环境和将苹果的供应链打造为产业示范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而这也是我们要求公平劳工协会进行此次审查的原因。我们同意公平劳工协会的目标，使得正在富士康得以发展的新的劳动标准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提高各地生产工厂的整体水平。”苹果在官方声明中称。 本周，苹果CEO蒂姆·库克正在中国访问，并造访了富士康郑州工厂的iPhone生产线。但富士康及苹果公司未披露库克的详细行程及相关信息。 ■ 律师说法 “富士康应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市盛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于国富认为，劳工组织认为富士康不符合劳工组织要求的行为，可以根据劳工组织有约束力的条款，对富士康进行违约处罚；至于富士康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部分，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于国富称，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给劳工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准时发放工资。如果没有，就需要接受处罚并及时改正，对于没有改正的企业，企业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可以要求其停业整顿。“让员工加班，用人单位不是支付加班费就可以的。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是每天不超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加班每月最多不超过36小时。如果企业要求员工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劳动行政部门应对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而从民事的角度讲，劳动者也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投诉。” 至于富士康以30分钟为增量来支付加班工资的行为，于国富认为，这属于克扣工资行为，员工加班时间应该据实计算。 ■ 链接 苹果被指“奴役劳工” 2006年以来，苹果对富士康的工厂进行了40多次审计，但从未在报告中提出这些问题。 此前，媒体屡次报道苹果使用“血汗工厂”来生产其产品，一些环保组织及抗议人士数次在苹果零售店外组织过抗议活动。去年9月，苹果香港零售店开张时，抗议人士曾打出“停止奴役工人”的标语。 去年2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江苏联建公司有多名员工患上了四肢无力、手脚疼痛，甚至晕倒的“怪病”。得病的原因是该公司用有毒化学溶剂，让员工擦拭苹果手机显示屏。 去年9月，五家环保组织发布调查报告，称苹果公司在华27家疑似供应商存在严重环境问题，产生“牛奶河”，重金属超标近200倍，附近居民疾病高发。 今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苹果供应商劳工待遇方面诸多问题，包括使用童工、超负荷工作等。 今年2月，一些抗议人士聚集在苹果位于美国华盛顿西区的苹果零售店外，要求苹果改善中国供应商的工作环境，当天在全球多地的苹果零售店外出现了类似的请愿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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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示意图 本报讯 审计署昨日公布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2011年跟踪审计结果。审计结果显示，2.78亿元建设资金闲置未能发挥效益。 2011年5月至10月，审计署对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实施、资金管理使用、工程建设管理、环境保护等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抽查了城乡住房、交通、医疗、学校、水利等方面的60个项目，涉及概算总投资102.68亿元(占玉树灾后恢复重建总投资的32%)。 3000万地质灾害治理资金无法落实 重建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昨日审计署的公告显示，有2.78亿元建设资金闲置未发挥效益。其中，2010年8月，青海煤业集团收到玉树州煤炭供应设施项目建设资金800万元，由于建设用地一直未能解决，至今尚未开工建设，造成建设资金一直闲置。 2010年10月，青海省交通厅收到省道309多杂路、珍称路的建设资金共2.4亿元，因2个项目的施工单位发生变化而延期建设，造成建设资金一直闲置。 2011年4月，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收到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3000万元，由于玉树灾区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重新作了调整，上述资金无法落实到具体项目，而一直闲置。 8个项目未经环评并擅自取土 按照玉树灾后恢复重建的要求，2010年和2011年已开工的项目中有49个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后才能开工建设。截至2011年9月底，上述项目已开工建设32个，其中省道308、国道214、玉树州疾控中心等8个项目未经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即开工建设，并擅自在1612.38亩土地上取土。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对未经环评开工建设的问题，青海省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加快环评审批进程，截至目前，49个项目中有48个已完成环评审批工作；对擅自取土的问题，青海省政府已要求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按国家相关政策划拨了取土场用地，并对省道308沿线取土料坑进行恢复。 ■ 其他问题项目 西气东输招投标8.37亿不规范 审计署称，该工程此前两次审计均存在非法转包等问题 本报讯 (记者蒋彦鑫)审计署昨日同时公布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建设项目审计结果。截至2011年9月，审计抽查工程施工和设备材料采购合同金额26.96亿元中，有8.37亿元招投标不规范。此前，审计署对该工程进行了两次审计，结果显示，都存在转包收取差价、多列支出等问题。 中石油整改不规范招标 2011年6月至9月，审计署对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以下简称西二线)南昌至上海支干线、樟树至湘潭支干线、广州至深圳支干线和香港支线进行了跟踪审计，重点关注了工程质量管理、投资控制、征地拆迁等，同时对西二线主干线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 据介绍，西二线总长8645公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1条主干线、9条支线和3座地下储气库，总投资1422亿元。本次跟踪审计的4条支线概算总投资163.25亿元，截至2011年9月累计完成投资68.2亿元。 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9月，审计抽查工程施工和设备材料采购合同金额26.96亿元中，有8.37亿元招投标不规范，占31%。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中石油进一步完善了评标机制，加强了对承包商招标和分包的管理。 擅自转包获取差价几亿元 中石油批准的部分土石方工程概算价高于市场价。如审计抽查上海支线和湘潭支线的7.64亿元土石方工程发现，施工单位将其转包后获取差价2.81亿元，占合同价款的37%，增加了工程投资。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中石油要求所属部门严格编制工程概算，从严控制工程质量。 此外，施工合同中重复计列费用，增加投资2.04亿元。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中石油已将上述重复计列的费用冲减工程投资。 ■ 问题整改 1 个别重建项目按送审图施工 青海省原定2011年1月底前完成重建项目前期手续审批工作，但截至2011年9月底，玉树州、县两级负责建设的1272个项目中，已审批可研报告及初步设计的仅有796个，占62.57%；已审批施工图设计的仅有501个，占39.38%。 由于前期手续办理缓慢，造成有些重建项目边施工、边设计、边审批。审计抽查的已开工项目中，开工时可研报告未批复的有25个，初步设计未批复的有26个，施工图设计未批复的有40个。个别项目甚至以设计送审图进行施工，如玉树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无正式设计图而以送审图施工建设，截至2011年9月底已完成工程量88%。 【整改】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青海省政府已责成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玉树州、县实行集中办公和联审联批，截至2012年1月15日，规划设计及前期工作已完成87.4%，力争2012年3月底前完成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2 住房建设缓慢完工不足50% 2011年初，青海省提出到2011年底城镇居民住房要达到“100%开工、90%完工”。但由于城镇居民住房户型、面积等需求确认工作进展较慢，一些重建项目被迫延迟开工。截至2011年10月底，北京市等6家援建单位援建的玉树县城镇居民住房累计开工8067户，累计完工5202户，分别占重建任务数11919户的67.68%和43.64%，未达到预期目标。 【整改】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青海省政府已责成相关部门对剩余城镇居民住房建设涉及的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计划2012年4月全面启动剩余城镇居民住房建设，尽快完成居民住房建设任务。 ■ 对话 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司长 徐爱生 “玉树重建须加快进度” 记者：玉树灾后重建审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徐爱生(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司长)：2011年，审计署投入50多名审计人员，进行了跟踪审计。审计的重点内容是：重建规划实施、资金管理使用、工程建设管理、环境保护以及2010年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涉及概算总投资102.68亿元，占玉树灾后恢复重建总投资的32%。 记者：跟踪审计中主要发现了哪些问题？ 徐爱生：在项目建设管理方面，主要是个别项目建设进度不够理想、少数重建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缓慢、个别项目监理履职不到位、存在分包现象等；在重建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主要是部分资金使用不够规范、部分资金闲置。此外，玉树重建中还存在电力供应缺口、住房重建贷款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 记者：对跟踪审计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怎么样？ 徐爱生：目前，审计发现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推动了灾后重建项目建设进度，促进规范了资金管理使用。 记者：对于今年玉树灾后恢复重建，有什么建议？ 徐爱生：一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三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四要重视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及地质灾害治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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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太快，甚至出现天价 北京墓地价格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生赵剑云|北京报道 一辆从北京市丰台区刘家窑出发的金杯车里，两位女乘客眯着双眼，昏昏欲睡。 这辆金杯车要去的地方叫卧龙公墓，在河北省涿州市境内。车里的6位乘客都是去看墓的。组织者就是卧龙公墓管理者。 金杯车行驶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卧龙公墓。黄女士是6位购墓者中的一位，她交了200块钱押金，预订下了一块标价9800元的墓地。她说，因为在北京市范围内已经找不到比卧龙公墓更便宜的墓地了。 最低价4年最高涨6倍 目前北京市的合法公墓共有104处。其中北京市民政局审批的经营性公墓有33处，其中，市属16家，各区县17家；各区县民政部门审批的公益性公墓有24处，乡镇自建公益性灵堂47处。 “经营性公墓就是按照市场定价，公益性公墓基本上是免费的。”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黄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与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都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前者属于政府行政机构，后者则是事业单位性质。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管理市属16家公墓。 按规定，拥有北京城镇户口的居民不能在各区县购买公益性墓地。据记者了解，公益性公墓、灵堂主要在农村，只安葬本村村民，不对外，不允许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性公墓则是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 此外，据记者调查，北京市的经营性公墓，关于非北京户籍居民购买墓地，有的表示可以，有的表示要查询后才能答复；而北京市的部分公益性公墓，在实际操作中，则对户籍没任何要求。 记者以购墓者的身份对北京市属的15家公墓的最低墓价进行了调查，除太子裕陵园外，其他公墓(陵园)都表示，近几年没有涨过价。但将其目前的价格与2008年《法制晚报》相关报道中公布的最低墓价进行对比，则能发现，涨价的并不在少数。 3~4年间，北京市属的15家墓地(陵园)中，除了八达岭人民公墓没有涨价，宝云岭墓园年均涨幅在10.3%外，其他墓地(陵园)的最低价格年均增长率都在25%以上，导致目前的最低价在2008年的基础上都已翻倍；甚至有7个公墓陵园目前的最低价已经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年均涨幅更在40%以上。 其中，长青园骨灰林的上涨幅度最大，其最低价从2008年的7130元／平米上涨到了现在的42000元／平米，足足涨了4.9倍。八宝山人民公墓也不逊色，在2008年的基础上上涨了4.3倍，最低墓地价格从2008年的19000元，升至今年的10万元左右。 就北京墓地价格一事，记者电话联系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采访，遭到婉拒。 曾经在北京某公墓工作过，现从事墓地销售中介的小林(化名)表示：“北京的公墓用地已经不再批复了，所以自然会涨价。涨价也不用审批，都是公墓内部调。”但据记者了解，除万安公墓、福田公墓等少数公墓因用地相对紧张，采取限额或者暂停销售等外，其他公墓的用地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 家住朝阳区酒仙桥附近的赵先生，去年12月父亲去世。由于家庭并不宽裕，赵先生只能在昌平区的盘龙台公墓买下了一个36000多元的墓地。在赵先生看来，普通的墓地如果价格在两万元左右，还可以接受，如果高于两万元，就有点高了。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市的经营性公墓的墓地价格并非都高达数万元，比如，宝云岭墓园的最低价格为8600元，八达岭人民公墓的最低价格为7200元。但像赵先生、黄女士这样的普通市民并不知情。因为此类市属经营性公墓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再加上墓地紧俏，并不热衷于做广告宣传。 此外，很多墓地的最低价往往只是一个参考值，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相当一部分购墓者很少去买价钱最低的墓地。所以，在北京市，即便5万~6万的价格都还是相对偏低的墓价。 北京市市属16家经营性公墓中，八宝山革命公墓较为特殊，据其工作人员介绍，八宝山革命公墓对政治级别有要求，安葬的必须是局级以上干部，有钱也买不了，外地人也买不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北京各区县中，昌平的公墓销售量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价格相对较低。小林做了一个估算，去年十三陵附近的盘龙台公墓大概卖出了2500套以上的墓地，德陵公墓、水泉沟纪念林也卖出1000套以上；昌平其他公墓基本上也有几百套销量。 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黄主任介绍，北京市民政局此前推出了一个“零百千万工程”，即零消费骨灰撒海、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消费、万元骨灰安置，以降低相关殡葬服务的价格。最近两个星期，大概有100多个人通过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实现了零消费骨灰撒海。近日，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发布指导意见，将殡葬服务分为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前者由政府定价，后者实行政府指导价。 天价公墓什么样 据丰台区思亲园骨灰林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有5个建好了的“亭子墓”，每个“亭子墓”占地6~7平方米，起价就100万，最贵的甚至高达200多万。门头沟区万佛华侨陵园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该陵园也存在百万级的家族墓地，每平方米售价35万。而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陵园，早在2008年就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建造过108万元(另一说法是87万元)的墓地。 然而，让很多购墓者颇感意外的是，位于河北涿州的卧龙公墓，去年居然也诞生了一个标价368万元的天价墓地，这样的价格甚至比北京的天价墓地还要高。更吊诡的是，卧龙公墓一位李姓工作人员称，卧龙公墓在性质上属于公益性墓地。 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黄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益性公墓收费是绝对不对的，群众可以举报。他们打着公益性的名义，去做经营性的事情，这是违法的。” 而据记者调查，把公益性墓地都当经营性墓地卖的情况，在北京和河北等地并不少见。 标价368万元的墓地到底有些什么？卧龙公墓的工作人员小常告诉记者，这块墓地是一个仿苏州定园康熙御碑亭的假山半亭家族墓，去年7~8月份建造。据记者观察，这块墓地大概有70~80平方米。墓碑用的是花冈岩材料，亭子是汉白玉材质。有个小拱桥与亭子相连接，亭子周边还有假山依傍，假山周围还人工掘引了一弯池水。 “这块墓地300万可以优惠给您。”小常向记者推销道。随后，小常还向记者讲述了这个家族墓的价格构成：地皮价80万元左右，假山、石材等价格在30万元左右，40年的维护费15万元，另外再加上10万元设计思路的价钱，再然后就是收费100多万的“风水大阵”，剩下的65万元就是公司的利润。小常笑称：“利润率不是很高”。 河北涿州经济并不发达，如此高的墓地价格，谁会来买？卧龙公墓的工作人员在短信中文绉绉地告诉记者：“自郭璞开风水一派以来，殡葬用地及规格自古孰成，多为帝王将相所幸，建国后殡葬行业一度冷遇，法令空缺，我们建300万的墓，意在满足有所求之人，而葬事也大，具有繁而不勉。” 或许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天寿陵园的做法，可以让人看到其中的玄机。 据天寿陵园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当年侯耀华为弟弟侯耀文购买墓地时，天寿陵园方面给的是内部价，想借侯耀文来为自己做宣传，进而提升档次和知名度，为后续的销售服务。 暴利的墓地 与墓地价格疯涨相伴随的，是墓地的高利润。 小林以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某公墓为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公墓2011年的营业额有8000多万，它的成本其实没有多少，所有的都算上，投资连3000万都不到。” 小林等中介每促成一笔墓地交易，就会从购墓款里边抽取15个点作为酬劳，“大头还在公墓(陵园)那边，墓地加上墓碑的花费，超不过15000元，但最少卖3万到4万。成本和利润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利润率为100%，而且只会多不会少。”小林坦言。 “墓地价格每年最低也要涨20%。”据知情人士介绍，2008年才开始建设的盘龙台公墓，2009年墓地最低价才9800元，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涨到17000元多了。 涨价已成行业内的潜规则。而涨价的途径，往往是通过转换墓型的手段来实现。“陵园建下一个墓区时，建的墓碑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公墓(陵园)租地的钱几乎是固定的，即使是施工绿化等费用也相对稳定。“一般一块碑1000块钱都不到，好一点的也就2000多块钱”。但换碑后的墓地售价将大幅上涨。“如果陵园现在建一个3万的墓型，下次再建就要建5万的了。”小林说。 这样的涨价手段，甚至在北京市属的经营性公墓(陵园)中也有运用。据常青园骨灰林工作人员介绍，该处就将往年平卧式墓型，都转换成了立碑式墓型，在材质上稍作改动，就将2万多元的墓地改成了42000元的墓型。 这样的暴利，小林也很眼红，“我也想办一个执照(民政部门批准建墓执照)，我有个亲戚是市局的，人都找好了，但人家注册资金就得1000万。我三五百万都不行。” 距离北京市中心大约72.4公里的卧龙公墓，尽管地处河北涿州，但做的基本上都是北京人的生意。 卧龙公墓的工作人员小常介绍，自2010年4月份以来，“入住”公墓的逝者已经有300多个，其中90%以上的购墓者都是北京人。甚至连卧龙公墓的老板都是北京人。因为他们看到了北京人因为难以承受的高墓价，被排挤出来而形成的巨大墓地市场。同在涿州的三义公墓，购墓的北京人也不少。而位于河北唐山的遵化清东陵·万佛园甚至还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为北京的购墓者提供看墓服务。 家住丰台区的赵先生，父亲去年去世，去世前仅住院费就花了20多万。赵文生和妻子每月的收入在8000元左右。北京的墓地价格对他们来说太贵了，所以他想去河北看看。从河北回来后，赵先生向母亲汇报了情况，“老太太觉得河北太远了”，交通不便，售后服务也有顾虑。“唉，一言难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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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哥友好地挥手打招呼。 新浪娱乐讯 北京时间3月30日消息，据香港媒体报道，日前巨星周润发(发哥)现身尖沙咀，将近57岁的发哥身形依然保持得非常好，风采依然。 当天下午5点，发哥独自一人，背着背包现身尖沙咀街头。一身便服打扮的他走进一间商业大厦，约半小时后便离开。在街上等的士期间，发哥发现ontv独家追踪记者组后，更友好地挥手打招呼，然后便登上的士离开。虽然发哥将近57岁，但风采依然，不少路人均向发哥投以注目礼。(苗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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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彬军装照英姿飒爽
玄彬男子气概十足
玄彬英姿挺拔 新浪娱乐讯 韩国人气男演员玄彬军装照一身干练、英姿飒爽，吸引了众多玄彬粉丝点击观看。 近日韩国某论坛上以“去军队后更帅气的玄彬”为题上传了玄彬的照片。公开照是在去年3月入伍的玄彬身着黑色和白色海军制服拍摄的照片，虽然是军人但摆出写真般帅气posse而引人眼球。 网民们纷纷留言：“这不是写真吗？难道是杂志吗？”，“帅！如果大韩民国的军人都有玄彬帅，那就当场支援女部队”“快回来吧”等等。 据悉，玄彬于去年3月参军成为了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员，他将于今年12月6日退伍。bnt新闻/供稿 金鑫/文 online community/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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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的歼-20展示机动性图片 台媒29日报道称，被称为歼20战斗机的中国“第四代战机”，28日进行试飞。这次试飞既是本周第2次试飞，也是歼20去年1月试飞首度曝光以来的第68次试飞。 台北“中央社”援引新华网及其它媒体报道，歼20今年首次试飞是在2月4日，也是农历春节后首次试飞，因此被称为“龙抬头”；新华网提到，今年以来，歼20的试飞频率有所加强，本周内已进行2次试飞。 报道援引台湾亚太防务杂志内容指出，据美国情报显示，歼20实际上担负的最重要任务，是试验解放军目前的远程攻击系统。 报道还分析指出，歼20每次试飞，时间不是清晨就是黄昏之后，显示歼20未来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展开突击的相关演训。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去年12月底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歼20战机试飞表示，新型武器装备在研发过程中展开系列试验工作“是例行性的，也是正常的”。 歼20战机在2011年1月首度曝光。当时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正在访华，歼20的曝光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震惊。因为先前没有任何情报显示，中国拥有或正在研发这种已经能试飞的重型隐形战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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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05年中俄海军举行首次大规模演习。 环球网3月29日消息，据俄新网3月29日报道，俄国防部海军新闻处代表29日在莫斯科向记者透露，俄罗斯海军与中国海军的20余艘舰船4月末将在黄海举行保护海上交通的演习。 报道称，该名代表说：“2012年4月22日至29日，将在黄海水域举行‘海上合作-2012'俄中海军联合演习，届时将演练合作与协调防御行动，以及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据他称，演习将由两部分组成：演习指挥部与舰队的基本准备工作，以及在黄海水域的演习本身。 代表进一步透露，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与发展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两国及其武装力量的合作，提高战略合作的水平。此外，两国海军司令部正在讨论管理与协调工作的组织，以及海上联合军事行动与特别行动保障工作的问题。 上述代表还称，俄中双方将出动20余艘不同级别的舰船参与此次演习，同时还将派出航空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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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长牟春江 谭超摄 ——记空军特级飞行员、空降兵某直升机大队大队长牟春江 张力 张一鸣 蒋龙 初春，鄂北山区某机场。空降兵某直升机大队大队长牟春江驾驶着直升机起飞，开始了他当天的飞行训练。 据说就是这个牟春江，仅用7年时间，就把一支新组建的直升机部队打造成过硬的“低空猎鹰”，成为垂直打击的空中“铁拳”。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日前，笔者走进了该大队。 选择 20多年的飞行生涯中，牟春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从驻港航空兵团到新组建的直升机大队的人生“大转场”。 2005年12月，着眼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军委决定在空降兵部队组建直升机大队，从驻港部队轮换到内地的牟春江被上级纳入视野。这一年，他38岁。 他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首批驻港部队飞行员，他第一个飞进香港控制区、第一个在香港市区医院楼顶平台着陆、第一个赴澳门执行军事地理航拍。他还参加了香港海上空难联合搜救演习的远海搜救训练，仅用37分钟就发现目标，改写了曾有美军等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该演习、连续9年未能发现目标的历史。 是留在部队继续从事飞行事业，还是转业到民航工作？听说部队要轮换，深圳一家地方直升机公司以“出港之日即可报到”的承诺和40万元的年薪“挖”他。 是留在大城市工作，还是到偏远山沟新组建的直升机大队创业？他可以申请分配到广州与妻儿团聚，结束长达8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也可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政策回到北京，那里还有70多岁的老人需要照顾。 “直升机在空降作战中的应用还是一个空白，我要去开拓这个领域。”牟春江决定，到空降兵去，让素有“空中轻骑兵”之称的直升机飞起来，为空军打造出一支敢打必胜的“低空猎鹰”。 警告 组建中的直升机大队条件异常艰苦：留守了多年的机场上，老百姓的牛羊恣意地啃着草；官兵吃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的老营房内，各项建设一穷二白；十几名飞行员中，能够单独飞行的就牟春江一个人。 没人！没装备！没营房！要让年轻的“猎鹰”在这样的条件下“腾飞”，谈何容易。牟春江发誓：宁肯少活20年，也要让年轻的“猎鹰”尽快飞起来。 大队组建之初，始终面临着人等装备的困难局面，时间久了，有的同志不免出现懈怠情绪。牟春江坐不住了，决定主动出招。 一天，在集体学习研讨会上，牟春江亲自出题：默写某“警告板”内容。官兵们一听都傻了眼。这个“警告板”是直升机驾驶舱内的一个警告信号电路板，非常复杂，而且标示全是外文。 会场沉寂了一会儿，只见牟春江一言不发，转身将“警告板”上的内容全部默写下来。官兵们对照书本一看，完全正确。大家心生敬佩的同时，又深感愧疚。 牟春江恳求地对大家说：“一定不要把没有装备，当成不努力学习业务的借口。” 大队长默写“警告板”，既是警告，更是鞭策。在牟春江的带领下，大队官兵上下一心，首批飞机接装才12天便组织了飞行训练，两个月内就组织了夜航训练。 创新 2008年，新机列装不足半年，牟春江就率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提前半年实现了能飞复杂气候的目标； 2009年，他作为长机机长带领编队米秒不差掠过天安门广场，列装第二年实现了机群战术编队飞行目标； 2010年，他率队参加“空剑—2010A”多兵(机)种联合演习，首创两型直升机完成高原实弹演习先河，标志着战斗力的形成。 2011年，他作为机长参加“前锋—2011”实兵演习，带领编队展示了低空突防、火力清障、“蛙跳”攻击等新战法，初步形成了立体作战能力。 一支新机部队，是如何做到4年战斗力“四级跳”的？牟春江的方法是：创新。 该大队组建之初，面临着航材短缺、机务人员严重缺编、两家单位共用一个机场等实际困难，因此，每一个场次的飞行时间都非常宝贵。如果按部就班组织新员改装训练，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飞行员的快速成长成才。 于是，“19小时训练法”出台了：即在训练中采取“小批量、大场次”的形式，从清晨5时飞到午夜24时。这样，不仅提高了场次利用率，更重要的是在相当紧张的日程里保证了训练时间的落实，“以前要5个飞行日完成的训练量，现在只要3个飞行日就可以完成。” “质点调配法”则将场次利用率提升了3倍。受空域限制，一个飞行场次只能同时放飞4架飞机，僧多粥少，满足不了正常的训练量。对此，牟春江创造性地提出把每批飞机当作一个质点，每个质点上可以放飞多架飞机，如此一来，同一个场次可以多放飞几批，不仅使更多的飞行员得到了锻炼，还同时训练了编队飞行这一课目。 “新老置换带教法”更是突破了传统带教模式，使新飞行员成长时间缩短了一半。牟春江打破以往带教中教员在前舱左座，两名新员分别在前舱右座和后舱的老办法，大胆让两名新员同时坐前舱操纵、教员坐后舱，如此一来，一次飞行可以锻炼两名新员。 在“任务中训练”法，是牟春江的又一新尝试。 2008年6月，他率队远程机动至胶东某机场开始担负奥运空中安保任务。 进驻机场后他们随即展开战场研究、制定预案，组织城区机动飞行、海岛着陆、城区楼顶平台着陆等高难课目训练。7月初，原驻地在内陆地区的他们开始进行过去很少进行的海上飞行训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牟春江带领大队飞行人员已经在任务区域内的几乎所有海岛上都进行过着陆训练。他还多次组织海岛围歼“恐怖分子”的演练，锤炼和检验机组临机处置能力及空中射手的实战水平。 趟雷 “飞行起来，大队长的胆子贼大。”说起牟春江，该大队的年轻飞行员个个佩服得不行。 去年8月，该大队首次进行武装直升机打导弹训练，前两枚导弹发射正常，均命中目标。打第三枚导弹时，“轰”地一声巨响，导弹爆炸了，在直升机前方约40多米处，黑雾笼罩的直升机在强气流的震荡下也有些摇晃。 “怎么回事？”担负地面指挥的牟春江心里一紧，一路小跑来到刚刚停稳的直升机前。火控系统检查、导弹质量排查……最后认定是导弹掉弹。 继续打还是停止？争议声四起。打，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不打，当然可以保证安全，但半年之内已不可能形成精确打击的战斗力了。“导弹有一定故障率属于正常。困难面前，要敢于亮剑。”牟春江表态说。 行动胜过语言。半小时后，牟春江驾驶直升机再次升空。只见一道火光从他驾驶的直升机中喷出，导弹击中目标！在他的感召下，飞行员们接下来打出了“满堂彩”：4发4中！ “面对挑战，你必须是一把尖刀，勇敢向前！”牟春江告诉笔者，作为空降兵直升机事业的领路人，他必须肩负起开路先锋的使命，就算前面是雷阵，也要第一个趟过去。 2010年9月，该大队接到参加某多兵机种联合反恐演习的任务，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地区进行直升机实弹突击演练。作为不属于高原型的直升机，虽然理论上可以飞到4000米以上的高度，但综合考虑海拔、温度、气流、载重等因素，能否在高原地区飞行还是个未知数，连工厂保障人员都认为不可行，许多同志更是谈飞色变。 任务面前，牟春江站了起来：“我是大队长，我先飞！” 当金山口位于青海西北部阿尔金山与祁连山相连接处，谷底海拔3700米，两侧山峰海拔超过4000米，中间最窄的地方不足百米，被称为进入高原演习场的“鬼门关”。 飞机开足马力，一直爬升到3900米高度，然后沿着曲折的山口向前飞行。山口内气流复杂，牟春江和机组人员丝毫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飞机。 突然，直升机猛地下沉，高度表显示：飞机在5秒内一下子降了100米。“风切变！”牟春江冷静地分析：“在山谷口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 “大队长，发动机温度100、滑油97.8，飞机已接近极限。”副驾驶报告。“再坚持一会儿，若温度继续上升，立即返航。”牟春江决定。 于是，机组一行4人分工监控：领航员观测高度、速度；机械师负责观察飞机的运行状况，重点监控温度……15分钟后，飞机顺利飞越山口。 这次飞行，他们穿越数百公里的无人区，摸索、总结出高海拔地区直升机的爬升性能、耗油率、最大航程、速度范围等100多个重要参数，为在高海拔地区进行实弹演习奠定了基础，填补了两型直升机在高原地区飞行的10多个技术空白。 平时铸硬拳头，只为战时给敌致命一击。去年9月，空降兵、装甲兵、炮兵、空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等数千名官兵集结中原某地，进行实兵、实降、实投、实装对抗演练。牟春江带领8个机组参加这次演练。 在这次演习中，该大队官兵的表现赢得观摩者的高度评价。这次演习的成功，也标志着该大队初步形成了立体作战能力，为空降兵立体作战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战斗力生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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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在西藏高原地区训练的中国空军歼-11战机编队 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杂志近期报道，中国在大大加强西藏一线机场建设的同时，在二线机场对印度作战的准备也在积极强化之中。 文章称，从2009年开始，中国军队在西藏针对印度军队的作战准备大大强化，部署了新型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和作战飞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竣工的日喀则空军基地号称“军民两用机场”，实际上完全是军用化的构筑形式。 机场完全为空军驻军负责，修建了相当大型化的军营和各种机库。2009年开始，这一机场还修建了新的地对空导弹发射阵地，阵地的外形酷似红旗-9远程地对空导弹的发射阵地，还有两个小场坪。 因此，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部署红旗-12中程地对空导弹。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日喀则机场将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一机场距离印度边界只有227公里，距离印度空军的提斯普尔、查布亚两大机场的距离分别为450、660公里，能够对上述印度空军机场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当然，印度空军的苏-30MKI也能够对日喀则机场实施有效的空中攻击。日喀则距离中部地区的哈西马拉空军基地为294公里，该基地部署米格-27。 因此，中国空军在战时最有可能使用的两大前沿机场是日喀则和贡嘎机场。与众不同的是，日喀则机场的跑道居然长达5000米。 这样修筑的用意在于提高抗炸能力，跑道一旦遭到攻击，部分修复，也将具备使用能力。在日喀则机场附近还有山峦，目前没有发现地下设施，一旦需要，将来不排除修建地下设施的可能性。 文章称，值得注意的是，日喀则地区是否会部署二炮的短程导弹？在机场附近如此众多的军用机库不像是只用于空军，其中一处设施酷似二炮弹道导弹的装检场，拥有13座库房，外部以通道联系，最大的库房长度40米、宽度10米，东风-11战役战术导弹长度为9.64米。可以看出，中国军队正在把日喀则变成多兵种合成的军事基地。 此外，中国在二线机场对印度作战的准备也在积极强化之中。主要的动向是，新疆、青海的二线机场都在2000年以后重新修缮，积极用作军民两用。这些机场作为二线前进基地，有助于强化快速运兵能力和战斗机的作战转场能力。 由此可见，中国对印度的战争装备分为东西两线进行。在西线，主要依赖和田、阿里机场实施陆、空军、空降兵的协调行动，这一地区非常接近新德里；在东线，集中了日喀则、拉萨、格尔木机场，而且是近期军事演习的重点。这样的部署体现了重东线、同时不忽视西线的战略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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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西沙永兴岛 近闻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宣部、外交部等13家单位拟于今年联合开展钓鱼岛列岛、南海及诸岛地名、地图的规范、修订、普及和宣传工作，备感振奋。这一行为将作为我国官方行使主权的标志性事件载入史册。 就规范、修订南海诸岛名称及地图而言，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重要的官方行动。第一次是部分西方列强对我国南海诸岛进行登岛、非法测量甚至提出“主权”要求后，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奉命于1909年率舰巡视南海海域，命名了西沙群岛的主要岛屿；第二次是法国侵占我南沙九小岛后，我国政府于1934年审定公布了132个南海诸岛的中英文名称，并于1935年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第三次是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西沙、南沙群岛，于1947年公布了167个南海诸岛的名称，于1948年公开出版了绘有我国南海11段传统海疆线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地图》；第四次是在南海周边声索国加紧对我南沙岛礁实施武力侵占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经普查后公布了287个南海诸岛的名称。 上述四起事件，包括13个部门即将开展的行动，是证明我国发现、命名并进而对南海诸岛行使持续有效管辖权的重要法律依据，在认定争议岛礁主权归属方面具有国际法效力。实际上，我国在岛礁主权归属历史证据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就南海诸岛而言，我国早在汉代就发现、命名南海诸岛，在三国两晋时期开始开发经营南海诸岛，在唐代开始采取纳入版图、设立政区、规范地名、立法确认、宣示主权等形式，持续有效地行使管辖权。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事实未受到挑战。 上世纪70年代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酝酿创设新的海洋法律制度以及南海石油储量的报道，唤起周边国家的海洋意识，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海洋权益争夺战，导致我国传统海疆线内的岛礁被侵占、海域被侵划、资源被掠夺。目前这些得到实惠的国家为固化“主权”纷纷采取命名、立法及军事管控等手段实施所谓的“有效管辖”，域外国家也趁机介入，南海问题越发难以解决。而其他海上邻国在经营、谋略海洋方面的做法也值得我们深思，日本不惜重金加固远离本土、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冲之鸟礁；韩国投入巨资建设最早被我发现、勘察的苏岩暗礁，其主要目的无外乎是想由此获得礁岩方圆43万余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及其中的自然资源。 总结得失，在世界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兴起之时，由于我国国民意识没有及时地从陆到海实现转变，错失了良机，损失了利益。对海洋权益缺乏敏感性和前瞻性，使我们无法在别国尚未意识到时抢在前头把事情想好办妥，更不可能产生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强烈冲动与激情，对海洋权益的维护也就差强人意。这次由国家有关部门以规范、修订岛礁名称与地图为基础组织开展的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教育，是一次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重要契机，惟愿我国各界能借助这股春风推进海洋开发及权益维护，扭转海洋权益维护方面被动不利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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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国银行业，就像一条慵懒的蓝鲸，这是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市值全球第一)，靠吃食物链底层的磷虾(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维持自身一百多吨的身体(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 说到底，银行行长应该“不好意思”的并不是高利润，而是银行体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垄断乱象：金融业务伪创新、对实体经济不作为、服务质量改进难…… 老百姓之所以骂银行，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暴利”，而是因为他们的钱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瑞士实业家乔安在1851年的游记中曾这样描写当时一家位于伦敦的银行：“我于9点前到了银行，被带到柜台前的座位上，5个出纳员在柜台后忙碌着。8点55分，一个银行职员坐在柜台前。我把支票拿在手中递给他看。他一言不发，只是将一个小袋子中的几枚金币放在抽屉里。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小铲子，直到9点的钟声响起时，他生硬地问我需要金币还是钞票，在得到答案后，就再也没有理我。” 这是发生在161年前的银行服务，也是一次完美且毫无感情色彩的机械性服务。 161年之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篇游记中的柜台改为电脑，金币改为人民币，小铲子换做两只手的话，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服务。唯一不同的是，那家伦敦的银行或许在当时还要为自己的利润苦苦支撑，而现在的中国银行业则完全不需要为业务着急。因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利润已经超过了石油行业。 服务跟不上，挣的钱比谁都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嫉妒。 作为一家外资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管理层，冼必儒每日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即便如此，他也要比远在英国伦敦总部的同事们要幸运得多。因为在那里，他的同事们要顶着因欧债危机可能被辞退的风险继续苦干实干。但在中国，冼必儒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由于受益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业务蒸蒸日上，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利润也不能和中资银行相提并论。 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冼必儒在被中国银行业的超高利润折服的同时，也惊诧地发现：这里的银行不需要充分竞争就能获得他不敢想象的高利润，尽管服务水平不高，但客户仍保持忠诚。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冼必儒问道。要想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必须了解中国银行业利润构成的特殊性。事实上，之所以每次在银行业利润数据公布之后，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原因就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旱涝保收的利息收入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早已被公众认定是银行暴利的“源泉”。 当下，这种“认定”更像说书人开场时的那一记醒木：提醒你，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坏事，暴利也无形中成为倒逼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动力之一。 暴利是否存在？ 实际上，银行能赚钱大家都心知肚明，但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则源于一个人的一句话。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的表述迅速触及公众那根敏感神经。一时间，嘲讽和质疑接踵而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更是公开表示：“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行业。” 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 虽然中国银行业2011年的业绩尚未完全出炉，但目前披露的业绩仍可作参照。《中国经济周刊》获悉，3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设银行”)发布年报称，2011年全年实现净利润1694.39亿元，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为1692.5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5.48%、25.52%；3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业银行”，)2011年的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约1220亿元，同比增长28.5%。此前，深圳发展银行(下称“深发展”)发布2011年度业绩预告称，公司预计201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9.94亿~1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下称“浦发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2.36亿元，同比增长42.02%；兴业银行全年实现净利润255.1亿元，同比增长37.74%。 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利润8173亿元，同比增长35.4%，利润接近于2010年全年的税后净利润，平均资本利润率为22.1%，营业成本增加2085亿元，人均利润近40万元。相比之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2011年前三个季度实现利润3.68万亿元，但这些企业有8700多万人，人均利润不到4万元。 有人或许会说，2011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必然会推进这些在“温室”中成长的中资银行盈利大增。甚至有银行业人士会认为，不能以2011年的数据就说我们暴利吧。 那我们就看看2007—2010年银行业的表现。《中国经济周刊》联合万得资讯的统计显示，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4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2978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7万亿元；2009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1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2252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4万亿元；2008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2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79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4万亿元；2007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9587亿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396亿元，营业收入达到1.1万亿元。 过去5年，在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中，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一直都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2007—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最低为70%，最高甚至达到101%；中间业务普遍在20%以下，大部分都在10%以下。而据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scope的统计，欧美甚至东盟地区的商业银行，息差占比一般只有50%~60%左右，中间业务则都在20%以上。 2007年，在中国银行业改制逐步进入佳境的时候，利息收入就已接近万亿。当年，利息收入超过1000亿的有4家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2244.65亿元)、建设银行(1927.75亿元)、农业银行(1574.65亿元)、中国银行(1527.45亿元)；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88.32%、87.64%、87.85%、84.54%；当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达到1396亿元，超过100亿元也同样是工、建、农、中四大国有银行，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13.57%、14.27%、12.85%、15.21%。 如果按照2007年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排名的话，前5位分别为：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到2010年，这一排名变为华夏银行、北京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 2007—2010年，4年当中，南京银行、中国银行在利息收入这一项下降最快，均为14.47%；而华夏银行则上涨了14.11%。 分析人士认为，南京银行曾在2010年第二季度将大量资产投放到债券投资和同业资产运用等方面，使得生息资产收益率出现了较大的下滑。从其年报中也可以看出，南京银行的债券业务是该行的特色业务，其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占比从2007年至2010年分别为101.59%、80.53%、87.30%、87.12。虽然有反弹，但作为城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不断减少也在反应其在业务拓展方面做了努力。 而华夏银行在息差占营业收入比重方面则是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78.87%上升至2010年的92.98%，而其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4年来始终处在6%以下。 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16家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1.2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9年则下降到了1.1万亿。数据显示，这一年间，除去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的息差占比保持上升之外，其余12家银行在利息净收入占比均发生了“回调”现象。 利息收入占比减少在外资银行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则是遇到了实际困难。分析人士认为，当时是由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持续下滑，央行为了解决企业经营困难，下调了银行贷款利率，但保持存款利率不变。这样的“调控”有“喜”有“愁”，“喜”的是下调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银根放松有利于银行的信贷业务，“愁”的是单方降低贷款利率减少了银行的利息收入。 安邦咨询研究员杨志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尽管利差水平可能还低于美国银行业，更低于金砖国家，但如此高比率的来源于利差的利润，显示中国银行业缺乏业务创新，躺着吃饭日子过得太舒服，而居民感受到的服务水平问题也很大。 服务还是打劫 中信证券分析师罗盛给《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综合2007—2010年4年间各行业的利润总额可以看出，仅四大国有银行的总利润，就已接近两万亿，而被公众认为是“垄断楷模”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企业的利润总额仅为9927亿元，还不足四大国有银行的一半。 不仅仅是公司赚得多，银行业的丰厚薪酬和年终奖也同样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在银行工作3年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年终奖大都在8万元左右，加上半年奖、季度奖等，全年奖励性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而供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在这些数值上比大型国有银行还要大。 据万得资讯相关统计显示，2011年上半年职工收入排名第一的为民生银行，人均发放薪酬高达19.07万元；紧随其后的是招商银行，半年收入达到17.89万元；宁波银行、华夏银行分别位列第三、第四，收入均超过16万元。而在16家上市银行中，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北京银行没有超过10万元外，其余11家银行上半年人均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这些钱本来应该用在哪儿？ 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只有9.5%，但中国银行业利润却占到了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从实业获取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林立日前称，2011年该行净利润预计增幅达到42.02%，这主要得益于去年信贷规模控制从紧，资金成为稀缺资源，定价能力上升。 2011年，银行议价能力大幅提升，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了20%~50%。“部分银行甚至将存款作为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在实体经济面临资金困境之时趁火打劫，这怎能不叫实体经济心寒？”北京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卢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认为，银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目前实体经济亏损和银行“暴利”冰火两重天的现象，让人不禁要质问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暴利”何来 不管银行愿不愿意承认暴利，现在看来已无多大意义。关键是，为什么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高利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高息差”是先天优势 相关数据显示，利息净收入长期以来都是银行高额利润的大头。2011年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3.5%，而1年~3年的贷款利率却高达6.65%。这样的政策，确保了银行业3%的利息差，可谓“坐等收钱”。 在现行的利率体制下，银行有了天然庇护，垄断日渐形成。万得资讯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四大国有银行利息净收入占总营收的75.7%，其他股份制银行利息净收入占总营收比例则超过90%。在利息收入方面，四大行的同比增幅均在30%以下；而其他股份制银行利息收入增长则相对突出，除兴业银行增幅27.6%以外，其余银行增幅均在30%以上，其中华夏、南京、民生三家银行的增幅超过40%。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如果想打破信贷市场上的垄断局面，就需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郭田勇也表示：“既然无法简单给出合理利差的标准，就应完全把利率放开，自动定价，充分竞争才合理。” 也有分析直接指出，存贷款利差能喂肥银行有其先天优势，主要是因为这个利差是由国家规定的，国家给银行较高的利差，银行就能保证赚更多的钱。 中间业务“被动增长” 除去稳赚的“高息差”，还有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通俗的解释就是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和佣金收入，这部分普遍高于“息差”增长的速度，占银行营业收入比重逐步提高，日益成为银行利润重要增长极。 万得资讯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到3204亿元，同比增长44.5%，增速明显超过利息净收入。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银行业的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226项免费，占比21%；收费项目850项，占比79%。在银行业服务项目中，个人业务服务项目共276项，其中个人有偿服务项目共196项。 据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孟勤国披露的《银行卡收费不当问题调查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已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长近10倍。 “中间业务的高速增长并不能真实反映出银行在推动中间业务的发展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努力，之所以会出现目前这种情况，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控制。”罗盛坦言，近两年，由于监管层对信贷规模的严控态度一直未有变化，为了能够达到“收益持续增长”的目标，银行只能被迫调转方向，重点发展中间业务，希望这一部分收益能够持续支撑银行业绩的“靓丽表现”。 “这样被动增长的中间业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短期行为，它非但不能改变中国银行业盈利模式单一的现状，还会给银行一种错觉：缺钱就可以在各种收费项目上做文章。”罗盛称，如果不能够正确认识中间业务服务为本的内涵，靠吃息差的银行盈利模式很难终结。 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业务能够成为与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并驾齐驱的银行三大业务之一。但在国内银行业，这三大业务并未真正理清主次，尤其是对发展中间业务的态度尚不明确。 “你说它是市场化经营，可以给个人提供很多实惠的中间服务，但很多银行都是国有控股，觉得普通百姓不是他们的主要客户。当出现问题时，银行表面要看监管层的眼色，但自身还是以垄断企业自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两头食利的“金融创新” 上市银行“两头食利”：一方面通过压低储户的存款利率，直接向存钱的老百姓“收税”；另一方面银行还发明出“手续费”、“财务顾问费”等“中间业务”，对老百姓进行变相盘剥，这种“金融创新”能力想必已远超西方银行业。 “这说明上市银行的暴利并非来自它们的管理和创新，其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行业垄断和制度保护。”罗盛坦言。 应该说，银行业从世纪初被外界认为已经从“理论上破产”到今天年度资本收益率达到20%，表现是不错的。“从绝对指标上看，年度资本收益率达到20%并非暴利，但相对于金融危机转型下企业艰难的经营环境，称当下的银行暴利也并不过分，反差太过于强烈。”罗盛认为。 “市场骂银行的实质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杨志荣坦言，银行业的高利润由来已久。资本收益率6年来行走在15%~21%的上升通道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底的0.1%和3.0%，上升到2005年底的0.7%和15.6%，更于2011年底达到1.28%和20.4%。 银行业体制改革未完成 “没有约束的扩张不是有效扩张，没有约束的发展不是科学发展。”近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其署名文章中直指过去几年中国银行业存在的痼疾，在他看来，“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 监管者的无奈不言而喻。尚福林坦言，通过改革，银行业曾改变了单纯的“存款考核”，强化综合效益管理，但近年来又开始追求单纯的规模扩张；曾经被精简了的机构、缩短了的管理链条，近年来又开始增机构、抢地盘。 扩张下的两大隐患 银行“暴利”仅仅是一个表象，来自中国银行业扩张下的系统问题才是问题的实质。尤其在最近几年，无论是银行监管还是货币调控，都在遭受着来自各界的质疑。在2011年，与银行信贷投放大增相对比，实体经济的表现则是“一地鸡毛”。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副主任尹龙在一次会议上称，“一方面信贷投放额很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几乎拿不到银行的贷款，整个社会必然缺钱。” 在信贷资源稀缺下，银行业的经营思路也逐步由“以量补价”向如今的“以价补量”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暴露出银行的“为富不仁”。银行高速扩张正在给金融体系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广东金融学院代院长陆磊认为，资产扩张至少造成了两大隐忧：对资本的极度消耗，银行资产质量和拨备压力的激增。 “银行的利润高了，就会获得更多资本的青睐，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银行体系，尤其是一些产业资本流向银行系统；而另一方面，银行在信贷增量有限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将资金投向信托或者其他虚拟经济领域，‘以钱炒钱’。”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研究部门负责人分析称，这样的发展路径“基本就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联了”。 以量补价与以价补量 以量补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正面临息差减少的困境，因此他们就加快放贷，直接导致信贷膨胀，也即是以放贷量的增加来补充息差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以价补量：提高贷款价格(执行利率)来弥补贷款投放总量的不足。 高利润不仅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追逐过高的利润也会影响银行自身的指标。 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四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环比三季度双升，结束了2008年四季度来的连续季度双降势头。分机构来看，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了上升，幅度从2.7%至14.8%不等。 不要垄断要竞争 现在来看，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认为体制改革已经完成、只需机制改革显然是不准确的。 “因为金融空白村镇还有1/4，高达1600多个；民间金融尚未阳光化，导致民间借贷风波时而泛滥；利率市场化未推动银行改善服务和业务创新；信贷衍生工具不开放尚不能为银行创新业务服务；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银行业尚无法走向国际市场竞争。”安邦咨询研究员杨志荣坦言，实际上，机制改革都是跟着业务创新走的，业务创新不充分，机制改革也不可能到位。 “说到底是竞争还不彻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吴念鲁坦言，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需要打破国有金融企业的垄断。市场竞争将导致商业银行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差逐步缩小，从而使商业银行源自信贷业务的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也逐渐减小。 一家国有银行研究部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的问题是要解决垄断，现在对银行牌照控制已经事实上形成了银行的垄断地位。而只要这种地位存在，利于市场化非但不能把贷款利息降下来，甚至可能在银行间“默契配合”下把贷款价格推得更高。 在杨志荣看来，未来银行业的改革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发展村镇银行和社区银行。工行行长杨凯生也欢迎中小银行参与市场为大型商业银行补充。实际上，与其让民间资本隔离在体制之外无法监管还不如让其进入银行业，反而更有利于监管并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此一来，金融空白村镇也可实现全覆盖，而这正是大型商业银行不愿意参与的。当下政策过于谨慎，到2011年底三年规划村镇银行达到1027家实际只完成70%。 第二步，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否则很可能会加强现有银行谈判地位导致利差更为畸形)，促进银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第三步，逐步释放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让银行得以发展贷款业务之外的产品和服务创新。 第四步，支持银行业走出去，结合中国商品出口和海外投资向海外释放过剩的货币，继而填补欧洲银行主导的国际贸易融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外银行盈利模式对比 现实地看，目前中国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收入结构上差距明显，利息收入几乎是国内商业银行收入和盈利的唯一来源，而国际一流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中间业务收入和表外业务。美国花旗银行提供的资料显示，存贷业务为其带来的利润占总利润的20%，而承兑、资信调查、企业信用等级评估、资产评估业务、个人财务顾问业务、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中间业务却为花旗银行带来了80%的利润。相比之下，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全部收益的比重都不高，平均起来还不到10%。中国商业银行表面上看起来中间业务品种很多，但实际上主要是一般性代理收付业务、跟单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与贸易密切相关的业务，品种单一。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在西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收入占比越来越高。我国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刚刚起步，由于国内金融体制仍处于分业监管以及法律法规的限制、现行商业银行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的制约、专业人才的缺乏，真正能够开展的投资银行业务品种并不多，实际上仅仅是财务顾问方面的业务。但显然，投资银行业务应该是中间业务收入最大的增长点，是改善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商业银行为了迎接全球性竞争和混业经营挑战所采取的战略性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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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作为从事铁路工程科技工作近50年的专家，王梦恕从不掩饰对铁路部门的批评，也从不畏惧被一次次推到“风口浪尖”。 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因“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黯然离去后，74岁的王梦恕几乎成了“铁路代言人”。从高铁形势一片大好时的警告，到高铁跌入低谷时的声援，他的每一次发声都在试图帮公众打开一扇通向真相的窗口，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刘志军任职铁道部部长期间，王梦恕不止一次与之发生激烈交锋。他曾公开表示，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王梦恕曾经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在当时有着“亚洲第一长隧”的乌鞘岭隧道危险施工(原定工期4年半，被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报道刊登后，“长隧短打”方案被曝光，反响很大。 “7·23技术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作为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对最后的调查事故报告只给了60分，因为“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结果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但对于舆论因此而否定高铁，他很生气，“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 近日，就中国高铁发展的相关问题，或者说质疑，《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这位为中国高铁事业奔走的专家。 质疑一：建设是否过快？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我国大规模地建设高铁，有观点认为速度过快，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现在人均铁路长度还不到一支烟的长度。按计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将达12万公里，中国现有铁路9.1万公里，高铁1.3万公里，占比并不大。美国人口2亿多，铁路长度是27.2万公里，比我们多两倍，人家都知道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曾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各大城市间8小时交通圈有望建成，现在，这个目标的进展如何？ 王梦恕：今年年底计划完成6000多公里的铁路运营线，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线路的交付使用：一条是北京到哈尔滨的京哈高铁，一条是北京到广州的京广高铁。 质疑二：是否安全？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对于中国高铁安全性的质疑不绝于耳，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高铁的最高设计时速是350公里，实际上应按80%设计速度运行。这方面有宣传上的失误，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哪有人会一直真开这么快？ 铁路整体的技术水平很好，需要小心和注意的是铁路的联动系统，因为整体链条长，涉及的系统多，所以如果哪个地方出了事故就可能要停车，这是一个缺点，但这是为安全而停车。目前高铁的技术不会造成对撞，因为是各走各的道，而自动闭塞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避免追尾的可能。 《中国经济周刊》：“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是什么原因让这套系统失灵？ 王梦恕：“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信号系统电阻丝断了，该系统失效，应该转为手动操作，这是正常现象，应赶紧通知司机停车后更换，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断了还不想停车，想边营运边修理就会出大事故，这部分不安全就属于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 《中国经济周刊》：您作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技术专家组副组长，对于调查报告只给了60分，原因是什么？ 王梦恕：我为什么打60分？因为报告还是想把技术问题作为主要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这次事故的原因完全是管理问题和责任问题。 机器设备和人工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设备一坏就要出大事故，原来没有设备的时候，不也没有追尾吗？ 现在许多事故的原因都是培训不及时造成的。造成这个问题，领导责任很大，我们不能责备具体操作人员，因为他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事故面前慌乱了，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度最后受到处分了吗？ 王梦恕：都要处分的，但好多都没公布。其实每趟列车都应该有两个司机，但因为要节约成本，就变成了一个司机，这就是错误。司机在高电压下工作非常容易疲劳，一个人一直开车，连上厕所都没机会，全都是穿着尿不湿工作，这是很残酷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说过，“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背后，反映出我国动车司机培养不足、缺口很大的问题，能否请您再具体解释一下？ 王梦恕：我国缺的就是操作人员，缺技师和高级技师。现在有人说不安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从业人员素质太低。 再者，现在动车司机待遇比较低。以前，铁路司机都是有司机公寓的，全部有人负责管理，保证司机吃完饭后有充足睡眠。现在，公寓全部市场化了，司机要自己花钱买饭、自己找地方睡觉，放任自流。再提一遍：另把钱看得太重要了。 质疑三：存在抄袭？ 《中国经济周刊》：有关中国高铁涉嫌侵权的国际舆论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将我国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抄袭的过程。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们用了500亿人民币买了500台我们急需的时速385km/h的机车，经过5年的时间把高铁速度从每小时250公里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当时与国外的协议是，除了车，你们的工艺技术、设计技术也要给我们。设计技术没有问题，难的主要是工艺。为此，我们购置了12台动车的散件，来进行组装调试，以便了解整个原理，并从中知道这些散件哪些我们可以国产化。在国产化过程中，我们也有修改，有一部分我们现在也没有国产化，比如液压系统，因为我们自己重新制作还不如直接购买便宜。 现在，时速350公里验收时速增加10%的机车的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二三，大于70%就算国产化。还有20%到30%，可以选任何国家的最先进的东西。德国的机车，也不都是德国的产品。 最近，有日本记者采访我，说中国的技术里有日本的技术。我说，什么叫国产化你们都不懂，并不是100%国产才叫国产化。我们没说我们是100%国产化。 《中国经济周刊》：但我们曾多次提到，我国高铁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果。 王梦恕：自主知识产权这个说法不好，不能这么说。前一段时间，包括张曙光(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28日被停职审查)有许多都是在胡说、吹牛。比如高铁跑350公里／小时还不够，还要跑到400公里／小时。 根本不可能跑400公里／小时。有的线路、桥梁、隧道定的最大承受速度就是350公里／小时，你跑400公里／小时，那不就是车毁人亡了嘛？于是后来又开始要降速，实际上没降速，原定就是跑那么快，就是光宣传了最高速度，不宣传合理运营速度的结果。宣传要实事求是。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技术也很先进，要求也很严格。比如拿京沪高铁来说，北京到上海，冬天和夏天、早上和晚上的钢轨温差都在100℃左右，1300公里的钢轨，单纯的热胀冷缩都要在几公里，我们现在的技术就是要卡死，不让你热胀冷缩，这个技术是很难的，是国际领先。 质疑四：缺钱停建？ 《中国经济周刊》：有报道称“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2011年铁路工程大面积停工，现在的情况如何？ 王梦恕：去年因为资金链断掉，约有一万多公里铁路停止修建了，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就很不高兴，如果再这样下去，会造成2000多万人的动荡，农民工已闹事4000多起，他们拿不到钱，就回不了家，那怎么行？后来国家财政很快拿出2000多亿，让农民工赶快回家过春节。 现阶段的铁路发展养了不少人，带动了很多地方产业，平常有600多万农民工参与建设，还有几千座工厂提供各种材料。如果按每年投入6000亿这样的盘子来修铁路的话，中国的GDP可以上升1.5个百分点，所以它一停下来非常危险，很多就业问题解决不了，也会产生别的很多问题。 这一停就要损失2000多亿，你想，1万多公里这么大一个场面，那么多人在工作，一下没钱了，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停建)是很大的错误。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底关于铁道部拖欠施工单位款项等方面的报道也有很多。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我后来证实，铁道部欠了中铁约600亿元，欠中铁建约700亿元；中铁和中铁建仅讨薪闹事的劳务纠纷等就各有2000多起。后来，铁道部用了2500亿左右把欠的一部分钱还上。但是，还有很多工地目前还没有恢复建设，现在就是急需的先上，先这样来解决问题。修铁路靠铁道部一家贷款建设是不妥的，大家的事，大家做，国家的事，应国家做。 《中国经济周刊》：大量的负面报道、甚至是“妖魔化”的倾向，是否会给我国高铁技术出口带来负面影响？ 王梦恕：自己把自己的名牌砸掉了。本来找中国谈高铁合作的人很多，现在没人找我们了，当然，最近陆续又开始找了。现在我们还准备继续把“丝绸之路”修出来，就是从新疆阿里山口到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到土耳其，到伊朗，到德国。这条“丝绸之路”现在要赶快修，要把这条路尽快修成中国的两个国际通道(水路、陆路)之一，这样对整个国家安全，对老百姓很重要，也是发展西部、强大中国的重要举措。 质疑五：负债高，难以收回成本？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道部的高负债和难以收回成本的质疑，您怎么看？银行是否已经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 王梦恕：现在铁道部负债率60%，应该算可以的。至于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铁道部，那是假话。银行很喜欢贷款给铁道部，因为铁道部垮不了，铁路要贷款，银行都跑过来，都争着想给贷款。后来银行钱少了，铁道部本身兴趣也不大了，有些灰心也不贷款了，就这样拖下来了。如果要完成2020年中国铁路网达到12万公里的水平，“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必须每年修3500公里铁路，每年至少保证6000亿的投资，否则就是空谈。 《中国经济周刊》：每年6000亿的投资从何而来？ 王梦恕：主要是铁路部门自筹。银行贷款利息很高，2010年铁路交给银行利息1500亿元；各个施工单位因为要保证工程的连续性，中间要贷款，每年的利息将近200亿。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的欠账有无解决方式？ 王梦恕：现在运营的铁路那么多了，欠的钱约是2.4万亿。从经济上说或许有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可以将这部分欠款作为呆账、死账处理掉，由国家承担逐渐消化，铁路转入固定资产，这样也就不存在铁道部交付银行利息的问题了。这样做能保证铁路建设快速发展，到本世纪中达到28万公里、世界第一的运营里程，是人口大国的需要。 《中国经济周刊》：高铁能否收回成本？ 王梦恕：一条铁路收回成本一般在15年左右。京沪高铁花了2200多亿，我们也争取15年全部收回成本。 质疑六：铁道部、交通部，大部合并？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铁道部和交通部合并的消息一直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王梦恕：为什么要合并？萝卜与白菜，毫不相关的东西合并干什么？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要从铁路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是简单并入交通部就行了。 铁路现有的管理模式是百年经验的总结，现有的运行机制可以保证铁路的安全运行。我个人认为，铁路不宜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它又是国有大型企业，每年还向国家交600亿～700亿收入，铁路建设又带动一大片，成绩很大，出一点事故就全盘否定的理念、心态，对我国的发展和稳定来说，是很危险的。 另外，铁路不是一般的运输部门，有其特殊性，它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家命脉，权力必须集中到国家手中。 现在讲的是调整，没有说取消掉，也没说要合并，根本就没提这个问题。合并不了。交通部是个业务部，它也管不了下面的交通，它管谁？但铁道部不一样，每天这么多车要运行，有许多必须运的货物要拉，将来要达到美国28万公里铁路标准的时候，就不是现在200万的职工了，还要增加。现在不仅不能取消铁道部，还要加强它。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铁路改革，您目前的看法是什么？ 王梦恕：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与铁路改革同步进行。建议铁道部分别成立铁路运输总公司、铁路建设公司和融资资产管理公司；运输总公司负责安全运营，做到养好、用好、管好、修好这些设备并缴纳折旧费给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另外两家公司负责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与建设，同时也负责相关固定资产的管理和债务偿还。 将来铁路建设最好是三方投资，以铁道部为主，进行贷款，其中国家拿40%左右，剩下的，到哪个省哪个省也出一些，富省多拿，穷省少拿，省级城际铁路原则上由各省自筹。 质疑七：“奢侈动车”涉嫌腐败？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奢侈动车”、一个卫生间采购价就高达百万的报道，您怎么看？这中间是否存在腐败？ 王梦恕：这个设备是非标准设备，跟家里用的尺寸和材料都不一样，它的材质强度要大，否则机车一刹车会因为惯性就容易开裂，所以要做模具；模具做完以后，后期做得越多越便宜。这是花费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每台车的车价降得很低，南车也希望借此提高车价。2007年我们买国外的机车，平均1台车大约1亿元人民币，而现在我们买自己的车在1000万左右，应该在2000万～3000万左右。当时刘志军把车价压得太低，南车、北车的利润还不到5%。 至于贪污腐败绝对不可能。采购其实不是个容易事，而且相关内容也会公开。何况每年都有严格的审计，工程的包括制造的，都要审计，一个东西从哪儿来的都要查，铁路还是很严格的。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修铁路的成本大约是多少？施工单位能否赚到钱？ 王梦恕：现在一公里造价少说1.3亿，加上管理费总共需2亿左右。刘志军在任时，施工单位投标一下子压到1亿以下，刘志军当时很生气：天天嚷钱不够，但是投标时就不合理竞争起来，向下压价。所以我曾经给要参与竞争的头头们发信息，希望他们能和平竞争，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最低标，也要考虑大家施工都很辛苦。 质疑八：拖欠82.5亿工程款？ 《中国经济周刊》：3月19日审计署公布了对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进行的阶段性跟踪审计，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挪用资金、拖欠工程款等。对此，您怎么看？ 王梦恕：审计署是从会计的角度看问题，但是从工程建设上来看，它还有很多不懂的。比如，对京沪高铁沿线施工企业单位等拖欠82.51亿元的审计结果，说明铁道部还有一部分钱要在审查地质变化修改图纸后才能给。不是工程一完就会全额到款，起码要拖1～2年的时间，这是正常的，因为里面还有改建的问题，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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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3月30日消息，宝钢晚间年报显示，2011年营业总收入为2228.57亿元，净利润为73.62亿元，较2010年下降42.79%，基本每股收益0.42元。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元。 宝钢表示，2011年铁矿石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显著攀升，其中进口矿石价格全年同比上涨28.2%。钢铁行业利润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钢铁行业利润率已处于国内工业领域最低水平，国内钢铁行业已步入“微利时代”。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钢铁行业已由微利进入亏损，12月份每吨钢材平均亏损128元。据悉，去年钢铁销售利润率已经下滑至不到3%，低于工业行业6%的平均水平，而今年1月，这一指标跌至-0.89%，已陷入全行业亏损状态。???? 钢铁业的微利与银行业的暴利有目共睹，但宝钢净利还不及工商银行2084亿的零头。即使如此，宝钢仍将利润的近50%发放股利，而工行由于要补充资本，分红比例进一步降至35%。 宝钢认为，国内钢铁企业成本压力日益加剧，“微利经营”将成为今后钢铁企业成产经营基本特征。宝钢在年报中称将追求创新及差异化经营战略，应对未来的挑战。 宝钢计划2012年产铁2325万吨、产钢2525万吨，营业总收入2160万吨。宝钢今年还拟向控股股东宝钢集团出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的相关资产，专注碳钢领域产品的发展。(洁琳 发自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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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好于预期：201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24亿元，同比增长44.2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422.03万元，同比增长87.06%，基本每股收益0.45元，好于我们的预期。 门店继续培育：从单季数据看，公司4季度收入增速为17.84%，净利润增速为4.35%，业绩相对平淡，主要受累于暖冬天气及通胀对消费意愿的抑制。从行业整体看，我们估计公司12月业绩增速在节日效应下有所反弹，但1、2月份销售增速在10%以下的可能性较大，一方面由于行业整体环境均不甚乐观；另一方面沈阳市竞争环境日趋激烈，更多知名竞争对手进驻及新兴商圈的兴起也对公司造成一定客源分流；同时，三期开业后对动线、品牌结构及布局的调整也需要消费者的适应过程。我们认为门店调整在2012和2013年将会体现出更加积极的效果，从目前门店平效看，销售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毛利率略降，费用节约明显：报告期，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8.29%，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在行业打折促销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中4季度毛利率回升明显，我们认为随着门店的逐步调整及顾客认可度的提升，公司毛利率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下降；公司销售费用率为2.06%，管理费用率为9.92%，分别同比下降0.62和1.74个百分点，面积扩大对刚性费用的分担作用明显。 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我们认为公司未来增长仍主要来自于总店的逐步成熟及辐射范围扩大；在扩张方面，商业大厦可能启动4期建设，且不排除公司在周边城市扩张的可能。我们预计公司2012-2014年EPS分别为0.53元、0.64元和0.75元，维持“谨慎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三期项目培育期过长，沈阳市竞争日趋白热化，潜在项目可能对费用和业绩产生明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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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2011年年报：公司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173.76亿元，同比上升10.04%；实现营业利润3.32亿元，同比下降26.56%；实现利润总额8.23亿元，同比上升59.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3亿元，同比上升140.25%；实现每股收益0.2165元，公司拟按照2011年底总股本，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电漕泾发电2×100万千瓦机组分别于2010年1月和4月投入商业运行，全资子公司吴泾热电2×30万千瓦机组分别于2010年3月和10月投入商业运行，但2011年为全年发电，统计口径的变化使得公司发电量同比增长12.91%，再加上2011年的上调电价，使得公司电力业务收入同比上升12.24%；同时公司通过降低煤耗来节约成本(煤耗同比降低4.7%)，部分抵消了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电力业务营业利润率同比增加1.19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受益于高煤耗的小机组的关停，母公司的营业成本也大幅下降，其贡献利润减亏2.5亿元。 其他影响因素：(1)营业外收入：公司2011年由于政府补助大幅增加3.5亿元，综合使得其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3.88亿元，同比上升275%；(2)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对江苏贾汪大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1.8亿元，使得公司2011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9380万元，同比上升112.7%；(3)财务费用：公司2011年财务费用同比上升1.5亿元，主要在于利率上调和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减少；静待核电项目：公司拟以不低于5.21元/股的发行价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8亿股股票来收购中电投集团持有的禾曦能投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超过5亿元，届时公司将持有江苏核电30%的股权、秦山三期20%的股权和秦山二期6%的股权，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中所做预测，若收购成功，预计三电站2012年将为公司贡献投资收益近6.6亿元，公司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 维持“增持-A”投资评级：考虑到公司电价上调、优秀的成本控制能力、收购优质核电资产未来的贡献和增发导致的股本上升后，我们预计公司2012年-2014年EPS分别为0.33元、0.42元和0.43元，对应PE为15倍、12倍、11倍，维持“增持-A”投资评级，6个月目标价6.6元。 风险提示：核电运营政策变动、煤价上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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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很多时候，那些权贵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他们想用金钱购买一种玄幻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风水江湖
麦玲玲 图/ 玮玲
香港黄大仙，一位风水师在档口等待顾客 隐形富豪的无常 在说风水师之前，先讲一名隐形富豪的故事。 1990年，海南文昌。年轻人占雄看到漫山遍野的槟榔，就像发现无人知晓的宝藏。在与政府疏通关系后，他把农民的槟榔低价收购，卖给台湾人，每斤赚一块钱，每天卖一两万斤；他“贩卖”日本汽车，晚上汽车下码头，早上一睡醒，财富就增长几十万。之后进军房地产市场，几年里成了亿万富豪。 暴发之后的占雄，第一件事便是修缮祖屋。完工那天，他放了两卡车鞭炮；他给家乡修路，铺上泥后，让几个朋友每人开着一辆奔驰来回压路；父亲的坟在三亚，清明祭奠时，他不烧纸钱，烧了两万块人民币；他去夜总会，不高兴就拿起钱砸别人的脸；他还放言，要买下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买下广场上的旗杆。 金钱来得那么突然，他以为一辈子有花不完的钱。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1990年代中期，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他突然发现自己破产了，一时间尽是世态炎凉。那是占雄第一次感到，命运并不掌控在自己手里。往后，他几度创业，每次都在高峰处骤然跌落。 4年前，混迹于北京官场的占雄，提前捕捉到海南发展国际旅游岛的信息，再次下海成了一名房地产商。经过在北京的几年历练，他自觉有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坏运气。他不知那些魔鬼什么时候会出来作祟，让他再次跌落。 占雄没有安全感。在中国的市场上，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与无规则叠加在一块，总让他感到无法把握命运的方向盘。2009年，他花7000万买下的300亩经济林用地进入了当地规划发展的总规，被划为旅游休闲用地，这意味可以进行项目开发。一旦转型成功，地皮价值将上涨20倍。然而，他很快听到风声，某些“二代”在盯着他的地。他赶紧去疏通县党委会全部成员，可找到县委书记时，听到的都是套话，他慌张、出汗，准备好的说辞一句都说不出来。 在他的经验中，和官员打交道，往往取决于运气。有时，“遇到领导心情不好，事情可能就谈不成了，这是自己所不能预料与掌控的。” 烦恼接踵而至，他想，背后的较量这样激烈，没有好运气，就错过很多重大机会。有人告诉他，当年他把祖屋修成了凶宅，那正是他失败的根源。后来，他请过十多位风水师，数次调整祖屋，期盼借助玄奥的力量，立竿见影地转变运气。“祖屋的风水是最重要的，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运程，”他坚信这点。 去年3月，我参观了占雄的祖屋。绿树环绕中，这座盖着黑檐木屋顶的房子显得格外安静。棕色藏獒远远便看见主人占雄，扑在门棂上，兴奋地吼叫。阳光下，两只大雁争相朝我们走来。它们伸长着脖子，嘎嘎嘎叫个不停。 “它们不知道自己会飞翔，不知道自己是大雁，以为自己是一只鹅”，占雄笑眯眯的，声音柔和，却透着决断之气。风水师林元群静静跟在旁边，像个谋士。 他拿着罗盘走来走去，对占雄解说如何调整祖屋，甚至为狗笼重新挑选了方位前段日子，占雄又突然遭遇不顺，他排查各种原因，终于在祖屋新焊的狗笼找到了答案。 占雄在环境变化与自我命运之间建立起紧密而敏感的联系。他指了指围墙说，“自从斩断了藤条，小人小鬼少了很多。”不久前，他和朋友合作开发一个楼盘，开发到一半时，朋友被人绑架了，他才得知朋友拖欠了一亿八千多万工程款，不仅要一次还清，还得交500万赎金。他找到了“社会力量”，恰巧对方的几个小头目被公安逮捕了。占雄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后帮他们摆平问题”，而对方也很快将人救出。合作得干脆利索，“还把我当老大一样。” 他讲起自己结识的一名赌场老大，那人“把死刑犯捞了出来做手下”。亡命之徒跟他说：“我们这些连死都不怕的人，看到老大就怕了。”占雄很推崇这种境界，“就像藏獒，不需要撕咬，吼一声就足以震慑敌人”。在他的世界里，不动声色的魄力与威信，是行走江湖的护身符。他说自己种过两个风水“生基”(生基，风水上指把生人当死人办，运用风水作法，以生人身体发肤或衣物，连同时辰八字埋入生坟，达到转运目的)，一个求好运，另一个求的正是霸气。他相信自己正在交上好运，相信气场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从文昌回海口的车上，林元群对我说，他为占雄找了一个风水宝穴。那个穴位在五指山一座种满橄榄的山坡上。“占总说即使花100万，也要把它拿下，”林元群很兴奋。 我望着窗外宽阔的马路，耸立的高楼快速向后退去。想起这一天的见闻，竟有一种恍惚感。想起占雄说，很多人渴望大海，可当你去大海生活3天，你永远都不愿意再见到它。 占雄的财富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缩影么？很多时候，他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与此同时，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的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有时候，风水师的一句话，就能成就或摧毁他们的某个决策。 “生基之王”的崛起 林元群总说自己不会表达，但他的话往往很有意思。 1987年，他从广东高州偷渡去香港。到香港后，给一个练过武术的俞姓裁缝打黑工。一年后，俞裁缝被迫和老婆离婚，伤心绝望之下，割脉自杀。 为了开解他，林元群和另一个朋友对俞裁缝说：“你不要自杀啦，我们教你学风水。”另一个朋友也是玄学师，自号黄山居士。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在今天，风水会这样被推崇，更没想到，他们会成为香港著名的风水师之一。 对林元群来说，当年学风水也是个意外。那年他13岁，语文老师被红卫兵关在牛棚里，他心生怜惜，就天天给他送饭，老师便偷偷传授他风水知识。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在解放前曾经当过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参谋官。 林说：“我对不起他，小时候贪玩，他逼着我学，我才学了他的点滴。刚出来做这行时，我心想我才点滴功夫啊，害怕，但我看很多很有名的师傅，连点滴都没有。” 又过了一些时候，俞向林元群抱怨说：做裁缝既辛苦又赚不了钱。林元群告诉他：我懂风水，很厉害的，你人脉广，看有谁家要做阴宅的，介绍给我，这样赚钱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俞开始相信他的话，但他们的生意来得有点晚。直到1992年，黄道益活络油的一位黄姓股东得了癌症，找上他们，在广东高州鉴江边的山岗上种了第一个生基。这便是两位“生基之王”的开始。 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风水师风生水起的年代。自从1970年由电台节目掀起风水热潮之后，风水观念在香港已根深蒂固。一些风水师进出豪门，每次收费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们在电台、电视上做节目，预测每年运程，指导人们如何投资理财；他们的书摆满了书架，并长踞新书畅销榜。但没有多少人认识俞和林。 不过，通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一个权贵的世界。凭着口才与经营人脉的本领，林声名鹊起。于是，俞接单，林负责找穴位、做法事。至今，他们已经替人种了六百多个生基，其中有明星，如谢霆锋；也有超级富豪，如何鸿燊。 第一次见到林元群时，他穿着朴素，裤子上甚至还打着补丁。他身边站着几个助手。看起来，林很弱势，他的弟子安排着周围的一切。 如今的林元群在香港和内地两边游走。在香港，他不仅有自己的相馆，还开班授课，广收弟子。而在内地，风水行业并未得到相关政策的允许，一直处于半隐秘状态。与其他风水师一样，林元群并没有挂牌营业，都是通过树立一定的口碑，由客户或朋友介绍生意。 另外一些挂牌营业的国内风水师，则是以易经研究会之类的名目经营。在百度上搜索风水师，各式各样的研究院充斥着页面。某国字号周易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邹先生告诉我，在香港注册一个组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都市里的风水圈中，他们相互结成不稳定的小团体。领头的通常人脉宽广、资源丰富，会发起一些风水大师名人录的活动，只要交钱，就能名列其中。 看起来，林元群非常厚道，每讲到一个名人时，就会翻那个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些资料和照片来，指着给你看，这个是谁，那个又是谁……生怕人家以为他吹牛。但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有一种非常古老的君臣观念。 例如，一个星期后，当我们在高州一个小饭馆吃饭时，他忽然大声说：不要平等，平等害死人，以前就是说要平等害死很多人！ 这吓了周围人一跳。可能他想说的是平均主义不好。但也顺带反映出他的另一面：相信人的命理有高低，并且只讲风水，不问是非。 深圳某银行行长L先生曾找林元群为他种生基。林元群在深圳周边找了3天，回来后，跟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好穴位，就不知道你敢不敢做？” 对方说：“你带我去。” 两人来到深圳公园。水库边的一座山上，林元群手指地下，L行长兴奋地说：“你身上有没有银币？”林从身上掏出一枚港币，他接过来，徒手便在地下挖了一个小坑，把银币埋下去，还踩了两脚说：“你择个吉时，干！” 行法事那晚，林元群几个人在掩护下，趁着夜色，在那里种了生基。 之后，L行长怕别人破坏他的生基，特地从外地找来古墓墓碑，立在上面，并在旁边树一牌匾：文物古迹，请勿毁坏。 富豪们的风水算盘 深圳。 秦翰林望出28楼的窗外。他留着长发，向后拢，露出整个略显沧桑的脸庞。这一天，他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衬衣。像个经历过女人、经历过奢侈后看淡人世的富家公子。室内没有开灯，光线透过玻璃照得人脸色苍白。从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好像一切都是静止而灰暗的，没有人情味。 他看看我，说，我们开始？ 声音洪亮，那种镇得住许多场面的洪亮。 从一开始，他就努力主导谈话这正是他赖以生存的技艺。并且，他对这个谈话早有准备。他先从给荣某看过风水说起，同时不断展示他与荣某的合照、荣付给他的支票存根。展示完，他向后一仰，看着窗外说：“2003年的时候，我就跟荣先生说，你在2007与2008年千万小心，结果2008年，他亏损160亿。”接下来他说起了李兆基。这像是两个例牌的开场白，已经被操练过无数次。 只有进入富豪的圈子，风水师才能说混上了道，才有赚到大钱的可能性，才能让你和几千几百个在庙街、在黄大仙或者在别的街头混迹的风水师区别开来。为了进入富豪圈子，风水师们各显神通。一名风水师的经验是，富豪通常阅风水师无数，“我先捧他，再踩他，再捧一下他，他就没脾气了。”树立权威感，是一名风水师跻身权贵阶层的必备素质。 第二次见秦翰林是在香港，他向我展示了存折：“才看了20分钟，就赚了15000块，我们收入主要来自大企业。你瞧，深圳那一个下午，五六个客人，累得半死，才赚了9300。” 这收入还得考虑他在深圳的房租、聘请助理的费用以及……广告的投放。在这个混乱的行业，网络搜索引擎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有野心的风水师不可避免地卷入竞价排名的系统当中。秦翰林的助理透露，他们在百度的广告投放金额在百万之上。 在等待采访的时刻，助理的电话和手机不断响起，“那都是来让我们花钱参加各种会议、购买头衔的，根本没用。”她说。 作为一个从内地挤进香港的玄学师，秦翰林也有特别的“头衔”1988年，秦毕业于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将这一点印在名片上像他这样有学士学位的风水师很少，这绝对是个好卖点。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一个国企，很快就做到了科长一职。但据他的说法，他算到了，不出几年，企业就会倒闭，所以在1992年提前离开了。 之后，秦翰林只身到了山东威海，在那里给韩国人算命北方信风水的人少，大多时候也只有韩国人找他。于是，他再次给自己算了一卦，然后听从卦言，南下到了香港。 “港漂”生活并不容易。他先在超市打工，因为不会说粤语，经常将“唔该”说成了“扑街”。顾客挡道时，他就扑街扑街地说个不停，顾客当然生气，都骂他，让他也扑街去。于是离开超市，跑去黄大仙、庙街摆摊算卦，或者给别的师傅当助手。他心气高，总觉得别人比不上他，但他不会说粤语，也不认识什么人，只好暂时屈身。 他梦想着有第一个富豪顾客，由第一个富豪介绍第二个富豪……但第一块敲门砖来得很艰难。并且，来的时候一点迹象都没有。 那一天客人不多，秦翰林像平常一样坐在面相馆里。这时，来了一个穿着、相貌都很普通的中年男子。他走进来，看看秦，又走了几步，然后对秦翰林说：“你看我像不像有钱人？”秦翰林说，你再走两步。那个人又甩着肩膀走了两步。秦翰林见他走路姿势随意，一点不拘束，肯定是有来路的，但他说：“你现在肯定是有钱的，但我要批了你的八字才能知道你最终是否有钱，或者是否终生富有。”那个人对这回答很满意，才透露真相：几天前，这个人的秘书来找过秦翰林，秘书觉得秦有料，给老板介绍了。秦翰林批八字最多收费1800元，但这个老板很豪爽，一下给了他6000元。秦翰林得知，他是做缅甸玉生意的，非常有钱。 后来，这位富豪的太太也来找秦翰林看八字，还介绍朋友过来。从此，他的生活改变了。 如今，他对富豪已经见惯不怪了。然而对于这个圈子，他始终有种难以进入的距离感。毕竟他所见的都是别人的富态，并且大多时候，靠得越近，却感觉越远。 在他的许多客户中，他看到，这个花了100万买一位大师用手掌在头顶轻轻一拍，名曰灌顶；那个花600万买字画来迅速提高文化修养，却发现是假字画，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偷偷拿去烧了；还有的到阿根廷去买琥珀，为的是沾点“在地下吸收了20亿年的天地灵气”…… 他有一位山西客户，是个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因为又是台面上的人，在本地不敢胡来，只好到深圳包二奶。也正是因为在本地被压抑了，到了深圳，他将二奶的数量扩充到他能承受的极致。对于包二奶，他有要求，一定要带女孩来给秦翰林看旺不旺夫，秦翰林说哪个好，他就给哪个买房子车子，每个投资500万。秦翰林亲眼看着她们从普通皮革包到LV、到钻戒、到宝马。对富豪来说，这是九牛一毛：“我运气好时，一个月就赚500万，一个二奶就赚回来了。”他先后领过八九个女孩去找秦翰林。 但“二奶”也不闲着，等有钱之后，她们也能包“二爷”。 秦翰林认识一个潮汕老板的“二奶”，有一次就带了4个男的去找秦翰林。她拐着弯问秦翰林：这4个男的哪个和我合作能发展好。秦翰林看着4个男留学生齐刷刷排在眼前，心里明白，聪明的“二奶”是在为自己铺后路。 还有一个富豪，要他算来生。但秦说只能算到九十几岁，算不了来生。富豪就嘀咕：我捐了这么多钱，来生一定能过得好吧秦心里发毛：这投资，还跨一个轮回呢。还是这个富豪，到处找高僧给他灌顶，终于花到100万买大智慧，秦暗自想：花100万买智慧，却被骗了。 香港，在逼仄的相馆里，秦翰林点燃一根香烟，静静地抽着。烟雾缭绕在他的周围。摄影师看到这里，忽然说：保持这个坐姿，就这样拍一个。 秦翰林的身姿稍稍向前，像个忧愁的沉思者。 可温州女人不是这样坐的。她们坐的时候总是往后仰，斜向下地看你。 有一年，秦翰林应邀到温州一家医院做美容与改运的讲座。他从相学对人的影响讲起，讲体态、讲运程，讲到胸部的玄学理论。“乳房圆润、挺拔，容易多贵人、旺子女，增加自信。”一讲完，三十多个女人立刻围住他，七八个当场报名隆胸。 还有一些温州女人到香港来找他。有一次，她们找他批完八字后，去香港荃湾，5个人买了20套房子。“最低都是500万一套啊。” 最后，他的手在胸前比划着，撕了一张纸，再拿出一支笔，在上面写着画着。他说，你看啊，这个富豪100万买灌顶，但真正的遁世高僧是清心寡欲的，会用自己的功力来换钱吗？这个几千万买字画，你可以买字画，但能买得到修养？还有这个隆胸的，一支胶原蛋白一万块，一个乳房注射60支，两个乳房多少钱，我们算一下，一共是120万，而这个只能维持两年半，减去渐渐下垂的半年，其实只有两年，120万除以720天，那就是每天一千六百多块钱……这是多少钱啊！ 香港风水师的内地淘金路 “钱不是问题。” 这是香港风水师麦玲玲刚进入内地市场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中国内地，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急于向别人证明他们现在是多么的成功。最初，麦玲玲听了这句话，既开心又担心：在香港，蛋糕已经被分得很薄，而在内地，到处都在不断上演着财富故事；担心则源自于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她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 某一天，麦玲玲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请她去温州帮他看办公室风水。麦玲玲不知道温州在哪，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推说自己对中国地理不熟悉，表示拒绝。但对方很热情：“温州就在上海附近，你过来吧，我做很大的生意的。我看过你写的书，觉得很好。”但麦玲玲还是拒绝了。回去后，麦玲玲问她的国语老师，老师说：“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多骗子的。” 不料几天后，那人又来电请她过去，一再强调“钱不是问题”。麦玲玲想着国语老师的话，更害怕了，但一时又没想好怎么拒绝，就随口说：“我要30万。”话一出口，对方就立刻回答：没有问题啊！这么一说，她心里更怀疑了：“太远了，如果你有公司在香港，就让你的员工或者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没想到，对方再次答应了。 又是几天后，一个在香港做保险的女孩来找麦玲玲，并递来老板名片。最后麦玲玲委托朋友去查，才发现那是一家很大的国企，而他是温州分公司的老总。30万，麦玲玲咬咬牙，接下了这笔生意。 这时她才发现，原来内地存在这么大的风水市场整个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拆迁、分地圈地、盖新楼。后来她在内地请了助手，把自己的资料做成册子上房产公司宣传推销，大谈讲究风水的好处。当然，如今的她已不用再推销自己了。 麦玲玲会思考，大老远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出那么高的价钱请她过去。她得出的结论是，大陆人更喜欢从香港过去的风水师，因为香港风水师经过包装，显得更专业，更切合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且她是个名人，虽然收费比较高。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那些暴富的人，他们追逐与消费LV、法拉利、劳斯莱斯，当然也要消费最有名的风水师，这是他们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在迅速经历从贫穷到巨富后，这个新兴的权贵阶层，有着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对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本能。 比如，在南京郊区，麦玲玲曾给一个楼盘看风水。她对开发商说，你家后面那条小河的风水不太好。对方就说，那我填平它吧。这话说得稀松平常，就好像买台手机一样。还有在东莞，别墅后面有座小山靠得太近，压了主人运程，那个人问麦玲玲：那我是把这山铲平呢还是移后多少呢？好像他们拥有一种能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现在，同样的事情看太多了，她已经习以为常。 又是温州老板，看完风水后，某位老板安排麦玲玲住酒店。但他认为温州没有好的酒店，直接送她去上海住。晚上吃饭，他带着麦玲玲去了上海郊区一个地方，吃大闸蟹、吃血燕。那地方之宽敞让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转过身去，想找waiter，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很遥远的地方看到，而整层楼就只有几个人：官员、老板，和她。她想，像这样的会所，隐秘而豪华，只有大领导才能来的吧。 实际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一顿奢华大餐、超出招待一位贵宾的含义了，而是对自己权力的一种炫耀。 在香港，麦玲玲的办公室，我坐着等她。麦玲玲急匆匆地走进来，但没有看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直到处理好一些事情后，她才叫我进去，一边化妆一边回答问题。礼貌而克制，没有提前的招呼与寒暄，这与我在内地遇到的受访者有很大不同。在麦玲玲看来，大家出于工作，礼到即止，不需要讲究太多人情。 这是香港的商业文化和规则：非常明确地谈钱，然后为你提供专业的服务，交往在生意之内。 所以当她和内地客户、官员接触的时候，会遭遇许多的不适和惊讶。她发现内地客人都对她很好，总是给她最高的礼遇，但同时也对她有更多额外的要求。 内地的开发商在看风水之外，通常会带她去见当地的政府官员或是银行高管。这时，她俨然就成了一张名片。她偶尔陪酒、面带笑容地应酬。在酒席间，开发商会要求她给市长看手相或八字。麦玲玲对这种额外的、免费的为官员批八字很不喜欢。虽然，在中国这只是一种人情。 更有甚者，有的开发商找她时，负责联系事宜的秘书之类的人还会跟她说：我们老板给你10万，你要给两万我的。这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她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对她那么好。在香港，所有客户付给她钱，买她的服务，除了适当的礼节外已经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她自己也认为那样是对的。 但在进入内地市场8年之后，无论这中间有过多少不适，她还是慢慢地带点折衷地接受了这些，进入了一个她没有预想过的角色。她跟着客户去见官员，面带笑容地拍合照；她有时也会帮着开发商给官员说一些赞美的话，当然客户也学会了付钱，带着官员去找她，一些官员会拿着下属的八字让她批算，以此作为提拔依据之一。 在这些应酬中，她觉得这和她在冯小刚电影里看到的，很像。比如，开发商会说，领导，你很英明神武、很有远见；会说，买房子就是爱国啊。而到国家的重大时节，比如奥运，开发商就问官员：我们的楼盘要不要挂个横幅，庆祝奥运啊？ 她渐渐地对这些有了很深的理解。 而当她熟悉了这些奇特的内地规则，那种需要喝酒、寒暄、赞美别人的时候，她开始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更大的生意。有时候，她甚至可以完全撇开风水，仅以她的名字和别人合照就能赚很多钱了。这几年间，她在内地的发展远远超出预期，而她，也应该看到自己身上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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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我国对外贸易需要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适当扩大进口规模。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协调发展原则，优化进口结构，稳定和引导大宗商品进口，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 会议确定了加强进口的政策措施，包括以暂定税率的方式，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进口关税，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等。 会议确定加强进口政策措施 1 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以暂定税率的方式，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进口关税，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初级能源原材料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继续落实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进口零关税待遇，加快降税进程，进一步扩大零关税商品范围。结合自由贸易区降税安排，引导企业扩大从自由贸易区成员方的进口。 2 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 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支持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鼓励政策性银行对高新技术产品和资源类商品进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拓宽进口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推出有利于扩大进口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加强和改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 3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在地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行工作日24小时预约通关和报检。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规范收费行为。继续推进“大通关”建设，加快电子口岸建设。 4 完善管理措施 清理进口环节的不合理限制与措施，降低进口环节交易成本。支持企业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扩大相关商品进口。加强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完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监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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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3月30日晚间消息 对于昨日廉政公署拘捕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以及前政府高官，新鸿基地产今日紧急开会。公司刚刚表示，两位联席主席职位不变，而且两人今天均已返回公司履行职务。 新鸿基地产结束高层会议后表示，关于廉署昨天披露的案件，由于正在调查中因此不作评论，但董事局决议现任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继续在集团履行职务。新鸿基人士称，今天两位郭先生均已返回公司履行职务。 新鸿基地产重申事件并没有及将不会影响集团的正常业务及运作。公司表示，在与案件有关的数名董事承诺放弃投票的前题下，董事局召开会议通过，郭炳江及郭炳联继续于集团执行及履行他们的职责，包括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的职务。集团的执行委员会亦会如常继续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及运作。 新鸿基人士对新浪财经表示，在发布有关声明以后，公司目前暂时没有召开发布会说明事件的计划，两名涉案的联席主席也不计划在公众场合露面。 另一方面，消息称廉政公署今天展开进一步调查，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并由一名署长级别的高层领导这次调查。廉政公署因怀疑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在从事公职时有贪污受贿等行为，因此即将向香港政府要求提取许仕仁在任时期从事决策的有关文件。 此外有传闻称，本次案件的曝光是新鸿基内部“某位高层人士”向廉政公署揭发，此人并向廉署提供了大量文件作为证据。(彭琳 发自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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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过后，各地陆续传来大葱涨价的消息，节前只有几毛钱一斤的大葱，到三月中旬竟然暴涨到每斤五块钱，北京甚至出现了10元钱买两根葱的行情，普通的大葱变成了“向钱葱”。最近几天，大葱价格虽然稍有回落，但依然维持在较高的价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轮大葱价格的暴涨？? 记者来到北京海淀区的一处蔬菜市场，整个市场记者只发现了两个商户在卖大葱。他们告诉记者，大葱价格涨了，卖葱的人也少了。在卖大葱的摊位面前，过了二十多分钟，记者一直没发现有人买葱。面对大葱价格的上涨，多数市民表示价格高的难以承受。很多人会少买葱或者购买大葱的替代品。 卖葱的商户告诉记者，春节前大葱还不到两块钱一斤，春节过后大葱价格一下子涨到四块多，甚至五块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大葱价格的上涨？面对大葱价格的上涨，很多居民都说是贩卖大葱的人抬高了价格。然而大葱的零售商也说卖大葱越来越不挣钱了。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我们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大葱，大部分来自上海、福建等南方地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并不“金贵”的大葱价格在短时间内翻着跟头涨？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大葱种植的源头----上海市进行的调查。 在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的一片葱地里，二十多个农民正在刨葱。正在葱地里指挥刨葱的这个人叫徐其龙，是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蔬菜批发商。每年1月至3月北方大葱生产的空档期，老徐都要从上海采购大葱发往北京。他告诉我们，今天他要收购的这片葱地大约有11亩，收购价是每斤1.5元。 如此算来，时加虎当初从农民手里包来的大葱，价格每斤还不到0.5元，现在以每斤1.5元的价格销售给北京的批发商老徐，每斤大葱他可以赚到1元钱。 “农户+经销商”的承包合作模式，是目前大葱种植和销售中比较普遍的做法。俗称“包地老板”的经销商在大葱刚刚种下时就与农户谈好价格，承包下农户所有大葱的销售，到收获季节再转卖给外地的批发商。时加虎包下的这片大葱，真正的种植户是42岁的农民张长青。对于自己种的大葱在城里的菜市场究竟卖到怎样的价钱，张长青并不十分清楚。 张长青其实并不是上海本地的农民，他种的葱地是通过土地流转租来的。张长青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亩地的租金是1000元，耕地150元，买种子120元，化肥农药800元，再加上雇人刨葱的工钱，总成本在2000元以上，每亩大葱的实际收益只有几百元钱。 张长青告诉记者，他只知道怎么种地，对于销售的事情一窍不通。而作为批发商的老徐，也一直在跟远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儿子通电话，了解大葱的销售价格。他担心今天收购的这批大葱，运到北京之后可能挣不到钱。 二十个小时之后，3月26日下午一点，徐其龙的六万多斤大葱从上海运到了北京新发地市场。徐其龙的儿子徐克超在新发地的大葱加工区负责接货和交易。徐克超告诉记者由于上海天气不好，他的这车大葱上面粘的泥巴太多。 徐克超把大葱运到新发地市场以后，还要去掉大葱外面的叶子和泥土，重新打包。由毛葱变成净葱，才能卖给下一级批发商。看到大葱粘有这么多泥土，徐克超心里很是沮丧。因为大葱上面的泥土太多会直接影响净葱的出葱率。 徐克超说，今年大葱产地天气不好，直接影响了净葱的出葱率。同时因为汽油涨价，人工费用也提高了不少，使他的大葱销售成本比往年增加了很多。徐克超告诉记者，从上海运来的这六万斤大葱，除去7千块钱运输费、500块钱装卸费、2000块钱市场管理费和6000块钱加工费。按照净葱60%的出葱率来计算，每斤大葱的成本就增加了一块五毛钱。 在新发地市场，其他的大葱批发商也说葱价涨了，但是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 徐克超的大葱要卖给下一级大葱批发商，然后由他们卖给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大葱零售商。今天老李以每斤3块钱的价格批发了四千斤大葱，运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东昌利华蔬菜批发市场，然后卖给蔬菜零售商。 老李说他做大葱批发的生意已经十多年了，往年他每天能卖七八千斤，多的时候甚至能有上万斤。可现在他现在拉四千斤还不好卖。记者跟随老李从新发地市场来到东昌利华市场。凌晨两点，市场上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蔬菜零售商陆续开始到来买菜。 老李说他今天批发的这四千斤大葱，除去60块钱运费、60块钱市场管理费、再加上摊位费、还有大葱掉叶造成的损耗，这一趟他估计能赚200多块钱。在市场上我们还采访了前来批发大葱的零售商。 来批发大葱的零售商告诉我们，除去大葱掉叶和摊位费，每斤大葱能挣五毛钱，要是当天卖不出去，就只能降价卖。 一斤大葱从上海农民的菜地里收购的价格只有0.5元，经过包地老板加价后转卖给批发商，就变成了每斤1.5元，加上长途运输费用、进入批发市场的费用以及进一步加工之后，大葱的批发价又翻了一倍。流通环节多，是大葱价格节节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采访中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北方主产区产量大幅减少，导致全国缺葱，供求关系失衡才是价格暴涨的最主要原因。再一起来看看记者在大葱主产区山东章丘的调查。 记者来都章丘市最主要的大葱集散地之一——大桑村批发市场，村支书谢汝华告诉我们，每年这个时节都应该是大葱交易的旺季，每天通过市场发送的大葱至少有二、三百吨。但从今年开春到现在，批发市场里却一直是冷冷清清。 在大桑村的葱地里，谢汝华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地里的越冬大葱早该长出30公分以上的新叶子，并大批量上市，但今年年初以来的几次大幅降温，严重影响了大葱的生长。 谢汝华说，正常年份本地大葱的平均亩产在6000斤以上，今年大葱每亩的收成却只有2000多斤，减产幅度超过了60%。而持续的低温天气又推迟了越冬大葱的出苗和上市，导致北方市场大葱供应紧缺，批发和零售价格也不断攀升。但葱价上涨，并没有给种植户带来太多的收益。 山东章丘市葱农李家村：一亩地得投资两千块钱，去年卖四毛多，出六千斤，是两千多块钱，刚刚够本，现在是一块多钱，他产量很低啊，现在才出两千多斤，也是两千来块钱。 其实，早在2010年11月，鲜葱刚上市时的地头价格也曾经出现过每斤八九毛钱的高价，当时很多葱农捂着不卖，结果等到了2011年的4月份，市场上的大葱供大于求，价格一路跌到了每斤一毛钱，不少葱农把本钱都赔了进去，种植大葱的积极性也受到严重影响。 章丘市明家村农民刘瑞云：今年价格好，那时价格可不行几分钱一斤，那时栽了5亩葱才卖了一千多块钱，剩下的全剩在地里都没赚，所以今年就不种了，那种什么？种玉米，周围像您这样该种玉米的多吗？多，现在这个村子种葱的都少了。 而在章丘市赭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家禄看来，尽管山东大葱出现了大面积减产，但这一轮的大葱价格暴涨，根源并不在山东主产区。对于目前很多媒体称大葱涨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资的炒作，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统计部主任刘通刘通也否定了这一说法。刘通认为目前大葱价格已经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但是供应紧张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等到六月份山东河北等地的新葱上市后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在章丘市记者还了解到，为了赶上今年这一波大葱涨价的行情，一些往年从未发生过的情况也出现了。 谢汝华：这叫芽葱，春天一发芽以后，就开始长到这么高以后就可以刨了，不过今年这个葱货源很缺，现在很多老百姓就把(芽葱)给刨了。还没长到时候，就提前刨了。” 李家禄：这种葱以前是不卖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长出来叶子才卖呢，干葱是不卖的。因为今年严重缺葱，这种葱也挺好卖，因为市场上没有啊。 让李家禄感到担忧的是，还没长出来叶子的干葱提前上市销售，可能会对未来的大葱供给产生不利影响。 李家禄认为，面对大葱价格频繁波动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合理引导农民种植，减少流通环节的成本。 李家禄：一个是建立全国供需信息网站，让大家都看到，每年种植大葱全国究竟需要多少万亩，基本上根据这个数明年种植，不能忽上忽下，再一个是农超对接，城市的超市直接到农村和大葱的合作社，签订合同。” 面对大葱价格的大起大落，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统计部主任刘通给农民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种地的时候要盯紧种子。 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统计部主任刘通：农民种植这个菜的时候，包括种其他东西的时候，就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如果卖的比较好，将来这个种子种出来的产品，就会出现滞销，如果这个种子无人问津，或者种的比较少，将来可能就是一个高价格。 半小时观察： 一场低温导致北方大葱主产区产量锐减，这似乎是今年大葱价格暴涨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依然能看到导致价格失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社科院近期发布的一项有关中国商贸流通服务业战略问题的前沿报告显示，目前商贸流通领域的公益性没有被重视，流通成本过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报告称，流通成本在单位产品最终销售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平均达到了50%至70%甚至更高，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消费的新障碍。如果不消除流通环节税费过高的体制性问题，不解决运输成本高于生产成本的问题，则难以真正解决农产品价格过高的问题。今年全国流通工作会议一再延期，根源在于各部委之间的利益尚未协调到位。我们希望这个姗姗来迟的会议真正做到深思熟虑，给流通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政策，不但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也能对降低农产品价格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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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at Matrimo-ny印度婚恋网网站截图（新浪科技配图） “线上红娘”也疯狂 张斐斐 如果你碰巧喜欢看一些宝莱坞的时新电影，不要轻易相信其中男女主角浪漫的爱情桥段。在今天的印度，结婚仍然是一件父母深度参与的严肃事件。有趣的是，这似乎可以从某顶级珠宝品牌的印度版广告中得到例证——美丽现代的女主角在片头黯然神伤地说，“我们的婚姻是一场包办婚姻”。 不过方式当然可以更加摩登。如果你询问印度“80后”的青年如何谈婚论嫁，答案很有可能是通过婚恋网站。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婚恋网络市场也经历了一段发展热潮，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做Bharat Matrimo-ny(印度婚恋网)。当其创始人Murugavel Janakiraman出现在眼前时，很难想象这位温文尔雅的泰米尔年轻企业家已经搓合了近百万对婚姻，是印度名符其实的最大“红娘”。 美国创业 同许多人一样，Murugavel的创业故事源自大洋彼岸的美国。 1997年，印度开始允许私人投资进入互联网经济，并且催生了诸如Sify.com与Red-iff.com等门户网站。彼时的Murugavel刚刚来到美国，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程序员的工作。硅谷方兴未艾的网络商业模式冲击着Murugavel的思维，很快他就用业余时间创建了服务于本地泰米尔人的社区网站“泰米尔报道者”(Tamil Reporter)。 这本是一个综合性的社区网站，但两年多后，Murugavel发现其中的婚恋频道流量非常可观，于是在2000年，将这一部分的业务单独运作。而这时金融危机也引发了美国网络经济泡沫崩溃，Murugavel丢掉了在硅谷的工作，索性专职从事网站创业。 他开始花费自己的储蓄进行投资，由于当时印度还没有专门从事婚恋介绍的互联网企业，新网站Bharat Matrimony(印度婚恋网)的业务获得了很快发展，Murugavel决定开始对注册会员征收会员费。最初时费用为每年8美元，但现在最基本级别的会员费已经上涨到每季度75美元。 好在印度早期网络消费者更妥协于收费的服务模式，Bharat Matrimony并没有出现会员制水土不服的问题。2004年，Murugavel将公司总部搬回老家金奈。 但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收费。是时，信用卡在印度民众中的普及率依然较低，而电子支付系统也没有发展健全。“在印度，永远不能期望或等待事件的快速出现，于是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营销的方式——上门缴费服务。”Murugavel说。 另外，Bharat Matrimony很快在印度十几个主要城市中建立起130家实体店。对此，Murugavel解释道，“印度市场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语言较多，有了当地雇员的帮助，适婚男女的父母可以到实体店中搜索适合的结婚人选，然后将结果打印出来带走做更多的参考。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消费者增加对品牌的信赖度，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收费制度。” 在 2006年，Murugavel首次获得了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以及Mayfield等美国风投860万美元的注资，2008年，风投第二次进行了950万美元的融资。目前其总体的风险投资融资额度超过了2000万美元。 与所有互联网企业一样，Murugavel将这笔投资的很大部分放在了市场推广与营销上。直至今天，打开印度的主要新闻周刊与网站，还经常看到Bharat Matrimony的广告。另外一个投资的重点领域就是网站在技术上的创新。 复杂的生意 比起日益变迁的城市天际线，传统婚嫁观念在印度社会中依然顽固地生存。而印度多种语言的背景以及种姓制度使得相亲变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生意。 在占印度人口80%的印度教徒中，种姓依然是决定婚姻是否相配的重要因素，这并非教科书中所说仅为四大类别，由于语言与区域的不同，在每一个种姓下面又分众多亚种姓，有时这个团体只有几百人。而现在70%以上的印度人依然相信星象命理，在结婚前要进行占卜，以确定是否匹配。针对这两个特点，Bharat Matrimony研发了自己的搜索引擎，能够对种姓与星座进行配对。 此外，印度婚姻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父母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诚然，印度婚恋网站也会遇到信息准确性的问题，但附有手机号码认证，且父母在整个过程中深度参与使得这个问题在印度显得并非那么紧迫。 Murugavel介绍了他自己的相亲过程。1999年，他与老婆在自己的网站相识并结婚。他最早的联系人并非是女方本人，而是她父亲。“当时我人仍在美国，而妻子一家在印度国内，于是与岳父通了几次电话觉得不错，我的父母就拜访了女方的家庭。之后，我就从美国飞回来与妻子本人单独相处了一阵子，最后在三个星期内就把这件事儿定下来了。”Murugavel说。 虽然相亲条件较为复杂，却为Bharat Matrimony在“搜索”领域的深耕提供了巨大市场。而Murugavel一直认为技术创新是其保持竞争力的最大“诀窍”。Bharat Matrimony最新的功能是提供了脸部识别。如果你特别钟意某一长相类型，只要提交参照照片，通过网站的面部识别程序，会自动生成与关键特征最相似的候选人名单。另一项“心有灵犀”功能，则提供兴趣关键词识别，可以搜索到在音乐、电影或体育活动方面有共同爱好的相亲对象。 融资与扩大 在新技术支持下，Bharat Matrimony的业务进入了快速成长期。目前该公司在婚恋搜索引擎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了50%以上，注册用户数达到2000万人，其中活跃用户达到200万人。 2006年，Bharat Matrimony在网上婚恋市场成为行业领头羊之后，也开始了横向扩展，陆续建立起India property(印度地产)、Clickjobs(点击求职)与India automobile(印度汽车)等一系列网站，并将这些品牌全部归入Consium旗下进行管理。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Murugavel抛弃了一些商业模式并不明朗的领域，而将重点集中在盈利情况较好的婚恋网站以及地产网站。 2009年，Bharat Matrimony加大了细分市场力度，设立了专门为精英级别商务人士提供的高级服务，并将会员费设定为每季度1000美元。此外还开设了针对锡客族、基督徒、穆斯林不同群体的婚恋服务。而近年来，随着电商网站的兴起，Bharat Matrimony在2011年也启动了专门销售结婚用品的商务子站Matrimony Gifts。 与中国婚恋网站收益多来自线下以及无线增值业务相比，会员费依然是其最大的收益。Bharat Matrimony的负责人也表示，公司将来有上市计划，但并不会为了上市而上市，目前盈利情况良好，也很满意与风投的合作，况且现在入市估值较低，所以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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