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闻天下8月28日深度阅读

　　重庆缙云山北泉村村干部罗英华(化名)，这两天正急着找道长李一收水费。这两天，原本红火的绍龙观养生班突然叫停，重要的几位道长全部闭关不见客，外丹堂只有一个后勤人员看管。罗英华有着重庆人的调侃精神：“大师闭关，水费收不到了，人家跟大师讲5分钟的话要3000元呢，我和他说话是免费的！”位于缙云山山腰上的绍龙观依旧开放，不大的道观看上去很是普通，道旗飘展，烛香围绕，从高处的玉皇殿沿着竹林下行，才发现幽静的世外之地。

　　公路被挡在高处的树林之外，灵官殿正对着一池松林半环、面积为5亩的碧水，雅致幽静。水被十几米高的坝子拦住，坝外一侧是深壑幽谷。“那是我们村的小水库，1998年租给他们搞放生池，1500元一年，2008年合同满了后又续签了30年。”罗英华对本刊记者说。1999年，道观举行放河灯祈福的活动，最贵的河灯卖到9999元一盏，放4朵纸做的莲花3200元，村民们守着祖辈的山林和寺庙，第一次看到外来人将这里弄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价值。

　　李军成为道长李一的过程，北泉村无意中充当了旁观者。

　　1995年初次看着李军与其他3个合伙人来村子里投资时，“4个娃儿长得倍儿伸展，都是帅哥，李军在里边属于个子矮点儿的，笑容满面，话不多”。一两年的时间里，投资集团的另两个董事黯然离场，准备分期分批建设的“生态农业园、别墅和休闲娱乐”，一项都没有建成便不了了之。反而是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的李军，将绍隆寺改为绍龙观的修建，在李军自称道长后的经营中，慢慢成了缙云山唯一的明星产业。

　　如今的北泉村看上去非常兴旺，几十家“农家乐”沿着公路一路往上。但是人年均收入七八千元的村庄显然还处在追求物质财富的阶段，游客和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在他们看来，当初进山求财的李军，早已成了让人看不懂的“高人”。“有个女的在这里，因为没有见到大师，硬是哭了两个小时。”

　　越是本地人，越是不能理解这种戏剧化的转变。罗英华说：“我们是不信的，他不就是李军么。”海外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成功人士常常进山，李一能够如此吸引精英阶层的原因，对于还在为物质生活奔忙的村民，尝到了游客兴旺的甜头，也懒得费事琢磨。外来的这些有钱人，在他们看来也是“有病的人，不是这儿病了，就是身上病了，反正是钱多了得的病”。他们拍拍脑袋，又指指心脏的位置。香火、游客、养生产业，在此地形成了一个让人满足的微循环。

　　两周来全国媒体对李一其人的质疑，突然打破了平衡。李一对自己早年历史的不实标榜，以及几个跳出来指责他诈骗钱财、涉嫌强奸的“弟子”，突然好似推翻了外界对李一“养生大师”的追捧。村民们反而平静，“不是早说过么，他就是李军嘛”。

　　李一道长成名后，对早年自己经常表演的“人体通电”的“绝技”，称之为“宗教末端的术”，意指“术”并不值得提倡。而他的几位弟子获得“真传”后，通电体验往往成为至今每个个体笃信李一的独特体验。如果回溯早年，李一建立“巴蜀绝技团”以及借此获得官员青睐的故事，“人体通电”几乎是他屡试不爽的社交绝活。只是由商入道，李一兜售的产品不再限于“奇”“绝”，或许混合了个人对道教的发愿之心以及强国之志，他转而成为现代城市人的养生和心理理疗者。

　　无论是绝技团团长、商人，还是道长，李一一直是卖方。

　底层生存记

　　李军的底层生活是一个普通人求财求生存的故事。不同的是，他真假不明的绝技，成为他由底层上升的一块“敲门砖”。财富的故事，在他屡次展现的绝技里，完成了最初的倒手。

“气功大师”的号召力

　　李军的名声，总是比身边同龄人来得早。他出现在重庆的地方电视台的时候，全国正弥漫着一片气功热。20岁出头的李军，表演了“手掌煎鱼”、“人体通电”等节目。读着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当时正将想寻找到江湖的年轻人被弄得热血沸腾，与书中武侠人士类似的活生生的“气功奇人”们，让不少人非常着迷。

　　与李军年纪相仿的甜茶道人(化名)告诉本刊记者，看了节目后，他很想去认识李一。“那时候李洪志、张洪宝是响震全国的大师，李军虽然排不上号，但是他人就在我们重庆大渡口，走过去就能认识下。”码头习气很重的重庆，年轻人对哥们儿义气比较膜拜。甜茶道人说，在他希望认识李军的过程中，他开始接触到当地气功圈的朋友，发现李军表演的功夫不算很稀奇，但是“他却上了电视，那名声还是不一样”。

　　李军表演绝活的本事，不仅让他在同龄人中树立了声望，也让一件轰动更大的事情找上了他。

　　1951年出生的刘宗朝，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四川响当当的人物，他将一个只有百来人的生产中药的国光制药厂，变成了各项经济指标排名全省第二名的大集团。刘宗朝当时敢为人先的做法，现在重庆人仍有记忆。比如对优秀的销售人员奖一套住房；要去美国办厂；最紧俏的天王麝香止痛膏和大活络丹，购买一箱搭售100箱其他药品，依然供不应求。

　　1993年刘宗朝准备赞助一支队伍去神农架找野人，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像一出闹剧，可是在当时的重庆，却显得充满动力，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好热闹的人们能够消遣娱乐的方式并不多。当地人回忆说，那时候街上有人敲锣，大家就围过来看热闹。“重庆人爱说，看到耍猴的就是河南来的，耍杂技的就是河北来的。”

　　“神农架发现野人”的新闻曾经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成了个很大的社会热点。国光集团的这次赞助，成本不大，又能为企业扬名，是个不怎么费事的活动。至于选择青年李军，是因为，“他手掌都能煎鱼，抓个野人还不简单？听说重庆有动物园连笼子都准备好了。大家并不担心李军是否能抓回野人，只担心野人抓回来了怎么办”。

　　于是以李军为首，拉了一个10人的队伍，甜茶道人记得当时每人发了一把斧子，一双胶鞋，带着帐篷和压缩饼干等，英雄般地上路了。这支队伍有好几个人是因为气功与李军结缘，扛旗手是四川美术学院毕业的一个搞艺术的人，文化程度最高，因为仰慕功夫来结交李军；一个学校里的老师，好侠义精神入了伙；曾在重庆某棉纱厂当工人的陈龙，加入了寻找野人的行列，他也成为李军至今的助手。这个阶段闻李军之名而来的，还有剃头匠吴姓女子，虔诚的佛教徒李婕，在某报社工作的宜宾人冯小春等。只是人们没有想到，随着李军的“事业”发展进了道观，这些人也基本成为日后最核心的道士和道姑。

　　而风光一时的企业家刘宗朝，就在寻找野人队伍出发后卷入了经济案件。后来国光集团因为扩张太快，资金链断裂，刘宗朝也因非法集资锒铛入狱，成为一个牟其中式的悲剧人物。

　　刘宗朝的突然倒塌，并没有给李军这样一个小人物带来什么影响。这个重庆石桥铺出身的“李二娃”，反而因为赞助停止，再也不用为到底能不能找到野人给出一个交代。这次对他功夫的考验活动，戏剧性地终止了。而从神农架回来后的李军，在朋友圈里更受欢迎，甜茶道人说：“那个年代一个人能上电视，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再说他去神农架找野人了，虽然没有带回来野人，但是说不定野人被他打跑了呢！”年轻人于是颇以结识李军为荣。

世俗

白云观中抄写经书

“巴蜀绝技团”

　　重庆本地“气功大师”的头衔，给李军迎来了名声，但并不能直接解决他的生计问题。也就是这阵子，李军在重庆大渡口区办起了气功培训班，一套功法20元，教授所谓的“龙人气功”。甜茶道人记得，那时候张洪宝的中华养生益智功非常火，在全国都有气功班，“一般人愿意多花点钱，去学张洪宝的功”，李军的生意并不怎么好。除了办气功班，他和找野人队伍中的一些人办起了“巴蜀绝技团”，以此谋生。

　　那时候的李军，看起来比较严肃，自己并不多说话，而喜欢让他旁边人侧面地说，他作为师父有多么了不起。在给朋友的印象中，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是城府比较深，“如果与朋友谈事情，他基本不主动开口，等着对方先发表意见。他总是那个最后发表看法，最后说话的人，也是观点显得最高明的人”。李军为人处世反应敏捷，虽然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他超强的记忆力，给人印象深刻，“比如突然谈到《三国演义》，他能马上大段大段地背诵”。

　　生活此时略微窘困，一位此时曾资助李军的朋友，发现他们绝技团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凭着在重庆体育馆的表演，李军折服了市里的一些高层官员，通过当时的市委办公厅管后勤的一位副主任，获得了在市委小礼堂开诊所的资格。一位重庆前市领导告诉本刊记者，李军的“巴蜀绝技团”在重庆体育馆做表演，因为规模做得很大，市领导也曾被邀请观看，“一开始并不觉得怎么样，觉得像比较土的魔术表演，但后来看到吴心的轻功，场地上排着很长一列蜡烛，吴心光脚从蜡烛上走过，觉得还真是有点本事”。

　　之前的一些经验见识也强化了这位市领导对李军的印象。他在高级的政治场所见识过一些奇异的表演：“当年的张宝胜，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他坐我旁边给我表演，玻璃瓶里的药真的到了我的座位下面。那时候还有一个四川奇人陈竺，我看过他把东西放进一块完整的水晶里，据说也给国家领导人表演过。”有了这些在更高层级的政治场合的奇异经验做背景，这位市领导相信李军还是有些本事的。

　　吴心是后来李军成为道长后，给当初追随他进入绝技团的靠剃头为生的女子取的法名。据说李军对朋友解释说，“她头脑简单，对我没什么心眼，所以就叫她吴心”。跟着李军一起找野人的陈龙，这时也学会了表演“五马分尸”等节目，甜茶道人对他的印象是，“本性老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些心思单纯的追随者，随后也跟着李军，有了从草莽入道观的传奇。

　　“人体通电”成了李军的招牌，在市委小礼堂开了诊所后，用通电给人治病，成为他的特色。这位市领导说他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体验了人体通电方式的保健服务。“我开始也有点怕，220伏的电，用在人身上怎么受得了。但他们先在自己身上表演，一手握零线，一手握火线，然后电灯泡就亮了，确实有些神奇。”这位市领导的通电体验是：“手臂痒痒的，有些酸痛，通电完，人会兴奋一点。”因为自己家住市委大院里，离小礼堂很近，加上李军和手下又非常热情，“每次进出都搀扶着我”，该领导说他有时会光顾小诊所。这位市领导也发现，当时绝技团的生活很苦，但李军并不潦倒，小诊所“屋子布置得很干净，还点着檀香”。出于对这位年轻人的喜爱，这位市领导说他还拿出了家里的腊肉，给李军送了过去。正是通过这样的机会，李军用他的表演，结识了能为他以后的人生提供能量的本地官员。

　　李军的“人体通电”是否真的那么神奇，成了后来媒体对之质疑的争论点。甜茶道人说，初期李军和弟子表演时，电线会连着一个盒子，每次加压前，表演者会大声地说，“我给你加了，加一点，你看你能否受得了”。甜茶认为这是表演者在向暗处操作电阻的人发出暗号。而一些经历过通电的人，则愤怒于任何质疑，他们将个人体验，转换为对李军深信不疑的维护。

资金戏法

　　1995年五六月的时候，出现在缙云山北泉村村民面前的李军，已经是个道士装扮的集团公司的股东。朋友们也非常奇怪李军的变化，“前段时间还在办20元一个人的气功班呢，现在怎么一下子坐上红旗轿车了，还有司机开车”。

　　李军在市委礼堂开门诊认识的政府关系，成为他与商界合作的一个资本。道教保护文化促进会与重庆国立电子集团一起来到北泉村谈投资的时候，4个股东为：董事长杨涛、副董事长肖毅、李军和李军的助手冯小春。村里人向本刊回忆：“哥儿几个不到30岁，4个男娃口气和做派都很大，说3年要给这个1700多人口的村子投3.5个亿。”对于当时年人均收入2000多元的北泉村来说，这真是个不敢想的数字。为首的杨涛给人印象最好，“又帅又高大，对人很实在”。冯小春是李军的助手，“是个大学生，他是李军的吹鼓手，到处去拉钱拉关系，后来成了花道士”。

　　但是，长他们十来岁的村干部心里没底，于是查了国立公司的账，账面上有1200万元，这下子他们放心了：“有这么多钱找上门，肯定高兴嘛，我们全力以赴支持！”

　　国立集团果真与北泉村签订了投资3.5亿元的协议，准备分期分批地建设生态农业园、别墅和休闲娱乐。山上的寺庙这时候显然并不是国立集团的主要目标。村干部张衡(化名)记得，几个人带着工人在山上测量了一个多月，在东山坪社搞了个规划，花费了一些钱。

　　在获得了修建绍龙观的资格后，1996年国立集团首批拨款70万元，给成都古建装饰公司修道观，可是不久，该公司的曹老板就说钱用完了。杨涛一查，发现拨出的70万元，只有24万元到了古建公司手里，其他几十万元不知去向。

　　而随后，4个人“开始扯皮”。杨涛后来向村干部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公司被慢慢架空的过程。1997年杨涛等人离开，不合作了，村里虽然空欢喜了一场，但是“我们又没有吃亏”，投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在4个人的合作中，据说杨涛出资最多，为350万元，肖毅是重庆大渡口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兼投资公司总经理，李军以旗下重庆德宏文化公司为发起人，联合北碚保护道教文化促进会、重庆乡源工贸公司、重庆联昌鞋业公司等企业，共同组建了重庆龙人文化集团，自己出任董事长。

　　事实上，国立集团握有重庆润达扶贫投资公司90%股权，重庆润达是重庆市台办批复成立、专门从事扶贫投资的一家公司，法人代表为杨涛。李军联合肖毅，经过收购股东股权后，龙人牢牢控制了国立集团，从而控制了润达。大渡口区警方称，重庆龙人入主润达前，担任龙人董事长、总经理的李军、肖毅分别在润达任财务经理和总经理。

　　于是原本作为大股东的杨涛被排挤出局，而肖毅因为官职身份在随后的“三金三乱”整治中进了监狱。“润达”被查出从肖毅管理的大渡口区乡镇企业投资公司借贷1000多万元，警方追查资金流向时，发现都到了李军手中。

　　这场变戏法式的资金转移，商人杨涛与官员肖毅后来发现自己不过是扮演了垫脚石的角色。

　　杨涛后来偶尔回到村里看老乡，和老乡们关系不错，村干部从他那里知道了他们4个人合作的具体细节，“杨涛最恨李军，他把钱搞走了，把人家整得好惨”。原来带着350万元入伙的杨涛，离开时候只有5万元现金，一辆红旗轿车，自己只剩在城口县的一个石料场。村民们说，杨涛非常有人情味，即使与村子里的合作早就不了了之，十几年来仍然把他叫做“哥哥、嫂嫂”的村干部当做好友，逢年过节总是来看看。今年5月，村里当时与杨涛合作过的三队队长死了，杨涛知道后特意从外地赶来，送了1000元。“其实他后来一直过得不好，去了好几个地方混饭吃。他跟我们说过，李军这样搞不长久的，总是要出事的。”

　　但是当初不显眼的李军，看起来不仅没有“出事”，反而越来越“有本事”。罗英华说，李一基本不与村子打交道，他“村里镇里瞧不起，走的是上层路线，与区里市里关系越来越好”。

　　警方在清查中发现，李军把这些资金主要用在了两个项目上。一个是在大渡口陶瓷市场附近投资的天一大厦，“三金三乱”清查使得资金链轰然断裂，修到第七层的大厦成为烂尾楼，已预购房屋的百姓不断上访。另一个项目则是李军的缙云山绍龙观。自恃聪明的李军将钱投入修建道观后，天一大厦被司法拍卖，李军的一辆红旗轿车在2005年被追缴。而“绍龙观是宗教场所，不便查封变卖，因此该案虽已宣判，但一直无法执行而结案”。李军及润达公司共拖欠大渡口区乡镇企业投资公司的资金逾千万元，但李军名下显示没有任何资产，根本无法执行。有趣的是，多次被大渡口警方以欠款而传讯的李军，总是向警察们表演的，仍旧是他的“手掌煎鱼”和“人体通电”。

　李一的市场

　　李一在俗世中有了“养生大师”的光芒后，贩卖的不再只是简单的绝技，养生方法与某种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使他找到了成功人士的心理空缺，发掘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李一的买方来说，每个人在这场类似诊疗的“养生”中，看到的是“镜中的自己”。至于李大师当年晦暗不明的入道记，早已变得不再重要。

　买方

　　林华(化名)向本刊记者讲述起他在绍龙观的经历，仍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欣喜。今年春季，他因突患严重的胰腺炎，受到李一徒弟的邀请，免费上山参加了5日的养生班。班上的四五十个人里边，“有前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有创业板老板，都是极聪明的人。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容易被忽悠的人”。而林华独特一些的地方是，他是多年的媒体记者，曾于2010年初上山做过一篇李一的报道，“我们记者是不容易轻信人的，总会有一种怀疑的眼光，理性地看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然而，“5天的课下来，分别的时候好多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不仅身体得到改变，内心也得到释放。本来大家都是心里水很满的人”。这种变化，让林华至今与“仙友”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大家经常会交流练功的感受，以及对道教的理解。

养生班的内容，并不只是李一单向地传授。第一天上课，每个人都要在黑板上写下：你为何到这儿来？林华觉得，“看着那满满一黑板的字，你会觉得这帮人挺可怜的”。黑板上的字有：家庭不幸福，身体不健康，老婆跟人跑了……企业家平均年纪在45岁以下，年轻时候拼得太狠了，有的输掉了幸福，有的心态很不平静。“大家基本都是成功人士，平时在外边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很强大。在那个场合下，不是带着挑刺的目的去，而是带着得到帮助、解决问题的目的去。”这样的气氛类似一个心理咨询场。

　　李一又让大家在黑板上写下，平时怎么保养身体？有人打高尔夫，有人吃虫草，“有些人心理负担重，有些人身体负担重，有些人身体和心理都不行”。李一吸引林华等人的地方是，“李一给大家讲练功的方法，比如桩功的心法，在这个过程中传达了很多东西。不是讲养生这一套，而是把养生当做通往道的一个门径，你要找一张床，必须先打开门，才能躺到床上。他教大家如何以身来观世界”。

　　来到绍龙观的人，本来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李一并不会太细致地针对每个人讲课，但是他告诉大家，通过修炼可以不依赖任何外物获得满足感和喜悦感。李一的口才也让见过世面的“仙友”们非常感叹，“听他讲3个小时都不想跑去上厕所”。5天3800元的养生课，并不会完全由李一来上，他的几个弟子也给大家讲课，效果显然是没有李一好。

　　于是在一种互相鼓励的氛围中，李一与他的理念得到了大家的极大认可。2004年追随李一上山的周昌武，现在法号“常武”，他告诉本刊记者，师父是要大家带生活的理念下山，他说：“这里不是避风港，我们让大家有个好的作息和睡眠，注重健康饮食，建立关爱自己的态度，不是只在这里学习什么技术。”

　　李一的高明，被“仙友”们从各个层面上发掘了出来。课程快完时有一个问答阶段，有一个人提问李一：“咒语是怎么回事？”李一的回答是：你觉得咒语很神秘吗？当你发出“嘘嘘”之声的时候，婴儿就会撒尿，这在我看来就是另一种咒语，是个心灵沟通的方式而已。大家觉得李一的回答很能切中要害，不管是问家庭矛盾，还是2012世界末日的事情，“李一都能用中和之道给你答案”。而与李一相熟的甜茶道人认为：“李一这些年磨砺出来的处事本领很强，他不跟商人谈商，不与道人论道，避开对方的强项，谈论那些超出对方经验的事情。”而社会上聪明的成功人士往往很孤独，“需要找到一个认为比自己厉害的高人，希望有一个能控制住自己的东西”。

　　林华告诉本刊记者，他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说，亲眼看见李一用一张百元钞票，劈断了筷子。他也感受了李一弟子的“人体通电”技术，感到非常奇妙。林华说，他下山一直也在研习道教知识，“道家是道教的哲学支柱，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丹道是人体生命系统科学。李一把这三方面结合得很好，用道的形式的一种自我修炼。李一把道教的精华提炼出来了，变成普通人可以平日操练的东西”。

　　林华说他本来是一胖子，5天的养生却把胰腺炎治好了，慢慢地瘦了25斤，脂肪肝、高血压、失眠等症状也都不治而愈。他自己认识的人，能够连续81天辟谷。

　　对于养生修炼在林华身上的神奇作用，本刊记者向江西龙虎山正一派研究者徐才金请教，徐才金说，他并不能评论某个个案，或者自己未曾亲见的东西。但是，“道教的功力是要有根基、日学苦练的。比如辟谷，我们不敢想象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尝试，它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规范”。在重庆老君洞出家近20年的某道士也告诉本刊，过去的老道辟谷的比较多，但是“文革”导致的宗教中断，现在的功力能达到辟谷阶段的道士很少，“我都不能确信自己能够做到”。

　　但这些并不妨碍李一的成功，他主持的“国学总裁班”，每人3.6万元的学费。常武说：“拿得出这个钱的人，都不是傻蛋，肯定让他们满意。”他的理论是，现在由于大气的环境、人脉环境，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不好，很浮躁。“我们提倡的养生是预防医学的范畴，病了还是要进医院。”而在最近李一受到质疑后，他的养生班暂停，重庆市民宗委出来表示，李一的收费并没有获得报批。

　成名与危机

　　李一在《世上有没有神仙》出版之前，吸引的皈依弟子不少是与道家结缘的，甜茶道人说：“我相信他手下还是有些人真心向道。”本刊记者见到的在绍龙观天辰殿负责算命卜卦的卓南易师傅，桌上摆着一本万年历，旁边写着“算命不迷命”的字样。卓南易的语言比较现代化，他说，道教算命是一种古代的心理咨询，“财是什么？财是智慧的转化”。

　　卓南易说他2003年皈依绍龙观与他个人经历有关。他说，年少时，家里因为泥石流而搬迁。新屋修建时，父亲将屋子建在山边，屋后两块巨石，父亲将其中一块劈了一部分建屋子。结果，不久雷电将这块巨石劈开了一道罕见的大口，父亲一年内意外身亡，家境衰变。卓南易开始找师傅学风水、易经，成年后做小生意谋生。

　　2003年当他经过绍龙观，“受到了非常无私的关爱，跟李一师傅谈了一次，李一告诉我，逃了便了，但是人逃脱不了生命，必须面对。一个人要有精气神，一个国家和民族也要有精气神”。所以卓南易投入到“大家庭的事业，让更多人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精气神，这是有意义的使命”。

　　李一真正名扬天下还是2009年，樊馨蔓不仅向大众传播了李一对道家思想的解释，也为他带来了马云、王菲、李亚鹏等具有明星效应的客人。

　　而被媒体捧红的李一，则突然间在全国范围内多了很多慕名而至的“弟子”，他们对道教并不特别有兴趣，而是希望治病或者得到某种俗世问题的答案。

　　李一在试图把控迅速扩大的道观，但2009年，余阳(化名)来到山上时，看到的绍龙观还是“管理散乱”。余阳上山前，是一家媒体记者，同时自己还经营着两个公司。受樊馨蔓博客的影响，决定上山见李一一面。“我上山后，通过人告诉他希望见一面，聊一聊。他答应了，让我第二天15点在绍龙观里等。结果等到17点他都没有来，观里人说他今天不会来了。我不信，一直等到很晚，他果然没有来。我一气之下，打个‘摩的'直奔山上白云观。见到李一后，我就很生气地骂他，但他并不生气，只是默默地笑。”余阳对本刊记者回忆，是李一的气度平息了她的怒气，而且她发现他衣着非常破旧，“衬衣、棉毛衫的袖口都是烂的”，这更让余阳相信他确是“一心向道之人”。余阳告诉李一，如果有需要，愿意来帮他做管理。

　　余阳下山回家后一星期，突然接到李一的电话，说他马上要出国，让余阳立刻过去帮他做管理。“我把我的所有首饰都处理掉，结束了两个公司的生意，带着所有在山上工作需要的用品就上山了。打印机、打印纸、办公桌、床，都是我自己带上山的。”

　　进入了李一的团体后，余阳才觉得自己一开始对李一的敬仰和现实有些差别。“他故意穿得很破旧，其实他有很多别人送的名牌衣服，平时穿不了，也不会捐出来，有人去他那里，他会拿出来给人看。”余阳眼中的李一对金钱和物质有一种“扭曲”的态度：“外部供奉的大量水果，他会放在自己那里，不吃也不给别人，最后都烂掉。他有一个旧手机，我建议他换一个，他说别小看我这个旧手机，不知道它给我带来了多少新手机。原来李一存着许多最新款的高价手机，都是信众们看他手中的破手机后送给他的。”余阳把李一的这一面解释为“早年闯江湖的时候太穷了，所以太在乎钱”。

　　而“弟子举报李一涉嫌强奸”的新闻，随着公安的调查，定下了“不实举报”的结论。甜茶道人说，前几年他也在朋友圈听说了这个传闻，不过主角不是报案中的女大学生，是个北方游历来的道姑。“我估计李一是喝醉了，不然他是个很爱惜羽毛很自控的人。或许是他在别人面前武装得太多，酒醉后总是会流露出一些性格的。”

　　虽然通过阅读典籍，出门游历，外人眼中的李一已经初具大师的风范和口才，但早年行走江湖的习性和曾经的窘迫生活还是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余阳所见的生活细节，无疑与他已经被媒体抬高的身份形成强烈的冲突。

　　张楚(化名)是一位女企业家，也是一位至今笃定自己上山求医是被骗的女企业家。2008年，她被检查出肾一半已硬化，一半有炎症，所有可能尝试的中医、西医都试过了，但病情没有起色。“这时候，我的司机告诉我，湖南电视台‘天天向上'介绍过一个李一道长，治病非常神奇，建议我去试一试。2008年，我是从几千公里外，开着‘大奔'，带着司机来到了缙云山。”她对本刊记者说。

　　在张楚的叙述里，此后的就医就像是一个层层深入的骗局，李一和弟子不断向她提出修缮道观的要求，但最后自己的肾病根本没有好转，于是愤而向李一讨还自己向道观的捐款。张楚对上山的理解，和她常年从事的生意一致，是一种买卖关系。她按照李一的要求花钱做了法事，修了宾馆，但并没有得到自己所求的病况减轻，作为卖方的李一就是欺骗。但在绍龙观的人看来，道观和俗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让你花钱做一些事情，比如修一条路，是引你入门之术。”绍龙观的道士常墨对本刊记者说。在张楚的故事里，李一也将她的病没有起色解释为“没有入门，还是没有放下”。

　　而展现在记者林华面前的李一，承受着地方政府给他的压力，“比如用地方面，没那么顺利”。缙云山下的温泉寺因为2007年开发商柏联集团的到来，陷入了保护寺产、与开发商斗争的被动境地。李一和他的名声，早已不再受制于温泉寺这样的困境，如果没有目前媒体掀起的质疑热，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发展”。

　　林华是个文化人，在下山之后研习道教经典中，把很多认识和觉悟寄情到了李一身上。他对本刊记者说，李一的理想，是要找到绍龙观在现代社会的传道方式。他之前也碰过不少壁，想多去海外讲道，发展跨文化传播。“这是他选择传道方式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坎，释迦牟尼出家前，也经历过荒谬的人生。要成为一个大师，要能承受大江大海包括污水呢。他没有那么脆弱。”

　　当本刊记者把此话转述给认识李一多年的甜茶道人时，他歪着脑袋，马上反问道：“你看看释迦牟尼悟道后的人生，再看看李一一样不舍的俗世生活，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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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廉江黑帮暴力开矿受害者质疑有保护伞

□廉江黑帮大佬“大眼贤”依靠暴力抢夺和垄断矿业、沙场等暴富

　　□向企业大肆收取“保护费”，2003年12月一个公司就交了16万

　　□除了人大代表外，吴亚贤还是廉江市政协委员、湛江市青联委员

　　昨天南方日报A14版报道了湛江逮捕盘踞廉江10年的涉黑犯罪团伙大佬吴亚贤及19名骨干成员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实际上，早在今年初吴亚贤被抓的时候，南方日报记者就已开始对案件进行密切关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南方日报今天推出黑帮人大代表背后的险恶江湖。

　　系列血雨腥风的背后，展现的是以吴亚贤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长达10年的“黑社会”史。

　　吴亚贤，廉江市大众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担任廉江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此外，吴亚贤头上的光环还包括廉江市政协委员、湛江市青联委员。

夺矿结怨

　　吴亚贤带着当地国土部门的人过来，状告罗某非法开采高岭土，为此，罗某还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遭到了行政处罚。

　　2009年9月27日凌晨1时许，32岁的莫孙运在雅塘镇东街山管区大埇村遭枪杀。莫孙运家属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莫孙运总共中了三枪，头部、胸部和大腿各中一枪，当场死亡。

　　“声音很大，像打雷一样。”当时在枪击现场的阿辉回忆，“来的那帮人像发疯一样，见人就开枪，被枪击中的还有另外一名货车司机。”

　　谁是杀人凶手？罗某把矛头指向当地家喻户晓的“黑老大”吴亚贤。“他指使手下杀害了莫孙运。”

　　莫孙运当时是廉江籍老板罗某的司机，罗某对其非常器重，两人素有“沙煲”兄弟之称。罗某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多次采访时表示，莫孙运被杀和自己有很大关系，尽管事后他付给了莫孙运的妻子和儿女一笔钱，但是莫孙运的妻子多次找到他，要求“归还她的丈夫”，这让他一度很纠结。

　　据知情人士透露，枪击案的导火线，是吴亚贤和罗某之间的争矿纠纷。

　　这也得到了罗某的证实。罗某告诉记者，由于吴亚贤曾一度到村里争抢开发白泥，由于罗某自己在外地做生意，在村里威望比较大，因此，村里马上打电话找到他，希望他回来守住村里的矿产。

　　罗某曾清晰地记得，2009年2月16日，他接到雅塘镇大埇村村长的电话，说吴亚贤已经安排手下开勾机去采矿，村里的高岭土已经被霸占。村长还提醒罗某说，如果再不回来，白泥(高岭土的俗称)很快就会被抢完。

　　罗某第二天就从珠海赶回村里，并打电话给吴亚贤。罗某在电话中提醒吴亚贤说：“买白泥可以，但是不要抢。”但吴亚贤没有马上停机，前后挖了5天。

　　眼看着吴亚贤抢夺白泥，20多位村民最终按捺不住上前阻拦，罗某也带上了自己的DV机，想拍下来作为证据。让他想不到的是，“他们叫来五六十个人，拿枪追着我。”罗某向记者透露说，最终他不得不慌忙开车逃到湛江市，向湛江市公安局报警。

　　罗某等人的努力终于暂时制止了吴亚贤的疯狂夺矿行为。2009年4月28日，罗某回到村里，“我当时的想法是，在高岭土矿区内，先建起自己的一套房子，防止高岭土被别人抢夺。”罗某说。

　　然而，让罗某想不到的是，开工面积才30多平方米，吴亚贤就带着当地国土部门的人过来，状告罗某非法开采高岭土，为此，罗某还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遭到了行政处罚。

　　罗某告诉记者，和吴亚贤的争抢矿产纠纷让他意识到，村里的高岭土很难守住，因此，他和村里决定和别的老板合作，把白泥转给其他老板开发，“约好了老板并办理开发手续。”

　　但吴亚贤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命案悄然袭来。

夜袭矿场

　　“当时天很黑，听到两三个人的脚步声，冲到工地看到人就开枪。”阿辉记得听到了六声枪响，“三发是对着众人近距离打的，另有三发是逃跑时掩护放的空枪。”

　　“好惊险啊，就在我旁边开的枪！”回忆起枪击案发生的场景，阿辉仍然惊悚不已。阿辉告诉记者，枪击案发生时，他正坐在小车内，“枪手是在我的车前和旁边开的枪。当时耳边响起了六声枪响，声音很大，像打雷一样。”

　　阿辉是老板罗某的司机，9月27日凌晨1时30分左右，在雅塘镇东街山管区大埇村车站岭，他躲在车上，目击了枪杀案的整个过程。

　　“当时我们在矿场开工，清泥皮和表土。已经清理了三天，准备第四天开始挖高岭土。没想到第四天就出事了”，阿辉说。

　　据阿辉介绍，事发时，他躺在司机车位上睡觉，“当时天很黑，听到两三个人的脚步声，冲到工地看到人就开枪。”阿辉记得听到了六声枪响，“三发是对着众人近距离打的，另有三发是逃跑时掩护放的空枪。”阿辉说，“枪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着高岭土而来的。”

　　而当时在矿场指挥开工的，正好是罗某的“沙煲兄弟”莫孙运。“莫孙运是罗某最好的兄弟。平时名义上过来玩，实际看到有什么要帮的就帮。他是罗某最好、最听话的手下，做工最卖力的就是他。”阿辉说。

　　枪响之后阿辉从小车里出来看到，凶手朝雅塘镇方向逃走，开一辆白色小车，大概有六七个人。

　　听到枪响，罗某赶紧回到工地，看到中了三枪的莫孙运已经倒地不起，他马上抱起自己的“兄弟”，“当时他跟我说，吴亚贤的马仔开枪打他的耳朵，其实他不知道，他身上还中了两枪……”罗某伤心地回忆道。

　　罗某和阿辉都告诉记者，子弹从莫孙运的背部穿过胸膛，莫孙运满口是血，之后就一动不动了。

　　“莫孙运是因我而死的。”罗某告诉记者，实际上，吴亚贤想杀的并不是莫孙运，而是因争夺高岭土而结怨的自己。而就在凶手夜袭矿场的那晚，罗某恰巧离开矿场去吃夜宵了，因此躲过一劫。

围殴警察

　　为什么我打出求救电话后，公安局三个小时内没有出警？为什么要收缴保护我的民警的枪？为什么看到我这种情况，这个领导一直没有下车？

　　现在，雅塘镇派出所长符某每天饱受头痛脑胀的折磨，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吴亚贤指使马仔将我打伤的。”符某向记者透露说。

　　2006年12月4日，符某从石角派出所调任雅塘派出所所长，他之所以能调任雅塘，与当地的华南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重要的关系。

　　雅塘镇离廉江市区有30多公里，符某调任雅塘派出所所长之前，镇里唯一的企业就是华南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却因受到当地黑势力吴亚贤的欺压，而不得不每年向他们上交保护费。记者从符某提供的华南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款凭据上看到，仅2003年12月，该公司就向吴亚贤交付“治安管理费”近16万元。

　　“你来了，我们的保护费还要不要交？”符某到雅塘当派出所所长后，华南糖业公司就找他开会商讨，最终作出了“暂时不交”的决定。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他和吴亚贤之间矛盾的导火线。

　　2006年12月4日早上8时许，吴亚贤带领自己的马仔在雅塘镇公路上拦截拉甘蔗到糖厂的车辆。接警后，符某当即向廉江市当时分管治安工作的副局长请示，这个副局长给符某的指示是：出警，把人带回问话。

　　由于当时只有一个民警值班，符某马上带上八名治安人员出警。车行至派出所门口，吴亚贤的马仔蓝健挡住了去路，符某于是将他扣了起来。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埋伏在饭店的十多个人拿着钢管向他冲来。

　　他马上拿起了冲锋枪警告，混乱的场面才得到短暂遏制。不过，扣押的蓝健已被抢走。为了不把事情搞大，符某想趁此收兵。就在符某准备撤回派出所的时候，吴亚贤带着六辆车的人马来到现场，并迅速将符某包围。

　　眼见局势越来越复杂，符某与治安队员当即回到车牌号为“粤G60××警”的警车上，双方保持对峙状态。在车里，符某立马向廉江市公安局局长以及其他副局长求救。

　　符某告诉记者，奇怪的是，从他汇报的8时50分起到11时50分，整整三个小时内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公安局领导出警或出面，而从廉江市公安局到雅塘镇只需35分钟左右。

　　按照符某的说法，11时54分，廉江市公安局某副局长终于带着民警，开着车牌号为“粤OGD0××”的车来到现场，在距离符某大概8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下车的是民警，他来到符某的车前，“领导让你过去汇报情况”。

　　符某说，在治安队员的护卫下，他一点点挪向副局长。下车走的路上，这个民警拿走了保护符某的民警手中的冲锋枪。走到离副局长约30米的地方时，吴亚贤的马仔再次挡住了符某的去路，在相互推挡中，符某倒在地上，并遭到吴亚贤马仔的疯狂围殴，最终，符某被打致休克，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为什么我打出求救电话后，公安局三个小时内没有出警？为什么要收缴保护我的民警的枪？为什么看到我这种情况，这个领导一直没有下车？”符某表情疑惑，他告诉记者，更让他感到心痛的是自己被停职审查，而吴亚贤的公司则被评为当地唯一的大企业，吴亚贤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垄断市场

　　高岭土原矿一吨几十元钱，一个晚上可以出几千吨，几年下来利润几个亿不足为奇，所以才会争抢得这么厉害。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只要是有利润空间的地方，几乎都有吴亚贤黑帮的势力。

　　在雅塘镇，吴亚贤是“公认”的廉江“高岭土老大”：“整个雅塘镇的高岭土都是他的。在雅塘谁都做不了高岭土生意，除了吴亚贤，其他人做了都会出事。不是挖土机被毁，就是挖矿工人被打”。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在广东做陶瓷泥生意，但由于廉江高岭土市场情况复杂，因此，对廉江的高岭土市场一直是望而却步。

　　而罗某则告诉记者，“高岭土原矿一吨几十元钱，一个晚上可以出几千吨，几年下来利润几个亿不足为奇，所以才会争抢得这么厉害。”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罗某在做高岭土生意之前并非没有和吴亚贤沟通，而吴亚贤的态度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有本事你就做。”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吴亚贤在当地的风格是，“明着是顺你，暗地里搞你”。

　　罗某也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吴亚贤的谋生手段主要是以骗和赌为主，之所以被称为“和尚贤”，是因为年轻时的吴亚贤经常扮成和尚，在江湖中经常瞄准有钱人，称他可以把小钱变成大钱。

　　通过骗财、赌博等各种方式敛财，吴亚贤逐渐拉拢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士，并形成了暴力组织，势力越来越大，开始干预木薯、甘蔗、沙场、矿业等市场，并依靠暴力垄断市场，疯狂敛财和扩充自己的势力。

　　2010年1月14日，南方日报记者在廉江雅塘镇调查时，有知情人士就告诉记者，当地一个姓苏的商人的河沙场被吴亚贤强抢，苏姓商人还被多人围殴。随后，记者找到被殴者的妻子罗女士，面对记者的提问，罗女士一直心惊胆战。

　　罗女士告诉记者，2004年，她的丈夫建了一个价值约30万的河沙厂。不幸的是，这个沙场被吴亚贤“看中”，并要求低价卖给他。吴亚贤的要求遭到苏老板一家的拒绝，结果，就在河沙场附近，苏老板遭到20多个人的毒打。

　　“我老公被打之后一直精神不好，经常说胡话。最后河沙厂以6万元卖给了吴亚贤。”当记者提出要见苏先生时，罗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被殴打后的苏先生有后遗症，即使见了也没有用。

　　由于市场被垄断，当地河沙等的价格不断攀升。在此前的调查中，有不少当地群众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几年来，因为争抢沙场，各种势力之间还时常发生斗殴打死人的事件，而当地的河沙价格也曾由每车约150元飙升到每车600多元。

■受害者质疑：

黑帮保护伞为何不见公布

　　“我觉得这个案子很荒唐。”昨天，南方日报记者联系到了吴亚贤案中的一名受害者，他告诉记者，虽然吴亚贤黑帮案已经有了初步结果，但是案件的结果让他觉得很不合理。

　　其中一名受害者认为，法律明文规定，如果定义为黑帮，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保护伞”，但目前公安部门没有公布任何一个“保护伞”，而公安部门的结论却定性为黑帮。因此，从理论上讲案件的结论与调查结果有些不符。

　　“这个案子也不应该由湛江来办理。”这名受害者分析说，由于案件比较复杂，吴亚贤背后可能仍然涉及很多“保护伞”，因此，案件最好由公安部专门立案调查。

　　有不少受害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说，自己只是其中一名受害者，还有更多人需要记者去采访和帮助。

　　南方日报记者杨大正

　　见习记者汤凯锋

　　实习生陈晨

　　统筹：胡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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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阀桂系二十五年浮沉: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观

桂系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观

　　本刊编辑部

　　“桂系”是个贬称，主要是指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后来的黄旭初，但他们并不用这词自称，也不把他们组成的团体视为“系”。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将他们和其他军阀区分开来的方便称呼。从1925到1949年他们始终控制着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广西，简称是“桂”。

　　我们可以把桂系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25年分为3个阶段。1925-1929年，举兵参加北伐，一度建立跨越4个省的“桂系帝国”；1930-1936年，退守广西，致力建设计划；1936-1949年，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派系活动，而是效力于南京中央政府，投身于全国性事务：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

　　1926年初，国民党的力量扩展到了整个广东，并开始考虑统一中国的宏大计划。经过谈判，桂系同意将自己的军队编入国民党的军队，成为归附国民党的第一支地方力量，同时也是第一支被派遣北伐的部队。国民党没有对其进行实际控制。事实上一路“投诚”的地方军队后来成了“革命军”主体，在北伐结束时仍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将他们纳入旗下，却没有能力改造他们。

　　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分裂为武汉(汪精卫)和南京(蒋介石)两个集团。桂系政治上的巅峰就出现在这时候。因为不愿卷入南京和武汉间的对立，不愿惟一的资本——军队毁于一旦，桂系致力于促使双方妥协。他们推出了极大胆的计划：逼蒋介石辞职。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果真在一次应急会议上辞职，军事委员会控制了南京的军政大权，而该委员会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掌握。许多国民党人将桂系视作暴发户。

　　桂系军事上的巅峰在不久之后到来。1928年，他们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省。他们事先肯定料想不到，从一个中国最落后的省份出发，几年内他们竟能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地盘“从南面的镇南关到北面的山海关”。对此，白崇禧相当自豪，因为他们的军队比只到了天津的太平军走得更远。这一国中之国得到承认的代价是重新确认蒋介石的最高权威，继续北伐。当年7月，北伐宣告完成。

　　南京政府一直在忍耐着桂系的自负，直到能彻底击溃它。1929年，桂系被打垮，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躲到了香港。黄绍竑逃亡时想到了广西旧军阀陆荣廷，8年前陆被他们打败时也沿着同一条路逃跑。

　　但不久他们就卷土重来，重新控制广西。第二年他们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对付南京政府，再次被打败。

　　此后黄绍竑转到南京政府一边，他在桂系的位置，由黄旭初取代。这时桂系领袖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实力只足以控制广西，不再试图扩张，而是转向建设。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值得考虑，资本主义不可行，只有三民主义才符合实际”，自命为孙中山的好学生。李宗仁和白崇禧还派了亲信去意大利和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是如何通过独裁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的。但他们的建设计划除在维护地方秩序和使农民免遭匪患方面取得一点成功，几乎全部停留在了纸面上。以经济为例，每年省里收入的50%仍来自鸦片(在正式场合被称为“特货”或“山货”)税。一旦这项收入减少，全省就出现经济危机。

　　桂系领袖把建设广西说成是为中国的复兴做准备——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以众多省份的强大为基础，但他们除了决心把广西带入现代化之外并不清楚要做些什么。他们并没有对历史方向的明确意识。他们想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但又不受国民政府管辖。他们把精力消耗在了完善计划而不是实现这些计划上。而且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实现它们，因为1936年广西丧失了自治地位。

　　此时日本的威胁已经日益彰显，中国如果不统一就难以抗衡。桂系和南京的和解被看作爱国的行为。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官，白崇禧担任国军的军训部长、副参谋长。但他们不能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后被派往北平，担任徒有虚名的行辕主任之职。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却并没有实权。但就个人而言，桂系领袖在抗战中提升了声誉。

　　共产党夺取整个大陆的前一年，桂系最后一次组建反蒋联盟，人称“白狐狸联盟”(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3人姓的谐音)。李宗仁先是获选副总统，在蒋介石辞职后又成为了代总统。但共产党已经不会再给他有所作为的机会了。

　　这是本刊“民国军阀系列”的第二篇。我们试图通过桂系这样一个代表性的群体，考察国民党内何以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怎么看待民族国家统一的大趋势，他们有何抱负，成败得失又如何。

　　桂系二十五年浮沉

　　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有个广东人去他的家族墓地看了看，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桂林、南宁、容县

　　李宗仁故居的池塘在雨后的4月下午十分平静。没有鱼或鸭，水边的几株枇杷树长出新叶。在这座已经无人居住的空旷宅院里，稍有声响便清晰可闻。

　　“现在是淡季，来的人少。”在清明节前两天，22岁的李金华坐在售票桌后，百无聊赖。他是李宗仁的堂侄孙，在桂林市完成学业后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临桂县两江镇头村，在李宗仁故居工作。

　　李金华的父亲李常青到山上清理墓地杂草去了，过两天家族的人来扫墓时，可以轻松一些。李宗仁的墓地不在故乡，他的骨灰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昨天有个广东人来，让我带他到家族的墓地去看了看，他说风水不错，但还差那么一点点。”李金华说。

　　头村至今算不上富足，风景也并无卓然之处。公路从村里穿过，若非有李宗仁故居，不会有多少人在此停留。如同中国许多乡村一样，李宗仁故居的墙上还能看到往日的红色标语，其中比较清晰的是一条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没有做成农夫的少年

　　古往今来许多事没法下断语。临桂地处岭南僻壤，到了清代突然就成了“晴耕雨读”的标本。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的广西在清代出了4位状元，排在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之后，位列全国第5。而这4位状元全部来自临桂，包括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陈继昌。陈继昌的曾祖父陈宏谋是清代理学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傅。清末四大词人中，况蕙风和王半塘也是临桂人。

　　临桂文风极胜，武风较弱。李宗仁自己说：“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

　　李金华经常从村里老人口中听说关于李宗仁的往事。一个故事是：李宗仁的母亲问年幼的李宗仁长大后要做什么。李宗仁回答：“养鸭子。”因为鸭可生蛋，蛋可生鸭，生活就可以有保障。李宗仁的母亲对儿子的回答非常满意。李宗仁曾说：“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决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决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

　　从山上回来的李常青对此很有感触。他翻出了李氏族谱，让本刊记者看李家人都从事怎样的职业。族谱显示，除了李宗仁的堂弟李宗信、表弟黄敬修之外，再无其他亲戚在军队里供职。李宗信、黄敬修毕业于陆军大学。“如果没有进过军校接受教育，李宗仁是不会让家族里的人进入军队的。”李常青说。

　　李常青在族谱里找到对自己的父亲李宗武(李宗仁最小的堂弟)的介绍：终生务农。

　　李宗仁提到过一次回乡省亲的经历。“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10年春天的头村田野里，秧苗青葱，农人们在劳作。100多年前李宗仁也是其中的一员，胼手砥足以求温饱的诚朴农夫更像是他未来的命运。

1907年的一天，从山上砍完柴回家的路上，16岁的李宗仁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也许能改变：“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经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种人生的转折同样发生在几十里地以外的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白崇禧身上。他14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120名，我名列第六。”

　　还有容县山咀村(今黎村镇珊萃村)的黄绍竑。“宣统二年春，陆军小学第四期招生，我去应考，侥幸录取了。以前我痛哭绝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惟一目的，终于达到了。当时我是如何的快活呵！”

　　三十而立，统一广西

　　如今的桂林城，能找到的历史遗迹不多，广西陆军小学校址已杳无可寻。16岁的李宗仁到桂林城里报到时迟到10分钟，失去了入学资格，沮丧的他翌年投考才终于进入这所模仿日式教学的新式军校。

　　这已是1908年的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虽然第一条便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但大纲里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清政府声明9年之后将颁布宪法，并将第一次选举国会。然而这一年的11月，支持立宪的光绪帝突然病死，满清王朝迎来了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统元年，广西举行了最后一次拔贡考试。这曾是李、白、黄3人的父亲最为期盼的事情，他们都是失意的读书人。

　　李、白、黄进入广西陆军小学，意味着一段历史开始生长。中国大多军阀靠血缘关系为纽带，后来的新桂系不大相同，他们的聚合更多是通过乡籍和同学关系。桂系的军官多来自四所军校，有“四校同学会”之说：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而他们又多来自广西两个地区：桂林及其附近地区和容县及其附近地区。

　　在广西陆小，李宗仁第一次见到来校视察的总办蔡锷时，感受到了作为崇拜者的满足。“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遑遑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此时的中国，革命暗潮涌动，本是清廷陆军基干训练机关的广西陆小，反倒成了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军事指针社”吸收了许多陆小学生加入同盟会。李宗仁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他记得入会的时候要歃血为盟。“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没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

　　李、白、黄在陆小时并不熟悉。白崇禧更因为患疟疾，入陆小不到一年就退学了，之后转读师范。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火中断了这些年轻人的学业，他们提前走上了革命之路。这一年，李宗仁20岁，白崇禧18岁，黄绍竑15岁。

　　10年之后，老桂系头目陆荣廷被逐出广东，土匪出身的沈鸿英成为广西的霸主。彼时李宗仁和黄绍竑各自拥有数量极少的军队，辗转各地，勉强维生。1922年，身处六万大山的李宗仁找到陆小的同学黄绍竑，决定联合壮大。

　　李、黄二人判断，这支新军肯定为沈鸿英所不容。于是，黄绍竑找到沈鸿英表示愿意做他的下属。沈鸿英委任黄绍竑为旅长，并提供武器和资金。1923年，沈攻打广东失败，李、黄二人趁机解除了这支败军的武装，增强了自己的羽翼。接着，他们又说服沈与其一起扫除陆荣廷的残余势力。当陆被驱逐出广西之后，李、黄再回过头来将沈的部队消灭殆尽。期间，另一位陆小同学白崇禧加入其中。李宗仁记得第一次和白崇禧详谈时的情形：“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著。”

　　1925年夏天，这些广西的青年领袖们击退云南军阀的进攻后，统一了广西。难以想象，仅仅3年前他们还只是中下级军官，转瞬成了新的主宰者。而此时李宗仁不过34岁，白崇禧32岁，黄绍竑30岁。

　　李宗仁为这出人意料的局面感到兴奋。“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桂系巨头关系密切，但从未结拜为兄弟。多年后，当蒋介石提出跟李宗仁换帖子结为拜把子兄弟时，李宗仁其实不乐意。“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

　“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桂林王城内独秀峰东麓月牙池畔，立有一座中山纪念塔，这座塔初建于1925年9月，桂系人士为了纪念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和广西统一，特地在孙中山1921年誓师北伐驻足之处兴建此塔。

　　曾任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赵平，1980年代曾经为修缮中山纪念塔的事情到北京找过曾任白崇禧秘书的刘斐。刘斐当时身体不好，躺在病房里。“我当时跟他聊到桂系，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当初，我们也是革命青年啊。”

　　北伐是国民党多年来主要的军事计划。在孙中山去世后的1926年，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得到壮大，广东成为了根据地，盟友也在不断发展。李、黄、白是积极的响应者。

　　这是桂系和其他军阀的不同之处，他们非常愿意加入到全国统一的进程。

　　为了促成北伐，李宗仁在广州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对蒋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狠。“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北伐最先由桂系的第七军打响。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想借机削弱桂系力量。一些主要的战役都让桂军去打，而他的嫡系则是受保护的对象。尽管如此，他的嫡系部队常吃败仗，而桂系的第七军屡立战功，获得“钢军”之称。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就此埋下。此后的20多年中，这是国民党内最为主要的矛盾。

　　1927年4月4日的《时代》周刊上，蒋介石第一次成为封面人物。他的头像由粗粝的线条勾画，表情冷酷。文章写道：“尽管他衣着简便，不事张扬，但蒋仍表现出一个征服者统领一切的事实，而不是和布尔什维克过于亲密的同志。”

　　仅仅过了8天，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关系画上了冷酷的句号，众多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处决，“清党”开始。桂系是其重要的支持者。

　　身在上海的李宗仁没想到的是，“清党”竟让老家的亲戚成为受害者。“在桂林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表弟李珍凤也被杀……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

　　“清党”后，蒋介石定都南京，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形成对峙。给蒋介石帮了大忙的桂系却没有获得多少实质地位。当时的记者观察到了这样的矛盾。1927年的《国闻周报》、《北华捷报》、《晨报》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桂系所在的第七军苦战一年所获得的只是“钢军”的称号和两万人的伤亡。

　　宁汉之间的矛盾让北伐处于困境，白崇禧提出让蒋介石隐退。蒋十分不悦，但仍被迫下野。后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如果宁汉分裂，北伐就受阻了。我的父亲可能关心的是这一点，可能蒋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辞职后，南京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手上。作为外来者的桂系在南京的地位非常不稳固，而后方又开始着火。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广州发动政变。身处广州的黄绍竑在家遭到袭击，化装成农民才得以逃脱。

　　广西是桂系的基石，没有广西，桂军就会成为没有主场而四处游荡的“客”军。冯玉祥是个反面例证，他拥有庞大的军队，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一生坎坷而终无着落。所以桂系必须回军救援。

从镇南关到山海关

　　桂林市文明路李宗仁官邸的展厅里，几个挂着相机的女生面对桂系军人年轻的戎装照时，发出不同程度的赞叹声，她们用“是否够帅”的标准决定自己的嗓音。

　　一面展墙上有3张照片，配有1935年2月20日《大公报》文章摘录。报人胡政之写道：“广西是李、白、黄三人合作。李以宽仁胜，涵量最大，白以精干胜，办事能力最强，黄则绵密而果毅，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要拿军事地位来比，李当然是总司令，白可称前敌总指挥，黄则坐镇后方，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

　　此处，“黄”是指黄旭初，而前一个版本的“李、白、黄”中的“黄”是黄绍竑。

　　当我们提到各地军阀时，往往会想到与之对应的一个头目，提到桂系时，想到的会是两三个头目，李、白或者李、白、黄。三角形是最稳固的结构，桂系领导层的结构也有这样的效果。

　　桂林李宗仁文物管理处副主任韦芳谈到三人结构时说：“3个人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可以互相牵制，如果是4个人的话，就容易在内部拉帮结派。”

　　当桂系所组的第七军出征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北上，黄绍竑留下来管理后方。“我们军队部署完毕以后，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领的问题，北伐是一个新工作目标，有远大的前途，各级干部，都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不愿意留在后方。白健生因为蒋先生要他去担任副参谋总长的任务，必要离开我们的部队。我因为要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广西。所以领导广西军队出师北伐这个任务，只有请李德邻担任了。”黄绍竑在《五十回忆》里写道。军人出身的黄对行政并不擅长。“在这一个阶段内，每天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不断地从事战斗工作。除此以外，实在没时间去过问政治与研究行政上的种种问题。”

　　广西统一之前，桂系将领将他们控制的地区交给地方当局管理，如有需要，就从地方士绅中挑选县知事的人选。黄绍竑称这是一种“真正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1925年，他们占领南宁后，须设立省级行政机构。“我们仍专心致力于以后军事方面的发展，不愿意过问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长，弃而不做，而由省议会选举当时的议长张一气来担任。”由于滇军的进攻，张一气很快从省长任上离开。1925年9月，黄绍竑担任了第一任民政长。在协调广西的财政时他遇到了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在省内必须维持1.5-2万人的军队，还要向在外地作战的第七军提供尽量多的军费。军费开支对广西是极沉重的负担，占全省财政收入的60%。

　　桂系在南京难以站住脚的一大原因也是资金问题。来自上海的资金支撑着蒋介石在南京的地位。1927年，蒋在上海得到了4000万元，而白崇禧只从上海商会得到了30万的捐款。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天忠认为：“桂系最后失败的原因是广西的经济实力不足。”

　　下野的蒋介石1928年从日本回国复出。1928年4月，北伐重又开始。7月初，北伐巨头们拿下了北京，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向孙中山的灵柩宣告北伐完成。蒋介石抚棺恸哭，冯玉祥、阎锡山也频频擦泪。惟一没哭的是李宗仁，他认为他们的举动都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能和蒋、冯、阎站在一处——桂系的表现让国人吃惊。身处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省份之一的广西，桂系仅用3年时间便一路高歌，地盘从镇南关延伸至山海关。

　　孙中山棺前的4位将领中，有3人极力要维护他们的地方自治，当蒋介石不能让他们服从时，只有付诸武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被打垮，丢失了广西之外的所有地盘和大部分军队，惟一保留下来的是黄绍竑留在广西的部队。此时，李、白、黄3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微妙。

　　1930年夏，桂系在攻打湖南时，黄绍竑表现不力，桂系军队失败而归。这最终导致了桂系高层的决裂。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李、白回到桂林后在叠彩山设宴，请来黄绍竑。白崇禧打算在宴会上处决黄绍竑，李宗仁没有同意。最终的结果是，黄绍竑辞去了广西省主席的职务，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西。

　　尽管黄绍竑把这视作“善美的结果”，心中却仍有悲剧感。“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

　　黄绍竑转到蒋介石一方，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与桂系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仍保持着私人联系。多年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绍竑为其助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建设广西，“送”走红军

　　本刊记者在容县县城里寻找黄旭初的别墅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坐上三轮车在城里转了好几处，最后在县委大院里找到了——现在是县政协的办公室。寻找黄绍竑的别墅则容易得多，三轮车师傅一听，直接把记者拉到了目的地。

　　黄绍竑和黄旭初都是容县人。黄绍竑辞去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同样来自容县的黄旭初顶替了他的位置。白崇禧对黄旭初评价极高：“他沉毅谨慎，记忆力极佳，对于国学很有基础，虽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与人无争，但指挥作战时很勇敢，可说是允文允武而极有节操的全才，对于统一广西建设广西贡献均巨。”黄旭初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听话而能干的管家。李、白、黄的结构有些戏剧性地得以保持。

　　同样是在1930年，北方联盟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阎锡山任主席，颁布了约法。不甘让北方联盟抢去人心的蒋介石在1931年颁布同样的文件，但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强烈反对。结果他被蒋介石扣押。此事导致包括桂系在内的反蒋派在广州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局势紧张了起来，兵戎相见似已不可避免。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侵犯满洲。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宗仁据守广西，着力建设：“‘9·18'及‘1·28'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等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多也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

　　他们在1934年公布了《广西建设纲领》，提出“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之后又提出“三寓”政策：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

　　广西从捷克购入机器建兵工厂，从英、美、日购入飞机建立空军，并将学生派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1934年5月的《巴黎海外布道会会刊》描述道：“看来他们(士兵)跟以前已完全不一样。按照最现代的操典在进行机动训练，坦克和速射炮与飞机配合使用。情况更好的是，军官都有礼貌，举止文雅，可能这是对他们的强制要求，但礼貌终究占了上风。”

　　为了财政上的节流，正规军队的人数受到精简，但是民团纷纷建立，大量的普通民众接受了军事训练。民团还被用来推广国民基础教育。1933年在广西开始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要求年龄在6到12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还要求不识字的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上课。

86岁的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是广西蒙山人，他记得很清楚，在蒙山，他们家开过店铺，店员们都是民团成员，训练了回来还比试。“老百姓当时是认可的，一般受训的农民以此为荣。”钟文典在蒙山读小学时，学校还让他们做小先生，给不识字的人上课。

　　在1930年代的广西，随处可见这样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这个时期，广西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国内外许多人前来参观，大量有关广西的文章登在报刊上。

　　1934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刘斐回国，本打算在上海多待几日，却被急电召回广西。他曾回忆当时情形：“白崇禧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遗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

　　相比将要到来的红军，桂系更担心的是蒋介石的势力借口进入广西。白崇禧曾对部下说过：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可有发展的机会。

　　刘斐回忆：“我们首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主要着眼点，或者说总方针就是‘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

　　白崇禧对红军的策略是“打尾不打头”，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开放桂东北通道，促使红军尽快过境。红军到达湘江时，并不知道桂系军队已经让出走廊，失去了快速通过的时机。湘军得知湘江无兵防守，急调部队占全州，堵住湘江防线缺口。红军过湘江之役极其惨烈，8万多人只剩下3万，突围之后转入贵州。

　　刘斐回忆，“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为时约两星期左右。除在灌阳的新圩和马堤街附近有较大战斗外，其余多系地方团队小部队的行动。白崇禧为了抵赖蒋介石责备广西堵击不力起见，大肆夸张战斗激烈程度，并谎报俘虏红军战士七千余人，阵亡数以万计，还拍了一部电影从事扩大宣传，吹嘘广西部队的战斗力，用以压低中央军的威风。”

　　这部电影叫《七千俘虏》。“我没看过《七千俘虏》这部电影，但我看到过红军俘虏被押送经过我们家乡，他们没穿军服，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连续几天，过去了好几拨。”钟文典说。

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86年4月，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放映。台湾中央社香港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跟以前的影片不一样。

　　蒋经国听说后，让谢忠侯把电影找来看看。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谢忠侯得到了《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带回台北。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部影片来看，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大陆的政策有调整，我们也要做些调整。不久，他开放了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政策。

　　白先勇曾在1995年7月的《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和蒋介石决裂多年的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日本报纸写道：战神莅临南京。

　　为了抗日，桂系和蒋介石重归于好。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他和白崇禧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让桂系在全国名声大振。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战役都有桂系参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广西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1942年，在桂林读书的钟文典第一次见到李宗仁。“他刚从老河口回来，在桂林王城进行抗战讲演，他号召大家起来一致对外。当时的惟一目标是打日本，谁打日本谁是好样的，师生对他们是很拥护的，头脑中绝没有反动军阀这样的想法。”

　　钟文典见过白崇禧两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桂林西郊。“容县韦氏兄弟在桂林西郊广场进行滑翔机表演，白崇禧在现场观看，表演完之后他下来跟飞行员握手，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挤在中间。他用桂林话说：‘莫挤，大家看。'他有儒将风度。”

　　第二次是在桂林东镇路白崇禧家中。“我和同学出去玩，路过白崇禧家，他们家正在奏着音乐，一问，是白崇禧为母亲祝寿。我们一看没警察把门，几个年轻人就进去了。院子里摆了3张八仙桌，张发奎、何应钦、黄旭初都在那里。白崇禧看到我们进来，拿了一个放了糖、饼的盘子过来，对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说：‘请吃糖，莫客气。'当时不只我们，还有几十个路过的人围在那里，绝对没有谁赶你，没有人说，‘哎呦，长官在这里，你们不能来。'”

　　91岁的梁辉如今住在桂林市南边一个小区里，过着平静的生活。现在，每个月，他会坐着轮椅参加桂林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让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但他没有答应，这几年才参加，“经过了文革，还是有些怕，怕惹麻烦。”

　　1935年，正在桂林中学上学的梁辉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参了军。1936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1940年初，来到昆仑关，参加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打昆仑关要紧啊。”梁辉用桂林话说，“我当时是广西部队46军175师524团第3营步炮排排长。我们打了3天3夜，牺牲太大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人，上面要我们撤退，团长不同意，我们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继续打。军长看到我们不退，哭了起来。不撤退的话怎么办呢？组织剩下的人沿着山走，走过来走过去，给敌人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队来。”

　　梁辉还记得当时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的场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们打不过我，我打死了两个，一个用刀刺，一个用手枪打。”

　　没有几个人能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在昆仑关，有一个巨大的墓地。“我后来去过6次昆仑关，有时候从附近路过也要特意拐进去，想起曾经和战友一起作战，过着危险的生活，留恋得很。那个坟好大，老百姓帮着埋的，死了两万多人啊。”

　　“敌人当时攻陷了我们的阵地，副营长和我关系最好，跟我说，‘梁辉，跟我一起去把阵地夺回来。'他带我们七八个人去冲锋，阵地夺回来了，他死了。我身上也中弹了，但还能够走回来。你看，这里还有印子。”梁辉指着身上说，“冲锋了，枪还没响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枪一响就不怕了，一心一意想着怎么把敌人消灭，没什么其他想法。”

　　现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仍在梁辉心中。“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在电视里看到丢炸弹，就会想起以前，心里不痛快。”

　　昆仑关战役之后，梁辉被调到了军部，接着他获得了到咸水步兵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成了李宗仁身边的警卫队长。梁辉对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为什么能打胜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赏别人的才干，对部下也好。”

总统与副总统的内耗

　　2010年8月，中南海新华门外，游人如织，一些人会停下来留影。梁辉多年前去过北京，朝新华门看了看。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中南海度过了4年。“李宗仁当时是北平行辕主任，北平行辕就在中南海。我是跟着李宗仁，做警卫队长。”

　　梁辉和李宗仁是老乡，都来自临桂两江。“走在路上，旁边没人时，他会用桂林话跟我谈几句。”

　　外边的世界风起云涌，梁辉觉得自己在中南海里的4年是最平静的。“中南海里鱼多得很，我晚上下了班，钓几条鱼，拿回家去吃。那4年蛮好耍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没有什么负担。”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内心没那么平静。“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

　　1947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作战时连连败退，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美国人也有意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李宗仁对此次会面有过生动描述：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梁辉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给在场的人一个个发香烟。”

　　副总统选举当时是通过广播直播的，坐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各怀心事。

　　“到副总统选举会唱名选票时，街头巷尾和家家户户的收音机，播出了‘李宗仁'、‘李宗仁'……之声，谁也怀抱着一片隐忧，首都也就是一片沉寂。为什么人人皆看得出的政治危机，终竟无避免之法呢？”这是陶希圣笔下的南京。

　　蒋介石此时也在官邸内听广播。“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这是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儿听说的情况。

　　1948年5月10日的《时代》周刊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选举结果宣布时，代表们狂热了。他们抬起微笑的李夫人，把她举到肩膀上。街上，一直在听街头广播宣布投票统计的人群，放起鞭炮予以庆祝。欢呼的人群涌向李的总部，高高举起李将军。一位代表说：‘太好了，我们投票反对了政府！‘”

　　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离开了中南海，梁辉也随他来到了南京。“在南京总统府，我就住在‘总统府'3个字后边。”

　　李宗仁很少去总统府。“对我来说，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

　　当李宗仁在南京消磨他的清闲日子时，白崇禧正忙于应付内战中的颓势，这样的颓势始于两年前的东北战场。

　　四平战役是国共在东北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役，当时被认为国共双方最擅打仗的将领白崇禧和林彪有了直接较量，最初的情况是：林彪吃到了空前的败仗，向北撤退。“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策划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趁势追击，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的复电是：暂缓追击。得到喘息之机的林彪最终扳回了整个东北。这成为白崇禧一生最大的遗憾。

　　这一暂缓追击令国共双方都觉得不可思议。李宗仁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1949年1月，共产党军队占领北京，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派黄绍竑到北平去进行和谈，提出“划江而治”。此时共产党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除了获得全胜外，对别的解决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提出的和平条款是要国民党彻底投降。李宗仁拒绝了。

　　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役。蒋介石想守住的是上海，而不是李、白所希望守住的长江，兵力虚弱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最快的仅用了15分钟，一天之内就有30万人过了江。

　最后结局：合久必分

　　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军队登上了南京总统府。梁辉和部下被派往重庆，为代总统李宗仁打前哨。

　　李宗仁最终没有飞往重庆，而是去了美国；白崇禧想要跟共产党军队最后一搏，终未成功，去了台湾；黄旭初去了香港；黄绍竑留在了大陆。当年那几位从广西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各择前路，桂系从此烟消云散。

　　身在重庆的梁辉没有了领导。“没有谁指挥我们了，一共400多人，怎么办呢？经介绍，我到了成都的黄埔军校分校，后来黄埔军校起义，我就跟着一起起义，军饷后面就是共产党给了，成都给钱给路费给粮食，一家3口从成都回到桂林。”

　　1949年10月1日，钟文典已经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在北大的队伍中，就在金水桥旁边，最靠近城楼。当时不像今天国庆的时候有方块队，很自然。朱老总坐着吉普车出来过金水桥去检阅，我们离他只有十几米。毛泽东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跟电视上的是一样的。我看见他按电钮、升旗，非常清楚。”

　　1951年秋，他参加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4所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土改工作团，回到广西。在土改中，他遇到了令他不解的事情。“当时是有指标的，不搞出个地主来，工作队就没成绩了。我在的工作队到的那个村，没有一户地主，大家急了，拿一个富裕中农当富农来斗，领导来看，不对啊，这个不够条件啊。”

　　1980年代，桂林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开始为修复李宗仁故居而努力，他走访了许多李宗仁的后人，听他们说了一些故事。

　　1965年7月，李宗仁躲过国民党特务暗杀，与夫人郭德洁辗转回到大陆。

　　1966年8月，黄绍竑在“文革”中自杀。

　　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湾暴毙，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

　　1975年11月，黄旭初在香港去世。

　　2010年清明节前后，本刊记者走访了这4位桂系巨头的故居。

　　在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小巷里，“临桂县文物保护单位”白崇禧故居大门紧锁，白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旁边，有人想进去参观，交5块钱就可开门。这座宅子其实为白崇禧的弟弟白崇祜所建，白崇禧曾小住。村子里的东山小学内，还保留着以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命名的“佩璋礼堂”，只是已不再使用，成了危房，墙上钉着的木牌写着：危险，严禁入内。

　　在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黄绍竑故居虽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屋内杂草丛生，附近农民把柴禾堆放在屋子里。堂屋里有一幅黄绍竑的肖像，清明节刚过，肖像前有钱纸、蜡烛、香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通往容县杨村镇东华村黄旭初故居的只有泥路。这里也挂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院内简陋，黄家一位亲戚坐在门口摘着红薯叶。黄旭初当年位于南宁的官邸，经过修葺，如今是一家经营广西风味菜肴的餐馆。

　　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是保存得最完好的。1990年代初，李金华和家人还曾经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房子太大了，住在里面让人害怕，后来就搬了出来。”搬出来之后，李金华在夏天还经常跑到院中池塘边的泉眼去洗澡。“看着黑黑的空空的院子，心里还是有点慌。”

　　记者问李金华：“你怎么看李宗仁和桂系？”李金华想了想，说：“就好像开了一个公司，最后破产了。”

　　1990年代，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胡友松曾经到桂林找到赵平。“她想看看老大姐(李宗仁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当时住在桂林)，还想到乡下看养鸭子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呢？‘文革'开始后，李宗仁对胡友松说过，若梅(胡友松小名)，在北京实在待不下了，我们就回老家，院子里有个池塘，我们就在池塘里养鸭子过日子。”

　　赵平还问过胡友松，德公从美国回到大陆后，对大陆的态度是怎样的。“胡友松告诉我，李宗仁确实跟她说过，回来还是要回来的，但回来得不是时候。”

　　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去世。1949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村。李宗仁故居的池塘里已经多年没有鸭子，如镜的水面仿佛从未荡起过任何波澜。

　　(感谢钟文典、黎克忠、谭肇毅、曹天忠、赵平、韦芳、李弘川对采访的帮助。主要参考资料：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口述自传》、黄绍竑《五十回忆》、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志让《军绅政权》、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李辉《封面中国》、谭肇毅《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剑桥中华民国史》、《新桂系纪实》、《广西一览》、《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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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矿领导下井规定早已存在曾频遭软执行

2010年8月26日央视《新闻1+1》播出《领导下井，必须地！》，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董倩)：

　　“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这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延续多年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近些年来随着频频发生的矿难背后，人们发现似乎矿山的领导不大愿意和矿工一起下到矿底下去了。

　　就在一个多月以前，国务院明文通知，要求相关矿山的领导干部要下到底下去，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落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严斌(本台记者)：

　　今天入井的矿领导是该矿的总工程师，他将跟着当班的工人一起到井下，并且要待够8小时。他在这8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要做哪些具体工作？

解说：

　　记者体验，总工程师下井，这是一个来自山西省焦煤集团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镇城底矿的现场调查。记者调查的时间距离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要求矿领导要和工人一起下井接近一个月。

主持人：

　　国务院今天向全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解说：

　　国务院此次专门制定了多条加强企业主体责任的措施，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必须现场带班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

　　通知发出，所有的矿山领导干部能够按照要求与一线工人一起深入到井下吗？如今，通知发出已经一个月国务院文件执行如何？

王燕刚(本台记者)：

　　2005年的时候山西省很多煤矿和矿山企业就已经对领导带班做了一些规定，但是没有特别细，这一次对领导带班下井的时间，包括次数，还有需要到达的地点很多地方都做了特别详细的规定。

薛斌(镇城底矿总工程师)：

　　带班必须做到三汇报，下来汇报、班中间汇报、赶上来的时候汇报，这个可以知道你的行动。

解说：

　　上午9点在28101工作面，薛斌发现这里的煤壁有跨落现象，容易造成冒顶伤人，他立即要求当班矿工进行处理。中午12点在另一个工作面，他又发现地质断层情况，控制顶板，加强支护，应对措施在井下马上做出。在记者跟随他的8个小时里，除了安全隐患，薛斌还检查了干部职工的上岗情况，及时制止了各种违章行为。

王燕刚：

　　他们现在下井在井下经常要走好几公里的路，因为工作面之间的距离都挺远，不像井上那么容易，所以体力消耗也比较大，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说整体对这个隐患的排查比之前要细得多。

解说：

　　薛斌对记者说，之前他也经常下井，但是大多只待一两个小时，但是现在必须要和当班矿工一起待够8个小时才能升井。目前，在这个矿领导班子一共有12个人，按照新规定，矿长每个月要下够12天，像薛斌这样的业务复职，每个月要下够15天，其他复职要下够8天。

王燕刚：

　　要是缺一次班，那他要扣领导一万块钱，如果缺两次班的话，那就要免职。

白利明(镇城底矿地测科长)：

　　原来的隐患在工作面发现以后要汇报到矿调度，矿调度通知专业技术人员下来现场，起码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是矿领导跟班带班以后，矿领导在井下现场基本没有这个时间，立马就能进行处理，立马进行撤人或者是现场进行隐患排除，马上就可以生产。所以至少差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解说：

　　一个小时，面对依然严峻的矿山安全形势，谁都知道这一个小时有可能改变什么。

赵建安(镇城底矿矿工)：

　　我们工人干得更有信心，当官的都下井了，我们工人更得干好。

黄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

　　我70年代在煤矿当一个采煤工，所以那时候班班都有矿领导在井下，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这作为企业一种光荣的传统。

解说：

　　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显然让矿领导下井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回归，更是眼下遏制矿难发生的有效之策。如今，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看到在山西的一些煤矿变化已经开始发生。

主持人：

　　刚才短片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下井的那位领导说如果领导到位了，一旦发生险情的隐患就可以节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在井下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特别想听听你怎么看，就是领导下井的意义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

　　其实要让领导下井大家可以列出很多个理由来，比如说领导本来就应该下井，我们现在讨论它是因为这个传统丢失了，但是回过头一看领导本来就该下井，另外给矿工更多的信心和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不管列出多少个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可不是说出事的时候领导跟矿工在一起，而是让领导下井，为的是不出事、少出事、出小事。

主持人：

　　领导在井下就能做到这一点吗？

白岩松：

　　首先，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节省出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现场，现场永远会有这样的带班领导，各种隐患就可能及时地排查，有可能疏忽导致大事，就有可能在这样每天的现场办公当中变成中事、变成小事，所以说让领导下井为的就是安全。所以我觉得他就会更尽职尽责，否则我们以前说的官僚主义什么意思呢？离得远远的，但是什么都是听汇报，跟现场的情况有很多的差异。现在一待就要8个小时，你想想他看得会多细。

主持人：

　　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山西这家煤矿，十三个必须，因为我们提到了这个文件里面有这么多的必须？

白岩松：

　　其实这个得给大家说一下，这是西山煤电《关于管理人员下井和带班补充规定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我们详细地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二个必须，最后下发这个通知的通知又有一个必须，所以加在一起是十三个必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话里必须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制性的一种规定。比如说这里头甚至会有这样的必须，特别是矿处级干部下井带班组织集团工作，它还要求了级别，别往班长那块去推了，直接就是矿长、副矿长以及类似这样的领导，当然这里我要加一个括号，以后也要盯着一些煤矿企业别扩充领导班子，最后它把领子给加很多，让大家一个月下井的次数少。像这个是必须，结果有这样一句话，特别是边远地点、瓦斯异常、地质条件发生变化及日常监管容易忽视的区域也必须安排干部定期来进行检查。这一系列的必须其实就是为了贯彻领导下井，让它变成一个没法“软抵抗”了，必须硬执行。

主持人：

　　在刚才我们提到山西的煤矿领导干部在井下必须待满8个小时，那这8个小时里面这位领导干部都要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王燕刚。燕刚，首先到了井下之后，矿领导是不是每个作业面都要去？

王燕刚：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矿井下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很多航道，还有很多采煤、斜井、开拓等多个工作面，与地面不一样的是井下没有交通工具，大部分是靠徒步走，有的时候两个工作面之间的距离有几公里甚至更远。因此一个带班的领导下去之后，8个小时要把所有的工作面走完、检查完不太现实。

主持人：

　　那他要去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最危险的地方、最深的地方要不要必须去？

王燕刚：

　　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是有选择性的，主要是根据矿井的调度室来安排，因为矿井调度室能够通过防爆电话，还有井下的视频监控，了解井下各个工作面的情况。如果有安全隐患或者是设备出现问题无法正常工作，调度室就会跟领导反映是在什么位置，你们应该去什么地方处理。

　　另外，现在交接班的时候，因为矿领导都要跟工人一样，相当于也是三班倒，只不过是领导在换，他们在交接班的时候，上一个带班的领导会跟这一次接班的领导说，井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处理完，要交代清楚，接班的领导继续处理。

主持人：

　　燕刚，我特别想知道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在底下采访了没有，当矿工知道自己的领导跟他们一起都在井下的时候，会对矿工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燕刚：

　　我那天在采访下井的时候，跟好几个工人聊了，他们也说，现在他们感觉更安全了，因为之前他们下井如果要是井下有什么问题，他们要向井上的调度室汇报，调度室再请示领导，有一个过程。而现在矿领导在井下就直接能作主，一般的情况现场处理以后，马上就能生产，效率也更高了。而遇到严重的情况，矿领导在井下就可以直接拍板，让工人马上撤离，保证安全。同时，矿领导在井下，对其他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因此整体的责任心更强了，对安全生产也就抓得更严了。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燕刚。

　　岩松，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听了领导在底下有诸多的好处，为什么这么一个好的制度这些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白岩松：

　　其实慢慢在企业生产这方面养成了一种官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而忘掉了自己其实领导这个含义，就是你要冲锋在前。可能也跟社会上的风气也关系，另外也许煤矿接连出现这样一些危险的事件，在领导的心里头也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感觉。越是这样的时候不越应该回归传统吗？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可不仅仅只指的是矿山，我想很多的这种生产部门、很多的企业里头恐怕都应该如此。

主持人：

　　刚才我们通过短片知道山西的一些大矿已经开始细化、落实这些措施了。就在昨天国家安监总局又针对矿山领导干部下井出台了一个规定，正在征求修改的意见。这里面会不会有更加严厉的措施呢？

解说：

　　矿山企业无领导下井带班的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产整顿。

　　昨天，国家安监总局官方网站全文公布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征求各有关单位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有关要求矿山领导下井的规定早已有之，但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矿难发生的背后，人们往往会发现这条硬规定遭遇“软执行”的事实。

2010年7月23日新闻

主持人：

　　从7月17号到18号短短两天的时间，河南、陕西、湖南、甘肃、辽宁五省接连发生五起煤矿事故，数十名矿工遇难。

解说：

　　从五起矿难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基本上都没有矿领导在现场带班。

　　字幕提示：

　　7月17日上午7点50分，河南新岭煤矿井下发生着火事故，8名矿工遇难，领导未下井。

　　7月17日晚，陕西小南沟煤矿发生着火事故，28名矿工遇难，带班的最高领导是一个班长，并非矿上领导。

　　7月18日上午10点，湖南郴州一煤矿发生爆炸事故，2人遇难，领导未下井。

　　一个多小时候，甘肃芨芨台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3人遇难，领导未下井。

　　7月18日当天晚上20时30分，辽宁大窑沟矿发生瓦斯事故，4人遇难，领导未下井。

黄毅：

　　实际上真正落实这项制度的不太多，所以发生了很多起矿难，但实际上真正在现场带班的(领导)并没有。

2005年时任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接受白岩松专访

李毅中：

　　过去叫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我们石油系统也好，其它工业部门也好，工人身上有多少汗，我们干部身上有多少汗，工人身上有多少油，我们干部身上有多少油。当时石油部叫三个面向，五到现场，这本来是我们的传家宝，到现在要国务院来做决定矿长下井带班，我感觉这个责任是企业，我们太惭愧了。

解说：

　　针对频发的矿难背后的管理问题，7月23号，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的通知，明确规定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升井。而在随后8月份发生的矿难事故里，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开始发现了相关的矿领导下井的消息。

　　2010年7月3日，黑龙江鸡西恒鑫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除了值班井长和生产矿长成功升井之外，其余24名矿工全部被困井下。

　　2010年8月2日，河南三元东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16人遇难，井下作业的副总工程师等111人幸免于难。

解说：

　　矿难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因素，要求领导干部下矿井带班并不仅仅是一种降低事故风险的手段，当相关领导的责任与职工的安危真实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人为的管理因素造成的安全风险才可能降到最低。

黄毅：

　　第三，领导与职工在一起，你的思想感情就会发生变化，你就会设身处地为这些职工来着想。

解说：

　　实际上，在国务院的有关通知发布之后，有些大型矿山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细致严格的领导干部下井带班的制度。以山西西山煤电集团的规定为例，从领导下井的时间、随行人员到途径、路线等等，都必须登记在案。一份不长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人员下井及带班补充规定》的通知中，出现了十三次的必须二字，让人们感受到了进一步加强的含义。

主持人：

　　我们来看国家安监总局出台的这个暂行规定，它文字并不多，你的解读它的核心是在说什么？

白岩松：

　　其实你刚才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领导下井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是传家宝，怎么到后来就没了？这个因素跟这个规定就很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传家宝，是天经地义的，它缺乏硬性的、强制执行的这种规定，没有让它通过强行的这种规定使它延续下来。人们道德方面做不到，又没有硬性规定，所以这个传家宝中间就断了。这个规定其实落实的是国务院的通知，把它变成了一个实施细则，并且具有强制的一种执行力度。

　　在这里我觉得两点是格外让人关注的，一个权利，这个权权利包括三个方面，今天很多媒体都在关注这个权利。其中一个是知情权，矿工有知情权领导到底下不下井；第二个有拒绝下井权，如果领导要是不下井我们也可以不下，要知道这可是合法“罢工”，这个词儿一用大家就知道有多重了，为什么？要保护矿工的生命安全；第三个权利，领导要提前升井了，矿工也可以拥有提前升井权。因此，第一个关键点是这三个权利，大家知道这个权利是很厉害的。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我像数数，前一个西山煤电数了十三个必须，这里数了四个监督，我觉得这四个监督使这份规定也许在未来具有很好的强制执行力。

主持人：

　　因为刚才我们在关注具体一个煤矿的十三个必须，这四个监督要比那个还更加严厉吗？

白岩松：

　　我觉得恐怕真正能让这个规定最后不是流于形式，慢慢的又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的话，恐怕要靠的是这些监督。为什么这么说呢？开始的时候，整个矿领导下井排班的表要让所有的矿工知道，还要上报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然后要贴在矿井井口、职工宿舍、办公楼等等，因此要接受监督，就是矿工们都知道，你给贴出来。

　　第二个监督很有意思，整个的考核结果也要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上级单位报告，同时要向单位的全体职工公布接受监督，这是内在的。

　　外在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规定里很少有这样，作为媒体很欣慰地看到了有这么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作用，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情况的社会监督。

主持人：

　　这种监督的力度会有多大？

白岩松：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有权介入，而且明确地写在安监总局的规定里。

　　第四个监督就有趣了，也就是说我作为安监总局甚至对地方的安监局都要实行监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将下井带班制度监督检查的结果和处罚情况予以公告，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也就是说免得你如果要保护了谁，或者没严格执行这个规定的话，反过来社会还要监督你安监部门。所以正是这样环环相扣的监督，才可能使这个规定将来有戏，保护矿工的生命安全。

主持人：

　　这个规定现在正在征求意见，如果我们站在被征求意见的一方，你的建议是什么？

白岩松：

　　我的建议主要是针对这个权力有拒绝下井，拥有权利不意味着这个权利可以很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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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楼市调控：迟来的风暴

　　一直未出台调控地方细则的上海，正在寂静中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魏洪磊

　　房地产调控风暴震荡于多个城市之际，上海依然寂静无声。

　　自4月17日国务院颁布“国十条”以来，各省市纷纷出台配套地方细则，一线城市上海失语。

　　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有迹象表明，上海不仅未成为政策的真空地带，反而在寂静中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多方人士证实，上海的地方调控细则已经成型，且以严厉程度不同，存在几套方案。而最大的变数来自房产税，这也成为上海细则前期难产的直接制约因素。

　　在上海调控细则制定过程中，核心部门为上海市房管局。其内部人士在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交流中，并未否认“细则已存在”这一说法。“还没出就等于没有，存在的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而且并非我们一个部门能决定。”

　　接近上海市房管局的人士表示，“细则尽管没有公布，事情却一直在做。至于上海政策的落地时间，还要看中央政策的实施效果。”

　　他同时透露，国务院层面已经准备好8个文件。一旦调控未见明显效果，后续组合拳将一一亮相。“判断标准就是，几个热点城市的房价可否降到满意程度。”

受卡房产税

　　自北京率先推出“京11条”后，舆论焦点转移至上海。至今，上海楼市新政何日出台，成为迟迟未能落下的“另一只靴子”。

　　5月，上海细则即将出台的消息流出，细则内容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共识是，房产税内容将包含在细则中。

　　但6月份之后，各地并不乐观的经济数据相继出炉，上海细则一事被束之高阁。

　　接近住建部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就在5月份，住建部调研小组曾奔赴上海，小组由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挂帅，专程研究上海调控细则。

　　“上海调控细则早已经成型了，很多人都看到过调控细则的一个征求意见稿，但因有房产税内容，在市场层面引发了很大的反弹。”上述人士表示。

　　这份意见稿在住建部层面并未遇到阻碍，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的人士透露，“从上海市政府到住建部，推动决心都很大，征求意见稿在5月21日就上报到了国务院。”

　　按照上海市政府的预计，该方案经国务院讨论通过后，将于6月中旬开始实施。

　　但之后的事态发展超出各方预料。接近住建部人士透露，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希望地方能缓一缓，等《房产税暂行条例》先修改一下，再有具体动作”。

　　《房产税暂行条例》颁布于1986年10月1日，当时的主导部门为财政部。而在今日看来，国税总局也似乎成为利益相关方。

　　“上海收税，估计是全部收入自己的腰包，房产税属地方税种，在地税局交。因此，上海方面肯定比国税总局积极。”房地产高级经济师章林晓表示。

　　“现在看来，上海调控细则出不来，就卡在房产税上。”接近上海市政府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表示。

　　这位人士进一步透露了所见细则中信贷政策的关键内容：第三次买房者，以及在上海本地缴社保不超过三年者，将不予贷款——此一条严厉程度已超过北京。

　　他说，细则中明确了房产保有税这一概念。其起征标准是，对于存量房和增量房区别对待。不管之前有多少房产，只要是买新房，就要算总账。“但只对增量征收，还是对总量征收，这一点无法确定。”

　　“估价按市价，就高不就低，税率按千分之八。据说当时准备了三套方案，这套是最轻的。”上述人士表示。

　　除了房产税带来的阻力之外，当地开发商反对之声强烈，亦成为细则迟迟未出的重要因素。

　　上海知名地产评论人蔡为民透露，7月初，政府曾召集众多开发商和中介开会。房管局的高层在会上表态说，上海的调控细则最多影响到20%的人，涉及范围不广，杀伤力有限，和北京不一样。“官方希望通过开发商，让市场都了解政策，大家不要那么担心，该买的还是要买。”蔡为民说。

　　但在蔡看来，20%是立即的杀伤力，会产生威吓作用。“这20%事实上是地产市场的主力部队，完全可以撬动80%的市场。”

　　这次会议上，绿地、金地等企业对新政所带来的下行预期均表示出担忧。

　　“最终，决策层觉得一旦这个细则出台，对市场打击会非常大，希望再观察一下市场，作为政策储备。”上述接近住建部人士表示。

　　博弈平衡点

　　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见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上海调控细则出台的速度。而上海楼市经历调控初期的短期震荡后，已渐渐恢复元气。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研究中心总经理陈啸天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有‘日光盘'出现了，尽管这只是个别项目，却是积极的信号。”

　　根据他的调研，上海楼市目前进入了新一轮稳定期，“成交量与价格均无太大动荡。”

　　陈啸天表示，若将上海分为中心、次中心和郊区三大块，则它们均已完成了价格测试。“不怕博弈和僵持，就怕找不到博弈的平衡点。”陈啸天说，“这一平衡点的大概数字是降价15%。”

　　在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监控的上海多家楼盘中，“一些7折、8折的盘，走得都非常快。”

　　陈啸天分析，这些价格出现松动的开发商可分为两类：求周转和创纪录。

　　比如当地一家知名国企，2009年的销售收入达到10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其销售额尚不足30亿元，资金压力巨大。

　　成全机构董事长全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资金状况好的公司并不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发商心态会有变化，而且是朝着不好方向变化。“我们负责代理的几个项目，大家都已经把开盘预期降低了，销售策略是就低不就高。”

　　创纪录则是几个大开发商的诉求，为完成年度指标而快速回笼资金。“比如恒大或万科，有一些盘降了15%左右，但它们只降不说。”陈啸天说。

　　打折促销，看似热闹，但蔡为民认为这依然是个案。“根据我的统计，上海楼市价格仅仅下调了5%到8%。”据蔡为民统计，在较为偏远的嘉定，房价下跌幅度也不足15%。

　　全忠则认为，看似下调的价格背后，均价、个案、指标楼盘这三个因素应该都考虑在内。“比如近期高端楼盘入市少，均价自然会下来。”而在他看来，多数高端楼盘的价格并未出现松动。

房产税前奏

　　价格僵持不下，这与决策层当初的设计背道而驰。

　　一位接近任志强的人士透露，任上月曾被某部门约谈。在此后的一次聚会上，任志强与王石相遇。“任志强觉得华远降价，带动效应有限，所以劝万科带头表态，但王石拒绝了。”上述人士表示。当时万科已完成350亿元的上半年销售计划，并无降价压力。

　　就在这次聚会上，任志强透露，若房价继续僵持，会有更严厉政策出来。“这也是任志强近期不断呼吁降价的原因。”上述人士分析。

　　与此同时，国十条的落实工作依然在进行。8月底，上海再次重申收紧三套房贷。“这说明之前信贷政策始终没有贯彻，因为没有具体细则。”蔡为民说。

　　“即使没有调控细则，我们的工作也一直在做，就是落实国十条。”上海市房管局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具体主导当然是市政府，比如涉及到信贷政策、供地计划等，已经超出了房管局的权限。”

　　陈啸天对此表示，“政府在刻意保持信息的模糊性，这对楼市有稳定作用。”

　　对于上海调控细则最终能否出台，多位受访人士意见不一。蔡为民认为，距“国十条”出台超过4个月，此时再出细则已无意义。但他认为，“按照目前态势，上海明年出台房产税不可避免。”

　　全忠则透露，二手房交易税可能会在2010年10月率先变革。“过去有阴阳合同，现在的新政策将不按合同交税，要按照权威评估机构的数据来征税，叫做资本利得税。这或将是房产税的前奏。”全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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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兰受伤12年后欲打跨国官司性情中人主动维权

不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的她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危险天使”桑兰

　　12年，在总是微笑的脸孔背后，她受的苦、她的委屈、她对生活保障的焦虑无可避免地扭成了一个郁闷的心结。

　　于是她要打这样一场跨国官司。要经济赔偿，也要一个说法。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张哲实习生张丹彤发自北京

　　“现在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一个危险人物了。”桑兰坐在轮椅上，带着有些调侃的口吻。距离她在1998年的美国友好运动会受伤，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十二年间，中国体育成绩与GDP一起急速向上。北京奥运中国队收获51枚金牌，其中包括前所未有的女子体操团体金牌。这在运动员桑兰的时代，大约是最狂野的梦想。

　　宏大时代之下，桑兰显得如此瘦小而随波逐流。她因摔伤事件一度被推上神坛、被打造成家喻户晓的“微笑天使”，成为张海迪以来最有名的残障人士，人们一遍遍传颂她的乐观、坚强和自信；但近年桑兰却渐渐变成一个“麻烦制造者”，在“保姆门”、“轮椅门”等等事件中饱受非议。

　　今年8月初，她在微博上接连发文，除了表露出诸多不满，也表明她准备将导致自己受伤的友好运动会组织方和国际体操联合会告上法庭。

　　如今，不再像小时候那般听话的她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麻烦制造者”，“我觉得我受伤这12年，像经过了24年。”桑兰说。

　“有人撤垫子，不怪我”

　　"中国代表团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基本认定受伤事件是桑兰的 “意外”，并未提及任何干扰或环境不安全因素。"

　　桑兰今年29岁。她的生日是6月11日。“倒过来就是9·11”，她笑着说。

　　对于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女孩，17岁，生活才刚开始，或许，还要一场甜美的爱情。

　　但对于桑兰从5岁就开始练体操，17岁已是退役前的“晚年”。

　　“友好运动会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桑兰当时算是“国家健将”，按照政策，可以免试去北京体育大学读书，她也清楚，如果能在友好运动会拿到奖牌，她就有可能参加1999年体操世锦赛，如果再拿奖牌，就可以以“国际健将”身份退役。如果夺冠，则可以升至“世界冠军”，不但可以提高退役后谋职的资本，甚至还可以进北大、清华。

　　赛前一天晚上，桑兰没留意，酒店在每个人的枕头上都放了小小的一块巧克力。结果，巧克力被她坐“化”了，全部沾在屁股上。事后她回忆，那是一个“不祥征兆”。

　　1998年7月21日晚上6点刚过，纽约，长岛体操馆。桑兰选择了已完成过千百次的简单动作“手翻转体”来热身，她顺利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决定再来一次。

　　那时的桑兰不知道，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奔跑、跳跃和腾空。

　　一同来参加比赛的桑兰队友孟菲，正准备高低杠比赛，大约有100米远。她突然一转头，才发现好多人围住那边。“听说桑兰摔伤了，但那是在赛前，教练不让我们过去，怕有情绪影响比赛成绩，就说‘没事没事'，”孟菲说，“后来很久才知道她站不起来了。”

　　桑兰的头部着地承重，当场倒地休克。她的第六、第七节颈椎错位挫伤，伴随完全性脊椎神经损伤，胸部以下从此失去了知觉。

　　7月22日下午4点左右，桑兰的爸爸桑史盛就接到了宁波市体委的电话，轻描淡写地说，“桑兰受伤了”，让他们准备去美国。这让桑史盛心里一惊。

　　桑史盛夫妇回忆，到北京后，体育总局的领导们说，“放心好了，桑兰当时昏迷，但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他们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总之我们就被蒙在鼓里。”桑史盛说。

　　孟菲是桑兰在国家队5年朝夕相处的队友。比赛后的第二天，她来到纳苏医疗中心的病房看望桑兰。她和大家一起鼓励桑兰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桑兰含着眼泪对他们笑。隔天，孟菲随队回国，大约几个月后，办理了退役手续。

　　她说，一方面是年龄问题，另一方面桑兰受伤多少有些影响。“我的父母也都担惊受怕起来，让我别练了。”

　　桑兰受伤后，大多数报道引用了当时中国体操队领队赵郁馨的叙述，即桑兰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练吗？”

　　但12年后，桑兰对南方周末记者矢口否认这件事。“我第一句话说的是，‘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

　　实际上，自1999年起，桑兰多次公开声称，当她助跑加速，在达到最大速度时发现，有一名教练探身，准备拉动地上的垫子，她受到干扰，才导致瞬间犹豫、注意力分散，最终动作变形。

　　当时，中国代表团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基本认定受伤事件是桑兰的“意外”，并未提及任何干扰或环境不安全因素。更多的是，中国代表团“感谢美国朋友对桑兰的关心与照料”以及“中国选手将继续认真投入比赛”。

　“天使”的脆弱

　　"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提到撤垫子的人——桑兰口中的罗马尼亚教练，她用的字眼是“恨”——她说她恨得“牙都咬得咯咯响”。

　　12年来，这段历史在她心间生长、发酵，始终难以释怀，即便她被塑造成举世闻名的阳光天使。

　　她成为第一位在纽约帝国大厦主持点灯仪式的外国人。克林顿和萨马兰奇都给她发去了慰问信；朱镕基总理夫人劳安和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等政要也纷纷前往看望；美国《人物》杂志将她评选为1998年度英雄，ABC电视台著名栏目《20/20》播发了桑兰专题片，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出现于该栏目的中国新闻人物……

　　那时起，桑兰被紧紧地贴上了“坚强”、“乐观”、“勇敢”、“阳光”等一系列标签，“微笑天使”成为她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若干年后，一旦她开始表露任何不满，总会有人如同“受骗了”一般，惊讶地说，你变了！

　　如今，就像其他很多轮椅上的人一样，桑兰打出租车时连连被拒载。“微笑天使”的面孔没给她太多帮助，那些出租车司机更在意的是搬卸轮椅耽误的功夫，或者轮椅可能把后备箱的油漆磕掉。

　　“桑兰是个名人，可她的名是虚名，没什么用。”桑兰的经纪人黄健说。

　　当光环渐渐褪去，桑兰更多要应对的，首先是生活的琐屑。

　　比如最基本的上厕所。每天要导尿3次，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大便则是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

　　桑兰的身体比别人“脆弱”得多。她怕感染，所以要求保姆帮她导尿时必须用硫磺皂洗手；在外面工作时，则最怕长时间憋尿——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录制大型节目，桑兰一连12个小时没有办法导尿。“头也疼了，血压也高了，本来单眼皮都会变成双眼皮了。”

　　财务问题同样变得日渐现实而棘手。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体育局各赔付了桑兰20万元。除此之外，就只有浙江体工队为桑兰支付的每月1600元工资，另加600元保姆费。

　　可是，桑兰目前聘用的保姆，每个月就要2700元。

　　桑史盛说：“别人总以为我女儿是国家全包了，车子房子也发，我气都气死了！哪里有嘛？”

　　桑兰在美国的监护人、中国体操协会某名誉主席曾经承诺，她在国内的投资企业将承担“桑兰今后的医疗、康复、生活、教育和就业的一切费用和责任”。

　　但让桑兰和黄健失望的是，资助人在桑兰回国大约一年以后，就渐渐撤出了为桑兰支付的费用，很快，就完全不再资助。“套用郭德纲的话就是，‘说大话，使小钱'。”黄健说。

　　好在医药和诊疗的费用绝大部分可以由当年友好运动会为运动员上的保险来支付，但学费、生活费，则统统要靠她自己来赚取。小时候在体操队衣食无忧的集体生活，像是在梦里。梦醒了，她必须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真相。

　　在结束星空卫视的电视节目后，桑兰还在新浪网做过“高级经理”，合同一直到今年到期。此外，她还写书、策划情景剧，也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坦白说，收入比一般人好一点，”经纪人黄健说，“但以后怎么办？她还能这么工作么？看她的身体状况，别说老了怎么办，5年以后她的身体都不好说。”

　　12年，没变的是她依然瘦瘦的身体。微笑也好，痛恨也好，她始终没能再站起来。更糟的是，她双腿的肌肉已经出现明显萎缩。

麻烦制造者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回国后，在当时的残联主席邓朴方帮助下，2002年9月，桑兰进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北大，所有人都说这个小姑娘“很能吃苦”，有时连续三四个小时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她的腿会因为抽筋向前踢，会直直地挺立在那里，抽搐。好友林楠特说，看起来让人心疼，但桑兰自己还安慰同学们说，“没事，让它运动运动挺好”。

　　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泓教授的眼里，桑兰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总是“精神饱满”。

　　毕业后，长大了的桑兰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处处维护自己权益的较真者。

　　去年9月，桑兰曾经在博客中谴责自己的保姆小杜，批评家政行业，并一度把保姆的私人信息公布在网上，引来了汹涌的批评声；2008年11月，桑兰乘坐飞机抵达后，需要等候自己的轮椅，引起了等候继续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乘客误会，大骂她“耍大牌”。桑兰也坚持发出各种批评，比如，自己家小区的无障碍通道被占用、首都机场的无障碍停车位管理失当，等等。

　　很多人越来越惊讶于桑兰主动维权的变化，毕竟之前，运动员总被强调“纪律性”。桑兰也记得，她在国家队时，宿舍门上贴着“请勿串门”。

　　“听话不听话难道应该是评价运动员的标准吗？这是什么标准？”桑兰的经纪人黄健说。

　　有人把桑兰的种种举措归咎于她“耍大牌”，也有人认为，残疾人火炬手金晶和男排伤残运动员汤淼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桑兰的锋芒，让桑兰有“危机感”而心理失衡。

　　但体育经纪人崔琳娜认为，桑兰就是性情中人，虽然有时候会“挑刺”，性格比较直，“没什么心机”。

　　桑兰还爆出了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年《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得知我在北京暂住的地方条件太简陋，报道称我不该被得到这样的‘照顾'。”结果很快就有电话来“教训”她，“你怎么不如实说啊，我们都对你照顾得很好啊，国外媒体怎么瞎报道”，还让她去指责这个记者。

　　如今桑兰在微博里抱怨“体操队12年来对她不闻不问，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人邀请她参加”。

　　而与之对应的，一位体育媒体编辑撰文透露，“体操中心有人对我埋怨说，‘这个桑兰忒不懂事，想搞事'。”

“不是一个吉祥物”

　　"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即便到现在，桑兰强调她仍然热爱体操，“那份感情割舍不了”。但想要回中国体操队的场馆去看看很难，她至少不是一个“吉祥物”。体育经纪人崔琳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体育圈，尤其是那些高危行业常常很迷信，比如“戴金不带银”，比如男足出征前不许女人上同一辆车等。

　　桑兰受伤后，有体操队的领导曾经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宁辛抱怨，“你们别再报桑兰了，都没人练体操了。”

　　一位长期从事体操行业报道的记者说，北京队的一名体操运动员承认，桑兰事件后一段时间，自己几乎天天做噩梦，“体操队里，‘受伤'二个字都很少有人提，就怕对小队员有不好的暗示。”

　　不提起不代表不会发生。2003年7月，喀麦隆体操选手阿里姆·哈桑在比赛中头部着地，颅骨骨折后不治身亡；2004年7月，德国体操运动员鲁尼·茨梅尔在进行自由操空翻两周时摔落，颈椎骨断裂、脊柱损伤，最终全身瘫痪……

　　“每天都玩命似的，飞来飞去，落地落不好会什么样，不敢想，”桑兰的国家队队友孟菲说，“这个圈里每年都有受伤的，想多了谁也不敢练，不能钻牛角尖。”

　　2007年6月，中国全国体操锦标赛上，浙江队选手王燕做高低杠“后屈两周下”时头部朝下摔落，颈椎骨折，一度被人们称作“桑兰第二”，但幸运的是她后来恢复较好，能够直立行走。

　　国家体操女队主教练陆善真事后谈王燕受伤时，曾表示希望不要片面地把体操“恐怖化”，“只要是竞技运动，就很难避免伤病。意外在哪个领域都会发生，人走路，也会有意外。相对体操，赛车和跳伞更危险。”

　　但所谓“金牌险中求”。体操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练的人并不多，但在北京奥运中，中国体操队收获9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17.6%。

　　12年，在总是微笑的脸孔背后，她受的苦、她的委屈、她对生活保障的焦虑无可避免地扭成了一个郁闷的心结。于是她要打这样一场官司。要经济赔偿，也要一个说法。

　　国家体操队并未对桑兰的“官司”作出任何回应。实际上，自从今年2月，国际体操联合会调查中国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年龄作假事件后，中国体操队与国际体联的关系正处在非常微妙的时期，桑兰的官司将使一切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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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和缺乏投资渠道的双重压力催生炒房族

房产商为吸引购房者,不惜血本

海南部分小区入住率不到2%，某小区爬满野草成牛“乐园”

摊牌吧，房价！

　　有个典故“杨朱泣”，说的是古时候有个杨朱，看到大路两头都望不到头，一时悲从中来，放声恸哭。

　　他有病啊？且慢，如果你正要买房，恐怕就会感同身受了。歧路难择，一旦走错，如何回头？！比如那些在2007年听信调控有力、房价将跌，从而持币待购的“刚需”们，看到随后火箭般蹿升的房价，谁能免得了涕泪交流？

　　好比一场牌局，无论政府、房产商还是购房者、持房者和租房者，每个参与方时刻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做出自己的选择。政府支付的是自己的权威和信用，而其他选手的筹码，是真金白银，是希望和幸福。

　　现在的这个时候，经过了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僵持和拉锯，大家手里的牌都不多了，“久盘必升”还是“久盘必跌”？永远没有一致的声音，但似乎每个人都相信，摊牌的时候不远了……

　网上流行“晒黑灯”

　　统计部门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干事，逼得老百姓“自力更生”，已经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人为提高“亮灯率”更成了一幕《大腕》似的荒诞剧。

　　记者/张静

“中国到底有多少套房子卖了没人住？”这事眼下惹出了“三刻拍案惊奇”。

　　先是电网公司打算调查一下自己花巨资安装的数以亿计的电表为什么收不到多少电费，不想却搜集到所谓中国城市住宅大量空置的“惊天铁证”：国家电网公司近期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

　　接下来辟谣的辟谣，摊手的摊手，主管部门在这个数字上“集体失语”。人们赫然发现，尽管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已经十几年，可基本还处于“史前文化”。数度宏观调控、打击投机购房，孰料政策出台连个靠谱的数据依据都没有。欧美上世纪中期即开始统计的常用指标，在中国成为一个连概念还没拎清的“哥德巴赫猜想”，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像在“假学历”风波上，唐骏一开始宣称：“我还是我，什么都没改变，一个我行我素明天开始你行我素的唐骏！”空置与否你是可以不管不问，但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吃素的！

　　在“好事者”组织下，全国百所城市网友集体晒黑灯来“叫板”。短短5天时间就晒出了多达712个楼盘的黑灯照片，共计5000多张。

　　以《上海100楼盘黑灯率抽样调查》为例，不仅各楼盘的“黑灯率”理得清清爽爽：如陆家嘴国际华城 75.70%，闵行春申的鼎莘春申丽园84.60%，普陀曹杨的江南名庐84.50%，闸北大宁慧的芝湖花园一期 86.30%；而且“区域黑灯率”都一并奉出：“宝山73%，长宁69%，闵行67.10%，静安57%，普陀52%，浦东53%，虹口46.20%，杨浦44%，闸北青浦合计40.00%。”这些数据乍一看着实令人咋舌，加上“有图有真相”，感性认识、震撼效果全来了，一场全国性的住房空置率大讨论随之引爆。

　　再强大的房地产商都抵不过全国亿万网友的热情高涨。随后便有消息传出，房产商被搞得心情凌乱，居然去弄了“光明工程”应付难关，煞有介事地规定：所有空置房晚上7点至10点30分必须保持照明！采购节能灯！每套房子必须装置2种以上色调！否则，一栋楼全部一样的灯光色调，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统计部门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干事，逼得老百姓“自力更生”，已经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人为提高“亮灯率”更成了一幕《大腕》似的荒诞剧。

博弈牌

　　据说“空置率”话题最早兴于2004年。谁是“原创”已不可考，但易宪容无疑是将其发扬光大者。

　　2007年一个夏日的傍晚，记者曾与易宪容教授坐在他家小区的花坛旁，一边挥赶蚊子，一边探讨房地产市场危险的“泡泡浴”到底该如何收场——彼时宏观调控已经“空调”了4年多，房价却迎来了加速冲顶。在部分“带头大哥”的示范效益下，北京房价在过去的两个月内上涨了20%。

　　为了说明泡泡到底有多大，易教授当时特意强调：“你看很多小区，天一黑有多少户亮灯？住房的空置十分严重。”

　　易宪容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他以每平方米不到3000元的价格在北京北郊的王府公寓买下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复式住房。有段时间，他每天晚上到自己住的小区及周边几个小区去观察，看看楼里亮了多少灯，他发现，入住率很低。一位朋友告诉易宪容，他所在的高档社区卖1万多元一平方米，但入住的不到五分之一。一天晚上，易宪容驾车沿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工地”。

　　于是从2005年7月，他向外掷出一个观点：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一时间，点燃了房地产业泡沫之争的导火索。

　　而在2008年6月，房价已从峰顶回落，“国内房价下跌将对中国的经济带巨大的灾难”的说法甚嚣尘上，业界掀起一轮呼吁政府救市的声音。易教授再度围绕“空置率”发出连珠炮似的反问，道尽了无房者的心声：“只要有点良心的人，到北京房地产市场去看看，早几年卖出的住房是否真正在解决居民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一方面是建好的房子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社会公有的资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许多居民连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无法得以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房地产业要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仅仅增加中国的GDP吗？是仅仅打造一些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吗？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产业要发展吗？可以说，房价过高、房价高得让大多数人购买不起是全国人都知道的常识，为什么房价下跌就不可以呢？”

　　今年3月15日，就在两会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就以“三个地王三把火”，把楼市从“高烧”推向“疯狂”。而眼下，正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后的深度博弈期。走势不明，传言四起。更令民众“警惕”的是，中房协已多次“上书”国务院，建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

　　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每逢房价坐上疯狂的云霄飞车，或者调控进入向左走、向右走的关键时刻，“空置率”便会适时登场，抛出博弈中必打的一张牌：虽然不是王牌，但已足以挑动民意。

　引爆点

　　有多少人买不起房？有多少小区到夜晚依然黑灯瞎火？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然而“空置率”虽然早已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必备话题之一，从前只是“余兴节目”，并没掀起过如此大的声势。

　　“空置率的话题能炒得这么热，主要是舆论导向在起作用。”长期服务于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黎庭认为。在他看来，上海一套房子300万-500万元很平常，而2年前价格只有现在的一半。客观上大家都认为房价涨得太快了，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去深入探讨空置率，原因就在于这个统计指标个人不太容易进行。

　　实际上引爆这一话题的“导火索”，早在今年3月14日，便在独立地产评论人牛刀的个人博客上出现过。《6540万闲置房将引发中国版次贷危机》一文写道：“社科院城调队说，全国闲置房共有6540万套间，在建房有1250万套间，如果以每套间3人居住的话，闲房和在建房相加共有7790万套，可供2.6亿人口居住。”并透露说，“7790万套间是社科院从全国各地供电公司调查的数据。标准是，每户每月电表零读数，且6个月以上。”

　　该说法曾被媒体广泛引用，但同往常一样，仅限于冒一下泡泡，随后便整整熄火了4个月。真正将水彻底烧沸的关键环节，是两家媒体的接力：7月底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播出《中国上演空城计》；8月5日新浪网联合全国百所城市发起“晒黑灯：空置住宅，我来证明”活动，仅北京地区论坛就得到了30万网友的关注。

“假新闻”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空置率”一石激起千层浪，还在于“鸟枪换炮”，以先进的“数据”武装了自己。甚至有人相信，正是“6540万套空置房”证据确凿地横空出世，才真正惹恼了中央政府。

　　但令人无语的是，该数据业已被认定为“假新闻”。

　　国家电网辟谣说，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数据，也没有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过统计。全国的智能电表数量还只有几百万只，无法统计出有6540万户的概念。

　　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童大焕查询了社科院的网站，并打电话到社科院总机查询，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社科院“城调队”。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炒作，哗众取宠的说法。”业界专家杨少锋认为：“一套房子按70平方米计算，6540万户是45亿平方米。将我们1990年以后所有竣工的有据可查的商品房、政策性用房都加起来也不超过40亿平方米。”

　　在他看来，北京的空置率并没有当初易宪容教授骑自行车夜探居民区算出来的那么“邪乎”。他自住的小区，刚搬进去的时候只有30%的入住率，现在入住的已经达到了80%。

　　身在上海的朱黎庭认为不可一概而论。“我个人感觉空置率老盘不高，多集中于新交房初期的楼盘。高档商品房用地越来越少，都在市中心，刺激得楼盘价格非常坚挺，不可能有大量改善性、自主性需求去买，空置率会比较高。越是中低价格的小区，或者多为两室、小三室的小区，空置率肯定比较低。上海港澳地区的人特别多，他们不可能一直住在上海，很多空置房或者是看好趋势投资，或者是为了今后来安家立业的超前性消费。从前也有不少韩国人、台湾人在浦东炒房，但上一轮已经发牌发出去了不少。”

　　2010年5月19日，中央台几位记者在北京6个次新楼盘用15天蹲守调查。入住时间从2005至2009年，空置率最低的一个楼盘在30%，大多在50%-60%，最多的一个在70%以上。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张景秋与孟斌带领的课题组，对北京50多个2004年到2006年售出后入住的小区用电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电表几乎不走的比例高达27.16%。

　　和“晒黑灯”一样，用蹲守，或者查电表、查水表、贴纸条，甚至堵锁眼等种种“民间智慧”来统计空置率都未必准确。然而在“庶民的狂欢”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对住宅空置率准确数字强烈的“知情饥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置房？拥有多处住宅又不住的人是不是就该被千夫所指、万民唾弃？

　　在对这些问题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空置率虽然是个“传说”，但浓缩了中国现阶段种种令人无奈、唏嘘的怪现状。

　　在北京，手头拥有两三套住房的中产不在少数。有位家住北京远郊的业主便拥有三套住房，其中两套闲置，一套在市中心。

　　“我不懂炒股，以前买过几次都被深度套牢，现在只敢投入一两万少量玩一玩。但这些年钱越来越不值钱，总不能把这些年的积蓄都放在银行里坐等贬值。我身边的人都去买了房子，至少看得见、摸得着，能保值增值，我也随了大流，这并不是多么清醒的分析之后的选择，只能说是一种必须去做，但又模模糊糊的理财意识。在北京，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在他看来自己的房子只是暂时闲置，将来都要派用场：“郊区没有好的小学和中学，为了孩子过几年我们就要换回城里，双方年迈的父母也得接过来养老。” 他对记者说自己最大的担忧，就是“因病致贫”。“我们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个孩子。为了付首付已经把能想到的亲戚、朋友都借了。如果将来家人有谁生场大病，生活压力就会突然骤增，我不敢去想这个问题。”

　　诚如谢国忠所言，对通胀的畏惧和缺乏投资渠道的双重压力，联袂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房产投机需求。

自2006年以来，一些制造业大省的投资环境便日益恶化。部分企业主放弃了举步维艰的实业投资，转而炒股、炒楼。一位商业地产的大佬对记者说：“国有企业无孔不入。在垄断行业搞搞就行了，现在倚仗自己的垄断背景和雄厚资金，又开始进入竞争性领域，大幅度挤压民营企业。”

　　经济学者赖伟民，每到一个地方上课，企业家学员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楼市下一步会怎么样？股市是涨还是跌？”他渐渐觉得不妙：“我们的企业家们是怎么啦？”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他利用半年多时间跑了几十个城市的一百多个楼盘，以一名普通看房者的身份同几百名售楼小姐、几百名购房者进行了交流。非常惊人地发现一个事实：这段时间真正掏钱购房者，80%以上都是以投资为目的，甚至很多是以投机为目的。

　　有位购房人告诉他：“我原来办厂，现在生意太难做。我把厂关了所以就投资几套房子了。像我这种情况我们那里多得很。”

　　他反复回顾和买房者交流的情形，几乎每一个买房者都说过同一句话，“不买房子没有什么可投资的，总不能把钱存到银行贬值吧。”

　　他猛然醒悟，中国楼市的问题不在楼市上，而在于我们的企业不赚钱、老百姓没有健康的投资渠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楼市。不买房子，叫老百姓买什么！”

　　此外，当房价与居民的收入严重背离，人们只好主动选择“被发配“到六环外、外环外，买了房子却没法住的现象也随之出现。这种现象可称为“被空置”。

　　“我和所有的打工族一样，买房的时候只能选择偏远的通州。新建的小区没有什么配套，每天还要花一个半小时倒两趟地铁加一站公交去上班。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房，周末才回自己家。”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记者。

　　中国的贪官污吏也是空置房大户。从已东窗事发的贪官来看，绝大多数都拥有多处房产。比如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在他家搜出了十多本房产证。山西某县原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有35套房子。原上海“炒房区长”康慧军前后经手的房产多达24套，另一位有名的“炒房处长”陶建国收受开发商贿赂29套房产。

　　据谢国忠统计，中国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GDP的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灰色收入支撑住了高房价和高空置率。

房价跳水进入倒计时？

　　任志强说：“开发商还是从了吧，有什么可搏的？”

　　记者/张静

　　“我都从了，你们也从了吧。”被“鞋袭”都不松口的任志强，8月12日居然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向台下数百开发商发出呼吁：“政府有时候希望做事，你就得配合。我们最担心政府继续拿出一堆东西，那一堆东西中可能有‘核武器'，你干嘛非得让政府把‘核武器'都用出来？”他在21日赴太湖论坛时又再度告诫同行：“开发商还是从了吧，有什么可搏的？”

　　任大炮是“房价上涨论”的死硬派，岂是那么好从的？作为“老江湖”，莫非是凭着多年的政治敏感，嗅出了一些味道？

　　果然，副总理李克强8天内两度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

　　早在任志强“认清形势”之前，本刊就报道过“地产少壮派论坛”创始人王智中3月份卖出了多余房产，只留一套自住。他认为全国两会之后的“三个地王”，给了政策制定者一个耳光，宣告第一轮调控已经失败。楼市有多疯狂，政策就有多疯狂。只要调控没有达到目标，后续政策就会继续出台，房价是到此为止了。

　　7月10日，北京联达机构总裁、著名地产评论人杨少锋旗下的项目拉着新浪乐居联手打响了“北京楼市跳水第一炮”。“3万抵50万”特惠活动，折合单价每平方米优惠幅度高达5000元，折扣接近7.2折。

　　“我们目的很简单，既然房价迟早要降，那就索性早些降、一次性降到底，让楼市调整早点来临，房价的回归理性，换取销量的回暖，我想，这是政府调控的目的，也是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双赢。”

　　这宣言的背后，让人想起了当年那份传闻为万科高层参加的“松湖山会议纪要”：“要敢于降价，快速降价……现在还有较好利润时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出货，不给其他企业反应和组织应对的机会，让其他企业总跟在我们后面降价，消费力和资金总是向我们倾斜流入……”

百日巨变

　　4月底，在“10年来最严厉的‘连环腿加组合拳'”出台后，杨少锋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断言：“北京这个在2010年最为疯狂的市场，毫无疑问将领跌中国楼市，3个月内房价必降。而通州，将是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但颇令人尴尬的是，尽管细则频出、打击囤地、成交量迅速下滑，常规戏码都已做足，但房价依然坚挺。

　　此后就是各家媒体没完没了的采访，主题多半都是“房价为何还没降？”杨少锋一概回应：“3个月内必降，不是说马上就降。”

　　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新政“百日”期满，北京通州、大兴、房山等板块果然出现了大幅度明显降价，通州整体跌了20%左右，绝大部分项目销售价格都回落到2万以下。

　　“北京自4月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以来，大量项目纷纷推迟开盘，到7月才形成真正的供应量。”

　　根据北京市交易管理网的数据，7月份北京新房成交10629套，同比下降54.9%，环比上涨3.9%。其中新房住宅成交5783套，仅为去年同期的1/3，环比上涨16.5%。二手房市场，7月份北京全市共成交二手住宅10367套，同比降六成，环比持平。二手住宅签约面积约101万平方米，同比下滑56.7%，环比微降1%。”

　　杨少锋告诉记者：“最明显降价出现在新开盘的楼盘。7月北京大部分楼盘纷纷采取低价入市，普遍比原来的预期售价调低了20%。比如通州最大的盘“华业玫瑰郡”，均价 1.6万-1.7万/平方米，而他们4月份对外公开的报价是2.3万/平方米。新华联运河湾成交均价约1.7万元/平方米，比之前报价降了3000元/平方米。新开盘的金隅花石匠，网签成交25套，均价14678元/平方米，下调了2000元/平方米。7月24日，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中粮万科·长阳半岛，以均价13400元/平方米开盘，原来的预期是1.6万/平方米，周边同品质二手房价为1.4万元/平方米；7月30日，位于大兴区黄村的保利·茉莉公馆二期以均价17000元/平方米开盘，预期为2.2万-2.3万/平方米，而其周边二手房价则在1.9万元/平方米左右；7月31日，位于朝阳区望京东部的首开·国风上观以均价24124元/平方米开盘，其周边二手房价为2.6万元/平方米左右。这些新开盘的项目大部分采取低开策略，直接带动周边老项目的价格回落。”

　　就在京城楼市价格有所松动之时，却有一楼盘逆市飞扬，对外涨到3万/平方米。杨少锋认为这就是老盘的尴尬之处。“在新政前已经开盘的楼盘，如果大幅降价，会导致已签约客户退房，引发更大规模的退房潮。在这方面万科曾经带来过惨痛的教训。所以老盘降价的顾虑比较多。这个涨价的楼盘，当时贵的时候已经卖到了2.5万-2.6万/平方米。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价，对前面的客户没法交待；不降，又卖不动。左右是个死，干脆提价，为今后房价下调、打折预留更大的空间。这是压根没准备现在卖的意思。”

　　但在老百姓看来，“降价潮”并没有感觉那么明显，期待中的“百日巨变”似乎并未如期而至。

　　“这是选取的参照系不同。我选取的是今年4月份新政之前的房价。而普通老百姓，还是在跟去年年底的房价进行对比。要知道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房价普遍涨了50%。而且如果没有这轮调控，目前的房价还要比原来再涨15%。”

　　而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黎庭认为：“新盘降价，实际上只是把自己内部定的开盘预售价调低，而不是从整个统计数据来看，一个区域的房价，包括二手房，平均降了多少。二手房虽说比一手房提前降价，但是并没有明显的降幅，最多只是谈判空间出现松动，原本由买方承担的税费，现在改由卖方承担。并没有出现一套房子挂牌400万卖不掉，改为350万。这与2008年底的真降价不可同日而语。”

不差钱？

　　“通州楼盘的真实价格为1.6万-1.7万/平方米。目前三分之一的楼盘已经降到位，三分之一不到位，还有三分之一的楼盘继续死扛。”

开发商还在等什么？

　　正如上一轮房地产调控，由于政府的不靠谱，“猪坚强”最终等来了“解放军”。抢先降价，以为可以借机行业整合的万科，反而成了“很傻很天真”。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就发生在一年前。“和几大上市房企总裁们喝酒神侃，基本上对于降价已经没有任何人有异议，关键的问题，不是该不该降，而是什么时候降、降多少的问题。”杨少锋说。行业的普遍心理是没有哪一家开发商愿意贸然抢先降价。

　　而部分开发商，寄希望于政府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再次放松调控，选择观望。

　　事实上，两会前业内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押宝今年下半年才会出台调控政策。因为在整个实体经济还没有复苏的情况下，最大的政治是保就业。而为了保八，2009年已经天量放贷，而且大部分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如果房价跌了，政府放出去的贷款怎么收回？马上将导致大量不良资产和银行坏账。政府难免投鼠忌器。可以说，本轮调控提前启动，是开发商自己给“逼”出来的。

　　谢国忠日前也认为，放松现有调控措施的几率很大。“部分城市的银行已经逐步放开信贷。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增加收入。如果交易量持续走低，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许多地方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负债超过收入5倍很普遍。如果收入来源枯竭，地方政府会拖欠债务。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可能放松调控力度。”

　　2008年房地产行业是行业资金链紧张同时社会流动性不足，而2010年则是行业资金链紧张但全社会流动性相对宽裕。2009年的房价飙涨让开发商赚的盆满钵满，从去年到今年的信贷高峰，都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比较充裕，有了“扛”的底气。

　　王智中也透露：“更多的开发企业和投资者想做‘猪坚强'。”他有一个朋友，2005年在北京、上海建仓数百套房产，当时的建仓成本只有6000-7000元/平方米，现在已经达到了3万元/平方米以上，他们是真正的‘猪坚强'，无畏行情震荡，而是安心去国外度长假。还有一些开发企业的投资规模控制得好，存货不多，有做‘猪坚强'的资本。”

而中央政府的组合拳，一手摁住需求的同时，一手正卡紧开发商的资金链。

　　“第一个手段就是清查囤地，并限制上市房企再融资。2010年4月强力宏观调控政策出台，部分2009年拿地企业资金压力陡增，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13家50强房企未来可能陷入资金困境。第二个手段就是清缴土地增值税。之前问题在于开发商可以通过种种合理避税手段，将土地增值税降到最低，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干脆直接按1%预征，土地增值税就失去暴利调控的初衷和目的了。这次国税总局清缴土地增值税就是要让这个税种发挥它真正的作用。第三个手段就是减缓银行放贷发放速度。处于一线楼市的业界人士都知道近期银行放贷速度极其缓慢，开发贷基本直接停了。”杨少锋表示，这几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房企资金状况将一下子从“不差钱”到“很差钱”。“福建一个专门从事民间贷款的朋友早两个月听我说今年房企会资金会很紧张后，赶紧从海外融资了数十亿的资金以2分5到3分的利息给房企放高利贷，眼下已经成交好几单，总额超过十亿。” 他认为以开发商现有的资金情况，大概可以撑到年底。对开发商而言，今年的冬天会真的很寒冷。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授信额度、非银行间发房地产信托、大型企业发债，这些以往开发商可以拿到资金的渠道现在都被严格控制起来。此前因为管理不严，开发商还可以挪用预售款，现在这个漏洞也被堵上。”朱黎庭也透露。

　　王智中通过他建立的“资金池模型”，发现开发企业2010年4月底的资金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约9173亿元，但5月、6月连续2个月下降，6月单月下降幅度达到1830亿元，单月资金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了新政的调控效果强于2007年。他的判断与杨少锋基本一致：“随着调控的进一步深化，开发企业的资金链将在3个月后受到严峻考验，6月后进入冬天。”

　喉舌的力量

　　“别迷恋调控，调控只是一个传说。”有了几度前车之鉴，政府会不会再度“失信于民”？

　　朱黎庭认为：“近期的一系列信号，显示出除非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调控绝不会半途而废。即使不出新政策，老政策也一定会贯彻执行。”

　　任志强曾放言：“只要宏观经济还保持11.9%的GDP增速，房价还得像去年一样保持飞涨。要死肯定是银行先死，房地产商后死。”

　　但近段时期，各银行按照银监会部署，反复进行房贷压力测试。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挥在交行中报发布会上表示，即使发生极端情况、房价下跌一半，交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大约仅上升1.2至1.6个百分点，总体风险可控。这让政府在出台所谓“核武器”时免去了后顾之忧。

　　投机者相信，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不会眼睁睁看着房价回落。但中央媒体一系列痛批地方政府为高房价最大帮凶的文章，莫不是在点醒：识时务者为俊杰。

　　本轮调控施行至今，干扰、误导之声不绝于耳。

　　但就在任志强“从”了之后，中房协副会长朱中一也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此前他还在博鳌论坛上为开发商鼓劲打气，透露中房协已经多次“上书”国务院，建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政策。但前两天突然否认了自己的说法，改口为“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

　　因住建部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一句话，媒体热炒“经济刺激政策复出”、“三套房贷放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银监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均表示坚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辟谣”效率相当迅速。

　　近日还有人放出消息，称相比6月份，7月份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成交量“暴涨”。《人民日报》当即撰文批评说，“暴涨说”明显是一次有违事实的炒作，目的是干扰调控，误导预期，获取暴利。

　　甚至连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1日表示“要计算出准确的商品房空置率很难”。都遭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发文质疑，直指管理部门不能无所作为。

　　也许正是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信号，让不少开发商听出了弦外之音，在任志强之后，也纷纷“从了”。▲

“空置税”点不中高房租死穴

　　“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买房，但是房租疯涨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困难群体逼向绝境。”

　　记者/金姬

　　当国人感叹买不起房时，部分学者和开发商会特“专业”地告诉大家：发达国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房，年轻人多以租房为主。但不想当房奴的有志青年，现在却发现自己可能沦为“租房奴”了——感谢本轮楼市调控，让年初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可惜“按下葫芦又起瓢”，房租价格却普遍上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自今年5月以来平均涨幅都超过了10%，部分地段好、公共服务配套好的区域，房屋租赁价格涨幅甚至达到20%。

　　物以稀为贵，如果房屋供不应求，租金上涨也情有可原。但随着“6540万套空置房”的传闻愈演愈烈，“黑灯率”在一线城市的部分小区的确很高的大背景下，很多人觉得此轮租金暴涨有些蹊跷。对此，上海某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的解释是：“空置房多在不成熟区域，而租房需求多在成熟区域，空置房的大量存在并不意味着有市场的待租房会价格下降。当然，近段时间房租大涨注定只是暂时现象，今年下半年就会重归风平浪静。”而独立评论员顾海波则指出，房租“被上涨”是利益集团的炒作，炒房炒成了“房东”、中介没了佣金，自然要制造噱头。

　　在房租普涨3个多月后的今天，缓和迹象逐步显现。赶集网日前出台房产研究报告显示：刚过去的6月、7月两个月份，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赶集网个人出租房源网络发布大幅放量，其中北京7月比6月增长20.8%，上海7月比6月增长23.5%。针对这种房租量能集中释放情况，有专家分析认为，国内主要城市房租价格可能已经见顶，未来几个月或会出现量价齐跌现象。

涨声一片，黑灯一片

　　事实上，“住房租赁”也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重要内容。今年4月17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范发展租赁市场”。但4个月的调控似乎只是遏制了房价的非理性上涨，租金却一路走高。

　　在北京，7月住房租赁均价为每套2797元/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达到了13.2%。有统计显示，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或刚进入北京的务工人员，房屋租金支出接近其月收入的50%。此外，住宅租赁成交明显沿轨道交通向城市边缘区域扩散，7月份五环外的租赁成交环比上升了9.66%，高于北京市租赁成交量环比上涨7.57%的平均水平。其中天通苑、回龙观、通州、石景山等已开通地铁的区域和亦庄、大兴、房山等今年即将开通轨道交通的区域，租赁成交上涨幅度普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北京也是一个空置率较高的城市。近日，1983年出生的北京“的哥”李杰在新浪微博 ( http://t.sina.com.cn )上大晒黑灯照，引起关注。关于“晒黑灯”的方法是否科学，业界一直有争议。房产大亨任志强旗下楼盘被爆黑灯多时，他第一时间解释说，是业主在装修。此后，也有房产公司传出全部开灯以应对“晒黑灯”的消息。

　　来自上海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7月，上海市房屋租赁指数为1235点，较6月上升8点，涨幅为0.65%。低、中、高端市场租金全面上涨。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认为，目前市场仍处于租赁高峰期，但主要客群开始发生变化。本地毕业的大学生和由购转租需求得到逐步释放，租金延续前期上涨行情。与此同时，上海部分小区的“黑灯率”同样居高不下。

　　在广州，从4月底至今房屋租赁价格接连“撑竿跳”，上升趋势明显。7月，广州二手住宅成交平均租金继续上升至每月36.2元/平方米，环比上涨3.7%。住宅平均租金上升，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三旧改造带来拆迁租赁需求，目前以租待买的人群增多，大学毕业生也在租房峰值，外地来穗工作人群增多等等；也与近年来楼价大幅攀升、物价上涨有关。近期写字楼的交投活跃，租金、售价均有所上涨，不少公司企业进驻广州市场，带来一定就业人口，广州城市价值提升在租赁方面也有体现。

　　广州的黑灯率一般好于京沪两地。来自新浪乐居的数据显示，投资客较多的珠江新城大CBD区域以及番禺这样的郊区，楼盘黑灯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比如番禺奥园，96户中开灯的54户，黑灯率44%；中海蓝湾黑灯率53%；而华荟名苑的黑灯率则高达71%。

　　很多人本希望此轮调控能给楼市降温，谁知翘首企盼4个月后，得到的结果是没有明显降幅的房价和大幅上涨的房租。一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持的调查报告认为，根据在京、沪、穗、深等调查的结果，近期城市房租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中介收房做二房东，推高房租或劝说房主推高房租。

　　当然，大量房源“宁空不租”的现象也是本轮租金上涨的原因之一。美联物业指出，购置房源的成本初期虽然高昂，但从历史来看未来假定的买卖收益似乎永远是丰富的。另外由于持有空置房物并不用交纳相关税费，维持空置房的成本为零，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房东连出租的意愿都没有，只着眼于短期的买卖收益，与房价上涨带来的利润相比，出租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已售房屋处于闲置状态的重要原因。

　　大量空置房的存在已经让租房客们的心“拔凉拔凉的”，于是消沉了一段时间的“逃离北上广”再度成为无奈的话题。“房屋租售比缩小的原因应当是房价下跌引发的，而绝不应该以房租的‘飙升'为代价。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买房，但是房租疯涨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困难群体逼向绝境。”广州大学2010届毕业生刘孜说。

拐点来了？

　　从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的全国新房空置面积的数据推断，目前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不低，基本上维持在1.6亿平方米以上。而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亿平方米，空置率接近20%。对此，业内人士建议，部分地区房屋租赁供不应求的局面短期无法完全改变，眼下应着手解决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将大量存量房逼入市场，并防止某些机构在调控期间借机炒作房租上涨的行为，这也可以进一步坚定人们对调控的信心。

　　把大量存量房“逼”入市场谈何容易。迄今为止，针对目前市场关心的存量住房“空置率”，并没有权威部门进行相关统计。从国际惯例来看，一般情况下空置率在5%-10%属于合理区间；如果空置率在5%以下，说明市场严重缺乏空置房源；10%-20%属于危险区间；超过20%就属于严重危险范围，说明楼市已处于高风险状态。

　　美联物业认为，现在严厉的政策已经将大部分投资客逐出市场，造成了大量投资空置房的出现，但问题是如何来减少现已存在的空置房的规模。据传言现在社会争论大量房屋空置的现实问题，可能逼迫政府开征空置税。但其实最好的解决空置房的方法还是开征物业税，而不是另征空置税。物业税是针对房屋持有者开征的一项税收，空置税更像是惩罚性的税收措施，一种对资源闲置的惩罚税种。但一旦出租以后是否就不算空置了呢？空置税并不能囊获投资客所持有的全部房源，虽然可能空置税税收的针对性比房产保有税更强，但有效性与可操作性上稍显不足。所以政府方面应该通过此次完善空置房统计，进行全国住房普查，为加快推出物业税作准备，只有增加持有空置房的成本，才能挤出楼市深层潜在的泡沫。

　　而某网房产数据专家则认为，“房租拐点或在三季度末来临”。因为随着前期毕业租房需求和上半年返程务工人员的需求释放，市场在8月将呈现租金平稳状态，不涨不跌，但是，新增的网络出租房源加上此前沉淀的累积房源，房源量的积累最终会迎来租金上质的转换，从而打破供需均衡，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而且，这一转换过程不会拖得太久，根据赶集网的以往数据经验判断，第三季度末或将见到房租价格上的变化。

　　与某网生活指数研究中心此次出台的研究报告互相呼应的是，当前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房租上涨的又一对冲：少数城市如重庆，已决定将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住房保障中的主导产品加以发展；今年全国计划建设37万套公租房，同时在积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公共租赁住房运行机制。除公租房外，今年中央政府也加大了其他类型保障房的建设力度。

楼市拐点十人谈

　　记者/金姬

　　有人说，同行都是冤家，但如果让任何一个职业的全体成员组成一个枪毙行刑队，只有经济学家们会围成一个圆圈。

　　可叹的是，人民需要预言，即使专家们各说各话，听者自会各取所需。

　　今年4月和6月，国务院相继发出房地产“国十条”——《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和“二套房的认定标准”，近期楼市成交量处于难得一见的低迷状态。楼市拐点是否来了？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新民周刊》选取国内10位房地产界意见领袖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对照他们以往楼市预测的准确性，希望可以相对客观地把脉当下楼市。

谢国忠：2012泡沫破碎

　　今年7月，谢国忠在其新书《再危机：泡沫破碎时，我会通知你》的发布会上再次强调，从目前的房价收入比、房租回报率等方面来看，国内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泡沫，而这些泡沫将因为承受不住通胀压力的增加而破掉，时间点可能就出现在2012年。他还说：“上海的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6万元，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7至8倍；而日本东京的房价最高时，这两者比例是在4倍左右。从房租回报率来看年租金为房屋总价的6%至7%是正常的，但目前国内很多城市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谢国忠是中国经济的唱衰者，尤其对股市和楼市毫不留情。他2008年12月表示“股市回升需3年，楼市冬天更漫长”，想不到2009年3月楼市就回暖了，一路飙升至今年4月的调控政策才有所收敛。

　　预测靠谱指数：50%

郎咸平：火山随时爆发

　　今年5月，郎咸平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指出，楼市可以比作一座火山、一座随时爆发的火山。当前的所谓房产税等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房价问题。如果把它堵住的话更糟糕，因为岩浆没有消失，一定从地壳最薄弱环节爆发。也许未来房价或将下跌，但要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仅靠现在这些政策仍然不够。目前破解房价高企有三条路径：一是抑制投机性资金流入，二是增加保障性住房，三是调整楼市供应结构，这样才能标本兼治使楼市降温。

　　2008年中，郎咸平曾指出：中国楼市的环境很复杂，不存在所谓的拐点问题。像美国就有拐点。利率一提高，全美国的房价都在下跌，利率一下降，全美国的房价都在上升，因为它是一元体系，没有过热与过冷。中国不一样，过热与过冷同时并存。

　　预测靠谱指数：80%

王石：不自律，必自毙

　　今年3月，在“2009复旦大学EMBA年会”上，王石表示房价的上涨让他感到惊讶，并认为已经产生泡沫了。他预测这个泡沫2010年终将破裂，而万科为此已经提前准备。作为全国开发商的老大，王总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对大局的判断仍十分冷静，头脑之清醒在当时无人出其右。

　　作为国内领军开发企业万科地产的“老大”，王石的言谈极为谨慎，但其“逆向思维”却每每言中，最有名的莫过于2008年1月就“先知”般抛出的“拐点”论。今年2月，王石表示中国未来三年的房价是继续往高走，但是一定要控制。2010年一季度，楼市进入疯狂状态，王石表示了对房地产泡沫化无所顾忌的担心，并预测说：“我相信政府抑制房价上升的决心和能力。如果房价继续疯涨，民怨变成民怒，那就不是地产泡沫破裂那么简单了。不自律，必自毙。”

　　预测靠谱指数：80%

任志强：大家“从”了吧

　　多年来一直唱涨的任志强，今年“新政”后，这位华远集团董事长终于在今年7月首次呼吁开发商“降点价”。他说降价是为避免政府出手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发商如果继续不“从”，很可能被继续出台的政策打压。

　　2008年4月，任志强在博鳌论坛很有信心地抛出新理论：政策有拐点，房价无拐点。他说，在经济学上，拐点是三角形，要么直线向下、要么直线向上，通常不会看着一段曲线来说拐点。从2008年到现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出了不少，但是房价还是往上涨，“任大炮”似乎和章鱼保罗差不多。

　　预测靠谱指数：90%

潘石屹：价格会下跌两成

　　今年5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预言：“在这轮政府密集出台政策的调控下，住房价格下跌的幅度会在15%—20%左右，住房的价格回到2009年初的水平。”

　　作为国内最活跃、最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产商，潘石屹成功地利用其个人博客和微博 ( http://t.sina.com.cn )推广SOHO品牌，只一家网站的浏览量就达数千万。2008年9月，市场形势进一步冷淡，老潘与任志强一起在《锵锵三人行》做节目时，承认“住宅开发商在绝望中哭声一片”，成为当年对市场最惨烈的描述。如果不是后来政府出手救市，或许老潘的“百日剧变”真的会发生，只不过日期稍微延迟。纵观潘总这几年对楼市的预测，发现他口风常变，这可能与其主要只在北京开发商业地产有关，而他反应迅速、犀利调侃的言辞仍是地产圈的一大亮点。

　　预测靠谱指数：60%

金岩石：2017有一劫

　　今年7月，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表示：“对于房价增幅环比下降，我觉得大家不必过于乐观，楼市5年内会翻番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下半年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上不会再出新招了，该出的牌基本上出尽了。房价也会在信贷调控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平稳上涨的时间。”

　　而在今年“国十一条”出台前，金岩石表示目前的中国楼市处于日本1965-1980年间，担心暴涨多于暴跌，他预计中国楼市的拐点或在2017年与2025年出现。“如果政策得当，我们让房价平稳上涨，有可能躲过2017年这一劫，但是躲过这个劫，也躲不过2025年这一劫，那就是中国城市化的结束。”金岩石的这一预测尚待时间来证明。

　　预测靠谱指数：70%

樊纲：房价一定向下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今年7月表示，本轮楼市调控还未达到预期效果，调控远没有到位，但房价一定会向下有所调整。“之前涨得多的楼盘跌得肯定多，拥有较大可开发土地资源的区域楼盘跌得也会多。相反，市中心区域的二手老房子，跌幅则会有限。”

　　樊纲很少做预测，说话四平八稳。他2009年2月指出中国经济与中国楼市的拐点都发生在2007年第四季度，“楼市当时过热，由于我们提前采取了措施，做了一些调整工作，没有形成大的泡沫。我希望房地产业成为长期的支柱产业，为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如今，房地产业的确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之一，但泡沫有多大就难说了。

　　预测靠谱指数：80%

钟伟：黄金十年已是往事

　　在今年1月的城市·观点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商品房价格的拐点在第二季度结束和第三季度开始之间出现。而在今年8月的海南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钟伟对半年前的“拐点论”丝毫不提，只是表示房地产市场走势短期将是价稳量升，成交量在今年四季度可能会有回暖，而从长期来看将是量稳价升。他表示，房地产作为领先型行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今后房产企业必须走质量型增长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在钟伟所说的第二季度结束和第三季度开始之间，中国的房价的涨幅的确已经得到遏制，且二手房市场成交量相比去年同期较低，但这都归功于今年4月的“史上最严厉调控”。钟伟的“拐点论”有些歪打正着，而他日前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尚不明显，言外之意是毫无“拐点”可言。但他又同时强调房地产市场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今后10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再辉煌，这又似乎预示着中国楼市拐点存在的可能性。

　　预测靠谱指数：80%

牛刀：整体下跌尚早

　　中国房地产界独立评论员牛刀(陈乾)今年7月在博客里指出：“这一轮房价整体性下跌还早着呢……现在的房价调控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货币政策究竟会不会调整，如果货币政策会调整，那么，全国房价整体下跌出现的时机是央行宣布加息后的第三个月。如果，央行不调整货币政策，那么，现有的政策促进房价整体下调，力度显然不够。”

　　牛刀的楼市预测如果和打赌沾边，往往很准。2007年与经济学家徐滇庆对赌深圳房价还历历在目，他今年2月又在博客里叫板房产大佬任志强，称如果2010年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超过5%，他就再也不谈房价；倘若房价涨幅不足5%，则请任志强“从此闭嘴”。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数据，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今年6月环比下降0.1%，同比仍上涨11.4%。同比涨幅较大的原因当然是去年基数较低，环比降幅不大，但却是调控以来头一次出现环比下降。牛刀此次是否能够获胜，还是个未知数。

　　预测靠谱指数：70%

曹建海：崩盘是必然的

　　《向高房价宣战》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地产三剑客”之一的曹建海在今年8月的书友会上再次表示，目前中国的房价有降价的可能，也有降价的空间。他认为，今后的房地产业发展，按照现在开发商暴利的模式肯定是难以为继的。他表示，从两个方面来判断，房地产必然会崩盘的：一是目前的空置率；二是房价下跌60%的压力测试，预估最晚到2012年中国房地产必然崩盘，整个房价将有40%至50%的回落。

　　曹建海2009年4月预测中国的房价将下跌40%至50%，但是去年的中国楼市却在全球市场率先回暖且一路走高。他现在预测，中国所有城镇的房价将从2010年的最高点的价格回落50%以上，而目前的楼市价格依然坚挺。2年后的崩盘论，似乎更多是在呼应电影《2012》，和谢国忠的预测有异曲同工之处。

　　预测靠谱指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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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熟问题困扰部分儿童与食物关系尚无法判定

早熟的烦恼

　　如果不是偶然“被曝光”，武汉女婴小彤、小霞和小菲应该各自在父母带领下，不断去拥挤的医院看病，似懂非懂地接受当地医生的诊断和治疗。这三个普通的家庭不大可能再去找“更大的专家”。他们更不可能想到，在经过湖北省的7名专家会诊之后，由国家卫生部牵头的9人专家组在8月12日对孩子的病情又进行了一次会诊。

　　如果不是因为武汉三名被诊断为“性早熟”的女婴家长都说只给孩子喂了“圣元奶粉”，这家中国奶粉市场“前三强”企业的公关经理张迎玖，还可以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今年初，当山东一名农妇生了三胞胎女婴时，圣元公司马上调度奶粉送到她们家里进行资助。可是在过去的一周，当各家媒体的记者疯狂地拨打她的电话的时候，张迎玖不再像介绍山东三胞胎女婴一样，欣然谈论武汉的三个“性早熟女婴”了。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手机置于“关机”状态。

　　8月15日，卫生部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专家使用的数据、术语，甚至让新闻发言人也说“未曾听过”，但让事件回归理性的也只能是这些科学的论证。

　　至此，小彤、小霞和小菲很快就会恢复她们平常的生活。

　　张迎玖的公关经理工作似乎也更称职：就在卫生部证明圣元奶粉的清白后，该公司紧急宣布设立一千万元“专项慈善基金”，支持研究性早熟的病因。

　　丁宗一在过去一周里一直在观察，他说他“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像是(性早熟)”。平静地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这一事件的他，是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儿科营养联盟主席。性早熟是病理性的，丁宗一说，这些孩子很显然不是。最后，他给出的结论是：“性成熟提前是目前中国儿童生长发育无法避免的长期趋势。”

婴儿与奶粉的一场误会

　　虽然武汉三名女婴“性早熟”的病例被证明与所食用的奶粉没有关联，但它照样激起各地家长纷纷“呼应”。即使圣元奶粉被证明的确没有问题，可是儿童性早熟却作为一个问题，在一场“乌龙事件”中被尴尬地提了出来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武汉、北京)

　　8月15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的调查结果。发言人邓海华表示，湖北省3名幼儿系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且与食用的圣元乳粉没有关联。

　　这是3名患儿家长等待一个月得到的结果，圣元乳粉的包装盒至今还保留在他们家中。

　　7月以来，相继有媒体报道称，家住武汉的3名女婴，小彤、小霞和小菲一直食用圣元奶粉，家长发现其身体出现乳房发育等性早熟特征，医生建议停用一切奶粉。此后，北京、江西、山东等多省(市)出现相似病例，均称食用圣元奶粉的女婴体内雌激素水平偏高，乳房开始发育。

　　事件发生后，湖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对3名婴儿会诊，称未发现生长发育明显加速，诊断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属常见病。同时，卫生部委托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圣元乳粉和其他婴幼儿乳粉激素含量均无异常。

　　8月17日上午，三名婴儿的家长来到武汉市食品安全办公室，等待更为详尽的解释。小彤的父亲仍感疑惑，“专家推翻了孩子是性早熟的说法，就好像孩子之前患了病，后来又说不是病。一开始医生叫我们停止用奶粉，现在又说和奶粉没关系。”

　　近年来，从劣质奶粉造成的“大头娃娃”，到三聚氰胺奶粉导致的“结石宝宝”，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一个把“婴儿”与“奶粉”联系在一起的事件，难免引起各方的敏感反应。

省级会诊

　　事件的转折出现在8月11日。这一天，湖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对三名婴儿的病情进行会诊。

　　会诊地点安排在武汉市儿童医院行政大楼五层第三会议室。小彤的父母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医院。他们在桌前坐下，按照医院要求写下了一份病情说明，“食用圣元奶粉时间，3月12日～7月11日，食用量大约三件。7月12日开始停食圣元，主要食用小米稀饭、营养米粉和少量进口品牌奶粉；目前小孩所体现的特征如下，双乳明显偏大，下阴发现透明拉丝状白带，阴部红肿。”

　　3点，会诊开始。这也是三个孩子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会合”。小彤，5个月大，家住汉口吴家山。小霞，10个月，家住汉阳郭茨口。小菲，1岁4个月，家住武昌江夏区。

　　会诊专家逐一询问三名患儿的病史，察看体征，并登记了父母的身高。

　　询问结束后，导医带领家长到各检测化验室检查。每个孩子抽了两试管静脉血，并进行乳腺X光透视，扫描手掌骨龄等检查。

　　一名现场导医人员表示，“卫生部要求今天无论多晚都要上报会诊结果，每家人可以留下一人等候。”

　　晚9时，会诊专家组讨论结束，根据检查结果确定病情为：激素水平在正常范围内，较一个月前略有下降；骨龄在波动范围内，其中小菲超龄约2个月，小彤超龄约1个月；根据父母身高遗传水平，未发现患儿生长发育明显加速。

　　经诊断，三名女婴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为临床常见病例，与所食用奶粉无明确关联。医生建议三名婴儿无须药物诊疗，但要定期复诊观察。

　　早在7月5日，小菲的母亲邓女士带孩子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诊，病历显示，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检查双乳大，外阴充血着色，建议停食一切奶粉。”

　　家人为之一惊，立即停用圣元优博奶粉。邓女士回想起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

　　那场事件的阴影至今仍未消退。

　　7月11日，邓女士接受湖北当地一家电视台采访，曝光了小菲所食用的奶粉。

　　节目播出后，同样购买圣元优博奶粉的小彤、小霞两家人也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在得到了“双乳增大”的诊断结论后，加入了“声讨”圣元奶粉的队伍。小彤的父母先后到武汉市卫生、质检等部门投诉，均没有得到直接回应。

　　他们开始接到各地记者的电话，圣元的销售代表送来过水果和慰问金。武汉市疾控部门取走了家里剩余的奶粉，称要拿到权威部门检测。

　　但会诊结果让他们难以感到安心，“现在反而是不确诊也不排除，要求我们每三个月复诊一次，直到孩子八岁，这还是一个让人担心的结果。”

“微小青春期”之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垂体性腺学组组长伍学焱在解释三名女婴雌激素偏高时表示，“因为微小青春期的存在，女婴雌二醇水平可波动于0到50pg/ml之间，相当于正常成年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限。”

　　他提到的“微小青春期”一词让很多人不解。连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也表示“此前也未听说过”。

　　据伍学焱介绍，男婴在离开母体后数分钟之内就开始调试其生殖内分泌系统的运行功能，分泌的雄激素水平最高可达到正常成年男性水平的低值。此时，睾丸轻度增大、有阴茎勃起等现象可持续到约半岁左右；与男婴相比，女婴的反应稍慢一些，在几小时之内至2岁以前。在此期间，雌二醇水平可波动于0到50pg/ml之间。部分对雌激素敏感的女婴可出现较明显的乳房发育，甚至极少数女婴还可出现类似青春少女月经的少许出血现象。

　　“微小青春期”导致的性激素水平增高仅是0～2岁女性乳房早发育的原因之一。性早熟的鉴别还依据查体、骨龄、身高测定、B超、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GnRHa)激发试验等综合判定。

　　武汉三婴儿的诊断基本上经过了上述身体检查过程。

　　伍学焱指出，“性早熟”是个相对的时间概念，是指第二性征出现的年龄比同时代、同种族、同性别的正常人群要早。就目前而言，临床诊断大致认定为，女孩在8岁前出现明显的第二性征和/或9岁前出现月经初潮，男孩在9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和/或一侧睾丸容积≥4ml，就被认为是性早熟。

　　在实际临床诊疗中，性早熟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周围性性早熟和部分性性早熟，后者主要有单纯性乳房发育和单纯性阴毛早熟等。

　　中枢性性早熟又叫“真性性早熟”，它与真正的青春发育过程完全相同，能产生生殖细胞，可具有生育的能力。真性性早熟是大脑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所致的一种疾病，可由中枢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病变所致。

　　小菲的初诊判断为“乳房发育”，其三项激素水平被医生注明偏高。小彤在武汉市儿童医院的初步诊断结果也为“单纯乳房早现”，实际上与最终的会诊结果并无二致。

“紧盯”奶粉

　　尽管发生在2岁之前的单纯乳房早发育可以用“微小青春期”来解释，但也不排除长期高蛋白饮食、摄入含有性激素的食物、环境中类雌激素污染物等因素的影响。

　　温州医学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陈克、周永海等人在一项公开发表的研究中，特别对38例0～2岁婴儿性早熟进行过分析。他们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中，性早熟病例以外周性性早熟和部分性性早熟为主。他们认为，外源性性激素摄入或长期皮肤接触吸收是引发外周性性早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主要原因包括服用营养滋补品、含激素食物、避孕药和接触化妆品等。

　　武汉的三名女婴在初诊中，医生就曾建议其“停服一切奶粉”。在停用奶粉后，小菲在7月7日、10日两次复诊，症状有所消退。因而，三位家长与媒体的视线都集中在婴儿的主要食物源——圣元奶粉上。

　　7月30日，武汉市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到患儿家中取样。该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确实收到取样报告，已经送到省里，但实际收到的样品中符合检测样品标准的奶粉数量有限，需要最为权威的机构进行检测。”

　　8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网发布消息称，省内无具有检验资质的机构。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安排，湖北省已组织有关部门将样品送往有检验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卫生部在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他们委托的检测单位采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对乳粉中雌激素和孕激素含量进行了平行检测。圣元乳粉样品来自湖北省患儿家中剩余乳粉，以及武汉和北京市场销售的圣元优博、优聪样品，共计42份。同时抽取了国内外其他14家企业的20个品牌产品，共31份样品。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邵兵介绍说，卫生部把密封样品分送到各个检测单位，每个检测单位拿到的样品只有采样编号而没有品牌，实行“盲样平行检测”，确保结果科学公正。

　　结果表明，42份圣元乳粉中未检出己烯雌酚和醋酸甲孕酮等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内源性雌激素的检测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

　　实际上，奶粉中激素的检测并未列入国家规定的常规检测项目，所以此次对奶粉的检测属于特例。邵兵说，“激素的检测是复杂的，也是需要昂贵成本的。将来可能会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里纳入相关的内容。”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究员王树槐则表示，我国关于奶粉中激素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已制订，经过相关机构审核批准后，预计最快在几个月内就会颁布该项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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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70%受访者出现工作倦怠无梦想群体增加

无梦年代的无痛与无趣

　　橡皮人

　　中国仍在急行军。

　　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许多人激情不再。“橡皮人”，始于王朔1986年发表的小说，作为一种社会人格，24年后的今天，它卷土重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变成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

　　梦破、梦醒或梦圆了，回到现实，所以无梦。伤痛太多、太重、太深了，已经麻木，反而无痛。生活过得艰难、单调、自我，日复一日，变得无趣。

　　成功主义、阶层板结、价值偶像的缺失，共同制造了“橡皮人”。他们沦为打酱油的局外人，相继遭遇职业枯竭、才智枯竭、动力枯竭、价值枯竭，最终情感也枯竭。

　　国家愿景始终如一，社会共识已现分歧，个人希望载沉载浮。我们寄望于重新摆正社会的天平，使“橡皮人”找回梦想、痛感和生趣，成为情感饱满的新鲜人。

无梦、无痛、无趣的橡皮人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也许亦是所有人。他患上了一种没有梦想、丢失痛觉、不知趣味的病，和你的病一模一样。

　　文/黄俊杰

　　你想寻找一个名字叫做“橡皮人”的人。

　　他总是坐在会议圆桌的10点钟方向，因为这个位置既不显眼也不担心被提问；他在MSN上的头像总是忙碌，因为正忙于在找不到开心的开心网偷菜；他总是一个人在茶水间抽烟，因为此时他的工作座机正响个不休。

　　他早晨可以准时起床，但感觉像一晚上没睡般疲乏；他和所有人一样善良，但从不见义勇为，连围观群众也不会去做；他不是无情无义，但从不让座；他拥有一颗温柔的心，但在致电父母时找不到语言；他有些孤独，但坚信沉默是金；他洞悉情趣的学问，但连送宠物回家都叫快递公司；他不是不渴望爱情，但连结婚都懒。

　　橡皮人没有病，只是心很累。为了不会不开心，他连快乐都不要了。他的形象模糊，有时隐藏在这个时代的人潮之中，有时就在每个人的镜子里——他面无表情地塞在拥挤的电梯中，他不起眼地混入地铁站汹涌的人潮中，他默默地站在斑马线前等待通过的整齐队伍中，他疲惫地沉睡在午夜依然满员的公交车座位上……他活在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之中，活在职场的金科玉律之中，活在世故的熟人社会之中，活在阶层板结的崛起大国之中，活在周遭变化速度让人皮肤都感到麻木的国度之中。

　　橡皮人似乎就是你自己，也许亦是所有人。皆因橡皮人患上了一种叫做没有感觉的病，和你的病一模一样。

从《橡皮人》到“橡皮白领”

　　王朔写过小说《橡皮人》，说的是一群自我迷失的都市年轻人，一个“行尸走肉、寡廉鲜耻、没有血肉、没有情感、丧失了精神生活”的群体。他们一如工艺品，“被高高在上的观赏者轮流捏拿玩弄，被生活的泥匠用压力捏成各种形态”。

　　今时今日，这个词变成了“橡皮白领”。这个词的注解：“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美国作家格林写过小说《一个枯竭的案例》，讲一个建筑师功成名就后身心俱疲，最后只有逃到非洲森林。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随后提出了“职业枯竭”(job burn out)，一种和“橡皮人”类似的病症——情绪枯竭、才智枯竭、生理枯竭、价值枯竭，既去人性化，也无成就感。

　　橡皮人站在“有闲有钱有知识”的社会优等生的对立面，在中国，这些无梦、无趣亦无痛的城市生物，正形成一个庞大群体——先有《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70%的被调查者出现工作倦怠；再有《中国翰德就业报告》，57%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职业枯竭情况加重。有心理学家发表观点，以前一个中国人工作十多年才枯竭，现在经常一两年就枯竭了——全因现代社会的流水线模式提高了效率，却降低了人的成就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职业中寻找：医生、银行员、程序员、教师、记者、交警、公务员、演员、出租车司机——按照心理学家分析，他们要么已习惯无需分享的孤独工作，要么上升空间有限，要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在日复一日间消磨了斗志，换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

　　橡皮人可以在如下城市中寻找：根据一份12省市工作倦怠指数调查，对工作感到厌倦城市排名是天津、四川、重庆、上海、辽宁、湖北、广东、福建、江苏、北京、浙江、山东——中国城市的性格、发展速度、文化生态改变的不仅是GDP与CPI，还在改变小职员的幸福指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在最近30年，一下子就是一个时代。橡皮人不是淡定，只是漠然。疲惫不堪的他们如同王家卫电影里的人物，对新事物的出现与消亡见怪不怪，对原则与信仰实属朝三暮四。在“急”之中国，他们视淡漠为生活之禅。

　　这是一个现实——英国超市正热销“情绪食品”，人们靠吃含有γ－氨基丁酸的食物来放松情绪；中国的大城市出现心灵超市，销售写有“快乐”、“安全感”等各种情绪的空瓶子。崔健过去说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到今天，你连情绪都要到超市购买。

　　这是一个现代的寓言——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主人公巴托比是一位抄写员，他日以继夜不停地抄写文件，拒绝任何变化与沟通，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停地重复说“我宁愿选择不”，到最后甚至拒绝进食，结果饿死了。

　　这也是一个悲剧——既有《杜拉拉升职记》教你如何百忍成金，又有成功学教你如何体面对话，还有中国的“酱缸”传统教你如何口是心非。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便不再说话；你发现愤怒、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人际关系，便省略表情；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响形象，便不再做任何夸张动作——你终于活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去掉了表情，隐藏了情绪，不带一丝人气，成了橡皮人。

无梦时代的生活艺术

　　一位家庭教师这样抱怨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她对老师面无表情，直至考试成绩公布，发现老师有用，分数提高，才对他热络起来。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世界最现实化的民族，并且对中国人作了成分分析：四份现实十一份梦想＋三份幽默感＋三份敏感＝中国人。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有基督教团体对香港人做调查，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追求梦想放在第二位；但一到40岁至50岁的年龄组别，家庭还是第一位，但追求梦想已经放到了最后一位。

　　中国人日益病重，连国学书籍《儒家修身九讲》都在煽情：“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

　　林语堂倒是写过《生活的艺术》，说过“中国的哲学家”：“他把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了得解放。”

　　我们活在悖论之中——在最讲效率的时代，不耐烦的我们心生对慢的向往；在最讲个人发展的时代，我们因为无法快速成功而日益消极。橡皮人无梦，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梦想；橡皮无趣，不代表他不想做有趣的事；橡皮人无痛，只因残酷现实让人对痛感必须习以为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王菲：“我一向没有梦。梦想也好，目标也好，我都没有，一切只凭感觉去做。”在物欲时代，每个人都被迫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共同体——在便利店打工的文学中年实现过诗歌梦，卖猪肉的博士实现过大学梦，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实现过出国梦，破产的师奶有过股票梦，经历过100次相亲的老处女有过豪门梦，依然藉藉无闻的超女有过成名梦，中国人迷信过鲁迅文学院、新东方、《梦想中国》，但更多追梦人还是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2010年，艺术家王小慧试图挽救中国人的梦想：她要与万名有梦青年共同来完成一个艺术项目，用文字、影像、绘图和装置来共同勾画心中的梦想，是为世博会的“2010梦想计划”。但比起一幅“画饼”，中国人更需要一场关于梦想与生活的自我救赎。

　　在彭浩翔的《爱的地下教育》一书中，有四川省雅安市的学生写信给他，问：我活得很累，还能实现梦想吗？彭浩翔给出了一个也许亦适合我们的回答：“人生过了三十，就有别的看法。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个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随时都可能卡在人生的瓶颈。但瓶颈处，我们可以制定第二个成功计划，将成功时间推迟10年；我们可以第二次认识自己，补情感教育的课，培养爱的能力；我们可以第二次学习生活，重温亲情与友谊，拾回为追逐成功而放弃的事物，珍惜眼前人。

　　或许应寄望社会变好，顺便改善个人处境。但在整个“橡皮中国”找回热望、情趣与痛感之前，橡皮人不妨先进行“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自我复健——你可以和父母在马路上散步，你可以边听交响乐边擦洗地板，你可以边做饭边写日记，你可以与同样大腹便便的同事新组乐队……中国前所未有地需要生活的艺术，因为我们都如同《1Q84》里塞着车的的士司机：“因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到这地步，只好彼此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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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面临人才吸引力下降等难题提出赶超新加坡

《瞭望》第34期封面：续写“深圳传奇”

《瞭望》文章：续写“深圳传奇”

　　历经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后，中国再次走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历史变革阶段。在第一次变革中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圳，在梳理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能够使自己再次成为改革“先锋官”，引领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新一轮历史性变革，正在成为深圳未来历史发展地位的新考验。

　　这一次考验远比上一次更具挑战，谁领军未来30年的改革，谁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试验田？省内有广州、珠海等地的奋起直追，省外更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苏州等城市的激烈竞争，而且上海、天津、重庆在某些领域已有超越深圳的表现和趋势。深圳如何重新走到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机遇不少，挑战更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俞泽陈彦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8月9日，面对电视前的亿万中国观众，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公开讲出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自己将了自己一军”。

　　以2009年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而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规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环境、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文化影响力等等“软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鸿沟”。

　　戏剧性一幕还有，国内众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凶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荣主政了五年的苏州。前者是中国城市实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两者之间GDP差距从一年前的1100多亿元缩小到470亿元，进出口总额、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与老三广州的差距，则由2008年的400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900亿元。

　　最大挑战还不在此。“改革是特区的根和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特区就不称之为特区。”8月中旬，《瞭望》新闻周刊在深圳调研期间，一位特区发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说，深圳特区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财富，也产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奋斗精神没了，改革闯劲没了。”

　　他认为，过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说在前面”，现在是“说在前面、动在后面，甚至只说不动”，一个明显表现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别人学习实践。我们去参观，才发现是照着我们学的，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动。”

　　5月31日，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深圳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此举是不是淡化了深圳的特区功能和改革功能？这一度又加剧了社会各界对“特区还要不要‘特'”、“‘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还要不要有”的争议。

　　正因此，在深圳特区三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关切深圳的焦点议题，远不是增长979倍的GDP、增长5121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6339倍的出口额和已达1.36万美元的人均GDP……而是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风采重任的深圳，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在未来三十年，也即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继续担起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

　　无“特”不深圳

　　“对于深圳特区还要不要‘特'，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认为这一点，早在2005年9月中旬，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考察深圳工作时的讲话，已给出了明确答案：

　　第一，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第二，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是中央赋予深圳等经济特区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深圳等经济特区要进一步把改革创新作为立身之本，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经验，为全国重大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探索经验。

　　第三，经济特区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最关键、最重要的在于创新。要把创新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把“特别能创新”作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

　　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深圳特区至少还要“特”四十年。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国务院相继批准成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各有探索任务的新特区，但“特区”名号仍然只保留给了深圳为首的五大特区。中央对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见一斑。

　　那么，深圳还能不能‘特'？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首先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无论是从改革的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都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而作为基础比较好、经验比较丰富的深圳经济特区，“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继续保持先行先试的位势，在一些关键领域里继续探索和创新。所以，特区还是要继续‘特'下去。”

　　但是，随着在全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优惠政策“普及”后就不再明显，现在强调“经济特区”的意义何在呢？采访中，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为《瞭望》新闻周刊从深圳的本质给予了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特区'的本质，绝不是‘经济'而是‘特区'。‘特区'准确的定义，不只是‘率先试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地区'，也不是‘享受优惠经济政策的地区'，而是‘中央授权的各类改革先行先试地区'。”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特区在“特区时代”的历史使命，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路的探险家”功能完成后，逐步转换和升级为“后特区时代”的新历史使命，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新路”的“开路先锋”。

　　“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样的道理。”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告诉本刊记者，让深圳自己放弃“特区”本质，无疑于在未来的竞争中自废武功、自我边缘。

　　“先行先试”没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再仅仅给予特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环境下，国家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而且，依靠优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国家未来将会从既给特殊的权利又给优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给特殊的权利转变。”

　　他指出，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即便是全国都有了和深圳一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也有一个基础、经验、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权利不等于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圳作为特区仍然有先行先试的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特区之“特”不在于拥有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继续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事实上，国家期待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巨大、任务众多。辛向阳认为特区的当代含义应该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抗击经济风险”、“特别能出经验”的地区。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应该肩负的改革责任。

　　其一，继续解放思想的责任。“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观念的解放问题。”辛向阳分析说，例如深圳要探索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问题，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关注焦点，“土地饥渴症”到处显现，其实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时间变量，“马克思曾经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也是空间，要树立时间经济的意识，要探索时间经济的内在含义。”

　　“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绍说，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深圳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就是一种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纵深挺进，为国家的全局改革积累经验、探索方向。辛向阳认为，当前国家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战略性挑战课题，比如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将对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变化？放手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这些事关中国发展关键的问题上先行先试，为中央决策提供决心？”辛向阳提出，深圳应该利用“富士康事件”认真研究提高农民工收入问题，“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劳动力成本提高下不断提升产业质量的道路？”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环节，“无论是从完善深圳自身发展，还是从发挥其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或是从中国面临的行政体制改革需求来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方面积极摸索经验。”

　　当然，“先行先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作为中国改革30年历练出来具有深厚改革理论研究和丰富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范恒山认为，“从国家层面讲，仍然要有意识地发挥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作用，赋予深圳这样的地区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重要环节大胆探索试验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强调深圳更应当继承自己过去敢闯敢冒的进取精神，继续主动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优惠的政策没有了，作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先行先试，去承担起这种历史重任。”

　　改革不是“摇火车”

　　在深圳调研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当官，最保险。”

　　因此，在这位研究人士看来，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经变成了“摇火车”，“火车实际没有开，但是让火车摇起来，让车里的人感觉到火车似乎是开了。”

　　“应该看到，深圳在制度变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动力在减弱，逐渐失去了21世纪之前那种锋芒毕露、脱颖而出的改革锐气。”唐惠建研究的结论是，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没有发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并未完成，甚至没有形成能够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到目前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说是一些阶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启动的“行政三分”改革为例说，借鉴香港，将整个政府分成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块”，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种职能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全新政府架构，是一项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该方案在政府内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对于掌握实权的部门和干部来说，改革就是要放权，意味着利益的丧失，这是改革最现实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说，以往深圳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员，外商企业和来到特区重新创业的新型国企，他们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焕发出惊人的敢想敢闯敢干精神。一旦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后，却趋于保守。而自“民间起兵”以民企为主体的新利益集团之微观基础尚在形成中，难以成为改革推动力。因此，深圳在后来的改革中步履维艰。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独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难，是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背景下改革的阶段特征。但这个时候，也是历史考验一国、一民族乃至一地区、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关键时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引爆深圳的呙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说，“如果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困难。”

　　遭遇四大城市难题

　　王荣去年履任深圳市长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感慨地说，自己过去多次来深圳，感觉深圳很漂亮、很现代，“结果我到深圳来做代市长，跟秘书坐着出租车转了几圈，发现深圳还有那么脏乱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尽管深圳作为都市的发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失误也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唐惠建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四方面制约发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规划和管理存在不足，使违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难以破解。

　　在深圳宝安区白石龙村，本刊记者看到近百座十几层的“接吻楼”、“握手楼”见缝插针地塞满了整个村子，楼与楼之间宽不过通行微面车，窄处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盗网相互紧贴。一位老伯指着自己照看的一栋17层90套的“握手楼”，告诉本刊记者，“房东现有5栋这样规模的楼，如果拆迁补偿，估计上亿。”他现在最怕火灾，“这要着了，一定是火烧连营，干瞪眼没办法。”

　　据2004年统计数据，深圳全市拥有这样的违章建筑达2亿平方米。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说，“对于土地资源已经极为紧张的深圳而言，违章建筑的蚕食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直接障碍。而且违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灾发生率高于其他厂区、小区达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俨然成为违法犯罪、黄赌毒的温床，成为无照经营、地下加工厂、‘黑诊所'、计划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没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错失机遇。事实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隔仅两年，1983年就创办了深圳大学。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学新校区破土动工，回京后特别叮嘱深圳，“你们一定要办好深圳大学。”

　　但是，现实是，深圳30年来不但没有一个可以比肩新加坡国立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这样国际水平的高等学府，甚至也没能办出国内一流水平的大学。《深圳经济特区2010年发展报告》评述说，“深圳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与京沪两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广州、武汉、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势必导致深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环境管理与保护上力度不够，30年快速发展付出了较大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代价。数据显示，深圳土地面积1991平方公里，现在剩余可开发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过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深圳可建设用地将于5年内耗尽；深圳还是全国最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调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据3月初《福布斯》杂志数据，深圳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远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这使深圳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唐惠建说，特别是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人口素质偏低，人口因素与城市不协调、不平衡严重影响到城市服务化和现代化进程。

　　其四，近两年，随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为削弱。据呙中校测算，如果以香港中区为中心，来估算深圳关内关外的价格，会发现深圳关内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已经超过了香港新界北区的水平，接近新界与九龙之间的水平。

　　他认为，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同时被深圳抛弃的，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地价的上涨，人力成本的上升，让这些中小企业的商务成本急剧上升，不少企业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关门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逐渐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使得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减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组织人事部门牵头制定了“孔雀计划”，期望“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重现。

“叫板”新加坡再逼改革

　　所有这些问题，具有多年主政经验的王荣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王荣毫不留情地说，“守摊子没有前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苏州任内大力推行“自行先行先试”的他，向台下的代表委员们吐露心声，“必须重新焕发特区‘拓荒牛'那种激情和胆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迎难而上、克难而进，勇立潮头、再创新业，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在新的起点上‘走出一条新路'！”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王荣公开提出“叫板新加坡”，与其说是为深圳树立前进的榜样，还不如说是通过“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会最为和谐的先进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飞。

　　事实上，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从经济特区成立就一直关注深圳。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李光耀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对特区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彻，“他对我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试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

　　而王荣也是李光耀在中国的优秀“学生”。就在王荣突然调往深圳的两周前，在中国和新加坡旗舰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庆祝活动上，当着王荣，善于挑刺、吝于表扬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数次用了“青出于蓝”四字做结。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GDP达1120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接近新加坡水平。

　　就国内官员与新加坡了解深入程度而言，曾访问过新加坡、与该国官员频繁接触的王荣，应该知道深圳特区“叫板”新加坡、超越新加坡，决不仅是经济指标，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表述，深圳要在2015年实现GDP总量1.5万亿元的目标，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十二五'末，预计深圳互联网、新能源、生物三大新兴产业产值规模将超过6500亿元，估计能够形成将近3000亿元的增加值。在目前8200亿元的基础上GDP五年翻一番，并非难事。”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真正的难度是如何赶超新加坡的制度优势。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也深有感触地说，“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质文明的赶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赶超。在物质文明上赶超新加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在制度文明建设上赶超新加坡，则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认为，新加坡政府的依法执政、为民执政和廉洁执政是中国政府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能够在自1959年以来十一次大选中连续获胜，赢取政权。批评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屹立不倒，就是因为该党对付敌对者向来毫不留情。李光耀说，错了，如果人民行动党违背了同人民的信约，早就被踢出局了。他所说的信约，是指该党立志改善民生、建设国家的誓言和承诺。吕元礼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其牢记之真、履行之实，在长期执政的政党中难能可贵。”

　　2005年，李光耀在“世界道德和廉政论坛”上发表演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免于腐败。最重要的是只要核心领导没有贪污腐败，贪污问题就能够逐步消除。中国和越南得做好准备，对付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大鱼'。”

　　或许正因为这些，1990年11月28日，在吴作栋就任新加坡总理的典礼上，新加坡前副总理拉惹勒南感触地说，“1959年，李光耀宣誓就职时，大家都穿着白衣白裤，看起来像比较过得去的无产阶级。今天，我们都穿着大衣领带，脚下还穿着名贵鞋子，却不必为此而感到羞愧。”

　　采访最后，胡恒芳告诉本刊记者，“叫板”新加坡，深圳面临的压力不言而喻，“但再难，我们也必须用行动对18年前小平的嘱托作出回应。”他所指就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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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解密档案揭露罗斯福一生都很风流

资料图

最新解密档案披露

　　罗斯福，一生都很风流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崔向升

　　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非如传闻所说，死在情妇怀里；除了已为世人所知的露西·默瑟·拉瑟弗德，他还和多名女性保持着暧昧关系……2010年7月28日，罗斯福图书馆解密的9页绝密档案，几乎重塑了这位伟人的形象。虽然这不过是馆藏的12箱、5000页档案中的小小样本，却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这些文件是由罗斯福的最后一任秘书格雷丝·塔利捐献出来的，预计2011年1月便能在互联网上公开查阅。

　旧情人与秘书的密信

　　解密文件中，有一封标注着“个人机密”字样的信件。这封信写于1945年4月5日，收信人是塔利，写信人则是露西。

　　1905年3月17日，23岁的罗斯福迎娶了比自己小3岁的安娜·埃莉诺。罗斯福风流倜傥、喜好社交，埃莉诺却性格内敛、不爱抛头露面，因为性格差异太大，两人的婚姻并不美满。后来，罗斯福与埃莉诺的秘书露西之间产生了地下恋情。

　　1918年9月，罗斯福与露西的恋情被埃莉诺发现，二人不得不断绝往来。此后20余年，罗斯福与露西虽甚少见面，却没断过鸿雁传情。到1941年，露西重又频频造访白宫。为掩人耳目，专门负责保卫总统安全的特勤局给露西取名为“保尔·约翰逊夫人”。每次去白宫，她都用这个名字登记。

　　在这封最新解密的信件中，通篇没提到罗斯福的姓名。他的名字被“此人”或“B”代替，“B”指代的是“老板”(boss)。露西在信中说：“你能否问问‘B'，看他是否同意我和他相会。如果你(指塔利)认为我不去更好，就打电话告诉我。我真的万分挂念。”那年，罗斯福只有63岁，健康状况却严重恶化。露西的担忧并非无缘无故。

　　7天后，露西面见罗斯福的愿望终于实现。她带着画家朋友舒马托夫夫人，一同来到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的休养所。这里又名“小白宫”，是罗斯福最喜欢的休养所。让人扼腕的是，这一面竟成永诀：就在见面当天，罗斯福溘然长逝。

　并非死在情妇怀里

　　此前，有传闻说，罗斯福是倒在露西的怀里去世的。但最新材料显示，这个说法并不确实。

　　1945年4月12日上午11时，罗斯福告诉年老的黑人女仆麦克达菲，他不大舒服。1小时后，他开始与3位女士聊天：他的表妹玛格丽特·苏克莉，他的侄女劳拉·德拉诺，另一位就是露西。罗斯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露西，还讲了句俏皮话，把她逗乐了。

　　下午1时，罗斯福对打算给他画像的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时间了。”舒马托夫夫人看着他，准备动笔。忽然，他举起左手，按了按太阳穴，又将手挪到前额，似乎也想捏捏那儿，但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苏克莉见状，赶忙走上前：“您掉了什么东西吗？”罗斯福双眼紧闭，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我头很痛。”话音刚落，他的头便向左耷拉下去。此时，是下午1时15分。

　　苏克莉立即给在近旁候命的医生打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将附近的特工人员找来。找到特工人员后，舒马托夫夫人朝自己的汽车走去，露西也快步紧随其后。毫无疑问，她不能让第一夫人知道她在这里。

　　下午3时35分，罗斯福的生命迹象全部消失。一直静静蹲在卧室的小狗法拉似乎感知到变故的发生，夺门而出，狂吠不已，并蹿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犹如守灵。

　　解密文件表明，秘书塔利是第一个向罗斯福遗体告别的人。在总统卧室，她俯下身，轻吻了他的前额。

　　下午3时，在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总统夫人被告知总统已“昏迷”。很快，她便接到第二个电话，被告知要火速赶回白宫。

　　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后，埃莉诺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见副总统哈里·杜鲁门。当时，杜鲁门正在主持参议院会议。下午4时56分，杜鲁门接到白宫方面打来的电话，等他赶到白宫，埃莉诺轻轻将手放在他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他问。埃莉诺摇摇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当天下午，埃莉诺便搭乘专机飞赴沃姆斯普林斯。

　　几乎与此同时，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汽车里。她让舒马托夫夫人打开收音机，一阵轻音乐过后，收音机里突然传出这样的声音：“我们中断节目，向听众报道一则特别电讯……”罗斯福的死讯，让露西难过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不知是谁将露西当时也在沃姆斯普林斯的事告诉了埃莉诺，这个消息让她痛苦得浑身颤抖，她狠狠地与女儿安娜吵了一架。埃莉诺不在时，安娜便是临时的女主人，罗斯福也曾向她询问，是否可以邀请老朋友露西前来。安娜知道个中意味，虽迟疑了一下，却还是勉强同意了。埃莉诺为此恨得咬牙切齿，觉得丈夫和女儿都背叛了自己。

视女秘书如“家庭成员”

　　从目前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罗斯福的情妇远不止露西一人。

　　研究罗斯福的美国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表示，能从最新文件中看到罗斯福的隐秘世界：他和两位主要秘书玛格丽特·米西·莱汉德和塔利，都保持着亲密关系。按古德温的话说，这两个人实质上是他的“家庭成员”。

　　1921年，罗斯福因脊髓灰质炎双腿瘫痪后，莱汉德就一直侍奉左右。罗斯福曾对莱汉德说，他和她以及家中小狗，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庭”。这段地下情持续了20年之久。

　　美国档案专家大卫·费里罗则透露，自罗斯福1928年当纽约州长起，塔利就担任其秘书，直至他去世。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发表的著名演说就是口授给塔利的。费里罗说，罗斯福的很多敏感信件、签署的命令甚至便条，都要经塔利之手。

　　解密文件中，有一封罗斯福在1943年11月26日忙里偷闲写给塔利的信件。当时，他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举行会晤。罗斯福在信中说，他已到金字塔一游，并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交上了朋友。

　　还有消息称，罗斯福和远房表妹苏克莉也保持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苏克莉生于1891年，死于1991年。有证据显示，她和罗斯福的关系非常密切，即便不是肉体上的情人关系，也是精神上的情人关系。二战期间，苏克莉经常造访白宫，罗斯福也频频留她在白宫过夜。苏克莉常自称是“正经的老处女”，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她死后，人们在她床下的黑色箱子里发现了数千页日记、信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罗斯福写给她的。罗斯福曾在一封信中说：“我非常渴望和你在一起。”

　　《纽约邮报》1939年至1976年间的女老板多萝西·希夫据说也是罗斯福的情妇，但她后来否认了此事。

　　更有历史学家称，1940年4月，纳粹德国侵略挪威后，躲避战乱的挪威公主玛莎先是逃到瑞典，之后来到美国，最初就下榻在白宫。她也因此成为罗斯福“最后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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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将试点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

鼓楼地铁口的自行车租赁点闲置了不少自行车。实习记者白婧盟摄

本报讯昨天，市交通委公布公共自行车发展方案，本市年内将在地铁沿线启动公共自行车试点，此次试点以政府为主导，采取实名制、“免费+收费”的模式。这是政府部门首次提出试点公共自行车，以往路边的自行车租赁点大多是由企业设立。

　　目前，本市以贝科蓝图、方舟为代表的收费自行车租赁企业已关停大部分网点，深陷经营困境。

　　市交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年内将在三大区域试点推广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目前确定的试点区域包括文保区东城区5号线沿线、通州区八通线北苑至土城沿线、4号线中关村综合商务区周边地铁站两侧3公里范围内。试点区域中，每隔500米将建设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主要依托商务区、地铁周边以及大型公共设施设置。试点成功后，本市将全面推广公共自行车。到2015年，以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网络将形成规模。

　　近年来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下降很快。最近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自行车出行环境满意度最差，不满意率达到39.8%。今后，本市交通发展将大力提高“自行车+公共交通”方式的出行比例。到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自行车三种绿色出行方式比例力争达65%，其中自行车出行比例将达到20%。

　　■追访

　　1.为什么不采用完全免费模式？

　　收费为提高车辆使用率

　　市交通委规划设计处处长陈燕凌介绍，以往企业自发的、以完全市场化运作为特点的自行车租赁模式，因缺乏政府支持，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本市未来的公共自行车体系将以政府为主导，采取招投标的方式确定运营企业，进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具体经营管理。

　　之所以不考虑完全免费的模式，是希望通过收费环节，防止公共自行车停留在少数人手里，以提高公共自行车周转率，让更多人享受到公共服务。但是，具体多长时间免费，还需要进一步调研后，根据距离长短来研究确定。

　　2.为什么可能采取实名制租赁？

　　了解并监督租车人信誉

　　陈燕凌说，可能采取实名制租赁是出于防盗及了解租车人信誉的考虑，若采取实名制租赁，将登记下租车人的信息，从而了解其租还车的信誉，还可以通过积分累加或扣除的方式进行监督。

　　3.现有的租赁企业困境是什么？

　　网点太少未规模化运营

　　陈燕凌说，北京现有四五家自行车租赁企业，但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存取网点太少，未形成规模化、网络化运营。因此，此次将建成的公共自行车体系，以500米为间隔，再加上科技化的管理手段，从而使短途出行形成网络化结构。

　　4.为改善自行车出行做了哪些工作？

　　设护栏保障自行车路权

　　陈燕凌说，为方便自行车出行，本市已经对中关村西区的自行车出行系统进行了改造，主要是对边角破损的绿地进行改造，将其变成自行车道。另外，所有自行车道都设置了隔离护栏，保障自行车路权。

　　另外，本市交通部门正在对文保区进行调研，主要是对破损步行道进行修正，解决自行车道被挤占的问题。一些地方可能会另辟自行车专用车道，以绕开公交车站。

　　公共自行车

　　服务模式

　　“免费+收费”模式，即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免费、超出时间收费的模式。

　　试点区域

　　文保区东城区5号线沿线、通州区八通线北苑至土城沿线、4号线中关村综合商务区周边地铁站两侧3公里范围内。

　　信誉模式

　　公共自行车可能采取实名制及积分制的方法，具体措施仍需调研后确定。

　■记者调查

　　自行车租赁企业集体喊赔

　　交通部门发布试点公共自行车之前，本市的自行车租赁业正遭遇寒冬。

　　方舟自行车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关掉了900多个租赁点，而网点最多时曾达到1020个。其他自行车租赁企业或等待政府扶持，或已由租赁转为免费。

　　它们看到了春天。政府试点公共自行车将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它们或成为中标企业。

　　“收费自行车”风光不再

　　北京贝科蓝图单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曾经风光无限。

　　2008年，“贝科蓝图”搭载了奥运会的快车道，巅峰时期，公司曾拥有近200个网点、8000余辆单车、万余名年卡用户。

　　这种发展势头，却被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浇灭”。雪天直接导致了骑行市民减少，再加上公司长期积累的经营困境，一夜之间百余个网点全部关闭。目前仅剩雍和宫、鼓楼大街等20多个网点、4000多辆半旧不新的自行车。

　　“我们只能陆续撤销网点，被迫‘瘦身'以维持运营。”这家公司负责人说，现在，自行车租赁的主业鲜有市民问津，而卖饮料、存车这两项副业，居然成为“贝科蓝图”网点的经济支柱。

　　企业集体喊赔

　　不仅仅是“贝科蓝图”遭遇困境，京城其他自行车租赁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成立于2008年的方舟自行车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去年规模最大时曾有1020个网点，覆盖全市8条地铁沿线。因财力不支，现在仅剩60余个网点。

　　“方舟”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先生表示，运营成本过高，其中场地费用就能占到50%以上，而租赁自行车利润微薄，又缺乏政府扶持，难以维持规模化网点的运营，“我们一直都在赔钱，现在是在硬撑”。

　　“公共自行车”成共识

　　业内企业和一些专家认为，此次政府推行的公共自行车模式，具有天然的优势，应当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收费自行车转型为公共自行车是必然之路。”永久自行车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李沧田表示，从市场规模、政策导向来看，北京市的发展计划将超越目前现有城市公共自行车市场的最高标准，北京公共自行车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同时公共自行车体系的收益是全方位的，“我们希望能一起把蛋糕做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所长赵杰认为，政府在发展公共自行车过程中，起到引导、组织和协调作用，给予政策支持，如协调用地、主管部门等，可以保证自行车的“公共性”；具体经营管理由企业负责，可以发挥企业的能动性。

　　此外，从全国来看，包括杭州、武汉在内的十余个城市，已经成功发展了公共自行车体系。这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租赁行业发展，将是北京的重要参照。

　　业内企业正在转型

　　事实上，在本市交通部门出台政策之前，相关企业已经开始朝着公共自行车的方向转型。

　　“贝科蓝图”一直在思考以往的运营模式，并已经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暂时停办年卡，并联系原先年卡用户退卡。此外，公司还开始梳理各个网点，理清内部经营状况。

　　“贝科蓝图”表示，如果收费自行车能转型成公共模式，对解决目前租赁企业的困境最为理想，现在退卡、理清经营状况的种种措施，都是在为转型、争取政府支持做准备。“我们有着五年的自行车经营经验，如果政府招投标公共自行车运营商，我们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李沧田表示，公共自行车需要争取政府财政或政策支持，永久目前处于投入期，希望通过成功试点，从而赢得政府支持。同时，公共自行车网点逐渐普及之后，可以吸引到其他商业形式对此进行支持。此外，还可以通过服务外包模式获得相应收益。

　　■企业诉求

　　企业渴求三大政策

　　推

　　“贝科蓝图”公司表示，公共自行车发展必须政府推一把，投入资金或提供政策支持。公司每开设一个站点要协调工商、供电、市容等十余个部门，每个站点每月还需付1000元左右的租金，如果再遇上没有供电的停车处，企业还得花钱找电。在其看来，如果相关政策能进行扶持，这些费用都能得到相应减免。

　　放

　　一些公司表示，管得太紧，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停车处四周、自行车上的广告位，现在企业都无权经营，这意味着少了一笔丰厚的广告收入。如果政策允许，公司想把站点做成带有广告位的岗亭，利用广告位招商引资，用广告收入来维持租车业务。

　　配

　　为了让更多市民享受自行车出行的便利，应当营造“绿色骑行”的整体环境。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将自行车纳入全市交通规划，研究制定有利于自行车交通的配套管理规定。另一方面，要增加自行车租赁点的覆盖率，方便居民借还车辆，并进一步加大对自行车骑行的宣传。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邓杭网络支持京华网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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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校毕业生回乡后无法落户称后悔上大学

似农非农，我到底是谁？

　　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就出去读了几年大学，怎么回来就不是村里人了？

　　妻子已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仍忙里忙外喜不自禁。可吴鑫那些许莫可名状的苦恼，却似乎冲淡了他即将初为人父的喜悦。

　　想当年，自己这个泥巴里滚大的农村娃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的一所财经院校，令一家人喜出望外。除了录取通知书外，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户口迁移证，要求必须将原籍迁往在读学校，虽然家人对此稍有异议，但一听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便义无反顾地迁了户。

　　毕业那年，吴鑫匆匆跟朋友开的一家小公司签了就业协议，户口、档案均临时挂靠在绍兴市人才交流中心。小公司经不住风吹雨打，一年后，公司倒闭，吴鑫想放弃城市生活，回乡做小生意，把户口迁回村里，谁知，村里竟以无相关政策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吴鑫不明白，这明明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就出去读了几年大学，怎么回来就不是村里人了呢？更让他头痛的是，孩子就要呱呱坠地，户口该如何落定，是这几日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住在村里的外乡人”

　　吴鑫所在的村子位于浙江某市城郊，随着近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村子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政府征地拆迁，对于失地农民，除了分配安置房，还有为数不少的经济补偿。

　　由于他“人回户未归”，村里人享受的宅基地、土地、拆迁补偿款、每年几万元的集体分红，统统没有他的份。除了经济待遇的巨大落差外，更让吴鑫感到憋屈的是人格上的不平等。现在他的户口挂在某镇的村委会，是一个“空挂户”，性质是“非农”，实际住址跟户口登记的地址根本不相符，居委会和村委会两头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都无法享有。

　　虽然住在村里，却无权参与村里的大事小情，在村民们的眼中，他仿佛成了“住在村里的外乡人”。没有宅基地，他只得在父母的房子里结婚成了家，妻子是邻村的返乡大学毕业生，户口倒是在父母那里临时挂靠了，但跟落户仍有本质区别，同样不享受原始村民的任何待遇，连农村医疗保险都上不了。由于脱离了城市，实际上一些城镇的生活保障政策也不能享受。

　　眼看着新生命就要降生，孩子的户口问题却成了一个谜，难道自己这“似农非农”的尴尬身份还要殃及子孙吗？国家的户籍政策分明是“一户一本”，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又该一户几本呢？

知识耽误了命运？

　　为此，这几年，他跑遍了镇政府、派出所、村委会，还给网上信访省长信箱写过信，可是基层单位说上面没有政策没法办，省里说这是属地管理，要看基层的态度。到头来，皮球踢来踢去，旷日持久，久拖不决。

　　从政策上讲，公安机关只办理“农转非”，而对于“非转农”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受理这样的申请。

　　镇政府则推脱“非转农”施行起来有太多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土地。现在已经出现了“僧多粥少”的问题，如果再执行“非转农”的政策，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就会更加尖锐。

　　“总之，这些机关给我的最终答复就是——非转农，办不了。”

　　知识没能改变命运，倒是让这“似农非农”的命运改变了许多农村学子对知识原本虔诚有加的态度。

　　“我现在对上大学感到非常后悔”，江苏江阴的阿华大学毕业那年，以两分之差考公务员未果，回迁户口又受阻，村里的福利一毛钱也享受不到，大学四年，花费逾八万，如今不但没有能力回报父母，反而还得让年迈的双亲为自己的住房、生活保障等操心。无论是从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来算，都深感得不偿失。

　　“在农村有谁去听你讲多边外交、战略伙伴关系，比比衣食住行，谁能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在阿华心目中，那些象牙塔里学来的经典阔论，丝毫无用武之地，代价高昂却惨遭雪藏，随着时光流逝，也必将一点点淡忘。

　　“我是谁？”多喝了几年墨水，竟把自己的农民身份弄丢了，甚至连下一代子女的落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也受牵累。“因为上了个大学，就失去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难道真的要归罪于当初的刻苦攻读吗？”吴鑫的铿锵反诘，道出了这个特殊群体的悲哀：当年跳“龙”门难，今朝返“农”门更难，岂非咄咄怪事？

与土地脱不了干系

　　在1994年之前，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实施“包分配”的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户口回迁的问题。2003年以后，国家政策规定大中专生入学时户口迁移服从自愿原则，一大批农村户籍大学生慎之又慎，没有将户口迁至在读学校，而是保留在原籍农村，避免了手续繁琐和回迁不力的困难。

　　而1994年至2003年之间的这九年间，又该有多少农村学子大学毕业，慑于城市高房价高消费的压力，返乡发展，却遭遇“有人无户”的窘境呢？虽无官方统计数据可考，但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就是这样一个高知群体，却落入了国家政策的真空地带，远离了政令法规的荫庇。

　　在浙江义乌，曾有当地10名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将找不到工作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户口迁回原籍所在地”。当地公安局答复，涉及的群体很多，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目前在本市开放办理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非转农”条件还不成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在义乌，2010年初，在义乌市组织部近期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检查中，发现当地有195名公务员将其户籍从城市迁往了农村。新闻一出，立即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有媒体人士如此评价，“这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中闻所未闻——以往都是农民想方设法要进城，现在城里人的‘精英'公务员却开始回流农村——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驱使？”

　　细算一个农村户口的价值，可分为两大方面：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房屋改建价值一项，另一项则是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这些都与土地脱不了干系。“农村户口”和“土地”两个词加到一起得到的是“利益”。

　　如今“农村户口变得炙手可热，”就连外国媒体都注意到中国人关于农村户口观念的转变，法国《今日中国》网站就发现，“特别是在发达城市的郊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的大规模进行，临近城市的农村土地问题已经到了“寸土必争”的境地。因此当地的农民也会获得极大的利益，而这里也就出现了逐利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也为权力腐败孕育了“温床”。

　　“目前这方面的政策模糊，能否转进农村户口，村委会有很大权力。”吴鑫无奈地说，对于一个既没钱又没权的普通毕业生来说，村里有关部门领导的态度显得极为关键。他多想问问村里的领导，为什么人家在城里有稳定工作的公务员能将户口迁到农村，他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毕业生，回到农村却要失去农村人的身份？

做农村人的权利不可剥夺

　　我国现阶段存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持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属于城镇居民，享受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持农业户口的居民的生活保障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一般而言，凡是持农业户口的居民，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应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但是，除了上述一般情况，还应该考虑某些特殊情况，如外出学习、服兵役后返乡人员，他们虽然丧失了农业户口，却未获得城镇居民的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其生活保障还是来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渠涛表示，户籍政策和户籍法对转成城市户口有严格规定，对转成农村户口，要求不是很严格，这也就导致了法律上的空白点。

　　不过，对于大学生“非转农”问题也存在争议，一些人站在村民的角度认为，大学生在拥有城市工作的同时，还要回来和当地农民抢土地抢资源。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专家的看法称，“这些学生真正想做的并不是种庄稼，他们想工作和土地兼而有之。这是不公平的”。

　　到底农村大学生“非转农”能不能转？该怎么解决？

　　“只要没有找到正式工作，没有国家保障就应该为他们留下一亩三分地作为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教授提出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很好的国家保障怎么还可以和农民抢饭碗。对于没有国家保障的人，为什么连农村保障都不给他呢？”

　　针对基层单位以国家缺少这方面的政策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为农村大学毕业生办理户口回迁的做法，渠涛很不以为然。“除刑法外，在一般的法律上说，没有规定，便视为允许。如果户籍管理本身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从上位法——宪法来解释，宪法规定，人有居住自由，愿意居住在城市，就在城市，愿意在农村，就在农村，那么户籍也应该是可以迁回去的，况且我原籍在那里，原来又有财产。”

　　三农问题研究学者李昌平则认为，“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市民待遇。如果城市能提高就业率，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农村大学生也能享受到市民待遇，还有谁愿意回到农村去。其次才是户口自由迁徙的权利。第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才是关键。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更是基本公民待遇问题。对于很多“非转农”他们是被选择！这会使越来越多人感觉被边缘化。”

　　但政策一日未出，吴鑫就只得继续在城市与农村户口的的夹缝里生存。他不知“似农非农”身份，何时才能结束，也不知道何时能给自己也给后代一个交待。(吴鑫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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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四大火炉一览：武汉堪称一代炉魁

火炉之城

　　炎炎夏日，你是否所处“火炉之城”？

　　城市的标签不只有地域之分，同样也有季节之分。

　　热到何种程度才能称之为“炉”呢？据称，气象学上早有过定义：科学上用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炎热程度，一年中最高气温超过35℃的日子达20天以上，而且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样的城市被称为“火炉”。

　　无论武汉、南京、重庆还是长沙，炎热是它们共同的标签。尽管对“四大火炉”有若干争议，但我们希望探究的是，“火炉”背后的城市精神。让“火炉之城”告诉你，专属于它们不一样的夏天，以及夏天之外的种种。

　　武汉：为甩掉火炉桂冠而努力

　　从可追溯的那一页历史开始翻起，武汉人就始终在为甩掉“火炉”的桂冠而努力着。但这或许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文|周范才

　　夏日的武汉是沉寂的。

　　烈日当头，街道边的花草绿植都呈现出怏怏的疲态，这让惯常热情的武汉人开始变得慵懒。然而，熟悉武汉的人都知道，这时的沉寂不过是片刻的，它更像是爆发前的蛰伏。

　　武汉以“火炉”著称于世，不仅如此，“火炉”也熔铸了武汉人，锻造了“湖北佬”的性格。然而，总是有太多人在梦想着甩掉“火炉”的桂冠。到夏天，每当又一次热浪袭来的时候，武汉本土的媒体总不忘去宣扬这个城市的宜居。

　　但，珞瑜路上飞驰的公交车，江滩上衣着清凉的女子，以及夜幕降临时，在汉口老租界区居住的人们光着膀子纳凉的身影，这一切无不昭示着夏日的武汉是一个因热而生、与火结缘的都市。

　　一代炉魁

　　武汉是从何时开始被称为“火炉”的，这早已不可考。但武汉和重庆、南京三个城市一起被称为“三大火炉”，却早已是坊间公认的。

　　近年来，长沙或者南昌等后起之秀也被推举到了“火炉”的行列之中，于是，“四大火炉”的说法也早已不胫而走。

　　但不管如何，“火炉”武汉犹如她有着悠远的历史传承、厚重的人文环境一样，在“三大火炉”抑或是“四大火炉”的排序中，始终占据着“一代炉魁”的地位。

　　显然，“火炉”是与“宜居”相对的。

　　由此，从可追溯的那一页历史开始翻起，武汉人就始终在为甩掉“火炉”的桂冠，进入“宜居”城市队列而努力着。

　　这是公认的“三大火炉”先后宣布各自告别“火炉”的时间记录：2004年7月，武汉宣布告别“火炉”；2004年11月，重庆宣布告别“火炉”称号； 2005年6月，南京宣布告别“火炉”。

　　这中间，“一代炉魁”武汉是最早告别火炉的。武汉区域气候中心为此罗列了一系列统计学上的数据来进行说明。

　　武汉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武汉平均10年出现1次“凉夏”；而之后的80～90年代，平均2～3年出现1次“凉夏”，极端高温天气明显减少，还出现了7个“极凉年”。

　　科学的数据似乎证明了上述的论断，这也让武汉人欢饮鼓舞。就在两年前的夏天，武汉一家名为《楚天金报》的本土报纸还用通栏大标题兴高采烈地宣布：武汉“火炉”已丢给长沙。

　　然而，探究武汉“火炉”的成因就不难发现，这或许不过是武汉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夏日的武汉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流下沉，天气多为晴天。同时，由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让武汉身处长江中下游平原腹地，三面环山，加上有着“千湖之国”美誉的武汉境内江河湖泊众多，水汽蒸发剧烈，因而才形成了武汉“高温高湿”的显著气候特征。

　　人好脾气犟，天热火气大

　　与夏日的酷热相应，武汉的冬天同样是严寒难耐。这种极端的气候环境自然也会渗入到武汉人的风味和性格之中。

　　武汉人火气大、喜欢骂人是闻名全国的。“武汉天气热，人心里躁，脾气也就大。”这是推测武汉人脾气火爆的最简单逻辑。

　　“你搞么斯啊！”“你管捏！”类似的开场白总是出现在武汉人的日常对话中，这也是引起一场场吵骂几乎通用的开头语。

　　菜市场、公交车上、长江边，只要是夏日的武汉有着烈日暴晒的地方，漫无目的甚至是毫无恶意的对骂时时刻刻都在上演。这期间，武汉人的“汉骂”和首都北京人的“京骂”一样，不仅闻名全国，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

　　有极端评论甚至认为，武汉人的骂人水平，“全国第一”。很多外地人初次到武汉，听着老百姓日常的武汉话对话，常常以为人家是在吵架。

　　在“汉骂”中，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其次是“个板马”，据称二者在日常武汉人嘴中的使用频率甚至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高出许多。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说“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罪魁祸首就是这句“婊子养的”。不过，在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看来，这句话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在粗俗地骂人，有些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句口头禅。

　　比方说刚刚结束的南非世界杯，武汉人在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后，就会手舞足蹈地说：“个婊子养的，好清爽呢！”有的武汉母亲甚至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听到类似的对话，外地人是要瞠目结舌的，但在武汉人的眼里，这是很日常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在武汉本土女作家池莉的小说《不谈爱情》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书中吉玲姐妹就是这样互称的，每听到这句话时，吉玲的妈总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应一句：“你妈我没当过婊子。”

　　武汉人如此的性格体现到武汉的民风上来，自然就有了“彪悍”的特点。

　　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外地人只要在武汉繁忙的街道上站上半个小时就可以明白。在武汉，开车的人都有一个经典的调侃：除了红灯和路中间的铁栅栏不敢闯之外，没有什么是应该遵守的。

　　永远拥挤不堪的武昌街道口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条双向八车道近100米宽的交通干道上，道路中间的虚线总是形同虚设。遇上前方路口红灯时，你只要站在天桥上看下去，路面上各种汽车永远是横七竖八地摆放着。

　　“抢”，是永远的主题；“乱”，是永恒的动力。身量娇小的私家车在抢，车体庞大的公交车也在抢。在武汉，任何一个公交站台可能仅有数米长，但实际上公交站可能绵延开数十米。因为武汉的公交车从来都是不懂得进站停车的。在首都北京，每个公交站台为每条线路在地面上划出标志，公交车进站时严格把车门对准标志线方才停车开门。但武汉的公交车司机却是完全的不管不顾。只要看到前边有车进站了，下一路的公交车隔老远就会在马路上停下来打开车门等乘客上下车。于是，每个公交站台你总是能看到提着大包小包的乘客——无论是刚上街买好菜回家的大妈，还是撑着阳伞的时髦姑娘——一个个呼啸在马路上追着公交车赛跑。

　　不过，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武汉的公交车司机车技好、脾气急、开车快。武汉有着一条举国闻名的公交线路，521路。关于这条“武汉最牛逼的公交车”，互联网上有着近200万条帖子。

　　前几年，著名的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名为《公交牛B之最——武汉521》热帖，迄今热度不减。帖子中非常形象的描述：“521 超出租车那算不了什么壮观，壮观的是521 超521！如果4 辆521 在洪山广场做环形运动的话，足以在上空打开一个时空门了。再多一辆肯定会造成重力失常，磁场混乱，火车出轨，轮船触礁，飞机失事，地震，山崩，海啸，酸雨，泥石流，龙卷风，太阳黑子爆发，小行星撞击地球……甚至把外星人招来。”

　　武汉人耳熟能详的这条公交线路，到底神奇到什么程度，有两个“神话”可以参考：一个是有一次521 司机飚车的时候车轮起火了；另一个是521刹车的时候一个乘客把那根直的铁扶手拉弯了……

　　有好事者甚至还在网上贴出“521使用注意事项”，提醒乘客决不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子，因为有人曾经坐那时，由于司机突然急刹车把他甩到前门砸碎了挡风玻璃！

　　“火炉”炼出来的武汉人

　　武汉素以“大”而著称，这点在武汉三镇密布的高等学校数量就可见一斑。武汉以拥有69所普通高等院校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的87所。这其中，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部属重点高校就有7所。

　　数量众多的高校带来了数量众多的大学生，这些武汉的学生们自然也就对“一代炉魁”武汉有着天然的发言权。

　　夏日的夜晚躺在宿舍楼顶睡觉的情景几乎是所有武汉大学生的共同记忆，当然，或许只限于男生。夏日的午夜来临，宿舍楼顶和相对阴凉的走廊就开始了一天中最后的喧嚣。所有人光着膀子、穿着内裤，把凉席从滚烫的宿舍床上拖下，带到楼顶铺开，三五成群的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吃着西瓜。文艺青年更是抱来了吉他，靠在楼顶的栏杆边上，一伙人冲着对面忘了拉上窗帘的女生宿舍唱着情歌、吹着口哨。

　　一会儿工夫，哄笑声就会响起。这常常是获得了对面女生的回应，或者是害羞的妹一脸羞赧地穿着睡衣捂着胸口跑过来扯好窗帘，或者是彪悍的姐奋力地甩开晶莹的臂膀朝文艺青年扔过来一块瓜皮。

　　很多个夏日的夜晚，无数的武汉大学生就是这样枕着漫天的星斗沉沉睡去。很多年以后，这注定成了大学时代最美好的青涩记忆之一。

　　不过，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武汉人其实长久以来就有着如此睡觉的传统。

　　“竹床阵”历来是夏日武汉的夜晚一景。夜幕降临后，所有人搬出各自家中的竹床和躺椅，在逐渐沉寂下来的庭院或者街道的拐角摆好。吃完晚饭洗完澡，各家各户开始摇着蒲扇聚拢到了竹床上聊天、“斗地主”、睡觉。男女老幼，不设大防，衣着随意，“女人三点式、男人一点式，小儿零点式。”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享受着竹床上夜晚的清爽。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武汉人性格的另一番注脚呢。武汉人正是用此种其乐融融的情景和爽朗豁达的性格提醒着世人，他们有着善于把恶劣的自然条件变成有滋有味生活的能量。

　　“过早”(吃早点)和“宵夜”，是武汉人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夏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吃食文化最繁荣的地方总是有着善于享受生活的人民。这点在武汉同样体现出来了。

　　热干面、豆皮、欢喜坨，这是“过早”食品中最为经典的款式。武汉人“过早”总是喜欢端着一碗热干面，走在通往教室的林荫道上，走在通往写字楼的电梯间，甚至也出现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常常上演的经典一幕是，公交车上一个武汉人一只脚缠着车上的立式扶柱，一只手把柱子环抱在胸前，然后端着一碗热干面若无其事地吃着。

　　这在很多人的眼里，竟是武汉人爽朗、勤劳、能吃苦的象征。

　　其实，无论是暴躁的脾气，还是面对恶劣天气的乐观，无一不是武汉人“爽朗”性格的解读。

　　这在闻名遐迩的武汉女孩身上同样彰显无误。正好比是熔炉里历练出来的仙女一样，武汉女孩大多身量苗条、长相白皙，眉眼间顾盼多情，有着典型的南方女子特性。她们聪明、热情，但又脾气暴烈；她们敢想敢干、独立性强，却又总是让人感觉不可捉摸；她们知书达礼、有着良好教养，可又自视甚高、控制力强。

　　因而，有人评价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娶回家，“火炉”武汉锻造出来的女孩都是天下男人的首选。

南京：文火炖出夏季

　　这里的阳光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和烤相比，这里更像是炖，用火把水烧开，然后小火一点点把物体熬熟

　　文｜金春华

　　站在南京城古老沧桑的城墙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城墙上坑坑洼洼，有人说，是弹洞。

　　历史给南京留下了很多印记，这是一个厚重得几乎无法描述的城市。但一个朋友说，她很喜欢南京，是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温柔的城市。

　　哪怕早已有“火炉”之称，但南京的夏天，与别处相比，也透着一股绵延不绝的温柔劲。

　　温柔的“桑拿天”

　　早晨7点10分，手机闹铃准时响起。King睁开眼睛，房间里老旧的空调发出嗡嗡的声音，尽管如此，阵阵冷气吹在身上，还是让他感觉到浑身粘糊糊、湿漉漉的。

　　临出门的时候，手机天气预报告诉他，最高气温34℃。King皱了皱眉，在外资公司上班的他对着装有严格的要求，虽然办公室里有冷气，但穿长袖，系领带，仍然让人难受，仿佛终日被一条濡湿的床单包裹着。

　　尽管生活了两年，对这个城市的夏天，King还是有些敬畏。King从北京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正是两年前的7月，到达的时间为早晨7点，但一脚踏上这块土地，让他有仿佛立刻置身蒸笼的感觉，一股湿热的水汽扑面而来，眼镜上立即蒙上了一层水雾。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平均每年暑热(32℃以上)日为62.6天，酷热 (37℃以上)日为9.4天，有“火炉”之称。

　　这样的城市标签，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尤其是King这样北方人，意味着在夏天，生活上会遇到更多挑战——由于濒临长江，河湖众多，水域充沛，空气湿度大，人体蒸发减慢，难以借蒸发降温，因此常常汗流浃背、闷热异常。

　　尽管北京也有“桑拿天”，今年的地表气温达到了40℃以上，但在他看来两座城市的夏天显得还是那么的不一样。

　　“北京也热，哈哈，朋友打电话来说，拿一鸡蛋，磕井盖，熟了……我劝他们来南京，那边回复说杀了我吧。”讲起两座城市的区别，King侃侃而谈。“北京也有桑拿天，但天数显然比这里的短很多，不会那么漫长；其次，北京的热，会让你出汗，但很快就干了，不会湿乎乎的捂着。晚上一到，凉风习习。”以前住在北京东四环松榆东里的他对那里的夏天记忆犹新，“一到晚上9点多，穿着短衣服甚至都觉得凉，开着窗户都不用打空调。”

　　“这里即使是晚上或者早上，你也能感觉到你被暖暖的空气包裹着，稍微一走动，汗水就从毛孔里冒了出来，仿佛可以从空气里挤出水分来……我的朋友从北京过来就一个感觉：潮湿，他们呆不住。”

　　南京很少有炙烤的感觉。你的感觉会是，太阳把热量传递到空气里，空气加热后，把你蒸熟。这里的阳光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和烤相比，这里更像是炖，用火把水烧开，然后小火一点点把物体熬熟，这种感觉是温柔而绵延不绝的。

　　温吞着的“毛血旺”

　　南京人在饭馆常点一道菜，叫毛血旺，虽是一道川菜，却深得南京人青睐——主料为鸭血、猪骨汤、黄鳝，用花椒等佐料入味，既麻辣又咸鲜，始终保持着温吞的热度，绝不过火，拒人千里……南京就像一锅温吞着的“毛血旺”，没有故作阳春白雪的矫情，很随和、很包容，“新南京人”King这样评价它，不排外，不做作。

　　在南京人看来，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这座城市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京有着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近2500年的建城史，先后有吴、东晋、宋、齐、梁、陈建都于此，与西安、洛阳、北京并称“四大古都”。号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历史上数次辉煌，又数次遭受劫难。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平原，处于国家生产力布局最大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东部地区一座综合性工业基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通讯中心，是全国四大科研和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是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的大商埠。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南京人的性格中既没有北方人的粗犷、豪爽，又缺乏南方人的精明和机灵，很多南京人的性格都比较随和、中庸。”一本叫作《南京的性格》的书这样写道。

　　或许是看惯了历史兴衰、朝代更迭、数不尽的风流人物，终究是“名士青山，美人黄土”，让南京人大彻大悟了；或许是从古至今，多次的南北东西大交融，使南京人的性子中性化了……

　　“多大事啊。”这是多数南京人的口头禅。在公交车、饭馆，抑或是走在大街上，每每遇到纠纷时，南京人常爱说一句——“哎哟，多大事啊！”而往往此话一出，本来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会相视一笑：是啊，多大事啊！

　　有人用南京方言拍了一部电影叫《多大事啊》。

　　这部电影当时在南京引起的轰动堪比《疯狂的石头》。电影人正是看中了南京人身上的这股乐观劲，拍摄了这部反映南京都市生活的电影。

　　“多大的事啊”，“烦不了”，透过这些南京话，你会看到南京人淡然处世的心态，捕捉到南京人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不争不抢，不慌不乱，荣辱不惊，悠游于中心之外，常常使南京人满足于生活的平静，满足于四平八稳的节奏。思想里流淌的是“不羡官家不羡仙，不羡钱财不羡权”的人生哲学，留得自我、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

　　浪漫的南京

　　南京人爱吃。在夏日的夜晚，南京通常是烟雾缭绕着的，还泛着火辣辣的光。鸭血粉丝、炒凉皮、臭豆腐、羊肉串，天南海北各种口味都有。吃东西时常见一家三口的，一对恋人，借着吃，牵系着情感。比如炸臭干，一串上十来只干子，炸得黑黑老老的，蘸上辣椒和酱油，几双手上前，你一只我一只的取下放进嘴里。剩下最后一只时，父亲对爱人和女儿说，“张大口，你一口，你妈一口。”女友对男友说：“我喂你，最后一个。”

　　南京的浪漫和两条路有关。

　　一条瞻园路。它自三山街起，至夫子庙入口止，因坐落着南京历史最悠久的古典园林“瞻园”而命名。这条路的美缘于两旁种植着的整齐有序的法国大梧桐，这些有着粗大枝干的梧桐树有着岁月的痕迹，它们都微微地向路中央倾斜，与对面的树在历经岁月之后，终于聚集到一起，形成硕大的树拱。夏日的傍晚，树上那些被随意缠上的灯管一并亮起来，把浓绿映出灿烂的光泽，映出夜幕里绿色的天空。

　　夫子庙的热闹，三山街的车水马龙，从走进这里的第一步起，都成了身后的云烟。路两旁是黑瓦青砖的老房子，树影斑驳地打在墙上，总有些睡不醒的样子。有好些古董字画木器小店，店主养一只鹩哥，几对叫凤，坐在竹躺椅上纳凉，悠然自得。孩子小手上的气球，常常飞走，却又飞不上天，被树枝一只只的挂着，偶尔也会“啪”的一声炸响。母亲抱起孩子指着头顶， “呶，不哭，看咱们给树满挂了气球，多好看。”

　　另一条是水路，秦淮河。从夫子庙大照壁登船，这条路早已在朱老和俞老的笔下成了传说。叶兆言写他小时候，与父亲陪汪曾祺游中华门城堡，汪老站在高处，不禁感叹城堡丝毫不比山海关逊色，不只是不逊色，甚至更好。

　　水路两旁多是青砖小瓦码头墙，墙缝里吹进了种子，长了好些年长成大蓬的野草野菊花，还有些树，歪歪斜斜把枝桠伸进水里。墙内仍住着人家，是的的确确的老南京。太阳下，两边人家支几根竹竿，晾几张花哨的被单，在风里吹呀吹的，把洗衣粉的味道带进你的鼻子。或者你停了船，走上岸，扣开水岸人家的门，吃一碗梅干菜烧肉，趴在掉了漆的窗框上，看由远而近的水线，慢慢流过你的脚下。

　　可惜的是，在夏日的夜里，你再瞧不见谁在这里放一盏河灯，放一盏心事。

重庆：“火锅之城”渐行渐远

　　重庆，变化之城。不管是否忌讳“火炉”的称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如何变化，这个城市永远给人一种“火热”的感觉

　　文｜李炼

　　对于大多数重庆人而言，周末是愉快的，尤其在连续出了几天的大太阳，气温高达37度以上，忽然在周末下起雨来，那是很心旷神怡的。

　　一般遇到这种天气，又在周末的话，早就有兄弟伙邀三喝四的打电话，一起找一个地方吃火锅了。

　　重庆夏天的热是火辣辣的，但重庆人却特立独行，反其道而行之——天气越热，越要往火锅馆里凑。用火辣来反抗暴热，用大汗淋漓来对抗高温。于是，三伏天的重庆街头，光着膀子吃火锅，成了重庆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只是，在很多老重庆人看来，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吃火锅已经成了这座城市曾经的夏天与风景。

　　曾经的夏日风景

　　其实，重庆夏天吃火锅的盛景在十多年前是达到巅峰的。

　　作家莫怀戚说，“重庆有一个怪象，就是越热越吃火锅；尤其是那种不太正式的火锅，所谓“麻辣烫”的——小老板们一到天凉了就抱怨，说生意没有三伏天好，重庆人有神经病，云云。”

　　那时，重庆的夏天，是名副其实的“火炉”，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冒烟，连续二十天的高温是常事，一般草根阶级消费得起的火锅馆又没有空调。所以一到盛夏的雨天，不大张旗鼓、呼朋唤友的去吃一顿火锅，仿佛对不起老天爷的恩赐。

　　然而，近几年，重庆的夏天已变得时雨时晴，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不论对于夏天的雨，还是夏天的火锅，好像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渴望与热情。

　　当年，重庆人是多么的迷恋火锅啊。如果五个人一起出门吃饭，大家好像不用商量，起码有四个人都会说，吃火锅。而现在，起码会有三个人说，可不可以不吃火锅；更有甚者，会有三个人说，吃什么都可以，只要不吃火锅。

　　当年，如果有人说，我请你吃火锅，或者说，昨天某某(一般是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请我吃了火锅甚至我请某某吃了火锅，那是一件十分体面的事情。而现在不同了，重庆人吃火锅，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都是为了请外地来的朋友，就像北京人去长城，或者上海人去外滩，不是为了陪外地朋友，自己是绝少去的。

　　而就是陪外地朋友，也要找一个环境优雅，最好是有空调的包房。在貌似凉爽却空气极不流通的包房里，根本无法再现当年街头火锅的壮观场面。

　　当年的重庆夏天，壮观的场面不但出现在街边的火锅馆，还出现在公交车上、朝天门码头的黄昏以及小街陋巷的乘凉(重庆人叫歇凉)大阵。要领略重庆的市井风情，夏天的公交车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当年的重庆公交车，基本没有空调，又喜欢赖站，又经常堵车。于是在哪个狭小而闷热的空间里，吵架是经常的事情，乘客与售票员，乘客与司机，乘客与乘客，吵得个翻江倒海，不亦乐乎。通常的情况是越热越吵，越吵越热。而现在不同了，公交车都有了空调，也不敢赖站了，堵车的时候，就看看移动电视里播放的娱乐新闻，谁还有精神吵架啊。

　　正如莫怀戚所言，重庆人骨子里有一种“刺激欲”；而且服软不服硬，你只能顺着毛毛抹。因此好逞匹夫之勇，对粗鄙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接近——这一点肯定是负面；而正面就是不虚。不虚就是不怕。这从夏天越热越吃火锅可见一斑。

　　因此，“上海人精，北京人油，广东人滑，成都人水得很，从来不吃眼前亏——我想他们都不会越热越吃火锅；你贬也罢褒也罢，你得承认他们比我们有理性，更能适应市场经济。我们重庆人耿直，凡事硬上；越热越吃火锅中的五分勇敢五分鲁莽，还是要游离在大事之外才好。”

　　重庆美女

　　在外地人的印象中，重庆这个山城，除了夏天的热、火锅的辣以外，就是姑娘的漂亮了。有一个说法是，在重庆的街头，“两步一个张曼玉，三步一个林青霞。”——这是当年的说法，现在该用谁来替代，我不知道，因为在美女辈出的当下，虽然张林二人已经过气，但却很难找到替代者。而关于重庆出美女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考据与研究，最有代表性的结论大抵如此：一、重庆是山城，习以为常的爬坡上坎造就了美女们的身材；二、重庆气候湿热，湿气让美女们皮肤白皙，出汗又促进了美女们的新陈代谢。而这两大优点最佳的展示季节，当然是在夏天。夏天可以让美女们露身材、展肤色，于是超短裙与吊带装在重庆是最有市场的。而对于重庆人习以为常的街头风景，在外地人的眼中，当然以外地男人为主，夏天的重庆街头，简直是一道胀死眼球的饕餮大餐。

　　然而，近年来，重庆的美女们除了在夏天为自己置办时尚的短裙与吊带装以往，还要选购几条异彩纷呈的披肩，早上出门时，在包包里预备一条，以对付突如其来的雨与冷气十足的办公室、酒吧或者茶餐厅。

　　“失踪”的重庆

　　号称已经脱掉“火炉”称号的重庆，变化的不仅仅是夏日街头的风景。

　　2010年重庆一本《最重庆》的杂志在创刊号里打出“寻找失踪的重庆”专题。其中提到，“除了那失踪不见或疑似失踪的地标，还有一些与老重庆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正逐渐飘零在岁月的痕迹中。纵使我们虔诚地追根溯源，也难以阻挡它们失踪的脚步。”

　　重庆，无疑是在变化中的。

　　不管是3000年前的巴蜀，1000多年前的恭州，60多年前的陪都；还是如今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新特区；抑或是《纽约时报》所称的“中国未来都市范本”，重庆从来不缺少关注的目光。

　　每个人都好奇它会走向哪里。

　　长沙：暑气蒸腾悠长夏日

　　在长沙，短袖要从4月底开始穿，往往可以穿到11月份。这最最漫长的夏季，为这个城市塑造出无数诗人、革命家、流浪汉、歌手和庸常但血性的个体

　　文|刘长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游历中国，曾途经长沙。

　　他这样描绘1921年的长沙：“这是一座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一座霍乱和疟疾肆虐的城市，一座能听得见流水声音的城市，一座即便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一座连公鸡报晓声都像在威胁着我的城市……。”

　　归国后，芥川龙之介写了一部小说，名为《湖南的扇子》，颂扬了湖南人的血气方刚。半个多世纪逝去，芥川眼中那座疾病横行、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已成往事，“公鸡报晓”亦已成传说，唯有长沙火车站建于文革末期的大钟，依旧在准点时间播出《东方红》乐曲。

　　至于芥川昔日听到的流水声，可能来自穿城而过的湘江水，抑或是岳麓山上泻下的清枫泉。但如今，在长沙的夜晚，屏息静听，流水声已被选秀节目和歌厅演唱的巨大喧嚣所盖过。

　　芥川若再来，除了可以再去橘子洲头倾听下流水，唯一还能找到的记忆，可能只是这座城市不变的炎热。

　　“一座即便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这正是长沙。

　　最最漫长的夏季

　　长沙城中心的太平街，经过2008年前后的改造，如今已是游客和文艺青年的圣地。街的尽头，有“贾谊故居”，地近湘江，古来长沙文人于江边送客，常先在贾谊故居小酌，再登船作别。

　　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领导们“屈贾谊于长沙”，导致贾郁郁而终，从此知识分子视流徙长沙为畏途。蛮夷之地，烟瘴横行，未经文明开化，何谈招商引资。

　　但这本不是长沙的错。湖南地理上三面环山，向北开口，北方的冷空气可以自北向南长驱直入，至五岭方止。北面是烟波浩渺洞庭湖，西有雪峰山，东有罗霄山，南有五岭，三山一湖，使得湖南全境犹若盆地，湿气极重。

　　而地处湘中的长沙，由此冬天冻死，夏天热死，一年四季，唯剩冬夏。此地生民，饮食不得不嗜辣椒，以抵御湿气。至于长沙夏季的漫长、酷热，国人皆知。

　　学者们研究后认为：长沙之夏，长达4个半月，是全年最长的季节。实际上，何止于此？在长沙，短袖要从4月底开始穿，往往可以穿到11月份。这次第，怎一个“久”字了得？

　　由于长沙处于湘江河谷地带，地势较低，相对温度较大，更显暑气蒸人。记录显示，1934年8月10日，长沙海关测候站天心公园观测场测得的最高气温为43℃，为长沙高温的极限。

　　这最最漫长的夏季，为这个城市塑造出无数诗人、革命家、流浪汉、歌手和庸常但血性的个体。

　　真正的火炉

　　“今年暑假要怎样过，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毛泽东对好友萧子升说：“你有什么计划呢？”“今年暑期我有一个新计划。”萧告诉他道：“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这是1917年的长沙，夏天，师范生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讨论如何打发即将到来的长达三个月的漫长假期。最终，他们决定去游学，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围绕长沙周边的旅行，吃和住的问题用乞讨的方式解决。

　　一个月后，他们走了五个县，到达沅江县城，夏季的洪水终结了他们的旅程。他们搭船回到长沙。多年后，萧子升去国，浪迹南美。写回忆录时，长沙的夏天，历历在目。

　　80年代，我的几位大学师兄相约，一同于暑假骑车绕洞庭湖做社会调查，留下许多传奇供后来者景仰，被誉“朱张意气，毛蔡风神”。

　　20年后，彼时的同学少年中，一位名叫江堤的诗人，不幸英年早逝。剩下几位，有的成为房地产商，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有的进入高校任教，成为女教师和女学生共同的朋友。

　　长沙的夏天来临时，湖南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不得不靠在湘江游水来打发酷热；刚刚脱离文革牢狱的杨小凯，在挥汗如雨地研习古典经济学；某几年里，即便在炎热的夜晚，这座城市上空依然飘扬着柴静主持《夜色温柔》的声音。

　　直到某一天，一群容貌、嗓音各异的年轻女生，依次站在这座城市东北角的某演播厅里，宣布她们要做中国的“supper girl”。从此，这个城市的夏天越发火热——它是真正的火炉，以有趣对抗无趣，从平庸中提炼超越。

　　再后来，长沙成为洋酒芝华士单日销量世界第一的城市，酒精饮料混合着冰块，点燃这个城市的夏日。

　　2006年的夏天

　　我对长沙的印象，定格在2006年的夏天。那年那时，长沙气温常在37、38度徘徊。每天早晨我都要去乘坐132路公交，穿越整个长沙城。

　　到2006年已经连续10年平均气温高于30年平均值。2006年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六暖年，也是中国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而那年在长沙，早上7点多，天色常泛着恐怖的白色，太阳隔着薄雾，真切地炙烤着皮肤。

　　132路的起点在湘江西岸牌楼口，不远处是一座牌坊，上书“道岸”。车缓缓开过湘江二桥，在一段宽阔而少有车流的道路上疾行。终点是湖南广电中心，一座刻意修筑成“H”型的建筑，上书“HNC”。

　　湖南广电大厦前有个不大不小的水塘，配着一些假山：一个字，土。而当时的我绝无法想到，2010年间，某著名财经杂志做“电视湘军”封面文章，这个破水塘照片旁的配文竟然是“浏阳河从大厦前流过……”

　　那年，有人指着大厦停车坪中的一辆陆虎，告诉我：偌，这台是汪涵的车。彼时的汪涵还没有写《有味》，也没主持《天天向上》，人们眼中他只是个口才更好的张国荣。

　　一进广电大厦的门，迎面是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内容为不断滚动的收视率排行榜。我所在的那档娱乐节目，勉强能排进全广电的前20名。

　　“等下有纪敏佳的彩排，你们去两个人盯一下现场”，进门后，主任总有类似这样的吩咐。很快，我被铺天盖地的明星签名海报、花边新闻、30岁还演90后的大姐们，弄烦了。

　　我离开了这里，骑自行车，用夏天剩下的时间，踏遍了长沙。

　　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

　　房价飙升，全球变暖，世界又平又热又挤——长沙，居然奇迹般地、迄今仍保留着四条麻石板铺就的街道。于是，到如今，在长沙的夜里，至少还有四条路——石板在入夜后依旧暑气蒸腾。

　　那年，每天，我背着水壶从岳麓山出发，蹬车一路疾行。清晨的湘江大道，少有人烟。8点过了，从湘江二桥过江，公交车里上班的人群摩肩接踵、汗流浃背。

　　我早出晚归，在烈日下穿行。中午在立交桥下席地而睡，路过高校，会去校园里逛逛美女，看到废墟，会饶有兴致地去考察一番。

　　我骑车经过黑石渡，那里有湖南丽臣集团，很远就能闻到他们生产的肥皂的香味，很像小时候家中用的那种。骑车路过丝茅冲，这里有一位湘籍总理的故宅，传说这里还有老电影院，很多小儿女在此泪水涟涟。

　　我还曾骑车沿着浏阳河的河堤，一路目送它注入湘江。在它们交汇的地方，我看到一块新的地皮正在平整，昔日的工厂已成一片瓦砾，徒剩下一个挂着“长沙皮革厂”招牌的大门，寂静无言。

　　夕阳西下时，我骑车经过猴子石大桥，湘江水从这里北去，水清如许。一群中南大学的学生正挂在桥栏杆上玩速降，几个老长沙在倚栏垂钓，人与鱼竿皆纹丝不动。

　　一个女孩扣好保险绳，从桥上飞落而下，“哇！”身后一片惊叹。

　　“一座即便入夜之后，石板路上仍暑气蒸腾的城市”，这正是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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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拓荒者：开发要先掩埋偷渡者的尸体

深圳特区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引子

　　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是从1980年8月26日算起的，那一天，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整整30年过去，深圳，这个当初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如今已是广厦林立，霓虹璀璨，车流如织，成长为“中国南部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

　　回到更早前一点，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试办贸易合作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的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他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号角由此吹起。人们看到，在其后的30年中，改革英雄有如过江之鲫，开疆拓土，冲锋陷阵，事事敢为天下先，豪情壮举历历不胜枚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袁庚的智囊梁宪转述了袁庚屡屡表达的一个观点：“先行一步”的蛇口在改革开放的作为，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因素，乃是时代造就，“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袁庚曾这样告诉一位为他立传的深圳作家，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一，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

　　二，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三，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佳的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诚哉斯理。这当然不仅仅对应蛇口，放之于深圳的历史，亦是如此。

　　即便这样，回顾、梳理深圳历史，讨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开拓蛇口、建设深圳的那个高歌猛进、激情澎湃的时代，以期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与践行者的“精气神”里汲取营养，造就更为坚实的未来。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报道

　　“英雄老矣，油尽灯枯。”这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在提及父亲近况时，用的一个词汇。

　　袁庚94岁了，正在蛇口安度晚年。袁中印描述说，老人作息无常，有时白天昏睡，有时却在午夜醒来，醒后精神极佳，或是唱歌，或拉着他们做“检讨”，说些过往的旧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云云。

　　“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袁庚近年说过的话，岁月的无情也终于碾至他的身上。按照袁中印的描述，袁庚原本约140斤重的身骨，瘦得只有100斤左右了。若天气晴好，有时，老人也会被抱上车，到街上转转，甚至会在麦当劳里小坐，吃买给他的甜筒。

　　屡屡上门的来访者大多被拒之门外。一个特例发生在与《望东方周刊》记者提出见面的前几天，那是袁庚的老友，一个曾给李光耀做过政治秘书的新加坡人，来深圳后非要见袁庚，袁中印同意了，这时的袁庚已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是躺在床上合影留念。

　　“多伤感啊，还不如不见，”袁中印叹说，而对本刊记者登门拜访的请求，他拒绝了。

　改革开放“第一炮”

　　时间回到1979年7月2日，这一天，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隆隆”的炮响，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袁庚是1978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总部工作的，这一年，他61岁。隶属于交通部的招商局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由李鸿章创办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委派袁庚到招商局工作的是时任交通部长的叶飞，让他过去“打开局面”。

　　是年10月9日，一份由袁庚以交通部党组名义执笔起草的请示报告，经交通部党组讨论修订后，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这就是《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请示》提出招商局24字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请示》建议：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确定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可以一次批准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那个请示，那样的文字，现在看来极其普通，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太多的人敢讲的。”7月17日下午，在蛇口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里，55岁的袁中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就在前述《请示》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久，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于1978年5月出发，对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等五国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考察，其考察报告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同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

　　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78年10月12日，交通部的《请示》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同年10月28日，袁庚正式获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上任伊始的袁庚在香港考察，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招商局的船只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很方便。由此，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萌生：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经过调查研究与反复比较，宝安县的蛇口被袁庚看中。

　　1979年1月31日，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获中央批准。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由此诞生。

　干出来的“蛇口模式”

　　梁宪至今还能清晰记起第一次见到袁庚的情形，那是1979年7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刚从交通部调往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梁宪作为外派干部进行照例学习，听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作“形势报告”。

　　“过去在内地听‘形势报告'多矣，讲者大多正襟危坐，手执讲稿宣读，即使洋洋数万言，往往自始至终也不外‘大好'二字。”梁宪回忆，“袁庚却站立着向大家作报告，手上并无片纸只字。他身体魁梧，目光炯炯有神，不时以手势配合语言，面部还表情多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就在这次学习中，梁宪听袁庚讲起了蛇口，袁庚说：“蛇口是个好地方，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你们有谁去过夏威夷吗？蛇口，美得就像夏威夷一样！”

　　此后没几天，梁宪就有了亲临“夏威夷”的机会。这一年的7月中旬，交通部科技局局长高原应袁庚之邀，带领几位专家到蛇口帮助做工业区的发展规划，梁宪一同前往。

　　梁宪回忆，那时，香港与蛇口之间仍无渡轮，因为蛇口没有地方可以吃饭，他们还自带了面包与饮料。船从香港中环政府码头出发，向北飞驰约一个小时后在蛇口“渔民码头”靠岸。“所谓‘渔民码头'，实是半截残旧的突堤，其上既无海关，也无边防检查站，只有一个穿制服的官员站在突堤上等我们，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为我们办理入境手续。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蛇口海关的关长。”

　　工业区指挥部设在紧靠沙滩的一栋小小的两层砖屋内。“那种砖屋有那么五六栋，一字排开，原是蛇口渔民植蚝和剥蚝的地方，”梁宪回忆，“我们在其中一间小屋内开会研究规划，屋内没有任何家具陈设，我们只好趴在地上看地图，站着享用带来的午餐。”

　　今年70岁的梁宪，1979年6月赴香港招商局工作，深得袁庚赏识，1979年进入蛇口工业区，曾任工业区管委会委员、董事会董事、培训中心主任，1985年调回招商局集团，1999年退休，现为中集集团高级顾问。中集集团是在蛇口生长起来的著名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7月21日上午，在梁宪的办公室里，他向本刊记者忆起蛇口与袁庚，还手指窗外，说当年蛇口开发的第一炮就是在中集大楼的边上炸响。

　　初入蛇口，按照梁宪的说法，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开发者首先要掩埋偷渡者的尸体。“唉，今天又有‘咸鱼'了。”这是他们经常听到的话。“咸鱼”即指偷渡者的尸体。每到这时，他们便用拴有绳子的竹竿把尸体挑到沙滩上埋掉。

　　袁庚是把蛇口作为一个试验场来打造的。梁宪曾听袁庚说过：“我就是想在靠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来试验一下，看我们共产党人能不能搞经济，能不能搞出像香港那样的效率。”

而就在这样一个试验场上，蛇口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

　　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最早开创由一家企业全资开发一个社区的先例；最早在全国采用工程招标的做法；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实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终身制；最早开始职工住宅商品化；最早成立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公司；最早创办由企业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最早建立国内第一家不靠国家投资，由中外合资兴建的大型深水港：赤水港。

　　为袁庚立传的深圳作家涂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解放思想，他自己反复跟人讲：我是干出来的。”

在深圳建一座童话般城市

　　就在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进行举世瞩目的改革的同时，1981年3月18日，梁湘从广州出发，到了深圳，同年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按照梁湘秘书邹旭东的描述，这天的行程，梁湘应该是一路颠沛，“那时候，从广州到深圳还没有柏油路，全是沙土路，在东莞县还要渡两次船。”而深圳这个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在那时还只有东门一带有一条200多米长的破旧狭窄、没有路灯的街道。

　　梁湘到深圳之前，自深圳设市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已换过两套班子。深圳原是一个镇，隶属宝安县，是县城所在地。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张勋甫为书记；1980年6月，广东省委决定，吴南生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勋甫任市委常务书记，同年8月，深圳成为经济特区。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与省长刘田夫把目光转到梁湘身上。生于1918年的梁湘是广东开平人，时为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早年奔赴延安，是延安党校培养出来的老干部，建国后长期在广州工作，曾任广州市公用局局长、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计委主任、副市长等职。

　　梁文森介绍，在刚获知被派到深圳工作时，梁湘并不乐意，“他觉得在广州那么长时间，对广州更熟悉，到深圳，他心里没底。”邹旭东回忆，1981年1月的一个夜晚，任仲夷把梁湘叫到办公室，两人促膝长谈，内容已不可知，“但对深圳来说，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夜晚。”

　　62岁的梁湘走马上任，成为升格为副省级的深圳市第一任市长。很快，深圳特区的建设就在梁湘手上打开局面。深圳作家涂俏介绍说，到1986年5月梁湘离职，无数的高楼已经建成，十几条马路的建设已全部开动起来了，“这个老人用了4年半的时间，建了一座童话一样的城市。”

拓荒牛：顶着巨大压力

　　算起来，邹旭东比梁湘到深圳的时间还要早些，那是1980年10月，他从省委办公厅派到深圳，也是给市领导做秘书，后来梁湘来了，从1982年2月起，就给梁湘做秘书，直到1986年5月梁湘离任。

　　至今，71岁的邹旭东仍保存着52本工作日记，记录着梁湘1982年至1986年间所有的工作日程。邹旭东说，现在退休在家，他也准备写一些东西，以工作日记为基本材料，回顾1986年以前的事情。尽管后来邹旭东曾做过10年的深圳市司法局局长，“我认为还是那段历史最值得回忆。”

　　那是一段莽野拓荒、高歌猛进的岁月。邹旭东回忆了一件事，1983年8月8日，深圳市在香港做贸易的深业公司开张，邹旭东陪梁湘到了香港，当晚有台风，次日早上起床后，他见酒店外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打开电视看，才知道深圳的工棚全被刮倒了。邹旭东赶紧去给梁湘报告，根据梁湘的安排，从上午9时开始给深圳打电话，直到下午1点才挂通。

　　邹旭东回忆，当时深圳市约有400门手摇电话。邹旭东说，他做秘书工作，最怕通知开会，因为副局级以下的干部，家里大部分没有电话，每到这时，只能骑着单车挨家挨户去通知，“因为这些情况，一些港台商人都不愿意来投资。”

　　梁湘到深圳后，计划发展2000门电话，投资几百万元的电信大楼也很快建成，但是之后市里便没钱买更高级的设备了，无法解决程控交换的问题。梁湘指示深圳市邮电局和英国大东电报局进行合作，而“出卖主权”、“泄露国家机密”的非议随之四起。后来，还是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与大东电报局合资的深大电话有限公司才于1983年11月得以成立，从而解决了深圳市通信发展的资金、技术与体制障碍。

　　“这个电信问题，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但传统的观念，还是很顽固。”邹旭东说， “他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知道工作。”在邹旭东看来，直接给梁湘以极大支持的，是任仲夷，“遇到压力，他也只能找任仲夷谈。”

　　邹旭东回忆，1982年的几个周末，任仲夷经常以医治牙病的名义到深圳，住在深圳市迎宾馆里，每到这时，梁湘会去找任仲夷谈心，“他们在一起，可以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谈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在邹旭东的印象里，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只有改革，否则寸步难行”

　　顶着同样巨大压力的，还有袁庚。

　　梁宪回忆，招商局开发蛇口的报告是由广东省联合交通部上报的，但是，当时交通部领导层中对此事的认识并不一致，“对袁庚挑剔得就比较多”，“今天这个调查组来了，明天那个领导来了。他们也不是有意与你为难，很多是认识的不同。所以，对袁庚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回忆起来，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人的问题。“交通部派干部过来，就会存在这些干部的观念、素质适不适应的问题，对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认知问题，是否具备搞经济与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问题。派他们过来，开荒建房子还能够应付，但与外国人打交道，用到英文、商业谈判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就焦头烂额了。”

　　怎么办？梁宪回忆，袁庚下了大决心，他给中组部写信，表示要在全国公开招聘干部。后来，蛇口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天津、西安等地招聘了大批干部。在北京时，袁庚还曾专门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动员毕业生来蛇口。

　　“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背后又涉及到体制，人和体制是关联到一起的，”梁宪说，“比如，工资制度不适应，住房制度不适应，干部制度不适应，社会保险制度不适应，工程建设制度不适应，这一个个的问题摆在面前，只有改革，否则寸步难行。”

　　梁宪回忆，在蛇口做生意的第一个人，乃是一个厨房管理员。1980年春节，有电视台到蛇口采访，问梁宪他们是怎么过的年，梁宪说过的是一个“洋年”，因为在蛇口根本买不到本地的东西，鱼、肉、蔬菜全都要从香港带过来。后来，还是袁庚改变了这种局面，他问那个厨房管理员：“方金水，你开个小卖部怎么样？”

　　方金水很慌张，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做买卖啊？！

　　袁庚坚持让他试一试。就这样，一个经营日用品与小食品的小卖部在一节破集装箱里开张了，结果，“直到夜里12点钟还在做买卖呢。”

　　梁宪说：“袁庚就是有这么一种创新意识，这种创新乃是奠基于社会的实际需要。”

“如履薄冰”与“背水一战”

　　作家涂俏与袁庚结识，是在2004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报社做记者，“改革开放25周年，我的领导说，深圳历史中有两个老人不能忘记，一个是袁庚，一个是梁湘，梁湘已经去世，你就去找袁庚吧。”

　　第一次跟袁庚聊天，涂俏就被袁庚打动，已经离休在家的袁庚向涂俏列数了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三个“遗憾”，其中一个即是在申请开发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把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都划给了袁庚，袁庚没敢要，只是要了蛇口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范围，“结果这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

　　在给袁庚写传记后，涂俏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已于1998年病逝的梁湘身上。

　　算起来，蛇口的改革曾领先一步，比深圳还要早一年又七个月，后与深圳齐头并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两面鲜亮的旗帜。1990年，蛇口工业区划归深圳南山区。

　　而忆起袁庚与梁湘，涂俏说：这两位老人有些不同，袁庚总说的一句话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梁湘则常说：“背水一战，孤注一掷”。

　　涂俏说，1981年，袁庚就开始宣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了，他不经请示，就在蛇口开发区树起一块写有这些文字的大牌子。

　　“在这一点上，袁庚是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的，”涂俏说，“他曾说：大不了我再回到秦城监狱去。”

　　7月21日，本刊记者在蛇口看到，书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行大字的牌子，至今仍树立在南海大道和工业一路交叉口，不远处，就是蛇口码头，隔海相望，能望见对岸香港起伏的矮山。

　　三十多年前，袁庚就是从那里踏波而来。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李岚清著《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陈开枝著《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涂俏著《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以及梁文森、朱崇山等同志著作。)

深圳往何处去：关于现实与未来的论争

　　“深圳不应再走以GDP为中心以及‘深圳速度'的老路了，应该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香港报道

　　7月23日下午，香港杏花，本刊记者与呙中校在地铁站旁一家麦当劳里相见。

　　这个生于1975年的湖北青年，现在就职于香港，而我们的话题，仍旧是与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那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相关，那时候，呙中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我为伊狂”。

深圳“抛弃论”

　　发生在2002年与2003年之间的“抛弃论”事件的高潮部分，是当地媒体促成的时任深圳市领导与网民“我为伊狂”于2003年1月9日的会面。回忆起来，呙中校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一位陪同会面的深圳市政府官员的话。

　　“他说，其实，深圳也没那么多危机，没那么严重，按照深圳市的经济基础，十年二十年都会发展得不错。”呙中校回忆，而他现在的评述是：“的确，按照深圳的经济基础，这几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都不成问题，而自写那篇网文后的这些年，我觉得深圳的发展一直都‘四平八稳'。”

　　呙中校是在1999年底来的深圳，他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先在武汉工作了三年，来深圳后，在一家财经网站任职，后又到一家金融公司做金融分析研究。像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呙中校以“我为伊狂”名字活跃在一些网络论坛上。

　　“那段时间，深圳金融业非常低迷，2002年，股市行情很不好，深圳证交所停发新股，一些金融人才开始往上海走，”呙中校回忆说，“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有很直接的感受，就想写一篇关于本行业的文章。”

　　文章还在构思当中，2002年9月，呙中校利用休假机会去了一次上海，“上海当时要成为金融中心，气势逼人，深圳则与之相反，很低迷，我发现它已经不是一二十年前那种特区的状态了。”

　　从上海回来，由感而发，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达1.8万字的文章很快完成，在这篇文章中，呙中校从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国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环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发展积弊。当年的11月1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下午，呙中校把它放到了网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过了一个月时间，就有数万网友阅读了这篇文章，“甚至传闻深圳90%以上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读过，而市里的大小会议上，《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不能不谈的话题。”

　　“抛弃论”在那一时期，不仅在深圳坊间庙堂热议，也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而这种争论发生的一个背景，是随着2001年11月中国成功“入世”，人们对“经济特区”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存有争议。有人甚至认为，经济特区执行国内税、关税等优惠政策，与WTO的精神相违背，“入世”之后，经济特区的这些优惠政策都该取消。

　　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深圳人身上。

　　而随着会面的大幕落下，呙中校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一连串的逆转：不久，他即被所在的公司辞退，后在一家地产公司短暂任职，2004年底，以“专才”身份被香港一家杂志社招揽，担任财经版块编辑。

　　这5年来，呙中校频繁奔走于深港之间，对“双子城”的融合与差异感触直接而又深刻，现在，他侧重关注的话题之一是深圳能向它的这位近邻学习些什么。

“特”与“不特”：胡鞍钢厉有为之争

　　“谈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找前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争论，他都跟胡鞍钢拍桌子了。”82岁的经济学者梁文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鞍钢与厉有为之争发生在1994年春至1995年秋，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资料显示，1994年3月，经济学家胡鞍钢写了一份上呈高层的报告，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胡鞍钢认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有人当时这样评述道。但是，胡鞍钢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在深圳引起反响。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胡鞍钢将其“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予以公开，9月，在上海做报告时，他再次阐述了其相关观点。

　　深圳仍是保持沉默。首先做出回应的是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1994年10月7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刘福垣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同年12月，胡鞍钢撰文说，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的论说。1995年7月，在厦门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胡提交了题为《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

　　深圳终于回应了。第一个站出来驳胡鞍钢的，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生于1938年的厉有为是1990年12月从湖北省副省长任上调到广东任职的，先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市委党校校长，1992年11月任深圳市长，1993年4月开始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是深圳建市以来的第五任掌舵者。

　　厉有为的回应是1995年8月7日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的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厉有为说：“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厉有为谈到深圳特区创建15以来取得的成就，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厉有为算了四笔账：

　　一、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二、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三、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四、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此后，这场论战再经几番较量，直到是年秋才止息。

“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不同”

　　1991年，一个名叫黄东和的来自湖南永州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深圳，随后又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再次来到深圳，就再没有离开。在深圳，黄东和另外一个名字更为知名：老亨。

　　自1997年定居于深圳，直到2005年，老亨都是在做公务员，因为工作稳定，又有兴趣，“就观察与研究起深圳这个社会，把深圳历史都翻了个遍。”2001年，老亨建了一个叫做“因特虎”的网站。因同样喜于激扬文字，他与“我为伊狂”、金心异一度被称为因特虎“三剑客”。

　　倏忽20年过去，老亨是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深圳的变化的：“1991年时，深圳很有商机，只要有钱倒卖肥皂、电子表这些东西，就一定能赚到钱，到了1997年再来的时候，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生意就不好做了。”

　　老亨回忆，他第一次来深圳，深圳还像一个庞大的工厂或集贸市场，当时内地人过来，“能进工厂的进工厂，进不了工厂的就回去，熙熙攘攘，都在买卖东西。”1997年，深圳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城市了，已经没有了农村，但生活设施还不配套，幼儿园或老人修养设施还很少，而现在的深圳则已是“一个生活气息很浓厚，生活与经济发展平衡的城市，人们已经开始讲究生活的休闲、品位与闲适了。”

　　“因特虎”是深圳著名的网络意见平台，聚集着一批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老亨看来，2000年以前，从内地来深圳的人群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社会精英，像袁庚他们，还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能力，很自信，是为了改革与国家前途而来，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待业青年，是来打工，只要赚到钱就行，没有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根据老亨的观察，2000年以后，这种人群的分层发生了变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就像我这样的，既不像社会精英那样能把控社会，有坚定信念，又不像那些打工者一样赚一把就走。”而他的“因特虎”网站就是聚集了这样一批年轻人。

　　当时，在这个人群的老亨、我为伊狂、金心异三人，“都在找出路”，后来的发展路径也大同小异：老亨于2005年辞去公职，现是一家杂志社的副总编辑，金心异是一家财经报纸的编委，而逐渐淡去“我为伊狂”名号的呙中校在香港也已做成资深编辑。

　　在老亨看来，对于深圳定位与发展路径的争论，从特区成立以来就几乎没有止息过，“不同阶段，争论的话题与焦点也不同。”最初是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的要不要办特区、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之争，1997年香港回归后，国家全方位开放格局也已逐渐形成，“深圳不再是惟一的先遣部队了，而深圳对于自己的发展定位也一直拿不定，就有了失落感。”

　　尽管如此，在老亨看来，“从2000年到现在，这10年当中，深圳自身惯性发展是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大。比如，深圳的产业升级抓得非常好，它的社会转型，包括从游民变移民，从移民变市民，公民社会的建设与摸索，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另外，在全球企业范围，行业内第一的企业深圳就有很多家，他们都找到了市场的点，抓得很准。”

要GDP深圳，还是要幸福深圳

　　今年5月31日，在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市长王荣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确定了今后五年深圳发展的目标：“到2015年，本市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9万元。”

　　对此，曾做过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有自己的理解。在1987年调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之前，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69岁的徐景安对本刊记者描述，自1993年离开公职后，他开始投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在增长，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恶化，特别表现在自杀率越来越高，人的精神障碍越来越严重。”2009年4月，由他任主任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开始运作，“到今年7月，接了近5000个电话，避免了18起自杀事件。”

　　“深圳每年约有2000人自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徐景安说。2010年1月，徐景安的护理中心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声称要杀两个外国人，这立即引起徐景安的注意，他坚持约见这名男子，次日在徐的办公室里见了面，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向徐景安描述说，他是皇岗口岸的保安，孩子在从老家到深圳的路上不幸夭折，他的侄子有病要动手术，没有钱，他四处求助，得不到帮助，因此感到社会很冷漠，受到接连发生的校园血案的影响，也想行凶。徐景安努力对其开导，成功避免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这个事情不复杂，”徐景安说，“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渠道，他就杀人了。”

　　徐景安以及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的工作也许会对近期发生的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因为成功制止了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司机的报复性自杀行为，徐景安等人的工作得到巴士集团领导层的重视，情感护理得以进入巴士集团与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等企业，“就员工感受与意见进行调查，反馈给公司，然后进行解决” 。

　　在徐景安看来，深圳特区进行了30年改革，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但是，他更为关心的是，深圳下一步该怎么走，下一个30年会是什么样？

　　7月11日，在广东一个公众论坛活动上，徐景安做了一场题为《深圳未来的选择：GDP深圳还是幸福深圳》的演讲。徐景安说：“2010年，深圳迎来特区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深圳名副其实地当了中国的排头兵。深圳未来怎么走，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深圳不应再走以GDP为中心以及‘深圳速度'的老路了，应该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徐景安对本刊记者说。

　　在徐景安看来，“幸福深圳”就是要制定幸福指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等各项指标，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以及他一直呼吁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纳入这个指标体系。

　　“这样，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深圳发展与改革的重要议题。”徐景安说。■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陈文定主编《深圳这些年：一座被“筹谋”的先锋城市》以及陈宏著《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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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最后的救赎

腾中收购失败6个月后，悍马迷翘首以盼的救星始终没有出现

　　赵奕王囡囡

　　上海市吴中路接近外环的地方，上海九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九州”)的展厅里，庞大的悍马H2和个头稍小的悍马H3静静地停在那里。

　　“悍马这车子说来奇怪，有时一两个月卖不出1台，有时一天有四五台出去，都是一个人买，周围人扎堆再过来买。”在靠近门口的地方，销售部经理小周望着门外熙来攘往的车辆说道。

　　在通用汽车宣布8月底将停止生产悍马后，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悍马经销商，他们正开始酝酿悄悄提价，“H2每台160万元，H3每台在72万元，也许过两天H3还要涨，涨到75万～80万元左右。”

　　H3此前为68万元左右，因为供应量大，市场价格变化小；而H2在美方消息宣布之前为128万元左右，短短1周飙升了32万元。

　　8月21日，美国总部证实经过几轮与潜在投资商的谈判，悍马品牌最终拯救无望，将于8月底完全关闭。这匹“马”倒在了汽车新能源革命的门槛上，倒在了金融危机侵袭下的汽车业萧条中。

车迷恋恋不舍

　　“宣布悍马将停产的那刻，我们并不是很震惊，因为本来也传得很多了，官方消息没出来，我们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小周表示，现在整个悍马销售团队正考虑慢慢转到其他车型的销售上，“停产就意味着我们拿不到货了，还怎么发展，只能转卖别的车子了。”

　　半年来，关于悍马下家的新闻一直牵动着小周的心，“坏消息”已经不止第一回传来。今年2月24日，四川腾中收购悍马失败，彼时通用宣布将有序地关闭悍马品牌。

　　“腾中重工要收悍马，我们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方面盼着能收购成功，这样我们销售可以延续下去，一方面又担心客户不认可这个品牌，觉得是中国人生产的了。”小周表示，从现在被关闭的情况看，还不如当初卖给腾中重工。

　　在腾中重工收购失败后，全球的悍马迷纷纷对会否有救星在最后一刻出现拯救这个传奇品牌，抱有最后一线希望。

　　通用自身也没有放弃努力。腾中收购失败以后留给通用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要在两个月内为悍马找到满意的买家。

　　“就像一场速配，我们要用最快速度看是否喜欢对方，然后尽快作出决定。”这是悍马CEO吉姆·泰勒在2月底接受美国专业媒体《汽车新闻》采访时做出的表示。

　　泰勒当时也没有忘记安抚悍马经销商。这300家左右的经销商是悍马最宝贵的财富，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通用内部评估是否关闭悍马时，也只有10家经销商关门。他承诺会给经销商每周通报进展。

最后的“求生”欲望

　　6个月后，悍马迷翘首以盼的救星始终没有出现。

　　通用汽车日前宣布，经过几轮与潜在投资商的谈判，悍马品牌最终拯救无望，即将于8月完成最后的关闭。

　　在被通用拒绝的竞标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家名为镭射技术(Raser Technology)的高科技公司。镭射技术曾经在通用和腾中接触之前就已向通用表达收购意向，腾中失败后，镭射技术再次表示有意购买悍马，却第二次遭到通用拒绝。

　　镭射技术有着自己的打算。2009年，镭射技术曾经与通用合作开发出一款超低油耗的混合动力版H3。这款原型车曾在当年的底特律汽车工程师会议上展出，拥有268匹马力，每百公里油耗仅为2.35升，打破了丰田普锐斯每百公里油耗4.70升的纪录，完全颠覆了悍马在消费者心中“油老虎”的形象。

　　镭射技术总裁克莱格·希金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哪怕能拥有悍马的部分商标权，即可望在2011年将混合动力悍马H3推向市场。

　　当时，悍马还象征性地接受混合动力版H3的网上预订，在4.97万美元的价格上，短短一周内收到了1.7万份订单。

　　通用在2009年5月25日向外界展示了这款车，但6月1日，通用即宣布破产，并将包括悍马、庞帝亚克、土星、欧宝四大品牌列入所谓“旧通用”，剥离后抵偿债务。6月2日，通用宣布中国四川的腾中重工为悍马品牌的潜在买家。

　　这个显赫品牌的命运，在一周内从初现曙光到一片黑暗，再到初现曙光。

　　那么为什么通用执意要关闭悍马？通用发言人尼克·理查兹通过电子邮件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解释道：“汽车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之处在于，汽车厂有义务向客户提供长期(十年以上)的售后服务。基于这个原因，通用认为将悍马出售给没有实力和基础的厂家是不负责任的。关闭悍马固然不太浪漫，但这是最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当记者追问通用是不是认为四川腾中比其他竞标者更有实力和诚意时，通用表示不会对具体公司进行评价。

军方订单支撑工厂

　　从4月开始，悍马车主都收到信件，通知他们将来可以去哪里做维修和保养。全美悍马经销商也开始逐步关门。根据理查兹提供的数据，4月份全国经销商的存车已不到2000辆。

　　山姆·福克斯的城市悍马(City Hummer)是纽约长岛的两家悍马经销商之一。他5年前开始做悍马的生意。开业头一年他每月都可以卖出50辆以上，现在每月他见的客户不到10人。对于通用关闭悍马，他语带伤感：“悍马的潜力通用是大大低估了。”福克斯本人驾驶悍马已经超过十年，对悍马的操控性能推崇备至。

　　但是生意终究是生意。福克斯已经开始为顾客提供高达一万美元的折扣来清空手中库存。另外他已经联系地产经纪出售他的超大展厅。

　　生产悍马的工厂同样也未能幸免。位于印第安纳州米萨瓦卡(Mishawaka)的AM General是通用在全美唯一一家生产H1和H2的基地，悍马早在2009年12月就已停产。对于这家有2500名员工的企业，悍马关门就意味着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好在美国陆军刚刚在上周宣布订购2526辆军用原版悍马，装备阿富汗警察和国民卫队。AM General的公关经理罗斯表示，这份价值6.2亿美元的订单足以让工人们在未来几年内不会为饭碗发愁。

　　而最后一批H3也已于今年5月24日在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Shreveport)的装配厂下线后不再生产。至此，悍马这个传奇品牌画上了句号。

　　而在中国，上海九州刚刚从美国进口了一批H3，共50辆。小周表示，H2已经拿不到货了。最后这批H3是全额付清的，未来就要看上海九州卖车的速度和资金回笼的能力了。“我们这里还是承诺车子卖出15年内，仍然提供售后服务。”小周表示。

　　由于国内悍马数量不多，很多经销商正在设法从悍马库存较多的欧洲、中东等地拿货。虽然，作为一个品牌，它在通用的生产线上消失了，但在广大车迷那里，这匹“马”还要奔驰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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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价格涨势似强弩之末

□万达期货研究中心崔仕嵬

　　尽管近期国际糖价再次突破20美分、创出今年3月以来的新高，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波国际糖价大幅上涨的原动力正在减退，资金拉升下的涨势已是强弩之末。

　　7月以来国际糖价走高实质上依托的是需求旺盛且供应过于集中，巴西港口外运能力成为贸易瓶颈在本轮糖价走高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角色；中东等地为了斋月补货从7月开始加紧食糖进口；亚洲地区原本的出口大国泰国早已因为前期的旺盛出口将货出清，甚至为了满足国内消费也加入进口大军。亚洲和非洲旺盛的食糖进口需求一时间集中于巴西，导致巴西食糖港口外运承压、港口原糖升水大幅提高——攀升至罕见的1.3美分。

　　然而这一情况有望在近期发生变化。

　　一方面，引发本轮食糖进口需求大增的伊斯兰八月斋月即将过去，这一部分补库需求从9月开始将出现锐减。根据巴西Williams船务公司最新公布的数据，未来数周进入巴西港口装运食糖的船舶数量将从上周的130艘减少到114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也从上周的345万吨减少至337万吨。从图中也不难看出，这是4月以来巴西在港糖船和食糖待装货量较为显著的一次下降，而随着来自亚洲和非洲斋月的集中进口需求的解除，上述指标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回落。

　　另一方面，北半球产糖国新榨季临近，大量新糖上市有望缓解短期供需紧张状况。北半球食糖产量大国印度、泰国、中国、美国等都是在10月-11月期间开始新榨季的生产，随着新糖上市临近，消费终端会更倾向于购买耐存储的新糖而推迟其补库需求，这将进一步缓解国际市场短期内供需失衡局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新榨季降水相对稳定，从今年6月1日以来印度每周降水距平(实际降水与历史平均的差距)来看，平均只比历史水平低6%，而上一榨季同期这一数字是“低40%”，因此本榨季印度甘蔗作物基本不存在干旱影响，食糖产量也有望恢复至1800——1900万吨甚至更高，而10/11 榨季随着干旱影响的解除，其产量可能进一步增加至2500万吨以上从而恢复其食糖出口国地位。近期印度政府同意以偏低的价格出口停留在港口的几十万吨食糖，同时计划恢复已经停止交易一年多的印度食糖期货，种种迹象也表明印度国内对其食糖供需环境不断改善的信心正在逐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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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下半年稳定房地产调控降低通胀预期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图片来源：人民网)

发改委主任张平昨日向全国人大报告经济情况

汪时锋

　　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松动，继续强化通胀预期管理，这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昨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报告经济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时，透露的基本信息。

　　从这份素有“小政府工作报告”之称的文件来分析，中国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将是上半年政策的稳定和延续。在通胀预期管理和确保减排目标等工作重点上，将严抓不懈。

　　特别对于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房地产政策，在以往“积极贯彻、继续贯彻”的基础上，张平强调，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落实遏制部分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措施。

下半年经济需破四难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取得了11.1%的增速。但进入下半年后，除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未平息、主要货币汇率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等外，张平重点提示了下半年经济面临的四大困难。

　　抗灾救灾形势严峻是张平提及的第一个困难。入汛以来，全国范围连续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造成了严重的洪涝、泥石流灾害，受灾范围之广、灾害损失之重均为历史罕见，防汛抗灾任务十分艰巨。加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张平坦言，全年粮食稳产增产面临较大困难。

　　节能减排任务艰巨是第二个困难。“十一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5.6%，年均降幅为4.2%；要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今年全年还要再下降5.2%，时间紧、任务重。

　　第三个困难是，管理通胀预期压力较大。一方面下半年一些农产品价格仍会高位运行，输入型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游资炒作和各方面对价格变动比较敏感，也会放大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预期。

　　经济面临的第四难是，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特别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在劳动用工、能源原材料、环境治理等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将会面临较大困难。

信贷、房地产不会过度宽松

　　针对上述困难，张平提出了八项政策。早在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八项政策都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内。

　　下半年，中国经济前有通胀威胁，后有房地产调控未竟的担忧。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强调稳定通胀预期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降低社会通胀预期。这样的表述，同中央银行三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脉相承。

　　最近数月，中国的CPI已经接连突破3%，特别是天气因素所导致的生鲜产品价格上升，申银万国证券近日的估计是，8月份食品价格环比涨幅明显扩大，CPI同比可能达到3.6%。

　　显著高于3%年度物价调控目标的情况下，兴业银行资金运营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记者分析说，在降低社会通胀预期的目标下继续加强和改善流动性管理，意味着可能在10月份之前，市场所期待的信贷政策放松和信贷投放节奏的调整都不会发生。

　　至于影响上半年经济最明显的房地产调控，张平的表述是，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落实遏制部分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措施，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进一步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和土地供应，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尽快增加有效供给。

　　尽管“稳定”二字似乎是近期高层对房地产表述中不多见的说法，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对记者表示，张平“稳定”提法之后紧跟的是“进一步落实遏制部分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措施”，他个人认为，这样的提法意味着政府不会因为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略微下滑即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在观察调控成果的基础上，政府将继续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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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出重拳整治保险公司中介业务

胡利民

　　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的大局下，保险监管机构必须抓住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这一主要矛盾，严厉打击保险公司中介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在重点查处保险公司的前提下坚持对保险中介机构同查同处。

　　保险公司中介业务监管是一项长期工作，检查是手段，建立长效机制是根本。保监会将责成各保险公司总公司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并通过强化制度执行来提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记者胡利民“从今年1月起，保监会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工作，现场检查历时近6个月。截至8月25日，这次检查已依法处罚121名保险公司各级各类管理人员，责令撤换或撤销任职资格21人。”8月26日，中国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监管一处处长陈丽向记者透露了上半年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的最新情况。

　　治理源头“同查同处”

　　近年来，我国保险中介一直持续发挥着保险产品销售主渠道的作用，为全国保险市场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整个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险中介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以及业务收入也同步增长，银行、保险营销员等渠道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一季度，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564家，兼业代理机构14.98万家，营销员293万人。全国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保费收入3749.88亿元，同比增长34.35%，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82.57%。全国中介共实现业务收入301.42亿元，同比增长38.54%。

　　然而，中介市场尤其是保险公司中介业务中的种种违法行为，在严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让监管机构头痛不已。“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和业务人员以假业务、假费用、假人头、假发票、假税票、假公章等手段非法套取资金、进行相关暗箱操作的做法时有发生。”正如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所说，保险公司中介业务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基本模式是以弄虚作假来混淆业务性质、混用会计科目、虚增财务费用，再利用提现、支票背书等支付环节难以监控的特点，将大额资金转移到账外使用、账外循环。

　　“这些做法扭曲了行业形象，侵蚀了公司利润，甚至滋生和诱发了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从源头上治理保险中介市场长期存在但屡禁不止的突出问题。”陈文辉认为，中介业务检查结果有力地证明，保险公司是中介业务违法违规行为的主动方，是中介市场秩序混乱的源头。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风险的大局下，保险监管机构必须抓住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这一主要矛盾，严厉打击保险公司中介业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在重点查处保险公司的前提下坚持对保险中介机构同查同处。

　　“否则，市场秩序不可能根本好转，保险行业的经营效益也不可能根本好转。”陈文辉如是说。

　　监管利剑“向上追责”

　　据了解，在此次业务大检查中，保监会35个保监局共派出检查组44个，查阅核对各类业务凭证近80余万份。检查了全国21家保险公司的58个基层机构，重点查处保险公司利用中介业务和中介渠道进行弄虚作假、虚增成本、非法套取资金等突出问题。

　　“根据检查结果，各级监管机构已依法对相关机构和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据陈丽介绍，各级监管机构已依法处罚121名保险公司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其中处罚省级分公司高管人员15人，包括撤销任职资格1人、罚款合计39万元；处罚省级分公司部门经理级人员21人，包括责令撤换2人、罚款合计63万元;处罚地市中支公司高管人员28人，包括撤销任职资格6人、罚款合计53万元；处罚支公司高管人员30人，包括撤销任职资格10人、罚款合计46万元。

　　此外，各级监管机构还处理保险机构51个，吊销1家省级公司营业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11家、涉及业务14项，最长期限达1年，罚款保险机构49家次计1077万元，单家机构最高罚款95万元；处罚保险中介机构62家；向司法、税务、公安等执法部门移送违法犯罪线索13起，其中保险公司8起、保险中介机构5起。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对于此次检查出的问题不仅追究相关行为当事人本人的责任，还依据相关规定对负有相应管理责任的上级管理人员实行了‘向上追责'。”陈丽告诉记者，此次处罚就是要通过责任上追的做法实现“责任到人”、“处罚到位”，达到既管事、也管人的目的。据了解，保监会此前曾下发了《关于依法严肃处理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违规机构和责任人有关问题的通知》，专门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在查处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违规行为中应对各级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

检查力度“持续加大”

　　“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的目的并不仅是要实施处罚，而是希望通过检查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重新检视各种机制体制是否健全合理。”

　　陈丽告诉记者，保监会将持续加大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力度，并将把是否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否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是否严格内部问责作为今后中介业务检查的重要内容。此外，各级监管机构也将继续加大对上级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依法向司法等机关移送违法犯罪线索，制度不健全或者不切实落实的，将重点追究上级和高层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保险公司中介业务监管是一项长期工作，检查是手段，建立长效机制是根本。保监会将及时梳理总结检查中引入的有效监管方式方法和手段，剖析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因素，责成各保险公司总公司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并通过强化制度执行来提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陈丽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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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溢价收购同行东方雨虹下血本挺进西南

每经记者赵笛

　　今日（8月26日），东方雨虹发布对外投资公告，公司拟以逾七成的溢价收购昆明一家防水材料企业。一直希望“渗透全国”的东方雨虹终于攻克了最后一个桥头堡，挺进西南市场。

　　溢价收购公司志在必得

　　公告指出，东方雨虹拟受让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昆明风行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665万元，主要从事防水材料的生产、销售、施工业务。截至2009年12月31日，昆明风行总资产为2720.07万元，净资产为1543.1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555.96万元，实现净利润148.51万元。今年前7个月，昆明风行实现净利润31.48万元。

　　本次收购，东方雨虹拟出资2650万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该价格相当于东方雨虹2009年净利润7318.56万元的近40%，较昆明风行截至2010年7月31日1495.41万元的净资产溢价约77%，可谓是痛下血本。不过2010年中期，东方雨虹货币资金额高达20558万元，足以支付此笔投资。

　　触角终于延伸至大西南

　　仅从昆明风行的业绩来看，一年净利润不到150万元的小公司与7000多万元净利润的东方雨虹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而耗资2650万元收购净资产才1495.41万元的昆明风行，东方雨虹似乎做了一笔赔本买卖。

　　对于此次收购价格的确定，东方雨虹表示，本次定价为友好协商确定，是对昆明风行的品牌及销售渠道等综合实力的考量。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东方雨虹或更看重昆明风行在大西南的渠道优势。

　　华泰联合证券指出，目前东方雨虹主要产品的经济运输半径大概为500公里，而从现有的北京、上海、岳阳三地的生产基地分布来看，公司重点覆盖华北、华东和华中市场。2009年初，公司成立了广东和四川子公司，负责公司产品销售和提供配套的施工服务，可以算是立足了华南和西部初步立足。而今年6月，公司以增发募资投资惠州及锦州项目，将有效缩短华南、东北区域的产品销售及服务半径，完全打开华南和东北市场。但是在广西、云南、贵州这片广阔的大西南土地上，东方雨虹却一直处于“真空”。

　　如今，东方雨虹终于成功收购了一家昆明企业。公司表示，将根据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关于建设面向东南亚对外贸易桥头堡的战略”，组织企业实施“退二进三、搬迁入园、节能减排、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政策，加快昆明风行建设，尽快占领和拓展云南省及川黔桂地区的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国家的产品市场，从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如需转载请与《每日经济新闻》报社联系。未经《每日经济新闻》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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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收入引发口水战

日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注：约占当年GDP的30%多，加上这部分遗漏收入，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77%），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王小鲁认为，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对此，本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连续两天刊登署名文章，对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的调查方法与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其在灰色收入调查的方法上有值得商榷之处，由此可能导致最终推算的结果明显偏高。统计局表示，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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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7000套经适房空置一年多难分配

记者彭勇叶前深圳报道

　　在房价高企的深圳，任何放出的房源都是很抢手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深圳建设的侨香村、深云村经济适用房小区项目，7000多套住房却白白空置了一年多。

　　为什么这些经适房难以分配？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追踪。

定向低价配售：群众意见大

　　侨香村位于深圳福田区香蜜湖片区，这里的房子十分昂贵，一套住宅动辄上千万元。侨香村北靠深圳的北环大道，正对面是地铁站，公共交通十分方便。走进小区，22栋崭新的高楼与成片的草坪、翠竹相映成趣。浅蓝色底的室外泳池、红黄蓝三色建筑的幼儿园，也显得品位十足。

　　这个以“经济适用房”之名立项建设的侨香村小区，配套设施非常高档，其中两项配套创下世界之最。有关资料显示，侨香村全面采用了太阳能光热系统，在各栋住宅楼顶部设置太阳能集热板，可24小时恒温、恒压为18层以上，约2100户住户提供热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系统；除此以外，小区还配备了世界最大的中水处理系统，可将小区住户产生的污水集中进行处理后，作为住户冲厕用水循环利用。

　　从户型来看，侨香村也颇为“宽裕”。这一项目投资14.4亿多元，建筑面积51 .4万平方米，共3996户。如果不计算楼道、电梯井等公用面积，每户平均面积约128平方米，其中最大户型面积为140平方米。

　　距离侨香村不远的深云村也是经适房项目，由16栋住宅楼组成，共3735户。深圳市住建局证实，除去深云村作为经适房已经配售的683套，两处共有待分配住宅7048套。

　　根据2003年深圳住房改革方案，这批房子属于“全成本微利房”，是要定向配售给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配售价格高于成本略有盈利即可。若以投资总额和总建筑面积计算，侨香村每平方米造价2817元。如此，3000元的单价即可满足规定，这样的价格在深圳市实在低得超乎想象。据悉，周边二手楼盘价格将近3万元/平方米。

　　打着经适房名义，只让特定人群享用，这种做法遭到了很多市民的反对。“既然是经适房，就应该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市民出售，凭什么公务员独享公共福利？”一位网民质疑说。

　　“这样太不公平了，公务员已经享受许多的福利待遇，还要以这么低的价格买房子。”一直租房居住的深圳市民周明说，一些有房子的公务员，分到侨香村140平方米的房子，一转手就可赚到300万元左右，“这无异于是直接分钱”。

不按承诺配售：职工意见大

　　侨香村、深云村2009年就基本竣工，一直没能分配下去，引起了许多“准业主”的不满。

　　在深圳本地网站，一位等待分房的老师表示，“我们在深圳生活了15年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本来可以买房安居的，因为有侨香村这个盼头，一直没有出手，错过了购房的时机，这是被政府的承诺套牢了。”

　　“侨香村和深云村的配售一拖再拖，这牵涉到7000多个家庭的幸福，不能再拖了。”一位符合配售条件的政府工作人员说，如果政府担心分房造成的社会压力，完全可以详细审查申请者的居住现状，现在这种久拖不决的状况是最糟糕的。

　　如今，如何分配这批经适房成了一个难题。“不按原先的政策承诺配售，这部分等待分房多年的职工肯定有意见，按微利房只配售给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老百姓那里说不过去。”深圳市社科院城市营运中心主任高海燕说。

　　针对种种质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局长李荣强对记者说，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同一年底，广东省出台文件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出售和出租公有住房，全面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直到2003年6月，《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实施，决定停止建设和分配全成本微利房。

　　李荣强说，侨香村是一个遗留问题，原来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的是福利房政策，后来中央政策变了，这批已经符合享受福利房条件的人就落空了，为解决好他们与已分房职工等各方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体制转换的遗留问题，而建了侨香村、深云村一批住房。经过了几年的建设周期，保障性住房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批住房的待配售对象主要是事业单位的教师和医生，占70%。公务员也好，医生教师也好，都是人才，都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人不能只拿身份说事。”李荣强说。

　　对于高标准的配套设施，李荣强表示，这主要是深圳想打造一个节能、节水、节地及资源综合利用的示范小区。“深圳是国家首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深圳的绿色建筑已由中高档商品住房向普通保障性住房发展延伸。”

　　然而，对于如何配售、何时入住等问题，李荣强表示，“关系到当前的政策如何和过去的情况相适应，我们正在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

公共福利如何避免特权化

　　对于侨香村和深云村项目，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指出，1999年建设的彩田村被认为是深圳最后一批福利房，深圳市政府表示此后将实行货币化分房，然而这一制度却迟迟未建立起来。“直到现在，深圳尚未建立起住房公积金制度，而是按2003年改革方案发放住房补贴。侨香村和深云村的问题，说明深圳的住房改革走了回头路。”

　　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表示，经适房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产品，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当然可以申请，但绝不应为公务员独享，这不仅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公平原则，更有损政府的公信力。

　　“这次的分房制度一定要透明，侨香村是按经适房项目建设的，现在分配是按照公务员定向分配，所以出现了争议和矛盾。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面对社会，要实事求是。”杨剑昌说。

　　高海燕认为，以保障性住房的标准来衡量，这批住房的“专供对象”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具备享有的权利，而许多满足条件的市民被排除在外，显然有失保障性住房的公平性。

　　杨剑昌建议，公开两处住房的全部信息，统一按照经适房的申请条件，并合理定价进行不设限的配售。

　　“正是由于经适房分配过程中的漏洞，不少市民对保障性住房政策失去了信心。他们会觉得建与不建、建多建少都与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不管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还是分配，政府必须要做的是重建公众信心。”高海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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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紫金矿业报道记者均拒收封口费

在福建紫金矿业污染事故报道中，是否有媒体记者收受相关方面的费用？

　　近日，《人民网》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调查核实，根据已掌握的证据，目前尚未发现有记者收受费用且未退还。接受调查的记者均拒收财物，并在深入调查采访后及时刊发报道，依法开展新闻舆论监督，表现出新闻工作者的良好职业操守。

　　从新闻报道中获悉福建上杭县有关单位在污染事故发生后向相关媒体记者发放“辛苦费”、“稿费”后，新闻出版总署立即向相关媒体及人员展开调查，并要求福建、上海、广东等省市新闻出版局对属地报刊出版单位及记者站进行调查。截至目前，在已调查的《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证券报》、《厦门晚报》等媒体中，尚未发现有记者收受费用，有媒体记者在收到装有“辛苦费”的信封后第一时间向报社汇报，并在无法退还的情况下将钱款全部上缴报社。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有记者收了“信封”而未退还或上缴。

　　经调查，7月12日至7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采访期间多次拒绝上杭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送的装有“稿费”的信封及住宿和旅游安排。

　　另经调查，在参加紫金矿业相关采访报道的人员中，福州中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郑尹夫涉嫌以记者身份进行相关新闻采访活动。此人未经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擅自设立“《新财经》杂志社华东南站”从事《新财经》杂志、《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等出版物的征订发行，违法开展新闻业务活动。目前福建有关部门正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并将在调查处理后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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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中行：未停发房地产开发贷款

□本报记者任晓张朝晖

　　工行、中行管理层26日分别在中期业绩会上透露，两行并未停放房地产开发贷款。中行行长李礼辉表示，下半年中行将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继续对房地产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表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直接拉动了四、五十个产业，需要避免的是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泡沫。工行在开发贷方面执行严格的名单制管理，今年以来，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房地产开发贷款有所收紧，但同时加大了对中西部、东北地区城市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力度。

　　中行副行长陈四清认为，如果对房地产企业停止贷款将会抑制供应，从而推高房价。支持符合要求的开发商贷款需求，有利于平抑房价。中行将继续支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小户型的建设，将对房地产开发商选择标准更高，资本金要求会更高，同时把房地产调控和支持其适度发展结合起来。

　　此外，监管层8月初要求商业银行在未来两年内将银信合作资产移入表内，对此，两行管理层均表示，银信理财产品新规对银行的负面影响不大。

　　工行行长杨凯生介绍，到今年6月底，工行银行理财类产品余额4400亿，涉及到融资类产品2350亿元，其中有1000多亿元将在今年和明年自然到期，真正需要并入表内的大体为800亿元人民币。工行去年贷款增长额达1万亿元，今年预计是9000亿，800亿的规模即使全部纳入表内也不会给工行带来太大影响。

　　李礼辉表示，截至2011年末，中行需要从表外转到表内的信贷资产只有140亿元，对该行资本充足率和信贷投放都不会有太大影响。银信合作理财业务的限制对于中间业务收入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目前理财产品的资产质量良好，转入表内也不需要为此额外计提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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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透露：流转税改革步伐将加快

业内专家称，总体方向是降税负、扩税基、清理优惠、加强管理

　　□ 本报记者朱宝琛傅苏颖

　　知情人士日前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流转税改革已被提上议程，但具体的试点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

　　无独有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24日在“中澳政府管理项目总结大会暨项目成果国际交流会”上表示，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统筹企业税费负担，实施资源税改革等。

　　 “当前我国流转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消费税课税范围较窄，税率不尽合理等。因此，必须对流转税进行相应改革。”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邹俊伟表示，“流转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降低税负、扩大税基、清理税收优惠、加强管理。”

　　他进一步解释，以增值税为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予抵扣，这对新技术类企业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产业企业，以及出口为主的企业影响很大。而消费税方面，我国目前仅对烟、酒、化妆品等11个税目征收消费税，这已经很难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一些娱乐场所的消费以及一次性筷子等耗能源资源型消费，都应征消费税。”

　　 “流转税是中国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流转税能降低，那么，中国的税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一税务方面的研究人士表示，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进而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累计，中国实现财政收入51133亿元，这一规模与2007年全年水平51304亿元基本相当。

　　业内专家称，流转税的改革一方面要降低明显偏高的税负，同时也要通过税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扩大税基，清理优惠政策。更重要的还要加强征管、强化管理。“流转税一直是我国的主体税种。一方面体现在它的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较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的调节面比较广泛，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一直比较显著。”

　　在国网能源研究院张磊博士看来， “流转税的改革势必会对完全竞争行业方面的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不完全竞争行业影响则较小。”他同时表示，流转税的高低还会影响到经济结构，高税率、高附加值的企业比较容易受到政府的青睐，但一般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阻碍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减税”也已经成为近年来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国家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调整个别矿产品的资源税政策之外，基本上没有出台增税政策。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000多亿元；2008年以来，特别是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政策，大幅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了企业扩大投资，拉动了居民消费。仅2009年，就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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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率团抵新疆力推跨越式发展

⊙记者王伟丽周翀张欢

　　资本市场支持新疆跨越式发展工作报告会今日在乌鲁木齐召开，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证监会同时将派出工作团到新疆部署支持新疆跨越式发展各项工作措施。

　　除了27日召开的报告会外，证监会将组织发行部、创业板部等证监会多个部门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的专家，于28日和29日在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三个片区分别举办“资本市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专题培训班”。

　　分析人士指出，在单一地区召开如此高规模报告会实属罕见，显示出证监会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大力推动新疆资本市场跨越式发展和辖区上市公司建设的决心。

　　市场预期，监管层有望陆续出台支持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其中，对于支持新疆优质企业首发和再融资，鼓励保荐机构在新疆培育优质上市资源，推动新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鼓励大股东注入优质资产等措施呼声较高。

　　今年以来，包括央行、银监会在内的多个金融管理部门纷纷表态或出台支持新疆发展的相关政策。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根据新疆经济的发展步骤和战略布局，央行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探索，拿出适合新疆实际、切实可行的举措，积极跟进，有所作为；要大力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充分发挥本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积极作用，使其对整个新疆经济发挥重大的拉动作用；要积极支持新疆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构建适合新疆经济发展的征信体系，支持新疆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

　　银监会方面则将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加大对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外资银行到新疆设立分支机构。

　　目前，上市公司已成为新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持力量，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09年底，新疆已有A股上市公司34家、H股上市公司2家，上市公司数量位居西北五省区首位。辖区上市公司通过IPO、增发、配股、公司债券等方式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达319.96亿元，融资净额突破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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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结构性调整“拐点”显现

□ 本报记者傅苏颖

　　自最严厉的楼市新政新“国十条”实施进入第四个月。近日，房地产市场却显示出一种反弹的迹象。昨日接受《证券日报》采访的专家表示，房地产调控的效果已初步达到，房价结构性调整的拐点已经显现。

　　房产调控层层推进

　　 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苏省常州市主持召开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各地要继续落实好国务院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措施，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应，坚决抑制投机炒作行为，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无独有偶，早在此前的8月13日，李克强在北京市考察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建设时就做过同样的指示。李克强在8日内两次提及落实楼市调控，犹如一针“清醒剂”，以表明中央调控楼市的决心。

　　实际上，8月以来，堪称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新政，新“国十条”发布已步入第四个月。但是，近期一些数据表明，近期房地产市场正显示出一种反弹的迹象。同时，市场上关于“房地产紧缩政策若继续，后果很严重，因为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言论和呼声越来越高，此种观点虽是老生常谈，但却屡屡凑效，所以其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小视。

　　 8月12日，中房协副会长朱中一在海南博鳌会议上表示，中房协已多次“上书”国务院，建议不宜再出紧缩新政，否则将影响房屋供应，带来新的问题。而就在以中房协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紧缩以及让利表现的并非情愿之时，李克强在第二天就有了第一次表态，这不能说只是一种巧合。

　　同时，在李克强两次讲话之间，中央及地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楼市调控准备。国家发改委8月16日表示，从7月份的房价变化看，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量跌价滞，房价走势趋稳，对市场变化反应较为灵敏的存量房价格出现回落。但近期部分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有所上涨，多数城市平稳，部分城市涨幅较大，各地应继续做好稳定房价工作。

　　 17日，北京市宣布将加强开发商预售款监管，这一措施将变相收紧开发商资金链，并且，除北京之外，这一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的计划将会在全国推行。紧接着，18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有关于房地产市场闲置土地的处理意见，曝光全国2815宗闲置土地，这一数字明显大于此前有媒体透露的1457宗闲置土地的名单。可见，房产的调控可谓是层层推进，全方位部署。

　　中信建投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魏凤春表示，房地产新政实施以来，民众与政府所期望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那么，在以中房协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紧缩以及让利已经表明并非心甘情愿之时，政府传递信号表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图展露无疑。

　　房价结构性调整“拐点”已现

　　而就在政府部门表明决心，不把房价调整到合理健康的水平誓不罢休之时，市场有部分声音却表示怀疑，房价是否出现被“一刀切”的可能。自然，答案是否定的。魏凤春表示，从总量来说，相应的政策只能全国统一实行相应，由于地方容易同房地产商“结盟”。但是，此次的调控的目的是，让所谓的居者有其屋，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房。

　　魏凤春认为，此次房价过高而导致人民的购买力下降，进而影响消费。地价高以及炒作等投机因素作祟进一步推动了房价，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被推高的房价主要由实际需求和投机性组成，而此次调整主要是调整后者，因此，也可以说此次调控的目的是以实现房价的结构性调整。

　　魏凤春表示，如今经过政府的大力调控，房价下降的“拐点”已现，政府出台的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可以说，房价的结构性调整拐点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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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约束IPO发行灰色利益链

黄利明

　　8月20日，西部牧业在创业板上市。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前一日其发布的上市公告书“发行费用”一栏中，路演推介费这一项不见了。

　　这个并不为大家特别注意的变化，其实是监管层对上市公司发行费用监管的新政策造成的。这项政策意味着监管层对发行过程中的隐秘费用的加强约束，以及试图改变那条隐藏在背后的灰色的新股发行利益链条。

　　这个变化缘于证监会会计部于6月下旬内部下发的一份解答式文件，要求“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行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报对此轮IPO重启以来的数据统计估算，有累计约15亿元路演推介费列支发行费用。如果按照新的政策，在IPO当年，这些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公司平均每家企业将减少逾420万元、518万元、856万元利润。以2009年上市公司净利润计算，IPO企业发行当年利润平均降低了7%以上。

　　更有甚者，前不久上市的华平股份,72元的发行价中，每股的发行费用竟高达6.66元。双箭股份32元的发行价中，发行费用4.62元，占发行价的14.43%。

　　路演推介费

　　发行费用中关于路演推介费用的进一步明确，出现在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于6月23日内部下发的文件《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0年第一期，总第四期)。

　　该文件以问答形式对 “上市公司在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交易费用及其他费用，应如何进行会计核算？”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文件称：上市公司为发行权益性证券发生的承销费、保荐费、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应自所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发行收入中扣减，在权益性证券发行有溢价的情况下，自溢价收入中扣除，在权益性证券发行无溢价或溢价金额不足以扣减的情况下，应当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行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费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就此文件，本报记者致电证监会会计部几位负责人，但上述人士均拒绝对此文件做进一步解读。

　　不过，8月中旬挂牌上市的企业已经开始执行该项会计处理政策。

　　在上市公告书中，IPO企业有时会将路演推介费与信息披露费联合公告列支，有些则会分开列支。一般而言，路演推介费还包含财经公关、媒体广告费、上市酒会费。甚至一旦存在为IPO上市而疏通关系的费用，也会借机在此项列支，同时在京沪深三地面对机构投资者的路演推介以及上市酒会中大量存在的礼品费。

　　一位财经公关圈人士指出，反正很多费用均会被放在“路演推介费”这个大箩筐中。据记者了解，有上市公司在路演中还向研究员派发手机等昂贵的通信电子产品，上市酒会中更有数码相机等价格不菲的礼品。

　　财务专家夏草亦表示，此项政策对IPO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比较重大，有些可能会对降低利润达到20%左右的影响。同时他对路演推介费进入公司当期损益也提出质疑。他认为，虽然这笔费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费用均是在围绕发行而花费的成本，将一级市场的成本转嫁到二级市场不太合理。

　　北京一位投行人士则认为：“有些企业和个人通过路演推介费把一部分钱洗出去，证监会正是为了控制这块费用所以出此政策。”

　　此前，路演推介费从未有明确规定可否列入发行费用，但这一直是会计处理的“潜规则”，从发行费用中扣除成为传统，也一直未有控制这类费用的办法。

　　据悉，路演推介费中的部分资金有被返回给企业大股东或个人的现象。有不少公司的路演推介费过千万，这对发行费用的推高令证监会甚为忧虑。

　　发行费用飙涨

　　通过万德资讯系统提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小板IPO的发行费用平均每家为1400万元，到2010年已高达5250万元。6年来，节节攀升，发行费用暴增275%。

　　同时，本报统计的数据显示，自IPO重启以来累计产生198.5亿元发行费用。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平均每家分别花费4402万元、4925万元、2.35亿元。

　　深交所网站2009年11月提供的上市费用的问题解答中，就指出承销保荐费的收费标准在1000-2000万元之间。但自IPO重启以来的数据则是，仅创业板的该项收费平均就高达3300万元，中小板则高达3697万元。当时，深交所指出推广辅助费占比不大，但如今却达到了发行费用20%-30%的比例。

　　中国证监会曾于1996年12月26日发布证监[1996]12号《通知》，规定了新股发行的发行费用标准：募集资金在2亿元以内的，发行费用的收费比例为1.5%-3%，3亿元以内的为1.5%-2.5%，4亿元以内的为1.5%-2%，并规定如采用网下发行方式的，不得超过1000万元。但该文件在2006年被废止，之后对于发行费用高低的控制，证监会未有任何规定。

　　据本报了解，飙涨的发行费用与募集资金的超募有着很大关系。不少投行做IPO项目的时候，发行方往往直接就会问竞标的保荐人能否发到“40倍甚至50倍”的发行市盈率。其次，在现有募集资金的需求上，保荐人对超募部分往往是额外收费，比如基础募集部分保荐费率往往为1%-4%，超募部分能达到10%-15%，有的甚至在20%左右。

　　双箭股份就是典型个案。该公司32元的发行价中每股发行费用4.62元，募集资金6.4亿元，发行费用就高达9237万元，成本高达14.43%。。

　　双箭股份证券部一位沈姓男士向本报直言，当时主要是超募资金部分所导致。据悉，该公司在上市前三年即与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保荐上市协议，当时对超募资金部分做了特别的佣金提取方式，按比例分成。如果严格按照协议，其发行费用将过亿元，数额巨大。最后双方重新商定才降低了发行费用。但华平股份依然是每股发行费用最高的IPO企业。

皮宝制药则是信息披露与路演推介费最高的中小板IPO企业，费用高达2199.5万元，其中信息披露费1000万元，路演推介费1199.5万元。对此该公司董秘陈小卫表示，由于刚上任以及财务人员出差暂无法答复。

　　IPO利益链

　　由IPO而衍生的，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利益链条，而这更牵涉到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对IPO的发行方上市公司来说，现行的发行制度，收益的账很容易算，即便这些费用再高，对于超募的资金部分亦是有足够的回报空间。根据本报的统计，在此轮IPO重启以来至8月初，路演推介与信息披露费两项相加累计费用为25.17亿元，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各板分别平均每家700万元、864万元、1423万元。

　　保守统计与估算，仅路演推介费用就有15亿元左右。个别IPO企业的路演推介费高得惊人，中小板企业湘鄂情高达1523万元；主板企业中国中冶更曾花费3995万元。

　　参与IPO保荐项目的投行人士与财经公关人士告诉本报，很多投行找熟悉的询价机构参与报价，同时在“大家互相捧场、给面子”之下打造多赢格局：一是即便破发所申购资金在其所配置的总资金中亦是少数；二是破发总体概率较低，只是相对之前的收益赚多赚少的问题。另外，有些保荐机构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拉拢机构，这些成本都被列入到发行费用当中。

　　因此，北京一位投行高管表示，部分企业的路演推介费用明显是过高的，证监会通过计入公司当期损益方式，让发行方藉此与企业当期业绩挂钩，从而压缩路演推介费是合理的。但由于企业还是IPO募资为大，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压缩路演推介费中的灰色地带，这依然不够。

　　香港一位投行人士指出，即使是在国际上，融资成本也极少超过10%的情况，但在国内这却并不少见，而且在承销过程中，承销商几乎是旱涝保收，极少出现破发的情况，一级市场的发行更是无风险且受到投资者追捧，因此低风险和高收益完全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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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闲置地以罚代批：被指存在变相保护嫌疑

自查版黑名单被弃用

　　本报记者周开平广州报道

　　处罚闲置土地，地方政府已有行动。

　　广州处罚的依据是此前流出的1457宗闲置土地黑名单。有意思的是，国土部在8月19日很快又披露了截至5月底全国闲置土地多达2815宗的数据，较上次发布的多了一倍。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依据《华夏时报》记者的调查，在广东，地方政府手里还掌握另一个闲置土地名单，属于地方自查结果，范围则要比1457宗版本大，也更精确。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方人士分析认为，放弃自查的更精确的数据，顺水推舟地采用涉及面小的国土部黑名单，广州此举是避重就轻，有变相保护之嫌。

　　自查结果遭弃

　　确切消息显示，自行摸查闲置地的行动，从去年下半年国土部要求“加强土地的批后监管，防止趁机搭车圈地”已经开始。去年8月底，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要求各地核查监管已审批用地。

　　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方面介绍，从筹备到现场核查，花了大量的精力。真正的现场摸查从今年的2月开始，多队人马分头行动，共摸查了1万多宗土地。

　　国土房管局并没有公布这一份名单，但据该局负责人介绍，从摸查结果来看，闲置地数目比上述黑名单要多。具体数量则没有透露。

　　黑名单缩水的情况也发生在佛山。单从土地拍卖科调查、上报给上级主管部门的数据来看，就超过黑名单的数据。佛山南海国土分局副局长简陆芽也表示，实际数目很可能超过黑名单的统计数字。

　　对于闲置地黑名单的处理，地方政府很快形成两种倾向：一种是黑名单上的闲置地数目比自行摸查统计的内部数据要少，便按黑名单上的闲置地块清查；另一种认为黑名单是误传，闲置土地没有那么多，处置也不积极。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负责人18日对《华夏时报》记者称：“黑名单上曝光的闲置地数量也比我们摸查的要少。”

　　据广州一位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其实地方政府经过多次的摸查，闲置地的数目都是比较清楚的，眼见来自“国土资源部的名单比自己统计的要少，自然顺水推舟认了黑名单”。

　　“处置过多可能会影响地方土地财政。”上述人士称。

　　处罚过轻？

　　8月16日，广州房管局公布了54宗闲置地的处置方案。33宗用地按规定已经作出限期开发处置，已收取土地闲置费3325万元。

　　“我们已经下发了处置通知给土地开发企业，约束和督促用地单位的用地行为。”上述广州房管局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然而，广州的处罚力度却引起了公众质疑。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世同对本报记者说：“处罚太轻了，33幅地延期一年开发，而且只收原来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20%的闲置费。”

　　据韩世同统计，广州的54幅闲置土地中，基本上全部是2004年8月31日之前出让的，闲置时间最长的达17年，最短的也有6年。“按当时的土地价格计算，平均每幅土地的闲置费只有100多万元。相对于这么多年的升值，这点土地闲置费几乎可以被开发商忽略不计，现在的地价是十年前的10倍都不止。”

　　“事实上这样的处罚等同于以罚代批，闲置这么多年，很多土地要开发手续都办不了了。现在一罚款，就可以名正言顺开发了。”韩世同说。

　　即使这样，广州对闲置土地的处置还是走在了广东各市的前列。据本报记者了解，广东闲置土地较多的珠海、佛山等市，还未真正拿出处置闲置土地的方案。

　　在黑名单中，珠海市有96块闲置土地，其中由于政府原因造成闲置的达86块。佛山市国土资源局相关人士也表示，多数闲置土地是政府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处罚难的一个原因。

　　预防闲置难题

　　据“黑名单”显示，广东省闲置土地为324宗，已是全国最多。

　　如此严重的土地闲置现象，广州主管部门早已心知肚明。上述广州国土房管局负责人表示，早就对土地的开发建设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的跟踪监管，闲置土地处置也成为一项日常化工作。

　　该负责人称，正通过全面公开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建设等审批信息，构建用地批后监管机制，约束和督促用地行为，打击擅改规划用途、闲置土地等违法违规行为。

　　珠海、佛山的土地部门人士也表示将进行相似的措施，这样的措施成为闲置土地较多地区的一个“亡羊补牢”的共同方式。

　　“亡羊补牢”的方式是否用对了药？国土资源部以及地方土地部门也曾多次采取土地清查，去年8月，国土资源部发现大量闲置未开发土地，开始要求各地全面清理摸清闲置土地，多个通令调查全国闲置土地的文件也密集发出。

　　然而这场清理风暴刮起一年后，却仅仅是揭开了闲置土地的一层面纱。近日曝光的黑名单仅仅是冰山一角，国土部进一步的统计数据翻番说明了“水很深”。

　　国土资源部门花大力气“亡羊补牢”，而防患于未然的手段却显得苍白无力。广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暂时还没有计划在土地出让环节出台预防土地闲置的措施。

　　“如果地方政府要求开发商短期内全部交清地价款等措施，闲置土地可能会得到比较好的预防。”韩世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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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的中国式继承——透视民企富二代

曾有人断言：“在未来5至10年，将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接班中消亡……”民营企业在继承与发展间，做大抑或死亡?

编者的话/

　　中国民营企业走过了30年，第一批创业者往往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下海创业等“历史进程”，他们的子女多数是80后、90后。现在父辈打拼下的天下，该是子承父业的时候了。不过，新的问题出现了。

　　这批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子女，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江湖人称“富二代”。但通过《中国经营报》调查却发现，他们或面临不同的人生选择，或面临能力不能胜任的情况。

　　谁能成为新一代民营企业掌舵人?从一世到二世，信奉“家天下”的民营企业家们是否别无选择?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曾断言：“在未来5至10年，将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接班中消亡……”民营企业在继承与发展间，做大抑或死亡?请看本期特别报道。

“中国式继承”之总述——家天下与儒家抱负

　　中国家族企业的现状，孟浩然的诗里即有描写：“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很多领先的民营企业，创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创始人的老去，接班问题如期而至。

　　越是久负盛名的民企老板，越是率先遇到传承的挑战，比如万向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他们以极大的机会成本去赌一把，赌自己有个“好男儿”，从而完成从一世到二世的惊险一跳!

　　但事实上，他们真的别无选择吗?【详细】

“中国式继承”之继承有困

力帆上市解困家族治理

　　对于力帆，外界最感兴趣的话题有两个：力帆何时实现上市和尹明善如何为自己挑选接班人。“上市”与“接班人”这两个看似没有关联的话题却产生了交织——通过上市，把公司公众化，彻底解决作为家族式企业——力帆的公司治理结构难题，这也是尹明善坚持的家族制管理在遇到继承人难题后，而做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突围的努力。【详细】

“中国式继承”之家族永续

李锦记用“西方式契约”管理家族

　　李锦记家族的故事，曾经很像一个俗套的香港豪门恩怨。以耗油起家，生意做到海外。家族企业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手里时，遭遇两次家变，企业遭到重创。而如今李锦记却迈进了创业的第122个年头，第三代掌门人李文达和子女均在企业里发挥着关键作用，成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李锦记已经建立起一套西方式的契约体系，通过“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法”将家族管理制度化。企业已是家族企业的壳装着现代管理的内涵。【详细】

“中国式继承”之急速接班

江民辞世二代火线入主之困

　　2010年4月4日，作为江民科技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王江民猝然离世。王持有江民科技66%的股权，其离世令江民科技前景叵测。而他的法定遗产继承人——29岁的儿子王营，此前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接手公司。而且，江民的市场战略已经明显落后于同行竞争对手。继承人从未接触企业核心，企业走向何方让人疑虑。【详细】

“中国式继承”之换届磨合

汇源换届非典型突围

　　汇源正处于发展的关键点。可口可乐收购案被否，打乱了朱新礼退守果汁上游的事业规划，汇源不得不面临二次创业。身心俱疲的朱新礼将接班人计划提速，女儿朱圣琴被安排到了掌管销售的核心岗位。尽管汇源是上市公司，但没有完成从典型家族企业到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大家长”朱新礼一向作风强硬，职业经理人成了“跑龙套的”。如何通过继承推动管理构架的进化，将是汇源下一步发展的关键。【详细】

“中国式继承”之市场调查

富二代培训起底怎一个乱字了得

　　智联开元总经理李黎说，“但是像‘富二代'培训，教学目标并不明确，受训对象也不把结果看得很重，他们要的是圈子和机遇，这种奢侈培训没有标准可言。”【详细】

　　编辑谢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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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收费疑占近半利润家乐福盈利模式危机潜伏

乐琰

　　是什么原因导致跨国零售巨头家乐福在全球市场频频落败？

　　在撤离了日本、俄罗斯市场，并关闭部分比利时门店后，家乐福又开始新一轮全球收缩。马来西亚贸易部副部长慕克力日前表示，家乐福计划出售其马来西亚业务部门。目前，意向接盘者包括英国TESCO、日本永旺和香港牛奶公司等，其中以TESCO希望最大。

　　业内人士认为，究其根本，家乐福一系列撤离背后是供应商渠道盈利模式潜藏危机。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家乐福在华部分门店利润约50%源于渠道收费，这对零售商来说并非长久之计。

计划出售马来西亚门店

　　慕克力日前表示，他们获悉家乐福正考虑剥离公司位于部分国家的业务部门，其中即包括位于马来西亚的商店，而其他大型超市运营商已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包括英国TESCO、法国Casino超市、日本永旺集团和麾下拥有万宁的香港牛奶公司等。家乐福撤出日本市场时，就是日本永旺接手其门店并翻牌经营。而法国Casino则持有泰国第二大超市BigC 36%股权，一旦将家乐福门店收入囊中，将极度扩大其东南亚市场版图。

　　而TESCO被认为是此次最有希望的接盘者。TESCO中国区方面昨日表示，总部暂无消息。但就全球市场而言，TESCO一直善于用收购或合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如在中国并购乐购，在泰国收购当地易初莲花门店，在韩国与三星合作扩店，所以假如收购乐福门店成功，也符合TESCO一贯作风。

　　TESCO此前甚至收购了韩国衣恋集团36家Homever门店，而这些门店在2006年之前一度是家乐福旗下店铺。因此TESCO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竞购胜出的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在采访中了解到，家乐福在马来西亚约有23家门店，曾经有业内消息称，除了马来西亚，家乐福也曾表示过要出售新加坡和泰国的门店，目的是为了全面退出东南亚市场。

　　昨日，家乐福中国区总部表示，此事不涉及中国区业务，在华依旧会以每年20多家门店的速度扩张。

渠道收费占一半利润？

　　从表面看，家乐福出售马来西亚业务或许是收缩式资本运作，但背后其实蕴含家乐福依靠渠道收费盈利的弊端。

　　“家乐福在法国本土就以渠道收费为主要获利渠道之一，中国市场也是，但这招对成熟市场不管用，比如日本或者马来西亚等，这些区域的供应商巨头较集中化且很强势，这让家乐福很难在当地收取大量渠道费，因此盈利状况自然不佳。大股东一旦收缩市场，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地区的门店。”一位家乐福中国区前高层透露。

　　零售业资深人士表示，零售商盈利主要分两方面，一为前台销售额，二为后台供应商的返点。合理的比例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但目前家乐福在华一些门店利润的50%左右都依靠渠道收费，这类收费包括进场费、堆头费、节庆费等。对于强势大型供应商，比如宝洁、可口可乐等，我们会由总部统一签合约，运作较规范。而对于较弱势的中小型供应商，则渠道费收取很高。大部分供应商都是中小型的，所以家乐福有足够机会大量收费。”一位家乐福离职店长向记者透露。

　　家乐福对渠道费的收取模式很多样化。部分食品类供应商表示，有时候是一笔固定费用，有时候则是按照一定比例，遇到节庆日等还要额外收费。但根据品牌的不同，收费也不同。近日传言被提升了进场费的部分本土日化类供应商则表示，大多按照商品条形码收进场费，新品要加收费用，一般是一年签一次相关合约，通常都会提价，提价比例不一。假如不按规定交费则会被“整”，包括无条件被退货、不收货、调整货架位置等。

　　对于这些说法，家乐福中国区相关人士昨日表示，渠道收费占比没有这么高，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数字。

　家乐福供应商危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杂货类供应商毛利率约7%~8%，非食品类供应商毛利率约30%~40%，日化产品等毛利率约15%。有知情者透露，其中非食品类供应商较为分散，要集体提价比较麻烦；而杂货类毛利率太低，几乎没有收费提价空间；只有日化供应商较为集中且还有一定空间，但假如继续提高收费10%左右，这些供应商也基本没有盈利空间了。

　　单纯靠收费获利并非长久之计，在没有提价空间时，依靠收费作为主要盈利途径之一的家乐福将会真正面临危机。

　　部分供应商反映，与家乐福不同，沃尔玛等其他零售商采取的是少收渠道费但压低进价的办法。这对供应商来说，虽然最后的毛利率与和家乐福合作可能差不多，但对零售商而言，沃尔玛的盈利结构主要还是依靠低价来增加销售额，这更利于企业长久发展。

　　“表面来看家乐福现在强势收费，实在不行可以出售门店，回笼资金。但长此以往，必然会走向衰败。从部分成熟市场撤出就是事实证明。毕竟零售商的商业本质是销售，而非收费。”第一零售网创始人丁利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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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航空旧事：深航老板狂造吸金平台

王志灵

　　8月26日，河南航空监事会主席刘航在黑龙江伊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反复鞠躬道歉，甚至哽咽落泪。

　　在此之前，河南航空还迅速撤去了总经理李强的职务，并自8月25日起取消了所有航班，并承诺凡购买公司所属航班机票的旅客，河南航空将妥善安排旅客行程。

　　但是，这一系列积极应对之策，似乎未能转移人们对这家航空公司的追问。实际上，几乎在空难发生的同时，河南航空身世以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公司现状，就一直没有离开公众的视野。

深航派系残局

　　8月25日，河南航空对外宣布，该公司董事会已经研究决定免去李强的总经理职务，任命深圳航空公司的总飞行师曹波为该公司代理总经理。

　　河南航空前身为鲲鹏航空，筹建于2006年，由时任深圳航空的副总经理张沛带队组建。据深航集团前高管人士称，张沛系老深航人，大学毕业即参与组建深圳航空公司，年纪不老但资历老，因此在公司颇受尊敬。

　　河南航空总经理李强，此前曾担任深航董事长助理兼鲲鹏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被认为是深圳航空原实际控制人李泽源的干将之一。

　　曹波，深圳航空总飞行师，属于深圳航空第二批飞行员，第一批主要来自于当初鲲鹏航空的海外股东方梅萨航空集团，因此，曹波亦属资历最老的深航人之一。

　　去年11月底，李泽源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逮捕，今年初，鲲鹏航空更名为河南航空，今年3月份，深圳航空原总裁李昆被调查，成为该公司第二位落马的高管。

　　上述深航内部人士认为，李强被撤职，既是事故问责的企业表态，也为河南航空在此次空难后的人事调整开启路径，深航集团体系内去李泽源化将加速进行。

　　“李泽源和李昆相继出事后，深圳航空体系内派系林立，人事局面复杂，深航内部形成了去‘李泽源化'的氛围。”上述深航内部人士说。

　　目前，河南航空相关负责人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到达伊春进行失事飞机的调查和善后工作。“事故的总结和问责尚未真正启动，事故处理完毕后，国航或将加快对河南航空的资产摸底，加速对该公司股权的处理，加强对该公司经营、管理的接管与监控。”上述深航内部人士认为。

李泽源的“空中腾挪”

　　2005年，李泽源通过汇润投资收购深圳航空65%的股权后成为实际控制人。并制定深圳航空集团的“369”计划，即到2015年，仅深航主体航空公司就要增加130架飞机，加之翡翠货运、鲲鹏支线航空、亚联公务机，总飞机数量将达到300架，三年内实现上市。

　　2006年开始，深航集团先后筹备成立了翡翠货运航空、鲲鹏航空。据深圳航空内部人士透露，鲲鹏航空的组建从来都不顺利，该公司最初期望把营运基地放在北京良乡机场，开设从北京往北方各地市级城市的支线航空网，但是此计划后来在历经北京市政府的重重审批中告败。

　　此后鲲鹏航空选址陕西咸阳机场，于2007年正式成立，公开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亿元，其中深圳航空以人民币现金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1%；梅莎航空旗下的平山有限责任公司和山岳有限责任公司以外汇现金出资，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和24%。

　　事实上，平山和山岳主要是由深航实际控制人李泽源掌控的离岸公司，梅萨航空在此项目中只通过孙公司投入了130万美金，约1000万元，“李泽源只是通过两个离岸公司平台，借用梅莎航空的品牌持股鲲鹏航空。”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鲲鹏航空运营初期，先后租用5架美国梅萨航空集团的CRJ200机型使用，开航第一年由梅萨航空公司派出42名机长，深航派出42名副驾驶，以满足飞机运营的需要。梅萨航空对此的总投入额上升为580万美元。

　　2008年，梅莎航空陷入亏损，该公司决定对鲲鹏航空的投资进行止损，以360万美元的净价出售了所持鲲鹏航空股权，深圳航空向鲲鹏航空离岸的两家股东回购股权，控股量升至80%。

　　“西安虽然是热点航线，但是竞争激烈，鲲鹏航空在当地获得的资源并不多，所以经营困难。”上述人士介绍说，2008年，郑州国际机场对外招商，深圳航空曾于2006年即已成立郑州基地公司，李泽源旋即与河南商谈鲲鹏航空迁址郑州，今年年初，在郑州运营半年后，鲲鹏航空更名为河南航空。

　　重组后的鲲鹏航空原计划引进河南省政府注资，由深圳航空控股51%，李泽源海外两家公司收回49%的股权，再转让给河南省国资委旗下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等企业，如此一来，李泽源海外私人公司可以顺利套现退出鲲鹏航空。

　　“时至2008年，深圳航空的最初上市计划搁浅，当时由于关国亮事件引发李泽源收购深航的资金未能到位，深圳航空的股权尚未厘清，但深圳航空的融资需求急切，因此李泽源曾希望通过重组鲲鹏航空股权，做大支线航空，先行分拆上市，”上述人士透露，“由于李泽源曾因政治问题两次入狱，不能直接作为法定代表人，也不便公开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因此私人公司向郑州国资委转让49%股权，引入国有股东有利于鲲鹏航空上市。”

扩张化的吸金平台

　　河南航空的融资计划因李泽源出事而搁浅。今年年初，鲲鹏航空虽然更名为河南航空。但至今，李泽源持有河南航空的股权未能转出，河南省政府对河南航空的注资也未能到位。

　　尽管未能实现上市融资，但是鲲鹏航空还是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吸金使命。2008年2月，鲲鹏航空与英国皇家银行签订5架E-190LR飞机融资协议，协议金额近2亿美元。去年2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鲲鹏航空有限公司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郑州签订，工行河南省分行向鲲鹏航空公司意向性提供100亿元的融资支持。

　　此外，李泽源通过承诺鲲鹏航空更名属地化，转让股权等条件，获得了河南省政府对该公司的大力支持，该地区将郑州定位为中原廉价航空枢纽，计划每年对支线航空拨出至少1亿元的财政补贴政策，且在帮助申请航线方面为支线航空提供帮助。而河南航空作为当地航空业的名片，自然成为补贴的最大获益者。

　　尽管河南航空至今未能盈利，但扩张速度令业内惊羡。今年3月份，河南航空新开通郑州-南通-温州、郑州-南昌-珠海、郑州-南昌-汕头等航线；从6月30 日开通郑州至石家庄、郑州至秦皇岛航线；7月份开通泉州-珠海航线；8月份开通哈尔滨-海拉尔航线、哈尔滨-伊春航线等。

　　河南航空以郑州、哈尔滨和南宁为基地迅猛扩张，航线申请也颇为顺利。2007年9月后，民航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民航航班时刻管理暂行办法》。在事关航权和航线时刻审批方面采取了分权和分类管理的制度，减少了民航总局的部分审批权力，增强了地方民航管理部门的审批权。

　　“新的审批制度有利于地方支持本地航空公司或以当地为基地的航空公司申请开通新航线。鲲鹏航空也可以凭借深圳航空多年来在郑州、东北、西南基地公司的政府资源积累，获得迅速发展。”上述知情人士说。

　　同时，河南航空以空前的市场低价促销手段占领市场份额。鲲鹏正式落户郑州后，各航线的平均票价都会有5%-10%的下降，而类似2至5折的特价机票量也将放大，达到总票额的30%。今年7月1日起，“河南航空”两条航线将推出特价2折机票，郑州至石家庄单程票面价最低仅为120元，郑州至秦皇岛单程票面价最低仅为220元。

　　“由此可见，国航进入深航以来，并未更改河南航空的经营策略和发展规划，按原计划，河南航空上市计划实施可期。”深航内部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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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大战催生史上最华丽促销

Prada、Gucci、LV都是促销品

　　Prada手包、Gucci手袋、LV钱包、施华洛世奇红酒杯、Tiffany项链……这些高高在上的奢侈品今夏也加入到了“饮料大战”之中，成为商家吸引消费者的促销品——农夫山泉旗下的水溶C100将于本月推出饮料史上罕见的“奢侈营销”，包括上述品牌在内的共计3000多件奢侈品以及万张电话卡将通过收集瓶盖和网络“秒杀”等形式回馈给消费者。

网络流传“史上最华丽奖品单”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则帖子，称某公司将在8月中旬进行一轮“力度空前”的促销，并附带了一份奖品名单。记者从名单上看到，奖品几乎囊括了目前所有的奢侈品品牌——Prada、HERMES、Chanel、Gucci、LV……有网友将之称为“史上最华丽的奖品名单”。

　　记者从熟知时尚品牌的人士处了解到，网上流传的奢侈品照片都是各品牌最新或经典款式，如果名单属实，那么这些奖品的总价值可能会在千万元级别。

　　但也有网友称，饮料行业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华丽的促销，因此真实性值得怀疑。

证实确有其事

　　记者经过多方求证，最后从农夫山泉公司得到证实，其旗下的水溶C100确实会推出类似的促销活动，但目前还属于保密阶段。

　　针对网友最关心的如何才能获奖，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还不便透露，但是获奖的门槛相对较低，而且非常有趣味性。活动的形式目前暂定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收集标有数字的C100瓶盖，另一种则是购买C100之后参加网络秒杀赢取奢侈品。他提醒消费者近期留意水溶C100的各种公开信息。

回顾柠檬饮料优胜劣汰

　　2008年，农夫山泉在中国首创了柠檬汁饮料，其推出的水溶C100因其造型优美的瓶型、独特的口味以及那句经典的“五个半柠檬”而一炮走红。

　　从2009年起，国内柠檬汁饮料的竞争开始白热化，市场对这类产品的追捧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不过从2009年年末起，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近一年的市场优胜劣汰，绝大部分品牌都淡出了市场。“目前真正还在市场上热销的，或许只有水溶C100。”上述负责人说道，“水溶C100始终保持着高端精英女性的品牌定位，在竞争对手降价甩卖的时候，我们依然坚持以高品质为第一要素的高端定位。正是有了这些忠实消费者，水溶C100才能至今保持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这些消费者也是奢侈品牌的爱好者。”

业界

竞争催生“华丽营销”

　　针对这种华丽的促销方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夏季一向是各大饮料企业白热化竞争时期，不少企业会通过降价、“再来一瓶”等常规手段进行促销。

　　而农夫山泉一直是饮料界中的创新者，擅长营销且不按常理出牌。该人士分析说，农夫山泉4月份时推出了新品tot苏打红茶，配以赠送笔记本电脑、4999元现金红包等促销形式；7月开始，又陆续邀请3000名消费者前往千岛湖实地见证水源地；而8月则为C100量身定制了这次“史上最华丽”的促销，目的很明确。他指出，目前的竞争基本上还是有序良性竞争，受益的肯定是消费者。饮料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原始的价格和赠饮，升级到了原料甄别和品牌角逐阶段。

　　本刊记者钟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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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稀土院拒绝五矿收购重组成立新公司

朱琳北京报道

　　在成功击退五矿、中铝等公司的收购意图后，湖南有色界的龙头湖南稀土金属研究院(下称“湖南稀土院”)再出新动作。8月26日，记者了解到，由湖南稀土院控股的湖南稀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已成立，未来计划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成为省内最大的稀土研发、生产企业。

　　该公司人士表示：“这个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湖南稀土产业资产证券化提速。”目前，该公司已经被湖南省列入上市后备企业。

　　一时间湖南稀土界波澜再起。去年12月，五矿成功收购湖南有色控股集团后，五矿就计划让新的湖南有色控股集团整合国内的有色金属行业，并成为全球钨、锑、铅、锌和稀土业的龙头企业。而此后五矿也一直有意收购湖南稀土院，但被后者拒绝。

成立新公司

　　湖南稀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其中，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控股51%，湘电集团等公司参股49%。

　　资料显示，湖南稀土新能源公司的核心产品是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稀土荧光粉、节能灯、稀土合金材料。其中，钕铁硼永磁作为稀土磁性材料的主力军，是新能源汽车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湘电集团参与此公司，主要原因就是湘电风力的发电机项目每年对钕铁硼永磁的年需求量很大。

　　作为一家科研型公司，研究院的体制一直存在问题。研究院下属一家子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虽然我们有先进的稀土冶炼技术，但是受体制影响一直无法做大。”

　　目前，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注册资本2181万元，总资产11090万元。现有职工33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75人，中级技术人员150人。

　　“我们在稀土分离、冶炼技术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是技术产业化一直比较落后，导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上述总经理表示。目前，湖南稀土院旗下有三家生产型子公司，并正在全力推进科研技术向生产转化。同时，研究院也正计划由市区整体搬迁至浏阳河畔的隆平科技园。“整体搬迁的目的，就是要将研究院建设成为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因为现在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能力远远不足。”

　　湖南稀土院扩大生产之心早已有之。此前的2009年6月，湖南稀土院就重组了破产倒闭的桃江稀土冶炼厂。稀土院院长刘甲祥其时表示：“这次重组充分发挥了技术优势，不排除未来继续收购湖南省内其他中小稀土冶炼厂。”

湖南稀土重组战

　　湖南众多的中小稀土冶炼厂都依托于当地稀土资源的丰富。据介绍，湖南稀土矿种类齐全，目前世界上主要可用于工业生产的稀土矿种在湖南几乎都能找到。其中，仅探明的就有独居石储量30万吨、离子型矿35万吨左右。

　　“湖南省在有色金属方面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另一方面拥有长沙矿冶研究院、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技术领先。” 华泰证券有色金属分析师刘敏达表示。

　　如此丰富的资源当然会引来外界的觊觎。近年来一直有意做大稀土的央企五矿就是其中之一。

　　2009年12月，五矿成功入主湖南有色控股集团，就计划将湖南有色控股集团打造成为整合湖南稀有金属和稀土的平台。而五矿也一直有意整体收购湖南稀土院，其目的就是想将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的技术实力纳入其旗下。

　　不过，湖南有色院一直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并不乐于被收购整合。“目前与五矿没有什么合作。”上述总经理表示。而湖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关于稀土的设想也给了湖南稀土院以希望。

　　湖南计划到“十二五”末期，建成稀土产品研发与产业化体系，使湖南稀土产业规划和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列。同时，要建成3-4个在全国有影响的特色产业基地，打造以2-3家骨干企业(其中至少有1家实现上市融资)为龙头的稀土产业集群，力争稀土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千亿产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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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华收购爱尔康涉嫌垄断被商务部停售部分产品

收购完成后，诺华在华眼科抗炎产品份额超过六成，隐形眼镜也将超过两成，涉嫌垄断

　　【中国企业家】8月26日，瑞士诺华制药公司完成对雀巢公司持有的美国眼部护理公司爱尔康公司77%的主要股份的收购。2008年，诺华以104亿美元从雀巢手中收购了爱尔康25%的股份，此次又以283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所持有的爱尔康52%的股份，至此拥有了这家全球最大眼科药品与医疗器械公司的大多数股权。

　　爱尔康官网介绍，公司业务包括眼部医药品、眼科手术设备装置、隐形眼镜相关护理产品和其他治疗疾病、调节不适的眼部护理消费品，2008年销售额已超过了63亿美元，目前在中国有独资公司和9个办事处。

　　收购完成后，诺华在华眼科抗炎产品份额超过六成，隐形眼镜也将超过两成，涉嫌垄断。按照我国反垄断法规定，这次出售涉及中国业务，故此该收购先要得到商务部开的绿灯。据初审结果，商务部认为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为此需要附加条件后才批准这起跨国交易。附加条件包括，到2010年底，诺华要全面停止向中国销售旗下的眼科产品“易妥芬”，5年内不得重投内地市场。另外，又要求诺华终止上海视康与海昌隐形眼镜公司之间的《销售和分销协议》，后者本身是中国市场中隐形眼镜领域第一大产销企业，市场份额超过30%。此前，商务部也曾附条件批准辉瑞公司收购惠氏公司，开出要求辉瑞剥离在内地部分疫苗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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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经理世界：联想并购整合纪实

如何管理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企业，如何运营一个“无机嫁接”的业务，如何消化吸收突如其来的资源，如何调配全球范围内来源不同、门派各异的若干路人马，这些问题联想都在5年间一一作答。

　　作者：李国刚许明华

从高管开始的人力资源整合

业界数据表明，企业并购后被并购方管理人员的流失会比较严重，迫切需要进行人才的储备与培养。

　　在并购后的第一年，47%的被并购方高管会离开，在头三年里，75%的被并购方高管会离开。

　　被并购方的管理者流失率会从并购后第一年的25%，上升至第五年的59%。

　　被并购方的高管流失率在并购后的头两年会从并购前的10%上升至30%。

　　看着这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数据，联想的决策层在2005年一开局，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双方的“军衔”做个梳理比较，做出新联想的内部管理者层级体系，然后把所有的干部对号入座，从职位上平衡和稳定管理层。联想职位对接方案从2005年1月开始至5月12日初步完成，历时4个月。

军衔对接

并购之初，双方的内部职位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IBM在公司整体的职位体系中，设置了对应的级别，在一定级别之上定义为高管，这个高管群体占总人数的比例是1%。

　　IBM的这个职位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外的职位称呼和对内的级别完全分开，既有利于内部的体系清晰、为员工提供明晰的发展路径，又有利于员工对外展开工作。另外在IBM内部，总经理的职位仅限于区域负责人使用，如中国区总经理、美国区总经理。

　　而并购前联想的内部，也有类似于IBM的薪酬等级，但是这个等级是严格保密的，员工只清楚自己的工资级别。而员工能够看得到的发展路径，仅有那些管理者的职位体系，这也是带有明显的中国企业特点。联想管理者职位体系也经历过扁平化的变迁，在2000年之前，联想管理者共有11个层级。从2001年开始，为了提升内部的决策效率，联想做了一次“指挥系统”的瘦身，把11级汇报关系压缩到了5级，这个级别一直保持到2005年并购整合之前。

　　1. 总裁

　　2. 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助理总裁

　　3. 部门总经理

　　4. 总监

　　5. 经理

　　当时联想被算作高管的管理者有一个称谓，叫“总裁室”，总裁室成员包括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助理总裁。其中助理总裁是联想特有的一个职位，并不是很多企业的“总裁助理”，有些类似美国军衔中的“准将”，联想2005年助理总裁有7人，且都是兼任某个业务部门的总经理。

　　把双方的职位体系、管理权限等做了对比之后，双方基本认可了下面的对应关系：

　　在这个双方认可的基础上，联想开始制定新的职位体系。其中的关键点在于联想原有的“助理总裁”、“部门总经理”这两个职位如何与原IBM的总监职位对应。研究之后，联想新创造了一个“高级总监”(Executive Director)的职位来对应老联想助理总裁、部门总经理以及原IBM的总监岗位。

　　新的公司职位体系在CEO下分为五级，分别是：

　　1、高级副总裁SVP

　　2、副总裁VP

　　3、高级总监Executive Director

　　4、总监Director

　　5、经理Manager；

　　职位对接项目开始时，IBM的Title让联想人认识起来存在很多困惑，造成双方对层级认识出现很多偏差，如总经理General Manager、CXO首席××官，到底对应什么级别。在继续仔细研究以后才逐渐明白，那就是职位Title、角色Role和级别Band三个概念的区分。

　　职位Title：是公司赋予的职位名称，类似“头衔” ，是对外公开的称谓，如副总裁VP；

　　角色Role Description：描述具体职责，如首席××官CxO、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级别Band：是雇员的内部职位等级，通常是公司薪酬福利的依据，正式文件不公开；

　　在新的职位体系下，老联想的很多管理者职位都发生了变化，例如老联想的某个区域总经理，在新的职位体系下应该这样表述：

　　职位Title：高级总监

　　角色Role Description：××区总经理

高管末班车

　　新的职位体系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极为敏感的人员对应。其间的主要矛盾在于进入新联想高管群体的人数是严格确定的，因此造成的现实问题就是僧多粥少。

　　老联想和IBM PCD人员，为了体现公平，当时杨元庆给出的意见是双方各有90人可以进入新联想高管层，且在一年之内保持稳定，不进行内部晋升。但联想当时部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的总人数是96人，同时还有一些优秀的总监等待提拔。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趟新联想的 “高管末班车”，等车的人很多，但车票却有限。

联想对IBM旗下PC业务的收购，6年来仍然保持着中国制造业最大一笔国际并购交易的纪录

人力资源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标准，这个筛子如果宽了，放进去的人多，名额不够；如果筛子窄了，放进去的人少，名额浪费。几经研讨，最后确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标准，同时也允许一部分优秀总监提拔进入高管层。

　　首先是针对现任的部门总经理及副总，主要从个人历史业绩、基本资历，管理能力、潜力评价结果等几个方面来评估，进行了第一次大排队，淘汰了业绩差、管理能力弱、潜力低的一部分人员。

　　其次针对当时的总监层面人员(当时老联想大约有230个总监)，由其主管副总裁提出人选建议，可以在本次晋升到高级总监，候选人的硬性标准是：担任总监时间超过2年；过去一年潜力评估结果为高潜质；能力评议在公司平均值以上；过去三年内业绩考核至少有一次为优秀。软性考虑的因素有：现担任重要的专业岗位、有在一年内担当第一负责人的潜力、有可能在未来国际化公司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人员。

　　最后，把这两部分的候选人提名上报到决策层，再经过复杂而漫长的斟酌，最终批准了5位高级副总裁、19位副总裁、3位助理总裁、62位高级总监进入新联想的高管层，这其中有十多位原总经理人员落选，相应的有十几位总监得到提拔晋升。

　　名单确定了，也得到批准，接下来就开始了艰难的沟通过程。进入高管层的人员很好沟通，“恭喜你拿到高管班车的车票了”，这是一个足够好的激励；但没有拿到车票的人怎么办？为了保证业务的稳定运行，最后选择了一种双轨道运行方法。针对进入高管的人员运行新职位体系；针对落选人员，运行老职位体系，仍然保留其原来的职位和待遇，未来再慢慢调整。

“不当官也有奔头”终于言行一致

　　“不当官也有奔头”，是2000年联想研究院第一次在内部做“研发专业序列”项目的时候提出的响亮口号，鼓励研发人员不要一味地追求当管理者、当经理，而是为更多的研发人员开辟另外一个发展路径——专业序列。

　　从 2000年建设并推进专业序列开始，一直到联想并购整合之前这5年的时间里，联想的专业序列覆盖的职位不断扩大，包括销售、人力资源、财务、法务等多种职位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序列，为员工的专业化发展和晋升提供了路径。但是，有一个一直困扰人力资源的问题，那就是：员工的专业序列如何与薪水同步？

这里要补充一下的是，并购前联想的窄带薪酬体系是“岗位定薪”，即不管你多专业、能力多强，主要的定薪依据是你从事何种岗位。岗位责任大、难度大，那薪酬就高，反之就低。所以联想在推行专业序列时，面临最尴尬的员工问题就是：“我晋升到专业序列的专家级别了，你们也说这个级别和总监是一个层级，那我的薪水何时能调到总监的薪水级别？”

这确实是一个困扰人力资源多年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沿用原来的“岗位定薪”不可能调整薪酬，因为专业序列是职称的晋级，不代表岗位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员工走上专业序列但没有实质的待遇变化，就会影响专业序列的可信度。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并购整合开始以后，联想人力资源详尽地学习了 IBM的整套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发现IBM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IBM全球几十万员工都建有清晰的岗位序列，全球几十万人使用统一的岗位序列体系和规则。48个岗位序列，确定了每一个岗位的称谓，并且每年根据业务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更新。IBM的专业道路清晰，岗位序列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尤其是薪酬体系的基础，并基于岗位序列建立了宽带(Broad-Banding)的薪酬体系。

　　而在2005年的联想，68%的员工尚未建成与其岗位相对应的岗位序列，未建立岗位称谓规则，这部分员工的专业发展路径不清晰，非常不利于专业人才的发展和保留。同时，薪酬体系缺乏规范的岗位体系作为基础和依据，也不利于与市场薪酬数据做对比，定薪缺乏足够的客观依据；那种窄带的多级别薪酬体系不利于能力和绩效导向的建立，更不适应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继承并改进了IBM的岗位序列及薪酬管理体系之后，新联想才在真正意义上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专业序列管理方法。

国际化人才从哪里来？

　　并购完成之后，国际化的人才缺口成为联想的软肋。联想如何应对国际化带来的人才紧缺的挑战呢？

　　人才培养的规律是，培训在培养中的价值大约只占10%，工作中的人际辅导约占20%，剩余的70%主要来自于工作中的实践。联想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个道理。人才的培养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2005年联想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从并行岗位编制、薪酬预算倾斜等多个方面，鼓励各个部门储备、培养未来的国际化人才，具体措施包括：

　　招聘和培养数量的要求：每个价值链部门最少招聘储备2名外部国际化人才和培养2名内部有国际化潜力的人才；

　　为国际化人才储备创造环境：明确岗位是副总裁助理、2 in 1 box(2人并行做一个岗位)、设立外部招聘高级人才绿色通道，为每个部门增设年特殊岗位编制等。

　　招聘外部人才：高层管理者主导外部人才招聘工作，大规模在内部进行国际化人才举荐，高管亲自担任指导人等。

　　2005年开始，联想经过了集中的外部招聘，挑选出了几十名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1.英语口语流利；

　　2.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

　　3.工作年限短，职业价值观简单，容易融入联想。

　　当时这批人在联想的岗位基本都是副总裁助理或总经理助理，主要任务就是陪同高管出席各种会议，特别是在英文会议上充当翻译。

　　针对内部人才的培养，联想还启动了一系列培养计划，包括TOP100计划，即选派100名中国优秀的管理者到国外去轮岗、学习，配备外国高管担任导师等。

　　当然回头看，2005年开始储备的国际化人才，数量最多的还是依托外部空降人员，特别是从国际化企业来的中高端人才。而且由于联想国际化之后的土壤更加包容、职业，所以从2005年开始加盟的高级人才相当多的一部分得到了成功保留。

基于组织的运营整合

　　组织架构的折腾，已经是联想多年形成的惯例，一年一大变，半年一小变。在联想集团流程管理和组织管理的实践中，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到底流程和组织的关系是什么，是流程决定组织还是组织决定流程。

　　根据流程管理的逻辑，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不是哪一个独立的部门或者个人，而是企业的流程，无论是流程改进还是根本性的变革，都不能限制在现有部门设置的框架中，而是需要根据流程的增殖性来配置资源、形成适应于流程需要的新的组织结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流程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流程决定组织，而不是组织决定流程。

整合过渡期的组织架构

　　2005年5月1日开始，联想进入了实质的并购整合阶段，出于维护团队和业务稳定的考虑，一开始联想实行的是过渡期的双组织并行，即联想国际与联想中国同时并行。但这个组织架构实际运行刚刚半年，就在全球加速整合的要求下寿终正寝。

　　2005年9月30日开始，联想进入实质性的全球组织整合阶段。这个快速的过程，对于一个100多亿美元营业收入、2万余名员工的庞大组织来说，确实有点像“飞行中更换发动机”，也对这个从来没有过国际整合经验的中国决策者提出了挑战。

　　开始于2005年10月的整合有几个关键的整合，联想中国运作系统与联想国际供应链整合，形成全球供应链(GSC)；联想中国的产品开发、营销系统(部分)与联想国际的对应系统整合为全球产品集团；联想中国销售系统、营销系统(部分)和服务系统，与联想国际中国区合并，成立联想大中国区；联想中国各职能系统与全球总部职能垂直整合；研发系统设置3大研发中心，并在产品研发上做统一协同。另外建立联想中国平台(政府关系、公关、媒体、后期等)，加强大本营建设。

　　在以上的整合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三个全新的组织：

　　第一，为了推动并保持业界领先的创新能力，将全球的产品业务和产品营销部门，包括资源投入决策、产品开发和损益管理等职责，整合为一个新的全球产品集团，由美国高管Fran O'Sullivan领导，这个组织负责开发和经营所有联想品牌产品，包括并购过来的Think品牌产品，这个组织就是新架构里面的核心发动机，是整个团队的中场核心。

　　第二，为了取得最佳的运营效率，将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整合起来——从采购到产品交付组成新的全球供应链组织，由中国的高管刘军负责。

　　第三，为了确保最佳的客户满意度，以及尽快扩展交易型和关系型业务模式，将构建新的区域组织结构，在原有的3个大区基础上增加到5个大区，这5个区域将实施由产品集团制订的战略，追求更高的客户满意度以及更快的增长和利润目标。5个大区包括美洲区、EMEA地区(欧洲及远东)、亚太地区、印度区和中国区。特别重要的是在中国将原IBM的Think业务和原联想业务的运营完全整合起来，这个区域的负责人是陈绍鹏。这5个区域在整个团队里面就是前场，负责冲锋打仗的队伍，在这5个区域内，只有中国区是中国人领导，其他4个区域完全由外国人领导，这也是刚刚整合时期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在整合后，16个最高组织负责人(包括董事长和CEO)中，原联想中国的高管，只剩下杨元庆、马雪征、刘军、贺志强、刘志军，原来的一系列高管都“屈尊”向外国人汇报，不能向CEO直接汇报。剩余11人要么是美国高管，要么是新加盟的高管。

　　2005年10月的这个组织，是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之后，第一次亮相的全新的组织架构，这个组织，基本延续了IBM的很多组织架构设计的特色，公司把多种划分部门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组织结构形成了“活着的”立体网络——多维矩阵。

阿梅里奥时代的组织创新

　　2006年开始，联想进入新CEO阿梅里奥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3年的时间，也正好是阿梅里奥一个整合同期。

　　这 3年中，联想的组织架构借鉴了很多国际先进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特别是阿梅里奥突击空降了一系列原戴尔或IBM高管，这些空降兵基本都是阿梅在IBM和戴尔工作期间高度信任的合作者，通过这批高管对联想的组织架构进行了“阿梅式”的改造。以2007年最有代表性的全球组织与汇报关系为例。全球最高层管理架构中共有18人，只有6个是杨元庆的嫡系，剩余的12人中，除了产品负责人Fran和首席市场官Deepak之外，剩余的10人基本都是阿梅里奥在任期间空降的“阿梅帮”人，包括09年开始任总裁兼COO的Rory Read也是当年阿梅在IBM的同事。

在2007年的组织中，有个新的组织部门——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简称COE。卓越中心最早应用于韦尔奇在通用电器的组织变革，COE正是产生于核心竞争力理论盛行背景之下的一种全新的组织架构形式，它吸取了稍前的流程再造、时下的并行工程、产品全寿命管理等多种理论思潮。当然戴尔也借鉴了COE模式进行了组织管理。

　　COE组织的成立，有联想当时深刻的背景，2007年1月，联想集团负责全球供应链的两位副总裁郭明磊和宋红由于“个人原因”离开联想，而在此前，联想全球高级副总裁刘军，也因为“进修”而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他之前负责的全球供应链工作被来自戴尔的Gerry P. Smith取代。8月24日，联想成立新业务部门“卓越中心”，该部门位于新加坡，主要工作任务包括供需预测、定价、销售与产品战略开发、库存管理以及相关的公司业绩测评工作，通过设置这个部门，CEO阿梅里奥希望促使联想在设计、制造和销售产品方面更加符合全球客户需求。现年37岁、曾任戴尔亚太/日本地区营销副总裁David Schmoock担任这个部门负责人，直接向CEO汇报。

　　联想中国曾经以“黄金供应链”而闻名，“黄金供应链” 曾为联想多年来稳居中国PC市场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响应速度和成本控制甚至超过了以全球供应链灵活多变而赫赫有名的戴尔，其中，其响应速度只需4天，戴尔则为一周。然而，在“黄金供应链”向海外复制的过程中，环境却更为凶险。联想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成功的“交易型”模式，开始向海外推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成本风险，因为交易型模式要求必须更注重产品营销，并需要标准售后服务网络的支撑，必然在分销渠道和零售点布置大量成品库存来满足市场需要，因此海外的联想将不得不承担成品库存升高和库存呆滞的风险，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得以解决。

　　在这个大背景下，联想成立了COE(卓越中心)，CEO阿梅里奥对新联想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达到供需平衡，二是达到成本最低。供应链的优化存在“木桶理论”效应，不能有短板，其效率提升对企业每一个环节精准性的要求都很高，一定要得到企业方方面面环环相扣的支持与配合才能实现良好的运转状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

柳、杨回归后的二元结构

2008 年联想的业绩出现了巨亏，联想董事会给经营者压力增大，如何保证满足股东的业绩要求，紧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优化业务模式、调整组织结构，以确保运营高效、执行到位和专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CEO阿梅在2008年底辞职，由杨元庆接任，柳传志则重新出山担任董事长。2009年初，经过酝酿，联想进行了并购以后的第二次大重组，也是对全球组织架构的重大调整，对核心战略和运营理念的再次强调。这次调整总结起来，可以用“二元化”来概括。

　　首先，最高管理层就出现了二元化，杨元庆作为老联想人，出任CEO，Rory Read作为一个美国人，出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其次，在最高层的二元化之下，从区域和针对客户这个维度，把全球的重点职能部门重组为两个新的业务单元：即由陈绍鹏领导的新兴市场(总部设在北京)和由Milko领导的成熟市场(总部设在巴黎)。

　　几个关键的全球共享的支持部门向总裁兼首席运营官Rory Read汇报，包括全球供应链高级副总裁Gerry Smith、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市场官Mike Sievert、负责服务的高级副总裁Chris Askew、负责运营办公室的高级副总裁Rob Cones以及高级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Mike O'Neil。另外，Rory仍然负责拉美业务，包括墨西哥。

　　而剩余的关键系统，均向杨元庆直接汇报，包括最为重要的产品部门，Fran O'Sullivan 将领导THINK产品集团，主打关系型业务模式和交易型中小企业市场的高端部分；刘军将领导IDEA产品集团，主打消费、新兴及成熟市场的交易型中小企业市场的主流部分，和入门级产品(如Lenovo 3000系列)。在一年后的2010年，并购5年来一直坚守的美国高管Fran O'Sullivan光荣退休，THINK产品集团也归到刘军旗下统一管理，最终实现了联想全球产品线的大一统。

　　而二元化最为耐人寻味的是王晓岩重回联想，任高级副总裁，负责业务变革兼首席信息官，乔健任公司战略与规划副总裁。这两位女将都是追随杨元庆多年的“铁杆儿”高管，自2005年整合开始，就一直处于“半赋闲”状态，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层。经历了4年的历练，两位中国籍高管终于超越了自我，重回权力核心。

　　应该说从老IBM的斯蒂芬。沃德担任CEO，到老戴尔的阿梅担任 CEO，再到杨元庆回归CEO，全球化的联想组织结构，基本延续了三维矩阵的设计模式，这也是当今产品领先的国际化企业通用的组织设计方法，这个三维矩阵，既保证了企业运行的快速、高效、灵活，又保证了从专业维度的企业管控与统一，并兼顾了全球不同市场的特点。

　　在2009年新的全球组织架构中，16个最高决策层中，中国籍高管占据了7席，占44%，而2005年9月整合后的最高层，16人中，老联想中国籍高管只有5席，占31%，这还包括当年的联想移动业务负责人刘志军。在新的联想执委会中的9个席位中，中国籍高管占据了5席，占56%。

　　而在这些最高决策层的下一个层面，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国籍VP们。经历了5年的整合，中国籍高管经受了考验，耐得住压力和冷落，不断提升自己的全球化思维、视野、能力，最终在2009年、并购4年之后实现了全面的回归。

基于沟通的文化整合

　　联想刚刚完成并购不久，美国方面的高管到中国来开会，老联想人充分体现出了东方人“有朋自远方来” 的热忱，对美国的高管全程进行了接待，包括派人到机场举着牌子迎接，然后安排好酒店，安排好专车与司机，会议之后的间隙还特别安排了专人陪同去游览长城、故宫、颐和园。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家是客人。

　　等到杨元庆到美国出差的时候，情况竟然大相径庭。情理上说，中国的高管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至少应该派个向导吧；级别上说，杨元庆可是新联想的董事长，到联想在美国的地盘来视察工作，至少应该有个隆重欢迎仪式吧；换位来说，你们美国人到中国有这么好的接待，我们到美国你们怎么也应该对等回报吧。

　　事实却是：杨元庆到美国一出机场，找了半天，连个举牌接他的人都没有，他只能自己打电话联系。

　　杨元庆当时很生气，因为在中国，这是一个重大工作失误。他到中国各个大区视察工作的时候，还不断地要求下属不要讲排场，有个车来接就可以了，别弄的跟接待总统似的前呼后拥，没想到在美国，他的美国员工“低调”到这个程度，连个车都没来。杨元庆为了践行他在整合时提出的“坦诚、尊重、妥协”的6字方针，没有批评美国的员工，而是回头把中国负责行政的高管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随后就出现了：联想中国专门在美国设立了接待组织，全程负责中方高管到美国的所有接待事宜。

　　价值观的不同，造成了上述这个事件的发生。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东道主应该热情接待外地的客人”，而美国人的价值观是“出差这是个人的事情”，除非你特别要求，否则都是自理。

　　这样的价值观的差异，中国高管不爽，憋在心里，而美国高管并不知道你为何不痛快，这种事情长期积累，势必会出现整合中最大的风险：文化整合失败。很多企业在并购整合中，老板都会大声疾呼：文化整合是成败的关键，但何为“文化”？基本的价值观、习惯就是文化最基本的内涵。

美国价值观VS中国价值观

　　常言说：“一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实际上是说文化的差异到处存在。在整合中的联想有个经典的文化差异故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同事生病了，中国的同事看到以后非常关心，但好心却遇到了尴尬，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中国同事：你看起来脸色不好，怎么了？

　　美国同事：我感觉生病了，也许是伤风感冒。

　　中国同事：赶紧去看医生，多喝水，你有药吗？中国的药很有效，你要不要试一下？多穿衣服，多休息。

美国同事：你不会是我的妈妈吧？

　　美国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弱者。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小看他的能力。美国人对上面第一句话的反应通常是“好好照顾自己，我希望你很快就好起来”。不必教人怎么做，尤其以长辈般的关怀来告诉他该怎么做，这对美国人似乎是行不通的。

　　这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导致的冲突，归根结底首先是对各自文化形成过程缺乏了解。因此也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傲慢与偏见”。

“I hear you”--基本代表我不同意

　　新联想中外同事经常会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每当中国同事慷慨激昂表达完他的观点，坐下来听大家反馈的时候，外国同事都会很客气，用赞赏的语气夸奖中国同事的呈现非常棒！当问及他的意见时，如果不同意，除了有些人比较直接表达外，大部分外国同事都会先说一句“我听你的(I hear you)”或者“我明白(I understand)”。而每每到了会后推进工作或项目的时候，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会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不同意。往往这时候中国同事都会火冒三丈：不同意你会上干吗不说不同意。

沉默代表你同意

　　与上一个情形类似，当中国同事参加国际项目的会议讨论时，外国同事通常会有一个标准的会议组织环节，征询各位与会人员的意见，这时候往往外国同事都会很活跃地参与表达意见。而中国同事可能由于理解或转换语境、组织语言等原因跟不上会议速度，来不及表达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委婉表达反对意见而错过机会，沉默不语。而当会后，中国同事再向组织会议的外国同事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时候，通常会让外国同事很尴尬：为什么你不在会上提出来？如果往深了揣测：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于是，一个跨文化的“结”算是给结下了。

　　这种情形不只是发生在基层员工之间，在中方和外方高管之间同样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于是，才有了杨元庆和当时CEO之间，共同达成了“Straight Talk”(有话直说)的坦诚沟通的文化要求，并将此要求落实到每一位新联想的成员身上。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委婉”，在跨国文化整合中，反而成为了障碍。

“一一攻破比开会好！”

　　在中国人的沟通习惯中，最提倡的就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说”，这也是柳传志多年要求联想内部“无宗派”的主要沟通习惯，所以联想内部很多决策，都是通过班子成员的集体沟通、研讨来确定的。而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很好的沟通方式，在老外那里未必好用。

　　乔松，高管团队里英语表达和沟通能力极好的一位，因此在并购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在国际化联想中较早成为外国人的中国老板。谈到怎样做好外国同事的中国老板的经验心得，他的观点是尽量少开大会，涉及到业务问题，一一攻破比开大会效果好。否则，容易大会开而不议，议而不决。一旦要开会一定要设定明确的会议目标和会议纪律。

　　或许这是乔松经过摸索之后，找到解决问题、推进计划最好的“跨国解决方案”。

高管的文化融合

　　企业并购整合过程中，如果CEO只能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是什么？联想的经验是：高管的文化融合。这是一个企业并购之后的核心关键。对此，柳传志曾讲过这么一段话：

　　事实上，国际化带给联想的，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营质变。国际化之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戴尔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其间，联想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种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的新型文化已经成为联想新的基因与内核。

　　对于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而言，这几句话不是轻描淡写出来的，里面隐含了他在过程中的焦虑和彷徨。

高管的文化冲突——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故事一：中国高管解决矛盾，通常会共同找上级，希望能够让上级做个了断，上级也会做平衡和沟通，这就好比中国的孩子，如果打架了，就会去找老师，希望做个公正的裁决。但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孩子打架了，美国家长会让孩子自己去解决，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需要通过权力来解决的事情，所以在美国，如果两位员工遇到矛盾，他们的老板喜欢让下属自己解决。整合之初，中国的高管和美国的高管，出现了分歧，互相达不成一致，中国高管习惯性地把问题反馈到上级，希望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这样的“告状”行为，美国的高管就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不信任。所以“梁子”就算结下了。

　　故事二：整合之前在联想，如果你做的工作，得到杨元庆说一句“good”(好)，那受到表扬的人，会兴奋不已，比发奖金还高兴。整合之后，美国的高管经常会对你的工作评价是 “Excellent”(优秀)，刚开始的时候，中国高管会非常自豪：你看，美国人都认为我做的非常优秀！时间久了，中国高管发现，美国高管怎么对谁都这么说啊，原来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喜欢多用超乎你期望的语言去激励你！

　　故事三：有一次，美方的某高级副总裁休假2周，他给所有下属和相关人等发了一个信息，通知大家休假的时间，并且非常认真地说：我在休假期间，除了董事长和CEO的电话，我不会接听任何电话。而中国的陈绍鹏，即使在美国开会期间，都会发邮件埋怨下属：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晚上是可以跟你们开会的，你们为什么不找我？美国高管背后的理念是：成熟的公司不能依赖老板，应该有个机制运转起来；而中国高管背后的理念是：我们应该利用好更多的时间，能多做点事情，多解决一些问题。

　　故事四：在中国高管这里，跟老板谈给自己加薪的事情，总是难以启齿的，在老联想的价值体系里，你只管埋头干活，至于给多少口粮，老板自然会公平考虑的，不需要你主动提出，所以很多老联想人从来没有主动跟老板提过加薪的事情，他们认为“世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国际化之后，他们发现世道变了，美国人如果想要加薪，就会非常理直气壮地去找老板，谈出给自己加薪的具体理由，只要理由充分合理，一般就会得到满足。慢慢的中国人开始不平衡了：怎么总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这些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怎么美国老板从来不考虑我们薪水的问题？

　　故事五：整合之前，如果你刚刚加入联想并参加了一个内部的会议，可能你并不认识参加会议的高管，但只要你做好会议时间的记录，就会自然排出本次会议的高管座次，发言时间最长的一定是本次会议首席领导，以此类推，据说这个测量方法屡试不爽，从不失手。整合之后，中国的高管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某位美国高管在参加完某个会议后，就把自己的一个亚裔手下辞退了，理由是：他在一天的会议中没有任何发言，对会议乃至公司没有任何贡献；又过了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一位新加坡的员工被辞退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会上没有发表言论，没有主动贡献自己的想法。但后来找到这位员工了解，她认为之前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表达清楚了，在有高管在的会上，出于礼貌，是不应该随便说话的。

　　故事六：整合之后，如果一个核心骨干要离职，美国的老板通常会给出一个retention bonus(保留奖金)，就是说如果你在这继续工作达到约定的时限，公司将承诺支付给你一笔奖金。所以整合之后，美国的老板会频频地给人力资源提出要求，并发出了很多retention bonus(保留奖金)。

　　以上的6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方高管在价值观上的差异，美国高管就像桃子，外在很有亲和力，但内在的价值观非常强硬，中国高管更像是椰子，外表看起来很不开放，但一旦与他建立信任，内心就非常柔顺。

　　企业整合中，中美双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是必然存在的，并不是说哪个价值观正确，重要的是双方需要看到差异，并最终统一在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上。

　　杰克·韦尔奇说过：企业变革最大的成功就是“排除异己”，这个“异己”就是指价值观不同的人。柳传志在经历了一大堆中西方高管的文化冲突之后，认清了文化融合的核心关键：统一高层的价值观，所以柳传志开始亲自操刀这个项目：要求所有高管都要有求实的态度和主人翁意识。最终联想的共同价值观建立了起来，就是八个字：说到做到、尽心尽力。

高管文化融合的ABC

　　《East meet West》(当东方遇到西方)课程，是全球人力资源部邀请国际顶级咨询公司，特别针对联想高管文化融合开发的一门课程，从中美社会文化差异入手，讲述企业中文化的差异，并寻求双方共同的文化融合之道。这门课也是彻头彻尾的具有“国际化整合”色彩课程，讲师都是两个人，一个中国人(曾在美国生活20年)和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也很了解)。课堂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中国老师讲中国的历史的时候，中国的学员频频点头，非常认同，这一点有点像课堂上播放的一段中国小学生上课的录像，小学生都背着手，整齐地坐在课堂上，老师如果提问，学生会先举手，然后得到老师认可后才可发言。而美国老师讲到美国的事情时，美国学员会经常抢先发言，这个要补充，那个要发言，你会发现在美国竟然没有共同真理，更没有权威。

　　这门课程只针对整合后联想的中美最高层管理者，通过系统的培训沟通，双方高管都认识到行为差异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回归到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摩擦，大家也都能理解和释然。

　　《Speed of Trust》(信任的速度)这本书，成为了联想全球高管的红宝书，读书之后，还邀请了作者科维做了两场高管的培训，并在会上做了深度的研讨。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由四个部分组成：integrity(正直)，intent(出发点、动机)，Capabilities(能力)，Results(结果)。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行动公约，比如以前会议上美国高管说话很快，中国高管有时候跟不上听不懂，所以就索性不发言了，经过沟通，大家认识到这是误会，所以就制定一个规矩，以后会议，美国高管发言时，要把语速降到至少一半的速度，并要经常与大家确认是否跟上，同时给中国高管发言时间提高一倍(从会议平常约定的10分钟提高到20分钟)，让中国高管有机会慢慢地表达观点。再比如以后中美双方高管提出一个解决问题方案时，要先阐释这件事情的出发点(intent)；还有会议上大家都承诺不接打电话，不打开电脑，专注的与会等。

　　《New world new thinking》，这是专为联想全球经理开发的课程，主要讲授怎么制定目标，辅导下属、激励下属，是为了在全球的管理层能够统一沟通语言、统一管理动作，而且这门课程大部分由外部的顾问来进行标准化的培训实施，保证效果和内容的统一。

　　Two in one box(两人共担同一岗位)，杨元庆在联想中国成功地实施了两类业务模式之后，就有想法把交易型模式(T模式)推广到全球。但在复制中，发现很难推动，一是外国的管理者对此不完全理解，而中国的管理者由于国际化经验不足，也不能越俎代庖。在这样背景下，联想推出了Two in one box(两人共担同一岗位)的工作模式，即在国外的某个管理者岗位上，中方和外方各有一个人在同一岗位，一个岗位两个人，比如当年亚太交易型渠道负责人就是中国高管陈旭东和另外一个老外，欧洲区的交易型渠道负责人是中国高管刘旦和一个欧洲人，美洲区的交易型渠道负责人是中国高管贾朝晖和一个美国人。这种工作模式，至少得到了三赢，作为外方的岗位，外国人是安全的，因为旁边的中国人不会影响你的位子；其次，缺少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管理能力的中国人，终于有机会在国外市场一展身手，积累经验了；最后联想在国外推行了交易型模式，为下一步的业务厚积薄发打下了基础。回头看当时这个模式，虽然中国人在其中一直是比较弱势的顾问角色，实施的并不尽人意，并出现了决策和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但通过这种方式，联想有力地推进了在国外的交易型模式，既培养了当地的人才，又培养了中国高管，让他们了解了当地渠道和政策。当2009年联想委派陈绍鹏负责全球新兴市场业务的时候，这批曾经Two in one box的中国高管就有了用武之地。

点对点决策VS团队决策

　　整合初期，双方的决策风格截然不同，老外喜欢点对点决策，中国人喜欢团队做决策。国际化之前的联想决策，大家会把议题提出来，通过讨论、民主发言，最后集中决策，所以当年联想的总裁决策会议比较多，联想人的习惯是把话摆在桌面上。国际化之后，美国的决策方式截然不同，“单对单”的决策比较多，这或许也是国际化企业共同的特色，因为办公地点分布在全球各地，办公时间也是7×24小时无时不在，在world sourcing(全球资源)运行模式下，决策成本非常高，所以就诞生了“点对点”决策的方式，有问题会直接发邮件给相关负责人，和相关事件的负责人直接商定结果，有时两个人就可以做决定。

　　决策方式的差异，很难说哪种方法更好，因为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点对点决策的好处是速度快，尊重了专业的意见，有利于培养专家。但弊端是，这样的决策缺少团队认同感，在具体执行过程里容易出现不同的声音。而中国的团队决策方式，会把相关的团队成员汇总在一起参加讨论，每个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利于做出一致的承诺，保证决策执行的一致性，但缺点显然是决策效率偏低。

　　在整合过程中，单一系统内的决策，联想鼓励点对点决策，保证运营的效率，而涉及到跨组织的决策，联想更擅长于用团队决策，为此联想也不断的成立各式各样的决策团队，比如2005年成立了整合团队T&T组织(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eam)，中外双方各50个最高层管理者加入其中，负责整合中的问题解决。2007年成立全球高管团队LLC(Lenovo Leaders Committee)，负责经营决策，2009年柳传志复出之后，成立了执委会LEC(Lenovo Executive Committee)，负责联想的全球决策，并恢复了“团队决策”的习惯，即便是执委会很多高管旅途劳顿，但仍然保证每个月都开一个面对面的决策会议。

联想“夜总会”

　　联想国际化之前，非常重视面对面的会议沟通，包括在财年开始的时候都会召开财年誓师大会，总结过去表彰先进；半年的时候召开半年总结会；在战略制定过程，有战略规划听证会，各级宣贯会，保证战略规划的沟通；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有各级别专项运营例会；在沟通反馈上，有CEO早餐会，座谈会等。

　　在联想国际化之后，会议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除了保留原来的誓师大会、运营例会等之外，更强调了人性化的沟通会议，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国际化企业的先进做法，创立了一些新的会议方式：比如roundtable meeting(圆桌会议)，高管通过此种方式与员工做非正式的沟通；one on one meeting(一对一沟通会)，针对一些员工发展问题和思想问题进行开放的、非正式的沟通；workshop(工作研讨)，综合大家共同的意见，多方位地经过研讨得出会议期望的结果；Kick off，启动会，宣贯工作规划，鼓舞员工士气；All hands meeting/staff meeting，员工会议。

　　由于国际化之后的全球各地区时差问题，所以联想国际化之后衍生出最多的会议还是con- call(conference call电话会议)。在中国大陆的每天电话会议时间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7点召开与美国团队的电话会，下午通常会召开与欧洲团队的电话会，晚上21点会召开与纽约同事的电话会；为了保证全球运营的及时性，所以中国区的同事经常白天黑夜连轴转地开会，这种国际化的新会议被戏称为“联想夜总会”。与此同时，大量的con-call导致公司长途电话卡使用量激增。

柳传志重出江湖后文化的纠偏

　　2009年在柳传志重新担任董事长之后，首先直接插手的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他认为过去4年整合过程中，从高管到员工，普遍存在责任心不强，不能说到做到的现象，高管更是事业心不够，打工文化浓重，所以他针对联想的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成立专门的项目组，由他亲自领导，共同来讨论、确定新的联想之道——说到做到、尽心尽力。

　　在“柳氏的联想之道”里面，首先继承了联想过去不断演变过来的核心价值观，即成就客户、创业创新、诚信正直、多元共赢，把这个部分和企业的战略共同称为“我们的基础”。

　　接下来确定了4P的核心工作原则，说到做到里面包括想清楚再承诺、承诺就要兑现两个方面，尽心尽力包括公司利益至上、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两个方面。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展示了柳传志对核心高管的底线要求，仍然是他最著名的三心：责任心、进取心、事业心。

　　2004年12月13日，柳传志、杨元庆在内部网与所有员工进行了在线沟通，解答员工提出的各种问题。其中有很多精彩的对话，可以从侧面一窥当时决策者与员工内心里对这笔交易既兴奋又忐忑的感受。

　　提问：对于此次伟大的行动，各位领导是兴奋多于压力还是压力大于兴奋呢？

　　柳传志：昨天是兴奋大于压力，明天是压力大于兴奋。

　　提问：原来联想吸引员工的没有天花板的舞台会不会因为并购出现透明的天花板，特别是分区将士变成了亚太区中国分区××小区之后？

　　杨元庆：从中国到世界，难道你还不觉得这个舞台更大吗？中国大区××小区肯定会存在，但你却可以是联想欧洲大区× 国小区的Leader，只要你想！

　　提问：我是一名客户经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干掉戴尔，踩死惠普，让联想来做老大，您也是这么想的吗？

　　柳传志：是，但是用词不会这么激烈。

　　提问：对于一名普通的员工，不会英语对他的发展有多大影响？

　　杨元庆：我们仍然会有大量的工作在中国团队内部完成，短时期内国内外员工并不会大面积交往，但我仍然建议你把英语提高，为你将来的发展保留更多的空间。

　　提问：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做GE还是IBM ？

　　柳传志：看来联想集团好像都不是。

　　杨元庆：我们就是要做联想，第一步的目标是要在PC领域内做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企业。

　　提问：我们会有机会去美国工作吗？

　　柳传志：当然，只是时间问题。

　　提问：如果IBM 原有职工集体辞职怎么办？

　　柳传志：不会，新收到的反馈是：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反应verywell，日本的反应是ok。

　　提问：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一家国际大公司的员工了？

　　柳传志：你放心说吧！但是要真的得到别人承认，还要两年以后。

　　提问：舆论界有看法说联想收购IBM PCD 是蛇吞象，您对此问题怎么看？联想股票下跌是否是暂时性的，是否有举措扭转现有状况？

　　柳传志：联想收购IBM PC是乌龟骑兔子，联想的股票下跌是暂时的，要靠业绩做好宣传，股票自然会上去。

　　提问：您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骑到兔子身上的乌龟了么？如果兔子不干怎么办？

　　柳传志：我们花了钱已经骑上去了，兔子是同意的。

　　提问：联想收购过很多小公司好像不太成功，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次收购大公司如何从管理上保障成功？

　　杨元庆：过去不成功的收购更多的还是我们对战略想得不够，和对被收购方了解不透造成的，这次收购是在我们对战略做了充分的厘清和对IBM 做了透彻的了解之后，做出的非常审慎的决策。我们同时觉得联想在过去20 年里所强调的规范管理和文化氛围的建设是我们能够实施这么大规模并购的前提条件，联想是中国少数管理和文化能够和西方企业对接的优秀企业。

　　提问：和惠普或戴尔相比，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柳传志：联想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在不断地突围，而没有溃散，这是因为联想有好的管理基础，其实这是联想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提问：整合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是企业文化吗？

　　柳传志：一) 客户流失；二) 员工流失；三) 业务整合；四) 文化磨合。

　　提问：联想的天条对原来IBM的员工有效吗？

　　柳传志：无效，要制定新的文化和规则。

　　提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述您对联想20 周年的心情？

　　柳传志：以前的梦想实现了，新的梦想开始了！

　　提问：问了这么多关于薪酬的问题了，请回答一次吧！交割后，我们与IBM 的薪酬水平差异要解决吗？

　　杨元庆：任何一个跨国企业，都会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薪酬水平和用工环境制定自己相对应的薪酬政策，不会全球一致。新联想作为一家更加全球化的企业，中国员工的薪酬水平更有上升的空间，当然，这对大家的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也会有提升。

　　提问：为何总部要设在美国，而不在咱中国的北京？

　　柳传志：因为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员工也是国际化的员工，为了保证市场不至于流失，保证客户的承认，所以把总部设在了纽约。

　　提问：收购之后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柳传志：底线是业绩没有达到标准，有亏损，不允许的情况是高层分裂，员工大量流失。

　　提问：作为联想的一名普通员工，您希望您的员工现在最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最首要的是做好哪方面的调整？

　　杨元庆：既不要太张狂，也不要太自卑，在与你们未来的外国同事的沟通和交往中，把握好坦诚、尊重、妥协的精神，同时做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适应和调整工作。

　　提问：联想的民族企业性质会有变化吗？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

　　柳传志：联想集团的民族性应该逐渐淡化，联想控股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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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价值：开心网为什么不着急

作者：赵杏成远

　　给游戏热潮退去后的开心网找到新的支撑点，顺利过渡到SNS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程炳皓下一步的关键任务。

　　如果不是一进门墙上的明黄色五角星冲着人们开心微笑，大多数访客肯定不敢相信，这里就是每天娱乐数千万中国白领的大型社交网站开心网的总部，因为这个像考场般安静的办公室，实在无法让人把它和开心网页面上的轻松明快、热烈欢腾的气氛联系起来。缺乏喜感的办公环境似乎在告诉访客，这个团队的全部激情都注入到了他们的产品中。

其实，这只是开心网在北京的三处办公室之一，其它两个也和这里一样安静。但最显著的不同是，坐在靠窗位置上、那个不起眼的瘦小男人领导着整个近200人的团队。他就是程炳皓。没有老板作派，也没有商贾气息，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的他，更像一名程序员──躲在屏幕后面改变世界，对他所相信的产品，有近乎完美主义的苛刻；对送上门来的广告和好处，却总要挑三拣四，持一种审慎怀疑的姿态。

　　但就是这样一位极客和他创造的开心网，却一度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遭到传媒的口诛笔伐。从侵权案到反庐舍联盟，从让广告商排队到应对用户流失的质疑，程炳皓在中国SNS的发展史上算得上一个功过是非还难以评说的人物。而采访中，程炳皓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不着急”，而广告主、开发者，甚至做投资的人，好像对开心网更“着急”。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的信念和信心支撑了程炳皓“不着急”的状态？

“宅男”程炳皓

　　如果把程炳皓放到普通人堆儿里，可能很容易淹没，他属于不善言谈的IT宅男一类。甚至，每次开口应答前他都习惯停顿三五秒，脑子里却不知进行着怎样的高速运转。少年时的程炳皓有100个理由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比如，他为了一纸城市户口而遵从家里意愿没上大学，而是选择了冷门的核化学中专专业，1991年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一干就是6年。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程炳皓接触到计算机，掌握了BASIC语言，并发现了自己在编程方面的超常能力。

　　程炳皓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称，“其实写程序是一件让人特别愉快的事，也很讲艺术，和画画、雕塑差不多。写程序的人其实都是特别简单的人。”可以想见，那一时期的程炳皓可能苦心孤诣地想做一名编程高手，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机器、代码交流，至于现实世界的社交，也许囿于家庭和生活方面的种种限制，被压抑了许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宅”。而后来打开他沟通新世界的互联网，那时候还没有出现。

　　抱着做编程高手的理想，程炳皓1998年加盟了新浪网并成为创始团队中的一员，一路从高级工程师走到代理CTO。这期间负责开发新浪搜索引擎“爱问”近3年，却被高层一句“无法超越百度”而强行下马。这对于一个搞技术出身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程炳皓还因为工作过度，患上了严重的干眼症，但3年来的带病坚持工作，并没能换来一个好产品的诞生。

　　“我发现，在大公司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事实让我有了心态上的转变。”一直追求完美的程炳皓意识到，大公司的工作方式让自己变得非常不开心，他想主导自己和自己产品的命运。人生的事，总是回头看才能连成一条清晰的线。也许正是孤独的原子能研究院的工作和不开心的新浪网的经历，给程炳皓创业──建立一个“让朋友们可以开心地在一起”的网站埋下了伏笔。

　　2008年，这个自称每晚8点准时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的宅男，竟然动用了自己300万元的积蓄，开始创业。自此，程炳皓调动了自己体内积蓄十多年的社交渴望和娱乐能量，将它们发挥到极致。初创阶段的开心网就是程炳皓DNA的复制版，而开心网最大的跨越就是把这种开心社交的DNA复制到数千万计、有着和宅男程炳皓类似需求的中国白领用户身上。这使得开心网聚集巨大力量的同时，也使开心网和程炳皓成为了湍流的中心，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开心网=偷菜？

　　2008年3月开心网最初亮相时，白领阶层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在工作之余休闲娱乐、消磨时光的网络平台。只要勤劳就能“致富”的网页游戏；平时工作忙碌，无暇与朋友小聚的职场人；在QQ、MSN上不愿开口与人交流的隐身族，都可以在游戏中与好友进行简单的互动交流。

　　身为SNS网站，开心网并没有逼着用户进行实名注册、填写个人资料。这也是用户起初能够接受开心网的一个原因，开心网更宽容，只要你想寻开心、找乐子，这里有填充你无聊时光的游戏。如果你真的想用开心网进行社交，那么相比以请客吃饭看电影的方式维护朋友关系，开心网提供了更低成本的选择。游戏中善意的恶作剧与互动，让你每天都可以和朋友打个招呼。

　　最早推出的争车位和买房子组件的火爆程度是超乎所有人预期的。这些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网页游戏需要用户定时定点登录进行操作，要想有好车名车组建的车队进行拉力赛，要想住上高档小区，就要勤奋地完成各种在线任务。用户中不乏有爱好钻研的狂热分子，甚至制作了Excel表为自己安排偷菜日程。除了个人行为外，还有大量的贴吧和开心游戏攻略网站出现。一时间，满足了各种用户不同需求的开心网，成了人们夜以继日疯狂热衷的对象。

　　而开心网也迅速跟进，为了提高用户体验，增强网站黏性，2009年的产品更新速度基本保持在两三个星期推出一个小东西，一两个月推出一个新组件这样的频率。这种在产品研发速度上的“快”与开心网在商务合作拓展上的“慢”形成了鲜明反差，甚至旁人看来对开心网的这种矛盾关系感到不解。

　　2008年5月，网站上线短短两个月后，即有奥美公关找上门来，想帮助客户在开心网上投放广告，却被婉言谢绝。送上门的钱都不要？程炳皓坦言“那时我们真的没有人手和精力去做，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发展用户上了”。开心网不着急，是因为它不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行动。

　　但反庐舍联盟来了。企业开始封杀影响员工工作效率的开心网，开心网不能再凭网页游戏走天下。开心网也意识到通过网页游戏黏住用户的“有效期”十分有限，这个以“和朋友们在一起就很开心”为初衷的社交网站必须找到用户的下一个兴奋点。

　　按照开心网副总裁郭巍的说法，一个产品在普通消费者心目中，和在公司内部、投资人、媒体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描述。开心网早期的成功，在用户心中建立了一个等式：“开心网=偷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就好像‘脑白金=送礼'一样，但在开心网公司内部，还是把它当作社交网络来运营”，郭巍说。但总的方向是，开心网不可能永远等于偷菜。

内容这道坎

　　2009年4月，开心网增添了转帖功能，这也是其作为一个SNS网站为自己定下的第二阶段目标──将用户从网页游戏中的虚拟联系，向更为实在稳固的朋友关系进行引导。通过一键转帖，使得用户对好友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有更多了解，并产生现实层面的更多交流。

　　“为什么很多人到开心网上看转帖，而不去门户网站看新闻？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程炳皓不紧不慢地说道，“其实这就是围绕朋友关系挖掘的一个新价值。只不过是把朋友关系这个元素加入到阅读信息的功能中，从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游戏风潮渐渐退去后，开心网保持用户活跃度、夯实关系的一个产品战略。

　　资讯转贴只是第一步，是一个基本功能，但开心网毕竟不是产生内容的媒体，做工具还可以，制造资讯的影响力就很难。而今年上半年火起来的新浪微博就明显具备主流影响力的优势，分走了许多在开心网看资讯的用户流量。

　　最近半年的Alexa数据显示，开心网的流量呈明显下滑趋势，最近3个月用户量、页面访问量分别下降25%和40%，人均页面访问量也从春节时的 40个跌至25个左右。但程炳皓对此的回应却轻描淡写地像个局外人，“如果一个人是开心网的用户，后来又有一个挺好玩的网站吸引了他，导致他上开心网的时间减少，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是他的权利。”

　　程炳皓自信的背后其实是对开心网巨大潜力的了解。对比“过来人”美国同行Facebook，其创立的第二三年，即2005、2006年也过得比较困难。2007年Facebook高调开放API，吸引了大量第三方应用，用户从几千万增长到2008年1月过亿，实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开心网目前拥有8000万用户，创业两年半有过两轮共计2300万美元融资。过去两年多发展势头实际上比Facebook初创的两年要好，但同时面临质的飞跃考验。

　　程炳皓面前的鸿沟其实和内容，或者说应用有很大关系。转帖只是一个基本功能，Facebook用户增长早期并没有像开心网借助社交游戏等杀手应用，而是通过提供可随意留言的“墙”、朋友信息推送“Feed”服务、图片分享、视频分享等功能一步步带动人气，最后通过开放平台实现质的飞跃。而目前 Facebook已经迎来5亿用户，它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做的事情是切割平台和社交游戏的过强联系，这也造成用户黏性下降，用户流失，但对平台的长远发展是好的。

　　Facebook走的是先工具、后游戏、最后电子商务的路，而开心网的发展正好是Facebook的颠倒版。开心网由社交游戏聚集早期人气，现在已经面临热门游戏退潮的问题，接下来势必要丰富工具，提高用户对内容和应用的分享量，同时中长期任务是搭建开放平台，最终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电子商务平台。这也是程炳皓不着急的原因，因为国外SNS的诸多玩法开心网还没有真正推出，还有很多吸引用户的组件可以增加进来。

　　其实开心网今年5月13日就宣布开放平台，首批推出的11款第三方应用程序，主要分为实用工具和社交游戏，其中既有YOKA时尚推出的团购网，也有个人开发的实用工具。但这只是初步，开放平台的API还没有完全梳理完成。程炳皓并不回避分成问题，“将把高比例的分成留给合作方，甚至在对待个人开发者时，开心网愿意再多出让一些比例”，他毫不掩饰地说。

　　当然，丰富内容的过程也同样会面临和游戏遭遇监管等类似的政策风险，未来的新闻资讯、视频分享，可能都会触及牌照问题。但已经完成两轮融资的开心网相对占据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所谓问题可能只是前进中的小路障。

广告：投之有道

　　去年初，已拥有2000万用户的开心网还只有两名广告销售人员，他们甚至无需背负硬性的广告销售指标，就已经轻松实现月广告收入700万人民币的业绩，更有传闻说2010年开心网的广告收入目标是2～3亿元人民币，但开心网内部人员并没有确认这种说法。不过业内都有常识，开心网到现在的用户规模和活跃度，要想卖广告可以立刻盈利；而早点变现还是晚点变现，则跟公司的融资情况有很大关系。

　　众多看好开心网平台的广告商，几乎将开心网销售人员的电话打爆，这就造成了广告商“排队”的现象。但程炳皓却坚持认为，“在我们的产品中植入一个品牌，希望这个过程对用户体验是有增强，而不是干扰”。

　　这就是开心网对于广告的态度。广告，这种给商家最大限度话语权，对于用户来说干扰性最强的事物，开心网却要将它转化成游戏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不给生硬广告的泛滥空间。因为一旦触犯用户的忍耐极限，将面临大量用户流失。

　　目前开心网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硬广、植入广告和组件广告，其中又以植入广告为首选，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甚至提升用户体验。程炳皓为此下了一道死命令，一个游戏中只能植入一个品牌。

　　而一个广告从构思到最终上线，需要3个月的时间。开心网拥有一个十几个人的广告策划团队，“其实商家对SNS植入广告的接受度比我们通常预期的要快。很多广告客户就是开心网的用户，对网站功能本身就很熟悉，甚至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广告构思。”程炳皓解释道，但每个广告仍需要十分严密的设计，并获得产品部的同意后方可上线。

　　凭借着几近苛刻的标准，开心网的广告植入并没有引起用户的大量不满，反而获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中粮为推广其新品悦活果汁，在买房子组件中组织了种植大赛，并实验性地将开心网作为唯一的推广渠道。在该活动举办的两周内，开心网用户在网页游戏中通过辛勤劳动成功“收获”悦活果汁6885万瓶，该品牌果汁线下实际销售增长了30%。

　　慢工出细活的开心网始终在控制着广告投放量和广告品牌的选择，“我们的广告环境特别好，每个页面上只有一个广告位，不影响用户体验。”开心网副总裁郭巍也深受程炳皓的影响，时刻以用户体验为先。目前，开心网虽没有靠广告收入实现盈利，但已经能够维持公司日常运转，尚无第三轮融资需求。

　　开心网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领域中算得上是异类。在这每分钟都在制造亿万富翁的行业里，在一片融资上市、炒作概念的喧嚣声中，程炳皓却专注于自己头脑中SNS的“游戏、内容、电子商务”的三步走路线，不急于将用户资源变现。他自然是对下一步内容更丰富、游戏也更加规范化的未来，有着清晰的愿景和一笔心中的大账。就像开心网副总裁郭巍说的，“钱对于开心网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没有用户体验做基础，不能将这个平台做到足够大，就只能赚眼前的小钱，而失去未来巨大的财富。”

　　开心网为什么不着急？或许就是因为在程炳皓眼里，别人都太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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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企业涉足物流：是拖油瓶还是救命草

本报实习记者高春燕

　　如今，电子商务企业涉足物流业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曾声称绝不涉足物流业的淘宝，也推出了其大物流计划。虽然淘宝的工作人员“希望该计划能低调实施”，但注定不会如其所愿，各媒体都将镁光灯对准了它。几乎同一时间，京东商城也开始部署其物流战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设物流仓储中心，抢占各地市场。

　　物流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这一点众人皆知。那这些电子商务企业为什么还要扎堆自建呢？

电子商务企业建立物流体系的三种模式

物流是最大瓶颈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购物的主要途径之一，电子商务持续高速发展。根据艾瑞发布的数据，2009年个人网上购物额达到2483.5亿元。电子商务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态势。

　　令人羡慕的增长速度和巨大交易额给电子商务企业带来了名誉和大量金钱，但也带来了一个“甜蜜的负担”——物流。今年6月，京东商城举办“红6月，京东 11年”活动。虽然京东商城事先在增设工作人员和硬件设备等方面做好了应对措施，但短期内迅速增长的订单数量，依然让它有些措手不及：活动后期，一些货物发送延迟，引来消费者一片抱怨之声。虽然京东商城在事后及时道歉，得到大部分客户的谅解，但物流配送服务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不配套，显然已经成为京东商城的短板。不仅是京东商城，目前国内电子商务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物流问题，货物发送时间长、货物丢失或破损、实物与宣传不符等现象屡见不鲜。

　　电子商务要健康发展，需要解决三大瓶颈，即诚信、支付和物流问题。淘宝通过信用评价体系和用户认证体系解决了诚信问题，通过支付宝解决了交易安全问题；京东商城的货到付款服务，不仅让客户无需出家门就能拿到货物，还能使消费者在对货物满意之后再放心地刷卡付账。

　　在诚信和支付问题解决之后，物流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目前，物流已经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瓶颈。淘宝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物流环节的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淘宝网的大物流计划势在必行。”“电子商务的物流环节对管理水平、信息网络质量的要求较高，这是传统物流业无法做到的。”中国新蛋网北京大区经理陈刚表示。

　　“如果没有物流做保障，电子商务的线上交易，尤其是网络有形商品的交易就难以成功。物流业是电子商务的支点，无论电子商务多有诱惑力，没有现代物流体系作支撑，也难以健康发展。”赛迪顾问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咨询中心咨询顾问罗锋告诉记者。

　　国内的现实情况是，第三方物流公司以中小企业居多，企业管理不到位导致了服务质量差、货物配送滞后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代收货款使电子商务账期过长，卖家无法及时回笼资金，这对部分卖家来说影响很大。

　　一边是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另一边是严重滞后的物流服务。于是，各大电子商务企业开始涉足物流，将提升物流服务质量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

三大模式哪种更好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建立物流体系的模式大致分三种，即“自建物流体系”、“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

　　京东商城是自建物流体系的代表。2009年，京东商城开始在全国的主要城市建设物流仓储中心。去年年底，京东商城投资1400万美元建设上海华东物流仓储中心的配套系统，该系统目前已投入使用。但京东商城的野心并不止于此。根据京东商城“亚洲一号”项目的规划，到2011年，京东商城将投入20亿~30 亿元建设一座15万~18万平方米的大型仓储中心。

　　罗锋告诉记者：京东商城实际上只对离客户最近的一公里的物流环节进行建设，城市之间的物流依然交给第三方物流公司。京东商城副总裁张立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解释是：货物投递给客户的最后一公里由京东来做，配送过程可能产生的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而且，京东的工作人员直接与消费者联系，还可以传播企业文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售后服务。这是第三方物流难以做到的。

　　总部位于美国的新蛋网以销售3C产品为主，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后起之秀。由于成本等问题，新蛋网采用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新蛋网拟定了“八大仓全国物流计划”，其中的七仓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在新蛋网总裁邹果庆看来，不仅在一线城市，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新蛋网物流仓储中心建设也将向二线城市扩展；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效率，新蛋网近日与宅急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宅急送的配送站设立新蛋网货物的自提点，由宅急送负责货物配送、货到付款和品牌推广工作。今后，宅急送将为新蛋网客户送货上门，并提供售后服务。

　　在全国企业创新服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江伟华看来，新蛋网这样做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具备建设物流体系的能力，是企业在还不能完全实现门对门业务时的一种战略考虑”。

　　淘宝作为平台企业，制定了大物流计划，旨在提升服务质量。淘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淘宝希望整合各类优质资源，降低商家的社会成本，通过信息化建设，让线上的信息展示与线下的物流配送体系形成良性对接。”

　　淘宝的大物流计划包括物流宝平台、物流合作伙伴体系和物流标准服务体系等三个方面。虽然马云曾宣称不会涉足物流业，但大物流计划的端倪早已显出：2009年底，淘宝与四大物流企业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启动“中国中小企业商务服务伙伴计划”；淘宝网与郭台铭共同出资1亿元投资百世物流公司；2010年3月，阿里巴巴入股星辰急便；2010年6月，淘宝“物流宝”平台上线……近日又有消息传出百世物流将收购汇通快递70%的股权。淘宝之意不言自明。

　　电子商务建设物流体系的三种模式孰优孰劣，谁更能提升企业自身的物流服务水平？对此，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

　　罗峰认为，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物流外包可以使企业集中所有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无需分散精力在建设中转站和仓库上，有利于企业降低管理难度，提升企业形象；缺陷在于企业员工物流服务意识差，回款时间较长。自建物流虽然能为客户提供较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但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巨额资金，电子商务要承担很大风险。而淘宝模式是否能坚持下去，前景还不明朗。

　　对于罗锋的观点，江伟华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三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它们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只要是模式跟企业发展相匹配，就是成功的。所谓优势与劣势是相对而言的，要与企业的发展特点相联系。电子商务在拓展市场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是主要目标，应该将物流外包给第三方；在占领市场之后，物流配送等相关服务就必须能够满足订单数量爆发式增长的需要。

　　江伟华还认为：“淘宝作为平台运营商，实施大物流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希望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与其销售体系、支付交易平台相结合，打通产业链，形成强大的综合实力。从长远看，淘宝战略的发展前景更广阔。”但这种说法罗锋并不赞同：“要让市场来说话。实施大物流计划的背景之一是淘宝的上游产品虽然丰富，但产品和配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电子商务老大的地位能否保住存在不确定性。但大物流计划能否发挥实效，还要看淘宝是否能够解决仓储管理和数据信息安全等问题。马云的运作决定淘宝的大物流计划是否能成功。”

当心潜在风险

　　虽然电子商务企业建立物流体系，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大势所趋。但在建设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不容小觑，需要企业的掌舵人谨慎应对。

　　电子商务原本就是烧钱的产业，加之物流建设需要一次性投入巨额资金，因此融资问题是电子商务企业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虽然从长远看自建物流的运输成本将明显降低，但短期内能否筹集到大笔资金，对电子商务企业来说存在一定难度。目前电子商务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风险投资、商业贷款、政府的金融支持和股票资本等。虽然市场份额、行业排名等都是吸引风险投资的诱人因素，但从更长远的战略发展考虑，企业需要“将上游的产品、下游的消费者吸引到电子商务平台上来，才能增强自己综合实力，提升融资的能力”，江伟华如是说。

　　此外，电子商务和物流是两个游戏规则完全不同的领域。电子商务企业自建物流业，需要承担一定风险，例如缺乏专业人才和管控经验。自建物流是否能在短期内高效运转起来，有待考量。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带动了物流业提升服务水平的自觉性，它们希望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以便分得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市场的一杯羹。由此看来，电子商务企业自建物流体系，要在竞争激烈的物流市场中挤占一席之地，难度可想而知。

　　电子商务市场存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奔跑前行的路上，背上物流这个“甜蜜的负担”对电子商务企业来说，前景到底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手记

要打造网络版沃尔玛并非易事

　　京东商城总裁刘强东曾表示，京东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网络版的沃尔玛。

　　沃尔玛的产品之所以能够物美价廉，是因为其强大的物流配送体系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

　　沃尔玛具有统一明确的配送目标和物流服务理念。各部门成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任务目标，准确高效地完成作业，并向下一环节推进。此外，沃尔玛配送体系的高度灵活性，系统性思维及统筹运作，使其能够实现多批量、少产品的及时送达。

　　由于运输条件有限，沃尔玛对产品的选择也和其物流体系相协调，其销售的产品多是体积适中、方便运输的产品，对仓储和运输的专业性要求不高。

　　沃尔玛的成功经验，对刚刚涉足物流业的电子商务企业来说，确实存在一定借鉴意义。国内的电子商务企业须将物流服务作为战略发展问题统筹规划。物流体系能否跟上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决定了电子商务企业能否成为网络版的沃尔玛。如果不能满足，电子商务的沃尔玛梦想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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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成为商务人士新宠：财富100强公司大量使用

导语：国外媒体今天发表分析文章称， iPad在商业领域有着不错的表现，因其解决了iPhone等消费电子产品不适合商业应用的一些问题，现在许多公司开始大量购买iPad。

　　以下是文章全文：

　　财富100强大量使用

　　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时，其商业应用前景并不被人们看好。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Pad在商业领域却有着不错的表现。

　　iPad解决了iPhone等消费电子产品不适合商业应用的一些问题。因此，现在许多公司开始大量购买iPad。

　　比如，芝加哥的Sonnenschein Nath & Rosenthal律师事务所在四月iPad发售日之前就已经预定了十台，而此前iPhone刚刚推出时就被这家律师事务所禁止使用。

　　Sonnenschein Nath & Rosenthal应用服务主管迈克尔·巴纳斯(Michael Barnas)说：“我们认为我们对iPad的了解已经足够多了”。公司技术部门已经为50多名使用iPad的律师提供访问内部系统的权限，并打算明年将iPad用作笔记本的替代产品。

　　苹果公司表示，截至六月底，iPad的销售量已经达到300多万台，部分归功于企业对iPad的使用。苹果COO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自己非常惊讶地发现半数“财富100强”企业正在测试或者部署使用iPad。

　　iPad有超过1.1万个应用，其中500多个是为iPad量身打造的商务软件。思杰系统(Citrix Systems)公司推出的一款免费软件能让用户通过iPad访问公司内部系统，这款软件已经被下载超过14.5万次。

　　Forrester Research分析师Ted Schadler说：“每位IT人士都想拥有一台iPad，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亲手使用iPad。”

　　由于担心企业资料和内部系统的安全受到影响，企业往往会出台规定，禁止使用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包括便携存储器和基于Web的电子邮件。不过许多员工无视规定，仍然使用这些工具。Schadler表示，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工具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很多情况下，IT部门最终会放宽规定。

　　iPad商业应用的优势

　　不过，企业对iPad比较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iPad技术的充分认知。iPad的操作系统与iPhone一样，但增加了许多商务功能。

　　iPhone起初面临的障碍是不兼容微软Exchange邮件软件，而该系统恰恰是整个商业世界的重要工具。而且，当信息被盗或遗失时，管理员也无法通过该手机远程删除数据。

　　后来，苹果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仅使公司能够在iPhone上对信息进行加密，也为企业员工连接企业网络提供了安全的途径。目前，最新版的iPhone和iPad操作系统增加了一些功能，使企业可以分发内部开发的应用，而无需经过苹果的应用商店。

　　iPad的价格从499美元到829美元不等，低于大多数企业购买笔记本电脑的价格。而且在某些工作场合，他们的优势甚至超越了笔记本电脑，例如员工需要站立办公时，或者做示范演示时。

　　比如，梅赛德斯-奔驰金融公司(Mercedes-Benz Financial)已经为一些经销商配备了安装有自有应用的iPad。当顾客站在汽车旁边时，工作人员就可以进行信贷申请操作。

　　医疗行业的应用

　　博士伦公司为其销售人员开发了iPad应用。该公司宣称，在iPad平板电脑上市后的一周半时间内，已经有约50名员工开始实地使用iPad。

　　iPad的卖点是启动速度远胜于笔记本电脑，并且电池更加持久。博士伦公司的全球技术应用副总裁西蒙·伍兹(Simon Woods)表示：“在客户面前，他们没有很多的时间。”

　　加州保健公司Kaiser Permanente的IT经理Sean Chai表示，三年前iPhone手机刚推出时，大家对其能否成为商务工具表示怀疑。

　　但当iPad推出时，Kaiser Permanente预订了两台，此后便在3.7万平方英尺的的技术实验室对其进行应用测试。迄今为止，主要应用包括查看X射线和CT图像，并且可以通过访问一个由电子记录系统制造商开发的iPad应用，获取医疗记录。

　　Kaiser Permanente还测试了一款专门为医疗机构设计的平板电脑，但迄今为止，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iPad。Sean Chai表示，iPad并不是专门为医疗行业设计的，但对医机构来说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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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创始人创业故事：性格内向随性而行

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

导读：国外媒体今日发表文章，讲述了Twitter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的创业故事。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圣路易斯附近的一座小城，一个叫杰克·多西(Jack Dorsey)的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他父亲的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在用一台老式的IBM个人电脑自学编程。

　　当时，这个后来创立Twitter的男孩正试图做一副纽约生活地图。打小开始，他就对纽约的城市风情着迷，那里的汽车声、人声和商业区的喧闹声使城市鲜活，也令小多西无比向往。他想把这一切都搬到电脑上，于是，他开始照着纸质地图的街道和街区在电脑上一步一步描绘，然后用浮点给繁华的街道作标记。

　　“城市让我充满激情和向往。只是在里面随便走走，我就能体验到城市的活力和生命。”33岁的多西回想道，“所以我想把它们刻画出来。”

　　但问题是：想象的泡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多西做的很多事都只是随性而行。自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多西每天都花费很多时间做那些浮点，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同时组织城市交通、人流和商业活动。

　　多西花了很多年编写用于调度出租车、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软件。此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可以让人们随时随地更新日常活动信息的通讯工具：Twitter。去年底，他又创立了移动支付公司Square。如果Square取得成功，它将重新定义小型企业和客户的互动方式，为城市和全球范围的现金流动提供便利。

　　当然，多西的一些梦想泡沫也曾破灭过。他曾被要求辞去Twitter的领导职务，这让他很伤心，因为据知情人士透露，对多西而言，Twitter如同自己生活梦想的终极表达。而Square的命运尚未可知：尽管竞争者都想抓住类似机遇，但Square在创业初期的运行并不顺利。

　　Twitter的高额股份

　　知情人士透露，随着Twitter市值逼近15亿美元，多西的股份价值达到1亿多美元。但多西不喜欢谈论钱财，他说，他从Square领工资，但仅仅是用来交健康保险而已。

　　单身的多西常常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居无定所，但他在纽约租了一套住房。当他在旧金山期间，他就住在一个独立的商业区内。

　　他是慈善活动的常客，常常利用自己的产品宣传慈善并为“慈善·水”和“社区临界点”这样的慈善活动募集资金：前者专门为第三世界的人民打水井，后者致力于抗击海湾地区的贫穷。

　　人们说，多西最大的特点是安静。他说话的声音柔和，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时不时会沉默一阵，几乎从不大声感叹。多西认为，这和他小时候患有言语障碍有关。

　　“小时候，我在脑子里拼读出了我要说的话，但它们总是不能自然而然地从我嘴里说出来。”多西说。“当我需要立即说话时，这个问题就困扰着我，因为我想确保我说出的每一个词都完美无缺。”

　　为了克服这个毛病，多西去找治疗专家，还主动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这种直面问题并寻找办法的解决方式也是多西处理其他生活问题的方法。

　　多西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多西一家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地方都住过，其中最靠西的地方是丹佛，但在圣路易斯居住的时间最长。多西的父亲是一名医疗设备工程师，他常常要到处奔波参与推广活动，时不时还要找新工作。

　　每当一家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多西总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处转悠，或者到处步行溜达，花很长时间了解周围的一切。

　　“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母亲玛西娅·多西说，“他喜欢认路，让自己熟悉不同的地方。”

　　多西对城市及其基础设施的痴迷源于他的成长经历。每当一家人在圣路易斯住下来，多西总是不厌其烦地带着两个弟弟去铁路站场拍照。有一次，当他从欧洲回到美国，他的包里装着数百张付费电话和火车照片。

　　多西说，如果当初他不是想把自己对城市的痴迷用电脑表达出来，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最初，他从电子公告牌系统中查阅数据，然后在电子地图上用浮点标记出警车、送货车和消防车的移动路线。

　　“不知不觉，我一下子就有了城市运转的丰富图景。”多西激动地说，“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地图。”

　　强大的编程能力

　　在年仅15岁的时候，多西就开始了作为程序员的工作：在Mira数字发行公司做实习生。当时该公司正争分夺秒完成客户的一个项目。多西第一天进入公司就拍了拍老板吉姆·麦克尔维(Jim McKelvey)的肩膀说：“Hi”。

　　麦克尔维嘟哝着说一会儿再去找他，然后就回到工作站开始一天的忙碌。45分钟后，麦克尔维起身去上卫生间，他发现多西仍然站在原地不动。在将近一个小时时间里，这个年轻人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但多西的沉默寡言很快就被他超强的编程能力掩盖，他总是能按照麦克尔维的要求完成任务，表现出非凡的紧凑代码编写能力。不久之后，多西就成了很多30多岁员工的上司。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多西此时的头衔是什么。对此，麦克尔维回答说：“夏季实习助理。”

　　世界上第一条Twitter信息

　　纽约调度管理服务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格雷格·基德(Greg Kidd)也注意到了多西的编程才华，但他是“被迫”发现的。

　　20世纪90年代末，多西发现了该公司网站的一个安全漏洞，于是他找到这家公司高管的电子邮箱清单，并向基德发出一条信息，给后者提出修复漏洞的建议。

　　这是一个找工作的完美计划，但也有可能让你蹲监狱。幸运的是，基德选择了前者，他聘用多西编写调度软件。为了这份工作，多西从密苏里科技大学退学，进入纽约大学学习，但在还有一学期就能拿到学位的时候，他又退学了。

　　2000年前后，多西帮助基德创立旧金山网络调度公司dNet.com。该公司在网络大爆炸中倒闭后，多西在各地辗转了数年时间。后来他开始从事合同程序员的工作，同时学习按摩疗法。

　　直到2005年底，多西才又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当时他在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联合创始的播客( 视频分享)公司Odeo工作。

　　但该公司前途渺茫，于是多西决定重拾多年以来憧憬的梦想：开发一个能够让人们共享实时个人信息的系统，为了便于手机用户使用，一条信息仅限140个字。

　　多西和Odeo创意总监比斯·斯通(Biz Stone)用两个周时间做出了一个系统原型。2006年3月21日，多西在@jack上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条Twitter信息：“Twitter刚刚成立。”

　　担任不同职位

　　2007年4月，在一个声势浩大的成立仪式后，多西、威廉姆斯和斯通开始正式运营Twitter，公司CEO由多西担任。

　　经过数年的发展，用户发布的Twitter信息从2007年初的每天5000条增加到现在的每天7000万条。人们通过Twitter更新自己的活动信息、分享新闻、愉悦粉丝。如此喧闹的景象是多西孩童时代制作的电子地图所不曾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三位创始人的人气也急剧飙升，堪比摇滚明星。斯通出现在了美国喜剧中心频道的“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节目，威廉姆斯受邀担任“奥普拉·温弗瑞脱口秀”的嘉宾，多西受邀为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圣路易斯红衣主教队(多西喜爱的球队)与芝加哥小熊队之间的比赛开球。

　　2008年底，多西与威廉姆斯正式交换职位，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但有知情人士透露，多西当时曾因交流问题和对公司发展方向有异议被要求辞职。

　　在谈到多西变更职位时，斯通拒绝透露这个决定是否出于自愿，但他表示：“我从未将这个决定看作他离职、下台，而是进入一个不同的角色。”

　　多西也拒绝谈论此事。当被问到他担任CEO是否有不足时，多西回答说：“交流是第一位的，内部和外部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个人也是如此。”

　　在Square承担风险

　　Square由多西和麦克尔维在去年底创立。公司成立时引起了多方关注，科技媒体争相报道，业界给出的评估价值也很高。以风投公司Khosla Ventures为首的第一轮融资就为Square带来1000万美元。据悉，参与投资各方对Square估值4000万美元。

　　Square提供的服务让用户可以借助一套简单的外接设备和相应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使用信用卡。通常，小企业必须申请商业账户才能处理信用卡，这就要求企业先期支付一笔费用，还要支付月费和每笔交易的手续费。但Square免除了申请程序，且只收取交易手续费。

　　“到目前为止，小企业使用信用卡的程序很繁琐。”Square、Twitter和Odeo的天使投资者隆·康威(Ron Conway)指出，“所以Square的市场必将扩大。”

　　然而，目前为止，Square并未一一兑现它给出的承诺。按照原计划，其产品应在2010年初就推出，但产品发布先后被硬件生产问题和信用处理及风险问题延误。

　　没有商业账户，信贷行业就无法评估客户的欺诈风险。

　　“这怎么可能实现呢？”互联网数据中心金融业务分析师艾伦·麦克费森(Aaron McPherson)说，“免除商业账户就如同引诱犯罪。Square提供的服务被过分夸大了，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以多西的名声作基础。”

　　多西承认，Square必须承担超出平常的风险，但他指出，他们将会研发能够快速检测不当交易行为的软件以解决这个问题。

　　正当Square的早期客户等待享受服务的时候，几个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提供借助智能手机获取信用卡的工具，其中包括Intuit公司和VeriFone系统公司。这些公司仍然使用商业账户，而且已经在信用领域拥有长期关系网络。

　　Javelin战略研究公司支付研究总监贝斯·罗伯特森(Beth Robertson)指出，业内普遍认为，Square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理解支付业务复杂性时未免有些天真。”罗伯特森说。

　　非凡的洞察力

　　密切关注多西职业生涯的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杰出的编辑，擅长优化软件或概念；相比谈论问题，他更愿意着手解决问题；他或许缺少人际交往技巧，但他的社会洞察力是非同寻常的。

　　“杰克知道，人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交流方式。”Square投资者和顾问基德说。“Twitter将传媒民主化，而Square将支付方式民主化。”

　　斯通也认为，多西拥有艺术家的头脑。

　　“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他参与制造的一个巨型产品。”斯通说，“他曾经在Twitter上说，一个人可以用140个字改变世界。他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一斑。”

　　但公司创始人被职业经理人取代是很常见的事。发现市场机遇的创造性眼光不足以让一个创始人管理好一家公司。

　　当被问到他的履历是否说明他更擅长创造产品而不是管理企业时，多西并没有像常见的硅谷CEO那样表现出很不服气的样子。他说：“在你真正投入实践并有所发展之前，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成长、进步，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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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不到杂志

一.关于偶尔收不到某一期杂志

1.系统出错，没有送达！（系统同志长年无休任劳任怨,偶尔发点小脾气，望大家谅解一下）

2.看官的邮箱服务器屏弊了某些敏感字，导致邮件无法送达。

（终极解决方法：跟你们的电脑部GG多聊聊天拉好关系，帮你开通，

此方法名花有主的MM慎用，不然后果小生概不负责^_^!）

3.看官的邮箱服务器阻止接受附件的某些格式造成！(比如exe文件)

(终极解决方法：参照第二条)

4.有些免费邮箱被误认为垃圾邮件被阻止或转入垃圾邮件箱内！

（解决方法：用outlook等第三方接收软件的看官，请上网到垃圾邮件箱里找一找,

顺手把我们的邮箱地址加入“安全发件人名单”中）

二.关于长期无法接收杂志

1.如果你使用的是公司邮箱，请更换其它免费邮箱！然后把订阅的免费邮箱设置自动转发到您的公司邮箱或直接使用免费邮箱。

推荐网易系列邮箱/gmail/qq/139邮箱设置自动转发。

网易系列邮箱自动转发设置方法。

2.如果你使用的是是网上的免费邮箱，请把我们的邮箱号加入“安全发件人名单”中！
如还是不能正常接收，请换一个免费邮箱再次订阅！

另外请大家的邮箱不要设置收到来信自动回复的功能！

这样会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我只好把这类的邮箱设在黑名单中，

等你真要联系我时，我也看不到你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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