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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7, 2022, 9:04:10 PM4/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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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拿欧洲没办法?先看贸易数据吧

慢下来的货车再提速,2000万货车司机经历了什么?

最大规模毕业潮来临,1076万毕业生的抉择

俄国防部:俄军击落一架载大批西方武器的乌飞机

以岭药业回应王思聪:从未表示世卫推荐连花清瘟

杨笠疑遭人身威胁 笑果文化回应:会加强安全防范

赵睿批评广东队年轻球员:不努力就从广东离开

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日企输给了中国企业

中国市场留给耐克、阿迪的时间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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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拿欧洲没办法?先看贸易数据吧

  “俄乌战争影响欧洲对华立场,中国外交政策面临挑战。”4月15日,《纽约时报》以此标题发表文章,认为中欧因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同,双方关系将变得困难重重,颇具挑拨意味。

  4月16日,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发文,也就当前中欧关系和未来走向提出观点,看法则与美媒不同。报道指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可无论欧洲决策者如何尝试多元化,中欧双方的贸易关系都将很难被打破。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按欧元计,欧盟与中国2020年的货物贸易总额为5879亿欧元,2021年为6955亿欧元,而相比之下,欧盟与美国这两年的货物贸易总额则分别为5562亿欧元和6314亿欧元。

  报道还援引专家指出,“短期内,就算中欧贸易将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如果非要说受到俄乌冲突何种影响,那是源自铁路运输、技术和后勤保障以及能源供应等因素。

美媒挑拨中欧关系,港媒不认同

  在《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中提到,对于中国而言,欧洲本应该是西方世界里“容易对付”的那一方,在军事实力和意愿上都不抗拒中国的崛起。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随着欧洲重新评估自己的安全需求以及观察到中方的态度,这场冲突可能带来潜在的深远影响。

  而文章提到的所谓的“深远影响”是,从长期来看,欧洲对于地缘政治的新关注点以及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可能逐渐演变成对中国的更敌对立场,尤其是如果中国继续靠近俄罗斯,保护其免受西方经济制裁影响的话。

 报道还援引荣鼎咨询驻柏林分析师诺亚·巴尔金(Noah Barkin)的话挑唆称,欧洲对中国变得态度强硬已有五六年,而如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欧洲人意识到中国也许不再是“合作伙伴”,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威胁”。

  文章还举例,欧盟和英国已在包括涉港、涉疆和涉台等问题是批评中国,但全然不提这些交锋的根源在于美欧国家无端指责中方,并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纽约时报》还借4月1日举行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挑拨双方关系,声称双方对于俄乌冲突的用词和立场都不同,并唱衰称,这次峰会并未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宣布什么振奋人心的投资项目。

  对于《纽约时报》作出的这一论调,港媒《南华早报》4月16日也发文分析了当前中欧关系。与美媒所宣称的不同,这篇报道首先就指出,虽然中欧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不同而出现一些“小紧张”,但专家们认为,中欧贸易不太可能会脱钩。

  原因就在于,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牢不可破,以及供应链多元化从现实面来看是显得不切实际的。

  中欧贸易联系紧密

  得益于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强劲需求,中国在2020年至2021年超过美国成为了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实际上,欧盟也在今年前两个月超过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根据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前两个月被欧盟反超的东盟又“卷土重来”,力压欧盟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尽管中欧贸易蓬勃发展,但双边关系在过去两年变得紧张,谈判已久的中欧投资协定也于去年5月被冻结。”《南华早报》并未回避一段时间以来中欧关系所遇到的困局,也提到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欧双方确实立场不同。

  “短期内,就算中欧贸易将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亚太项目副研究员王爵(Jue Wang,音译)表示,如果说中欧贸易受到俄乌冲突影响,那是因为铁路运输中断、技术和后勤保障问题以及能源供应的因素。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Asia Global Institute)代理所长邓希炜则认为,鉴于中国仍是电脑、家用电器和手机等制造业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俄乌冲突并不会“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供应链多元化有难度

  尽管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但在欧洲,有关让供应链从中国转向多元化,以提高自给自足能力的讨论正加速进行。当地时间4月12日,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还声称,世界各国正在努力促使供应链多样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我认为即使欧盟希望减少依赖,但现实情况是,许多欧洲企业仍致力于中国市场。”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尼克·马洛(Nick Marro)认为,无论欧洲政策制定者如何尝试多样化,中欧商业联系都将很难被打破,中国仍是极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心,竞争对手很难匹敌。

  《南华早报》援引专家的话称,近年来,要求(欧盟)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政治压力在大幅上升,俄乌冲突增添了新的挑战。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的马尔杰·威夫拉尔斯(Maartje Wijffelaars)表示,如果欧盟愿意向陆上供应链支付更多费用,就有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她话锋一转:“主要问题是,欧盟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在岸。此外欧盟需要中国提供广泛的稀土和其他一些关键原材料,用于绿色能源转型和其他多种用途。”

  针对当前中欧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两大全球力量,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合作共识,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也为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关于乌克兰问题,赵立坚重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判断。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缓解局势、推动和谈、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决定自身外交政策,不应强迫别人选边站队,不应采取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尤其要抵制冷战思维阵营对抗。中国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对这一问题持相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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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下来的货车再提速,2000万货车司机经历了什么?

  四月中旬,再次从江苏徐州下高速时,货车司机时师傅发现,不用像半个月前那样花上五六个小时来排队了。“不带星的车可以直接下高速,经过中高风险区、带星的车也可以下,但是得贴封条,出示24小时内核酸报告,以前是不让下的。”他告诉出行一客(ID:carcaijing)。

  变化是从4月中上旬开始的。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力畅通交通运输通道,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此外还提出了一揽子财税金融政策。

  自3月新一轮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多地采取了不同限行措施,减少的收费站和服务区,频繁查验的通行证、健康码和核酸报告等等,令有的货车滞留在高速下不去,有的货车则停驶在当地出不来。

  中国有2000万左右的货车司机,承担着全社会七成以上的货运量,货车一旦慢下来,传导到整个供应链则是供应商交货时间延长,公路货运降幅扩大,货物枢纽吞吐量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分别为46.5%和45.2%,均为2020年2月疫情爆发以来新低。

  当贴满封条的车门成为货车司机“穿越防线”最好的证明,一场提速行动也在发生。既有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国家队”的身影,也有货运平台、车企等社会力量参与。

  交通运输部三令五申之后,高速的通行情况有所好转。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14日24时,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396个,占收费站总数的3.67%,比4月10日减少282个,下降了41.59%;共关停服务区140个,占服务区总数的2.12%,比4月10日减少224个,下降了61.54%。

  这场蝴蝶效应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影响各方的?出行一客(ID:carcaijing)试图通过货车司机的视角,去记录正在和已经发生的一切。

  跑不起来的货车

  福建泉州市鲤城区池峰路,货车司机向师傅已经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也吃了一个月的咸菜配稀饭,还是一天一顿的那种。

  一个月前的3月13日晚,向师傅将货物送达泉州之后,发现自己的行程卡带上了星号。这天夜晚,泉州市召开了新冠疫情防控第一场发布会,会上通报了9例本土确诊病例,还将3个区域划为封控区。一时间,泉州各区相继发出了通告,如开启核酸检测,暂停聚集性活动,中小学转为线上教学等等。

  “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向师傅说,行程卡一旦带了星号,即使上了高速,在福建省内的各高速路口也下不去,“带星一律劝返”。跑去省外则有被就地隔离14天的风险,隔离期间费用自理不划算。退一步来说,货车司机靠拉货赚钱,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空车上高速,徒增高速过路费和燃油费。

  再三考虑之后,向师傅决定原地“躺平”,没想到在车里一“躺”就是一个月,“我已经一个月没洗澡了”。

  以高速收费站为界,如果说向师傅们的货车是上不去,那么有的货车则是下不来。

  一部分货车堵在了数量有限的高速收费站出口。截至2022年4月12日24时,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共关闭收费站517个,占收费站总数的4.79%。其中辽宁关闭了173个,江苏关闭了129个,山西关闭了74个。

  繁琐的查验流程也让每辆货车的过关卡耗时更长。以往收费站要做的只有发卡、收卡、扣费,现在则要查验车辆通行证、查验司机个人健康码、行程卡、48小时或者24小时核酸报告、为货车贴封条等等。

  繁琐的程序背后,是货车司机正在成为各地的防疫对象。3月以来,内蒙古、浙江、四川、北京、山东、河南、广东等地均有货车司机确诊。浙江省在4月6日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物流园、批发市场等地成为疫情发生地,跨省流动的大货车司机等人员容易成为疫情传播的重要因素。

  长时间的排队还衍生了其他问题,比如司机的48小时/24小时核酸报告过期,排到眼前时通行政策变化了,从“绿码带星可通行“变成了“带星均不可通行””等等。

  等核酸报告出结果,等通行政策变动,等行程卡不带星……陷入等待的日子里,这些司机和货车一起“堵”在服务区或应急车道。

  但服务区在减少,停在应急车道也随时有被驱赶的可能。截至2022年4月12日24时,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共关停服务区283个,占服务区总数的4.28%。其中江苏关停57个。“光排队进服务区的队伍都有几公里长”。碰到需要休息又找不到服务区的时候,货车司机只能临时停在应急车道。“但有时候你刚停下,高速交警就来了,让你把车开走。”周师傅说道。

  跑不起来的货车,令司机们的饮食生活成了问题。停在泉州市内的向师傅,靠着车内常备的十几斤大米和临近的河流撑了近一个月,这算是幸运的情况。停在高速上又物资不足的司机,只能靠人“接济”。据河南广播电视台报道,一位停在杭州高速上的货车司机向桥下路人求助,最终通过绳索隔空“吊”上物资。

  层层关卡的蝴蝶效应

  各地高速公路扇扇翅膀,货车开始从高速变慢跑,这一部分是被高速收费口的各种查验程序拖累,另一部分则被程序背后的隐形要求偷走。

  首先是通行证。这是每个货车司机都提到的高频词汇,也是许多货车驶下高速的必要条件。

  据周师傅介绍,不同地区的通行证需要下载不同的App,自己的手机上已经下载了三四个。通行证的信息构成大同小异,需要货物送达目的地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联系人电话,货车司机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行程卡、健康码、核酸报告。双方信息填写完毕后在线提交当地有关部门进行审核。

  不确定性出在通行证的审核时间和频繁变动的政策上。

  4月3日,周师傅申请了4日苏州的通行证,按照以往的经验,苏州当地的通行证审批需要一天的时间,所以要提前申请。按照3日的政策,行程卡带星的周师傅可以顺利拿到通行证下高速,只需等待即可。但第二天迟迟没有结果,询问得知一夜之后政策变化,行程卡带星无法在苏州下高速。“我明明是头一天提交的,可还要按最新的政策来。”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周师傅和收货方约在了某个高速服务区,收货方派来了一辆货车将这批货物接走。周师傅则开着空车在高速上寻找下一个合适的订单。

  有些情况下,空车是被当地收货企业送上高速的。“这是为了让货车司机在高速出口和卸货地点之间两点一线不乱跑,让你卸了货就赶紧回到高速上”。货车司机牛师傅解释道。

  4月11日,往常州运货的牛师傅便遇到了这种情况。按照常州当地的规定,货车在此下高速不仅需要通行证,还需要当地收货企业派人携带企业公章等证明材料,前来高速路口接应。卸完货之后,企业方还需连人带车一同送上高速,并拍照上传系统。“根本不给你在同城装货的机会,只能开空车走”。牛师傅说,自己原本接到的同城订单只能取消。

  收货企业负责人对牛师傅的遭遇表示同情。“现在确实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想这个样子,但如果被查到了,我们公司也会受到处罚。”最后,企业答应额外付给牛师傅1000元,算是对他损失订单的补偿。

  “如果所有的司机都是卸完货被送上高速,卸完货被送上高速,那高速路还是高速路吗?就成停车场了。这样当地怎么可能有空车。”周师傅向出行一客(ID:carcaijing)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这陷入了一种循环:下高速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有接收单位,但没有拉货的空车便意味着没有接收单位,因此无法下高速。在高速上寻找订单,在服务区等待装货,几乎是周师傅们下高速的唯一方式。有些地区要求更严格,江苏无锡的收费站要求必须是当地车牌和当地司机才能下高速,“相当于到无锡的货都不能了。”周师傅说道。

  层层关卡下来,变慢的不仅是货车,还有整个供应链。

  首先是供应商交货时间延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制造业和制造业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分别为46.5%和45.2%,均为2020年2月疫情爆发以来新低;公路货运降幅扩大:3月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日均值为109.7,同比下降2.6%;货物枢纽吞吐量增速放缓:截至4月7日,全国主要公共物流园区吞吐量指数日均值为74.1,同比下降37.3%。

  物价也在随之上涨。国家统计局3月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显示,鲜菜价格由2月下降0.1%转为上涨17.2%,鲜果上涨4.3%。

  此外,因疫情原因导致的司机和货主之间的纠纷也在增加。满帮集团表示,3月以来,旗下货运平台每日纠纷量数百起,司机因装卸地封城/封路,要求核酸报告造成无法装卸货放空/压车/迟到/货物损失等与货主发生纠纷,进一步影响运输效率。

  暂时涨起来的运费

  今年初以来,浙江、江苏、深圳、吉林、上海等地先后出现疫情,部分城市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通行措施,当地可用的运力资源也受到影响。

  影响到底有多大?“若一个城市全面‘封城’一个月,货运流量将减少54%;若仅局部’封城’,即只封锁一个或几个行政区,货运流量减少将低于20%。”3月中旬,来自清华大学等五校的经济学者联合发表《封城的经济成本有多大》得出上述结论。

  哪里能用的货车少,哪里的运费就跟着涨。以往货车的运价基本按照运输距离、货车大小、货物重量计算收费。如今成了“想要多少要多少,只要对方愿意给,你愿意拉就行。”

  江苏常州至常熟140公里的路程,周师傅9米6长的货车单程运费在1200元左右,但3月底至今,运费已经涨到了1900元左右。周师傅说,以往一天可以跑两趟,现在三天才能跑两趟,运费涨价在所难免,“不然时间都浪费了。”

  目的地是上海的运费更是涨到“天价”。在货运平台运满满上,南京、扬州、连云港等地发往上海的货运订单,最高运费均超过了万元,这些地方距离上海从100公里至300公里不等。满帮集团告诉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发往上海的运单4月以来运价环比3月上涨3倍-5倍,运力极度紧张。

  周师傅放弃了前往上海赚取高运费的机会。“你这趟去是赚钱了,你接下来的半个月还过不过?可能出不来被隔离。风险太大了,我宁愿辛辛苦苦在别的地方干半个月。”

  货车少是造成运费高的其中一环,而不断做核酸检测产生的附加费用,因绕路高风险地区增加的运输成本,都在环环相扣循环往复,让运费涨了起来。

  但从更长的周期来看,运费变低,许多司机对收入不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57.5%的司机月均收入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六成司机对目前的收入情况不满意。

  2020年,从苏州到广州1400公里,9米8长的货车运费在7至8千元,2021年则降至4至5千元。这是周师傅曾经常跑的长途线路,运费高时他可以一路上除了加油基本不下车。但运费减少之后他已经从长途转为短途,寻觅了新的路线。”那个时候赚钱可以这么拼命,现在不值当了,跑短途少赚点,人和车都没那么累。”

  网络货运平台压价是影响司机收入的因素之一。调查报告显示,超五成货车司机通过网络货运平台找货,而这其中又有78.8%的司机认为货运平台存在压低运价行为。此外,38.1%的货车司机反映平台收费较多,存在收取运输押金、保证金、技术服务费等项目繁多,一些平台随意调整会费标准。

  开了二十多年货车的向师傅,还在怀念上世纪90年代的运价。那时候,4米2长的货车每公里运费有十几元,如今,这个价格只能在8米6甚至更长的货车中才能实现。但向师傅还打算继续开下去,“没办法,我已经几十岁了,别的也不会做,赚点生活费就行。”

  多方助力,货车提速

  因为各种原因跑不起来的货车,有了一些新希望。

  4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严禁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要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切实保障重点物资和邮政快递通行。此外还提出了一揽子财税金融政策。

4月12日,交通运输部和银保监会纷纷响应。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进一步统筹做好公路交通疫情防控和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对本区域公路防疫检查点设置、收费站和服务区关停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复查,对不符合要求关停的,要立即恢复正常运行,确保4月15日前整改完成。

  银保监会则出台六大金融举措,提出对于货车司机因疫情影响偿还汽车贷款暂时存在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视情合理给予展期或续贷安排,帮助渡过难关。每月偿还7000元车贷,周师傅已经连续还了近三年,当他得知银保监会的政策后,打算看看这个月的收入情况,再来决定要不要申请延期偿还。

  面对更具体的问题,诸如保障滞留司机饮食,及时掌握各地通行政策等,车企和货运平台都在暗自发力。

  4月7日,一汽解放客户开发维护部收到解放J7车主任师傅的电话:“您好,我是一名解放用户,目前在江苏淹城服务区,这几天车上的食物吃光了,请问可以帮助我们吗?”这是一汽解放推出的车主关怀服务。一汽解放告诉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如果车主遇到困难,本地可以拨打经销商或服务站电话,外地可以拨打一汽解放的全国客服电话进行求助。4月8日上午,任先生和爱人收到了一汽解放送来的食品和防疫物资。

  为方便货车司机及时掌握各地疫情动态与路况信息,货车司机社区平台卡友地带和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均推出了新功能。卡友地带推出了防疫出车助手。卡友地带告诉出行一客(ID:carcaijing),相关信息的更新一方面靠专门引入的第三方团队,另一方面则是由货车司机自己上传,系统进行收录。满帮集团旗下的货运平台运满满和货车帮,则推出了疫情速报和货运绿色通道预约提醒等服务。

  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的通知下发后,满帮平台注册司机时师傅发现了一些新变化。以往需要排队五六个小时才能在江苏徐州下高速,如今不再堵车,“途经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卡带星的货车也能在这里下高速了,只要出示24小时内核酸报告就行,以前是不让下的。”

  交通运输部发布,截至2022年4月14日24时,共关闭收费站396个,占收费站总数的3.67%,比4月10日减少282个,下降了41.59%;共关停服务区140个,占服务区总数的2.12%,比4月10日减少224个,下降了61.54%。

  在泉州停留了一个月的向师傅也等到了好消息,他所在的区域可以自由活动了,部分门店也开始营业。向师傅说,自己昨天买到了肉和菜,“这次可以吃得好一点了。”下一步,向师傅打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订单,让货车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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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规模毕业潮来临,1076万毕业生的抉择

  过去每一年,毕业生的总量都在创新高,今年首次迈入了千万人时代。眼下,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即将离开校园,除了考公、考编、考研、延毕等等,还有大部分将直面就业市场。

  每经记者 吴林静

“规模、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最近几年,每到“金三银四”总有“最难就业季”的感慨出现,今年似乎更为艰难——

  根据教育部此前的发布,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

  事实上,过去每一年,毕业生的总量都在创新高,今年首次迈入了千万人时代。眼下,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即将离开校园,除了考公、考编、考研、延毕等等,还有大部分将直面就业市场。

  “千万大关”何来?

  应届高校毕业生既包括了专科生、本科生,也包括了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个群体从“百万”涨到“千万”,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

  大量的毕业生,来源于大量的高校入学录取人数,也就是俗称的“扩招”。1999年,高校扩招正式启动,那时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到百万。

  随后20多年,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每一年总量都在“创新高”。以至到了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规模突破“千万”,较10年前增长了58%,是刚刚跨入21世纪时的11倍多。

今年迈过千万大关,相比去年猛增167万人。增量从何来,回溯他们入学的年份,可以看出“迹象”。

  首先是高职院校,扩招了“百万”。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的全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这是距1999年大学扩招20年后,高等教育再次大规模扩招。

  这个消息涉及当时1418所高职院校,消息背后牵涉职业院校的各项改革,本着培养“工匠”人才的初衷扩大招生规模,一度让人感慨“高职的春天来了”。

  也是在2020年,疫情袭来的第一年,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首次突破“百万”。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研究生招生110.66万人,比上年增加19万人,增长20.74%,其中大部分贡献来自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也不少,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当年博士生招生较上一年增长13.86%,扩招幅度是2003年以来最大的一年。

  2到4年之后,这些莘莘学子毕业,集体推高了2022年前所未有的毕业潮。

  考公考研“热潮”

  毕业在即,摆在他们面前的通常有几条路,其中主流是:考公(编)、考研(博)、就业。正因为今年千万级的庞大基数,也造成了考公、考研路的“拥堵”。

  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高校毕业生秋招行情》显示,超半数的本科毕业生表示有考研的打算,近三成的研究生会考虑继续读博。毕业后深造的人数呈上升趋势。

2022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457万,相比2021年,增加了80万人。有统计显示,“最热之一”的深圳大学,报考人数达到了近三万人。其他双非院校,报考人数都平均上涨了50%。这里面既有应届毕业生,往届生的占比也在明显上升。

  但是,2022年招生人数在110万左右,相比去年只增加了5万人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今年有近3/4的考生落榜。

  圆圆(化名)就是落榜的考生之一。作为一名二本的应届生,她对今年的考研分数线评价是:“卷得太厉害了!400分以前都可以读清北复交了,今年连复试都进不了。”所以,当今年3月分数线一公布,圆圆和室友们都各自回家了,“重新复习,明年再考吧,学长学姐们也不是一次就考上了的”,言语间透着一股新的斗志。

  除了考研,还有考公。

去年10月,2022年度的“国考”报名开始。这次公告比往年多了一句话:市(地)级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录高校毕业生。国考向应届毕业生有所倾斜。

  亦有培训机构统计,2019年-2022年度,国考仅面向应届生的岗位占比,从39%升至58%;国考仅面向应届生的人数占比,从42%升至67%。

  即便如此,这条路依然拥挤。一些曾经嘴上说着“我一定不考公务员”的往届生,也在涌向这座桥,甚至开始流行一句打趣的话: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

  报名结束后,国家公务员局发布公告:共212.3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首次突破200万人。实际录用人数只有3.12万,报录比高达68:1,又出现一次“历史新高”。最夸张的一个职位,报录比接近“两万选一”。

  再加上疫情影响,原本每年3月就该进行的各地“省考”出现了部分推迟,一些全身心准备考公的毕业生也因此悬而未决。

  地方政策支持

  考研、考公或是延毕、“慢就业”之外,大部分应届毕业生需要直面就业市场。

  在城叔找到的几个应届毕业生个案中,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找到工作”这件事并不难,但“找到心仪的工作”却几乎没有,包括薪资、岗位、企业性质甚至行业都与预期存在落差。经历了去年底的“秋招”和正在进行中的“春招”,这几个个案,人手握几份offer,骑驴找马。

  就全国而言,高校毕业生目前的整体就业形势如何?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的数据:

  今年2月,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是15.3%,与上月持平,其中,20-24岁大专及以上毕业生的失业率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付凌晖对此解读为:“大学生就业状况得到改善。”他又补充道:“但确实要看到,与历史相比,总体来看大学生失业率还处于较高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9年关注这个群体,今年强调要“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

  上周,就业形势座谈会召开,强调要加强就业形势跟踪分析,密切关注就业领域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确保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就业目标任务。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也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层出不穷的补贴政策。

  在浙江,高校毕业生到浙江工作,“可以享受2万到40万不等的生活补贴或购房租房补贴”;若是创业,“可贷款10万到50万,如果创业失败,贷款10万以下的由政府代偿,贷款10万以上的部分,由政府代偿80%”;连到浙江实习的大学生都能领到“生活补贴”。

  这系列政策,可以看作是浙江招揽人才的举措,其实也是地方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对策。

  又比如广东,近日出台了《2022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方案》,力争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7月底达70%以上、年底前达90%以上。

  在鼓励企业努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方面,这份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

  “鼓励引导每家规上民营企业拿出1个以上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广东省国有企业力争全年新招用高校毕业生不少于4万人”,“全年全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提供事业单位工作岗位不少于6.8万个”,“提供公务员考试录用岗位不少于1.5万个”。

各方都在努力。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矛盾依旧存在,叠加疫情的影响,这“千万高校毕业生”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比以往更甚。

  就在4月14日,教育部举办2022年第2次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培训,会上提到,要做好疫情影响下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加强政策方案解读。

  相关报道:

  今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如何帮他们走好就业第一步?(澎湃新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发展之要。今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如何帮他们走好就业第一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对此,他们有何见解建议?一起来听听。

  政策利好 求职途径更加丰富

  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何新特点?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代表分析,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依旧保持一些原有特点,如就业流向依然以国内就业为主,新一线城市依然是就业首选地等。“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就业岗位与专业总体对口率显著提高,就业满意度保持高位略有下滑,成功求职的途径更加丰富,考虑离职率略有上升等。”

  “灵活就业人数上升,‘慢就业’‘缓就业’持续。”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代表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就业渠道已经拓展,催生了年轻人就业观念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眼光投向了灵活就业这一渠道。此外,随着就业竞争加剧,不少学生倾向于通过提升学历和学校层次增加就业砝码,今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增加几十万,全国专升本的比例也已达到了20%。

  “虽然国民经济呈持续稳定恢复态势,但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仍然较多,加之超千万的毕业生总量压力,就业形势依然复杂艰巨。”周洪宇代表说。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仍在持续。郑亚莉代表注意到,到现在为止,仍有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部分中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能力仍然不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就业难”与“招人难”并存的现象仍然存在。

  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会专职主委、天津大学原副校长张凤宝委员认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的步伐正在提速,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也在逐步从单一技能向综合技能需求转变,拥有多元化技能要求、适应多样化工作职责的毕业生更受市场欢迎。”

  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背后,也藏着诸多机遇。在张凤宝委员看来,国家、各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对用人单位的利好政策,为推动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代表说:“国家创新创业政策落实力度再创新高,当前毕业生就业创业具备诸多政策利好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新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新型就业渠道也越发有规模、有保障,稳就业的基础很坚实。”

  关口前移 完善就业促进机制

  “就业是毕业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正确的就业观念非常重要。”李孝轩代表认为,这既需要学生做好求职就业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准备,也需要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前者学校是主战场,后者则需要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及社会各界协同联动、共同发力。”

  他建议,学校应将就业关口前移,把职业规划教育和就业辅导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如面向大一新生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就业解读》等课程,帮助学生从入学起就明确发展目标。面向大二、大三学生,则围绕职业规划、职场定位、专业前景等开设体系化课程,进行系统化辅导。针对应届毕业生,高质量开展与提升专业技能相匹配的实训实践,帮助学生获得必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实现实践实训与接续就业有效衔接。”

  “完善就业教育指导工作与服务机制,学校责无旁贷。”郑亚莉代表指出,学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模式,以讲座、咨询为主的分类就业指导,精准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以企业实践让学生与用人单位零距离接触,精准推进产教融合,助力高质量就业。如组织“职场体验行”活动,带领学生走进代表性企业,了解企业工作环境与需求焦点,体验职场生活,提升适应能力和综合素养。

  切实落实“一把手”工程,打造更适应新时代毕业生个性化需求的就业工作队伍,是张凤宝委员最看重的一点。“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在统筹协调上下功夫,坚持构建校内各部门分工负责、院系协同配合、校友积极参与的就业工作格局。”

  “从宏观角度出发,政府部门应大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广泛汇集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创业资源。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的吸纳作用,扩大实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国家基层就业项目。”周洪宇代表说。

  李孝轩代表指出,持续完善市场化社会化就业促进机制颇为关键,即建立常态化的校、政、行、企对接机制,搭建更高水平的就业平台,加强网络与校园招聘市场建设,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优就业岗位机会,促进就业资源精准对接。“同时,政府还应提供更多更优的就业政策保障和资金保障,加强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积极营造平等就业环境,加强就业权益保护,打击招聘欺诈、‘培训贷’陷阱等,为毕业生求职创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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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防部:俄军击落一架载大批西方武器的乌飞机

   海外网4月17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16日表示,俄防空部队在敖德萨附近击落一架载有大批西方武器的乌克兰军用运输飞机。

  科纳申科夫还称,俄空军过去24小时击毁67个乌军集结地点,并在洛佐瓦亚和维韦肖拉亚镇上空击落两架乌克兰无人机。科纳申科夫补充道,俄罗斯导弹部队摧毁了乌克兰317个军事设施,包括274个据点和武器存放点,24个指挥部,以及2个油料库。(海外网 姚凯红)

  相关报道:

  美国拱火不停:对乌军援总值将超24亿美元 或增加重型武器援助

海外网4月13日电当地时间12日,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白宫最早将于13日宣布向乌克兰追加7.5亿美元军事援助。根据美国白宫上个星期公布的数字,自2月24日以来,美国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17亿美元军事援助,加上即将宣布的援助额,这一数字将超过24亿美元。

  据今日俄罗斯新闻网13日报道,美国目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杀伤性军事援助主要是“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防空导弹系统,按照路透社12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美国目前准备追加大约价值7.5亿美元援助,其中将增加重型火炮和其他武器系统。白宫方面预计将在一两天内宣布该消息。

  最新的7.5亿美元军援将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这笔资金通过 “动用资金总统令”程序可绕过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直接授权调用现有军事储备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奥列格·瑟罗莫洛托夫13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近17亿美元的武器。乌克兰无法安全保管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它们可能流入其它国家的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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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岭药业回应王思聪:从未表示世卫推荐连花清瘟

   以岭药业称,与钟南山院士为学术合作,钟南山院士未因此取得过任何劳务报酬,更非以岭药业的投资人。

  王思聪向证监会隔空喊话,希望严查以岭药业的第二天,4月14日,以岭药业跌停,最终报收35.99元/股,当日市值蒸发67亿元。到了第四天,以岭药业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企业家》表态:“公司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示‘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

  事情缘起于4月13日,普思资本创始人王思聪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则视频——《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谁告诉你的?》,他在转发语中写道,“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发酵,13日下午,王思聪删除了评语,仅留下“转发微博”四个字和上述视频。

  当天下午,以岭药业证券部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关于微博上所传的消息,请指出具体的问题与源头。不能因为王思聪三个字,就随意提出疑问。”

  王思聪为何提出严查,希望严查什么问题?外界尚不清楚。但从他转发的这则视频来看,矛头直指连花清瘟究竟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推荐的用于治疗新冠的中成药。

  对此,上述负责人解释称,WHO认可的是包含连花清瘟在内的中医药对于新冠肺炎的疗效。记者随后在WHO官网上,查询到一份今年3月22日发布的会议纪要,题为《世卫组织关于传统中药治疗COVID-19的专家评估会议》。其中一位专家援引一则有关连花清瘟胶囊用于治疗新冠的疗效及安全性的论文,文中称,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在中国9个省、23家医院、284个病人之间展开,实验结果显示,服用了传统中药胶囊的新冠病人,比没有服用该药物的病人更快康复。会议纪要中还提到,与会专家建议WHO,鼓励成员国采用融合传统药物的方法来治疗新冠。

  但WHO是否将连花清瘟作为新冠治疗推荐药物,并没有在该会议纪要中得到体现。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报告》,里面提到的原话是——鼓励世卫组织会员国在其卫生保健系统和监管框架内考虑使用中医药治疗新冠的可能性。

  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当年4月,连花清瘟胶囊处方药就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作为国内唯一生产连花清瘟药物的企业——以岭药业逐渐为国人熟知,该公司也拥有中药连花清瘟的独家专利。

  今年1月初,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后,有消息称连花清瘟被大规模使用。而今年3月,上海疫情暴发后,很多居家隔离的上海市民,都收到了分发的连花清瘟胶囊和颗粒,连花清瘟成为这次上海抗击疫情的头号主力药物。但随着连花清瘟“出圈”成为抗击新冠的“神药”,围绕它是否真的有效的争议也在逐渐增多。

  连花清瘟曾多次被钟南山院士推荐用来治疗新冠肺炎,并声称在抑制新冠病毒方面有作用。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钟南山院士与以岭药业双方为学术上的合作关系,钟南山院士未因此取得过任何劳务报酬,更非以岭药业的投资人。多位权威专家认可连花清瘟针对新冠病毒的疗效,是基于连花清瘟开展的一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结果。

就在王思聪炮轰以岭药业之前,马云也成为了以岭药业第七大股东。

  以岭药业2020年中报显示,马云进入该公司十大股东名单,持股458.03万股。等到了2021年三季度,马云在一年多内增持了279.34万股,持股数达737.31万股,一跃成为公司第七大股东。随着股价的增长,马云或因此获利颇丰。有投资者在互动易上对此事进行询问,4月7日公司回应道,其“未掌握阿里马云先生的相关详细信息”。

  今年以来,国内新冠疫情依然严峻,以岭药业股价从2020年初的8元涨至如今的35.99元/股,涨幅约4倍。截至4月14日,以岭药业市值达到668亿元,已经超越同仁堂和白云山,位列片仔癀和云南白药之后。

生于SARS,盛于新冠

  以岭药业在2003年SARS暴发期间研发出了连花清瘟。该中成药随后在流感、新冠引发的疫情中逐渐走红。

  “连花清瘟其组方原为治疗流感的经验方”,以岭药业上述负责人称,“流感和SARS均属于中医‘瘟疫’范畴,具有相似的症状表现,因中医学的辨证论治首先基于临床症状特征进行组方用药干预。”

  资料显示,2009年,甲流疫情蔓延,连花清瘟胶囊销售量从2008年的1.76亿粒突然增至13.82亿粒。但甲流疫情逐渐退去后,连花清瘟胶囊销售量随之走低,2010年仅2.01亿粒。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连花清瘟产品再次走俏。据公司财报,2020年,在零售终端,连花清瘟胶囊在感冒用药/清热类销售额排名第一;2020年上半年,连花清瘟产品在公立医院市场中成药感冒用药销售排名第一,市场份额37.9%。

  据以岭药业2020年财报,该公司产品在全国10万余家医疗终端,30万余家药店终端形成了规模销售。一位县城的药店经营者对记者表示,2020年新冠刚开始暴发时,顾客从抖音了解到这款中成药可以治新冠,前来购买的人挺多,当时这款药需要实名才能购买。

  从成份上看,连花清瘟胶囊用到了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棉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共13味中草药。其中,连翘、金银花、鱼腥草在内的多味配方,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目前,并非所有海外国家都能接受连花清瘟产品入关,例如新西兰、瑞典。据我国驻新西兰(库克群岛、纽埃)大使馆官网刊文,该药含有新西兰法律明文规定的受管控药物成分,新政府将其列为违禁药品。而瑞典海关则禁止连花清瘟入关,认为其活性最高的成分是薄荷醇,不认可其对新冠治疗有效。

  对此,上述负责人回应称,连花清瘟产品并未在有关媒体报道的欧洲某国家进行药品注册,亦未向该国进行出口销售,目前公司并不掌握媒体报道的该国海关限制进口及其所检测药物来源的具体情况。

  早在2009年,以岭药业开始布局国际制药产业。目前,连花清瘟已在泰国、加拿大、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注册获批上市,实现销售。


  据联合早报,在新加坡,该国仅批准连花清瘟作为缓解伤风感冒症状的中成药在本地销售,未批准它用于治疗或减轻冠病症状。

  美国FDA临床研究是医药类产品海外自证的重要路径之一。2015年12月,连花清瘟胶囊获准进入美国FDA二期临床研究。如今,六年多过去了。记者从以岭药业了解到,上述临床试验研究目前还处于数据统计分析阶段。


  “百亿院士”的家族

  若无特殊情况,现年73岁的以岭药业创始人、董事长吴以岭,下周二(4月19日)上午,将来到河北石家庄市新石北路385号,在河北以岭医院络病门诊出诊。这家医院的前身是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吴以岭于30年前创立了它。多年来,吴以岭一直抽出时间出门问诊。

  网上有一种说法,吴以岭的挂号费至今仍是8元。对此,上述以岭药业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该门诊挂号费自2008年至2015年为8元,2015年以后挂号费为30元。

  作为连花清瘟的发明人,吴以岭还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心血管病专家、河北医科大学学术副校长、教授、博导等诸多头衔。

  2011年7月,以岭药业正式登陆A股中小板,吴以岭身价接近50亿元,一举超越袁隆平,被称为“A股院士首富”。胡润发布的《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吴以岭家族拥有15亿美元财富,折合人民币约105亿元,因此吴以岭又被称为“百亿院士”。

  截至2021年三季度,十大股东中,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吴以岭院士,持股31.53%;其子吴相君,持股20.81%;其女吴瑞,持股2.34%;其姐吴希珍,持股0.36%。四人为一致行动人。

  其子吴相军于2013年,以岭药业上市的第三年,从父亲手中接班,出任公司总经理。据《中国高新科技》报道,吴以岭生于1949年,河北省故城县人,他的父亲是中医医生。

  与吴以岭从医然后经商的经历有所不同。吴相军2004年从英国赫尔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加入了以岭药业。他先后担任过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

  以岭药业创立30年,其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最为外界熟知。

  受新冠疫情推动,以连花清瘟为代表的呼吸系统类中成药助推以岭药业的业绩逐年攀升。仅2020年,以连花清瘟为代表的呼吸系统类中成药就从2019年的17.03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42.55亿元,同比增长了149.89%。

  2019年至2021年9月,以岭药业的营收分别为58.25亿元、87.82亿元及81.1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6.07亿元、12.19亿元及12.24亿元,2020年及2021年三季度分别同比增长100.95%及20.43%。


  连花清瘟背后的商业帝国

  吴以岭1992年投身创业,10万元起家,创建了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附属医院(河北以岭医院前身)和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黄帝制药厂(以岭药业前身)。19年后的2011年,以岭药业在深交所上市,成为河北省第一家登陆国内A股市场的中药企业。

  迄今,以岭药业的研发管线已囊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呼吸、肿瘤、神经、泌尿等六大发病率高、市场用药量大的疾病。

  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以岭药业的心脑血管类产品是公司的第一大营收来源,占总营收比重为53.15%。据悉,心脑血管类产品方面,通心络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均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医保甲类品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被广泛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心律失常、慢性心衰等疾病。

  疫情暴发后,呼吸系统类成为第一大营收来源,占总营收比重达到48.46%。


  一位以岭药业前员工告诉记者,中药企业其实都是在诸多质疑声中成长起来的。

  而以岭药业2016~2021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2.4亿元、2.6亿元、3.6亿元、5.2亿元、7.4亿元、5.38亿元。

  国金证券认为,2022年至2023年,预计海外市场放量、国内观察期及轻中症患者增长、以及潜在的居民自备需求将会成为以岭药业连花清瘟新的增长点,连花清瘟在2022年至2023年的销售额将达到43亿元、47亿元。

  那么,王思聪凭一句话就能撼动这一商业帝国吗?

  参考资料:

  《王思聪向证监会举报连花清瘟胶囊生产厂家、上市公司以岭药业》,Career In 投行PEVC

  《王思聪称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 公司回怼:请指出具体问题》,银杏财经

  《连花清瘟真是抗疫神药?》,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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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疑遭人身威胁 笑果文化回应:会加强安全防范

  警方建议,如果受到人身威胁,请被威胁人第一时间报警。

近日,有网友曝出有博主威胁要对脱口秀演员杨笠进行人身伤害。在网友配发的截图中,这位博主称:“我之前演出的剧场放出预告,说脱口秀大会决赛选手会有一位到场。如果是杨笠,我绝对买票去线下单杀她。”

  据悉,相关博主目前已被禁言。网友私信杨笠所属公司笑果文化,笑果称杨笠近期没有外出演出计划,并称之后会加强安全防范。有媒体采访到西安警方,警方回应称如果受到人身威胁,被威胁者应第一时间向其所在地派出所报警,如果威胁人在西安,警方会第一时间采取措施配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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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睿批评广东队年轻球员:不努力就从广东离开

 

 北京时间4月17日,昨日CBA季后赛半决赛,广东116-117不敌辽宁,大比分0-3被淘汰,止步半决赛。广东球员赵睿接受采访,总结了赛季。

  赵睿说道:“感谢杜指导,只能跟他说一句辛苦,因为别的也帮不到。头发一年比一年白,自己还吃了药,然后每天没日没夜的看录像,看到凌晨,然后白天还要跟我们讲录像,然后带我们训练,然后也是跟每一位教练说一句辛苦了。”

  “然后也感谢老队员,我觉得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打比赛,但是他们选择了坚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我觉得他们想把这种好的精神展现给我们年轻球员,让我们去学习。我希望年轻球员能学习,可以去真的会去看懂老队员在做什么,真正的去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到一种精神。”

  “现在年轻球员,包括没有来到赛区的那些,我觉得这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其实天赋好的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往往打出来的都是那些不一定都是天赋好的。我觉得这个他们要用心想一想,不要觉得自己很年轻,每一个人都还有很长的路。我说我还有时间,我觉得你要这么想的话,你可以从广东队离开了,广东队不会需要这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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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日企输给了中国企业

  索尼前CEO出井伸之:日企输给了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霁瑶 | 编译

  从作为高品质和耐用性代名词的日本家电,到占据全球半壁江山的日之丸半导体,再到曾号称“液晶王国”、掌握全球一半以上份额的液晶面板等,日本制造曾一度创造辉煌历史,成为日企在国际市场上的一张名片。

  然而近年来,日本制造却陷入停滞,频出的“造假”事件,也给其“质量神话”蒙上了阴影。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日本制造走下神坛”“光环褪色”等主张日本制造业衰退的论调。

  许多日本媒体和学者也对日本制造业衰退这一现实进行了分析。近期,索尼原CEO出井伸之发表了新书《人生的经营》,他指出:“日企输给了中国”。

  针对日本制造业为何无法战胜中国,他认为,原因在于日本无法从制造神话中摆脱出来,日本企业无法很好地与IT技术融合。而且,日企还存在着“官僚依存症”这一大问题。

  日企被曾经的制造神话囚禁,跌入“创新陷阱”

  “市场不断收缩,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商品才能卖得好。”

  “技术周期快得惊人,自己的技能却不断地老化。”

  这是如今许多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烦恼。市场收缩、无法应对全球化、技术老化,使日本制造业陷入停滞。

  出井伸之认为,之所以如此,最大原因在于日本无法摆脱战后复兴的制造业神话,沉溺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辉煌。

  他指出,传统制造业时代是以企业为主导,由企业开发新技术、制作产品,再输送到市场,通过大量生产和降低成本来获利。“只要是新技术制造出来的产品,消费者就会觉得‘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在那样的年代,技术创新是制造业之本。

  而如今的网络时代却刚好相反,是市场主导,企业需要倾听用户需求,通过利用现有技术来满足用户需求或是进行风险投资,费用定价也得由市场决定。Google、Facebook(现在的 Meta)、Apple等都是如此,产品可以免费,只需增加用户数量,通过广告等其它方式赚钱,不必开发新技术,商业模式完全被颠覆。

  但日企仍然执拗于过去制造业对于技术的精益求精之中。日本制造向来讲究精细,这种特性在制造业的上游——材料、关键零部件、制造装备等需要长期投入、持续跟踪、精益求精的领域,毫无疑问是优点。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但对于“工匠精神”的过度偏执,也导致物极必反,让日本制造跌入“创新陷阱”。

  日本精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隆,曾长期在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第一线从事半导体研发工作,其所著的《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也曾提到,日本电子信息产品过度追求精益求精,企业在产品品质和技术深度上投入大量资源,导致日本家电、手机、计算机等产品制造成本高、周期长,甚至超过了市场客户所需,到了曲高和寡的地步。而后崛起的中韩企业在规模、成本、效率上取得优势,满足了电子产品快速迭代、价格下移的需求,逐步超越日企。

  “面对10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面对技术趋势转变,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根本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汤之上隆在书中写道。

  中国制造通过技术革新拥抱未来,

  日本要接受现实

  而在日本制造陷入低迷的同时,中国变身“世界工厂”,成为了制造业主角。

  在《人生的经营》一书中,出井伸之介绍了如今在中国流行的商业模式——OMO(Online-Merge-Offline),即通过硬件与IT结合,实现线上线下(35.860, -0.21, -0.58%)相融合。OMO并不是简单地将IT技术导入业务,而是把线上业务与线下业务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中国平安(48.300, 0.11, 0.23%)于2015年推出的互联网健康管理产品“平安好医生”为例,该公司通过线上平台,以医生资源为核心提供在线健康检查、医药品和营养补助食品的网络销售,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等服务。为了优化服务,平安好医生较好地活用用户提供的健康数据,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针对用户个体的营销方案。

  与日本企业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和用户的接触起始点就是从网络开始。”而日本企业的数字化改革很多还停留在表面,比如将传统印章升级为电子印章。

  出井伸之指出,目前许多日企的数字化转型停留在“防守”阶段,属于“防守型数字化”(守りのデジタル),即通过数字化来变革现有业务流程。但这种防守型数字化转型,无法创造出新事物,必须转变为“进攻型数字化”(攻めのデジタル),从最开始的想法进行转变,这才是真正的数字化改革。“而当下的日本,连真正的数字化革命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数字化革命?

  出井伸之以汽车行业为例,目前在汽车制造领域,电动汽车和自动化驾驶技术非常火热。但倘若仅仅将汽车领域的创新变革停留在“因为用电驾驶安静又安全”“把手离开方向盘也会跑”这样的想法,就还是被旧制造业思想所禁锢,无法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汽车领域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应该把汽车从驾驶工具这一概念中解放出来,不再将其视作单纯的移动工具。除了驾驶之外,还应当考虑汽车能够为人们实现什么服务,考虑硬件和IT技术融合之后的商业模式。

  如今日本制造业市场不断缩小,中国企业却凭借先进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实现崛起。出井伸之认为,日本应该“真诚地接受这个现实,并共同创造制造业的新格局”。

  将企业管理权完全交给政府,日企失去“主权”

  在担任索尼CEO期间,出井伸之就发现日本企业存在“官僚依存症”这一问题,且多年来未曾改变。

  过去,人们往往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于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的指导,夸大了政府系统的作用,因此日企在政府部门面前会选择“低头”,甚至一些企业把公司管理、经营全部抛给政府部门,几乎等于放弃了“主权”。

  “无论做什么新事情,都得仰仗官员的判断,如果政府部门没有明确的判断指示,就无法作出任何新的挑战,这样的企业是有问题的。”出井伸之写道,他认为,如果不改善企业的“官僚依存症”就无法解决问题,但如今日本企业对于政府部门的依赖更甚。

  出井伸之认为,区块链技术或许是未来日本可以领先的一个领域。但由于日本企业过度依赖政府部门,需要后者花费大量时间制定规则,或许会耽误这个领域的发展。“这就是一些日企逃到新加坡的原因。”出井伸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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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留给耐克、阿迪的时间还有多少?

  每年三、四月都是运动品牌集中发财报的日子。相比于2020年受疫情影响的“阴云惨淡”,2021年各家公司的表现显然有了起色。安踏集团、李宁、特步集团、361°等港股国产运动品牌都呈现出不错的数据。

  然而同样在中国市场,国外品牌2021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尤其是头部公司耐克和阿迪达斯。

  从年报上来看,阿迪达斯全球营收增速达15%,但大中华区只有3%;耐克年报还未发出,但前9个月大中华区的营收增速为-11%。

  安踏在财报通稿中提到,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期内,集团营收493.3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的营收(343.4亿),距离耐克大中华区的水平(510.2亿)也不远了。

  市场占有率的变化似乎更说明问题。根据Euromonitor最新分析,耐克+阿迪达斯2021年在中国的市占率滑落至40%(耐克占25.2%,阿迪达斯占14.8%),打破了2018年至2020年一直保持的43%的格局;安踏集团(安踏+FILA等)的市占率涨了0.8个百分点至16.2%,首次超越阿迪达斯,上升至第二位。第四名李宁也涨了1.5个百分点至8.2%。

公司数据也能发现端倪。季报数据显示,两个品牌2021年后在大中华区的增速均有所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且显著低于品牌全球水平。

由于刚刚拆分,阿迪达斯只有2021财年大中华区的数据,表现同样不容乐观。

 照常理而言,2020年疫情过去,参照国产运动品牌的数据,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应该表现更好才对。为什么耐克和阿迪达斯会在中国市场经历“暂时性失守”?对这两家头部品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特殊的2021年”

  肖莹还记得4月去北京国贸商城的时候,感受到了店家的“悲喜两重天”——耐克由于受到棉织品原产地事件的舆论影响,店内门可罗雀;而不远处的中国李宁由于刚刚官宣签约肖战,粉丝慕名而来,需要限流,在店外排起了长队。

  舆论事件的确是消费意愿陡转的最直接原因,这在国内并非首次。例如2012年受中日关系紧张的影响,日系车销量经历较大波动,丰田在2012年10月跌幅近7成。直到来年3月,日系车企整体跌幅才开始呈进一步缩窄之势,但仍存变数。

  尽管此番涉及的国际品牌众多,但耐克和阿迪达斯显然成了各方瞄准的“出头鸟”。根据“淘数据”分析,3月棉织品原产地发生前,耐克和阿迪达斯月销售额交替第一,几乎常年霸榜,国产品牌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二名;事件发生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月销售份额迅速被国产品牌抢占,次月安踏就冲到了榜首。李宁、特步、鸿星尔克也纷纷上位。

不过,相对于舆论事件,生产力短缺可能才是制约耐克和阿迪达斯发展的最大掣肘。

  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产品很大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尤其是越南。根据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财报数据,2020年耐克50%的鞋履、阿迪达斯42%的鞋履均产自越南工厂。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越南工厂遭遇停工,直接影响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产能供应。

  9月24日,耐克公司CFO马特·弗兰德(Matt Friend)在财报电话中称,耐克公司80%的越南南部鞋厂、近50%的服饰工厂都处于封锁状态。仅财年一季度(2021年6月-8月),耐克公司就出现了10周的生产损失。

  针对财年二季度(2021年9月-11月)大中华地区业绩下滑20%,耐克财报表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造成越南工厂关闭,导致货品库存处于低水平。”

  2021年9月,耐克称鞋子的生产和交付延迟将持续到明年春天,几款新品也延期发售。

  供应链研究机构Panjiva按最坏情况预计,耐克2021年可能有1.6亿双鞋无法交付。

  雪上加霜的是,海运运费提升以及港口拥挤,拖慢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入,使生产成本直线上升,变相拉低了毛利润。

  好在越南工厂在2021年年底得以复工复产,缓解了耐克等品牌的产能危机。

  除了舆论影响和产能供应,疫情仍然是阻碍增长的第三只手。2021年7月开始的局部疫情反复,以及洪水等灾害的影响,导致国内市场区域性闭店,客流量减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

  同一时期,李宁、安踏等品牌也放缓了增长态势,但耐克和阿迪达斯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业内分析师龚成认为,当经济环境好的时候,较多消费者愿意付出高溢价购买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产品。相反,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部分消费者会寻找低价替代品,还有部分消费者会偏向“延迟消费”——即降低购买该品牌的频率。这个现象在高收入群体和年轻族群中更为明显。

  竞争对手日益壮大

  大环境之外,国产品牌的崛起也是耐克和阿迪达斯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随着制造业不断进步,国产运动品牌正在努力摘掉“物美价廉”的标签,朝着注重品质的方向发展。头部品牌的科技研发和原材料应用水平正在向耐克和阿迪达斯看齐,专业产品的差距不断缩小。

  跑步和篮球成了大品牌争夺的主要战场。

  近几年,国内的马拉松赛事几乎成了国产运动品牌的“必争之地”,国际级别金牌赛事基本都有国内品牌作为主赞助商,国内大部分顶尖跑者也被这些品牌招致麾下。

  以特步举例。悦跑圈数据显示,2021年4月,疫情后的首个金牌马拉松赛事厦门马拉松,3小时内完赛的专业跑者里面,特步跑鞋占比51%,耐克占比26%。这两个数字在2019年是4%和70%(2020年因疫情暂停)。

  厦马常年由特步赞助,不少专业跑者也是特步签约的运动员,因此这一场比赛可能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特步在跑步领域一直在培养消费者,拥有一定的用户基础之后,只要产品能跟上,消费规模会很快发生变化。

  一位北京跑团团长告诉《财经十一人》,国产品牌在推出新跑鞋时会给跑团预留,“把产品直接送到目标消费群手中”。产品的口碑会在跑团中口耳相传,性价比高的产品更受追捧。

  这个现象其实在安踏、李宁等其他品牌中,以及在篮球等跑步之外的运动领域中都有展现。

  此外,消费者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国产运动品牌普遍抓住了中华文化的风潮,迎合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与喜好。耐克和阿迪达斯目前并没有类似产品线。

  难以割舍的中国市场

  不过,也有人认为耐克和阿迪达斯中国市场的表现属于“瑕不掩瑜”——这两个品牌在国外的盘子足够大,这是国产品牌难以望其项背的。耐克2021财年(2020年6月-2021年5月)全球总营收相当于六个安踏集团(2021年营收),阿迪达斯2021财年营收也约等于三个安踏。或许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市场并非两家国际龙头的必争之地。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耐克的四个全球区域划分中,只有大中华区是单独以国家为单位自成一区。该区在2020财年和2021财年的全球营收贡献中占比均为19%,常年占据第三位,息税前利润有时会超过EMEA(欧洲、中东及非洲)区域排在第二。

2020财年耐克各区域营收贡献占比。图源:耐克2020年财报;翻译/辛晓彤
  去年6月,耐克CEO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曾声称“耐克是一个属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的品牌”,一度冲上热搜。

  多纳霍的说辞也不是空穴来风,耐克进驻中国市场40年,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耐克曾创下连续22个季度大中华市场增长10%以上的纪录,领先耐克全球及其他分部。

  阿迪达斯曾在2018年将大中华区划归亚太市场,直到2021年公布新的五年计划,才将大中华区独立出来。该区占其全球营收的22%。按照新的五年计划,阿迪达斯重点关注大中华区、北美地区和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三大战略市场到2025年预计贡献约90%的销售额增长。


2021财年阿迪达斯各区域营收贡献占比。图源:阿迪达斯2021年财报;翻译/辛晓彤

  中国市场由于电商和物流发展较快,因此成为各个国际品牌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市场。而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的时期,欧美大多处于闭店状态,最先恢复市场正常运行的大中华区自然成了各家品牌的“救命稻草”。疫情下,阿迪达斯亚洲区是所有划区中唯一营收增长的区域。

  内忧甚于外患

  上述分析了外部原因,再来看看品牌内部,相比较而言,阿迪达斯比耐克问题更大一些。

  在阿迪达斯最新的全球五年计划中,反思了部分2015年制定的但未达成的目标。这几年来,阿迪达斯非但未能拉近与第一梯队耐克的距离,在市值和市场份额上还被lululemon、安踏集团以及威富集团(VF Corporation,包括多个品牌)所形成的第三梯队紧紧追赶。

  2020年疫情开始爆发的那一季度,阿迪达斯跌幅达到58%(2020年1月-2020年3月)。Simon Irwin等瑞士信贷分析师认为“阿迪达斯是主流运动品牌中最脆弱的那个”。

  阿迪达斯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低现金流和高库存。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阿迪达斯的库存较上年同期增长19%至40.85亿欧元(约324亿人民币)。现金及等价物只有8.73亿欧元(约69亿人民币)。作为对比,安踏集团同期现金及等价物为180亿元。

  疫情之下,销库存迫在眉睫。2020年“6·18”大促的时候,耐克阿迪品牌动辄“最低三折不止四折”,简直比“莆田鞋”还便宜,甚至挤压了国产品牌销库存的降价空间。

  让人失望的是,经历了一年调整,阿迪达斯的库存依然在38亿美元(2021财年财报数据),并没有比2019年和2020年减少太多。现金及等价物倒是回升至38.28亿欧元,但这其中还必须把卖掉锐步而进账的21亿欧元考虑进去。

  事实上,疫情之前,阿迪达斯的产品大多就难以以正价出售了。一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财经十一人》,阿迪达斯官方旗舰店的打折已经成为常态,即使新品也打折。这会变相培养消费者 “等打折”的习惯,正价商品就更难售出。现在打开阿迪达斯的天猫店,首页推荐的几乎全是打折产品。

  瑞士信贷认为,阿迪达斯的价格波动与经销结构有关。他们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分析称:阿迪达斯“过时的批发分销结构可能会导致坏账和价格混乱,因为经销商急于回收现金”。

  所谓“过时的批发分销结构”在报告中直指直营渠道甚少,公司缺乏市场灵活性。在国内订货会上,经销商选择的都是6个月以后的产品,而阿迪达斯的经销商仅有少量产品的采购交货周期在6个月以内,部分交货周期甚至接近一年。

  为了保证产品能够顺利卖出去,经销商往往会选择与之前类似的产品,不会轻易做尝试,否则要承担压货损失。这一点在公司方面也有所体现,一位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前选品官告诉《财经十一人》,公司选品时多倾向于“黑白灰”,属于“不出错的配色”,但也不出彩。

  当大量产品掌握在经销商手里,价格就变得不可控,尤其是市场动荡时,经销商往往选择降价倾销。此时,公司能做的就是从经销商手中将货品回购,阻止市场对品牌形象的进一步损害。产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品牌力的体现,lululemon、中国李宁产品线等,几乎全年都没有折扣。

  2022年,市场对耐克的预期比较缓和,但对阿迪达斯的预期依然不乐观。根据德国研究型数据统计公司Statista对全球头部运动鞋履品牌的营收增长预测中,只有阿迪达斯为负数。这也能多少反应一些市场对两个品牌的态度。
  无论有没有疫情这只拦路虎,摆在耐克和阿迪达斯面前最有效的发展路径,就是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或为解困关键

  耐克自2015年将DTC(Direct to Consumer,直面消费者)升级为公司战,此后一直加速发展DTC零售体系。在国内,耐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线上服务体系。

  疫情导致大规模闭店,线上渠道成为最稳定的出口。2020年6月,耐克CEO约翰·多纳霍在致员工的一封信中提到,数字业务成为耐克应对疫情冲击的首要发展策略。

  可以说,在疫情之前,耐克已经大部分建立好新零售的护城河,一些策略对国产运动品牌也有指导意义。大环境的变化成为公司发展的试金石,如果耐克过得不好,那其他品牌只能更差。

  相对而言,阿迪达斯近年来也在大力发展数字化,同样卓有成效。

  在2021年公布的最新五年计划中,阿迪达斯表示要在公司数字化转型上投入超过10亿欧元。至2025年,直营业务要占公司销售额一半以上,降低经销商带来的负面影响。自有电商渠道的销售额预计翻倍至80亿-90亿欧元,目前销售额超40亿欧元。

  现阶段两个品牌在国内的营销方面都比较低调,主要针对环保、公益等领域。耐克赞助了单板滑雪运动员蔡雪桐,但在冬奥期间也没有太多投放。

  对耐克和阿迪达斯来说,2022年唯一可以期待的体育大赛就是年底的卡塔尔世界杯了,两个品牌基本包揽大部分强队,在营销方面应该会有所动作。

  上述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财经十一人》,耐克和阿迪达斯想在2022年复苏并非易事,即便是国产运动品牌也调低了2022年的营收预期。两个品牌(尤其是耐克)在大中华区的“黄金时代”目前看来已经结束了,当前情况下,企业只能练内功,只有站稳,才能谋求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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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不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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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名花有主的MM慎用,不然后果小生概不负责^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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