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鲸文：风暴十年_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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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Yuan
Dec 24, 2014, 3:03:37 PM1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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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鲸文：风暴十年
中国一部历史，说明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条件，代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生气勃勃，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希望。如果一个新起的朝代仍不能具备后边这个条件，它还是被另一个新起者代替。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紧接着一个王朝走上来，如清朝取明朝而代之，是一种例子。也有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经过战乱多年，另一个王朝才上台，如唐朝末期，经过五代残唐，宋朝才统一了中国，这是又一种例子。总结这个历史规律，退下去的王朝，必是自身腐化，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上来的王朝，如果能立稳的话，必是具有朝气，有些改革，使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它也将是被驱逐的对象。
人类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这是人民的时代，这是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古老的帝国，经过革命而出现了中华民国，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又出现了共产帝国。在红色帝国不满十年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种情况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这说明按之历史的规律，一定还在变，肯定的必有巨大的变化，而且是向着正确合理的方向变化，向着人民的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变化，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变化，向着大众幸福的道路上变化。
共产党的极权政权是违背着这个时代的方向，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渴望要求；但是在人民的历史前进中，它插进一脚，而且建立了政权，已将有十年之久。这是个事实。现已证明它虽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人类的毒瘤，但是它是存在的现实，是一个力量。我们得面对现实，而运用我们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将其摧毁。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色政权，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如一片原野，能生五谷，也能生莠草。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因为人们不善于耕耘，未能善自辨别谷莠，在这个时期生出了大批毒草，以致为患。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由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这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又是有历史性，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我们要追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至为中国人民之患，其主要原因为中国百年来的落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正适合这种病菌——共产党——的潜伏和发展，它能潜伏在人民群中，利用外在对它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而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代的人，尤其是与共产党交往的民主党派，多不了解共产党，以致被它的五花八门的骗术骗过。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敌，但本身腐败，官吏无能，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紧要关头，自己在政策上、措施上，弱点毕露。这些弱点变成了共产党取胜的“优点”。
当我提到这些原因时，只是公正地叙明这段历史，提供当代一个历史的教训。
在我们承认共产党得利于这些原因之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共产党主观的努力。它在骗取群众时有一套宣传技巧；它在发展组织与控制党员时有一套马列主义和党的纪律；它在与广大阶层接触时，有一套高级骗术——统一战线；它在搞军队时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这些主观的努力与艰苦的斗争是与它取得政权分不开的。
这一章主要的是叙明时代的背景如何对它有利；它如何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何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力量，它如何利用了当代人民的要求，作为它夺取政权的资本；同时，叙明与它斗争的对方如何的暴露弱点，给它造成有利的机会。至于它如何施展骗术，及其主观努力的方面以致有助于它的取得政权，将散见于本书各章。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家庭中，它的版图之大，物产之富，又是可观的。中国人口众多，在世界各国人口的比例中，它的人口竟占第一位。这一个古老的大国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日子，昌盛的日子，它的文化在百年之前还是亚洲文化的正宗，许多亚洲国家民族都受它的文化的渲染。文化的昌明，一方面说明文物制度的优越，另方面说明人的创造和人的优秀。
百年前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华夏之邦”，住在它周围的小邦小国和它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或每几年向它入贡，表示钦敬。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被统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高大自满的气氛，提起外国就称为“夷狄”，“番邦”；对外国人称为“老番”，“洋鬼子”。提到自己的国家，是“天朝”，自称是“华夏之民”。
一个古老的大国已经很骄傲，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分说是有优越感，更不用说自尊心了！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那些名言说：“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但是谁能经常听信这些话而又能身体力行呢？
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骄傲自大的天朝大国和它的人民，终竟招来骄者必败的证验。在中国统治者欣赏锦绣江山过着奢侈靡乱生活的时候；在其卫国的壮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和土炮用为作战武器的时候；在其生产保留在中古生产方式的时候；在其教育人民尊孔保王的时候；受了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西方炮舰、洋枪、大炮逼到了闭关自守中国天朝的大门。
一方是空虚的，落后的骄傲；一方是处心积虑的，坚甲利兵的进侵；结果是会很显明的，那就是近百年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也就是强国侵略中国的血腥史。这段历史酿育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论来一国兴衰在历史上不是稀罕的事；论来，百年时光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不过是星光一闪。不过生活在一百年的人民，如遇升平之世，他们是快乐的、幸福的、骄傲而满足的；如遇动乱之世，他们是苦难的、辛酸的、抱怨而反抗的。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中就是处于苦难辛酸抱怨而反抗的境地。统治者对内失去安定民生之道，对外步步屈辱，人民是受了这双重的苦难。在这期间爆发了无数次的人民起义、造反，革命，显著的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共产党席卷大陆。我们若寻求根源，这都是一脉相传的。这里包含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不安于现状，有要求，故而起义、革命、反抗。至于乘机而起作为领导的人物和集团，其动机如何？是否能始终追随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或是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而自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以百年史实为证，人民对于这些次的革命领导者是失望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因未竟其功而逝，我们不能妄加评论。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满清的王朝已经日过中天，走着下坡路，虽然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自己的前程如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也算不了是什么了不起的战争，清廷对英军未加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在昏愚帝王与朝臣畏事的情况下，于1842年竟与英国订立中英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后列强与中国订约者争先效尤。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些战争的后果都是中国吃亏，有的割地，如香港割与英国，台湾、澎湖割与日本；有的以租借形式让与外国，除了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汉阳等商埠有外国租借地外，还有以租让形式给与列强的，旅顺大连先租让给帝俄为期25年，日俄战争又归日本独占；胶州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威海卫、深州湾等租给英国；广州湾租给法国，为期99年；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又经巴黎和会决定转让给日本。
这些列强百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侵略，不但是透过战争形式，要中国割地赔款、租借、划分势力范围圈，而且列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特殊利益，在其租借地和租借地外有开发矿产的特权，中国的主要税收都作为对外借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
此外，中国还为大国面子及被恐惧和敲诈之故，丢掉了大块的土地。这一点如不提及，就漠视了远东近代史的丑闻。在百年史中，中国人民最痛恨和与之斗争最强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英国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寻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开了列强欺压中国之先风。日本是甲午战争后每次有事都从中国方面得到权益，如甲午战割据台湾、澎湖等地，日俄战后据有“南满”势力范围，欧战后又继享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欧战中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件”，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入侵东北，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侵中国的血腥的事实。
不过，现代人是容易忘掉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侵略中国的痛史。
首先，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帝俄向中国进侵已不是近代的事，而在清朝强盛的时期已经开始，不过那时的中国兵力还足以抵阻住北方的鞑子。但是在康熙廿八年（1689年）清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以大国风度拱手让给帝俄大块土地，这是中俄划界《尼布楚条约》的杰作。该条约规定：“一、自黑龙江支流格林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领，北属俄国领。”这就是中国把尼布楚至贝加尔湖以东之地区拱手让给了俄国。
其次，在俄国的恐吓下，中国丢了大块国土。那是1858年的事，俄国派12000哥萨克兵进驻黑龙江口，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把原定的国界推翻，“将黑龙江北岸完全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东至东海之地为中俄两国共管。”纵然如此，俄国未为满足，于1860年乃以斡旋英法联军进侵北京之功，认为对俄国要表示感谢，要求将乌苏里江中俄共管的地区，让与俄国。清廷不敢抗拒，乃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与俄使增订北京续约十五条，割沿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
总上两款来看，中国先以大国之风，后以畏惧之心，丢失了广大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取了《尼布楚条约》所定的我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广阔富庶的地区；隔年之间，俄国又藉《北京续约》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90万3千方哩的国土，强行夺去。今日苏联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广大地区和远东重要大港海参威，都曾是我们中国领土。
俄国在我国东北进一步侵略的野心，甲午战争又给它带来了机会，日本在这一战，占据了远东半岛，它想吞而不吐，这如何能使以朝鲜、“满洲”为其侵略对象的帝俄，熟视无睹。它乃联合德法出而千涉，硬要日本退出远东半岛。而它于此时诱惑新败于日本的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为军事同盟而修的东方铁路公司（即由俄国边境到长春的铁路）的合同，就是脱胎于此。
签订这个密约的俄罗斯王国，于1898年德国因故借口侵占胶州湾时，它以保护中国同盟国派军舰占据了旅顺大连，并要求中国租给它旅顺大连“不冻港和续修铁路”，如不允许，它便以流氓的口气说：“另有办法”。中国政府于新败的余惊，哪敢不唯命是从。俄国于租得旅顺大连之后，于清朝同治八年，俄政府便以远东租界改建为关东省，设立总督管制；接着，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中国人民因俄国军民在修路时对东北地方很多暴行、骚扰，自然是对他们感情很坏，乃乘义和团之变，地方军民向俄国驻军进攻。结果，俄国派来了大批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杀死不少中国人民，占据了整个东北。它本想长久驻兵，但因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日同盟新近成立，乃不得已与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条约虽成，而俄国拒不撤兵，并提出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条款。正在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战败之后，在朴茨茅斯日俄签订和约，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帝俄的“南满租界和俄国从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及特许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概行让与日本。”更于1907年以后，三次日俄密约中，彼此划定势力范围，俄国除保留北满权益外，更随而侵入外蒙，日本除占有南满外，更深入内蒙。
俄国不仅垂涎中国的东北，夺取那样大的土地，在西北、蒙古，它的进侵也是不遗余力的。仅就新疆来讲，于1871年俄国乘新疆回民作乱，派兵占据了伊犁，不肯撤退，几经交涉，中国无故赔偿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九百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一部土地，并允俄人在蒙古各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东三省两国交界通商，均不纳税，其面积共有423万平方里。
关于俄国侵略蒙古，可谓导演者出自帝俄，而终究完成在斯大林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俄国向清廷提出各项要求，如允许俄国自库伦至俄边有建筑铁路权，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在外蒙殖民等等。根据这个蓝本，俄国怂恿外蒙独立，一切训练军队，财政，采矿及管理公用事业之权，悉数落于俄人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俄国派使密赴库伦与蒙古私自订立了《蒙俄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等，蒙古成了俄国口中的肥肉。后来虽经北京政府交涉，在《中俄协约》中，中国所争得的只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在俄国革命初期，蒙古王公于1919年11月7日曾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还政中央。未几，于1921年3月因俄国白党作乱进攻库伦，在日本指使下又宣布外蒙独立。待红军由恰克图攻入库伦，于1921年11月5日赤俄与蒙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彼此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从此，外蒙吞在俄国人的口里一去不复返了。
总结这些简略的叙述，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屈辱痛史，写在纸上寥寥几行，活在这百年中的中国人民是痛心疾首的。这百年历史是由中国人血泪写成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堂堂大国竟至沦入这种境地：国，被人欺凌；家，破碎不堪；人，流离失所。屈辱打击了自尊，灾难破碎了幸福，压迫激起了反抗。百年历史不仅是辛酸，也有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的故事。
历史上每有一个王朝或任何统治者，当其没落之时，外在强敌压迫它愈甚之时，它对内必是极尽剥削压迫能事；反之，新兴的朝代在外敌压迫之时，内部必与人民同力合作，共同奋斗。近百年来，中国的王朝和其统治者，对外步步屈辱，对内与极尽其剥削压迫的能事，满清政府的末年正好为这个事实说明。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人民是不甘于这样屈服的。当英兵进迫广州之时，人民的队伍，如三元里义民就和洋兵打了硬仗。而清朝政府是对外屈辱，对内压迫，自己已不成为一个健全的统治机构，毫无振作可能，这时人民纷纷起义，最显著者当推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抓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外求独立，民族自尊，对内求改善人民生活。一呼百应，他们以少数之众，转眼之间，风靡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如不因军事错误和内部倾轧，推翻风前残烛的满清政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他们以民族自尊心情过切，不肯灵活运用外交，使列强的力量转而帮助了清廷。但是太平天国虽然功败垂成，它总是表达当时人民的意志，为中国历史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个人动机，以及其招致失败的原因，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是否为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真心的为民族和人民奋斗，或是只利用当时人民内抗朝廷和外抗强权的情绪，而想做成自己的王朝，只有无私的历史会给以公平判断。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搞了十四年，终因内在矛盾太多，在曾国藩和列强势力夹击之下垮台了。但是腐朽的王朝，并未取得这一教训，只看见了坚甲利兵不如列强，未看见自己的落后腐化；也未注视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民族自尊，生活的改善和人民的解放。于是忙着派员到外国视察，派留学生学洋事，不惜重资买外国洋枪、洋炮、洋舰。文化上来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务上办兵工厂，……这一切一切还是抗不住列强的欺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丢失国土，丧失权益，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绝如缕地降到古老中国的头上，任便王朝昏迷腐朽，而中国人民是清醒并且有无比的力量的。
中国人民怀着满肚辛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在太平天国死灰未熄之前，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给腐朽的王朝敲了丧钟。
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并未能去掉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帝王主义、封建主义。人民还是处于不满的境地。外国的侵略和剥削仍旧存在。皇帝倒了，民国以来，倒是产生不少土皇帝，大小不同的军阀。但是人民向前奋斗的努力并未曾中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就是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奋斗。接着九一·八日本进侵中国，七·七事变后，一场血的斗争，终于1945年使日本走上投降之路。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没了，治外法权取消了，失去的国土收复了。截止目前为止，尚待清算的就是俄国（包括帝俄赤俄）掠夺中国的领土。
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所受的痛苦，已因第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大部分得到清算，而在我们胜利之时，加在我国头上的污辱，只有苏联。历史犹新，大家都是有目共见的。1945年根据雅尔达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密约，而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毛泽东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同样的因日本战败，我国应收回的东北领土权益，反被苏联夺去了。苏联在革命初期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所掠的权益，又自食其言地吞了回去。此外，并强夺了外蒙古，而且强迫中国用条约加以保证。
百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斗争的，对外所进行的反抗，对内所进行的革命，综括来说，其目的不外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民主自由；经济的解放——生活的改善。几次轰轰烈烈的革命都是循此目标前进的。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产生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他们领略了人民这种要求，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普遍要求的情绪，最终达成其统治中国大陆的目的。至于他们是否真代表了中国人民，满足了人民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本书下文自有一番介绍。
总结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共取得政权之时，择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说：除了共产党的主观努力之外，其所以促成共产党走上成功之路，不外四个因素：（一）中共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三）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四）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为中共铺平成功之路。
这四个因素，一经提起，是留心中国问题者人所共知的；但不是世人一般都能全然了解的，尤其是这一历史教训的宝贵性还未被普遍的重视。我提到这些，不但是方便于我们中国人重温旧课，从历史教训中领取教益，发奋图强；而且是有助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处；并如何看待世界各处足供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是有助于了解苏联在落后国家的活动；是有助方才觉醒的国家民族如何去认识共产党，勿给它以可乘之机；是有助于各国的政府如何觉悟，改善自己的工作和措施，勿以反共为怀，反而给共产党铺上了长成壮大和成功之路。历史教训，提醒了中国人！中国人民今日所受的空前灾难，足可供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参考。
1、中共得到苏联全面的支持
中国与苏联接壤，由东北到新疆，中国的边疆在苏联的包围之下。百年来俄国是侵略中国的一个大敌，帝俄时期如此，赤俄时期更变本加厉。从前沙皇侵略中国所未完成的任务，到了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到是由斯大林一手完成了。近年由斯大林血手而强迫中国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凌辱中国，侵夺权益，是不容置辩的证明。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中国大陆已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变为其第一号有力量的卫星。
俄国这个大国，住在中国的边界，三百年来自中国打交道开始，就对中国打主意，而且是从中国夺取了不少土地和权益，我们在上文已有所叙述。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于1924年宣言取消由帝俄侵夺的权益。这是近百年来，对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兴奋，因之换取了不少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以为世界上真有以“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苏联这种有作用的欺骗，直到二十年后才被揭穿，露出了它与帝国主义同样的嘴脸。苏联这种欺骗，二十年的历史可为证明。当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以“革命者”自居，若再对帝俄血淋淋掠夺的权益据为己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力量去维护，因为那时它自己是千疮百孔，在列强武力干涉之下，自顾尚且不暇，何能有力去维护掠夺的权益。同时中国也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酝酿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势力，不容再长久忍受这种外在的压迫。这种形势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欺骗宣言。但是事实证明苏联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并未截止，它在宣言平等与中国建交之前，就先作一手，使“革命输出”，在中国扶植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就成立了，它恐这个小党力量不足，指使共党加入国民党，美名其曰“国共合作”，它的顾问、军人、技术人员，源源不绝地来到中国。这就显明地看出，它一方暂时取消侵凌中国的权益，一方输向中国一个共产党，扶植它的侵略工具。到了1945年，它认为再踏上深入侵略的时机成熟，乃与国民政府签定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无耻的，食言自肥的又将它曾经宣言放弃的帝俄掠夺的东西，再度吞在肚里。这样既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阻碍国军收复东北；复大力扶植了中国共产党，由它平时的指示、支持，到处帮助建军、帮助牵制“敌人”，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扶上统治中国大陆的宝座。其报酬，首先还是同毛泽东再签一道《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苏联掠夺中国的土地权益，由共产党再来一次保证。当苏联完全能控制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成了苏联的真正忠顺的走卒，中国完全变为苏联的殖民地之后，1954年才由赫鲁晓夫提出取消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的小规模枝枝节节的权益，而换去了大规模的生吞活剥的权益，那就是在“中苏团结一致”，“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等等言语下，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戴上“牢不可破”的枷锁。
我们翻阅一下历史文件，或是我们熟习中国掌故的人，我们都可知道，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一直到其成功，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在莫斯科决定；指示由莫斯科发出，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共的大批高级人物到莫斯科受训。苏联送到中国来的不但是具体问题的具体指示、方针和策略，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军火、卢布、政治军事顾问、特派员、技术人员等等。不怪中共首脑人物于成功之时肝脑涂地由衷地声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开莫斯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句话，就把我在此段中所要说的，所要证明的，干干脆脆地一语道破。
百年来，强国所加于中国身上的是侵略，是剥削；西方强国于凌辱中国得到一些权益之后，送到中国来的是商品，是内战用的军火，和零零碎碎的资本主义文化；俄国也是侵略中国，也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于赤俄革命之后，送来一套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组织方法，斗争技巧，同时在其指示训令之下，在中国扶植了为它效忠的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
俄国扶植了中国共产党；俄国达到了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得到俄国的支持、指示，取得了政权，骑在人民的头上。但是人民不会健忘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强国，包括日本在内，曾经加予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和它们侵夺的权益，已因第二次世界同盟国胜利作了结束，它们已经悔罪，在战争开始时，自动地撤消；或是在战后，对我国有所补偿。这里唯一例外的，是俄国所加予我们身上的凌辱、痛苦和掠夺，日益加深。这笔帐还待清算。中国人民记忆犹新，不能因中国共产党高呼：“中苏友谊万岁！”迷昏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因共产党自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忽视它的本质是祸国殃民为苏俄效命的走狗。
2、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
一个势力的长成，都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其自身主观努力之外，还要看当时的环境，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就是说明环境、时势，对于一个势力的长成是如何重要。就是人身上的病菌之所以能繁殖壮大，以致为身体之患，也是靠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和人体抵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势力的长成壮大以至成功，也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它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
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有的走死逃亡，销声敛迹；有的领着一点点人马，背着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它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当它即将死亡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开始在沈阳放炮，开始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这场斗争才告结束。但在这十四年中给共产党创造了壮大长成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中国共产党一服救命剂。
当日本开始进侵之时，中国当局以为日本力量强大，乃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图大事化了，希图国联制裁，希图以苟安容忍换取日本的适可而止。但是中国人民是主张向日本抵抗的，是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就是这个当儿，共产党为了保全自己，壮大自己，它虚伪地采取了“团结抗日路线”，它博取广大人民的同情。故在国军以十百倍的力量在江西对它进行五次围剿时，还未能把它歼灭，反而使它逃窜陕北，作卷土重来。
当共产党于1935年后逃到陕北时，它只剩了二万多人马，国军再来一次大歼灭战不是不可能将它粉碎。但当时，华北早已被日本特殊化了，日军又进兵绥远，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高于其他一切，深恶痛绝的反对再有内战。这时“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事变的结果，内战停止了。第二年春共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决定扩大力量以便夺取政权为唯一的当务之急，毛泽东曾训示军队，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八年抗日战争，共产党是在实际活动中照此决定进行的。他们扩展军队，吃掉不少抗日的友军；他们不断地和中央军冲突，牵制抗日队伍；而对日本军队呢？他们有时是勾结，有时玩捉迷藏，多时是坐在山头上看日军屠杀中国人民。
共产党就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高喊抗日，扩大宣传；而实际上是扩展自己，打击和吃掉友军，控制抗日行动；结果，它是在抗日后方根据地发展了实力，保存了实力。由抗日战争起到结束，它由二万多人开始，而扩展到一百二十万大军。
抗日战争中使共产党长成、壮大；在抗日之后，它就走上以军力夺取政权的尝试。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第一次大战后破坏世界和平秩序第一个祸首，它给国际联盟敲了丧钟。因为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引起希特勒上台，进行侵略，使穆索里尼大胆侵占阿比西尼亚，以致结果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加害于中国的，是侵略战争带给中国的灾难！其影响于中国局势，是给共产党制造了长成壮大的机会，以至共产党取得政权，以中国人民为其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剥削的对象。
3、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
百年的历史给中国人民无限痛苦和灾难，他们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强权是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贼是指满清王朝，及民元后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官僚等等。总之，人民是不满意现状的，他们要过快乐幸福的生活。而这一百年中，人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们在反抗、在斗争、在要求变一下，自然他们希望向好的方面变。
在人民要求向好的方面变时，他们自然有要求，积极的人们自然就要有所行动。但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虽有要求，但他们在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方面却相当落后，他们自己不能有很好的组织，社会上也缺乏有力的正确领导。民元后，虽也出现了政党，大党是被军阀、官僚、地主混进去，以至包办；小党，好一点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文化人，但未能深入民间；而多数的官僚政客的党派，他们博取的是个人升官发财。其他民间组织就很混乱，无力；有的是道教门、青红帮、哥老会，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少，而倒退的成分多。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人民要求的是在变。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在活跃，代表人民作出艰苦的斗争，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如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反英反日运动，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在社会上是撒了一些种籽，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却偷拾了它的果实。
中国人民不满意可恶的现状是真实的、迫切的；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虚伪同情人民的要求。就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假充急先锋；当时，谁知它是极想乘机发展，谁知它的尾巴夹着俄帝。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空口答应给人民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王国；当时，谁知它所要的，是独裁专政、特权阶级。中国人民要求过问国事，共产党提出政治协商，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联合政府；当时，谁知它是一党独裁，把民主党派变成俘虏。……
人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共产党对人民的要求，在其未得政权之前，它的一切宣传、口号，就是虚伪的响应这种要求。这样他就欺骗了广大的人民和人民中的民主党派，有利于它的长成，和夺取政权。
人民的要求既是正当的，是反映人民对现状的不满，与之呼应的声音，在真假未辨之前，在未受过残酷教训之前，无宁也得把它当好的方向对待。这种说法，虽难免有“人民无预见”之讥，但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人民有了要求和希望，才给骗子造了机会，花样百出，利用人民，达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图。这类事实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骗子的能手，当它实行欺骗之时，真是“酸眉苦脸像有情”，等到它欺骗成功，骑在人民的头上，它才露出了其邪恶的真实面目。共产党骗了人民三十多年，但在它上台之后，不到两三年，它的穷凶恶极的相貌便暴露在人民面前。当1956-57年，它还玩弄欺骗手法，说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人民已向它清算、反抗，人民已向它进军。现在它已与人民为敌，人民又以它作为必须打倒的对象。
从这里，又可得到一个规律：人民是有时被骗的，为坏人利用；但是人民还是清醒的，人民是善恶力量的试金石。违反人民要求的，人民还是早晚将其击碎。时间是无情的，时间将为人民的历史作证。
总结近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产生、坐大、长成以至成功，外来的影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中以俄国扶植共产党，日本侵华给共产党造机会，为重要的因素。内在的主要因素，一个条件为共产党欺骗中国人民，利用人民的希望要求，乘机达成它统治人民的企图；另一个条件为当时与共产党斗争的政府，弱点毕露，为共产党铺上了成功之路。关于后边这一点，虽应在本段加以概括的叙述，为了着重起见，我要以当时的材料移到下文交代。
1949年4月2日的下午，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礼堂，中共首脑们招待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们，我是其中之一。当红军的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元帅和我握手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报之以微笑。
中国有句格言：“时势造英雄”。本来英雄们都是有他们的主观的愿望和企图，但是如果没有于他们有利的时势，他们也许一生潦倒，一事无成。同时，时势的推移也常有超出他们的主观愿望之上。中国历史上两个平民起家 皇帝，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在他们贱微之时，并没有作皇帝的梦。刘邦当亭长的时候，朱元璋不用说就食僧寺的时候，就是他给郭子兴当部将的时候，刘、朱也都未能做皇帝的梦。后来时势转移，把他们拥上了皇位，当然这与他们随时增高的主观愿望和谋事的技巧分不开的。
共产党自组织之初，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但是那是不可知之数，即使有那一天，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远的如1927年国民党北伐时代，共党盘据江西，以至“长征”退居陕北的时代，他们的梦作到如何程度且不去讲；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时势的发展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其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有什么意料呢？我今举出几件他们意料的事情：
第一、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果把决议实行下去，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准备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的总部进驻淮阴。
第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未得实行，于1946年春有一次在重庆“民主之家”——特园，这是民盟主席张谰先生驻节的地方，也是民主党派常开会的地方，周恩来流着眼泪和我们说：“这次撕毁政协决议，中国将有十年流血的内战！”他估计内战十年，还未敢提到胜利究属于哪一方。
第三、1947年初，民主党派都集中到上海，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在马思南路他的寓所里，或在其他处，聚会谈话，他一再说：“希望大家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反对内战。”我是亲与其会，亲耳听到他的谈话。他们的意料还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顺利如梦一般的实现。
第四、1948年秋，当中共军事逐渐得势之时，已由“反对内乱”口号而转为“解放战争”的口号时，毛泽东发表一篇文章，他强调：战争还得继续四年之久。他也没意料到次年10月1日能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几个例子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都是共产党首脑的意料所及。至于垂手而得天下，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他们是三年前意料之所未及。如追究其源，那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给他们造成了成功的条件。在论到这些条件之前，还举两个共产党人意料的事件，而共产党的敌人也使他们发生意料之外。
在1956年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向一批高级官员，包括各小党派的负责人，他于批评王明（陈绍禹）时说：“我想（意料）假如在王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时候，1931—32年，国民党若使用利诱收买政策，给王明一个部长职位，他会出卖党，共产党会垮台了，绝无有今日。”国民党当时未这样作，直使后来时过境迁，毛泽东还有意外之感。
195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闭幕之后，虽在节约声中，毛泽东却分批大宴全体委员，共有五个晚会。接着周恩来以政协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又小规模地宴请各地方的各职业界的委员们。于2月8日中午在国务院设了一桌酒席宴请东北籍的朋友，在坐的有我，高崇民、张学思、徐寿轩等人。饭后周恩来很高兴地回想到他十二岁随其伯父在沈阳读书时的情况，他说：“他看到张作霖那时的威风。”言外之意，“我也有今日”。在他兴高采烈之时，他说：“天下事常有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不能不敷衍国民党、蒋介石，为此1945年秋毛主席不能不去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毛主席去重庆时，我们的党内每个高级人员都捏着一把冷汗，恐怕是凶多吉少。我们怕蒋介石像囚禁张学良先生一样把毛主席扣起来，那样，我们的党就垮台了。”
蒋毛的“重庆会谈”顺利进行，毛泽东于心悸之余，在重庆参政员招待会上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在愉快的气氛中，出乎共产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乘坐飞机安详地返回了延安，延安机场上的欢迎人员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敌人的弱点虽不能说就是自己的长处优点，但是敌人的弱点常常帮助自己成功。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在最后阶段所表现于现实方面的，恰恰就是这样的。
共产党成功之前，国民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死敌，但他们怎样帮助了共产党呢？这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当时有什么弱点可资共产党利用呢？活在这十几年中的中国人民，是有目共见的。为了提供历史的教训，不妨简略地提一提，也好为当代的人及中国后世子孙清楚这个大转变时代的真实情况。历史是最公正无私，谁也不能掩盖历史。
第一、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国民政府已到了腐化无能的境地，胜利之后不但未振作，反而走了下坡路。政府机构的职能是瘫痪不灵，其中主要原因，作官的人只想享受，过的腐化生活，为了填饱自己的私囊，不但为目前享受，还要为将来打算，所以营私贪污，成了公开行为。这样发号施令的政府，如何能对付坚苦斗争的共产党。
第二、胜利之后，接收的大小官员，都要“五子登科”，使广大光复地区的人民，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失去的人心，正是给共产党加重了筹码，有了更好的宣传和动员材料。
第三、胜利后人民的生活不但不安定，未能改善，并且通货膨胀，法币的毛荒贬价，有如黄河开了闸板一泻千里，人民日夜碾转于穷苦之中。最后发出金元券，一下子把人民的积蓄搜光。无恒产的人们也失去了恒心，惶惶的人民，正是共产党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些灾难的人民虽不一定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可能对当政者失望，没有了选择的对象。不用说人民支持共产党，就是人民采取中立态度，也使当时走下坡路的国民政府够受了。
第四、当时国民政府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只是过责旁人，尤其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不给他们喝彩的，都被视为“附敌分子”，扣上“共产党分子”的帽子。同时明知某些人不是共产党人也非其同路人，一概排斥到共产党那方去。在抗日胜利后，内战期间大批的中间人士被迫赶到解放区去了，这是中国老话：“为渊驱鱼”的办法。一个多难的政府正需要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广大人民支持的时候，他们却天天缩小这份有利于自己的力量，造成自己更多的困难，结果显明的是给共产党作了增援的工作。
第五、在抗日当中和胜利之后，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民主自由，国民政府不但不知顺应这种潮流而善自诱导，反而制造恐怖，名曰：“防范共党分子”，实际上受迫害的倒不是异己分子的共产党，而是一些善良的人民和一些正义感颇深的知识分子。国民政府这一着又给共产党制造了宣传材料，给他们铺好了招募的道路。
第六、军事失策。当有可为之时，国民政府聚重兵于城市，把乡村交给红军自由活动，最显著的是国民政府大军进驻东北之时，正中了毛泽东的三十二个字战术，即“敌人进攻，我们撤退；敌人扎营，我们骚扰；敌人避战，我们进攻；敌人撤退，我们追击。”待国民政府军力不能胜任时，却想一举而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歼灭，最显著的为淮海之战。最后，东北丧失，共军得假手东北新募的百万健儿，一举而荡平华北直抵广州。此时局势已定，历史大书特书曰：号称五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大军，败于一百万的破烂共军。
以上略举这六点，不过是说明国民政府的弱点，帮助了共产党成功。这就是共产党首脑于欣快庆祝胜利之时而率直地说：“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思是说，他们恨国民政府是真的，知道它的无能腐化是真的，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却未想到国民政府腐烂到那种程度，无能到那种程度，昏愚到那种程度，无理到那种程度。甚至崩溃垮台的时间之速，令人不敢想象，使他们垂手而得天下，所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百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所争的是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抓住了这一点精神，如果他不早逝，很可能贯彻他的主张，把这段革命完成。谁知在他死后，国民党并未按他的主义行事，丢掉了这个机会。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初，虽有它的远大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段期中还没有具备他们所以成功的条件，还没有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工人阶级。所以在最初不得不依靠国民党，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找不到工人的力量，乃转而以“落后”的农民为他们的基本队伍，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学来的农民起义，野心家藉以“打天下”的路线。于是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转而以农民阶级为基础。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正合“打天下”者的口味。共产党为了骗人蒙蔽过关，定出它的低级纲领，名之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号召下，共产党偷取了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而预想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历史会证明，假如国民党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不会得到成功。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是有足够的力量的话，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共产党想夺取政权，恐怕是劳而无功的。正因为国民党未按孙中山的主义行事，未能遵循人民要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才有成功的机会。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没有有力的政党，以至摆来摆去在国共之间打秋风，被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才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者，他们才得成功。以至使共产党人虽得天下，而总觉不适其份，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之感。
国民政府当日的反动，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已如上述。国民政府当日的无能、愚蠢，一手包办，排斥异己，失去了一切可以抵制中共进展的机会，在这里再略作举例的叙述。
一个无能愚蠢的政府，必是外面表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内里表现脑满肠肥，昏迷沉沉，毫无生气。这就是说，既不能聪明的有所作为，又不能虚心的听从别人的意见办法。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才造成自己的失败，而帮助对方成功。
首先，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之时，共产党虽在抗日期中休养生息，扩大了很大的队伍，但是国民政府因抗日有功，声望还是可观的。它的军队有五百万，有的经由美国装备训练，可称为精锐的部队。如果国民政府不骄傲自满，很有信心地处理国内事务，局势不会转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如果他们不盲目地自欺地制定“半年”“三月”消灭共军的不实际的计划主张，也不会陷入泥足，一发而不可止，终于土崩瓦解，抱头鼠窜，给人民带来无比的灾难。
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抗日八年，全国军民都须要生养休息，都要有个喘气的时间才能恢复力量，这是绝不许再有内战。谁发动内战，谁就要自食失败的后果。国民政府不了解这个常识，不了解军民普遍的心理。一个聪明而能左右局势的政府，在这时不但要自己控制，稳定全局，即使共产党挑衅，也要设法制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国民政府不此之图，反而制造紧张事件，驱八年久战疲倦之兵，重临战场，陷颠沛流离之民，复入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领兵打仗的将校很懂得，在军队久战之后，须要一个休养时间，加以装备训练，然后才有力量，士气才不致因疲劳而下降。中国对日本作战已经八年，军队转战各战场可谓疲于奔命，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体力精神都须要休养，而国民政府不体察这个因素，硬把他们驱上内战的战场。更何况把云南、广西等等的部队，在抗日胜利之后，不但未得休息，还未得与他们久别的父母妻子会面温存，就用军舰飞机送到人地生疏天气寒冷的东北去作战，部队的疲倦和厌战的情绪是可以想象到的，以这样的军队和休养十足的共产党作战，在战场上失利是注定的。在东北的战场上，我们记得除了四平街有一段激烈的战斗外，国民政府的军队号称三十万之众，不是打败的，而是跑败的。华北部队是投降。中原战争除了淮海之战算场战争外，其他也是自溃的。至于西北胡宗南所部四十万大军是跑在共产党之前溃败的。长江以南的二百万部队也是各奔他乡而解体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不是因为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而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人心涣散，各方逃跑，交枪不打的。
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以他亲眼所见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在共产党部队迫近重庆时，他正住在重庆郊外的北碚温泉。有一次北碚地方商会得到通知说明天有部队路过此处，叫他们预备茶水和饭食。商会照办了。次晨由早到晚大批的中央部队陆续通过北碚，这些兵和官惊惶的情形令人不可想象，有的人穿一只鞋，有的人都不能站定安静地喝一口茶水，有的人一边走着，乡下人跑到他们的跟前，向他口里送一块猪肉，这些官和士兵是边走边吃的。好象后边敌人迫近，刻不容缓地逃生。据估计这次路过的军队有十万以上，而共产党的追兵，据事后知道才一连人，而且是在数十里之外。”这不是一幅散兵逃兵的仓皇的可怜像吗？这不是中央军瓦解的写真吗？这不是共产党部队所得到的意料之外吗？这一段是说当时国民政府，不体察大势，不了解军民心理，无知无识一意孤行所得的结果。
其次，我再举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并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办法。我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不断地对他们提出劝谏警告，他们是置若罔闻的。我现在把我自己经历的写在这里，可以为这段作很好的说明。
在抗战期中，以至在日本投降之后，我观察国共的摩擦纠纷，对中国复兴是个很大的障碍和危险，我总想中国应有种势力调解这种危险的情况，这个力量虽不一定比国共的力量大，但起码有左右局势的力量。那就是公正的主张国是，国共纷争时，谁有理就帮谁争取对方的合理让步，把国是安放于正确的途上，辩明了谁是谁非。这个想法，对今天的局势说来，是不适用的，因为时势变了，共产党已经实行独裁专政。但是当时针对那时的情况，我是这样想而且是这样作的。我后来加入的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也是本此精神工作的。
1945年11月我回到战时的首都——重庆，那时内战火焰已在华北燃起，大家还未看到根本的祸源将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有一次在重庆各界人士聚会谈论通电反对内战时，我即席发言提请大家注意，大意是“发表通电反对内战是对的，但请大家注意，目前内战的根源是在东北，如果不先将此初的战火根源扑灭，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时国军正推向东北，共产党正在那里发展部队，这两个力量都想控制东北，以图控制全局。
接着我在重庆发刊《东北文化》，连续不断地发表几篇文章，强调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以地方人士为中心，组织各党派的地方联合政府；同时强调国共武装力量都退出东北，以地方保安部队维持治安，这样可以避免内战，可以缩小国共斗争的范围，中国政治可以走上协商之路。当时的民主党派首脑人士，多以为我这主张有时代价值。接着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有过类似的主张。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我以这个意见和当权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如邵力子、陈诚、吴铁城、张群先生等人交谈，真假反映却是不一。邵力子很天真地说：“这样作，虽限制了共产党，但是又出来了个新力量，蒋先生未必同意。”陈诚先生在谈话时，同意我的主张，国共军队撤出东北；但事隔三日，他到前方去指挥军队作战了。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前，周恩来飞回延安请示机宜，我请他把我这项意见向毛泽东提出，看他怎样反映。待周恩来回到重庆时，他告诉我说：“毛先生完全同意。”我知道毛泽东这个“完全同意”也是假的，他的用意是埋头于争夺东北，表面上不得罪任何足以妨碍他这种工作的人。
在这期间另有一段新闻，当时的报纸都有记载，那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以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资格，前来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他抵达重庆的第四天，我个人和他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在座的有罗伯逊公使和他的两个顾问。我分析给他听：中国的内战必须起始在东北消灭，不然是祸患无穷的。我主张国共军队同样撤离东北，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当地治安。地方政权由地方素孚众望的人们与各民主党派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个机构的首脑我提议由尚被囚禁的张学良先生担任。同时，我分析给他听，国民政府以既定的方针把军队送到东北，结果他们是要失败的，其中的理由就是他们碰到三个对头，他们中间虽有不同的心事，但是对国民政府不利，却是不约而同的。第一，苏联的阻碍。中央的武装部队愈进入东北，苏联的阻碍力愈大，疑心也愈大，这不但因为他们暗中帮助共产党，同时也防范中央军带来的美国势力。第二，共产党的抵挡。中国共产党是拼命与国民政府争取东北的，他们知道谁若掌握了东北，谁就可以统治中国。这份抵抗力量在苏联直接支持之下，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如果中央军真的把披着中国服装的共军驱散，可能走上战场的是俄国大鼻子的红军。这场战争短期看不出真像，一看到其真像，便面貌改观了。第三，东北人民对多年来国民政府的措施感觉不满意。东北的丢失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今日这个政府毫无刷新振作的象征，却发表一批贪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而且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歪邪作风，不但是坏官，而且是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东北人民对他们有反感，因而影响他们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对头，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无能，注定了他们是必定失败的。
我劝马歇尔将军若想调解国共关系，避免中国内战以至战后恶果，多考虑我的意见和办法。他当时很感兴趣，但说我的办法不大实际。他说：“中国的国防军不能不送到满洲的边疆去。”我和他辩论说：“不按我的意见想办法，一定要失败。”接着我问他：“你有什么实际办法？”马歇尔将军有些窘住了，离开了席位，半刻方说：“周先生，我是听取意见的。”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我作了关于我的意见的一些解释，他送我出门，相约以后再谈，作为此次会谈的结束。
以后我们又会谈两三次，但都没有深入这个问题。
我和马歇尔将军首次会谈的大致经过，重庆报纸都有报道。事过三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约我吃午餐，在座的有他的两个秘书，一位是费得林，现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我忘记了名字。席间彼得洛夫问我和马歇尔将军谈了一些什么，并询我对东北问题的意见。我当然把我一贯的主张向他说，希望国共军队都撤出东北，在东北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样才能避免国共双方进行的内战，才可保持远东的和平。我知道他是和中国共产党一鼻孔出气的，我未向他作如我向马歇尔所说的关于谁胜谁败的分析。
我的意见未被当权的国民政府接纳，也未被调解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尝试。而事实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央军进驻东北，死守城市，等待被歼，其在东北被共军击败情况和所遇困难，不幸的是循着我所预见的路线实现了。首先是苏联延缓由东北撤退苏军，这样就给共产党以充分的时间，组织队伍，到处抽调壮丁；这时共产党派到东北的有二十二个中央委员，从事争夺这一地区的工作。等到中共军队组织好了，可以和中央军正面作战，可以夺取城市，苏军才开始撤退了，躲到后面。这显明地是苏军在掩护中共。同时东北人民有的被共产党欺骗，有的被共军威胁，加以他们对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作风的普遍的不满意，于是在中央军和共产党军夺取东北之战中，人民的行为有利于共产党了。
在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纠纷的使命失败之后，内战火焰由小而大，中央军逐渐失势之时，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在其临行之前，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派张君劢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前往其寓所，为他送别。正直的马歇尔将军托张罗两先生给我带个口信说：“请致语周先生，我很遗憾当初未采纳他的意见和办法。”悻悻之余，这位有勋功于第二次大战的美国三军的灵魂——总参谋长，离开了灾难重重的中国，而招来中国舆论界“误尽苍生马歇尔”之讥！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那种冥顽不灵的情况，不体察自己的力量和内战的后果。1947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魏德迈将军前来中国作实际调查。在他的9月19日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由于它的反动领导，镇压和腐败，已失去民众对政府的信仰。另方面谴责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紧紧抱住苏联，其最后目的只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中间的温和派，不由自主地陷于国民党的错误领导及镇压和共产党残酷的极权主义的夹隙中。因国民政府的镇压，不论国民党内部的，以及少数党派中的中间温和派分子，均无能力产生任何影响作用。”（注一）
魏德迈将军还呼吁争取每个可能的机会以重振中国民气和进取精神。他还说：“假使蒋主席要想阻止共产主义，即必须集中全力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国民政府既不想对政治经济有所改革，对人民的和有利于国事前途的意见，也充耳不闻，在既不能战又没有解脱办法的犹豫中，把中国大陆政权奉送给毛泽东了。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腐败的政府，自己无能，而偏示自高、自大、自满，在昏聩之余，看不出行动的方向。同时以狭隘的心肠，排斥别人，甚至盲人骑瞎马不知临深渊的危险；最后自己顽固和反动的程度，就连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办法，也认为甚可疑惧，一意孤行其事。结果是自焚了，而留给人民的是灾殃。
共产党所意料的困难，国民政府为之解除，而且在时间上为之提前；共产党所顾虑的对方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国民政府为之自毁长城，自绝于国人，自己逃散；共产党所不愿的明眼人提供一些解决国是的意见，增加他们的顺利进军的阻碍，国民政府是充耳不闻；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帜，好象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开路先锋。
中国的政权换了手，这个局势突然之来，中共当局认为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中国共产党之夺得政权，外在原因虽得利于它的敌人的错误和弱点，以及苏联的不断指示和支持；但它本身也另有一套，不容忽视。首先，它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虽然这个目标常为野心家服务。有了这个目标便可以影响不满意现状的人们，便可以吸引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他们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解决困难。比较来说，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处理是比较冷静些，客观些，很少感情用事去作盲目的武断。这是他们的思想武器。反之，他们的敌人，常是大而无当，处置问题，常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事实；而且是凭空武断，不虚心，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共产党人掌握这个冷冰冰的呆板的思想方法，可以知己知彼；自己的错处发现后，急求改正，发现敌人弱点，就积极去攻；遇有可乘之机，就充分利用。于是政治和军事攻势发源于此。宣传、分化、利用，三个不同的技巧，分头进行。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又破坏了敌人的力量和威信。
其次，共产党的组织力很强。这是说他们自己的组织是严密的，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党是不断清洗和整顿的。党的领导必须定于一尊。争这一尊时，虽也是大杀大砍，但是一尊既定之后，最高领导权就不容任何人挑战，而且他和围绕在他周围的高级人士是高出于铁的纪律之上。铁的纪律是专为束缚普通党员的，这样一个组织真似铁的组织一样。但是这铁的组织的危机，在内部常达到了高峰，那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你杀我，我杀你，最后胜利者登上宝座。陈独秀、李立三、陈绍禹都是这样被打下擂台，他们的头颅虽得保存，而替死鬼的中下级干部死于此斗争中者，就不可胜数了。
共产党组织力之强，不只限于对内，他们对外的活动能力，亦是值得注意的。为了发展组织或瓦解敌人，他们的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在潜入其他组织、人民团体、生产单位、以及国民政府的机关等等，他们是伪装各形各式的人物，进行活动。最可耻的，他们为了掩护活动，在上海曾开设过妓院。组织是严密的，活动的方法手段是多形多样的；而且造谣、分化、离间……是正常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高等技巧”。这一技巧的高级形式，就是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一再地说：“共产党的成功有三宗法宝——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和统一战线。”三者缺一不可。用马列主义为斗争武器，武装党员的头脑，用它否决一切古今不适合于他们目标的思想言论；用马列主义思想否定一切以往社会制度，其目的为引诱人民站到自己这边来。共产党明白空讲理论，还不济事；于是曲解马克思思想：想革命就要武力，就得搞军队。他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原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必要大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产业工人必大大加多，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为突破这个形式，工人阶级必起而革命，走上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有而非私人私有的阶段。谁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所看见的社会情况和所预言的发展情况，不适合了共产党的野心家。因为照马克思的分析论断，这种革命应先发生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只有这类国家才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但是七十年后这样的革命发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百年之后，又发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革命的成功都靠的武装力量。这何能自圆其说？于是有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之说。列宁自命与马克思齐名，毛泽东则仅附骥尾，同样的以武力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说来他们不算不聪明，因为古今帝王打天下，都曾以武力为其主要工具。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在1927年带领一部士兵上了井冈山之后，中国革命的斗争则显著的是军事活动。国军对共军作五次的围剿，共军东逃西奔，国共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活动，盖有年矣。直到1949年以后，共军的大胜利，才算告一段落。
共产党这次成功，表面虽可归功于军事胜利，但是军队是附属于政治的，为政争的工具。军队的得失成败虽颇为重要，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以及掌握得法与否，这都是成功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的失败者都当承认在这些方面不如敌人。这些事留待军事评论家去推敲检讨。我们是以军事为政治的工具，故看重于政治方面。政治的得失，决定了军事的成败。不然，国民政府指挥下的五百万大兵摧枯拉朽的溃散于共军的破烂的百万大军之前，就很难解释。固然说者会提出战略战术和指挥人员的高明与否，士气盛旺与否……等等因素，是战场上胜负的关键；但是回转过来，这些因素也是决定于政治的。
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搞共产革命，实是脱离实际。虽然如此，野心家还想在中国搞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革命须要经济条件成熟，因为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中国的共产党人等待不及经济条件成熟，而来一套政治改造经济条件的理论。经济条件不成熟也得革命来满足野心家的政治欲望。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是依靠资本主义极端发达下的大批产业工人为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想要政权已等待不及了，乃以农民为其基本队伍。
谁都知道，尤其是毛泽东更知道，中国社会阶层力量的构成是橄榄形态：即两端小，中间大的形态。这是说以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等形式的少数人的大资产阶级站在一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极少数人站在另一端；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人的阶层站在中间。这一中间阶层是包括全部农民，无论其为中农、小农和佃农；包括小资产阶级，无论其为小手工业者，中等民族工业家，正当营利商人；还包括广大的自由职业者和先觉觉人的知识分子。
从生产方法发展的程序来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当于欧洲产业革命的初期，由手工业转向工业，由重农而转为重工。这历史任务是资本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工业家反对落后基尔特（行会）的束缚，在中国又必须反对官僚资本的独占垄断。这里显明地指出，中国的产业革命的过程，是靠广大的中间层；社会主义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所能表现的，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
从历史的进程来讲，是以民族独立为目标而反对半殖民地状态，以民主自由为目标而反对封建统治。这一民族与民主的革命任务，虽然占中国社会阶层的两小端的分子都可或多或少的有份，而担当这一任务的中间力量，不容置辩的当然是中国多数人形成的中间阶层。（注一）
我们若检讨五十年来政治斗争的历史，以现实情况为对证，“以代表一极端的国民党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并不代表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的一群，而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行动的今日的国民党，其所作所为却完全代表这群人的利益，而和中国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完全相反。”
共产党于1949年前，东拉西扯的，说这是共产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质’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说来真也奇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于共产党人之手，天下岂有此理？而于其得到政权之后，隔日之间宣布这段革命已经结束，而目标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自造其说者，真可谓尽任意胡诌的能事了。
共产党于组织之初，首先祭起一件法宝——马列主义；这个法宝在落后的中国的天空飘来飘去，毫不着实际。于是，又祭起一件法宝——武装力量；这个法宝倒是古今中国野心家熟习的东西，帝王由它创成一统江山，流寇用它走南闯北，吃喝不尽，尤其民国以来的南北军阀用它割地自肥，每个人都是小皇帝，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共产党的野心家有鉴于此，何不捷足先登呢？
但是打着一个马列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社会不易生长，不易生根，人民畏之如虎，不知是什么东西。单搞军阀似的军队，不成个样子，显不出与其他军阀有何不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又不易与邻近的武装力量相容相处，有被吃掉的可能。自己既无社会基础和成功的条件，于是乃不得不乞灵于欺骗，于是共产党祭起了最后的法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就是共产党的高级骗人技术。未受其害者不知其妙，受其害者有哑子吃黄连之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欺骗，他们称之为“阳谋”；大有诱计在此，愿者上钩之意。原来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一个他们认为的绝好经验，也可称之为一个规律。就组织来说，争取党员并不是严格的，入党之后，教你一套党的目标和党的纪律，看来像有其事，一般泛泛者流有饭吃有事做就跟着走下去了。但有些稍明事理的人，以共产党所讲的和其行为一相对证，发现文不对题，言行不一，他们又脱离了组织，共产党称之为罪大恶极的叛徒。虽说如此，共产党并不灰心，还是照样的活动，照样争取人们入党。因为少数人明白了真相走出了共产党，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它有六万万人，从这些尚未明白共产党真相的人们当中活动，大有可为，大可争取。简言之，你受骗了，明白了，不干共产党所教给的这些勾当了，但是还有大批未曾受过共产党玩弄欺骗的人；共产党还可继续欺骗别人，反正在中国被骗的后备队伍是雄厚的。
就统一战线——共产党这套法宝来说，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规律，正与党组织对党员的进退所采的态度一样。不过在统一战线方面活动范围扩大，而灵活性又高，所欺骗的对象形形色色而已。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理论而特别精通一件事：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功利主义的“惟利是图”。他们用以骗人的统一战线，也是根据这一原则。这都要看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如何，如何作法于它有利。说来这本是精通世故的权谋家的一套本领，不过共党常常求教于这个办法而已。
熟习中共历史或记忆近四十年中国历史的人，都能道出中共如何乞灵于统一战线。在它这套法宝实施用时，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解救了它的危难。简略来讲，共产党之赖统一战线起家，以至全盛，可分三个阶段。
1、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靠人起家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出共党组织之初，本身并没有力量，乃借着国共“联合阵线”培植自己的力量，加入国民党。在1922年8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它的宣言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争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为求自存加入了国民党，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作国民党的附属品。因之，虽口口声声说：“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起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注三）
但是颠覆活动不断的进行，于是在国民党内造成“左派”、“右派”、“中派”等名词，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挑拨离间发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如愿。
国民党北伐后，国共的关系分裂的现象逐渐显露；共产党彷徨歧途，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莫斯科于斯大林击败托洛茨基之后，于1927年3月斯大林主张联合蒋介石右派。他说：“拉狄克（Radek）给我们带回了过激的革命口号，‘摆脱国民党右派’，‘打倒右派’……假若再多一些这种的革命口号，那么，中国革命就完了。……既然我们现今占有多数，而且右派还在服从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将右派驱除？农民所需的耕马，不管它是多老，只要能用一天，他决不会把它赶走。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等到一天右派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时候，自然我们要把它赶跑。可是我们眼前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很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能够统领军队，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或许对革命不同情，但是他却在统领着军队，专心一致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外，有些右派分子是和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他们很懂得怎样打击他们部下的士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他们诱导参加革命阵营。再者，他们之中又有和富商们有密切关系的，又可从他们的私囊挖出经费来。故此我们对右派应加以无穷利用，正如榨取柠檬汁一样，直到榨干取尽为止，再把它丢弃。”（注四）
斯大林想利用的老马——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真的走上清共的政策。于上海“四二二”事件后，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路线已有新的转变，在那里已开始形成由千百万民众和农民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奔向农民革命，这定加强扩大革命战争的力量而从事对帝国主义，对豪门，对大地主，对军阀，以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不能放弃统一战线，这回所统的不是国民党右派，而转方向于国民党左派。在回答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中国国民党左派而自组苏维埃时，斯大林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左派）是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要放弃地盘，陷国民党的盟友于窘境，而让革命的敌人额首称庆罢了。这不过是要削弱共产党，阴谋颠覆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而把国民党的旗帜，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旗帜，双手奉上给国民党右派。这正是目下帝国主义分子，军阀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求之不得的事。照此推论下去，我们必须陷入敌人的魔掌中了……”（注五）
中国共产党是受莫斯科指示而照着行事的。在这时的魔术——统一战线，初期渗透入国民党，分裂之后，想找大树来遮荫，所以靠右了一下。谁知蒋介石“反动透顶”，看透了他们的阴谋，大举清共，杀个鸡飞狗跳。于是共产党又送秋波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这一班人所主持的武汉政府，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其目的也想藉他们的势力先求生存，次则将这些资产阶级左翼驱除，取而代之，走向“无产阶级的工农专政”。武汉政府这些国民党左派探悉共产党的阴谋，同时对于军事和农民运动被此之间也有不同的争辩。斗争由争辩而分家。共产党走左翼的统一战线又挨了一个耳光。于是各奔他乡，有的投诚国民党，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背着马列主义上了山。
统一战线——高级骗术，由国共合作的灵验到武汉分家时的不灵验，这一方面说明，“纸包不住火”，欺骗的戏法终究会被人揭穿的；另方面说明，共党成立不久，还不够阴谋老练，还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玩弄的把戏常露马脚。这次魔术不灵，给它带来十年恶运，使共产党人在江西一带受五次围剿，弃甲曳兵，路经草原雪山，逃向北方，名之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靠人起家而想成事的统一战线的魔术初试的遭遇，骗了人，害了自己。但是“失败是胜利之母”，共产党人对此颇具信心，遇有机会，还会祭起这件法宝，反正人是健忘的，即使是与他交手过的敌人。
2、抗日统一战线——休养发展力量的阶段
机会来了！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在东北发动侵略，这时全国民情沸腾，趋向于全体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1934年七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残部移转于川黔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乃接莫斯科的指示，在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共产党要藉这个护符起死回生。但是蒋介石能力虽然平常，办法也并不多，有些措施间接帮助了共产党，可是他是坚决反共的，这一点当不容忽视。所以在共产党弃甲曳兵西窜北上之时，他还是派兵紧紧追击，但惜所用的队伍，多系杂牌，很不济事。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蒋介石想借剿共的机会一石两鸟，一并削弱地方军人的势力。而身为地方军人者，不能不为自己盘算，不能在剿共中消灭自己。所以共军窜抵川黔之际，都没有走绝路，随时都找到生路，这个方便之门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终至使毛泽东带领不够三万的残兵北逃陕北，依附于刘志丹、高岗所割据的一块小天地。这时虽可住脚小息，而人困马乏，精神颓丧的，情形是不言而喻了。
蒋介石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这一点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相抵触的。任便他说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是目睹国土沦丧，全心想对日作战，而不愿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消耗于内战之中。蒋介石看不到这个潮流，反而镇压抗日的活动，抗日的言论被禁止，抗日的活动为非法，而且事实昭彰，东北是在他的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给日本的，华北的权益，尤其是冀东特殊化，是经由他的部下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而让与日人的。但是蒋的对日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不断地侵略事件接踵而至。1936年日本又在绥远滋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可抑止。而蒋介石在这种严重气氛中，未能因势善导，反而在这年冬季预备对共产党作最后的围剿，自己亲到西安坐镇。就在这种气氛中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主持这次兵谏的人是东北统帅张学良将军，与其同谋者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
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动机，是很显明的。张学良将军率的东北军是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去东北家乡，从九·一八之日就为蒋介石服务，由华北转兵华中，最后又调到西北担任剿共的任务。他们目见国土沦亡，白山黑水可爱的故乡不知何日才能回去，而经年累月为蒋介石的安内的政策拼命，何年攘外，尚不可知。所以全体官兵忍耐力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同时，他们在想剿共任务可能又正是蒋介石想消灭他们的手法之一。杨虎城所率领的西北军虽没有如东北军丧失家乡之痛，但是目睹国亡无日，兼以有被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苦，他们同情东北军，故行动上趋于一致。于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也是对国家事务的解决办法。
这一场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张杨的主张经蒋介石的同意，张学良将军乃于圣诞节日亲身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表示自己一片赤衷是为了国家民族，丝毫不参杂个人权益和恩怨。谁知张氏到了南京，一去不返。虽经军法审判定罪，旋经蒋介石请求，已蒙国民政府大赦，而蒋介石私自囚禁张氏已逾二十年之久。
西安事变主要背景和动机，简言之，就是一群流亡的军民要求抗日，想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这一点虽是符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实际这一要求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共产党不过想透过此路线达成其阴谋的目的而已。
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和停止内战，曾于西安事变之前，在西北前线与周恩来会谈过，张仍主张拥蒋抗日，周氏为其说服。故于西安事变后，反蒋者多欲杀蒋以谢国人，而张氏乃一本初衷，保护蒋氏安全，仍主张拥蒋抗日。恰巧这时莫斯科也指示中共为了保全势力，避免内战，不要伤害蒋介石。两者乃不谋而合，只是后者另有隐私的目的而已。
抗日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利用时机把它喊出，而透过这条路线，保全了自己，并且为自己作了休养发展的契机。上文已经说过，共军于“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人数不足三万，而人倦马乏，已入釜底游魂，如果蒋介石以三五十万之众一举而歼灭之，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是蒋氏不察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已不容再有此一举，于是乃有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国是为重的张学良，一心想抗日，对共党，正如其他一些好心肠的人一样，不甚了解，以为一经停止内战，同是中国人走上抗日的大道，抗日之后，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因之，发动西安事变。结果，中国走上抗日的道路。同时西安事变保存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透过此转机，于次年三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共产党为合法组织，这样给它一个日后长成的机会。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的军力想要保存是很难想象的；同之，如抗战中没有第八路军这个番号，共军发展不会这样迅速的。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也得承认，纵然因无西安事变，共军被消灭了，没有了第八路军的番号，共军自然遭遇不少困难；可是，在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抗战八年，共党还可在混乱的局势下生长力量；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伪装下，共产党得与各方联系，尤其在西安事变之后，它以公开的地位，合法的军队，与各方接触，而接触的结果是不愉快的。因为共产党已决定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自己的护身符，为自己争取休养时间和扩充力量的机会。故抗日战线的程序一展开，全国军民热情地走上战场，共产党便阳似抗战，而阴是混水摸鱼。开始时，共军不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搞摩擦，而专吃杂牌的地方军队。在华北吃过共军之亏的，有宋哲元的部队，韩复渠的部队，石友山的部队，阎锡山的部队，北上抗日的李宗仁部队；最后连西安事变他们的救星东北军，也被他们吃掉一部，拉垮一部。在北方，共党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印到地方军人的脑里，就是不详的代名词。在它的背后是瓦解这些军队，吃掉这些军队。而共党于吃饱之余，躲在山上“抗日”，渐渐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个沉痛的事实，活在今日的抗日将领，都能为你说上三天三夜。
我是不满意共党这样作法的，举两个例说明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心情。第一个例，1939年东北一个义勇军首领赵侗被杀。赵侗曾在七·七事变后领着一群抗日战士，其中不少人是我主持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附近打游击，后来扩展到几千队伍。共产党看中了这个队伍，渗透进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最终把赵侗驱出部队，而代之以党员高鹏。赵侗于1938年底绕道香港到重庆，又聚集百多个青年知识分子，于次年重新走上抗日的大道。当他北上到华北寿县的时候，被共军深夜包围，一举歼灭干净，死里逃生者仅二三人。这时报纸上载着这段新闻，我在《时代批评》上警告共党勿作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待我与驻香港共党负责人廖承志（现为中共中央委员）谈及这段惨案时，他一口否认没有其事，并说：“赵侗现在华北作生意，生活很好。”当时我想赵侗若是作生意的话，地点一定是阴曹地府。
另一个例子，1941年新四军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行镇压，不少进步人士，都逃到香港，这时我正在香港；我的一个老朋友于毅夫（共产党员，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他到我家谈话，希望我多作些抗日统战工作。我当时反问一句：“这个统一战线还有什么新内容没？”他未作答。我接着说：“如果还是老一套，你们已经无什么可作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你们把人得罪得透心凉了；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吃过你们的亏，部队或多或少地被你们吃掉！”接着我举出不少例子，于毅夫张口结舌不能谈下去了。
这两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美名下所怀的居心，所干的勾当——无情面地吃掉别人的力量，不能吃掉的即予歼灭。而自己躲在山上，举着抗日的旗帜，壮大势力，坐以待变。
在抗日末期，共军力量已较为可观，乃进而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摩擦，这时的国民党当然也不肯相让的。于是有新四军事变的一系列的冲突。
最近蒋介石以亲身的体验，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揭露共产党抗战初期的姿态，也可以说共产党的行动在抗战初期已为日后作了结果。
这就是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党的路线，共产党为贯彻此路线而奋斗了。
3、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成功的阶段
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扩大的力量已相当可观，军队由1937年两万人改编，到1945年已号称百万之师；党员由当时四万人之众，一跃于1945年而称党员百万。日本帝国主义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救星。没有抗日，共产党哪有机会创造这些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就可问鼎中原。但共产党自知力量虽长大，而与国民党对比，还是不够强大，国民党还是它意料中的大敌。对它的战略，必须是又敷衍又打击。在运用统一战线时，就是团结联合不满国民党的人，同时就是孤立国民党。
共产党明知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它那套瓦解友军，吃掉友军的作法，得罪了大批地方实力派；但是，这不要紧，反正还有未亲受其害的人，统一战线戏法还可以演。例如在抗日胜利前后，共党对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人所进行的拉拢，就是根据这一经验。
不过，这回是要夺取政权了，不止要有“友军”，而且还要有“友党”。争取友党，共产党一眼首先盯住了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开始作民盟的工作。（在1944年前，这个组织显著的是包括三党二派，即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乡村派、职教派。我于民盟创党之初即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加入民盟，后来大家不谈组织，我也就不提了。1943年沈钧儒派的救国会才行加入。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党派为本位了。）
夺取政权为当务之急，而主要对象为国民党，于是共党展开了统一战线的高级技巧。在1945年共产党意料国民党是庞然大物不可轻敌，于是一时伸出谈判之手，一时给你一枪，这就是“又团结，又打击”。也就是周恩来口中的“边谈边打”。对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用这套办法：团结、分化、打击、渗透。跟共产党合作的，则团结，如中国民主同盟；可以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则进行分化，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的死跟国民党走的，则孤立打击，如脱离民盟的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而到紧急关头，如1947年以后，共产党要给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了，要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了，谁再反对内战，就被认为帮助国民党，为敌人争取喘息时间。我个人当时因继续反内战而遭到共产党人的抨击的。（注七）共产党之所以能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起这种影响，就是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作，起了作用。
锣鼓喧天，好戏登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政府，“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统一战线又统了四个阶级，美其名曰这个政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时被打击的是反动派，不许乱说乱动，被圈出在人民之外了。中国人民在共党的统一战线的圈套下把它捧上舞台，而呻吟叫苦是抬轿子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
统一战线——高级骗人技术，在北京红色政权成立之后的二三年间，还不断地起着作用，还有不少人上了它的钩。对政权的稳定起了不小的作用。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胞，还不断受这个骗术的玩弄。
从上述统一战线的三个阶段，头一阶段靠人起家，被愚弄的是国民党；第二阶段吃亏的是地方实力派；第三阶段——最后阶段是击溃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势力，俘虏了各民主党派，玩弄了四个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四个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得看中共的脸色，自掘坟墓埋葬自己。一篇谎言已经揭穿，就此在大陆上告一段落。魔术已经不灵，而另换一副统治的面孔。但骗人的余地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在海外、在国际间、在那里想吃这付毒药的人，一定还有后备队伍。
欲了解共产党的法宝——统一战线的作用，工作方法和真实面貌，应先透彻了解在大陆上的民主党派的遭遇，由被骗到被利用以骗人的过程。
共产党在这阶段，高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意思凡是有一点“民主”气味的团体和个人，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阶级讲，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这一阶层的人们外，其他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包括华侨）都在统一战线之内，都是“自己的人”，都须要“统”；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大地主，官僚资本家不是自己人，都须要杀头，劳动改造，和管制。不过要“统”的阶级有四个，要“统”的人们又这样多，于是不能不找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去“统”，透过这个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再统其所代表的人。
什么人和团体和代表性呢？毛泽东盘来盘去一眼盯住了民主党派。这些人们是有阶级性的，是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有一套讲究和活动力。不抓住这些人，就不能与国民党平分春色，更不易谈称朝称帝了。
在抗战胜利的前后几年中，国共的摩擦时而紧张，时而和缓；国内的民主党派担心这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要误国家大事，不能不想办法组织一个第三种力量，折冲于国共之间，使他们有所顾虑，至少令他们知道，这个砝码，看是非和情况，再作选择，加入哪一边都会对另一边有不可估计的损失。也许用这套办法，使国与共不敢胡作胡为。根据这套想法，于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名义上包括三党二派，实际上有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各地方实力派，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真称得起民主大同盟了。就以现在大陆上的、台湾的、和海外的小党派的负责人来说，他们多数曾是民盟的分子。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的出现，给中国政治带来一种新空气，许多不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自己有了出路，有了可以依靠斗争的组织，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有了代言人。国民党当时对民盟如眼中刺，而中共却起了利用之心。
毛泽东为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先放出中国需要“新民主主义”，继之以中国需要“联合政府”，这两个幌子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中共需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且时间相当长，它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这套把戏虽明明骗人，但被骗的人都以为是真的。一般人看共产党文件，多看重表面，而忽略其伏笔，看了上段而忽略它的尾巴。民盟的负责人中间，有些就上了这个当。
另方面中共既看中了民盟可资利用，于是于1943年乃派遣其外围核心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一群人加入民盟，想于其中起左右作用。从民盟成立之时起，共产党就处处想利用它，不过，它知道民盟这群人有进步性而不一定跟着共产党走，故行动往来颇具一番假虚心；遇有事情，总是向民盟“请教”。就以重庆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事无大小，周恩来都是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量。商谈的地点多数不在客厅里，必约民盟的代表在罗隆基和我住的房间里，表示亲密，不拘形式。
这时共产党似乎必得抓住民盟，找个同伴，以为进退之据。民盟的当时情况虽被共党患了假相思，民盟的领袖们如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人并不是想断绝了国民党这条路，这时时与国民党人接触，无如国民党铁了心，硬把民盟向共产党那边推。就如国民党派特务于1945年末袭击民盟在重庆的机关报——《民主报》；1946年在成都派特务侮辱民盟主席张澜先生，1947年底强迫解散民盟总部……这一系列的事，看出国民党的愚蠢，正给共产党以更好的利用之机。
国民政府从1947年冬起，逐渐走了下坡路，而疯狂的反动程度并不减少，例如强迫解散民盟总部。因之，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被迫逃到香港。民盟的总部在香港恢复了组织，且于次年春还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接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在1948年中许多党派负责人都到了香港，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已先到港），致公党的陈其尤，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茅盾等人；而且每个党派都有一批人聚集在香港。共产党于是有文章可作，邀各党派每星期开个座谈会，交换国是意见，随时争取各党派发表时局宣言、声明，这自然一面指责国民政府，一面支持了中共。今天说来，这些党派固然显得天真幼稚，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事实的对照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迫害这些党派和其组成分子，例如解散民盟总部，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而且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眼看是大厦将倾。同时，共产党虽不一定受人爱戴，但它还有 一副假面孔，称兄道弟，在政治路线方面是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要成立的是“联合政府”，允许人民的是“民主”、“自由”。而且对民主党派极尽其拉拢能事。两方对照，这就很显然了。一方是镇压、迫害；另一方是“同情”、招呼。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共发出的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当然谁也知道，这次召开政协的主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井冈山上的好汉毛泽东了。
这时响应中共的号召——欺骗，和日后参与中共政权的党派和个人，一些人是想谋求国是解决；一些人是激于义愤，受不了国民政府的迫害镇压；另一部分人是官僚政客，正好乘机图利；还有一部分人是堕落成性，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那时在香港活动的共产党负责人潘汉年、方方、乔木、连贯等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在“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重开新政协”，这一套召开的阴影下，摆出一副假虚心的面孔；好似中国事，大家有份，大家来搞。这样“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就能实现。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请客电报如雪片飞来，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共商国是。毛周发给我们八个人的电报是在1948年12月中，约我们于最近期中迅速北上。时间迫促，限于两星期内动身。这八个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还有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和我。他们知道我近二年来常批评共产党，不一定能如邀而往，特请章伯钧几次向我说服，至少要去走一趟。我果如他们所料，“以私事待理，未便成行”为词，婉言谢绝，允于日后前往。其他诸人于圣诞节前夕，偷乘苏联货船北上“商谈国是”去了。这些人被运到大陆，转送到哈尔滨，以后又移住沈阳。据后来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民主人士”是很好的被招待于旅馆中，闲余时间，游山玩水于满洲大地，从未谈及政治。有的人如章伯钧穷极无聊，把他的时间放在逛书摊里。我以后（1949年春）到了北京，和他们开玩笑说：“幸而我未争先受这趟罪”！
原来中共首脑们知道这些人有用，至少是可以利用去骗中国人民，因之尽早把他们骗来，先行冷藏冻结起来，随时可以驱使。另方面，他们知道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些号召力和活动力，日久生变，说不定另搞出一套名堂。其中最值得他们注意担心的是：李济深、章伯钧和我几个人正在搞军事活动。所以非把这些人冻结不可。果然，李、章北去之后，留我一人在港，便感空虚无能为力了。关于这类事，以后我们到了北京，于三反运动前后，我们都作了交代检讨。
至于我为何终于北去呢？原因是简单的。于1949年3月，我们的民盟总部决定迁往北京，盟内盟外很多朋友都因香港无法站脚，不能不北去，而且许多人已经北上了。我单独地留在香港有些孤寂。这是环境形势促成，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一点，我虽常批评共产党，但我觉得中国局势可能是和平谈判，最后走向联合政府之路。我在北上前写了一篇文章《展望大局》，内容就是这样看法。有了这个观察，便觉得自己奔走国是有年，这个机会就是为人民说话的时机，不应随便放过。我是以此种心情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政权；而八年来一无作为，只学得一点经验，那就是中共的骗局。
这大批民主党派人士，首先是到东北，待北京“解放”之后，于1949年春，纷纷到了北京，我是在三月底去到北京的。我们这些人分别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处，大家都等待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底开幕，它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有代表性的人物，总共有662人。民盟总部除有16名正式代表2个候补代表外，在这次会上有民盟盟籍出席的人就有一百多。党派的代表名单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各党派协商的。其他以各种名义，如人民团体，学术界，华侨等等推出的代表也都是以协商为名，实际是由共产党指定。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订临时性的宪法——《共同纲领》，通过政府组织法，和选出政府。会谈的本身就是最高的立法机关。我亲身参加这个会。论来，以代表身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民主机构”，我这份代表，成了不能自主的机器，实际上每个代表都同我一样；例外的，只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首脑，才有运用脑筋的必要。《共同纲领》由共产党提出，大家也讨论了，情势所限，在小组讨论时，代表所能建议和修改都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其他内容是不许删动的，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意见，也是经由共产党人的解释，予以否决。在大会上提出这个纲领，无保留的，无异议的，热烈一致地全场举手通过。在选举政府人名单时，事前也是由共产党拟定，交小组讨论，结果也无保留的，无异议的，在大会上全场投票一致通过。就是在会上代表的发言，也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主持这件事的，不用说又是共产党。
这样一手遮天，一手包办的事，共产党说是“新式民主”，主要的特点是“背后协商”，所以特别有其优越性。我所了解的和体会的，这个“民主”的特点，所谓“背后协商”，实是“当面指示”，所谓“优越”，是共产党一手包办，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注解了。
《共同纲领》真是把人民的要求全都列入了；对党派说：“这是联合政府”；对知识分子说：“这里有民主，有自由”；对资产阶级说：“有公私两利的经济”；对农民说：“土地改革，个人分得了土地”；对民族分子说：“民族平等团结”；对爱国分子说：“我给你一个伟大的祖国”。这真是“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富强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都是画饼充饥。
在这里稍微提上几句，简略的作一个轮廓，以明了实际情况，详细地则留待本书以后叙述。所谓联合政府，虽然，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但这是两个空牌位，为共产党作陪衬。其他如民主党派的几位部长，如交通部长章伯钧，司法部长史良，邮电部长朱学范，卫生部长李德全，轻工业部长黄炎培……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虽身当要津，但是有职无权，一个十足的傀儡；真的有职有权，决定事务的人是共产党的副部长。所谓联合政府云云，实际就是这样。
至于“民主，自由，”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还能谈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盗用这个名词，不过是为骗弄铁幕外的一些门外汉而已。其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真的，这是共产党想利用农民所放出的饵食，不旋踵的工夫，这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未等亲热一番，已经农业合作化，而以另一个手段夺回了。再次，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是用以欺骗资产阶级的一套，最后于1955年底在天安门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成功，所有的全国工商业，不为国营，至少要公私合营。这些大城市于数天之内统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切一切，弄得拥护《共同纲领》的人目瞪口呆；才明白这才是共产党的真面目。新民主主义阶段原来说是很长，现在这么短，联合政府原来是各党各派有份，有地位，现在在共产党的玩弄下，原来是一群傀儡，可怜虫。
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本来要取消一些，缩编一些，因为大的任务已完成，而且毛泽东已被拥护上了台。最初只想保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其他的小党取消名义，合并到三个党派里。预计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四个组织取消名义，合并于民盟；致公党合并于民革。那时已经着手，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之取得民盟负责人的地位是那时开始。九三学社正在交涉之中。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有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他这一醒悟，保存了几个小党派。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民主党派有什么用？作些什么呢？这将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讲。
对内，共产党知道，虽然说四个阶级联盟组成统一战线的政权，自己说代表工人阶级，其中有三个阶级是陌生的，这就是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将如何争取这些阶级分子来支持共产党？这就要有所利用。民主党派在这些方面是有影响力，因之只好利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它蒙过这一关。
于是遇有大事，除了成立政府由各党派成立的政协通过外，还要各党派联合宣言，如“抗美援朝”，“解放台湾”，都由各党派联合声明，其他方式就是共产党政府决定某项事情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拥护。这不只是声势问题，实因在中国这个复杂而又落后的社会，共产党登高一呼，并不能引起群声响应，它必透过在社会里有声望的人和党派，说出同样的话，这些人和党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分量，至少使落后观望的群众感到：“张澜、李济深等人不是共产党，他们都这样说，这样号召，一定是不会错的……，”至少使正直的群众把怀疑共产党的作用打了一个折扣。换句话说，共产党心里的话，由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口中说出，就有说服力，揭穿言之，就更能骗人。所以共产党显然先骗了民主党派，还得利用民主党派去骗人民。
再有，中国是个六万万人的国家，共产党执政之时号称百万党员，1956年号称一千万党员，这个数目若在小国确实可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比数上，真是一小撮人面对浩浩大海。几粒红色的颜料，如何能染变大海，于是不能不利用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在他们熟习的人民群中为共产党散布拥护支持的种子。简言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深入工作的地方，由民主党派去工作。因为民主党派不只在这些人群中有号召力，而且民主党派就是这些人的前身，它们懂得这群人的心理、习惯、感情和语言，这样套上共产党的指示目标，传达到这些人群中去，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事半功倍。
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红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进行了分工，免得党派间摩擦和费时费力。各党派工作的划分是这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专负责吸收、影响、教育旧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党员。民主同盟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就是在高等学校，对大学教授和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作。民主建国会负责工商界工作。农工民主党负责技术人员，包括中西医。民主促进会负责中小学教育方面。九三学社负责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工作与民盟相杂，不过影响力小些，社员不多而已。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 对台号召工作。致公党负责海外华侨工作。1949年以来，各党派内部的分工大致如此，其中虽有调整，那是枝节的部分。
共产党利用下的民主党派，不但为对内欺骗人民的工具，对外也为欺骗国际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对外斗争的一部分；不只是用来骗“帝国主义”，而且是用来骗“中立主义”，和独立后前殖民地的国家。这样有利于中共的活动，使落后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如何的羡慕这个大国。
中共在国际间利用民主党派作骗人的工具，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多党的国家，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可以不必怕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中国不就是好例子吗？
中共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用心良苦的，今举几个显明例子，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
第一、政府人员中摆上一些空位，让给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对外表示是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绝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应有的内容。这个内容拿到西方更无人能想象得出。说来，令人作呕！
第二、对外宣传必有不少民主人士发言，如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黄炎培等等人士，使外边人得一个印象：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年为民主事业斗争的人。但是发言的稿子是共产党人作的，或是经过共产党的批准。
第三、国际活动多派民主人士，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必有多人是民主人士，就如和平理事会，和彭真于1956年率领出国的议会式的代表团等等，民主人士占的比例数颇多。但是所可注意的，凡是这样出国的代表团，其中主持行动方向的人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只是留声机片。
第四、资本主义或中立主义国家的代表来到北京，必让他们有机会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谈话，谈话内容大纲是由共产党事先就给预备好了的。
第五、民主党派的章程上，必印一条“党费由党员交纳或自由捐献”。外国颇注意这一点，以为党由自己收费开支，这个党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外国人问到这一层，我们就说“党费由自己捐献交纳”。实际上所有党派的开支，无论上级和下级，全由国库开支。从1949年到1954年，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下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可证实这种情况。头两年所有民盟上下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我出名向财政部领取，然后年终向它报销；后二年地方组织经费，由当地组织向财政机关去领，免去了由中央领取再发的多层手续。
以上几点就是共产党对外利用民主党派的作用，其想达到的目的是可以想象到的。今天说起来，共产党人厚着脸皮还可支吾其说，但是想骗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是司马昭之心，人人可见的。不过，若不把它指出，许多国家以为这是不足轻重的小事，那就为共产党所想展开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出一条路，于是分化、渗透、颠覆、第五纵队等等工作就有了基础。
民主党派自从1949年登上了共产党这只船，成了共产党的俘虏，当了共产党的骗人工具。最初由于联合政府这套迷药，似醒似醉混了两年。但是越混下去愈痛苦，就是利禄熏心的人也觉得末路将至，“吃统一战线饭”的日子愈来愈短，地位愈来愈低，待遇愈来愈冷淡，而自掘的坟墓就需要启用了。这时从各方露出消极的空气。本来共产党早有此打算，而且也是不隐藏的。记得1954年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曾请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政治讲话，我也被邀列席旁听。陈毅说：“阶级、党派的存在都有时间性的，它们过了时代需要就得取消淘汰。中国的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听到此话，虽赞其高明，但内心是灰色的，这时已证明共产党想逐渐地消灭民主党派。可是不能行之过急。于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张澜（民盟主席），李济深（民革主席）都改为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黄炎培（民建主任委员）也取消职位，换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去。部长们也有的去职（如李书城去掉农业部长职），这已露出转变的端倪。
“狡兔死，走狗烹”，汉高祖刘邦这套手法是合乎共产党唯物辩证法的。陈毅口爽为之道出。但是世事多变，1956年有清算斯大林，有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产党又走向困难，于是中共不能不考虑本身问题。1955年感到知识分子不满意，有“六不”现象；农村中因合作化过急，农民表示消极；党派人士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出将近百条不满统战部工作的意见。这还是多事之秋，更何况台湾尚未“解放”，于是毛泽东看到，郊原还有狡兔，走狗还得利用，不能早烹。
1956年毛泽东放出八个不着边际的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不指出范围和内容界线，令你在五里雾中捉摸。当1956年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时，我就向人提说：“毛常提对联式的口号，令人无从捉摸，这次百家争鸣就是这样，怎样鸣，什么界线，范围如何？我摸不出一个轮廓。”但是讨论的人便纷纷猜测领导意图，有的说唯心唯物论都可以鸣，有人说争鸣也须以马列主义为领导等等。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毛泽东惯用这套手法，提出几个字，叫你捉摸，解释多点，或解释少点都可以。然后他看形势再下定义，并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这一回，他提出这个口号，正如他自己向高级人员所谈的：“几年来，运动搞的太凶了，人民和干部都喘不过气来，这回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喘一口气。”“先喘一口气”一定还有下文的。这是毛泽东对付人民的手法。他对付民主党派如何呢？民主党派不也是喘不过气来，有消极的现象吗？他于“百家争鸣”的时候，对党派也放出八个大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对民主党派打一针强心剂。于是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也牵强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代表改造后的资产阶级”。这真是新闻了。
民主党派从1949年10月1日起已日趋没落，死亡无日，（实际来说，从1949年政协开会后等于死了）。这回“长期共存”，不是“皇恩浩荡”吗？不更可骗人吗？何况，不止“共存”，而且还要“互相监督”，这真是“新民主”了！我早了解共产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一次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专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我故意说几句讽刺的话；但在表面上，不能指出话里的毛病。我说：“我很惭愧几年来参加革命政权毫无贡献，说起来，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没对共产党有什么建议贡献。从今后，有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个人和组织都应当振奋起来，不负领导的期望。”我记得很清楚，话在嘴边虽如此说，而我心中是沉痛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被共产党玩弄得不成样子，现在还假惺惺地提什么“互相监督”，这不是骂人吗？这不是哄不懂事的小孩子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让他们在绞刑套里喘一口气，然后还是绞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玩弄民主党派，“狡兔”尚在，“走狗”还得养活一时，不能就烹，有时还须利用。
一般的印象，每个政党都有阶级性，代表一些社会上的利益，因之，政党都有自己奋斗的目标和纲领。在红色中国的党派，除了共产党外，还有七个小党派；它们在参加北京政权前都有自己的活动对象和奋斗的纲领。其他党派的纲领如何？我未见过，但是我深知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它有奋斗的目标和完整的纲领。对这个纲领，我是参与意见的，而且我愿为它忠实奋斗的。可是这些党派参与北京政权之后，一律地取消了自己的纲领，在党章的第一条先大书：“本党（盟、会、社）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接着就是另一条：“本党（盟、会、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了这两条就是给民主党派确立了地位。表面上有这几块招牌，对外表示独立，实际上民主党派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许各党派的成员有什么“分庭抗礼”，“闹独立性”的思想，如果这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在1949年底就开始整“分庭抗礼”思想和“闹独立性”的思想，而且被整的人一直追溯历史到他参加北京政权前的两三年。我们民盟被整的人就不在少数，罗隆基和我这群人就是被整的对象。
本来我们的盟是独立的，参加北京政权，也是为“共商国是”，在“联合政府”有盟的一份。这在我们这群人脑中本是正常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短于应付环境的能力，由始至终，碰到这类问题就受打击，罪名是“分庭抗礼”，“闹独立性”。因此，多年来脱不掉落后分子的帽子。
按之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倒清楚得很；一个王朝上台，那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分庭抗礼就是不尊重王朝，有意造反，那个罪名还得了。但是我们愚蠢地认为这是民主时代，革命是大家有份，争持本党的独立，并不算什么过分。谁想到共产党就是王朝，谁能开始就那样落后地想以共产党比作王朝。结果，你不懂得，不明白，就得人家用棒子打，一直打到大家承认共产党王朝是不许“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以外，不许有独立的组织。
就我个人的体会，本组织没有了纲领，没有了独立性，没有分庭抗礼的气魄，就一直感到什么都完了；过去奋斗的史实被人盗用了，而且继续被人利用，自己良心惭愧，便觉没有力量，便觉一点智慧，没有发言的勇气了，便一直在争取不发言的自由。但是沉默就是反抗，于是不得不在大小会上背诵书本马列主义经典和《人民日报》的论调。如果，你的言论稍不留意露出一点旁观者的态度，人家就会送给你另一顶帽子：“作客思想”。
我个人的体会虽只限于我个人，但我知道很大一批民主党派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感慨。只有堕落成性的唯利是图的分子伪装进步奔走于权势之门；看他摇摆那条尾巴样子也是很可怜的。
民主党派既发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派谁来主持其事呢？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直接负责的，它的机构内专设“民主党派处”，凡是民主党派的事，不论大小，它都过问；如果民主党派开会，主要讨论的题目内容，也请示统战部，会后把议决或声明，须得送统战部看过。选举的人名单先请统战部批准，会中还得很荣幸地请统战部长李维汉亲临致训指示。在地方也请地方统战部长。在会议中每天都有情报员向统战部报告与会的人们思想动态，有时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席旁听，亲自取得第一手材料。
平常的事务如布置什么座谈会，怎样工作，也得请示统战部。有时吸收某人入盟入党，也得征求统战部的意见。统战部点头即可，摇头就等于判定那人还有可疑之处。
统治民主党派的统战部，上自部长，下至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人士是很有气魄的。开会时，他或他们坐在上座，气势严肃，目临下民。据在日伪时曾受过日本统治的人们告诉我，统战部大老爷的气势和日本侵凌中国时代的指导官，一模一样。从这里就可看出他们那种主人气势凌人的面孔。他们对待“民主人士”颇具高兴了“招之即来”，不高兴了一摇手“挥之即去”的气派。何况，你的生活、地位，甚至命运，都操之在他们的手里。共产党何以有这样的拿手？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一切的道理。所以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把一切可以令人谋生的路子堵死，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统由国家管制或经营，谁想活着就得伸手求怜于共产党。人们就如同小鸟一样，所有可以获食的地方，统由共产党把持，你想活就得飞向他的身边得几粒小米，不想活“听君自便”。共产党得到一条规律：绝大多数人是想活的；想活着就得听他们摆弄。
有一次在1952年二三月间，正是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看徐冰（邢西屏）副部长。这人与我相识甚久，在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主持东北大学时，他在我们的学校有课教。在那时以后，我凡与中共打交道，他常常作通信传达的人，说起关系来还不算坏。那一次谈话，他很严肃，提到张东荪先生，他有些气恼，（这时张东荪已在三反运动的开始，过不了关，正在停职反省；不久就被软禁。）徐冰说：“我们共产党今天可非昔比，我们愿给谁个颜色看，就给谁个颜色看。”话后让我在民盟好好作坦白检讨，挖掘愈深愈全面愈好。这是对我的恐吓，同时要我交代我一生的活动历史。关于交代全部历史，我倒不在乎，因为有目共见，我的二十年奔走活动都是为了民主运动，没作过官，没枉过法，只有一条垂直的路线。后来我在民盟检讨交代历史时，他们说我夸耀过去的清白光荣。
中共的统战部副部长脱口而出，共产党今天可以随便给谁颜色看。我听了这话领悟颇深：一个自命为革命无私的政党，竟能纵情任性的随便给人颜色看；在其统治下人民的遭遇，是可以想象得出了。民主党派被玩弄的情况，是可想而见了。
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战部就是民主党派的直接统治者；事无大小，都得向统战部请示。统战部中上级人员，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是气焰万丈，不可近人，正如军阀时代的幸进的小人得势，见了凡人都不睁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统战部的周围包围着一群党内外的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统战部的报耳神。我毫无成见地可以良心作证地说：这群人都是邪恶之徒，不正派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取得主人的欢心，赏给一些骨头。统战部的部长和高级干部就得意这些人，闲着说笑打骂，高兴大吃大喝。这些腿子们为证明“热烈拥护”共产党，多是无事生非，所送上的情报又添油添醋，结果民主党派中只有他们是“积极分子”，是可靠分子。主子们于欢心之余，又怒骂“民主人士”了，抓住机会就对这些民主人士狠狠地整。这时统战部所不得不敷衍的，只是民主党派的少数上层。即在上层中它也给分化、分家，列出谁是进步，谁是中间，谁是落后，这就分别给以不同的颜色。
民主党派不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直接通过统战部，实际最直接领导的当推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自从这些民主党派在北京挂起招牌之后，共产党派些党员参加各党派工作。有的党派如民盟在好久以前就有共产党员潜入，他们直到北京才公开党员身份，（举例如民盟中委周新民、闵刚侯等人。）这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成了主宰。大家说话得先看他们的颜色，决事则先听他们的意见，待办的事则先由他们主张。他们三三两两结队成群，在民主党派中是直接的指挥官，透过他们再上呈统战部。这就所谓透过共产党员的领导。如你关于这个问题作表面上、理论上的讨论，共产党是闭口不承认这回事的，而事实如此，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
最后，让我提及举世皆知的大笑话。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在1956年毛泽东目睹国内外情势，放出了十六个大字的号召诺言，对人民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民主党派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把人玩弄得太不成样子了。在1957年春夏之间，共产党还故制陷阱，希望大家“大鸣大放”。“鸣放”虽为对人民而设的陷阱，“鸣放”与“互相监督”有关，因为不鸣不放，如何去作监督工作。于是在鸣放政策下，在互相监督的诺言下，噤若寒蝉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开了口，按着共产党划定界线说些话。本来这些话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再平常没有了。而且这些说话的人，是摸着共产党的脉搏说的话。结果，倒是中国的老格言有预见：“忠言逆耳”。鸣放方才开始，对政策执行人员的作风，和所犯的可以改正的错误，提供一些良善的意见，共产党内有人跳脚大呼“收兵”，大呼“这些鸣放的人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于是如火烧天搞起反右派的无情斗争。共产党下了讨伐令，“打倒右派”，足足闹了数月之久。
本年在共产党说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共产党本身进行整风运动，并公开声言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提供批评意见。谁知民主党派人士方一开口，提供一点忠言；方一开口试试“监督”的味道，统治者就怒吼了：“你们也敢说话，大胆的奴才！给你们颜色看看！”于是党的整风运动，转而为整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整民主党派，而在民主党派中又以民主同盟为其打击重点。
在大陆上的报纸，大加讨论的是民主同盟的两个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海外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消息。牵涉在内的有不少民主同盟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都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共产党为何看中了民盟加以打击，因为民盟的组成员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院长、专家。多是全国闻名人物。正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事的感应就灵敏些，所以在鸣放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不管是如何选择词句，只若是鸣放，对共产党就有点不利。不利的话出诸知名人士之口，一定有些影响，那还了得。因为共产党一贯允许的只是“歌功颂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民主同盟中高级知识分子多，故共产党重点是整民盟。民盟中西洋留学生多，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多，故重点的打击美国留学生。我说这话是根据实情，民盟这个组织其成员如此，稍知内幕者都可道出；惟我说此次是特别打击民盟中的美国留学生，是由于我见到被打击人物多是这群人，如曾昭抡、钱伟长、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储安平一串数不尽人物。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都成了祭坛上的羔羊。这回算尝到了苦味，和“互相监督”下共产党这副脸色。
其他民主党派中被整的显著人物，还是一贯被整的那些人；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从三反运动起就不断地挨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被整也不知多少次了，弄得人啼笑皆非。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也是从三反中整起。其余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是被整名单中新进人物。我很有自知之明，假如我在北京，这次也会挨到重点的打击，就连我远在香港，还不断地提到我的名字和过去的活动。在我们人民和我的朋友们受尽苦难的期中，我本着良心写这部书，一则作为我自己的回忆录，一则为世人介绍红色中国真实情况。
共产党所设的陷阱，是毛泽东十六个大字。“大鸣大放”、“互相监督”，诱引人说点话，共产党就根据这些话任便注释，然后科以“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罪名。在炎热的暑天本来生活就不舒服，千千万万的人紧张地开会，被打击的人满头大汗作检讨，“俯首认罪”，或是听人批评裁判，停职反省；有的患精神衰弱，血压高，有的人自杀了，有的判处了死刑。而设陷阱的人——毛泽东——避暑青岛海边，赏不尽的有明月，清风，碧海。在大家苦难的尾期，10月1日他又在天安门上接受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了！在他们眼前走动的还有强作笑脸，遍体鳞伤的民主党派人士！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民主党派已经被玩弄得不成样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已经被肢解得不成形了。民主人士变成了囚犯。但是，共产党还以为未满足，它对人民想挤出最后一滴血，对靠它吃饭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势必挤出他们可以利用骗人的一切机能和影响。请看1958年3月16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民主党派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及会后的大游行。参加大会和游行的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常务委员张治中；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以下大批民主人士。这些首脑人物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游行时蹒跚走路，提着笨重的脚，口里喊着：“决心拥护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我们决心‘交出心来’！”“把心交给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口号。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游行前二日已经给共产党上了“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书。在大会上还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教育公约》；次日《人民日报》还特写社论，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社论特别赞扬“交出心来”这一点。我看到这段新闻，说不出内心有多少悲哀和厌恶。悲哀的是我这批老朋友悲惨的命运！厌恶的是共产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继北京大游行之后，广州市、上海市以及其他大城市，各民主党派下级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照北京一样举行开会游行，喊口号和献决心书。最出奇的是上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在游行时，把用红纸剪裁的一棵心挂在胸前；以后大队向共党市委会献决心书时，我想共产党人一定接受他们用纸剪裁的赤心。
共产党之所以导演这幕令人恶心的丑剧，不外是想藉此粉饰门面，挽回一些已失去的人心，再想骗骗老百姓；同时给外界看看，表示大陆上虽经过反右派打击民主党派，而今民主党派依然存在，经过斗争，民主党派更靠近了共产党，更决心支持共产党。如果在这两方面给人这样一点错觉，共产党不惜厚着脸皮导演这幕丑戏的。
我可以正告中国共产党，你们这套骗术不灵了，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清楚你们的丑恶面貌。就是被你们迫害写决心书的人们，被你们俘虏，不得不说恭维话的人们，他们“交出来的心”是一颗被污辱恼丧至极的死心、凉心。你们搞这套丑戏，正是证明你们失去信心，众叛亲离；你们的辩证法不灵，你们是病入膏肓，来一个回光返照；你们是黔驴技穷，碰昏了头脑。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你们穷途末路，无技可施，分明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
以上所述是简略地说明民主党派如何被共产党欺骗，上了它这条贼船，共产党又如何利用他们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而民主党派的地位是那样可怜，民主人士所逢的遭遇是那样可耻可怜。我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红色政权，而且有八年之久，我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人员，参与过政务院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制订过统治中国人民的法令。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亲身体验过民主人士像俘虏一样的遭遇，我是感到疚心而痛苦的。我现写这部书，使我想起1952年10月1日在怀仁堂开会，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地写了一首诗，记在我的笔记簿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党派所处的地位和我自己的心情。
怀仁堂是满清王朝帝宴居之所，建筑是宫殿式，现在的红柱上的对联和门前的匾额，还有慈禧皇太后的笔迹。到了民国时代，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他们使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等都驻节在此。张作霖的大元帅府也设在这里。中国红色政权的宣布成立就是在怀仁堂里决定；于是北京的发号施令的中枢就是怀仁堂，政治上大轴戏都在这里唱；不但政治戏在此表演，就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京戏晚会以及各国文工团到中国表演也在此地。我这首诗歌咏怀仁堂，由这首诗可看中国政权历史的垂直线，尤其可以看出红色中国的政治面貌，和我们这群民主人士的心情。今把这首诗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怎样取得政权
中国一部历史，说明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有两个基本条件，代表着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生气勃勃，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希望。如果一个新起的朝代仍不能具备后边这个条件，它还是被另一个新起者代替。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紧接着一个王朝走上来，如清朝取明朝而代之，是一种例子。也有一个没落的王朝退下去，经过战乱多年，另一个王朝才上台，如唐朝末期，经过五代残唐，宋朝才统一了中国，这是又一种例子。总结这个历史规律，退下去的王朝，必是自身腐化，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上来的王朝，如果能立稳的话，必是具有朝气，有些改革，使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它也将是被驱逐的对象。
人类的历史走到二十世纪，这是人民的时代，这是民主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古老的帝国，经过革命而出现了中华民国，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又出现了共产帝国。在红色帝国不满十年的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种情况是令人不能忍受的。这说明按之历史的规律，一定还在变，肯定的必有巨大的变化，而且是向着正确合理的方向变化，向着人民的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变化，向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变化，向着大众幸福的道路上变化。
共产党的极权政权是违背着这个时代的方向，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渴望要求；但是在人民的历史前进中，它插进一脚，而且建立了政权，已将有十年之久。这是个事实。现已证明它虽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人类的毒瘤，但是它是存在的现实，是一个力量。我们得面对现实，而运用我们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将其摧毁。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色政权，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如一片原野，能生五谷，也能生莠草。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因为人们不善于耕耘，未能善自辨别谷莠，在这个时期生出了大批毒草，以致为患。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由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这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又是有历史性，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我们要追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至为中国人民之患，其主要原因为中国百年来的落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正适合这种病菌——共产党——的潜伏和发展，它能潜伏在人民群中，利用外在对它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而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代的人，尤其是与共产党交往的民主党派，多不了解共产党，以致被它的五花八门的骗术骗过。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敌，但本身腐败，官吏无能，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紧要关头，自己在政策上、措施上，弱点毕露。这些弱点变成了共产党取胜的“优点”。
当我提到这些原因时，只是公正地叙明这段历史，提供当代一个历史的教训。
在我们承认共产党得利于这些原因之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共产党主观的努力。它在骗取群众时有一套宣传技巧；它在发展组织与控制党员时有一套马列主义和党的纪律；它在与广大阶层接触时，有一套高级骗术——统一战线；它在搞军队时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这些主观的努力与艰苦的斗争是与它取得政权分不开的。
这一章主要的是叙明时代的背景如何对它有利；它如何得到苏联的支持，如何利用抗日战争发展力量，它如何利用了当代人民的要求，作为它夺取政权的资本；同时，叙明与它斗争的对方如何的暴露弱点，给它造成有利的机会。至于它如何施展骗术，及其主观努力的方面以致有助于它的取得政权，将散见于本书各章。
一.时代背景
（一）骄傲的王朝和列强的入侵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它的历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部。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家庭中，它的版图之大，物产之富，又是可观的。中国人口众多，在世界各国人口的比例中，它的人口竟占第一位。这一个古老的大国在历史上有过光荣的日子，昌盛的日子，它的文化在百年之前还是亚洲文化的正宗，许多亚洲国家民族都受它的文化的渲染。文化的昌明，一方面说明文物制度的优越，另方面说明人的创造和人的优秀。
百年前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华夏之邦”，住在它周围的小邦小国和它保持友好关系，每年或每几年向它入贡，表示钦敬。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和被统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一种高大自满的气氛，提起外国就称为“夷狄”，“番邦”；对外国人称为“老番”，“洋鬼子”。提到自己的国家，是“天朝”，自称是“华夏之民”。
一个古老的大国已经很骄傲，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不用分说是有优越感，更不用说自尊心了！中国古圣先贤从生活体验中得出一套哲理，不断提醒人们的注意。那些名言说：“骄者必败”！“满招损，谦受益”！但是谁能经常听信这些话而又能身体力行呢？
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骄傲自大的天朝大国和它的人民，终竟招来骄者必败的证验。在中国统治者欣赏锦绣江山过着奢侈靡乱生活的时候；在其卫国的壮士还拿着大刀长矛和土炮用为作战武器的时候；在其生产保留在中古生产方式的时候；在其教育人民尊孔保王的时候；受了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武装起来的西方炮舰、洋枪、大炮逼到了闭关自守中国天朝的大门。
一方是空虚的，落后的骄傲；一方是处心积虑的，坚甲利兵的进侵；结果是会很显明的，那就是近百年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也就是强国侵略中国的血腥史。这段历史酿育了中国今天的局面。
论来一国兴衰在历史上不是稀罕的事；论来，百年时光在人类长久的历史中不过是星光一闪。不过生活在一百年的人民，如遇升平之世，他们是快乐的、幸福的、骄傲而满足的；如遇动乱之世，他们是苦难的、辛酸的、抱怨而反抗的。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中就是处于苦难辛酸抱怨而反抗的境地。统治者对内失去安定民生之道，对外步步屈辱，人民是受了这双重的苦难。在这期间爆发了无数次的人民起义、造反，革命，显著的如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共产党席卷大陆。我们若寻求根源，这都是一脉相传的。这里包含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不安于现状，有要求，故而起义、革命、反抗。至于乘机而起作为领导的人物和集团，其动机如何？是否能始终追随人民，满足人民的要求，或是窃取人民革命的果实而自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以百年史实为证，人民对于这些次的革命领导者是失望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因未竟其功而逝，我们不能妄加评论。
在十九世纪的中叶，满清的王朝已经日过中天，走着下坡路，虽然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自己的前程如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也算不了是什么了不起的战争，清廷对英军未加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在昏愚帝王与朝臣畏事的情况下，于1842年竟与英国订立中英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商埠，割让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其后列强与中国订约者争先效尤。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之战，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些战争的后果都是中国吃亏，有的割地，如香港割与英国，台湾、澎湖割与日本；有的以租借形式让与外国，除了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汉阳等商埠有外国租借地外，还有以租让形式给与列强的，旅顺大连先租让给帝俄为期25年，日俄战争又归日本独占；胶州租让给德国为期99年；威海卫、深州湾等租给英国；广州湾租给法国，为期99年；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又经巴黎和会决定转让给日本。
这些列强百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侵略，不但是透过战争形式，要中国割地赔款、租借、划分势力范围圈，而且列强还享有治外法权，有特殊利益，在其租借地和租借地外有开发矿产的特权，中国的主要税收都作为对外借款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操在他们的手里了。
此外，中国还为大国面子及被恐惧和敲诈之故，丢掉了大块的土地。这一点如不提及，就漠视了远东近代史的丑闻。在百年史中，中国人民最痛恨和与之斗争最强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英国是鸦片战争后不断寻求侵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国家，开了列强欺压中国之先风。日本是甲午战争后每次有事都从中国方面得到权益，如甲午战割据台湾、澎湖等地，日俄战后据有“南满”势力范围，欧战后又继享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欧战中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件”，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入侵东北，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入侵中国的血腥的事实。
不过，现代人是容易忘掉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侵略中国的痛史。
首先，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帝俄向中国进侵已不是近代的事，而在清朝强盛的时期已经开始，不过那时的中国兵力还足以抵阻住北方的鞑子。但是在康熙廿八年（1689年）清朝鼎盛的时候，中国以大国风度拱手让给帝俄大块土地，这是中俄划界《尼布楚条约》的杰作。该条约规定：“一、自黑龙江支流格林必齐河，沿外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领，北属俄国领。”这就是中国把尼布楚至贝加尔湖以东之地区拱手让给了俄国。
其次，在俄国的恐吓下，中国丢了大块国土。那是1858年的事，俄国派12000哥萨克兵进驻黑龙江口，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把原定的国界推翻，“将黑龙江北岸完全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东至东海之地为中俄两国共管。”纵然如此，俄国未为满足，于1860年乃以斡旋英法联军进侵北京之功，认为对俄国要表示感谢，要求将乌苏里江中俄共管的地区，让与俄国。清廷不敢抗拒，乃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与俄使增订北京续约十五条，割沿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
总上两款来看，中国先以大国之风，后以畏惧之心，丢失了广大的领土。《瑷珲条约》是俄国取了《尼布楚条约》所定的我国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广阔富庶的地区；隔年之间，俄国又藉《北京续约》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90万3千方哩的国土，强行夺去。今日苏联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广大地区和远东重要大港海参威，都曾是我们中国领土。
俄国在我国东北进一步侵略的野心，甲午战争又给它带来了机会，日本在这一战，占据了远东半岛，它想吞而不吐，这如何能使以朝鲜、“满洲”为其侵略对象的帝俄，熟视无睹。它乃联合德法出而千涉，硬要日本退出远东半岛。而它于此时诱惑新败于日本的清廷政府签订中俄密约，为军事同盟而修的东方铁路公司（即由俄国边境到长春的铁路）的合同，就是脱胎于此。
签订这个密约的俄罗斯王国，于1898年德国因故借口侵占胶州湾时，它以保护中国同盟国派军舰占据了旅顺大连，并要求中国租给它旅顺大连“不冻港和续修铁路”，如不允许，它便以流氓的口气说：“另有办法”。中国政府于新败的余惊，哪敢不唯命是从。俄国于租得旅顺大连之后，于清朝同治八年，俄政府便以远东租界改建为关东省，设立总督管制；接着，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乱，中国人民因俄国军民在修路时对东北地方很多暴行、骚扰，自然是对他们感情很坏，乃乘义和团之变，地方军民向俄国驻军进攻。结果，俄国派来了大批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杀死不少中国人民，占据了整个东北。它本想长久驻兵，但因国际舆论的压力，和英日同盟新近成立，乃不得已与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条约虽成，而俄国拒不撤兵，并提出中国不能够接受的条款。正在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国战败之后，在朴茨茅斯日俄签订和约，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帝俄的“南满租界和俄国从中国所获得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及特许一切公共营造物和财产，概行让与日本。”更于1907年以后，三次日俄密约中，彼此划定势力范围，俄国除保留北满权益外，更随而侵入外蒙，日本除占有南满外，更深入内蒙。
俄国不仅垂涎中国的东北，夺取那样大的土地，在西北、蒙古，它的进侵也是不遗余力的。仅就新疆来讲，于1871年俄国乘新疆回民作乱，派兵占据了伊犁，不肯撤退，几经交涉，中国无故赔偿俄国占领伊犁的军费九百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一部土地，并允俄人在蒙古各盟，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东三省两国交界通商，均不纳税，其面积共有423万平方里。
关于俄国侵略蒙古，可谓导演者出自帝俄，而终究完成在斯大林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俄国向清廷提出各项要求，如允许俄国自库伦至俄边有建筑铁路权，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在外蒙殖民等等。根据这个蓝本，俄国怂恿外蒙独立，一切训练军队，财政，采矿及管理公用事业之权，悉数落于俄人之手。在中国辛亥革命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俄国派使密赴库伦与蒙古私自订立了《蒙俄协约》，《通商章程》，《开矿合同》，《筑路条约》等，蒙古成了俄国口中的肥肉。后来虽经北京政府交涉，在《中俄协约》中，中国所争得的只是“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在俄国革命初期，蒙古王公于1919年11月7日曾呈请北京政府要求取消自治，还政中央。未几，于1921年3月因俄国白党作乱进攻库伦，在日本指使下又宣布外蒙独立。待红军由恰克图攻入库伦，于1921年11月5日赤俄与蒙古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彼此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从此，外蒙吞在俄国人的口里一去不复返了。
总结这些简略的叙述，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屈辱痛史，写在纸上寥寥几行，活在这百年中的中国人民是痛心疾首的。这百年历史是由中国人血泪写成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堂堂大国竟至沦入这种境地：国，被人欺凌；家，破碎不堪；人，流离失所。屈辱打击了自尊，灾难破碎了幸福，压迫激起了反抗。百年历史不仅是辛酸，也有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的故事。
（二）民族的觉醒和个人的觉醒
历史上每有一个王朝或任何统治者，当其没落之时，外在强敌压迫它愈甚之时，它对内必是极尽剥削压迫能事；反之，新兴的朝代在外敌压迫之时，内部必与人民同力合作，共同奋斗。近百年来，中国的王朝和其统治者，对外步步屈辱，对内与极尽其剥削压迫的能事，满清政府的末年正好为这个事实说明。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人民是不甘于这样屈服的。当英兵进迫广州之时，人民的队伍，如三元里义民就和洋兵打了硬仗。而清朝政府是对外屈辱，对内压迫，自己已不成为一个健全的统治机构，毫无振作可能，这时人民纷纷起义，最显著者当推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洪秀全等抓到了人民的迫切要求。对外求独立，民族自尊，对内求改善人民生活。一呼百应，他们以少数之众，转眼之间，风靡全国，占有半壁江山。如不因军事错误和内部倾轧，推翻风前残烛的满清政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他们以民族自尊心情过切，不肯灵活运用外交，使列强的力量转而帮助了清廷。但是太平天国虽然功败垂成，它总是表达当时人民的意志，为中国历史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个人动机，以及其招致失败的原因，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是否为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真心的为民族和人民奋斗，或是只利用当时人民内抗朝廷和外抗强权的情绪，而想做成自己的王朝，只有无私的历史会给以公平判断。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搞了十四年，终因内在矛盾太多，在曾国藩和列强势力夹击之下垮台了。但是腐朽的王朝，并未取得这一教训，只看见了坚甲利兵不如列强，未看见自己的落后腐化；也未注视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民族自尊，生活的改善和人民的解放。于是忙着派员到外国视察，派留学生学洋事，不惜重资买外国洋枪、洋炮、洋舰。文化上来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务上办兵工厂，……这一切一切还是抗不住列强的欺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丢失国土，丧失权益，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不绝如缕地降到古老中国的头上，任便王朝昏迷腐朽，而中国人民是清醒并且有无比的力量的。
中国人民怀着满肚辛酸，反抗的情绪与日俱增，在太平天国死灰未熄之前，终于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给腐朽的王朝敲了丧钟。
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并未能去掉压迫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帝王主义、封建主义。人民还是处于不满的境地。外国的侵略和剥削仍旧存在。皇帝倒了，民国以来，倒是产生不少土皇帝，大小不同的军阀。但是人民向前奋斗的努力并未曾中止。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就是顺应了人民的这一奋斗。接着九一·八日本进侵中国，七·七事变后，一场血的斗争，终于1945年使日本走上投降之路。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租借地没了，治外法权取消了，失去的国土收复了。截止目前为止，尚待清算的就是俄国（包括帝俄赤俄）掠夺中国的领土。
百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所受的痛苦，已因第二次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大部分得到清算，而在我们胜利之时，加在我国头上的污辱，只有苏联。历史犹新，大家都是有目共见的。1945年根据雅尔达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的密约，而由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毛泽东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同样的因日本战败，我国应收回的东北领土权益，反被苏联夺去了。苏联在革命初期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所掠的权益，又自食其言地吞了回去。此外，并强夺了外蒙古，而且强迫中国用条约加以保证。
百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斗争的，对外所进行的反抗，对内所进行的革命，综括来说，其目的不外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民主自由；经济的解放——生活的改善。几次轰轰烈烈的革命都是循此目标前进的。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产生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他们领略了人民这种要求，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普遍要求的情绪，最终达成其统治中国大陆的目的。至于他们是否真代表了中国人民，满足了人民的要求，那是另一回事。本书下文自有一番介绍。
（三）总结历史背景有利于中共的成功条件
总结百年的历史，演变到中共取得政权之时，择要地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说：除了共产党的主观努力之外，其所以促成共产党走上成功之路，不外四个因素：（一）中共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共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三）不满现状的反抗人民给中共一个可乘之机；（四）当时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为中共铺平成功之路。
这四个因素，一经提起，是留心中国问题者人所共知的；但不是世人一般都能全然了解的，尤其是这一历史教训的宝贵性还未被普遍的重视。我提到这些，不但是方便于我们中国人重温旧课，从历史教训中领取教益，发奋图强；而且是有助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自处；并如何看待世界各处足供共产党活动的温床；是有助于了解苏联在落后国家的活动；是有助方才觉醒的国家民族如何去认识共产党，勿给它以可乘之机；是有助于各国的政府如何觉悟，改善自己的工作和措施，勿以反共为怀，反而给共产党铺上了长成壮大和成功之路。历史教训，提醒了中国人！中国人民今日所受的空前灾难，足可供世界各国的警惕和参考。
中国与苏联接壤，由东北到新疆，中国的边疆在苏联的包围之下。百年来俄国是侵略中国的一个大敌，帝俄时期如此，赤俄时期更变本加厉。从前沙皇侵略中国所未完成的任务，到了苏联革命成功之后，到是由斯大林一手完成了。近年由斯大林血手而强迫中国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凌辱中国，侵夺权益，是不容置辩的证明。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中国大陆已成为苏联的殖民地，变为其第一号有力量的卫星。
俄国这个大国，住在中国的边界，三百年来自中国打交道开始，就对中国打主意，而且是从中国夺取了不少土地和权益，我们在上文已有所叙述。苏联革命成功之后，于1924年宣言取消由帝俄侵夺的权益。这是近百年来，对受列强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兴奋，因之换取了不少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以为世界上真有以“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苏联这种有作用的欺骗，直到二十年后才被揭穿，露出了它与帝国主义同样的嘴脸。苏联这种欺骗，二十年的历史可为证明。当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以“革命者”自居，若再对帝俄血淋淋掠夺的权益据为己有，一方面是自己没有力量去维护，因为那时它自己是千疮百孔，在列强武力干涉之下，自顾尚且不暇，何能有力去维护掠夺的权益。同时中国也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酝酿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势力，不容再长久忍受这种外在的压迫。这种形势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欺骗宣言。但是事实证明苏联想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并未截止，它在宣言平等与中国建交之前，就先作一手，使“革命输出”，在中国扶植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就成立了，它恐这个小党力量不足，指使共党加入国民党，美名其曰“国共合作”，它的顾问、军人、技术人员，源源不绝地来到中国。这就显明地看出，它一方暂时取消侵凌中国的权益，一方输向中国一个共产党，扶植它的侵略工具。到了1945年，它认为再踏上深入侵略的时机成熟，乃与国民政府签定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无耻的，食言自肥的又将它曾经宣言放弃的帝俄掠夺的东西，再度吞在肚里。这样既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力量，阻碍国军收复东北；复大力扶植了中国共产党，由它平时的指示、支持，到处帮助建军、帮助牵制“敌人”，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扶上统治中国大陆的宝座。其报酬，首先还是同毛泽东再签一道《中苏友好同盟协定》，苏联掠夺中国的土地权益，由共产党再来一次保证。当苏联完全能控制中国共产党之后，中国成了苏联的真正忠顺的走卒，中国完全变为苏联的殖民地之后，1954年才由赫鲁晓夫提出取消了《中苏友好同盟协定》的小规模枝枝节节的权益，而换去了大规模的生吞活剥的权益，那就是在“中苏团结一致”，“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等等言语下，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戴上“牢不可破”的枷锁。
我们翻阅一下历史文件，或是我们熟习中国掌故的人，我们都可知道，由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始，一直到其成功，一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在莫斯科决定；指示由莫斯科发出，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共的大批高级人物到莫斯科受训。苏联送到中国来的不但是具体问题的具体指示、方针和策略，而且随之而来的是军火、卢布、政治军事顾问、特派员、技术人员等等。不怪中共首脑人物于成功之时肝脑涂地由衷地声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开莫斯科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句话，就把我在此段中所要说的，所要证明的，干干脆脆地一语道破。
百年来，强国所加于中国身上的是侵略，是剥削；西方强国于凌辱中国得到一些权益之后，送到中国来的是商品，是内战用的军火，和零零碎碎的资本主义文化；俄国也是侵略中国，也贩卖军火，而最重要的于赤俄革命之后，送来一套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组织方法，斗争技巧，同时在其指示训令之下，在中国扶植了为它效忠的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
俄国扶植了中国共产党；俄国达到了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得到俄国的支持、指示，取得了政权，骑在人民的头上。但是人民不会健忘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强国，包括日本在内，曾经加予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和它们侵夺的权益，已因第二次世界同盟国胜利作了结束，它们已经悔罪，在战争开始时，自动地撤消；或是在战后，对我国有所补偿。这里唯一例外的，是俄国所加予我们身上的凌辱、痛苦和掠夺，日益加深。这笔帐还待清算。中国人民记忆犹新，不能因中国共产党高呼：“中苏友谊万岁！”迷昏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因共产党自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忽视它的本质是祸国殃民为苏俄效命的走狗。
一个势力的长成，都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其自身主观努力之外，还要看当时的环境，中国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就是说明环境、时势，对于一个势力的长成是如何重要。就是人身上的病菌之所以能繁殖壮大，以致为身体之患，也是靠自然条件，卫生条件和人体抵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势力的长成壮大以至成功，也有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给它造成长成壮大的机会。
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有的走死逃亡，销声敛迹；有的领着一点点人马，背着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它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正当它即将死亡的时候，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开始在沈阳放炮，开始侵略中国，直到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这场斗争才告结束。但在这十四年中给共产党创造了壮大长成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中国共产党一服救命剂。
当日本开始进侵之时，中国当局以为日本力量强大，乃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希图大事化了，希图国联制裁，希图以苟安容忍换取日本的适可而止。但是中国人民是主张向日本抵抗的，是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就是这个当儿，共产党为了保全自己，壮大自己，它虚伪地采取了“团结抗日路线”，它博取广大人民的同情。故在国军以十百倍的力量在江西对它进行五次围剿时，还未能把它歼灭，反而使它逃窜陕北，作卷土重来。
当共产党于1935年后逃到陕北时，它只剩了二万多人马，国军再来一次大歼灭战不是不可能将它粉碎。但当时，华北早已被日本特殊化了，日军又进兵绥远，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高于其他一切，深恶痛绝的反对再有内战。这时“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事变的结果，内战停止了。第二年春共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当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就决定扩大力量以便夺取政权为唯一的当务之急，毛泽东曾训示军队，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八年抗日战争，共产党是在实际活动中照此决定进行的。他们扩展军队，吃掉不少抗日的友军；他们不断地和中央军冲突，牵制抗日队伍；而对日本军队呢？他们有时是勾结，有时玩捉迷藏，多时是坐在山头上看日军屠杀中国人民。
共产党就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高喊抗日，扩大宣传；而实际上是扩展自己，打击和吃掉友军，控制抗日行动；结果，它是在抗日后方根据地发展了实力，保存了实力。由抗日战争起到结束，它由二万多人开始，而扩展到一百二十万大军。
抗日战争中使共产党长成、壮大；在抗日之后，它就走上以军力夺取政权的尝试。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第一次大战后破坏世界和平秩序第一个祸首，它给国际联盟敲了丧钟。因为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引起希特勒上台，进行侵略，使穆索里尼大胆侵占阿比西尼亚，以致结果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加害于中国的，是侵略战争带给中国的灾难！其影响于中国局势，是给共产党制造了长成壮大的机会，以至共产党取得政权，以中国人民为其惨无人道的镇压和剥削的对象。
百年的历史给中国人民无限痛苦和灾难，他们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强权是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贼是指满清王朝，及民元后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官僚等等。总之，人民是不满意现状的，他们要过快乐幸福的生活。而这一百年中，人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们在反抗、在斗争、在要求变一下，自然他们希望向好的方面变。
在人民要求向好的方面变时，他们自然有要求，积极的人们自然就要有所行动。但是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虽有要求，但他们在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方面却相当落后，他们自己不能有很好的组织，社会上也缺乏有力的正确领导。民元后，虽也出现了政党，大党是被军阀、官僚、地主混进去，以至包办；小党，好一点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文化人，但未能深入民间；而多数的官僚政客的党派，他们博取的是个人升官发财。其他民间组织就很混乱，无力；有的是道教门、青红帮、哥老会，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少，而倒退的成分多。
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人民要求的是在变。在这个人群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在活跃，代表人民作出艰苦的斗争，而且是轰轰烈烈的，如五四学生运动，五卅惨案反英反日运动，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在社会上是撒了一些种籽，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却偷拾了它的果实。
中国人民不满意可恶的现状是真实的、迫切的；而狡猾阴险的共产党虚伪同情人民的要求。就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共产党假充急先锋；当时，谁知它是极想乘机发展，谁知它的尾巴夹着俄帝。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共产党空口答应给人民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王国；当时，谁知它所要的，是独裁专政、特权阶级。中国人民要求过问国事，共产党提出政治协商，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联合政府；当时，谁知它是一党独裁，把民主党派变成俘虏。……
人民的要求是正当的，共产党对人民的要求，在其未得政权之前，它的一切宣传、口号，就是虚伪的响应这种要求。这样他就欺骗了广大的人民和人民中的民主党派，有利于它的长成，和夺取政权。
人民的要求既是正当的，是反映人民对现状的不满，与之呼应的声音，在真假未辨之前，在未受过残酷教训之前，无宁也得把它当好的方向对待。这种说法，虽难免有“人民无预见”之讥，但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人民有了要求和希望，才给骗子造了机会，花样百出，利用人民，达成其自私自利的企图。这类事实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骗子的能手，当它实行欺骗之时，真是“酸眉苦脸像有情”，等到它欺骗成功，骑在人民的头上，它才露出了其邪恶的真实面目。共产党骗了人民三十多年，但在它上台之后，不到两三年，它的穷凶恶极的相貌便暴露在人民面前。当1956-57年，它还玩弄欺骗手法，说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人民已向它清算、反抗，人民已向它进军。现在它已与人民为敌，人民又以它作为必须打倒的对象。
从这里，又可得到一个规律：人民是有时被骗的，为坏人利用；但是人民还是清醒的，人民是善恶力量的试金石。违反人民要求的，人民还是早晚将其击碎。时间是无情的，时间将为人民的历史作证。
总结近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产生、坐大、长成以至成功，外来的影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中以俄国扶植共产党，日本侵华给共产党造机会，为重要的因素。内在的主要因素，一个条件为共产党欺骗中国人民，利用人民的希望要求，乘机达成它统治人民的企图；另一个条件为当时与共产党斗争的政府，弱点毕露，为共产党铺上了成功之路。关于后边这一点，虽应在本段加以概括的叙述，为了着重起见，我要以当时的材料移到下文交代。
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一）中共的意料是什么
1949年4月2日的下午，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礼堂，中共首脑们招待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们，我是其中之一。当红军的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元帅和我握手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报之以微笑。
中国有句格言：“时势造英雄”。本来英雄们都是有他们的主观的愿望和企图，但是如果没有于他们有利的时势，他们也许一生潦倒，一事无成。同时，时势的推移也常有超出他们的主观愿望之上。中国历史上两个平民起家 皇帝，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在他们贱微之时，并没有作皇帝的梦。刘邦当亭长的时候，朱元璋不用说就食僧寺的时候，就是他给郭子兴当部将的时候，刘、朱也都未能做皇帝的梦。后来时势转移，把他们拥上了皇位，当然这与他们随时增高的主观愿望和谋事的技巧分不开的。
共产党自组织之初，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但是那是不可知之数，即使有那一天，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远的如1927年国民党北伐时代，共党盘据江西，以至“长征”退居陕北的时代，他们的梦作到如何程度且不去讲；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时势的发展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得了天下，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其未得天下之前，他们有什么意料呢？我今举出几件他们意料的事情：
第一、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果把决议实行下去，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准备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的总部进驻淮阴。
第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未得实行，于1946年春有一次在重庆“民主之家”——特园，这是民盟主席张谰先生驻节的地方，也是民主党派常开会的地方，周恩来流着眼泪和我们说：“这次撕毁政协决议，中国将有十年流血的内战！”他估计内战十年，还未敢提到胜利究属于哪一方。
第三、1947年初，民主党派都集中到上海，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在马思南路他的寓所里，或在其他处，聚会谈话，他一再说：“希望大家坚持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反对内战。”我是亲与其会，亲耳听到他的谈话。他们的意料还不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顺利如梦一般的实现。
第四、1948年秋，当中共军事逐渐得势之时，已由“反对内乱”口号而转为“解放战争”的口号时，毛泽东发表一篇文章，他强调：战争还得继续四年之久。他也没意料到次年10月1日能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几个例子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都是共产党首脑的意料所及。至于垂手而得天下，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他们是三年前意料之所未及。如追究其源，那就是共产党的敌人给他们造成了成功的条件。在论到这些条件之前，还举两个共产党人意料的事件，而共产党的敌人也使他们发生意料之外。
在1956年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向一批高级官员，包括各小党派的负责人，他于批评王明（陈绍禹）时说：“我想（意料）假如在王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时候，1931—32年，国民党若使用利诱收买政策，给王明一个部长职位，他会出卖党，共产党会垮台了，绝无有今日。”国民党当时未这样作，直使后来时过境迁，毛泽东还有意外之感。
1956年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闭幕之后，虽在节约声中，毛泽东却分批大宴全体委员，共有五个晚会。接着周恩来以政协主席及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又小规模地宴请各地方的各职业界的委员们。于2月8日中午在国务院设了一桌酒席宴请东北籍的朋友，在坐的有我，高崇民、张学思、徐寿轩等人。饭后周恩来很高兴地回想到他十二岁随其伯父在沈阳读书时的情况，他说：“他看到张作霖那时的威风。”言外之意，“我也有今日”。在他兴高采烈之时，他说：“天下事常有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不能不敷衍国民党、蒋介石，为此1945年秋毛主席不能不去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毛主席去重庆时，我们的党内每个高级人员都捏着一把冷汗，恐怕是凶多吉少。我们怕蒋介石像囚禁张学良先生一样把毛主席扣起来，那样，我们的党就垮台了。”
蒋毛的“重庆会谈”顺利进行，毛泽东于心悸之余，在重庆参政员招待会上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在愉快的气氛中，出乎共产党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乘坐飞机安详地返回了延安，延安机场上的欢迎人员疯狂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二）什么使中共出乎意料之外
敌人的弱点虽不能说就是自己的长处优点，但是敌人的弱点常常帮助自己成功。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对抗，在最后阶段所表现于现实方面的，恰恰就是这样的。
共产党成功之前，国民政府虽以共产党为死敌，但他们怎样帮助了共产党呢？这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当时有什么弱点可资共产党利用呢？活在这十几年中的中国人民，是有目共见的。为了提供历史的教训，不妨简略地提一提，也好为当代的人及中国后世子孙清楚这个大转变时代的真实情况。历史是最公正无私，谁也不能掩盖历史。
第一、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国民政府已到了腐化无能的境地，胜利之后不但未振作，反而走了下坡路。政府机构的职能是瘫痪不灵，其中主要原因，作官的人只想享受，过的腐化生活，为了填饱自己的私囊，不但为目前享受，还要为将来打算，所以营私贪污，成了公开行为。这样发号施令的政府，如何能对付坚苦斗争的共产党。
第二、胜利之后，接收的大小官员，都要“五子登科”，使广大光复地区的人民，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失去的人心，正是给共产党加重了筹码，有了更好的宣传和动员材料。
第三、胜利后人民的生活不但不安定，未能改善，并且通货膨胀，法币的毛荒贬价，有如黄河开了闸板一泻千里，人民日夜碾转于穷苦之中。最后发出金元券，一下子把人民的积蓄搜光。无恒产的人们也失去了恒心，惶惶的人民，正是共产党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些灾难的人民虽不一定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可能对当政者失望，没有了选择的对象。不用说人民支持共产党，就是人民采取中立态度，也使当时走下坡路的国民政府够受了。
第四、当时国民政府不检讨自己的过失，只是过责旁人，尤其不分青红皂白，凡是不给他们喝彩的，都被视为“附敌分子”，扣上“共产党分子”的帽子。同时明知某些人不是共产党人也非其同路人，一概排斥到共产党那方去。在抗日胜利后，内战期间大批的中间人士被迫赶到解放区去了，这是中国老话：“为渊驱鱼”的办法。一个多难的政府正需要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广大人民支持的时候，他们却天天缩小这份有利于自己的力量，造成自己更多的困难，结果显明的是给共产党作了增援的工作。
第五、在抗日当中和胜利之后，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民主自由，国民政府不但不知顺应这种潮流而善自诱导，反而制造恐怖，名曰：“防范共党分子”，实际上受迫害的倒不是异己分子的共产党，而是一些善良的人民和一些正义感颇深的知识分子。国民政府这一着又给共产党制造了宣传材料，给他们铺好了招募的道路。
第六、军事失策。当有可为之时，国民政府聚重兵于城市，把乡村交给红军自由活动，最显著的是国民政府大军进驻东北之时，正中了毛泽东的三十二个字战术，即“敌人进攻，我们撤退；敌人扎营，我们骚扰；敌人避战，我们进攻；敌人撤退，我们追击。”待国民政府军力不能胜任时，却想一举而歼灭敌人，反而被敌人歼灭，最显著的为淮海之战。最后，东北丧失，共军得假手东北新募的百万健儿，一举而荡平华北直抵广州。此时局势已定，历史大书特书曰：号称五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大军，败于一百万的破烂共军。
以上略举这六点，不过是说明国民政府的弱点，帮助了共产党成功。这就是共产党首脑于欣快庆祝胜利之时而率直地说：“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思是说，他们恨国民政府是真的，知道它的无能腐化是真的，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却未想到国民政府腐烂到那种程度，无能到那种程度，昏愚到那种程度，无理到那种程度。甚至崩溃垮台的时间之速，令人不敢想象，使他们垂手而得天下，所以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百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所争的是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生活的改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抓住了这一点精神，如果他不早逝，很可能贯彻他的主张，把这段革命完成。谁知在他死后，国民党并未按他的主义行事，丢掉了这个机会。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初，虽有它的远大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段期中还没有具备他们所以成功的条件，还没有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工人阶级。所以在最初不得不依靠国民党，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找不到工人的力量，乃转而以“落后”的农民为他们的基本队伍，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学来的农民起义，野心家藉以“打天下”的路线。于是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转而以农民阶级为基础。这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但是正合“打天下”者的口味。共产党为了骗人蒙蔽过关，定出它的低级纲领，名之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号召下，共产党偷取了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而预想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历史会证明，假如国民党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不会得到成功。假如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是有足够的力量的话，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共产党想夺取政权，恐怕是劳而无功的。正因为国民党未按孙中山的主义行事，未能遵循人民要求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才有成功的机会。正因为中国中产阶级没有有力的政党，以至摆来摆去在国共之间打秋风，被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才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者，他们才得成功。以至使共产党人虽得天下，而总觉不适其份，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之感。
（三）假使当时国民党政府听取人民意见
国民政府当日的反动，腐败……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已如上述。国民政府当日的无能、愚蠢，一手包办，排斥异己，失去了一切可以抵制中共进展的机会，在这里再略作举例的叙述。
一个无能愚蠢的政府，必是外面表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内里表现脑满肠肥，昏迷沉沉，毫无生气。这就是说，既不能聪明的有所作为，又不能虚心的听从别人的意见办法。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才造成自己的失败，而帮助对方成功。
首先，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之时，共产党虽在抗日期中休养生息，扩大了很大的队伍，但是国民政府因抗日有功，声望还是可观的。它的军队有五百万，有的经由美国装备训练，可称为精锐的部队。如果国民政府不骄傲自满，很有信心地处理国内事务，局势不会转变得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如果他们不盲目地自欺地制定“半年”“三月”消灭共军的不实际的计划主张，也不会陷入泥足，一发而不可止，终于土崩瓦解，抱头鼠窜，给人民带来无比的灾难。
稍有常识的人都觉得，抗日八年，全国军民都须要生养休息，都要有个喘气的时间才能恢复力量，这是绝不许再有内战。谁发动内战，谁就要自食失败的后果。国民政府不了解这个常识，不了解军民普遍的心理。一个聪明而能左右局势的政府，在这时不但要自己控制，稳定全局，即使共产党挑衅，也要设法制止，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国民政府不此之图，反而制造紧张事件，驱八年久战疲倦之兵，重临战场，陷颠沛流离之民，复入于水深火热之中，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领兵打仗的将校很懂得，在军队久战之后，须要一个休养时间，加以装备训练，然后才有力量，士气才不致因疲劳而下降。中国对日本作战已经八年，军队转战各战场可谓疲于奔命，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体力精神都须要休养，而国民政府不体察这个因素，硬把他们驱上内战的战场。更何况把云南、广西等等的部队，在抗日胜利之后，不但未得休息，还未得与他们久别的父母妻子会面温存，就用军舰飞机送到人地生疏天气寒冷的东北去作战，部队的疲倦和厌战的情绪是可以想象到的，以这样的军队和休养十足的共产党作战，在战场上失利是注定的。在东北的战场上，我们记得除了四平街有一段激烈的战斗外，国民政府的军队号称三十万之众，不是打败的，而是跑败的。华北部队是投降。中原战争除了淮海之战算场战争外，其他也是自溃的。至于西北胡宗南所部四十万大军是跑在共产党之前溃败的。长江以南的二百万部队也是各奔他乡而解体的。共产党的军事胜利，不是因为解放军是天兵天将，而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人心涣散，各方逃跑，交枪不打的。
梁漱溟先生在北京以他亲眼所见的故事讲给我听。他说：“在共产党部队迫近重庆时，他正住在重庆郊外的北碚温泉。有一次北碚地方商会得到通知说明天有部队路过此处，叫他们预备茶水和饭食。商会照办了。次晨由早到晚大批的中央部队陆续通过北碚，这些兵和官惊惶的情形令人不可想象，有的人穿一只鞋，有的人都不能站定安静地喝一口茶水，有的人一边走着，乡下人跑到他们的跟前，向他口里送一块猪肉，这些官和士兵是边走边吃的。好象后边敌人迫近，刻不容缓地逃生。据估计这次路过的军队有十万以上，而共产党的追兵，据事后知道才一连人，而且是在数十里之外。”这不是一幅散兵逃兵的仓皇的可怜像吗？这不是中央军瓦解的写真吗？这不是共产党部队所得到的意料之外吗？这一段是说当时国民政府，不体察大势，不了解军民心理，无知无识一意孤行所得的结果。
其次，我再举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并不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办法。我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界不断地对他们提出劝谏警告，他们是置若罔闻的。我现在把我自己经历的写在这里，可以为这段作很好的说明。
在抗战期中，以至在日本投降之后，我观察国共的摩擦纠纷，对中国复兴是个很大的障碍和危险，我总想中国应有种势力调解这种危险的情况，这个力量虽不一定比国共的力量大，但起码有左右局势的力量。那就是公正的主张国是，国共纷争时，谁有理就帮谁争取对方的合理让步，把国是安放于正确的途上，辩明了谁是谁非。这个想法，对今天的局势说来，是不适用的，因为时势变了，共产党已经实行独裁专政。但是当时针对那时的情况，我是这样想而且是这样作的。我后来加入的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也是本此精神工作的。
1945年11月我回到战时的首都——重庆，那时内战火焰已在华北燃起，大家还未看到根本的祸源将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地方。有一次在重庆各界人士聚会谈论通电反对内战时，我即席发言提请大家注意，大意是“发表通电反对内战是对的，但请大家注意，目前内战的根源是在东北，如果不先将此初的战火根源扑灭，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时国军正推向东北，共产党正在那里发展部队，这两个力量都想控制东北，以图控制全局。
接着我在重庆发刊《东北文化》，连续不断地发表几篇文章，强调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以地方人士为中心，组织各党派的地方联合政府；同时强调国共武装力量都退出东北，以地方保安部队维持治安，这样可以避免内战，可以缩小国共斗争的范围，中国政治可以走上协商之路。当时的民主党派首脑人士，多以为我这主张有时代价值。接着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有过类似的主张。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我以这个意见和当权的国民党首脑人物如邵力子、陈诚、吴铁城、张群先生等人交谈，真假反映却是不一。邵力子很天真地说：“这样作，虽限制了共产党，但是又出来了个新力量，蒋先生未必同意。”陈诚先生在谈话时，同意我的主张，国共军队撤出东北；但事隔三日，他到前方去指挥军队作战了。
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前，周恩来飞回延安请示机宜，我请他把我这项意见向毛泽东提出，看他怎样反映。待周恩来回到重庆时，他告诉我说：“毛先生完全同意。”我知道毛泽东这个“完全同意”也是假的，他的用意是埋头于争夺东北，表面上不得罪任何足以妨碍他这种工作的人。
在这期间另有一段新闻，当时的报纸都有记载，那就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以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资格，前来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他抵达重庆的第四天，我个人和他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在座的有罗伯逊公使和他的两个顾问。我分析给他听：中国的内战必须起始在东北消灭，不然是祸患无穷的。我主张国共军队同样撤离东北，由地方保安队维持当地治安。地方政权由地方素孚众望的人们与各民主党派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个机构的首脑我提议由尚被囚禁的张学良先生担任。同时，我分析给他听，国民政府以既定的方针把军队送到东北，结果他们是要失败的，其中的理由就是他们碰到三个对头，他们中间虽有不同的心事，但是对国民政府不利，却是不约而同的。第一，苏联的阻碍。中央的武装部队愈进入东北，苏联的阻碍力愈大，疑心也愈大，这不但因为他们暗中帮助共产党，同时也防范中央军带来的美国势力。第二，共产党的抵挡。中国共产党是拼命与国民政府争取东北的，他们知道谁若掌握了东北，谁就可以统治中国。这份抵抗力量在苏联直接支持之下，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如果中央军真的把披着中国服装的共军驱散，可能走上战场的是俄国大鼻子的红军。这场战争短期看不出真像，一看到其真像，便面貌改观了。第三，东北人民对多年来国民政府的措施感觉不满意。东北的丢失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今日这个政府毫无刷新振作的象征，却发表一批贪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而且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歪邪作风，不但是坏官，而且是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东北人民对他们有反感，因而影响他们的活动，这是很清楚的。这三个对头，加上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无能，注定了他们是必定失败的。
我劝马歇尔将军若想调解国共关系，避免中国内战以至战后恶果，多考虑我的意见和办法。他当时很感兴趣，但说我的办法不大实际。他说：“中国的国防军不能不送到满洲的边疆去。”我和他辩论说：“不按我的意见想办法，一定要失败。”接着我问他：“你有什么实际办法？”马歇尔将军有些窘住了，离开了席位，半刻方说：“周先生，我是听取意见的。”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话，我作了关于我的意见的一些解释，他送我出门，相约以后再谈，作为此次会谈的结束。
以后我们又会谈两三次，但都没有深入这个问题。
我和马歇尔将军首次会谈的大致经过，重庆报纸都有报道。事过三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洛夫约我吃午餐，在座的有他的两个秘书，一位是费得林，现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另一位我忘记了名字。席间彼得洛夫问我和马歇尔将军谈了一些什么，并询我对东北问题的意见。我当然把我一贯的主张向他说，希望国共军队都撤出东北，在东北组织地方联合政府，这样才能避免国共双方进行的内战，才可保持远东的和平。我知道他是和中国共产党一鼻孔出气的，我未向他作如我向马歇尔所说的关于谁胜谁败的分析。
我的意见未被当权的国民政府接纳，也未被调解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尝试。而事实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央军进驻东北，死守城市，等待被歼，其在东北被共军击败情况和所遇困难，不幸的是循着我所预见的路线实现了。首先是苏联延缓由东北撤退苏军，这样就给共产党以充分的时间，组织队伍，到处抽调壮丁；这时共产党派到东北的有二十二个中央委员，从事争夺这一地区的工作。等到中共军队组织好了，可以和中央军正面作战，可以夺取城市，苏军才开始撤退了，躲到后面。这显明地是苏军在掩护中共。同时东北人民有的被共产党欺骗，有的被共军威胁，加以他们对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作风的普遍的不满意，于是在中央军和共产党军夺取东北之战中，人民的行为有利于共产党了。
在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纠纷的使命失败之后，内战火焰由小而大，中央军逐渐失势之时，他不得不离开中国。在其临行之前，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派张君劢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前往其寓所，为他送别。正直的马歇尔将军托张罗两先生给我带个口信说：“请致语周先生，我很遗憾当初未采纳他的意见和办法。”悻悻之余，这位有勋功于第二次大战的美国三军的灵魂——总参谋长，离开了灾难重重的中国，而招来中国舆论界“误尽苍生马歇尔”之讥！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那种冥顽不灵的情况，不体察自己的力量和内战的后果。1947年7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魏德迈将军前来中国作实际调查。在他的9月19日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由于它的反动领导，镇压和腐败，已失去民众对政府的信仰。另方面谴责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紧紧抱住苏联，其最后目的只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中间的温和派，不由自主地陷于国民党的错误领导及镇压和共产党残酷的极权主义的夹隙中。因国民政府的镇压，不论国民党内部的，以及少数党派中的中间温和派分子，均无能力产生任何影响作用。”（注一）
注一：罗伯·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中译本203—204页。
魏德迈将军还呼吁争取每个可能的机会以重振中国民气和进取精神。他还说：“假使蒋主席要想阻止共产主义，即必须集中全力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国民政府既不想对政治经济有所改革，对人民的和有利于国事前途的意见，也充耳不闻，在既不能战又没有解脱办法的犹豫中，把中国大陆政权奉送给毛泽东了。
上述这些例子，说明一个腐败的政府，自己无能，而偏示自高、自大、自满，在昏聩之余，看不出行动的方向。同时以狭隘的心肠，排斥别人，甚至盲人骑瞎马不知临深渊的危险；最后自己顽固和反动的程度，就连于自己有利的事情办法，也认为甚可疑惧，一意孤行其事。结果是自焚了，而留给人民的是灾殃。
共产党所意料的困难，国民政府为之解除，而且在时间上为之提前；共产党所顾虑的对方的力量和社会基础，国民政府为之自毁长城，自绝于国人，自己逃散；共产党所不愿的明眼人提供一些解决国是的意见，增加他们的顺利进军的阻碍，国民政府是充耳不闻；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帜，好象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开路先锋。
中国的政权换了手，这个局势突然之来，中共当局认为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第二章 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
一.统一战线——高级的骗术
（一）中国共产党的三件法宝
中国共产党之夺得政权，外在原因虽得利于它的敌人的错误和弱点，以及苏联的不断指示和支持；但它本身也另有一套，不容忽视。首先，它的政治目标——共产主义，是坚定不移的，虽然这个目标常为野心家服务。有了这个目标便可以影响不满意现状的人们，便可以吸引追求“乌托邦”的人们。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他们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解决困难。比较来说，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处理是比较冷静些，客观些，很少感情用事去作盲目的武断。这是他们的思想武器。反之，他们的敌人，常是大而无当，处置问题，常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事实；而且是凭空武断，不虚心，没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共产党人掌握这个冷冰冰的呆板的思想方法，可以知己知彼；自己的错处发现后，急求改正，发现敌人弱点，就积极去攻；遇有可乘之机，就充分利用。于是政治和军事攻势发源于此。宣传、分化、利用，三个不同的技巧，分头进行。这样既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又破坏了敌人的力量和威信。
其次，共产党的组织力很强。这是说他们自己的组织是严密的，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党是不断清洗和整顿的。党的领导必须定于一尊。争这一尊时，虽也是大杀大砍，但是一尊既定之后，最高领导权就不容任何人挑战，而且他和围绕在他周围的高级人士是高出于铁的纪律之上。铁的纪律是专为束缚普通党员的，这样一个组织真似铁的组织一样。但是这铁的组织的危机，在内部常达到了高峰，那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你杀我，我杀你，最后胜利者登上宝座。陈独秀、李立三、陈绍禹都是这样被打下擂台，他们的头颅虽得保存，而替死鬼的中下级干部死于此斗争中者，就不可胜数了。
共产党组织力之强，不只限于对内，他们对外的活动能力，亦是值得注意的。为了发展组织或瓦解敌人，他们的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在潜入其他组织、人民团体、生产单位、以及国民政府的机关等等，他们是伪装各形各式的人物，进行活动。最可耻的，他们为了掩护活动，在上海曾开设过妓院。组织是严密的，活动的方法手段是多形多样的；而且造谣、分化、离间……是正常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的高等技巧”。这一技巧的高级形式，就是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一再地说：“共产党的成功有三宗法宝——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和统一战线。”三者缺一不可。用马列主义为斗争武器，武装党员的头脑，用它否决一切古今不适合于他们目标的思想言论；用马列主义思想否定一切以往社会制度，其目的为引诱人民站到自己这边来。共产党明白空讲理论，还不济事；于是曲解马克思思想：想革命就要武力，就得搞军队。他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原来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认为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必要大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产业工人必大大加多，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为突破这个形式，工人阶级必起而革命，走上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有而非私人私有的阶段。谁想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所看见的社会情况和所预言的发展情况，不适合了共产党的野心家。因为照马克思的分析论断，这种革命应先发生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如英国、美国和德国。只有这类国家才具备了革命的条件。但是七十年后这样的革命发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百年之后，又发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且革命的成功都靠的武装力量。这何能自圆其说？于是有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之说。列宁自命与马克思齐名，毛泽东则仅附骥尾，同样的以武力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他说：“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说来他们不算不聪明，因为古今帝王打天下，都曾以武力为其主要工具。毛泽东抓住了这一点，在1927年带领一部士兵上了井冈山之后，中国革命的斗争则显著的是军事活动。国军对共军作五次的围剿，共军东逃西奔，国共之间的军事对抗的活动，盖有年矣。直到1949年以后，共军的大胜利，才算告一段落。
共产党这次成功，表面虽可归功于军事胜利，但是军队是附属于政治的，为政争的工具。军队的得失成败虽颇为重要，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以及掌握得法与否，这都是成功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的失败者都当承认在这些方面不如敌人。这些事留待军事评论家去推敲检讨。我们是以军事为政治的工具，故看重于政治方面。政治的得失，决定了军事的成败。不然，国民政府指挥下的五百万大兵摧枯拉朽的溃散于共军的破烂的百万大军之前，就很难解释。固然说者会提出战略战术和指挥人员的高明与否，士气盛旺与否……等等因素，是战场上胜负的关键；但是回转过来，这些因素也是决定于政治的。
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搞共产革命，实是脱离实际。虽然如此，野心家还想在中国搞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革命须要经济条件成熟，因为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中国的共产党人等待不及经济条件成熟，而来一套政治改造经济条件的理论。经济条件不成熟也得革命来满足野心家的政治欲望。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是依靠资本主义极端发达下的大批产业工人为革命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想要政权已等待不及了，乃以农民为其基本队伍。
谁都知道，尤其是毛泽东更知道，中国社会阶层力量的构成是橄榄形态：即两端小，中间大的形态。这是说以官僚、地主、资本家、买办等形式的少数人的大资产阶级站在一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极少数人站在另一端；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人的阶层站在中间。这一中间阶层是包括全部农民，无论其为中农、小农和佃农；包括小资产阶级，无论其为小手工业者，中等民族工业家，正当营利商人；还包括广大的自由职业者和先觉觉人的知识分子。
从生产方法发展的程序来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当于欧洲产业革命的初期，由手工业转向工业，由重农而转为重工。这历史任务是资本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其动力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工业家反对落后基尔特（行会）的束缚，在中国又必须反对官僚资本的独占垄断。这里显明地指出，中国的产业革命的过程，是靠广大的中间层；社会主义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所能表现的，在当时还是微不足道。
从历史的进程来讲，是以民族独立为目标而反对半殖民地状态，以民主自由为目标而反对封建统治。这一民族与民主的革命任务，虽然占中国社会阶层的两小端的分子都可或多或少的有份，而担当这一任务的中间力量，不容置辩的当然是中国多数人形成的中间阶层。（注一）
注一：见拙著《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3-4页，1947年版。
我们若检讨五十年来政治斗争的历史，以现实情况为对证，“以代表一极端的国民党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并不代表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买办的一群，而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行动的今日的国民党，其所作所为却完全代表这群人的利益，而和中国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完全相反。”
“以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它的革命理论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为其归宿，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多数人的中间阶层是它想铲除和消灭的对象；轻松些说：也是它斗争和争取的对象。不过，按之他们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成功，是以资本主义大发达，财富及生产工具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形成坚固的堡垒为先决条件。这是共产党斗争的目标和所赖以成功的社会基础。很显然的，今日中国的社会是被它所想消灭的人们占满了，它自己本身的社会基础仍是微乎其微，甚至不足与道。但它为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能不有所作为。在理论上，它知道今日中国的历史任务不是它能担当的，而自己也不能‘飞跃’，于是便同意今日中国多数人的路线，而又想假道利用过渡到其目标。但吾人必须记取，共产党最终目的还是摧毁这条路线，也可以说用过河拆桥的办法。同之，在行动上，它懂得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不能容忍其等待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形成阵容，再行发动革命，于是乃提前行动，转移其中心到非其正当对象的农民，而又以武装力量为其保障。恰巧，落后的中国又最适于发展武装力量。从这里，我们知道代表另一极端的中国共产党，今日它并没有其份内的社会基础，同之，其理论距离事实尚远，并不适于今日中国的需要。但是它今日既有组织（和野心），便不能不活动，而其号召所执行的又可以说完全是别人的路线——这条路线正是中间阶层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注二）
注二：以上两段，同见上述（注一的）拙著，4-5页。
共产党于1949年前，东拉西扯的，说这是共产党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并说：“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质’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说来真也奇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于共产党人之手，天下岂有此理？而于其得到政权之后，隔日之间宣布这段革命已经结束，而目标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自造其说者，真可谓尽任意胡诌的能事了。
共产党于组织之初，首先祭起一件法宝——马列主义；这个法宝在落后的中国的天空飘来飘去，毫不着实际。于是，又祭起一件法宝——武装力量；这个法宝倒是古今中国野心家熟习的东西，帝王由它创成一统江山，流寇用它走南闯北，吃喝不尽，尤其民国以来的南北军阀用它割地自肥，每个人都是小皇帝，每个地区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共产党的野心家有鉴于此，何不捷足先登呢？
但是打着一个马列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社会不易生长，不易生根，人民畏之如虎，不知是什么东西。单搞军阀似的军队，不成个样子，显不出与其他军阀有何不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又不易与邻近的武装力量相容相处，有被吃掉的可能。自己既无社会基础和成功的条件，于是乃不得不乞灵于欺骗，于是共产党祭起了最后的法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就是共产党的高级骗人技术。未受其害者不知其妙，受其害者有哑子吃黄连之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欺骗，他们称之为“阳谋”；大有诱计在此，愿者上钩之意。原来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一个他们认为的绝好经验，也可称之为一个规律。就组织来说，争取党员并不是严格的，入党之后，教你一套党的目标和党的纪律，看来像有其事，一般泛泛者流有饭吃有事做就跟着走下去了。但有些稍明事理的人，以共产党所讲的和其行为一相对证，发现文不对题，言行不一，他们又脱离了组织，共产党称之为罪大恶极的叛徒。虽说如此，共产党并不灰心，还是照样的活动，照样争取人们入党。因为少数人明白了真相走出了共产党，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它有六万万人，从这些尚未明白共产党真相的人们当中活动，大有可为，大可争取。简言之，你受骗了，明白了，不干共产党所教给的这些勾当了，但是还有大批未曾受过共产党玩弄欺骗的人；共产党还可继续欺骗别人，反正在中国被骗的后备队伍是雄厚的。
就统一战线——共产党这套法宝来说，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规律，正与党组织对党员的进退所采的态度一样。不过在统一战线方面活动范围扩大，而灵活性又高，所欺骗的对象形形色色而已。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辩证理论而特别精通一件事：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功利主义的“惟利是图”。他们用以骗人的统一战线，也是根据这一原则。这都要看它当时所处的环境如何，如何作法于它有利。说来这本是精通世故的权谋家的一套本领，不过共党常常求教于这个办法而已。
（二）统一战线运用的三阶段
熟习中共历史或记忆近四十年中国历史的人，都能道出中共如何乞灵于统一战线。在它这套法宝实施用时，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解救了它的危难。简略来讲，共产党之赖统一战线起家，以至全盛，可分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出共党组织之初，本身并没有力量，乃借着国共“联合阵线”培植自己的力量，加入国民党。在1922年8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它的宣言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争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为求自存加入了国民党，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作国民党的附属品。因之，虽口口声声说：“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起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注三）
注三：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申明书。
但是颠覆活动不断的进行，于是在国民党内造成“左派”、“右派”、“中派”等名词，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挑拨离间发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如愿。
国民党北伐后，国共的关系分裂的现象逐渐显露；共产党彷徨歧途，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莫斯科于斯大林击败托洛茨基之后，于1927年3月斯大林主张联合蒋介石右派。他说：“拉狄克（Radek）给我们带回了过激的革命口号，‘摆脱国民党右派’，‘打倒右派’……假若再多一些这种的革命口号，那么，中国革命就完了。……既然我们现今占有多数，而且右派还在服从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将右派驱除？农民所需的耕马，不管它是多老，只要能用一天，他决不会把它赶走。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等到一天右派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时候，自然我们要把它赶跑。可是我们眼前是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很有能力的人才，他们能够统领军队，能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或许对革命不同情，但是他却在统领着军队，专心一致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外，有些右派分子是和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他们很懂得怎样打击他们部下的士气，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把他们诱导参加革命阵营。再者，他们之中又有和富商们有密切关系的，又可从他们的私囊挖出经费来。故此我们对右派应加以无穷利用，正如榨取柠檬汁一样，直到榨干取尽为止，再把它丢弃。”（注四）
注四：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83页。
斯大林想利用的老马——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真的走上清共的政策。于上海“四二二”事件后，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路线已有新的转变，在那里已开始形成由千百万民众和农民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奔向农民革命，这定加强扩大革命战争的力量而从事对帝国主义，对豪门，对大地主，对军阀，以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不能放弃统一战线，这回所统的不是国民党右派，而转方向于国民党左派。在回答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中国国民党左派而自组苏维埃时，斯大林说：“在现在这个时候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左派）是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要放弃地盘，陷国民党的盟友于窘境，而让革命的敌人额首称庆罢了。这不过是要削弱共产党，阴谋颠覆革命的（左派）国民党！而把国民党的旗帜，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旗帜，双手奉上给国民党右派。这正是目下帝国主义分子，军阀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求之不得的事。照此推论下去，我们必须陷入敌人的魔掌中了……”（注五）
注五：同上书，86页。
中国共产党是受莫斯科指示而照着行事的。在这时的魔术——统一战线，初期渗透入国民党，分裂之后，想找大树来遮荫，所以靠右了一下。谁知蒋介石“反动透顶”，看透了他们的阴谋，大举清共，杀个鸡飞狗跳。于是共产党又送秋波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这一班人所主持的武汉政府，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其目的也想藉他们的势力先求生存，次则将这些资产阶级左翼驱除，取而代之，走向“无产阶级的工农专政”。武汉政府这些国民党左派探悉共产党的阴谋，同时对于军事和农民运动被此之间也有不同的争辩。斗争由争辩而分家。共产党走左翼的统一战线又挨了一个耳光。于是各奔他乡，有的投诚国民党，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背着马列主义上了山。
统一战线——高级骗术，由国共合作的灵验到武汉分家时的不灵验，这一方面说明，“纸包不住火”，欺骗的戏法终究会被人揭穿的；另方面说明，共党成立不久，还不够阴谋老练，还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玩弄的把戏常露马脚。这次魔术不灵，给它带来十年恶运，使共产党人在江西一带受五次围剿，弃甲曳兵，路经草原雪山，逃向北方，名之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靠人起家而想成事的统一战线的魔术初试的遭遇，骗了人，害了自己。但是“失败是胜利之母”，共产党人对此颇具信心，遇有机会，还会祭起这件法宝，反正人是健忘的，即使是与他交手过的敌人。
机会来了！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在东北发动侵略，这时全国民情沸腾，趋向于全体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在1934年七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主张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残部移转于川黔之间，听到这个消息，乃接莫斯科的指示，在8月1日在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共产党要藉这个护符起死回生。但是蒋介石能力虽然平常，办法也并不多，有些措施间接帮助了共产党，可是他是坚决反共的，这一点当不容忽视。所以在共产党弃甲曳兵西窜北上之时，他还是派兵紧紧追击，但惜所用的队伍，多系杂牌，很不济事。其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蒋介石想借剿共的机会一石两鸟，一并削弱地方军人的势力。而身为地方军人者，不能不为自己盘算，不能在剿共中消灭自己。所以共军窜抵川黔之际，都没有走绝路，随时都找到生路，这个方便之门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终至使毛泽东带领不够三万的残兵北逃陕北，依附于刘志丹、高岗所割据的一块小天地。这时虽可住脚小息，而人困马乏，精神颓丧的，情形是不言而喻了。
蒋介石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仍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这一点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相抵触的。任便他说出什么理由，中国人民是目睹国土沦丧，全心想对日作战，而不愿把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消耗于内战之中。蒋介石看不到这个潮流，反而镇压抗日的活动，抗日的言论被禁止，抗日的活动为非法，而且事实昭彰，东北是在他的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给日本的，华北的权益，尤其是冀东特殊化，是经由他的部下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而让与日人的。但是蒋的对日退让，并不能满足日本军阀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不断地侵略事件接踵而至。1936年日本又在绥远滋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可抑止。而蒋介石在这种严重气氛中，未能因势善导，反而在这年冬季预备对共产党作最后的围剿，自己亲到西安坐镇。就在这种气氛中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主持这次兵谏的人是东北统帅张学良将军，与其同谋者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
西安事变的背景与动机，是很显明的。张学良将军率的东北军是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去东北家乡，从九·一八之日就为蒋介石服务，由华北转兵华中，最后又调到西北担任剿共的任务。他们目见国土沦亡，白山黑水可爱的故乡不知何日才能回去，而经年累月为蒋介石的安内的政策拼命，何年攘外，尚不可知。所以全体官兵忍耐力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同时，他们在想剿共任务可能又正是蒋介石想消灭他们的手法之一。杨虎城所率领的西北军虽没有如东北军丧失家乡之痛，但是目睹国亡无日，兼以有被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苦，他们同情东北军，故行动上趋于一致。于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等八项主张。这些主张都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也是对国家事务的解决办法。
这一场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张杨的主张经蒋介石的同意，张学良将军乃于圣诞节日亲身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表示自己一片赤衷是为了国家民族，丝毫不参杂个人权益和恩怨。谁知张氏到了南京，一去不返。虽经军法审判定罪，旋经蒋介石请求，已蒙国民政府大赦，而蒋介石私自囚禁张氏已逾二十年之久。
西安事变主要背景和动机，简言之，就是一群流亡的军民要求抗日，想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这一点虽是符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但实际这一要求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共产党不过想透过此路线达成其阴谋的目的而已。
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和停止内战，曾于西安事变之前，在西北前线与周恩来会谈过，张仍主张拥蒋抗日，周氏为其说服。故于西安事变后，反蒋者多欲杀蒋以谢国人，而张氏乃一本初衷，保护蒋氏安全，仍主张拥蒋抗日。恰巧这时莫斯科也指示中共为了保全势力，避免内战，不要伤害蒋介石。两者乃不谋而合，只是后者另有隐私的目的而已。
抗日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利用时机把它喊出，而透过这条路线，保全了自己，并且为自己作了休养发展的契机。上文已经说过，共军于“长征”抵达陕北之后，人数不足三万，而人倦马乏，已入釜底游魂，如果蒋介石以三五十万之众一举而歼灭之，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但是蒋氏不察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已不容再有此一举，于是乃有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国是为重的张学良，一心想抗日，对共党，正如其他一些好心肠的人一样，不甚了解，以为一经停止内战，同是中国人走上抗日的大道，抗日之后，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因之，发动西安事变。结果，中国走上抗日的道路。同时西安事变保存了共产党的势力，而且透过此转机，于次年三月国共谈判，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共产党为合法组织，这样给它一个日后长成的机会。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的军力想要保存是很难想象的；同之，如抗战中没有第八路军这个番号，共军发展不会这样迅速的。但是，虽说如此，我们也得承认，纵然因无西安事变，共军被消灭了，没有了第八路军的番号，共军自然遭遇不少困难；可是，在腐败的政府统治之下，抗战八年，共党还可在混乱的局势下生长力量；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伪装下，共产党得与各方联系，尤其在西安事变之后，它以公开的地位，合法的军队，与各方接触，而接触的结果是不愉快的。因为共产党已决定抗日统一战线就是自己的护身符，为自己争取休养时间和扩充力量的机会。故抗日战线的程序一展开，全国军民热情地走上战场，共产党便阳似抗战，而阴是混水摸鱼。开始时，共军不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搞摩擦，而专吃杂牌的地方军队。在华北吃过共军之亏的，有宋哲元的部队，韩复渠的部队，石友山的部队，阎锡山的部队，北上抗日的李宗仁部队；最后连西安事变他们的救星东北军，也被他们吃掉一部，拉垮一部。在北方，共党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名词印到地方军人的脑里，就是不详的代名词。在它的背后是瓦解这些军队，吃掉这些军队。而共党于吃饱之余，躲在山上“抗日”，渐渐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个沉痛的事实，活在今日的抗日将领，都能为你说上三天三夜。
我是不满意共党这样作法的，举两个例说明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心情。第一个例，1939年东北一个义勇军首领赵侗被杀。赵侗曾在七·七事变后领着一群抗日战士，其中不少人是我主持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附近打游击，后来扩展到几千队伍。共产党看中了这个队伍，渗透进去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最终把赵侗驱出部队，而代之以党员高鹏。赵侗于1938年底绕道香港到重庆，又聚集百多个青年知识分子，于次年重新走上抗日的大道。当他北上到华北寿县的时候，被共军深夜包围，一举歼灭干净，死里逃生者仅二三人。这时报纸上载着这段新闻，我在《时代批评》上警告共党勿作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待我与驻香港共党负责人廖承志（现为中共中央委员）谈及这段惨案时，他一口否认没有其事，并说：“赵侗现在华北作生意，生活很好。”当时我想赵侗若是作生意的话，地点一定是阴曹地府。
另一个例子，1941年新四军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行镇压，不少进步人士，都逃到香港，这时我正在香港；我的一个老朋友于毅夫（共产党员，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他到我家谈话，希望我多作些抗日统战工作。我当时反问一句：“这个统一战线还有什么新内容没？”他未作答。我接着说：“如果还是老一套，你们已经无什么可作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你们把人得罪得透心凉了；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吃过你们的亏，部队或多或少地被你们吃掉！”接着我举出不少例子，于毅夫张口结舌不能谈下去了。
这两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美名下所怀的居心，所干的勾当——无情面地吃掉别人的力量，不能吃掉的即予歼灭。而自己躲在山上，举着抗日的旗帜，壮大势力，坐以待变。
在抗日末期，共军力量已较为可观，乃进而与国民党的正牌军摩擦，这时的国民党当然也不肯相让的。于是有新四军事变的一系列的冲突。
最近蒋介石以亲身的体验，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揭露共产党抗战初期的姿态，也可以说共产党的行动在抗战初期已为日后作了结果。
“二十六年（1937）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1）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共产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2）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注六）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1）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共产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2）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注六）
注六：蒋介石《苏俄在中国》，86-87页。
这就是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党的路线，共产党为贯彻此路线而奋斗了。
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扩大的力量已相当可观，军队由1937年两万人改编，到1945年已号称百万之师；党员由当时四万人之众，一跃于1945年而称党员百万。日本帝国主义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救星。没有抗日，共产党哪有机会创造这些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就可问鼎中原。但共产党自知力量虽长大，而与国民党对比，还是不够强大，国民党还是它意料中的大敌。对它的战略，必须是又敷衍又打击。在运用统一战线时，就是团结联合不满国民党的人，同时就是孤立国民党。
共产党明知在抗日战争中因为它那套瓦解友军，吃掉友军的作法，得罪了大批地方实力派；但是，这不要紧，反正还有未亲受其害的人，统一战线戏法还可以演。例如在抗日胜利前后，共党对地方实力派如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等人所进行的拉拢，就是根据这一经验。
不过，这回是要夺取政权了，不止要有“友军”，而且还要有“友党”。争取友党，共产党一眼首先盯住了国共以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开始作民盟的工作。（在1944年前，这个组织显著的是包括三党二派，即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乡村派、职教派。我于民盟创党之初即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加入民盟，后来大家不谈组织，我也就不提了。1943年沈钧儒派的救国会才行加入。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盟员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党派为本位了。）
夺取政权为当务之急，而主要对象为国民党，于是共党展开了统一战线的高级技巧。在1945年共产党意料国民党是庞然大物不可轻敌，于是一时伸出谈判之手，一时给你一枪，这就是“又团结，又打击”。也就是周恩来口中的“边谈边打”。对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用这套办法：团结、分化、打击、渗透。跟共产党合作的，则团结，如中国民主同盟；可以由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则进行分化，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的死跟国民党走的，则孤立打击，如脱离民盟的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而到紧急关头，如1947年以后，共产党要给国民党以致命的打击了，要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了，谁再反对内战，就被认为帮助国民党，为敌人争取喘息时间。我个人当时因继续反内战而遭到共产党人的抨击的。（注七）共产党之所以能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起这种影响，就是它无孔不入的渗透工作，起了作用。
注七：见1949年2月香港《华商报》。
锣鼓喧天，好戏登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个政府，“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统一战线又统了四个阶级，美其名曰这个政权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时被打击的是反动派，不许乱说乱动，被圈出在人民之外了。中国人民在共党的统一战线的圈套下把它捧上舞台，而呻吟叫苦是抬轿子的阶级，被消灭的阶级。
统一战线——高级骗人技术，在北京红色政权成立之后的二三年间，还不断地起着作用，还有不少人上了它的钩。对政权的稳定起了不小的作用。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侨胞，还不断受这个骗术的玩弄。
从上述统一战线的三个阶段，头一阶段靠人起家，被愚弄的是国民党；第二阶段吃亏的是地方实力派；第三阶段——最后阶段是击溃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势力，俘虏了各民主党派，玩弄了四个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四个阶级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得看中共的脸色，自掘坟墓埋葬自己。一篇谎言已经揭穿，就此在大陆上告一段落。魔术已经不灵，而另换一副统治的面孔。但骗人的余地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在海外、在国际间、在那里想吃这付毒药的人，一定还有后备队伍。
二.民主党派——被骗和用以骗人的工具
（一）花言巧语诱惑上钩
欲了解共产党的法宝——统一战线的作用，工作方法和真实面貌，应先透彻了解在大陆上的民主党派的遭遇，由被骗到被利用以骗人的过程。
共产党在这阶段，高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意思凡是有一点“民主”气味的团体和个人，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就阶级讲，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这一阶层的人们外，其他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包括华侨）都在统一战线之内，都是“自己的人”，都须要“统”；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大地主，官僚资本家不是自己人，都须要杀头，劳动改造，和管制。不过要“统”的阶级有四个，要“统”的人们又这样多，于是不能不找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去“统”，透过这个代表性的人和团体再统其所代表的人。
什么人和团体和代表性呢？毛泽东盘来盘去一眼盯住了民主党派。这些人们是有阶级性的，是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有一套讲究和活动力。不抓住这些人，就不能与国民党平分春色，更不易谈称朝称帝了。
在抗战胜利的前后几年中，国共的摩擦时而紧张，时而和缓；国内的民主党派担心这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要误国家大事，不能不想办法组织一个第三种力量，折冲于国共之间，使他们有所顾虑，至少令他们知道，这个砝码，看是非和情况，再作选择，加入哪一边都会对另一边有不可估计的损失。也许用这套办法，使国与共不敢胡作胡为。根据这套想法，于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名义上包括三党二派，实际上有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各地方实力派，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真称得起民主大同盟了。就以现在大陆上的、台湾的、和海外的小党派的负责人来说，他们多数曾是民盟的分子。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今日的民主同盟）的出现，给中国政治带来一种新空气，许多不满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自己有了出路，有了可以依靠斗争的组织，中国人民正义的呼声有了代言人。国民党当时对民盟如眼中刺，而中共却起了利用之心。
毛泽东为夺取政权铺平道路，先放出中国需要“新民主主义”，继之以中国需要“联合政府”，这两个幌子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他们以为中共需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且时间相当长，它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共产党这套把戏虽明明骗人，但被骗的人都以为是真的。一般人看共产党文件，多看重表面，而忽略其伏笔，看了上段而忽略它的尾巴。民盟的负责人中间，有些就上了这个当。
另方面中共既看中了民盟可资利用，于是于1943年乃派遣其外围核心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一群人加入民盟，想于其中起左右作用。从民盟成立之时起，共产党就处处想利用它，不过，它知道民盟这群人有进步性而不一定跟着共产党走，故行动往来颇具一番假虚心；遇有事情，总是向民盟“请教”。就以重庆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事无大小，周恩来都是到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来商量。商谈的地点多数不在客厅里，必约民盟的代表在罗隆基和我住的房间里，表示亲密，不拘形式。
这时共产党似乎必得抓住民盟，找个同伴，以为进退之据。民盟的当时情况虽被共党患了假相思，民盟的领袖们如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人并不是想断绝了国民党这条路，这时时与国民党人接触，无如国民党铁了心，硬把民盟向共产党那边推。就如国民党派特务于1945年末袭击民盟在重庆的机关报——《民主报》；1946年在成都派特务侮辱民盟主席张澜先生，1947年底强迫解散民盟总部……这一系列的事，看出国民党的愚蠢，正给共产党以更好的利用之机。
国民政府从1947年冬起，逐渐走了下坡路，而疯狂的反动程度并不减少，例如强迫解散民盟总部。因之，大批的民主党派人士被迫逃到香港。民盟的总部在香港恢复了组织，且于次年春还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接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在1948年中许多党派负责人都到了香港，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已先到港），致公党的陈其尤，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茅盾等人；而且每个党派都有一批人聚集在香港。共产党于是有文章可作，邀各党派每星期开个座谈会，交换国是意见，随时争取各党派发表时局宣言、声明，这自然一面指责国民政府，一面支持了中共。今天说来，这些党派固然显得天真幼稚，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事实的对照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迫害这些党派和其组成分子，例如解散民盟总部，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而且国民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眼看是大厦将倾。同时，共产党虽不一定受人爱戴，但它还有 一副假面孔，称兄道弟，在政治路线方面是民主统一战线，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要成立的是“联合政府”，允许人民的是“民主”、“自由”。而且对民主党派极尽其拉拢能事。两方对照，这就很显然了。一方是镇压、迫害；另一方是“同情”、招呼。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共发出的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当然谁也知道，这次召开政协的主人不是蒋介石，而是井冈山上的好汉毛泽东了。
这时响应中共的号召——欺骗，和日后参与中共政权的党派和个人，一些人是想谋求国是解决；一些人是激于义愤，受不了国民政府的迫害镇压；另一部分人是官僚政客，正好乘机图利；还有一部分人是堕落成性，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那时在香港活动的共产党负责人潘汉年、方方、乔木、连贯等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在“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重开新政协”，这一套召开的阴影下，摆出一副假虚心的面孔；好似中国事，大家有份，大家来搞。这样“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就能实现。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请客电报如雪片飞来，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北上共商国是。毛周发给我们八个人的电报是在1948年12月中，约我们于最近期中迅速北上。时间迫促，限于两星期内动身。这八个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还有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和我。他们知道我近二年来常批评共产党，不一定能如邀而往，特请章伯钧几次向我说服，至少要去走一趟。我果如他们所料，“以私事待理，未便成行”为词，婉言谢绝，允于日后前往。其他诸人于圣诞节前夕，偷乘苏联货船北上“商谈国是”去了。这些人被运到大陆，转送到哈尔滨，以后又移住沈阳。据后来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民主人士”是很好的被招待于旅馆中，闲余时间，游山玩水于满洲大地，从未谈及政治。有的人如章伯钧穷极无聊，把他的时间放在逛书摊里。我以后（1949年春）到了北京，和他们开玩笑说：“幸而我未争先受这趟罪”！
原来中共首脑们知道这些人有用，至少是可以利用去骗中国人民，因之尽早把他们骗来，先行冷藏冻结起来，随时可以驱使。另方面，他们知道这些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些号召力和活动力，日久生变，说不定另搞出一套名堂。其中最值得他们注意担心的是：李济深、章伯钧和我几个人正在搞军事活动。所以非把这些人冻结不可。果然，李、章北去之后，留我一人在港，便感空虚无能为力了。关于这类事，以后我们到了北京，于三反运动前后，我们都作了交代检讨。
至于我为何终于北去呢？原因是简单的。于1949年3月，我们的民盟总部决定迁往北京，盟内盟外很多朋友都因香港无法站脚，不能不北去，而且许多人已经北上了。我单独地留在香港有些孤寂。这是环境形势促成，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一点，我虽常批评共产党，但我觉得中国局势可能是和平谈判，最后走向联合政府之路。我在北上前写了一篇文章《展望大局》，内容就是这样看法。有了这个观察，便觉得自己奔走国是有年，这个机会就是为人民说话的时机，不应随便放过。我是以此种心情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政权；而八年来一无作为，只学得一点经验，那就是中共的骗局。
这大批民主党派人士，首先是到东北，待北京“解放”之后，于1949年春，纷纷到了北京，我是在三月底去到北京的。我们这些人分别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处，大家都等待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底开幕，它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有代表性的人物，总共有662人。民盟总部除有16名正式代表2个候补代表外，在这次会上有民盟盟籍出席的人就有一百多。党派的代表名单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各党派协商的。其他以各种名义，如人民团体，学术界，华侨等等推出的代表也都是以协商为名，实际是由共产党指定。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订临时性的宪法——《共同纲领》，通过政府组织法，和选出政府。会谈的本身就是最高的立法机关。我亲身参加这个会。论来，以代表身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民主机构”，我这份代表，成了不能自主的机器，实际上每个代表都同我一样；例外的，只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首脑，才有运用脑筋的必要。《共同纲领》由共产党提出，大家也讨论了，情势所限，在小组讨论时，代表所能建议和修改都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其他内容是不许删动的，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意见，也是经由共产党人的解释，予以否决。在大会上提出这个纲领，无保留的，无异议的，热烈一致地全场举手通过。在选举政府人名单时，事前也是由共产党拟定，交小组讨论，结果也无保留的，无异议的，在大会上全场投票一致通过。就是在会上代表的发言，也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主持这件事的，不用说又是共产党。
这样一手遮天，一手包办的事，共产党说是“新式民主”，主要的特点是“背后协商”，所以特别有其优越性。我所了解的和体会的，这个“民主”的特点，所谓“背后协商”，实是“当面指示”，所谓“优越”，是共产党一手包办，这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注解了。
《共同纲领》真是把人民的要求全都列入了；对党派说：“这是联合政府”；对知识分子说：“这里有民主，有自由”；对资产阶级说：“有公私两利的经济”；对农民说：“土地改革，个人分得了土地”；对民族分子说：“民族平等团结”；对爱国分子说：“我给你一个伟大的祖国”。这真是“民主，自由、幸福、繁荣、富强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都是画饼充饥。
在这里稍微提上几句，简略的作一个轮廓，以明了实际情况，详细地则留待本书以后叙述。所谓联合政府，虽然，民盟主席张澜，民革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但这是两个空牌位，为共产党作陪衬。其他如民主党派的几位部长，如交通部长章伯钧，司法部长史良，邮电部长朱学范，卫生部长李德全，轻工业部长黄炎培……这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虽身当要津，但是有职无权，一个十足的傀儡；真的有职有权，决定事务的人是共产党的副部长。所谓联合政府云云，实际就是这样。
至于“民主，自由，”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还能谈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盗用这个名词，不过是为骗弄铁幕外的一些门外汉而已。其次是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真的，这是共产党想利用农民所放出的饵食，不旋踵的工夫，这些农民分得的土地未等亲热一番，已经农业合作化，而以另一个手段夺回了。再次，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是用以欺骗资产阶级的一套，最后于1955年底在天安门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成功，所有的全国工商业，不为国营，至少要公私合营。这些大城市于数天之内统统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切一切，弄得拥护《共同纲领》的人目瞪口呆；才明白这才是共产党的真面目。新民主主义阶段原来说是很长，现在这么短，联合政府原来是各党各派有份，有地位，现在在共产党的玩弄下，原来是一群傀儡，可怜虫。
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本来要取消一些，缩编一些，因为大的任务已完成，而且毛泽东已被拥护上了台。最初只想保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其他的小党取消名义，合并到三个党派里。预计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四个组织取消名义，合并于民盟；致公党合并于民革。那时已经着手，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之取得民盟负责人的地位是那时开始。九三学社正在交涉之中。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有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他这一醒悟，保存了几个小党派。
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民主党派有什么用？作些什么呢？这将从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讲。
对内，共产党知道，虽然说四个阶级联盟组成统一战线的政权，自己说代表工人阶级，其中有三个阶级是陌生的，这就是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将如何争取这些阶级分子来支持共产党？这就要有所利用。民主党派在这些方面是有影响力，因之只好利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人士，为它蒙过这一关。
于是遇有大事，除了成立政府由各党派成立的政协通过外，还要各党派联合宣言，如“抗美援朝”，“解放台湾”，都由各党派联合声明，其他方式就是共产党政府决定某项事情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拥护。这不只是声势问题，实因在中国这个复杂而又落后的社会，共产党登高一呼，并不能引起群声响应，它必透过在社会里有声望的人和党派，说出同样的话，这些人和党派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和分量，至少使落后观望的群众感到：“张澜、李济深等人不是共产党，他们都这样说，这样号召，一定是不会错的……，”至少使正直的群众把怀疑共产党的作用打了一个折扣。换句话说，共产党心里的话，由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口中说出，就有说服力，揭穿言之，就更能骗人。所以共产党显然先骗了民主党派，还得利用民主党派去骗人民。
再有，中国是个六万万人的国家，共产党执政之时号称百万党员，1956年号称一千万党员，这个数目若在小国确实可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比数上，真是一小撮人面对浩浩大海。几粒红色的颜料，如何能染变大海，于是不能不利用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在他们熟习的人民群中为共产党散布拥护支持的种子。简言之，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深入工作的地方，由民主党派去工作。因为民主党派不只在这些人群中有号召力，而且民主党派就是这些人的前身，它们懂得这群人的心理、习惯、感情和语言，这样套上共产党的指示目标，传达到这些人群中去，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事半功倍。
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红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导下，进行了分工，免得党派间摩擦和费时费力。各党派工作的划分是这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专负责吸收、影响、教育旧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党员。民主同盟负责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这就是在高等学校，对大学教授和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作。民主建国会负责工商界工作。农工民主党负责技术人员，包括中西医。民主促进会负责中小学教育方面。九三学社负责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工作与民盟相杂，不过影响力小些，社员不多而已。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负责 对台号召工作。致公党负责海外华侨工作。1949年以来，各党派内部的分工大致如此，其中虽有调整，那是枝节的部分。
共产党利用下的民主党派，不但为对内欺骗人民的工具，对外也为欺骗国际的工具，这是共产党对外斗争的一部分；不只是用来骗“帝国主义”，而且是用来骗“中立主义”，和独立后前殖民地的国家。这样有利于中共的活动，使落后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如何的羡慕这个大国。
中共在国际间利用民主党派作骗人的工具，是为达到一个目的：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多党的国家，政府是联合政府，这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可以不必怕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中国不就是好例子吗？
中共在这方面的技术是用心良苦的，今举几个显明例子，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其用心了。
第一、政府人员中摆上一些空位，让给有职无权的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对外表示是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绝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应有的内容。这个内容拿到西方更无人能想象得出。说来，令人作呕！
第二、对外宣传必有不少民主人士发言，如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黄炎培等等人士，使外边人得一个印象：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年为民主事业斗争的人。但是发言的稿子是共产党人作的，或是经过共产党的批准。
第三、国际活动多派民主人士，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必有多人是民主人士，就如和平理事会，和彭真于1956年率领出国的议会式的代表团等等，民主人士占的比例数颇多。但是所可注意的，凡是这样出国的代表团，其中主持行动方向的人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只是留声机片。
第四、资本主义或中立主义国家的代表来到北京，必让他们有机会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见面谈话，谈话内容大纲是由共产党事先就给预备好了的。
第五、民主党派的章程上，必印一条“党费由党员交纳或自由捐献”。外国颇注意这一点，以为党由自己收费开支，这个党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外国人问到这一层，我们就说“党费由自己捐献交纳”。实际上所有党派的开支，无论上级和下级，全由国库开支。从1949年到1954年，我是民盟中央委员会下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可证实这种情况。头两年所有民盟上下级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我出名向财政部领取，然后年终向它报销；后二年地方组织经费，由当地组织向财政机关去领，免去了由中央领取再发的多层手续。
以上几点就是共产党对外利用民主党派的作用，其想达到的目的是可以想象到的。今天说起来，共产党人厚着脸皮还可支吾其说，但是想骗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是司马昭之心，人人可见的。不过，若不把它指出，许多国家以为这是不足轻重的小事，那就为共产党所想展开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出一条路，于是分化、渗透、颠覆、第五纵队等等工作就有了基础。
民主党派自从1949年登上了共产党这只船，成了共产党的俘虏，当了共产党的骗人工具。最初由于联合政府这套迷药，似醒似醉混了两年。但是越混下去愈痛苦，就是利禄熏心的人也觉得末路将至，“吃统一战线饭”的日子愈来愈短，地位愈来愈低，待遇愈来愈冷淡，而自掘的坟墓就需要启用了。这时从各方露出消极的空气。本来共产党早有此打算，而且也是不隐藏的。记得1954年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曾请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政治讲话，我也被邀列席旁听。陈毅说：“阶级、党派的存在都有时间性的，它们过了时代需要就得取消淘汰。中国的古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民主党派人士听到此话，虽赞其高明，但内心是灰色的，这时已证明共产党想逐渐地消灭民主党派。可是不能行之过急。于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张澜（民盟主席），李济深（民革主席）都改为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国务院的副总理黄炎培（民建主任委员）也取消职位，换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去。部长们也有的去职（如李书城去掉农业部长职），这已露出转变的端倪。
“狡兔死，走狗烹”，汉高祖刘邦这套手法是合乎共产党唯物辩证法的。陈毅口爽为之道出。但是世事多变，1956年有清算斯大林，有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全世界共产党又走向困难，于是中共不能不考虑本身问题。1955年感到知识分子不满意，有“六不”现象；农村中因合作化过急，农民表示消极；党派人士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出将近百条不满统战部工作的意见。这还是多事之秋，更何况台湾尚未“解放”，于是毛泽东看到，郊原还有狡兔，走狗还得利用，不能早烹。
1956年毛泽东放出八个不着边际的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不指出范围和内容界线，令你在五里雾中捉摸。当1956年在北京讨论“百家争鸣”时，我就向人提说：“毛常提对联式的口号，令人无从捉摸，这次百家争鸣就是这样，怎样鸣，什么界线，范围如何？我摸不出一个轮廓。”但是讨论的人便纷纷猜测领导意图，有的说唯心唯物论都可以鸣，有人说争鸣也须以马列主义为领导等等。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毛泽东惯用这套手法，提出几个字，叫你捉摸，解释多点，或解释少点都可以。然后他看形势再下定义，并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这一回，他提出这个口号，正如他自己向高级人员所谈的：“几年来，运动搞的太凶了，人民和干部都喘不过气来，这回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先喘一口气。”“先喘一口气”一定还有下文的。这是毛泽东对付人民的手法。他对付民主党派如何呢？民主党派不也是喘不过气来，有消极的现象吗？他于“百家争鸣”的时候，对党派也放出八个大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对民主党派打一针强心剂。于是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也牵强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代表改造后的资产阶级”。这真是新闻了。
民主党派从1949年10月1日起已日趋没落，死亡无日，（实际来说，从1949年政协开会后等于死了）。这回“长期共存”，不是“皇恩浩荡”吗？不更可骗人吗？何况，不止“共存”，而且还要“互相监督”，这真是“新民主”了！我早了解共产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一次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专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我故意说几句讽刺的话；但在表面上，不能指出话里的毛病。我说：“我很惭愧几年来参加革命政权毫无贡献，说起来，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没对共产党有什么建议贡献。从今后，有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个人和组织都应当振奋起来，不负领导的期望。”我记得很清楚，话在嘴边虽如此说，而我心中是沉痛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被共产党玩弄得不成样子，现在还假惺惺地提什么“互相监督”，这不是骂人吗？这不是哄不懂事的小孩子吗？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让他们在绞刑套里喘一口气，然后还是绞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玩弄民主党派，“狡兔”尚在，“走狗”还得养活一时，不能就烹，有时还须利用。
（二）横眉竖眼且看颜色
一般的印象，每个政党都有阶级性，代表一些社会上的利益，因之，政党都有自己奋斗的目标和纲领。在红色中国的党派，除了共产党外，还有七个小党派；它们在参加北京政权前都有自己的活动对象和奋斗的纲领。其他党派的纲领如何？我未见过，但是我深知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它有奋斗的目标和完整的纲领。对这个纲领，我是参与意见的，而且我愿为它忠实奋斗的。可是这些党派参与北京政权之后，一律地取消了自己的纲领，在党章的第一条先大书：“本党（盟、会、社）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接着就是另一条：“本党（盟、会、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了这两条就是给民主党派确立了地位。表面上有这几块招牌，对外表示独立，实际上民主党派已经是名存实亡。但是这还不够，还不许各党派的成员有什么“分庭抗礼”，“闹独立性”的思想，如果这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在1949年底就开始整“分庭抗礼”思想和“闹独立性”的思想，而且被整的人一直追溯历史到他参加北京政权前的两三年。我们民盟被整的人就不在少数，罗隆基和我这群人就是被整的对象。
本来我们的盟是独立的，参加北京政权，也是为“共商国是”，在“联合政府”有盟的一份。这在我们这群人脑中本是正常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短于应付环境的能力，由始至终，碰到这类问题就受打击，罪名是“分庭抗礼”，“闹独立性”。因此，多年来脱不掉落后分子的帽子。
按之中国古代王朝的历史，我们倒清楚得很；一个王朝上台，那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分庭抗礼就是不尊重王朝，有意造反，那个罪名还得了。但是我们愚蠢地认为这是民主时代，革命是大家有份，争持本党的独立，并不算什么过分。谁想到共产党就是王朝，谁能开始就那样落后地想以共产党比作王朝。结果，你不懂得，不明白，就得人家用棒子打，一直打到大家承认共产党王朝是不许“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以外，不许有独立的组织。
就我个人的体会，本组织没有了纲领，没有了独立性，没有分庭抗礼的气魄，就一直感到什么都完了；过去奋斗的史实被人盗用了，而且继续被人利用，自己良心惭愧，便觉没有力量，便觉一点智慧，没有发言的勇气了，便一直在争取不发言的自由。但是沉默就是反抗，于是不得不在大小会上背诵书本马列主义经典和《人民日报》的论调。如果，你的言论稍不留意露出一点旁观者的态度，人家就会送给你另一顶帽子：“作客思想”。
我个人的体会虽只限于我个人，但我知道很大一批民主党派分子与我有同样的情况，同样的感慨。只有堕落成性的唯利是图的分子伪装进步奔走于权势之门；看他摇摆那条尾巴样子也是很可怜的。
民主党派既发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共产党派谁来主持其事呢？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是直接负责的，它的机构内专设“民主党派处”，凡是民主党派的事，不论大小，它都过问；如果民主党派开会，主要讨论的题目内容，也请示统战部，会后把议决或声明，须得送统战部看过。选举的人名单先请统战部批准，会中还得很荣幸地请统战部长李维汉亲临致训指示。在地方也请地方统战部长。在会议中每天都有情报员向统战部报告与会的人们思想动态，有时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席旁听，亲自取得第一手材料。
平常的事务如布置什么座谈会，怎样工作，也得请示统战部。有时吸收某人入盟入党，也得征求统战部的意见。统战部点头即可，摇头就等于判定那人还有可疑之处。
统治民主党派的统战部，上自部长，下至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人士是很有气魄的。开会时，他或他们坐在上座，气势严肃，目临下民。据在日伪时曾受过日本统治的人们告诉我，统战部大老爷的气势和日本侵凌中国时代的指导官，一模一样。从这里就可看出他们那种主人气势凌人的面孔。他们对待“民主人士”颇具高兴了“招之即来”，不高兴了一摇手“挥之即去”的气派。何况，你的生活、地位，甚至命运，都操之在他们的手里。共产党何以有这样的拿手？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一切的道理。所以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把一切可以令人谋生的路子堵死，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统由国家管制或经营，谁想活着就得伸手求怜于共产党。人们就如同小鸟一样，所有可以获食的地方，统由共产党把持，你想活就得飞向他的身边得几粒小米，不想活“听君自便”。共产党得到一条规律：绝大多数人是想活的；想活着就得听他们摆弄。
有一次在1952年二三月间，正是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看徐冰（邢西屏）副部长。这人与我相识甚久，在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主持东北大学时，他在我们的学校有课教。在那时以后，我凡与中共打交道，他常常作通信传达的人，说起关系来还不算坏。那一次谈话，他很严肃，提到张东荪先生，他有些气恼，（这时张东荪已在三反运动的开始，过不了关，正在停职反省；不久就被软禁。）徐冰说：“我们共产党今天可非昔比，我们愿给谁个颜色看，就给谁个颜色看。”话后让我在民盟好好作坦白检讨，挖掘愈深愈全面愈好。这是对我的恐吓，同时要我交代我一生的活动历史。关于交代全部历史，我倒不在乎，因为有目共见，我的二十年奔走活动都是为了民主运动，没作过官，没枉过法，只有一条垂直的路线。后来我在民盟检讨交代历史时，他们说我夸耀过去的清白光荣。
中共的统战部副部长脱口而出，共产党今天可以随便给谁颜色看。我听了这话领悟颇深：一个自命为革命无私的政党，竟能纵情任性的随便给人颜色看；在其统治下人民的遭遇，是可以想象得出了。民主党派被玩弄的情况，是可想而见了。
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战部就是民主党派的直接统治者；事无大小，都得向统战部请示。统战部中上级人员，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是气焰万丈，不可近人，正如军阀时代的幸进的小人得势，见了凡人都不睁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统战部的周围包围着一群党内外的趋炎附势的小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统战部的报耳神。我毫无成见地可以良心作证地说：这群人都是邪恶之徒，不正派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取得主人的欢心，赏给一些骨头。统战部的部长和高级干部就得意这些人，闲着说笑打骂，高兴大吃大喝。这些腿子们为证明“热烈拥护”共产党，多是无事生非，所送上的情报又添油添醋，结果民主党派中只有他们是“积极分子”，是可靠分子。主子们于欢心之余，又怒骂“民主人士”了，抓住机会就对这些民主人士狠狠地整。这时统战部所不得不敷衍的，只是民主党派的少数上层。即在上层中它也给分化、分家，列出谁是进步，谁是中间，谁是落后，这就分别给以不同的颜色。
民主党派不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直接通过统战部，实际最直接领导的当推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自从这些民主党派在北京挂起招牌之后，共产党派些党员参加各党派工作。有的党派如民盟在好久以前就有共产党员潜入，他们直到北京才公开党员身份，（举例如民盟中委周新民、闵刚侯等人。）这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成了主宰。大家说话得先看他们的颜色，决事则先听他们的意见，待办的事则先由他们主张。他们三三两两结队成群，在民主党派中是直接的指挥官，透过他们再上呈统战部。这就所谓透过共产党员的领导。如你关于这个问题作表面上、理论上的讨论，共产党是闭口不承认这回事的，而事实如此，他们会有会心的微笑。
最后，让我提及举世皆知的大笑话。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在1956年毛泽东目睹国内外情势，放出了十六个大字的号召诺言，对人民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民主党派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把人玩弄得太不成样子了。在1957年春夏之间，共产党还故制陷阱，希望大家“大鸣大放”。“鸣放”虽为对人民而设的陷阱，“鸣放”与“互相监督”有关，因为不鸣不放，如何去作监督工作。于是在鸣放政策下，在互相监督的诺言下，噤若寒蝉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开了口，按着共产党划定界线说些话。本来这些话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再平常没有了。而且这些说话的人，是摸着共产党的脉搏说的话。结果，倒是中国的老格言有预见：“忠言逆耳”。鸣放方才开始，对政策执行人员的作风，和所犯的可以改正的错误，提供一些良善的意见，共产党内有人跳脚大呼“收兵”，大呼“这些鸣放的人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于是如火烧天搞起反右派的无情斗争。共产党下了讨伐令，“打倒右派”，足足闹了数月之久。
本年在共产党说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后，共产党本身进行整风运动，并公开声言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提供批评意见。谁知民主党派人士方一开口，提供一点忠言；方一开口试试“监督”的味道，统治者就怒吼了：“你们也敢说话，大胆的奴才！给你们颜色看看！”于是党的整风运动，转而为整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整民主党派，而在民主党派中又以民主同盟为其打击重点。
在大陆上的报纸，大加讨论的是民主同盟的两个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海外也有不少关于此事的消息。牵涉在内的有不少民主同盟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都是全国的知名人士。共产党为何看中了民盟加以打击，因为民盟的组成员多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校长、院长、专家。多是全国闻名人物。正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对事的感应就灵敏些，所以在鸣放时说了一些话。这些话不管是如何选择词句，只若是鸣放，对共产党就有点不利。不利的话出诸知名人士之口，一定有些影响，那还了得。因为共产党一贯允许的只是“歌功颂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民主同盟中高级知识分子多，故共产党重点是整民盟。民盟中西洋留学生多，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多，故重点的打击美国留学生。我说这话是根据实情，民盟这个组织其成员如此，稍知内幕者都可道出；惟我说此次是特别打击民盟中的美国留学生，是由于我见到被打击人物多是这群人，如曾昭抡、钱伟长、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储安平一串数不尽人物。他们都是美国留学生，都成了祭坛上的羔羊。这回算尝到了苦味，和“互相监督”下共产党这副脸色。
其他民主党派中被整的显著人物，还是一贯被整的那些人；如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从三反运动起就不断地挨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陈铭枢，被整也不知多少次了，弄得人啼笑皆非。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也是从三反中整起。其余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是被整名单中新进人物。我很有自知之明，假如我在北京，这次也会挨到重点的打击，就连我远在香港，还不断地提到我的名字和过去的活动。在我们人民和我的朋友们受尽苦难的期中，我本着良心写这部书，一则作为我自己的回忆录，一则为世人介绍红色中国真实情况。
共产党所设的陷阱，是毛泽东十六个大字。“大鸣大放”、“互相监督”，诱引人说点话，共产党就根据这些话任便注释，然后科以“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罪名。在炎热的暑天本来生活就不舒服，千千万万的人紧张地开会，被打击的人满头大汗作检讨，“俯首认罪”，或是听人批评裁判，停职反省；有的患精神衰弱，血压高，有的人自杀了，有的判处了死刑。而设陷阱的人——毛泽东——避暑青岛海边，赏不尽的有明月，清风，碧海。在大家苦难的尾期，10月1日他又在天安门上接受万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了！在他们眼前走动的还有强作笑脸，遍体鳞伤的民主党派人士！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民主党派已经被玩弄得不成样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已经被肢解得不成形了。民主人士变成了囚犯。但是，共产党还以为未满足，它对人民想挤出最后一滴血，对靠它吃饭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势必挤出他们可以利用骗人的一切机能和影响。请看1958年3月16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民主党派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及会后的大游行。参加大会和游行的人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央常务委员张治中；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致公党主席陈其尤等以下大批民主人士。这些首脑人物多数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游行时蹒跚走路，提着笨重的脚，口里喊着：“决心拥护共产党！”“决心跟共产党走！”“我们决心‘交出心来’！”“把心交给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等口号。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游行前二日已经给共产党上了“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决心书。在大会上还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教育公约》；次日《人民日报》还特写社论，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社论特别赞扬“交出心来”这一点。我看到这段新闻，说不出内心有多少悲哀和厌恶。悲哀的是我这批老朋友悲惨的命运！厌恶的是共产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继北京大游行之后，广州市、上海市以及其他大城市，各民主党派下级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照北京一样举行开会游行，喊口号和献决心书。最出奇的是上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们，在游行时，把用红纸剪裁的一棵心挂在胸前；以后大队向共党市委会献决心书时，我想共产党人一定接受他们用纸剪裁的赤心。
共产党之所以导演这幕令人恶心的丑剧，不外是想藉此粉饰门面，挽回一些已失去的人心，再想骗骗老百姓；同时给外界看看，表示大陆上虽经过反右派打击民主党派，而今民主党派依然存在，经过斗争，民主党派更靠近了共产党，更决心支持共产党。如果在这两方面给人这样一点错觉，共产党不惜厚着脸皮导演这幕丑戏的。
我可以正告中国共产党，你们这套骗术不灵了，中国人民已经十分清楚你们的丑恶面貌。就是被你们迫害写决心书的人们，被你们俘虏，不得不说恭维话的人们，他们“交出来的心”是一颗被污辱恼丧至极的死心、凉心。你们搞这套丑戏，正是证明你们失去信心，众叛亲离；你们的辩证法不灵，你们是病入膏肓，来一个回光返照；你们是黔驴技穷，碰昏了头脑。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你们穷途末路，无技可施，分明是“吊死鬼擦胭粉，死不要脸”！
× × × ×
以上所述是简略地说明民主党派如何被共产党欺骗，上了它这条贼船，共产党又如何利用他们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而民主党派的地位是那样可怜，民主人士所逢的遭遇是那样可耻可怜。我以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红色政权，而且有八年之久，我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级人员，参与过政务院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制订过统治中国人民的法令。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亲身体验过民主人士像俘虏一样的遭遇，我是感到疚心而痛苦的。我现写这部书，使我想起1952年10月1日在怀仁堂开会，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偷地写了一首诗，记在我的笔记簿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党派所处的地位和我自己的心情。
怀仁堂是满清王朝帝宴居之所，建筑是宫殿式，现在的红柱上的对联和门前的匾额，还有慈禧皇太后的笔迹。到了民国时代，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他们使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等都驻节在此。张作霖的大元帅府也设在这里。中国红色政权的宣布成立就是在怀仁堂里决定；于是北京的发号施令的中枢就是怀仁堂，政治上大轴戏都在这里唱；不但政治戏在此表演，就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京戏晚会以及各国文工团到中国表演也在此地。我这首诗歌咏怀仁堂，由这首诗可看中国政权历史的垂直线，尤其可以看出红色中国的政治面貌，和我们这群民主人士的心情。今把这首诗抄在这里，作为本章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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