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動員、民主轉型與多元共識：反思馬來西亞「阿拉」爭議事件 -- 曾劍鳴

[丘延亮]

本長文為以下兩篇文章的綜合：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1953.html

原題：揭穿一個馬來西亞假面，暴力逼出朝野共同語言：反思阿拉事件（上）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2006.html

族群宗教威權損民主，轉型應重塑多元共識：反思阿拉事件（下）

 

簡介：攻擊教堂連環暴力事件逼出的朝野「共同」價值，但仍然太脆弱，不足以形成系統，以延伸成為解決其他事情的原則。308大選開啟了變遷的因子，那麼今後衡量民主進程的指標就是，如何醞釀新的制度共識，在多元社會樹立起「共存與聯合」的價值，走向政治成熟。阿拉事件出現了兩個契機，一是重新檢視宗教信仰與現實的關聯，思考過去宗教陷入私人化，而忽略普遍公義的缺陷。二是，回教黨沒有隨同巫統起舞，可看作積極面對多元社會的嘗試，開啟了該黨思考宗教與多元社會的問題。

 

 

宗教動員、民主轉型與多元共識：

 

反思馬來西亞「阿拉」爭議事件

（馬來西亞）

 

曾劍鳴

 

阿拉字眼爭議發展至暴力攻擊事件，讓人始料未及，然而誠如形勢分析家所言，執政者踢到鐵板，嘗到族群宗教動員戲碼反噬的苦澀與痛苦，肯定不會讓事件延燒，來砸自己的腳。儘管如此，攻擊事件似乎沒有完全平息，因此具體評估事件的結局似乎還早。

 

本文目的不在分析事件的起因（例如複雜的宗教史）、政治形勢發展與意義（例如國陣與民聯之間的政治博弈），毋寧說希望拉開距離，思考事件背後，涉及底線價值以及其在多元社會中的意義。

 

逼出朝野的「共同」 語言

 

連環暴力攻擊事件引起朝野共同抨擊，有謂之悖離回教，有謂之觸犯文明價值底線，為普世和全國人民所不容。當然事件必然引起在野黨嘲弄為「一個馬來西亞」理念的破產，然而很諷刺與弔詭的，不就是因為暴力事件而逼出了朝野的「共同」價值與原則嗎（反暴力、反侵害宗教）？似乎在此事件「一個馬來西亞」成形了，至少朝野難得看來有了共同的語言。

 

「一個馬來西亞」言必稱「一個」似乎很有將各大族群宗教融為一體的味道，然而「一個」是基於什麼理念，是奉行自由民主嗎，是尊崇憲法嗎，不要忘記首相此前才明言我國從未是世俗國，大有已否認立國憲法的味道。霹靂政變也教訓了公民另一種暴力是「可能的」。因此要以什麼為統一或粘合公民的基礎呢？「一個」意味著有「多」的存在，需要用「一」來聯合之。換言之，要檢視「一」之所以有無粘合力，就是要看它似乎有無正視「多」，即面對差異的存在，而後設法協調共存與聯合。

 

現實扭曲「一」為「多數」壓制

 

「一個馬來西亞」並沒有正視兩大現存差異，一是建國以來的多元社會；二是烈火莫熄以來逐漸成形的馬來在野勢力。「一個馬來西亞」理念，嚷嚷的是差異者的和諧一致，差異者除非供奉「一」的至上，否則它自身是完全沒有自足與自主的意義的。除非華教對國家有重大貢獻云云，不然它自己是沒有意義的；政治異議者除非是當民主的櫥窗，否則它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如果「一」（統一者）是沒有具體的定義，缺乏具體歷史傳統與政治理念的填充，想要以更高的「一」來統一「多」 （差異者），很容易就被現實策略扭曲為以現存的「多數」統一與壓制「少數」。易言之，本來寄望能協調共存與聯合的「一」被偷換為「主流」，而「主流」往往也就順理成章被解讀為統治集團的意志。

 

毫不奇怪，當權派報紙繼續舞弄「種族背叛者」與「質疑至尊者」罪名緊扣在政治對手頭上，此前還有虛構小說暗殺議員的「伸張藝術自由」的創作。乃有祭出內安法維持秩序云云，乃有暴力拖走民選議長，乃有警方用催淚彈維持都市秩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從主流報章到國家機器的文攻武嚇，對差異者的否定與仇恨早已醞釀成形，早有國家暴力的示範，民間倣傚又有何奇怪？當權者的「一」冒充為「秉公無私的更高者」，其實乃是服務「派系」，服務特殊者，服務「多元」中的一元。正是漠視差異者的存在，顯示我們缺乏基本的文明與政治價值底線。我們不承認他者與我們享有同等的權利。即然「一」是「派系」，而不是秉公無私的「更高者」，也就缺乏說服的權威，冀望它解決多元的衝突，無疑緣木求魚。

 

醞釀新的共識

 

不能說，建國五十多年，馬來西亞人民完全沒有共識，完全缺乏「一」 ，即企圖從更高處協調多元差異的理念。就如這次暴力攻擊事件，把朝野的共同感知逼了出來，也喚起了民間的凝聚感。但是，因著多年的政治威權壓制，以及種族霸權，法治與制度共共識幾乎遭破壞殆盡，社會成員之間一丁點的生活共同點，以及素樸的人道關懷，實在太脆弱，完全難以解決日趨複雜的社會衝突、政治對峙以及意識形態衝突。

 

我們可以想像，有信徒可能同情餓肚子或被打的乞丐，但是卻對遭警方打破頭的示威者，缺乏爭取起碼人道的正義感。同樣是面對暴力，兩者可能被解釋為不同的東西，後者因為其「政治性」，即使一般關注人道的宗教團體，也對其保持緘默。

 

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次暴力事件逼出的朝野「共同」價值，仍然太脆弱，不足以形成系統，以延伸成為解決其他事情的原則（例如示威中的國家暴力）。一方面，上面已經指出了，執政者缺乏一套更高的理念，本身即是派系的偽飾；另一方面，民間仍然因為議題的切割，以及對自身理念缺乏覺知，並未形成一貫與徹底的信念，所以同樣缺乏一套更高的理念，來解決政治的多元衝突。

 

國家領導人嘲弄西方的政治文明，然而卻忘記了，恰恰後發展國家由於缺乏成熟的政治體制，以致陷入仇殺、貪腐、獨裁的陰影。如果說，三八大選開啟了變遷的因子，那麼今後衡量民主進程的指標就是，如何醞釀新的制度共識，在多元社會樹立起「共存與聯合」的價值，走向政治成熟。

 

 

審視宗教與多元社會

 

阿拉字眼爭議突然轉向暴力攻擊祈禱場所，令人詫異。除了基督天主與新教教堂受攻擊外，也各有一間回教堂及錫克教堂遇襲，宗教場所遇襲擊之多，當是建國以來首次，觸動了最深層的宗教敏感神經。

 

然而面對此挑戰，出現了兩個契機，一是教會或者宗教信仰者，可重新檢視宗教信仰與現實的關聯，思考過去宗教陷入私人化，而忽略普遍公義的缺陷。二是，回教黨沒有隨同巫統起舞，以爭奪激進的回教立場，這應該看作，積極面對多元社會的嘗試，開啟了該黨思考宗教與多元社會的問題。

 

過去威權政體下的族群宗教情緒化動員，傷害了民主體制，這次暴力事件逼出了朝野反暴力的共同語言，以及民間的凝聚力，可以借此重新塑造多元社會的共識，修復威權所傷害的體制，從三八大選後轉型，進一步醞釀新的制度共識，走向政治成熟。

 

為何宗教成為了造勢動員的工具，以及遭受攻擊的對象？其實，宗教的衝突不是單純因為社會差異或政治衝突所引起的，其發生需要中介，即社會組織的形式與歷史條件。怎樣的社會，才會造成容易發生種族和宗教衝突？以下先簡單勾勒歷史發展脈絡，再回答此問題。

 

宗教建制化的軌跡

 

五一三事件以及隨後政治強人的威權式統治，導致「種族威權國家」的建立。國家機器由上而下塑造社會，而分化的族群社會又反過來鞏固種族政治結構。不過，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巫統遭遇了回教黨的頑抗，開啟了爭取馬來選票的競爭，這就是澳洲學者克萊夫（Clive Kessler）所稱的 「回教政策拍賣會」，兩黨為爭取支持，而不惜抬高出價（即回教化政策的程度），而建國以來的憲政體制日益受侵蝕。

 

1982年，時任首相馬哈迪為收編民間蓬勃的回教運動，將當時回教青年領導人安華引入執政黨，隨後兩年開啟了「在國家行政上吸納回教價值政策」的年代，於是回教建制在國家制度內著根：回教銀行（1994年）、回教司法局（Jabatan Kehakiman Syariah Malaysia，1996年）、回教發展局（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1997年改組成）。

 

最具指標意義的是，1988年，增修憲法121條之1（A）和憲法第5條之4，宣示民事法院的管轄權，不能及於回教法院。回教法院審議的罪項以及判決額度，仍受國會限制，但回教法院在司法體系內享有了獨立地位，其判決不能受民事法院挑戰。由此，回教徒的婚姻、財產、家庭等事項，完全納入回教法院的審議範圍。不過，按照憲法，回教法院是屬於州政府管轄的地方法院，而且各州地方法院相互獨立，互不干涉。儘管如此，首相署下的回教發展局專門負責全國的回教文化、教育與法律統合，因此其最大的企圖，就是整合和統一各州的回教法。

 

回教國爭論的濫觴

 

進入1990年代後，由於改教引起的糾紛，日漸引發各界關注民事法院與回教法院的權限。改換宗教、離婚者夾在民事法院與回教法院之間，往往難獲得較公正的對待，尤其是回教女性，由於各州回教法院對於離婚與贍養費有不同的規定，因此更形陷入無助。2004年，11個非政府組織成立「第11條款聯盟（Article 11），以捍衛信仰自由；2005年，律師公會等組織呼籲成立跨宗教理事會（Interfaith Commission of Malaysia ，ICM），但均引起部分回教組織強烈反對，並數次粗暴施壓解散他們的研討會。

 

除了實際的司法案件糾紛增多，1998年烈火莫熄滅以後，回教黨借助實力膨脹的時機，拋出了回教國課題，施壓國陣。九一一事件後，馬哈迪高調宣佈我國為回教國，更將爭議引向高潮。因著種族政治的框架，回教國成為了難以處理的課題。然而，三八大選衝破了禁忌，民聯內三黨的組合，似乎成為了跨族群的替代選擇，對國陣構成強大的威脅。因著政治局勢的鬆動，非政府組織拋出了「社會契約」與「回教國」兩大問題，頻頻質疑當權者的意識形態。

 

2008年10月，統治者會議罕見發表表明，指社會契約為建國之基礎，強調聯邦憲法確實賦權給馬來統治者捍衛統治者的地位、馬來人的權益、回教為官方宗教和馬來文為國文，同時也保證捍衛其他族群的利益。聲明也批評，社會契約不斷被挑起及質疑，引起社會不安。

 

情緒政治的條件

 

以上大體上是宗教事件發展事跡，但不應忘了，上述宗教建制化時，馬來西亞的國家權力的形式相當集中。一方面是，是威權式的壓制，一方面是種族政治的動員，因此造成強國家，弱社會；而社會組織形式偏向族群分化，欠缺現代社會所有的複雜認同與階層，即社區組織、工會、文化團體、族群、性別、愛好等不同性質的組織。

 

因此，社會成員的認同趨向單一，較強調先天的繼承，即血緣、家庭、語言與宗教等因素，所以行為容易受集體影響，反映了情感、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巨大作用。相反的，現代社會的公民的利益趨向複雜，影響人們的行為，較是理性的計算，與組織化的利益考量。

 

暫且不論馬來西亞的現代性特徵，我們可以簡單指出，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度，決定了動員的形式，這就是為何本地的政治論述都趨向空洞的口號，訴諸情感多於理性說服，擅於宮廷政治式的權謀爭鬥與計算，多於公共論壇式的論辯與多元利益團體參與決策。宗教對個人的生活、認同與潛意識有強大的召喚力與驅動力，也就必然成為了政治力量收編與控制的對象。毫不奇怪，一旦統治集團權力出現動搖，必然祭出族群與宗教策略，以鞏固政權，或假造危機，借此展示權力的穩定作用。

 

宗教與政治：宗教私人化的批判

 

以上分析可知，宗教之所以成為工具，完全是因為威權國家以及種族化社會機制所造成的結果。而阿拉事件爭議，基督教社會所面對的種種威脅，都可看作這個體制衍生的弊端。那基督教社會該如何看待這個體制？

 

這次暴力攻擊教會事件，幾乎各宗教均譴責暴力，指其悖反文明秩序。然而，此立場能否延伸為對於體制的基本立場？例如，宗教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馬來西亞2003年至2007年扣留所死亡事件共有1535件；允許無審訊的內安法令，以及在扣留營內的殘酷的虐待；警察過度使用暴力，驅趕示威者。此前，我們已經指出，信徒可能同情餓肚子或被打的乞丐，但是卻對遭警方打破頭的示威者，缺乏爭取起碼人道的正義感。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因議題而切割原則的做法？

 

概括的提問就是：宗教與現存的政治秩序究竟有什麼關係？宗教的持存既然需要一定政治秩序的保證，那其對體制的義務是什麼？宗教在多元社會需要怎樣的政治思考？

 

或許，參考西方的神學不無啟發。二戰後，神學界都在反思德國教會與納粹政權勾結的錯誤。面對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神學需要如何調整自身，以呼應體制正義的要求。另外，面對消費社會的崛起與市民的冷漠，神學如何自處？

 

德國神學家默茨（Johnn Baptist Metz）倡「新政治神學」，呼籲以實踐優位的立場，積極看待處境的要求，關注普遍的公義問題。例如，在第三世界某些褻瀆人的尊嚴、剝削、種族主義的情況，應該「以反抗和變革的範疇表述基督教的上帝言說」，教會應該是「具有社會批判自由的信仰建制」。 默茨批評在現代社會，宗教有蛻化為「私人化的危險」，即宗教完全適應了公私領域分化的現代社會，表面上信仰是尊崇個體的自由抉擇，實際卻是服膺生產體系的要求，喪失了宗教原初的表現。

 

回教國與既存憲政的零合關係

 

過去回教黨一再宣稱終極目標乃是建立回教國，然而，這也遭致強烈的批判，一是指責其忽略現代及多元社會的特質，另一則是質疑其政體形式是否為一宗教專制國家。

 

回教黨否定既存憲政體制的正當性，宣稱人擬定的憲法不能是一國的最高法，只有《古蘭經》才能享有最高原則的地位。同時在與巫統競逐時，不惜拋出一切宗教語言，甚至抨擊巫統為「異教徒」。因此，回教黨面對現存體制時，往往將其視為消極的障礙物，於是回教國與現存的憲政體制就處於「零合關係」，得此失彼。

 

三八大選前與選後，回教黨擱置了其回教國訴求，然而，該黨近期面臨巫統的強烈攻勢，回教黨宣傳局出版了《巫統背叛宗教民族》手冊，其中有批評納吉的「一個馬來西亞」為「邁向更世俗的馬來西亞」，顯然還是蘊含了現狀的世俗社會是該黨極欲否定的。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回教黨加入民聯究竟服膺什麼共同的理念。

 

超越策略運用憲政的局限

 

該黨面對阿拉字眼事件，展現了寬容與開放的精神，不過其出發點乃是宗教的，即援引《古蘭經》證實天啟宗教皆可使用「阿拉」字眼。相反的，人民公正黨領袖安華卻是宣稱「堅守憲法第11條所捍衛的宗教自由，以及宗教團體處理內部事務的權利」。如果回教黨在面對憲政的課題上，不能與民聯盟黨達成共識，那麼這種合作是相當脆弱的，僅是權力的結盟。

 

回教黨應該從這次阿拉事件，重新檢討該黨對既存憲政體制的消極態度。回教先知穆罕默德曾云「宗教絕無強迫」，既然回教國乃是一嚴肅的終極目標，就不可違背此原則，換言之，實踐回教國的途徑絕不是毫無條件的，那麼能夠達到做到「宗教絕無強迫」的手段，顯然就與憲法所云的個人自由與民主程序，就似乎有了協調與對話的空間。這方面有待回教學者與憲政學者對話。

 

分析來看，回教黨對憲政的觀點可以有三種：絕對地否定、策略地運用、承認有交叉共識。策略地運用態度無疑令民眾與民權分子擔憂。從「宗教絕無強迫」論來看，憲政所保證的自由民主，其實並不蘊含否定信仰的抉擇（包括回教國），而是提出基本的程序要求，即信仰的前提應該是自由。換言之，延伸來看，憲政所保證的多元社會不必然是回教國的消極障礙，要落實終極目標必須先積極承認現狀除了具有妥協共存的意義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則性的意義，即唯有在承認差異與自由的原則下，而不放棄自己的信念，才能堅持信仰的真切性。如果能採納此觀點，或許回教黨對現存體制不只爭取了更多的轉圜空間，對自由民主也能有更多體認與承擔，由此營造的共識，更有助於解決現有多元社會的衝突。

 

呼喚政治哲學反思

 

西方八十年代以來，面臨內部劇烈社會分化，價值差異擴大，公民凝聚趨弱，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以下的問題意識，對我們多元社會與民主建設不無啟發。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們因各種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組成的穩定而公正的社會之長治久安如何可能？」

 

「在自由、平等、然而卻又因深刻的學說衝突而發生分化的公民之間，進行社會合作的公平項目是什麼？如果確實有可能建立一種必不可少的政治觀念，那麼，該政治觀念的結構和內容又是什麼？」

 

 

 

（201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