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朦懂童年到歡悅青春,從永定農村、虎尾糖都到台北大城,在一種神秘、緊張或慷慨激昂的氛圍中,斷斷續續的聽到「政治犯」或「思想犯」﹔「共產黨」或「共匪」這些字眼,卻幾乎沒聽過「左派」兩字。十九歲那年,認識了一個曾經坐牢的政治犯,或者說,一個共產黨,不過沒把他當「共匪」看待。那時年輕天真,以為一個在綠島坐過十年牢的「政治犯」,應該已經「改邪歸正」﹔和我一樣是一個喜歡文學藝術的平民百姓。當時他已出獄六年,在《聯合報》第八版「新藝」跑藝術新聞,並撰寫「為現代畫搖旗的」、「這一代的旋律」兩個專欄,系列介紹有才氣富創意的現代畫家與音樂家。報紙三大張的時代,那半個版面的每一個字都意氣風發,他的文字又簡潔冷冽,意象明晰,一時驚動文化界。
他的名字叫楊蔚。「這一代的旋律」專欄寫了十個作曲家,第一個丘延亮(阿肥),「兩百磅的前衛派」。第三個李泰祥,「跌在樂譜架上的阿美人」。第四個徐頌仁,「面對上帝的音符」。我第一次走進阿肥家的客廳,就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李泰祥首次小提琴獨奏會的晚上﹔為李泰祥鋼琴伴奏的是與他同年,讀了師大物理系又去讀台大哲學系的徐頌仁。那天是周末,演奏會結束後,同去阿肥家的除了李泰祥和他的女友許壽美,還有阿肥的女友王愛林,許博允和他的女友大毛(樊曼儂),以及陳映真、吳耀忠、顧重光、林懷民、張菱舲、薛宗明、蒙韶、單槓(陳述孔)等人。
後來楊蔚常帶我去阿肥家,和那一票朋友聊天聽音樂,一堆人在那寬敞的客廳裡或坐或躺或站或踱歩,小提琴聽膩了換鋼琴,古典聽膩了聽搖滾。菸鬼儘管抽菸,不會抽的吸二手菸。喜歡罵美國罵越戰的儘管罵,不喜歡罵的聽著也痛快。渴了就去餐廳喝茶。吃飯時間到了,佣人就從餐聽過來跟阿肥說,開飯啦。吃完回到客廳,繼續抽菸聊天聽音樂罵越戰。那真是青春歲月裡最暢快的一段時光!
阿肥嗓門大,議論也最多。偶而聽到他說起「左派」兩字,我以為那只是一種敘述語言,不知在那兩字之下,在那自由自在的客廳裡,已經潛行著一種後來讓許多人付出慘痛代價的理念。無知並且無辜的我,先是受到「左派」的溫情關懷,然後受到無情的波及,終而受到致命的重擊。多年之後,付夠了超乎能力數十倍的學費,才終於認清一個事實﹕即使坐了十年或甚至半輩子的牢,一個左派依然是左派﹔所謂「政治犯」或「思想犯」,不過是一種便於別人識別的標籤罷了。
2.
「在這一代的旋律中,李泰祥是一個充滿野性的音符。」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楊蔚在「這一代的旋律」之三的第一句,立即震動了讀者的眼睛。一九四一年出生於台東馬蘭部落,一九六二年從國立藝專(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科結業,有著一雙大如牛眼的眼睛的李泰祥,雖然已經寫了小提琴與鋼琴合奏曲《年舞》等十餘首才氣橫溢的作品,卻因不願「把良心也賣掉」,拿不到畢業證書,導致「失業潦倒,睡在台北國際學舍一間樂器儲藏室的樂譜架上﹔他是國內一流的小提琴手,卻沒有一把屬於他自己的小提琴﹔但是他在愛情上卻是最富有的——有一個在中學教音樂的女孩,她是那麼溫柔而毫無保留的向他奉獻著愛、關切和鼓勵……」
這篇專欄見報後,關心李泰祥的音樂界師友,熱心為他在信義路二段的國際學舍(已拆除,在今大安森林公園內)籌畫了一場獨奏會。朋友們七湊八湊幫他交了三千多元場租,但是沒錢佈置舞台。顧重光拿了兩幅自己的油畫掛在舞台上方,阿肥放了一座檯燈在鋼琴上,搬了幾盆鮮花在台前,有點家庭音樂會的溫馨氣氛。賣座雖然只有五成,聽眾卻都是真正的行家與愛樂人。最關心他的青年管絃樂團團長馬熙程(第二屆中國小姐馬唯君的父親)、作曲家許常惠,國立藝專校長鄧昌國、音樂科主任申學庸、樂評家吳心柳(張繼高)都在座。藝專的同學及我們一票文藝界朋友,更是不斷的為他鼓掌叫好。
演奏會結束,楊蔚回康定路聯合報社寫新聞稿,另一批人先到阿肥家。我們在客廳裡七嘴八舌回味演奏會的點滴樂事,調侃李泰祥鬧過的笑話,皮膚白皙容貌溫柔的許壽美,始終緊緊依偎著李泰祥臂膀,兩人一臉幸福笑容。凌晨一點多,楊蔚帶來剛印出的報紙︰「新藝」版頭題「剛健與悲愴的阿美人李泰祥小提琴獨奏會」,詳述演奏曲目,盛讚他的技巧與作品特色,約佔三分之二版面,阿肥猛力拍著李泰祥的肩膀說﹕「山地鬼,登這麼大,你成功啦!」朋友暱稱他「山地鬼」,他睜著大眼笑著,從不生氣。向他祝賀,他也睜著大眼笑著,默默無語。
阿肥賀李泰祥「成功」,其實還有一層涵意。許壽美當時在大安中學教音樂,父親許南陽是著名外科醫生,擔任省立新竹醫院院長,家世優越。李泰祥是山地人,家境貧寒,又沒固定職業,雙方社會地位懸殊,許家一直反對他們結婚。朋友和許壽美都希望許家雙親看到那篇新聞報導後,能夠肯定李泰祥的音樂才華,改變歧見,同意他們結婚。
3.
演奏會雖然成功,李泰祥專程到新竹求婚,仍然遭到許家雙親拒絕。他們決定以行動反抗,瞞著父母在台北結婚。五月八日周末下午,他們在士林大東路八十四巷十九號之二,一座向薛宗明母親租來的小平房結婚,請吳心柳主婚,許常惠證婚,藝專同學還幫著設計了結婚進行曲節目單,明列婚禮時間、地點,同學表演的曲目。李泰祥親自煮了一大鍋阿美風味的雞湯,應邀參加的同學好友帶去各種點心水果飲料,從下午鬧到晚上才散。許常惠疼惜這對新人,後來又登門,要帶他們上陽明山,租個飯店房間讓新人歡度新婚之夜。許壽美不想讓老師破費,一直婉言推辭。許常惠費盡口舌勸到十二點多,壽美過意不去勉強答應。剛收拾好換洗衣服,卻聽前門傳來急切敲門聲,正遲疑著要不要開門,兩個大漢已翻牆而入,開門讓許家父母進來。一時之間場面混亂,一對新人挨了耳光,李泰祥還被大漢持傘痛打。媽媽哭著要壽美立刻跟他們回家,壽美堅決不肯。許常惠兩邊規勸,僵持到凌晨三點多,壽美才答應隨父母回新竹。
眾人散去後,李泰祥六神無主,天沒亮就跑去阿肥家「按鈴申告」。阿肥開門一看,那個容光煥發的新郎,怎麼變得神情萎靡?他調侃道﹕「怎麼啦,新婚之夜就吵架啦?」李泰祥悶聲答道﹕「壽美被她父母搶回去了!」阿肥不相信的驚叫一聲﹕「奇怪啦,他們怎麼會知道地址?幾點鐘的事情?」李泰祥輕聲回答﹕「我也不知道啊!十二點半他們就來了!」
第二天,五月九日,我和楊蔚在鷺鷥潭結婚,阿肥和蒙韶也來參加。阿肥怕掃我們的興,始終沒把李泰祥半夜造訪的事說出來。五月十日楊蔚上班,看到《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三版頭題,以將近三分之二版面刊登李泰祥的「婚變」報導,才知因自己結婚而漏了好友的「婚變」新聞。十一日《聯合報》三版跟進,《徵信新聞報》繼續追蹤,連著幾天成了最震驚各界的社會新聞。許南陽的鄉親、臺大醫院院長邱仕榮,藝專校長鄧昌國,李泰祥的老師馬熙程、許常惠等名流學人,雖然熱心出面調停,許家雙親仍態度堅定,不讓壽美回泰祥身邊,連大安中學的教職也替她辭了。
壽美深知父母心情,回新竹後不斷道歉,答應「離開那個山地人」出國留學。但她心底還是納悶,父母怎會那麼神通廣大,當夜就找上門?受邀參加婚禮的都是好友,不可能故意洩密啊。
「婚變」新聞見報後,藝專同學打電話到許家慰問壽美,她才知道有個夜間部同學參加婚禮後拿了一張結婚進行曲節目單回去做紀念,但回到藝專上課遲到,老師追問原因,她只好拿出那張節目單,證明自己確實去士林參加李、許婚禮。這老師以前做過壽美的導師,覺得兩人私密結婚未免兒戲,打電話告知許家,把婚禮時間地點說得一清二楚。許家父母怒不可遏,連夜由兩個新竹醫院同仁陪著上路。那時尚無高速公路,從新竹開車走省道,到了台北路又不熟,好不容易找到大東路那甜蜜的新婚小窩時,已是午夜十二點半了。
許家父母以為把女兒帶回家隔離一陣就沒事,沒料到新聞會鬧那麼大。好在壽美溫順聽從父母安排,申請到美國堪薩斯女子音樂學院,訂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機票赴美。七月下旬,壽美說要去台北美國大使館辦簽證,但她到了台北就去找朝思暮想的李泰祥,兩人直奔台東老家。
那晚沒等到壽美回家,許家父母打電話給邱仕榮院長。第二天邱院長去中央信託局找阿肥父親丘秉敏,請他向阿肥等人打聽許壽美躲在何處。留德的丘秉敏是自由派,問說許家小姐多大了?邱仕榮說,二十三歲。丘秉敏說,已經成年啦,做什麼事自己負責﹔「你回去轉告許院長,不要管她啦。」
八月一日,李泰祥和許壽美在台東地方法院公證結婚,消息又上了報。新竹記者去訪問許南陽,他說已盡到做家長的責任﹔「現在許壽美是李家的媳婦,而不是許家的女兒。」他們婚後留在台東中學教音樂,次年四月一日,壽美生了一個兒子,四月四日消息又上了《聯合報》三版。一個從小疼愛壽美的奶奶(她母親的乾媽)看了報導很高興,不停勸說許家父母。過了一年多,許家終於同意壽美帶著李泰祥和兒子返回家門重叙天倫。
一個新的生命,融合了漢人與阿美人的血,讓兩個階級達成和解。
4.
然而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到底只是神話。李泰祥與許壽美費盡心力結合,山山水水走過,最後卻歧路難合,夫妻緣盡。在阿肥家的客廳,幾對情侶進進出出,情緣也都起伏顛簸,幻滅居多。如今還維繫夫妻名份的,只有許博允、樊曼儂這對「新象」佳偶。許博允與我同年屬猴,見面總互稱「猴子來了」。我們兩隻猴子,一隻來自永定農村,一隻出身台北豪門,卻都沒考大學﹕他建中畢業,跟著許常惠學作曲﹔我虎女畢業,埋頭寫小說。他長得像當紅的義大利影星馬斯楚安尼,是阿肥家客廳裡的頭號帥哥。樊曼儂出身音樂世家,父親樊燮華是國防部示範樂隊隊長。她那時已從藝專音樂科畢業,主修長笛,秀氣修長,是帥哥身旁的氣質美女。樊曼儂鎮定沉靜,像個女王,許博允活潑體貼,像個跟班。這樣的組合,後來開創了「新象」歲月,成了台灣歷史最悠久的表演藝術公司。這兩對情侶,結局各異,卻都是音樂派,不是左派。我也不是左派,卻因嫁了一個老左派,結局比兩對音樂派悽慘。
我與楊蔚結婚之後,他分期付款買了一部山葉機車。有時周末載我到阿肥家聊天,吃過晚飯九點多,他堅持先送我回永和,再回臨沂街的阿肥家。「為什麼我要先回去?」他理直氣壯答道﹕「我們男人聊的,你們女人不懂!」我如果堅持留下來,可能會被陳映真、吳耀忠、阿肥、單槓那些朋友認為不識大體。他們都比楊蔚小很多,對他大哥長大哥短的,我也不願在他們面前讓他這個大哥為難,後來就不再問「為什麼」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做了母親,之後就不常去阿肥家。那時文革已經開始翻天覆地,楊蔚起床看報總是先找文革新聞,邊看邊興奮狂叫﹕「他媽的,中國人要翻身了!」兩岸冰凍的時代,我覺得那些事離我很遙遠。現實裡的生活那麼艱難,我關心的是如何寫作,賺稿費應付生活,好好的照顧孩子。楊蔚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也常半夜才回來,理由永遠是「去阿肥家聊天」。「阿肥家」彷彿一種道德屏障,因為那裡不是「黑美人」或「五月花」﹔丈夫去的不是花天酒地之處,妻子似乎也就沒理由抱怨。然而,他的夢中呼喊越來越頻繁了。總是在一陣囈語和尖叫之後,像個找不到頭的鬼,雙手在空中不停揮舞﹔「不要啊,不要啊——」然後赫然從床上坐起,摸出菸,顫抖著擦亮火柴,慢慢點燃,一支又一支的抽著,臘黃的臉冷硬如僵屍。
婚後沒幾天我就開始被他的惡夢嚇醒,一次又一次,他點起菸默默抽著,我坐在一旁流淚。二十歲的我惶惑無解,不知如何擺脫那個夢的糾纏。後來有一次,連著抽了五六支菸之後,已是薄霧微明的清晨,他輕拍我的手說﹕「不要哭,我告訴妳一一」他說,關在綠島時,小小牢房擠了十多個人,睡夢中總聽到有人被叫出去,然後再也沒有回來。「不要啊,不要啊——」那是深夜被帶出去的人,也是每一個尚未被帶出去的人,常常聽到,或者自我吶喊的,夜半歌聲。
「不要怕,已經過去了,」最後他這麼安慰我。
然而那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那個夢從來沒有過去。到了一九六八年春末,那個惡夢幾乎每夜來拜訪。呼喊,尖叫,顫抖。抽菸,沉思,面如冰霜。我沒有再哭,也不再惶惑。只是直覺有什麼事發生,閉起眼睛恍惚看到黑暗中一條白色的裂縫沒有盡頭。五月二十六日,吾兒發燒送急診。五月二十七日,他徹夜未歸。次日上午十點多回到家,鞋子未脫,衣服未換,緊閉著嘴癱在床上。我不斷的大聲罵他不關心兒子,說我不相信他去阿肥家。不管我怎麼罵,他始終緊閉著嘴。後來,他弓起身子,掩面痛哭。
那時我以為他被我罵哭了。後來才知道,陳映真、吳耀忠、單槓等人,都已被捕。台大學生阿肥,因為六月五日要在中山堂為王仁璐的現代舞發表會做舞台監督,警總大概看在他是「國戚」的份上,等到六月六日早上他要去台大上課,才在他家旁邊的連雲街口下手,把他攔進一輛計程車,直駛東本願寺警總保安處。之後他才知道,陳映真等人也在那裡。那時阿肥最擔心的是楊蔚,「他有案底,被捕必死無疑」。然而他沒看到楊大哥,於是開始想著「楊蔚為什麼沒有被捕?」
5.
我們尊敬的作家陳永善,外省朋友叫他大頭,本省朋友叫他大頭仔,我一直叫他永善。他以筆名「陳映真」發表小說,以另一筆名「許南村」發表評論。一九九三年冬天,五十六歲的「許南村」發表了〈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詳述自己的身世、成長、閱讀、寫作、思想轉折,以及兩次入獄經過。對於一九六八年的被捕,他說,一九六四年,「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知識份子。經由這異國友人誠摯而無私的協助,他得以在知識封禁嚴密的台北,讀到關於中國和世界的新而徹底(radical)的知識,擴大了僅僅能從十幾年前的舊書去尋求啟發和信息的來源。……他的思想像一個堅持己見的主人對待不情願的夥計那樣,向他提出了實踐的要求。命運是這樣的不可思議,竟然在那偵探遍地的荒蕪的年代,讓幾個帶著小資產階級的各樣軟弱和缺點的小青年,不約而同地、因著不同的歷程而憧憬著同一個夢想,走到了一起。……一九六五年,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大正末年一個著名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寫的入門書《現代社會之不安》,為他的讀書小圈(circle)增添讀物。…受到激動的文革風潮的影響,…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決徒刑十年定讞。…一九七五年,他因蔣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減刑而提早三年獲釋。 …」
警總稱他們的組織為「民主台灣聯盟」。他所寫的那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暗指的就是楊蔚。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與楊蔚在台北地方法院公證離婚。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施叔青陪我去館前路中國大飯店一樓咖啡廳,見了遠行歸來的陳映真。我向他深致歉意,他一貫溫和的笑著,「這沒妳的事,」他說,「妳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啊。」
二00五年秋天,我與阿肥見面追索那段慘烈往事時,他說早年的政治犯出獄後仍受警總嚴密監控﹔如果不從,可能家破人亡。他認為,在他們的案子裡,「楊蔚只是一顆棋子,不是關鍵。」他說,大頭那篇自述裡提的日本知識份子,其實是兩個日本外務省派來台灣工作的實習外交官,一個吉田重信,一個淺井基文。當時池田內閣想與中共建交,分批派實習外交官來台學中文,伺機接近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與他們「分享」帶來的左派書籍。阿肥也把母親私藏的魯迅全集二十冊等書,搬出來與他們分享。至於楊蔚在他家的深夜聚會,阿肥說,除了看左派的書,還因為他家有收音機(我家沒有)。他們利用短波,深夜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教材,一字字抄錄,寫時評,交換心得。
然而岸信介胞弟左藤榮作組閣後,眼見文革動盪,政策逆轉。一九六七年九月,佐藤訪台與蔣介石會談,表明支持反共及反攻大陸,兩國開始合作肅清左派。一九六八年五月,阿肥獲得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獎學金,陳映真獲愛荷華大學邀請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先後向警總境管局遞送出國申請案。警總為了搶功,立即展開秘密追捕。「所以,當時整個大環境是那樣,」阿肥說﹕「我被抓進去後,警總的人拿了一大堆證據出來,包括我們在實習外交官家裡讀的毛選,資本論,三○年代作品等等。如果不是日本人提供,警總手上怎麼會有?」
6.
然而阿肥說,也許還有另一個原因。一九七一年出獄後,他曾打電話到美國向姊姊如雪報平安。如雪激動的哭了,哽咽著說﹕「弟弟,我們對不起你,害你受苦了,是我們連累了你……」阿肥說,如雪認為蔣經國一直怕蔣緯國出頭,不斷找他麻煩,利用警總出面抓人,造成「蔣緯國的內弟是匪諜」的事實,蔣緯國就不再是蔣經國的對手了。他不知如雪這個猜測是否正確,不過如雪後來返台後還跟他提起另一件左派之說。一九六八年阿肥被捕後,如雪還在台灣,有一天去向宋美齡請安,宋問她﹕「聽說妳弟弟出事了?」如雪點點頭不敢回話。宋美齡接著說﹕「鄧麗楞的兒子會出事,也不奇怪﹔在重慶的時候我就知道鄧麗楞是左派!」
「宋美齡那句話,是完全正確的。」阿肥說。
《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第五章
原載2006.2月《印刻文學生活誌》30期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ray33/archive/2006/12/15/1367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