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南韓不斷指責日本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推卸責任。如今,一群曾經從事賣淫的南韓婦女出面揭露,過去南韓領導人也敦促她們提供駐韓美軍性服務。
這些當年的性工作者指控,一九六○年代至一九八○年代,南韓政府和美國軍方還直接介入性產業,合作建立一套檢驗和治療系統,目的是為確保她們沒有感染花柳病,以便服務美軍。
這群上了年紀的婦人並未宣稱自己是被南韓或美國官員強迫去當妓女,但她們指控歷任南韓政府要求日本賠償慰安婦,卻不願認真面對南韓本身的歷史,根本是偽善。
五十八歲的前性工作者金愛蘭(譯音)說:「對美軍而言,我們的政府是個大老鴇。」
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表示,南韓政府之所以這麼做,部分原因是擔心美軍會撤離,因而竭盡所能避免那種情況發生。
不過當年替美軍服務的性工作者卻表示,政府也視她們為商品,在韓戰停戰後數十年間利用她們來支持南韓困頓的經濟。政府不僅為她們開辦基礎英語和禮節課程,協助她們更有效賣身,還派官員來嘉許她們在南韓迫切需要外匯時,為國家掙得寶貴的美元。
金愛蘭說:「他們要求我們多多與美軍交易,稱讚我們是『賺取美元的愛國者』。」
學者們指出,美國軍方因擔心性病流傳,開始介入美軍基地四周所謂「營地城鎮」(camp towns)內的性交易。若干當年賣淫的婦女聲稱,一九六○年至一九八○年代,美國憲兵和南韓官員經常突襲她們工作的夜店,搜捕可能傳播性病的妓女。
據稱,妓院強制妓女必須戴上號碼牌,方便那些前去買春的美國大兵辨認他們跟誰上床,而美國憲兵根據號碼再把染病的妓女揪出來,交由南韓警方羈押。這類妓女會被關進像監獄一樣的所謂「猴屋」(monkey houses),她們會被強制服藥,直到痊癒為止。
這些當年為美軍效勞的妓女自比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務日本皇軍的慰安婦,要求南韓政府賠償和道歉。她們表示,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她們都是政府政策的犧牲者。
對於這些人的指控,南韓負責處理婦女問題的「兩性平等部」以及首爾美軍司令部皆不願置評。美軍司令部僅以一份籠統的聲明作為回覆,內容稱,美軍「不寬容或支持人口販賣以及賣淫等非法活動」。
賣淫在南韓屬非法行為,但駐韓美軍基地附近酒吧和娼館林立。妓女們表示,南韓很少人知道政府介入「營地城鎮」的性交易有多深。二○○六年,曾任南韓高階聯絡官,負責與美軍交涉的金基造(音)接受電視訪問時稱:「我們不積極要求她們從事賣淫,但我們,特別是那些郡縣辦公室的官員,確曾告訴她們賣淫對國家不是壞事。」
南韓國會相關聽證會的紀錄也顯示,某些南韓領導人認為淫業有必要。一九六○年,兩名國會議員要求政府訓練妓女,以應付盟邦士兵「天生的需求」,避免他們將美元拿到日本去花。當時南韓內政部副部長李承宇(音)回答,政府對於服務美軍的「妓女供應」和「娛樂體系」已做改善。
新聞一開始點出:
這群上了年紀的婦人並未宣稱自己是被南韓或美國官員強迫去當妓女,但她們指控歷任南韓政府要求日本賠償慰安婦,卻不願認真面對南韓本身的歷史,根本是偽
善。
意即他們可能是自願的性工作者。而他們說的國家暴力與偽善在於一方面鼓勵他們積極與美軍進行性交易,可是另一方面卻漠視美軍將性工作者病理化並加以監控
的行為。因此,這也點出人口販運不是性工作/性交易本身,而且這還是政府自己准許的行為;反而,人口販運的剝削性是在於美軍對於性工作者工作的羞辱與監
控措施,以及政府的漠視。
其實這也可以反過來反思現在台灣政府與主流婦團的反人口販運政策與論述的盲點與錯誤,因為台灣政府並未重視(或者漠視)性工作者與移民/工自主與勞動的
權利,而僅僅是處理表面人口販運的犯罪偵查與被害保護(而且二者也都做得不夠好),不知人口販運不是那些性工作與「逃跑外勞」地下處境,人口販運是政府
在政策上對於性工作者與移民/工的權利的漠視,而且不可忽視的是,政府在人口販運上選擇性的忽視也是長期以來主流婦運團體汲汲營營塑造性工作就等同於人
口販運的論述與政策建議所造成的,政府憑藉這些所謂專家/公民聲音繼續忽略本應該正視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