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東洪 -- 閱讀阿肥的《台北之春》的三則雜記-代推薦序

[Fred chiu]

何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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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洪 -- 閱讀阿肥的《台北之春》的三則雜記-代推薦序   

我幫阿肥的1960年代自傳/人文誌第一冊寫的推薦。預購請見留言(唐山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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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阿肥的《台北之春》的三則雜記-代推薦序

想不起來從何時開始，我跟著大家叫他阿肥。

(一)

1980年代中期進大學的我，有幸加入了自許是當時台灣風起雲湧社會運動浪頭的學生先鋒部隊。當時正值戒嚴末期與解嚴新時代交接時刻，有志之士無不卯盡全力，試圖在這個歷史轉變的幽暗與光明的時刻，投身成為創造歷史的行動者。意志是我輩共同的動力，但投身其中方才知曉，我們需要的更多是對於台灣社會、世界的歷史與文化、政治的思想養分，尤其是那種朝向變革的解放思潮。

因此，當時投身社運的大學生，隨著不同的人際與組織關係和上一輩的運動者、知識分子連結起來。我們重新認識台灣社會的歷史演變；努力研究、聆聽、教唱台語歌曲；閱讀新中國以降的禁書、台灣文學；觀看來自好萊塢之外的電影錄音帶，當然最重要的，閱讀各式馬克思主義思潮書籍。聽起來這些大學生好像很厲害，其實不然，當時我們更多是乘在時代浪頭上，渴望吸取老K戒嚴體制所封殺、禁止、蒙蔽的各種思想。

記得當時我參加一個資本論的讀書會，帶我們的小蔡在大夥進行討論前說了這麼一段話”此刻我們閱讀資本論，真是幸運。你們知道嗎，全世界只因為讀這本書而被處決的人不下幾百萬!”當時這番話既震撼又感傷，讓我久久不能自己。

閱讀阿肥的《台北之春》第一卷時，這些往事歷歷在目，或許是一種試圖把自身所處的時代回憶，與他的生命經歷連結的慾望使然。

(二)

一般而論，人們閱讀他人的回憶錄，並不總是可以輕易地關結，或者在世界觀上更為共感地扣連，尤其當我們與書寫者所處的社會態勢差異極大時。

作為讀者，首先讓我們跟著近百萬字的人文誌/回憶錄行文，進入他所述說的1960年代投身的知識與參與踐行的場景。敘事者阿肥，恰好生於戰後，成長於老K威權統治。作為戰後第一代，家庭與生命的養成條件下，阿肥甚至是過於早熟的青年，他所經歷體驗的1960年代，可以閱讀為一個混身台灣政治/知識江湖共構而成的俠客列傳。如他在自序中說的，「文集將完整交代『台北之春』林林總總，演敍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台灣民主聯盟』案大搜捕，『台北之春』年代之人、地、時、事、物、思⋯⋯戛然而止前的一系列故事。」

行動會嘎然而止、變革的思潮會被阻斷、抑或是納入主流，但水流會再度積累，尋找出路，這或許需要10年、20年，甚至是一個、兩個世代。他說:「『台北之春』延於地下的根莖，並未被剷除殆盡。約莫十年之內，他們又以鄉土文學運動以及論戰等等形式再次萌芽。」 延於地下的根莖，難於被察覺，但那交織拓展的根莖網絡，是樹木挺立的基礎。倘若「台北之春」是這些前輩所打下的江湖，止於1968年老K的肅殺，那他們所留傳下的思潮、踐行功夫，不只曾在1970年代中被實踐，也在1980年代，甚至後解嚴的民主時代中持續被改造、重述/塑。或許從此刻看來，我們可以說阿肥所述說的1960年代，是戰後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未竟的左翼江湖。

Enzo Traverso在『左翼憂鬱症』一書中說:「左翼不是空間區位學上的定義，即從政黨或是制度空間位置上的定義；而是『存在論』上的定義，即是從『把平等視為議程核心的改造世界的運動』上的定義。」閱讀阿肥的自傳/社會人文誌，我思忖著這句話。此時此刻的台灣，無法避開的統獨政治選擇命題下，不讓各種形體的壓迫欺瞞，依然追求著社會多樣平等的存在價值與行動，如何可以跟阿肥筆下的1960年代的人、事、物、思等等產生共鳴共感呢?

記憶，以多樣的方式運作著，或許是方法之一。記憶，台語可以寫成「記持」，是包括人們行動、感知對象與社會性的結果。回憶，無非是記住，持存感知的重新啟動與再次行動。因此歷史與記憶脫離不了關係。歷史怎麼被書寫、被誰書寫，也與我們怎麼連結個體與社會的記憶有關，而後者經常在政治的權力製圖學裡，被收納於民族(主義)的、國家機器的記憶工程麾下。阿肥筆下的他與他投身的知識與踐行情勢中的人們的身影，是對抗，或面對後者的壓迫、誘惑、挑戰的章回故事。

(三)

人類學訓練的阿肥，在2015年中研院的榮退書面自述中說，他的田野啟蒙是1961年(哇，他才16歲耶!)前往屏東的瑪家村，在那裏他見證了「人口流失、自然經濟棄毀、原住民文化在『山地生活平地化』的『次殖民、次帝、次東方主義』宰制下：進行『現代化』的荒謬。對人民生活的悲慘狀態的親歷，是為我感性教育的重要體認；也是我在現實政治中獲得啟蒙的終生難忘經驗。」直到今日，在原住民運動、弱勢族群運動的抗議現場、組織行動、學術場合，如果身體允許，幾乎都可以見到阿肥。

約莫1980年代末，我知曉的阿肥是刊登在《南方》雜誌上記錄1987年在芝加哥大學掀起老左與新左大辯論的參與紀錄者。而另一個阿肥則是有著當代與古典音樂素養與樂器吹奏者，也是原住民文化運動踐行者，我和他因研究台灣流行音樂史而熟識。

本書第七、八章寫他所參與的1966-67年暑假參與的「全省」大規模採集民歌踐行。我之所以說踐行(practice)，而不是運動，不是因為規模，也不是因為意識形態。關於前者，實際上他們所採集的曲目、族裔、地域之豐富，一點都不輸給今日的學術資源所為，甚至超越；而後者牽涉到歷史意義與文化政治的定位，由於台灣戰後流行音樂的研究，自解嚴以降，多以1970年代中期的中國現代民歌/校園歌曲發展脈絡作為歷史劃分，使得這個發展以外的、之前的各種通俗/民間/流行音樂，遂成為匯流前的小支流、甚至是消失的暗流。但就在民歌30、40周年的時刻，這段歷史才重新被挖掘，詮釋與評價。早在1968年2月發行的《草原》雜誌上，他們的團隊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左翼/人類學旨趣下，阿肥即以〈現階段民歌工作的總報告〉為題，書寫了這個重要的成果。被忽略近40年之後，此文再次被討論，成為台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揭櫫的批判立基，此刻閱讀起來，無違和感，甚至可以引發討論、辯論:他說這篇報告針對的是：

1. 本國流行歌的充斥氾濫、低趣譁眾；

2. 外國流行音樂出血性的輸入、忘本狂追下失去了唱自己的歌之能耐；

3. 正統「國樂」的腐化與無力；變成為「中樂西奏」或「西樂中奏」的趕

場、或五聲音階的湊數；

4. 音樂學術機關與專業科系的「忘我」、崇拜泰西「音樂文明」之餘，牙牙

學語，只知培養國際賽事的「競技」選手；

5. 民間音樂的被忽視、輕視，把民粹當成「民穢」、自我矮化的同時，目中

無「人」（人民）。

尤其這兩章對於採集隊的兩位主持人，許常惠與史惟亮的深描，針對後人對於他們的知識、方法與民族音樂學的文化政治的辯論，阿肥有很細緻的insider評論。例如針對研究者對史惟亮的評價的回應，他說「須知一個藝術家的美學不是空穴來風的東西！相反地，它（們）一方面是活生生個人生命經驗的沈澱，一方面是對一己生命情調追求的實踐。一種試圖在意義中找到自己，也在自己中找到意義的追尋吧！」

這不是唯心之論，如果閱讀整本書，你會體會阿肥在述說各種場景中行動的人的感知，尤其是知識、美感感知的貼近。當然他對民歌採集的歷史意義，對史惟亮、許常惠的評價依舊有待我們開放辯論。但他描述這些人的思維與行動，以及自身投入場域時，總堅持著他所謂的行動者的「歷史質」的掌握。歷史質(historicity)，阿肥常用的翻譯，是關於做為行動主體的評判者與在場者—也是讀者進入這些生命個體的閱讀方式，掌握歷史質(的閱讀)意味著掌握「社會實感與歷史的厚度」，視人們為行動、改造社會的主體，一個血肉-骨骼-心靈共構成感知生命活力、社會結構與行動意志的主體，即便他們受到挫折、失敗，甚至被鎮壓。

因此他說：「我以為只有在認知的深度上下功夫，始克脫此困局(他所謂的無法進入故事中的人的世界)。我的章回也只好更小心地把有思想內容的東西交代得更清楚了。」這也是我從阿肥這本1960年代的人文誌所獲得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