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富士康自殺潮內幕：13個人的殘酷青春
丘延亮
揭秘富士康自殺潮內幕：13個人的殘酷青春
截至5月27日，在深圳富士康公司的園區內，共計12名員工墜樓，其中10人死亡，2人身受重傷入院治療，此外一人割脈自殺未遂。僅僅5月，連續墜樓及割脈者即達7人。
在這個擁有80萬員工、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代工企業裡，這13個人只是80萬分之十三——比例尋常，但密度驚人。這13個人注定作為一個群體，為這個時代畫下一個巨大的問號。
高強度下的不適
2010年4月，18歲的李海偷偷賣掉家裡的摩托車，得到300元，買了一張火車票從湖南醴陵來到深圳。42天後的凌晨，他從富士康的樓上跳下。
5月31日，他的父親李仁桂來深圳迎領他的骨灰盒。在一個賓館裡，李仁桂怕干擾村支書龍漢鐵講述情況，捂著嘴巴啞啞哭。
李仁桂是村裡最貧困的農民，勞累和營養不良令他在40多歲時就脫掉一半牙齒。一家四口人不足三畝稻田，每一個學期都無法保證兒子的學雜費，16歲的李海不得不輟學，去了建築工地攪拌水泥，挑沙子，一個月收入上千元。
李母在生下李海後，開始神智不清，李海被父親一手帶大，父子之間有著異常深厚的感情。父親不想唯一的兒子太早去南方打工，他聽說一個月也只有千餘元收入，卻很辛苦，還會搞垮身體。
但李海嚮往外面的世界—他打電話給在富士康打工的堂兄，說要進廠賺更多的錢，再回鄉村娶妻生子。4月10日，李海如願以償進入富士康龍華，在一條手機流水線上做普工，但幾乎天天被主管責罵，李海說他「自卑心理增大，壓力不斷上升」。
2010年5月25日凌晨，李海在富士康科技集團觀瀾園區華南培訓中心C棟404房間跳下。
在遺書裡，李海叮囑父親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他才會安息，這一輩子欠父親太多，無力回報，下一輩子再做他的兒子。希望出嫁了的姐姐能搬回家裡照顧父親，讓父親晚年可以過安定的生活。
這個僅活了19個年頭的男生在遺書裡寫道：「喜歡畫畫，最喜歡一個姓葉的女生，最不喜歡•••」村支書說，他們知道這個省略號就是「富士康」。
這裡的工作在村裡人的眼裡，陌生而殘酷。富士康的老闆郭台銘稱富士康不強迫工人加班。但事實上，工人不得不加班——每個月開始要求員工簽一個加班同意契約，同意者，這個月每次都得來加班；若不同意加班，則該月一次加班都沒有，一個小時都沒有。工人的基本工資只有900元，加班的話工資則高達兩千元。在這個境況下，絕大部分工人都選擇簽約。
多名員工稱，在富士康的工作太累：如果選擇加班，他們必須從白天早上7點半工作到晚上7點半，或者從晚上7點半到凌晨六時許，中途只有兩小時的吃飯時間。他們需要穿防靜電服、戴口罩，這會使人感覺缺氧，連續站立工作11小時，期間不能交談、不能打電話，不能吃任何東西，在操作過程中損壞了任何產品，都得自己賠償，並無條件走人。對李海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員工來說，最難的是背誦操作流程，並依照流程來規範自己的動作，如果動作不規範，巡查的稽核員會過來斥責，並記錄在冊，影響當月1000元的績效獎金。時間被限制得很死，譬如兩分鐘完成對一台手機的檢測，完不成加班也要完成，但該段時間不算加班。
上廁所需要找組長領取一張流動卡，期間由組長頂替工作——這一制度設計逼迫工人不會頻繁找組長，避免激怒組長。2009年12月，富士康在廁所安裝了一套電子設備，員工如廁需要刷卡，超過10分鐘，電子系統將作出反應，稽核員將會大喊某某某，快出來。
在工作期間，大部分工人無法做到憋尿，只能選擇不喝水，下班後再一頓猛灌。
李海是不堪高強度工作而自殺者之一。2010年3月17日上午8時，一個叫田玉的女生在龍華園區宿舍樓跳下，卻自殺未遂，她稱工作太辛苦。
墜下的大學生
距離李海的村莊兩百多公里，就是盧新的家。
2009年8月，23歲的盧新從湖南湘潭來到富士康。盧家在湖南湘潭縣姜畬鎮大池村。《三湘都市報》描述說，盧新原名叫盧星，弟弟叫盧亮，取意於「星星月亮」，盧母很痛惜這個名字，「盼星星盼月亮盼著兩個兒子過得好，沒想到到頭來盼到了這樣一個結果」。
盧的家庭也一樣貧困。盧新考上湘潭大學，弟弟為了支持他完成學業而放棄升學。盧對這個清貧的家庭滿負感情和責任，他做家教攢了一些錢，給父母買了洗衣機和一台二手電視機。在母親的記憶裡，盧新對她說的最多一句話是：總有一天我會讓你們住上大房子，過上好日子。
盧新放棄了讀研，選擇前來校園招聘的富士康。台灣首富郭台銘一手創立的這家全球五百強、全球最龐大代工企業，令學子們充滿了嚮往，招聘會極為壯觀。盧在應聘信裡寫道：「只希望被貴公司錄用後，能夠真正發揮自己的才能來證明自己。現在的我，無論過去怎樣，一切歸零。唯有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一切。」
盧進入大學應屆畢業生組成的青干班培訓。在一場為入職新人舉行的才藝大賽中，盧穿一身白色禮服，深情款款演唱羅大佑那首《你的樣子》，滿場歡動，表演獲得二等獎。他喜好音樂，曾經借了一身演出服參加2007年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想實現音樂夢想，但過度緊張令他失敗。
在博客裡，盧寫道：「如果真的可以，我可以天天寫歌。我沒錢，沒有做音樂的硬件設備，甚至連電腦還捨不得買，更找不到唱片公司。青春易逝，24歲的我還能做到嗎？」
盧說服自己努力付出，多賺錢。但現實開始令他發怵：「儲備幹部」只是一個雅稱，從2001年到2008年，這個群體多達6000多人，碰上生產線缺人，就得頂上，只是底薪稍高一些。
在富士康9個月，盧的薪水共計1.8萬餘元，扣除開支，盧往家裡寄了1.3萬元。
但最大的問題是盧痛恨自己的分工。他是微電子專業本科生，最開始想進研發部，卻進了製造部—8小時須站在機器前，檢查電腦主機箱盒有無瑕疵，一兩秒鐘看一個，不斷機械地重複。盧需要控制產品的不良率，一旦超過規定，整個部門都要受到牽連處罰。
和其他同事一樣，盧提心吊膽，他試圖找自己的主管申請換崗，但被拒絕。富士康為了防止技術洩密和防止培養新的競爭對手，特意將一項工作進行精細分工，員工只能固定在一個點專門做一項工作，甚至十幾年下來都少有變動，只會一項技能的員工不得不變成企業的附庸。
每一天接受同一種指令，做同樣一件最枯燥無趣的事，在固定的地方吃飯、睡覺和上班，令盧感覺浪費生命和前途。他在博客裡寫道：「剛開始根本就不應該看重錢。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茫。」
2010年4月30日，盧開始神思恍惚，告訴同事、大學同學曾紅領說被人跟蹤，還有人在追殺他。曾匯報給富士康主管，主管安排他和另外一好友安撫盧新。
5月2日，盧新變得情緒異常，他告訴同學工作壓力太大，睡不好，想回湖南老家。次日，盧的同學湊錢幫他購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但車到梅林關時，他又不同意回家，說去紅樹林散散心就好了。
令同學們驚訝的是，盧到紅樹林後突然直奔向一名巡警，說有人想追殺他，想害他。
5月4日，曾紅領將盧新的精神異常狀況告訴了他的親屬。但「五一」期間車票緊張，盧的家人只買到5日的火車票，次日9時才能到。
5月5日上午，盧告訴母親說他沒事，不用過來。但當天晚上10時，盧開始焦躁不安，一再念叨著自己「不夠孝順，給父母的錢太少」、「自己活不過當晚」。
晚上11時許，盧被安排在VIP招待所6樓—富士康已經發生「六連跳」，所以對盧格外重視。曾和一個心理咨詢師陪他聊天到凌晨1時半。3小時後，盧新起床，稱房間悶，想到外面透透氣。他打開窗戶跨到陽台，一把甩掉朋友的手，馬上跳了下去，「沒有一絲猶豫」。
巧合的是，和盧同月進入富士康的大學校友劉志軍也是自殺者之一。
2010年3月29日凌晨3時許，23歲的劉志軍在龍華園區J1宿舍樓墜樓身亡。2009年8月，劉進入富士康集團深圳公司新干班，在ELBG(無線通訊產品事業群)部門從事機械設計方面的工作。
一線作業者
梁超的家在安徽省岳西縣青天鄉同心村。初中畢業後，梁進入岳西縣扶貧開發實用技術培訓中心。
2009年11月，梁超從岳西縣來到深圳。他的哥哥在富士康打工，在他的幫助下，梁超進入富士康，成為一名一線作業員。
富士康的員工一般住進帶浴室、衛生間的8人宿舍，得到標準為11元的一日三餐。工衣交給公司免費清洗。有評論稱，富士康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血汗工廠」，但是一個孤獨而冰冷的「鐵血兵營」。工廠擔心一個班組的人串聯罷工，打斷整條生產鏈條，所以將一個班組的人拆散放到不同的宿舍，令每一個人變成一塊碎片，無法粘結。
哥哥梁峰也是富士康員工，本以為兄弟可以住在一起，卻發現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兄弟倆的工作地點距離較遠，平時少有見面。
似乎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朋友間的交往和交流，梁超給他的老朋友們一一打去電話聊天，甚至還給老師打電話，在電話裡他對老師說在校期間給老師添了不少麻煩，並表示歉意，令老師驚愕。
梁超在公司是一名多能工、全技員，「是最底層的幹部」。平時，梁超所在崗位分為兩個班組，分別上白班和夜班，每月輪換一次。5月份，梁超的班組是夜班，但梁的上級突然將梁超一人調到了另一個班組上白班。梁峰告訴哥哥，他害怕這種分流—好不容易在班組裡認識了一些人，突然又要到一個新地方，積累的經驗、人脈，當年的績效和年終獎全部喪失，壓力很大。
除去繁重工作，每一個人還需要繃緊神經提防身邊的人，怕他們偷東西連累自己。此外，富士康等級森嚴，上級由更高一級直接任命，掌握對下級的績效考核，下級須對上級絕對服從，一有過失，就遭遇粗暴痛斥、扣績效獎金。
5月14日下午5時許，梁超在電話裡對媽媽說晚上要值夜班，一切都好。三小時後，他在電話裡對哥哥哭著說心裡很煩，「想回家」。
梁峰很擔心，打電話回家讓母親過兩天到深圳來接弟弟回家。
這天深夜，梁超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宿舍樓7樓樓頂跳下。15日，深圳公安局寶安分局稱，梁超去意堅決，之前，他還用鑰匙圈上的小刀向胸部刺了四刀。
梁的室友在接受警方訊問時稱，梁去年住進宿舍，一直上夜班，又不在一個部門，幾乎沒有交流，對梁簡直是一無所知。
暴力陰影
在富士康一系列非正常死亡案中，馬向前案是唯一一起疑雲籠罩的命案。自殺或是被打致死，還未有定論公開。
19歲的馬向前來自河南鄢陵縣柏梁鎮前馬橋村，2009年11月進廠。《大河報》描述說，馬家大門兩側張貼著去年馬父親筆寫的對聯，其中一聯是「生龍活虎明年比今年強」，橫批是「越過越好」。
馬向前是家裡唯一的男孩，「老實，甚至別人打他都不會還手」，三個姐姐也在廣東打工，其中三姐在富士康觀瀾廠區。
馬最先被安排在研磨組，但因為沒有工作經驗，弄壞了兩個鑽頭，被線長罵成「豬」，要他走人。12月，他被安排掃廁所、拖垃圾。
馬選擇辭職，卻在2010年1月23日凌晨4時被發現躺在富士康深圳觀瀾分廠宿舍樓前，派出所方面稱馬猝死。
1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法醫檢驗中心進行第二次屍檢，其姐姐馬慧發現馬向前頭部和體表有多處明顯外傷，法醫現場表示死因不明。
2月25日，來自上海司法鑒定所的3名法醫解剖馬的遺體，稱解剖報告要等30到40個工作日才能有結果。
時至6月，馬的家人一直未能看見馬的屍體解剖和結論書，據此懷疑馬遭遇保安毆打而死。
內部員工稱，富士康有一支權力巨大的安保隊伍，負責維持廠區秩序和安全保衛，幾乎由「絕對服從上級指揮」的退伍軍警組成，直接領命於富士康主要領導人，不受其他任何部門牽制。
馬向前墜樓事件發生後，富士康保安問題被社會各界高度關注。5月19日的北京衛視《晚間新聞報道》播出一個在網上流傳甚廣的富士康北京廠區十數保安集體毆打員工的現場錄像。雖然該台記者隨後前往暗訪部分工友，還未能得到對這一視頻所錄事件的確認，但這短短一分多鐘的視頻一經流傳便引發網友眾怒，還有網友以「富士康離職者」身份發文披露廠區保安的囂張。
而富士康的強大到或有失控的保安體系背後，是其產品需要一個極其嚴格技術保密的特性。
2001年1月，富士康正式試行海關的「聯網監管」，實現電子賬冊管理，極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通關效能，吸引美國思科、IBM、蘋果電腦、日本索尼等跨國公司的巨額生產訂單，而這些產品均要求高度保密。
內部員工稱，深圳海關把保稅區設在富士康廠區，富士康形同海關，需要高等級的安保，園區分四道防線管控，其中研發場所、重要物資倉庫和重要生產車間保衛最為森嚴。
要命的戀愛
5月30日，深圳市龍華區富士康園區。
30多萬人聚集在一個2.3平方公里的廠區裡，有餐館、超市和銀行，儼然一個小縣城。四個大門口附近的餐館或者旅社經常放映A片，是一些男生最喜愛的去處。東門兩個溜冰場因為碰撞而經常發生打架，還有當地社會惡勢力出沒，令人畏懼。富士康的男女員工最常去北門的檯球場、西門和南門的網吧。他們的文化消費主要是路邊的小攤或三輪車，售賣譬如《故事會》、《知音》等二手雜誌。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即使在下班後和假期，也沒有某種東西能夠紓緩焦慮，把工人們從一個機器人變回一個人。中國國營企業少有自殺，主要是職工有家庭和多項業餘活動可以緩解情緒，釋放壓力。
這裡的工人最大的情感慰藉是戀愛，但戀愛是把雙刃劍，可能需要承受失戀之痛。
2010年3月，饒樂琴跳槽到富士康做了一名一線作業員，和男友在外租了房子。
4月6日下午，饒從富士康觀瀾工廠C8棟宿舍7樓跳下，後在空中被樹枝擋了一下，下肢粉碎性骨折。
饒的表哥稱，男友可能有了新的女友，令饒痛苦。
5月11日18時許，24歲河南女生祝晨明在水斗新村宿舍跳下，攝像頭拍到了她走上樓頂時的搖擺、恍惚。富士康稱祝也是感情出了問題，請來家人卻仍未能阻止自殺。
盧新完成富士康的「第七跳」後，郭台銘委託富士康副總裁何友成請來3位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靜。但高僧也未能制止連發跳樓自殺，網友指責郭不找尋自殺背後的制度和文化根源，不關注員工的切身感受，「不問蒼生問鬼神」。
5月26日，郭台銘引領全球媒體進入深圳龍華廠採訪，馬向前家屬跪地喊冤，稱「馬向前死得不明不白，警方不給說法，家屬也還沒有收到賠償」，令場面難堪。
當天，郭當眾三鞠躬，向系列事件中的死傷者及其家屬、所有員工和全社會公開道歉，並開始在宿舍樓架設天網、隱形防護網和地網，試圖攔住跳樓自殺者。
郭認為之前對自殺者賠償過高，結果變相成為一種對自殺者的獎勵。郭表示要減少賠償金。但5月26日晚上，又一賀姓男員工跳樓自殺。次日，一陳姓男子試圖切脈自殺。
富士康認為，11名出事員工中9名員工入職不到半年，輕生的原因很多在於經濟、情感等個人問題，和他們的個性、情緒有密切關聯。也有反駁稱，在這個高度封閉的環境裡，每一個人都背負巨大壓力，一觸即潰，失戀、失竊只是最後一根壓上來的稻草。
不過，綜合觀察這10多個員工，的確有相當大的共性：除最小17歲、最大28歲外，其餘都集中在18至25歲的年紀，其中5人為「90後」；除來自雲南、甘肅的兩人外，其他人都來自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5個中部省份，大多來自農村；除4人進廠時間不詳，其他人全部都是2009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進廠，亦即入職時間都不到一年；工種上，除一人是物流職員外，其他均是富士康一線員工。
5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建嶸在深圳演講說，中國應反思「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18歲—25歲的新生代勞務工有更多的平等、權利、被尊重、自我實現的要求，無法像父輩一樣忍辱負重，但他們在城市裡無根無助，沒有尊嚴，沒有未來，是一個酸楚的「飄移的社會」。
富士康發言人劉坤承認，企業陷入困境有兩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遠離客戶，一大因素是遠離員工，而遠離員工是指心靈距離。
隨著電子產業的發展，利潤愈加微薄，代工企業不得不挺進中國最貧困的地區，開採內地廉價勞動力。富士康觸角伸向武漢、山西、重慶等中西部地區，在處理自殺事件期間，郭台銘同時飛回台灣與四川訪問團商議在四川建廠一事。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工會學系教授許曉軍向郭台銘提出忠告———時代在發展，你所僱傭的勞動者，他們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你應該重視這個事實，你應該適應他們的變化來改變你的管理模式，就是你能不能與時俱進，如果不能與時俱進，你這個管理方式遲早會被社會所淘汰。
深圳政協委員、民革市委委員劉輝稱，在5月31日深圳市第五屆人大會上，代市長王榮在政府報告中專門增添一頁，提出要更加關心新生代勞務工，努力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發展條件，並引導企業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不斷改善管理方式，建立健康向上的企業人員，增強員工集體歸屬感，使他們感受更多企業關懷。
5月31日，《鳳凰週刊》記者來到深圳觀瀾人民醫院，準備採訪跳樓自殺者中的倖存者饒樂琴，卻發現饒被轉移了病床，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富士康承諾承擔醫療費用，但前提是饒必須緘口。
一名網友用海子的詩來安慰新一代勞務工：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願你在城市獲得幸福。（鳳凰週刊鄧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