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杰回憶「黨外」歲月 -- 林正杰
丘延亮
因堅持兩岸統一思想，與民進黨台獨黨綱發生衝突，民進黨元老林正傑在1991年退出民進黨。1992年再度當選立法委員，後任新竹市副市長，卸職後淡出政壇。2006年倒扁運動風起雲湧時複出任副總指揮，代表了紅衫軍最激進的一翼，因與施明德理念不合而分道揚鑣。林正傑現在開辦旅行社，頻繁進出大陸， 又組建中華統一促進黨，任黨主席。對兩岸統一的前景，他自稱比任何人都樂觀…
文◎林正杰
2006年倒扁運動風起雲湧時，林正傑複出任紅衫軍副總指揮
1993年，江澤民接見林正傑 本版圖片均由林正傑提供
在東海大學受啟蒙
我讀書的東海大學是私立大學，由基督教出錢，所以比較不受政府的管制。我本科念政治系，有一位老師李聲庭，以前在《文星》時代是自由民主政論的旗手，相當 於清末的梁啟超一樣，是當時臺灣講民主自由法治觀念最透徹、文筆最好的一個人。我所有的法律課程都是這個老師教的。大學四年，我受李老師影響很深。還有一 位湯承業老師，教我們中國政治思想史，他以前是被國民黨關過的政治犯，特別強調中國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另一位教我國際法的杜衡之老師，是臺灣的國際法 泰斗，也是位追求民主自由的學者。
我的英文老師–那些在我們學校的老外，正好都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嬉皮年紀的人，參加過美國民權運動、婦女運動。他們到臺灣來，一邊教書一邊學中文，這些外國朋友都是些自由主義者。所以在東海大學，我就和少年時代的黨國思想分家了。那個時候我們跟那些黨外人是不熟的，我們是在象牙塔里頭，在相對獨立和孤立的學術環境裏，搞讀書會，去圖書館借禁書、禁報，搞思想研究。外面的革命如火如荼，那些政治選舉鬥爭，我們沒有介入，但追求民主自由是非常清楚的。
1975年我大學畢業，在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念研究生時認識了陳菊，開始跟黨外人士來往，覺得他們爭取的東西是可以支持的。我才跟這個運動結合在一 起，幫忙助選，整天混在一起了。我的少年時期是藍色的、國家主義的、國民黨的；我的青年時期是綠色的，跟民主運動的各個山頭都很熟。
“三劍客”與”五虎將”
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我正好在當兵，沒有被抓走。我回來時，各路馬都來機場接我，他們彼此都不認識，我把他們整合成了”黨外新生代”。我們的第一 場戰役就是幫”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去選舉。我們幫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助選上國大代表，幫張俊宏的妻子許榮淑當上立法委員。我們做輔選工作，南投我派林濁水任總幹事，臺北我派林世煜，我自己巡迴關注兩個戰場。所謂”黨外三林”，就是這麼來的。當時人家叫我”黨外長子”–民主的香火要繼承下來，他 們都被抓了，我們年輕人要把這個運動保住。正常機會二十幾歲人不可能當家。但在”美麗島事件”後，臺灣的民主運動就是我們二十幾歲的人當家。一直到民進黨 組黨的1986年，我才34歲。
我們選舉、文字、組織三條戰線同時進行。我和陳水扁、謝長廷都在臺北，我先去遊說陳水扁一起去選市議員，他沒有政治經驗。我就派了一批新生代去幫他，接著 就找謝長廷，謝還在考慮用國民黨提名，還是用黨外提名。我說：”國民黨怎麼可能提名你，你都美麗島辯護律師了！”他也加入了。在老的黨外比較有民主觀念的 人中，又找了康水木，我們四個人一起選。當時選民是很熱情的，我們基本都不用花錢，就是印了幾張文宣，靠演講，1981年我們都是高票當選。陳水扁、謝長 廷在各自的選區都是最高票，我在我的選區是第二高票，因為國民黨跟我競選的那個人是議長。我們這四個人當時在黨外比較出風頭，都在臺北，而且除了康水木 外，都很年輕，和媒體記者年紀差不多，他們就和我們一起作戰。1981年當選第一屆的，還有五個老黨外，我們三個年輕人叫”三劍客”，他們叫”五虎將”。 我們被捧得很高，好像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三劍客”當時雖然是市議員，但是比”立法委員”還要出風頭。
編聯會與公政會
實際上民進黨的”綠色”是我弄出來的。選舉過程中，我們把蘇貞昌找來，在陳水扁的律師事務所開會討論文宣。當時我們設計的傳單都是綠色的，民進黨”綠營” 的稱呼就是這樣來的。以前印傳單沒有顏色和LOGO概念，有錢的就印成彩色的，沒有用顏色作為標識廣告的意識。我們有。因為印綠色便宜，印彩色比較貴，我 們要用顏色來作為政治認同。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是我搞出來的。為了給大家一個組織，我又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我是第一任秘書長。編聯會和公政會加起來就成了民進黨。「民進黨」這個名字也是我取的，不是謝長廷。「進步」是左派的字眼，我是統派，所以會用這種字眼。《進步》是我辦的第一個新生代雜誌。在公政會 要組黨時，臺北市分兩派在競爭，一個是陳水扁的臺北分會，一個是我和康寧祥的”首都分會”。當時我就設計了一張問卷，讓大家選黨名，其中有民主進步黨，和他們談的過程中，各有主張，謝長廷很喜歡這個名字。在組黨前夕我搞了一個月的街頭運動，為組黨護航。可以說，組黨的臨門一腳，就是我的街頭運動。 可是民進黨成立時我就去坐牢了。1986年9月27日坐牢，民進黨28日成立。1991年因為台獨黨綱問題，我離開民進黨了。我既然不在，民進黨歷史就把 我丟掉了，有人說林正傑是民進黨的”陳獨秀”。
主辦《進步》雜誌
《美麗島》停刊之後，還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算是自由主義的雜誌。江春男（司馬文武）做總編輯，素質還是不錯的，但是那個時候他不夠激進，沒有跟國民黨強烈對著幹的意識，也沒有把雜誌發展成群眾組織的願望。於是我決定辦《進步》雜誌。
之所以先從辦雜誌開始，是因為思想鬥爭很重要。國民黨的黨國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法西斯思想，你怎麼可以立法委員一輩子都不改選？怎麼可以高雄市長、臺北市長都是中央官派，不選的？怎麼可以總統間接選舉，任期無限？怎麼可以弄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把”憲法”晾在一邊？其實那個時候國民黨基本上 是一黨專政，而且是戒嚴統治，什麼叫戒嚴統治？就是軍事統治，事實上是法西斯政權嘛！它經濟搞得還不錯，慢慢地有點進展，老百姓只要不過問政治，其他還是 很自由，私底下講講話也慢慢不抓了。
媒體全部都在國民黨手裏，假設你要辦雜誌，你要拿到一個刊號。辦雜誌第一步是，我們找個律師去新聞局申請刊號。當時國民黨也慢慢地擋不住對自由民主的要求了，所以經過後來的拉鋸戰、拉拉扯扯的階段，也只能給你，因為在法律上它無從拒絕，我們很快就申請成功。
《進步》是純政論月刊，我是社長，發行人是”美麗島”的一個辯護律師鄭勝助。總編輯是林世煜，總主筆林濁水，編輯是林進坤、廖文義、陳文茜，經理魏廷昱是政治犯魏廷朝的弟弟，差不多就這麼幾個人。文章大概有一半都是我們自己寫的，署我們的本名。
第一期的封面是一隻黑白高反差抬起的光腳丫在往前走，是找國外的一張圖片重新經過美工處理過的。封面並沒有突出正文中的某一篇文章。《進步》雜誌把臺灣所 有反對國民黨的雜誌的名字都變成我們雜誌專欄的名稱：自由中國、文星、美麗島…文章全部都是政論，是比較激進的，社論是《黨外、制衡、進步》。
第一期印了一萬份，還沒有發到街上，就被警備總部抄了。新聞局把公文寄過來，說你們這個雜誌挑撥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感情，混淆視聽，予以停刊處分。在公文告知之前，他們已經把刊物查禁沒收了。
《深耕》與統獨之爭
《進步》1981年停刊以後，友人介紹說黃石城手裏有一個刊號。《深耕》雜誌就是借他的刊號來辦的。這個黃師兄也是黨外人士，在地方做過縣長，他有民主思 想，很支持民主運動的，只是不太參加激進的黨外運動，他做空中貨運很成功，也出錢。《進步》停刊，《深耕》馬上就接上了，我們當時做事情都很快的。
《深耕》主要是討論民主議題，風格還是我們原來《進步》的風格，因為我還是在當社長，林世煜當總編輯。這時邱義仁從美國回來了，我請他當副社長。邱義仁是 海外台獨團體成員，他回來後就把統獨鬥爭帶進《深耕》來了。他們開始鬥爭溫和派，表現很激進，好像他們是鬥雞，別人是兔子。但是他們沒有把台獨公然端出 來，統獨路線是在我們內部的討論。
《深耕》大概出到十幾期的時候，他來找我談判，讓我表態：你支不支持台獨，打開天窗說亮話，假如你支持台獨，我們永遠跟著你，而且我們全部都會支援你，絕 對不會支持謝長廷、陳水扁，也不會支持尤清。我說我不支持台獨，我們要搞的是純民主運動，不是台獨運動。我們的路線就分岔了，我說那好，既然大家理念路線 不同，那我自己就出來。
《深耕》就留給邱義仁了，因為發行人許榮淑是《深耕》的負責人。那個時候我也覺得，黨外雜誌到了該創新的時候了，而且那批寫手很多有獨派的觀念，我不可能 用一個獨派的人來寫我理想中的雜誌，我走自己的路了。1983年《前進》就創刊了，每個禮拜一本，我當初的路線定位是內幕雜誌，挖國民黨的內幕。結果《前 進》一出來，整個市場幾乎都是我的了。
李敖告《前進》誹謗
《前進》大概64頁，報導占了很多比例，而且每期都有個封面人物，第一期就是做國民黨的軍統頭目。此外還有原住民、環保、婦女的議題，不純粹是民主自由議題。
第七、八期時，我從《中國時報》挖了一個資深記者耿榮水，張友驊也幫我們寫一些內幕文章，他們都是我的主力作者，封面故事一大半都是耿榮水寫的。他有很多 的資訊來源，知道王昇和李煥的鬥爭，知道蔣經國在找接班人。《前進》報導說肯定是李登輝。後來果然是李登輝。《前進》平均每期印一萬五到兩萬。銷路好時可以賣一萬四五，差的時候大概八千。每期雜誌大概售價五六十台幣。我們以六折五的價格批發給書報社。沒廣告，誰敢在我們這種雜誌登廣告？僅靠賣雜誌，即使有 被查禁的損失，我們還是賺錢的。我那時主要是從《前進》裏得到我的政治資金。
以前我在《深耕》當社長，資金是別人捐獻的。而且大家年紀都差不多，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前進》基本就是我的風格了。《前進》賺了129期的錢。當時 作者的稿費我都給一個字一塊錢，比報紙都高，所以記者願意給我寫稿。《前進》就有很多記者，還有張友驊那些寫手給我們寫東西。
《前進》週刊的總編輯吳祥輝寫「李敖死了」系列文章批李敖，被李敖告。李敖是我的作者，等於這是我的總編輯和我搞政變，他得罪了我的最主要作者。我是發行 人，必須尊重總編輯的編輯權，可是他做得太過火了。他和李敖有私仇。他的立論是說，文星時代的李敖確實是一個鬥士，但現在的李敖已經變質了，變成了一個騙 子。他寫文章去勒索生意人，搞錢，拿文章給張建邦：我要登了，給我多少錢我就不登了；拿文章給辜振甫，說你不給我錢我就要登了。辜振甫就花錢買他的字畫。 真真假假的。結果李敖就告，連我一起告。
當時我們和右派的《龍旗》雜誌也打筆仗，總編輯寫的文章也被他們告誹謗，我也被判了幾個月的刑。反正作者寫的文章我都要承擔責任的了。在臺灣，發行人負擔法律責任。
那時比較有名的黨外雜誌還有《新潮流》，是邱義仁他們在搞。我走後不久，《深耕》就停了，他們去辦《新潮流》。
《前進》已經把雜誌帶到週刊時代了，半月刊沒人願意看了，週刊刊期短，對社會議題的反應速度快，相當於從步槍時代進步到機關槍時代了。《前進》是第一本黨外週刊。《新潮流》那時的銷量可能連《前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鬥智與放我們一馬
搞民主運動刊物，國民黨當然不會歡迎，貓捉耗子當然要藏來藏去，要鬥智。我們好像在阿富汗山洞裏的人，有自己的求生本能，知道把雜誌怎麼偷偷搬出去。我們 不依靠外面的經銷商，自己建立發行系統，成立了書報社，用卡車跑全島把雜誌發給中盤商，甚至直接發給書報攤。前面的過程，我有一套自己的通路了，所以他必 須到終端去搜。
有兩種處分，一種是查禁，一種是停刊。他兩個動作都執行，停刊，雜誌的名字就沒有了，好比把樹幹砍了；永久停刊就好比把樹根挖了；到印刷廠查禁就好比砍樹 枝了；可是到書報攤查，就是去撿樹葉了。我們把印刷過程神秘化，有很多個印刷廠，一直到我們自己的經銷系統建立後，他想要砍樹枝都很難，只能撿樹葉了。有 時會被停刊，那再換一個刊號。我弄四個刊號輪流出：前進、前進時代、前進廣場、前進世界–四個不同的名字，你給我停掉三個，我還有一個可以出，我有備 胎。這樣輪著，”前進”這個牌子一直在出。
警備總部沒那麼多兵力，檢查也不是他的主要業務，只好找員警，但員警查禁報刊會和黨外人士發生衝突，不是他們最喜歡的業務，他們更喜歡去掃黃。所以他們陽奉陰違。我們就在員警的這種心態下生存著。
這裏頭我也覺得有國民黨放我們一馬，不然的話，不但停刊，人也都抓了，現在回想起來蔣經國也是在利用我們這一股黨外的力量，壓制內部的保守派。蔣經國底下 也有他的派系格局，他主要是面對蔣介石留下的黨內保守派勢力，頭子應該是宋美齡。我們是兩股勢力都反，但社會上喊自由民主的勢力越大，老百姓都要求民主， 蔣經國就可以說：你看外面都這樣了，你這樣就太保守了，我們要不要君主立憲？他和宋美齡間的宮廷權力鬥爭，外面有革命派的時候，他有可以走戊戌變法路子的 空間。我們變成他的籌碼。也許蔣經國某種程度上不希望我們滅絕掉，但又要有相應的處罰，不能讓我們過於大鳴大放。
“街頭小霸王”
《前進》辦了3年多，1986年我要去坐牢了，因為坐牢，沒到期的議員就中止了。我第二任議員的4年任期，只做了9個月。正好在民進黨成立前一天坐牢，共 一年四個多月。9月28日宣佈成立民進黨，9月24日我把大家找到周清玉家，勸大家這次一定要幹：我還是外省人呢，連我都抓，你們一個都跑不掉。
判我坐牢的誹謗罪算什麼誹謗？我在臺北市議會裏面質詢國民黨的市議員，二次房貸超額貸款2200萬，法院本來當作不重要的”他案”放在那裏，”憲法”裏議 員質詢時有言論免責權。法院判的時候，也是判得理不直氣不壯。法院判決說我譭謗另外一個議員超額貸款兩千兩百萬，這是一個錯誤的資訊，其實只有兩千一百多 萬。
我火大了。宣判那天，我提前就知道他們打算判我有罪，我有備而去，帶了一個鐘，上面綁著黑絲帶。那天我從法院往外走，就開始拉開布條，說「司法死了」。然 後在裏面拿著麥克風大吼大叫，開始抗爭！從法院出來，員警就把我們擋住，法院在博愛路，離”總統府”很近，他給我堵了三面，但這面車子還在走，我就抱著那 個鐘，沖到總統府抗議，把鐘摔到總統府院子裏去了。這個動作就帶動了很多人耳語，說林正傑向總統府示威，給總統”送終”（諧音），說司法死了。
全臺灣黨外的支持者都瘋狂起來，一開始我們在和平東路雜誌社附近幾十個人，後來變成幾百個人圍觀，然後員警把我們圍起來要抓，可我還是現任市議員的身份， 警察局長也要禮遇三分。我們就出來了，沒有抓。搞了那一場之後，接著連續十幾天都在搞，從幾百個人到上萬個人上街頭遊行，報紙都只登一點點新聞。然後，台 大十幾個教授出來聲援我：議員有言論免責權，怎麼能夠隨便判呢？
其實不是因為我在議會裏面而愣要抓我，而是我們在與國民黨對抗，那一階段已經是組黨很密集的階段了，抓我是因為我們”黨外”的組織化，雖然我已經不是三合 一–議會路線、文字路線、群眾組黨路線的領導人了。那時台獨的力量已經都很大了，三條路線是我同時在發展沒有錯，但是其他人如陳水扁、謝長廷也是市議 員，社會聲望也差不多呀。
當然陳水扁、謝長廷主要做議會路線，但那時議會路線已經變得很熱鬧了。我一枝獨秀的領導地位已經沒有了，而且台獨已經跟我對立了。台獨最中堅的人物就是邱 義仁和林濁水，而且編聯會的人也去跟陳水扁、謝長廷他們結盟，他們也開始有了這一批運動家的力量。謝長廷和陳水扁他們羽翼豐滿，越搞越大，搞到1991 年，他們的勢力已經超過我這邊了，我被清出來了，等於說我這條路線是統獨鬥爭的失敗者。
“街頭小霸王”的稱號就是因為我1986年的街頭示威，我從臺北一直搞到高雄去，在高雄我也搞了上萬人的示威。在桃園把警車都踩扁了。抓到員警當我”戰俘 “，讓他們乖乖地給我們開車，我們的人都圍在旁邊：林正傑掉下來，你就死在這裏了。就在暴動邊緣了。民進黨組黨前一個月我都在街頭，雖然判我入獄，但法律 上我還有一個月的上訴期，我不上訴但是我有權利上訴，我就利用這一段時間跟你幹了！9月3日到9月27日在我發監執行之前這段日子，我都可以跟你幹，算好 了日子的。
那次我判了一年多，又加上李敖告的誹謗，判7個月。我搞了一個月的街頭運動，侮辱公署，也判了9個月–我入獄前最後一天，我們幾百個人把臺北法院一樓大 廳佔領了，法官法警他們都躲到樓上去。但我碰到蔣經國過世，不久之後所有的犯人都減刑。我實際上坐牢一年四個多月，1988年初出來的。
由絢爛歸於邊緣
我抓進去後，還出了幾期《前進》，然後停掉。我出來之後重新把它復刊。這次復刊就是跟台獨幹了，名字還是叫《前進》，是月刊。那個時候《前進》是很有戰鬥力的，我們搞了很多遊行，包括老兵返鄉。社論主要是南方朔寫，相當於我們的總主筆。
我進監獄前和出來後，媒體環境差別很大。”解嚴”最大的影響是言論的”解嚴”。我們《前進》原來扮演的角色，《中國時報》和《新新聞》都可以取代了。國民 黨的內幕報紙都可以寫了–《新新聞》也可以寫了，甚至《時報雜誌》也在寫了。而且我們又是個體戶的經營方式，跟他們的經濟規模又不同。開放時代，我們的 運動刊物完成了它的階段性任務。《前進》月刊最主要的文章，是我批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的一封公開信。我出獄以後，黃信介比姚嘉文慢一點出來。姚嘉文當了民進 黨主席，老大出來他也不讓位子，姚的獨派色彩特別強烈，當時是很明白地在走台獨路線的。我因此支持黃信介，寫文章向姚嘉文開戰。
那個時候這篇文章很轟動，不止是《前進》月刊，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全文轉載了。《聯合報》幾乎每一個字都登了，幾千字的一大版，因為他們也支持反台獨的力 量，那時台獨還不會得到社會的很大同情。結果黃信介贏了。那個階段我們把台獨打敗了。民進黨第一個台獨的黨主席姚嘉文其實是《前進》月刊給幹掉的。
但是台獨沒死。後來許信良從海外偷渡回來，1989年被抓到監獄裏，我去臺北縣土城帶了一萬多個人包圍監獄去救他，我因此還被打斷了兩根肋骨。我用宣傳 車，號召全島的人，發動一萬七八千人去包圍監獄，沒有闖進去，把監獄團團包圍起來了。白天很多人，晚上我們只剩下幾百人，他們派了3000員警把我們狠狠 地打了一頓。我們每個人都被他們打得很慘。就被鎮壓了。
我被打後送到醫院去了，為了土城事件我又被判了一年半，我上訴。這時已經解嚴很久了，因為我是”立法委員”，政治聲望也高了，”立法院”幾乎全部都聲援我：那個賬怎麼還可以再算呢？最後判了緩刑。但許信良回來之後仍依靠獨派，從海外回來的幾乎都是獨派。
把姚嘉文幹掉，把黨的領導權抓到，我們支援的黃信介當選了。當時社會上的報紙也開放了，新聞也很多了，地下電臺好像也出來了，那麼我們作為黨外時代的資訊 提供者的角色也沒有了，政論的角色還有一點，但靠政論是難以維持它的經濟效益的。就好像說我們以前打的紅葉棒球隊，現在人家已經變成職業隊了，有商業的東 西在裏面，我們個體戶就不行了。《前進》月刊大概辦了十幾期，經濟效益不好停刊後，我就沒有再辦媒體。
離開民進黨之後我就邊緣化了，我也不是國民黨，而且我的公職也沒了。現在我在政治上是邊緣的邊緣人。
2006年倒扁運動後期，施明德要把紅衫軍解散，我不同意。我覺得搞運動不可以虎頭蛇尾的，把群眾叫出來表演完了就不理了，這個運動對臺灣來講是很重要 的，紅色可以改變臺灣原來的藍綠結構。但施明德覺得玩完了，把紅衫軍之家拉上鐵門，所以我就組建自己紅衫軍的隊伍，基本上紅衫軍的鐵杆部隊是跟著我們自主 公民協會走，施明德只剩下原來的那些綠頭了。其實我也不願和他分手，只是他不幹了，我們覺得這個運動是要幹的。我想，紅衫軍運動和將來的統一運動都是有關 的，紅色的嘛，藍綠之外，打破了紅色禁忌。對我來講，統一運動紅衫軍非搞不可，但施明德不搞統一運動，他就是反反陳水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