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聲四君子，只剩他一人守著：民間文化拓墾者黃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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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聲四君子，只剩他一人守著：民間文化拓墾者黃永松
文／陳亭聿．攝／林政億
2017-11-09
https://www.fountain.org.tw/r/post/huang-yong-song
漢聲出版社門市「漢聲巷」店門口的形狀，是個大葫蘆。黃永松還真曾說過，「我們的葫蘆裡頭，賣的是藥！」漢聲賣的藥，便是「文化」這帖良藥。
自1971年英文版《ECHO》開始，黃永松與漢聲的文化耕耘之路，已走了40多年，行腳台灣和中國大江南北，殫神費時整理民間文化，出版上百本雜誌與專書，百科與童書系列更成了七、八年級生重返童年的通關暗語。
跨步走進大葫蘆，便看見裡頭裝滿的「藥」，這些出版品厚薄各異、形制不一，攤展在桌架上，花花綠綠一片，彷彿織錦。
這些藥看上去不苦，還散發著股富誘惑力的甜香。黃永松從二樓辦公室翩然下樓，一身天青色布衣，一頭鶴髮。他是漢聲的創辦人，更是靈魂人物。單從門口的葫蘆造型及他的說法，便不難窺其個性。而他的性格，也成了漢聲的性格，親切幽默的外表下，是一片苦口婆心，總藏著深意。
如今布衣鶴髮的「先生」模樣，讓人難以和1966年陳耀圻導演的紀錄片《上山》，當中的大男孩聯想在一起，大概也絕難想像他曾在60年代的前衛照片中裸背入鏡。原來，當年不僅導演陳耀圻，攝影師張照堂也曾和黃永松「上山」，拍下系列照片。
張照堂跟黃永松其實是成功高中同學，兩人好到當年在頂樓鋪涼蓆，蓋棉被，純聊天。還曾在富傳奇色彩的《劇場》季刊的「蜉蝣群落」裡混過，是邱剛健、黃華成、劉大任、陳映真、莊靈、李至善、陳耀圻等這幫人的小跟班。當時，他們拿8毫米攝影機拍實驗電影，也撿現成物搞觀念藝術，二人就像張照堂引述James Dean所說的，「寧可讓人家噓我，也不要讓人家打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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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黃永松從新潮前衛的文青轉型，做了熱血的尋根青年後，就像張照堂說的，「一頭栽進民俗文化裡去。」或許有點像浪子回頭吧，那段輕狂歲月，當我問起，除了感念大哥哥和老師們，黃常常只一聲「哎呀，」便不再提，彷彿說這些事兒，就像年輕的自己，不正經。
事實上，不只是年輕時候，黃永松幾乎不太談他自己，談了，也是和漢聲，或者更準確地說，和文化，或者更大的「情懷」有關的事情。但他的情懷，都是從「故事」說起。比方說，他跟我們談起當年《ECHO》做「平劇」題目，拍小陸光劇團的情景——
「那是11月份，清晨四、五點，天氣很冷，一排十幾個孩子穿著破毛衣、破褲子全部倒立，挨在教室牆邊。我們拿著小望遠鏡頭，135的，拉近對焦，才發現，喲，好傢伙，他們吐出來的氣，像火車一樣，是白色的！鼻水珍珠一樣掛在鼻頭。」黃永松一手彷彿捏著小水珠，一手則忙著比劃著對焦中的攝影鏡頭，「我趕緊對焦，咚地一下落地，來不及。當時很感慨，八歲的孩子啊。撐不住，掉下來時，老師更是一個鞭子甩過來。」
不愧是漢聲的創辦人，黃永松真的很會說故事，有畫面情境，有伏筆轉折，總說得我們跟著傻笑，隨之唏噓。「然而，」黃永松頓了頓後，補上一句，「文化傳承是這樣的。」故事尾端，他更不忘提綱挈領，聽眾便像被「先生」手中的那條鞭子給抽了一下，從故事中陡然清醒，趕緊點頭稱是。
又如開放探親時，漢聲做了泉州、漳州、客家尋根專題，黃永松也帶父親去廣東梅縣，踏上先民來台200多年後未再回去的原鄉。當年，奚淞以文字側寫這段故事，我們想聽聽黃自己的版本。他卻敲打著雜誌，說，「你看，當年對岸登報代友尋親的數量有多少？這裡還只是其中的一小角！」又連說了四、五則不同老兵返鄉的故事——有的接到媽媽的電話，哭得像個孩子；有的到香港機場轉機，才發現少帶了照片，慌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有的原配改嫁，只得等她新任丈夫給二人騰出敘舊的時間，在家門前仍躊躇不已。
黃永松說這些事兒，表情百感交集，好像說的是自己的事。然而，自己的事，他還是隻字未提。
當然，黃永松不是對於創辦漢聲的自己沒點兒得意。當年《ECHO》做得好，內容扎實，設計大膽，前所未見。漢聲四君子也被俞大綱老師賞識，點名到他的文藝沙龍去，當年被指定聽課的，還有林懷民、蔣勳、施叔青等一幫文青。
不僅如此，連當時的外交官陸以正知道《ECHO》辦得有聲有色，也把黃永松介紹給中影的總經理龔弘，他還因此幫白景瑞導演的《白屋之戀》做美術設計。他笑說，「電影我沒看，但那棟屋子根本就是把辦公室的東西搬過去！」他又說，「我原來就在中影工作過，老被片場的人看成吊兒啷噹的小癟三！」那一回，他可是備受禮遇，神氣得很，「坐總經理的轎車到片場，下了車，我走在總經理後邊，白導演的前面！」
故事說完，他又加上一句，「你瞧！事情就是要這麼做的，做對事情，做好事情，就會為自己打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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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漢聲》雜誌中文版創刊，同年《中國童玩》發行。1984與1987年，分別出版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漢聲小百科》、《漢聲小小百科》，開始做兒童教育。1988年，漢聲首次踏上對岸，看見豐富的民間文化，矢志打造「中華傳統文化基因庫」。1991與1995年，陸續協助北京清華大學與南京東南大學開辦鄉土建築與民間藝術研究所。2003年，漢聲的北京分部正式成立。
事實上，黃永松30歲過後人生的大事紀，幾乎跟漢聲上述的年表重合一起，再難分離。於空間上的移動軌跡亦然，他的人不是在民間文化的藏身之處，就是在往民間文化藏身之處的路上。
幾十年各處奔波，也見證人事的變換。黃永松猶記剛到對岸時，文化大革命才結束不久，他說，當時連北京、上海這等大都市，舉目所及，都有人露宿草蓆，晚上七點飯桌上都是凳子，沒有菜。又說「剛去時，從浙江開車上北京，還要半天時間。」30年過去，他驚奇，「現在搭上車，只要半個小時，喔，不用！20分鐘，20分鐘就到了！」
至於台北呢？漢聲的資深編輯劉鎮豪在製作《漢聲小小百科》時加入編輯群，當時員工上百人，小豪形容漢聲的辦公室「像是螞蟻窩！一間一間既分工，又通通串在一起。」黃永松則說，「像眷村！是這樣一間一間打通過去的，是活態的。不像蘋果，還要特地蓋個大圓樓！」如今，總部附近的小吃攤已經營到第三代，牌匾上提的，雖仍是時任市長的馬英九頒的「漢聲巷」此名，卻名不副實地，只剩書店及其上的辦公室一方而已。
「附近的老住戶沒幾個了，好多都走了，」黃永松說；當年一同起誓終生做「文化僕人」的老夥伴，吳美雲、姚孟嘉也走了，奚淞退休，漢聲四君子中只剩他一人守著文化，守著漢聲。
漢聲四君子，左起：姚孟嘉、奚淞、黃永松、吳美雲。圖片來源：漢聲出版社提供。
然而有些原則不會變，也不能變。當出版業和媒體越來越講究時效，精算成本與產能，漢聲卻反其道而行，為實證考據生物構造和動態，親自養大閘蟹與水八仙；為搶救文化，認購老染坊的千條夾纈；為深耕一個專題，費時八、九年歲月也不覺可惜。
畢竟，民間文化豐碩龐鉅，在歷史長河中，八、九年也只是取一瓢飲。個人，更是滄海一粟而已，黃永松常說，「我這個人比較宏觀。」也難怪他總不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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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灣本土化風潮盛行，出版業沒落，漢聲銷量在21世紀初直線下滑，大幅裁員。如今在網路上搜尋漢聲和黃永松，中國的相關報導還很多，台灣近年雖有幾則專文，多聚焦在攝影、裝幀、編採工夫，追認其於70年代的開創性，卻少有媒體報導「中華傳統文化基因庫」及其出版新訊。
連小豪也這麼說，「最近在台灣談中華文化嘛，是政治不正確了！」言談至此，只見黃永松的眉頭從徐緩到驟起褶皺，他側身過去，不再慈愛地盯著我們的眼睛，「這麼好的東西卻不要！儘管不要好了，別人會要！」越說越怒氣難遏，更狠狠地啐了一句，「呆子嘛，這是！」
這回的鞭子抽得兇猛，卻像是抽在他自個兒心肉上，痛得緊。
訪問中途，黃永松曾說，「文化是人的總和，大陸幅員遼闊，人口多，所以文化的總和必然比台灣大一些。」他說，「所以，我們要把對岸土地上豐厚的營養，帶回來給寶島的人民使用。」但是，他所始料未及的，恐怕是那番熱忱，那份情懷，有一天卻顯得不合時宜。
漢聲努力追趕民間文化消逝的速率，自個兒的技藝竟也面臨失傳的危機。黃永松和老編輯們空懷一身絕技，累積一座龐大的文化寶庫，無私地想給誰傾囊相授，卻不知給誰說去。說了，又有誰認真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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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新科技和網路文化頻頻展開逆襲，不得不學。趁著大夥兒吃飯空檔，小豪跟黃永松解釋怎麼於不同平台上使用維信帳戶，黃永松說自己笨，這種事情怎麼也弄不會。我問他覺得兩岸年輕人有什麼差異沒有？「現在沒有了，」他說，「我們宅男宅女，他們也宅男宅女。」
走過近半世紀歲月，漢聲也從摸索選題的年輕小伙子，成了個文化底蘊豐沛的智者。如今，它扮演的角色更像座智庫，跟其他單位或特定城市合作，提供研究成果與企劃能力，如2007年於慈城開始的「天工之城」計畫，又如最近在松陽的千人計畫。
黃永松的文化大夢，是進一步把書頁的內容，在城市村落空間裡活體化。邀請資深民藝人士復刻產業鏈，現地製作教學，讓新一代的創意產業也進駐，促成世代接軌，讓文化不僅存在紙頁上，更回到民間的土壤裡。
「書做完的時候，我們做個展覽室，」黃永松吃飯速度特快，好像不肯給擔擱了正事兒，他邊挾起便當裡的炸蝦塞到嘴裡，邊吩咐小豪，「我們來做個觀念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的大展覽！很瀟灑、很潑辣地處理！」他說，「不要搞那種千篇一律的，煩死了！」
聽黃永松提起觀念藝術、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那個語氣飛揚，神色叛逆，才發現半世紀前上山的文青，疊影在眼前這位布衣鶴髮，語氣慈祥的先生身上，原來不曾離去。眼前擱的茶早涼了，卻聽見他的語氣仍熱呼呼的，帶著笑意，朝我們殷切問詢，「還想知道點兒什麼沒有？」
茶涼了，可以再沏。先生卻沒時間心寒，文化的藥，不能不繼續熬下去。他知道，有些事再不做，沒有傳人，就通通都沒有了。
漢聲雜誌 1978-2014 年封面。圖片來源：漢聲雜誌提供。
還想知道點兒什麼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