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日本人一大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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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日本人一大缺点

2016-02-26 萧西之水 萧西之水 萧西之水

萧西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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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不祥事件

1936年2月26日子夜，皑皑白雪覆盖东京。

 

睡梦之间，1483名日本军人突然“决起”，分兵7路，横冲直撞，同时袭击日本首相官邸、东京警视厅以及数名国家要员的私宅，最终内大臣斋藤实、大藏（财务）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当场身亡，首相秘书松尾传藏被当做首相冈田启介本人而处决，侍从长铃木贯太郎（1945年停战首相）身受重伤。

1989年日本电影《226》，全景再现了1936年2月26日凌晨“帝都不祥事件”

政变能做到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取得阶段性成功，这准备工作着实到位，然而奇怪的是，明明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起事军官却齐刷刷没有什么进一步动作。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处决原本名单列有的各种，甚至遵照“军人传统”，不对天皇加以逼迫。

但这么一来，主动权就完全交给陆军高层，剩下时间也基本上都是在原地等待高层回应。这一等，就给高层以思考反扑之机，日本军部很快在27日凌晨宣布戒严，又在28日晚下达武力镇压命令，29日早上开始，全体官兵便作鸟兽散，主谋者野中四郎别无他路，举枪自尽；重要人物安藤辉三曾试图自尽而未遂，最终与其他16人一起被判死刑。

“崛起”之后的日本军人，左前为起事将校丹生诚忠（步兵第1联队中尉），后被判处死刑

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变却以一种诡异方式划上句号，不得不说是历史吊诡。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些军官的脑子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回路？

混乱的上进心

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昭和第一个十年（1926-1936）无疑纷繁复杂，旧有的萨摩、长州藩阀势力消退却又没退干净，中生代政党势力互相拆台，新生的军部少壮派又是一片乱局。上不能制下，下可以克上，部门界限愈发模糊，不同事件里每个人选择都有所不同，虽然可以大体上分处派系，但实际上却是一人一个派。

不过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还是有一条绳子可以抓住：下层军官的上进心。

所谓上进心，就是想当官；想当官，就要搏出位。

不禁让人想到这样一个事：1931年3月，当陆军激进团体“樱会”组织的政变活动因被发现而成为“未遂”之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通过把一个高层军人顶上首相之位，进而拿到“定策”之功。

1930年11月起，桥本欣五郎组织陆军激进团体“樱会”准备在1931年3月发动政变，颠覆政党政府，建立以陆军军人宇垣一成为中心的新政府。后来事情败露，参与将校却均未受处罚，桥本欣五郎日后组建大日本青年党，成为右翼重镇。

这起未遂政变为日本1930年代一系列暗杀、政变运动开创先河，此后“樱会”又在1931年10月发动一次未遂的十月事件；又一次失败之后，“樱会”逐渐走向解体，进而与民间右翼势力结合，发动了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与“五一五”事件，杀死了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与首相犬养毅。

除去“樱会”分裂之外，陆军少壮派内部也分裂为“皇道派”与“统制派”两部分，以小畑敏四郎为中心、倡导直接与苏联决战的“北进论”者意在重构国家形态，消灭碍事的官僚；以永田铁山为中心、倡导先与中国作战再与苏联决战的“南进论”者意在架空内阁，以军权控制民政，进而发动国民总动员。

理念分歧转为派系斗争，两派互为掣肘，中下层军官受到1931-32年政变的影响，逐渐变得激进。1934年11月，陆军士官学校的“皇道派”将校矶部浅一、村中孝次意图发动政变未遂，但也并没有受到处罚；终于在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举刀刺死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派系矛盾达到高点，青年将校搏出位的举动也一步步无法阻止。

二二六事变，也是如此。

矶部浅一（1905-1937），皇道派激进主义军官，1934年十一月政变未遂事件中曾经被捕，后无罪释放，1935年末开始筹备更大规模的政变计划。

从1935年9月开始，谋划者之一矶部浅一就走访了很多高级军官，要求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想法搞军队内部改革。不仅是川岛义之、山下奉文在言语中有所支持，这些青年军官最为拥戴的重要人物真崎甚三郎甚至答应自掏腰包，提供500日元（相当于现在35万日元）直接资助。

这就让他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只要自己做了政变，剩下的事情，会有人替我们解决。

真的么？

决起

现在总结“二二六事变”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忧国忧民说”，认为青年军官多出自贫苦家庭，由于不满当时经济发展停滞且贫富差距悬殊而“决起”；第二种采用陆军“皇道派”（主张排除官僚、天皇亲政）与“统制派”（主张军部架空内阁统治国家）之间的派系争斗理论，认为事件是两派矛盾导致的一场暴乱。

无论哪一种，都会提到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西田税等人对青年军官的煽动。1923年北一辉写就《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意求以国家主义重建日本；而随着因故免官的西田税成为弟子，法西斯主义思潮进一步蔓延到军队青年军官之中，为后来一连串“国家改造”行动带来了理论指导。

北一辉（左）与西田税（右）

不过在事变参与者里，虽然矶部浅一、村中孝次等人与西田税交往颇深，但“二二六事变”的核心组织者野中四郎却并未有所来往。

野中四郎（1903-1936）：冈山县人，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毕业）。热心职务，对派阀斗争并不热衷，然而却成为二二六事件的重要发起人。野中四郎妻子通过媒体对全国人民致歉，这在所有二二六事变参与人家属中绝无仅有。

针对这一点，西田税本人都不免感叹：“我与野中大尉素未谋面，他竟能有如此强硬的决心，实在惊讶不已。”

事实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北一辉、西田税虽然依旧是日本民间右翼重镇，但由于西田税脱离军界日久，出身又是比较不起眼的鸟取县，影响愈发难以渗透。据二二六事变参与者柴有时大尉会议，很多参与者并不是所谓“西田派”。

那他们究竟因为什么“决起”呢？

 

《决起趣意书》主旨：
回顾日本“辉煌”历史，指责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为了私利私欲而让国家国民陷于苦难，是破坏国体（君主国）的元凶，必须诛杀破坏国体的“不义”之臣。

应该说，青年军官闹事不单纯是忧国忧民。他们表面上反对“破坏国体”，实际上却是想打倒高官巨贾，进而让高层政治重新洗牌，以出现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局面，方便自己“为国效力”。

 

纵观“二二六事变”起兵的青年军官，无论出身何方，家境如何，都有一个相似的状态，那就是年龄大体超过了考取陆军大学校的限制。进不了陆军大学校，就无法进入高级军官阶层，未来也就没有保障。平均军饷本来就要低于当时的银行职员，如果这些心高气傲又自认精英的军人再没了前途，日子真是难以熬下去。

 

更重要的是，由于1931-35年各种国家颠覆行动过于激进，陆军士官学校的新生逐步出现厌烦情绪，1920年代陆军新生那种蓬勃的革新思想逐步消散，日后再想培养殊为难事，这就使得野中四郎等青年军官倍加紧张。再这么下去，不但熬学历熬资历不行，就连反抗也没有能力了。

“

我已不知是愚是狂，只能一路奔腾至终。

举兵之前7日，2月19日，野中四郎给家人留好遗书，对于学识平庸、能力平庸的他，这可能是一辈子唯一一次闪光了。

可问题在于，既然要“决起”，那你们究竟想要怎么样呢？希望这个国家如何改变呢？

2月26日暗杀刚过，早上6点办，起事军官香田清贞来到陆相官邸，朗读了一份补充声明，大体提出了这些要求：

“

1. 承认现在是需要对外下达‘勇断’之时；
   
2. 避免皇军互相攻击；
3. 统制全部宪兵，统一下达指挥；
4. 严令警备司令官与近卫师团长、第一师团长（均驻守东京）不能有任何过失；
5. 起诉南次郎、宇垣一成、小矶国昭、建川美次等高级军官，罢免林铣十郎（都是统制派）、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
6. 立刻听仰天皇裁断。

很明显，这些擅长搞起义、搞破坏的人，却没有什么能力对国家政策有什么建议，建议里除了一些没头没脑的条目，就是打击异己。

“日本人一大缺点”

 

“

日本人一大缺点，便是仅仅执着于‘根本问题’。

语出自报纸《东洋经济》在1936年4月25日的社论，作者是总编石桥湛山，战后曾一度出任日本首相。文章写于“二二六事变”之后不到2个月，东京仍然人心惶惶，石桥湛山这篇文章想必也是应景。

“

‘根本病’患者有两大症状：第一是认为只要不改‘根本’，做什么都没用，可做的事情明明堆积如山，他们眼里却永远局限在一个‘根本问题’里；第二是其改革设想只有打倒或者强改现行机构，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在那个时代，有一首《昭和维新之歌》很为流行，也为“二二六事变”参与部队所传唱，作词者正是1932年“五一五事件”犯人、海军军人三上卓。里面这样唱到：

●

青年日本之歌

●

（第二段）“政治家在上位狂傲，却无诚为国家忧虑；财阀以财富骄傲，却无心为社稷思量。”

 

在青年军官眼里，国家治理与各种政策制定是否称职，被简单化为有没有无“诚”与“心”这样简单的“根本问题”。身为青年人，又没有接受过军事以外的知识培训，走向极简化、概念化乃至立场化或许难以避免，但由于自身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的事变也变得更加混乱。

 

由于事变发生突然，且震动实在太大，连昭和天皇本人都震怒不已，甚至表示

“

“如果你们有所迟疑，我就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前去镇压！

强硬表态之下，高层军官舆论导向自然也就定了下来，杉山元、东条英机等统制派巨头利用这种优势完成了自身的派系清洗构想。

告下士官兵：
现在归还原部队仍不为迟；抵抗者全部论以逆贼射杀；你们的父亲兄弟全部会成为国贼，都在哭泣呢！

事变结束之后，真崎甚三郎等4名皇道派高官编入预备役，彻底失去了角逐军界的能力；而继任首相的广田弘毅则全盘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日本也正式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如果说这起关键事件给每个人带来什么启示，或许就是石桥湛山在那篇文章最后的建议：

“

不要忘记…着眼于根本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要引导国民一步步渐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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