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愛沙尼亞篇
Fred chiu
波羅的海：愛沙尼亞篇波羅的海：愛沙尼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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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2017年刊出的《獨立路上：從前蘇聯省思香港未來》，考慮到現時香港社會狀況和大眾對波羅的海歷史的興趣，與出版社討論後，本文未來兩個月免費在此公開。如欲之後繼續閱讀，或想閱讀本書的其他章節，可到書店購買實體書或在網上購買電子書。
香港人，加油。
過羅湖橋
一大早，我就到達聖彼得堡的波羅的海總站等巴士到塔林，愛沙尼亞的首都。東歐一帶的長途巴士都十分發達，座位十分舒適，而且每個座位有電視屏幕播自選電影，又有電源接口給手提電腦充電，還有無線上網，車費也不貴。
聖彼得堡和塔林之間沒有高速公路，走的都是鄉間小路。我看著窗外的農田和小屋，遙想過去一百年來有什麼軍隊以怎樣的心情走過這條路。愛沙尼亞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個獨立的國家，獨立戰爭期間愛沙尼亞曾經此進軍聖彼得堡。到了一九四○年，蘇聯和德國按其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當中的密約條款瓜分東歐，蘇聯強行吞併了波羅的海三國，紅軍就是從這兒開過去的。一年後，納粹進攻蘇聯，這條路上又有德軍反方向開往當時的列寧格勒。然後納粹德國兵敗如山倒，紅軍又再一次經這兒開進愛沙尼亞，一待就待到九十年代愛沙尼亞獨立之後才撤走。看慣政權逆轉，士兵們來來回回，我想這兒的居民對國土的觀念應該會很不一樣。
網上買票時說的行程是六小時，我想路況再差也不用走這麼久吧。原來巴士公司預留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過境。俄羅斯和愛沙尼亞的邊境就在一條河上，司機先在河的東邊把我們放下，讓我們完成俄羅斯的出境手續。檢查站建在一座用木板和金屬搭成的房子裡面，樣子十分殘舊。邊檢官員的櫃檯和在聖彼得堡機場一樣，又是一個封閉的包廂，排隊時看不到官員的模樣。我們弄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後才重新上車，然後開車過河到愛沙尼亞。
一過河，感覺就不一樣了。那是深圳羅湖和香港羅湖的差距。不用再想了。獨立好嗎？獨立好！獨立當然好！獨立有什麼不好？這差距太明顯，我立即感受到愛沙尼亞和俄羅斯在獨立後肯定是走了兩條不一樣的路。如果愛沙尼亞沒有獨立的話，就沒有這條邊界，兩地也不會有所分別。
愛沙尼亞這邊的入境大廳其實只是個不到一千呎的小空間，我們全車不到六十人一進來就佔滿了。但這個地方感覺就和十分鐘前的俄羅斯不一樣。這兒的裝修光鮮亮麗，半點前蘇聯的味道你也嗅不到。我得說明入境櫃位的防衛程度比俄羅斯的邊檢其實還要高，櫃位還有部指紋機，看護照後要推一度門才能過去，門開關時都有很大的聲響，名副其實的真正是「進國門」─不，該說是進「歐門」才對，這個可是申根公約的邊境，一進去就直到葡萄牙也沒有邊界了。不過這度歐洲之門沒有給人守衛森嚴的感覺，可能是因為它和入境官員的櫃位都蓋上木質外觀，看起來就像是在逛宜家（IKEA）的樣子，明明就是一道門，卻不致過於排拒。噢，對了，宜家就是北歐牌子啊。說回頭，我當然沒有傻得因為裝修材料的選擇就決定這是個美好國度，特別是「堡壘歐洲」的說法現在越來越流行，不少人都誤以為只要這條邊界守得好的話歐洲就會安全，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巴士離開了邊檢站，穿過了愛沙尼亞邊境的一個小鎮。鎮上的建築大多是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住宅建築，有點像在中國大陸見到的那些工人新村，都是很功能性大規模建造出來安置居民的。但和在聖彼得堡近郊見到的那些不一樣，這兒的住宅大部分都明顯翻新過，不單外牆刷得又白又新，每個陽台都放了花卉或者其他的裝飾，很有生氣和生活的質感，而不是沒落鄉鎮的樣子。巴士開到靠近塔林，蓬勃發展的感覺就更為明顯，沿路都是新建的住宅大廈，設計摩登時尚，而且絕對不是為了消化產能而建出來的鬼城，都有年輕家庭入住。
翻看數據，愛沙尼亞兩萬九千美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比俄羅斯的兩萬五千美元不算多很多。但看增長率呢？在一九九五到二○一五年之間，俄羅斯的數字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六，愛沙尼亞的數字則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就好像是一匹終於爭脫韁絆的駿馬一樣一往直前。而我想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能否反映在一般人的生活當中。愛沙尼亞的全球廉潔排名是第二十三位，俄羅斯是第一百一十九位。這恐怕才是我看到的差距的源頭。
就算是下車的塔林車站，也和六小時前上車的聖彼得堡波羅的海總站太不一樣。可以看得出塔林車站的大樓也是重新修過的，站內用上大量橙和黃等暖顏色，這些都是在俄羅斯沒見過的。想一下，這地方緯度高，在冬天只有六個小時的日照時間，而且會下雪，何必還要選一些陰陰沈沈的顏色呢？回想一九八六年，黃霑寫《這是我家》的時候，用了一句「紅黃藍世界，紫青黑與雪白，叢叢獻彩色天堂」來讚頌香港夜景燈飾。當時的中國離開人人穿著藍色工裝的日子還未遠，色彩就成為一種身分認同。
被壓迫者
進入愛沙尼亞國境後的另一分別，就是路牌上的文字從俄文變成愛沙尼亞文。這分別對我來說是特別明顯的。我在香港長大，學校學的是英文，而英文用拉丁字母。愛沙尼亞文，用的也是拉丁字母，所以不懂愛沙尼亞文的我也可以認字母。而俄文呢，用的則是西里爾字母，我連認也不懂得認。讓我舉兩個遊客最留意的詞語作例子：「警察」和「餐廳」。這兩個詞的英文是“police”和“restaurant”，愛沙尼亞文是“politsei”和“restoran”，在合適場景下猜也可以把意思猜出來。來到俄文呢，就是“полиция”和“pесторан”，這下子我基本上等如是文盲了。我自問語言能力奇差，於是發明一些方法來記住這些字母，例如и就是「反轉的n」，п就當是數學符號π，ж叫做「樹」，至於д我就叫它「怪面」算了。
我選擇這樣強記西里爾字母，是因為我知道我在俄羅斯或其他使用西里爾字母的國家，只不過是一個遊客而已。到我要離開了，我就可以忘記這些字母。但對愛沙尼亞人來說，就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了。從上一章提到彼得大帝的北方戰爭開始，到一九九一年重新獨立，這近三百年內愛沙尼亞有二百多年都是受俄羅斯或蘇聯統治，俄羅斯文化入侵是個持續不斷的問題。帝俄時代推動過俄羅斯化，蘇聯時代也推動過，他們無從逃避。學校教的是俄文，流通印刷刊物用的都是俄文，要做官當幹部一定要懂得俄文，小孩子都在俄文的環境中長大，愛沙尼亞文和愛沙尼亞文化的傳承就只得靠民間的堅持。這些討論，在普教中和正體字爭議刺熱的香港，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上面說的文化改變還需要一整代人的潛移默化，更快捷的方式是大量輸入外來移民，換作香港的說法就是「人口換血」。這行動在愛沙尼亞和前蘇聯各國進行得十分徹底，一方面把大量的本地人，尤其是政要、地主和知識分子送去蘇聯邊疆流放，在四十年代曾經多次一夜之間送走數以萬計的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被送去什麼地方，也沒有時間收拾細軟，忽然就被押上開往邊疆的列車，不少人還未抵達就凍死在路上。與此同時，蘇聯又輸入大量的外來移民到波羅的海各國，當上幹部或技術官僚。畢竟蘇聯對由本地人當官還是有所戒心，「愛沙尼亞人治愛沙尼亞人」只是騙局，也就把「換血」進行到底。在二次大戰前，俄裔人口只佔波羅的海三國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然而來到八十年代時，俄裔人口已佔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里加更佔一半人口，本地人幾乎變成少數族裔。值得注意的，是《日內瓦公約》規定締約國不得把本國公民遷至佔領地定居，但在蘇聯眼中波羅的海三國是自願加入蘇聯的，從來沒有佔領這回事。
我對在波羅的海的俄國人十分感興趣，因為談獨立運動我們往往會把注意力放在本地人民的解放身上，但對於從宗主國遷來的居民呢？他們算不算是本地人？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不算？畢竟在香港人的抗議運動當中，無可避免地也夾雜了對新移民的反感。這些情緒相當流動，有時會說沒有一個新移民是無辜的，都是中共的潛在特務云云。直到本土運動出現了本身是新移民的領袖人物，又變成說價值認同才是重要，而價值認同是可以改變的。理性去想我們知道移民是政策使然，要反對得先改變政策，有所謂的「對準政權」，但在身分認同問題面前，這些聲音往往被忽視。
我在塔林舊城中心找了間民宿居住。把行李放好後，我就出發前往兩個地方：一個廣場和一個墳場。在二○○七年四月，塔林爆發了一場騷亂，原因是政府要把一座銅像從市中心附近的一個廣場移到軍人墳場去安放。這個銅像所紀念的，是二次大戰在愛沙尼亞陣亡的蘇聯士兵。來到今天，愛沙尼亞已經獨立，官方歷史當中蘇聯紅軍在二次大戰中的角色不再是愛沙尼亞的解放者，而只是另一方面的侵略者。這個銅像是否要繼續存在，就成為愛沙尼亞「本土派」的一個重要問題，更曾經有抗議者自發塗污銅像。二○○七年選舉後中間偏右政府上台，決定要移走銅像。而本來埋葬在銅像附近的紅軍遺體，除非有家屬要求送回俄羅斯，否則便連同銅像送到軍人墳場。在愛沙尼亞的俄裔人認為此舉是踐踏他們的身分認同，他們自覺淪為被壓迫者，引發了兩晚的騷亂，是愛沙尼亞重新立國後首次暴力衝突。俄羅斯傳媒也沒有放過此機會，大肆宣傳甚至扭曲事件，增加了俄羅斯人對愛沙尼亞的憎恨。當年就有民意調查顯示高達六成的俄國人視愛沙尼亞為敵人。
原來的廣場位於Tõnismägi，從舊城走過去不用十分鐘，而且離獨立廣場和佔領博物館就只有一條街的距離，難怪當地的「本土派」會覺得「篤眼篤鼻」。我走到那兒，只見一個種滿了花卉和叢木的公園，完完全全看不出曾經是一個廣場，更不要說有什麼蘇聯的紀念碑了。現場也沒有任何的告示牌訴說相關的歷史，一般遊客經過的話根本不會想到這兒曾發生過什麼事情，就是一個普通得不可能再普通的公園。我坐在公園的一角，想起那些放火翻車打碎櫥窗鬧事的場面。就算今天我們對蘇聯時代有新的理解，這樣完全地把歷史洗刷掉，合適嗎？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會否因時地而改變？或者其實所有人同時都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我帶著這些問題步行前往軍人墳場。這地方確實有點難去，和舊城區隔了一座小山，走了差不多半小時才到。軍人墳場位於軍事區，周邊都是軍營，四處的鐵絲網上都掛上“stopp”的標誌，很容易可以猜出應該是愛沙尼亞文的“stop”（止步）。我隔著鐵絲網看進去，停泊的軍車大多數都是工程車和救護車，沒有幾輛是戰車。後來我才知道愛沙尼亞的軍隊不叫軍隊，而是和日本一樣叫「自衛隊」，說明僅是為保護自己而成立，全職軍人只有六千多名。不過愛沙尼亞規定凡男性國民體力和智力正常者，都要接受八至十一個月的軍訓，這恐怕是面對強鄰的小國所無可避免的。
終於來到軍人墳場了，銅像放在一個十分顯眼的位置，前面還放了不少鮮花，證明它對不少人來說仍然十分重要。銅像造型是一個低頭的士兵，坦白說此行見過的所有蘇聯時代的紀念碑當中，這是形象最內斂的一個。可惜它出現在「錯誤的地方」，還是逃不了被移走的命運。移來這個軍人墳場倒是一個相當特別的選擇，因為這兒埋葬的士兵的來歷可是相當不同。除了紀念紅軍的銅像外，墳場內最顯眼的建築就是愛沙尼亞獨立戰爭紀念碑，所指的就是一九一八年愛沙尼亞第一次宣佈獨立時所引發的戰爭，而主要的對手就是蘇聯的紅軍。墳場本身的設立要算到一八八七年，當時的愛沙尼亞還是帝俄的一部分，士兵也就是保衛俄羅斯帝國的士兵。看墳場外的介紹，埋葬在這兒的還有當年幫助愛沙尼亞獨立的英國海軍，也有曾經在德治時期駐守的德軍。看墳墓上的名字，有用拉丁字母寫的，也有用西里爾字母寫的。當年他們各為其主，今天留在同一個地方長眠。
我後來再翻查了波羅的海各國在獨立後處理俄裔人口的做法。在各國獨立的時候，確實有一大批俄裔人離開返回俄羅斯，害怕改朝換代之後自己會反過來成為被針對和歧視的對象。這個憂慮不無道理，畢竟族群仇恨可以是一件很不理性的事情，以「糾正歷史錯誤」為名的針對打壓是有可能發生的。從具體政策來說，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在建國初期都因為公民資格問題而爭論不休。本來建議的「歸零」做法，即凡獨立一刻的永久居民即國民，受到「本土派」的反對而受阻。在他們的堅持下，後來規定凡一九四○年蘇聯吞併前的公民和他們的後代，才可自動獲得公民身分。而在此後移居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人及其子女，則要通過愛沙尼亞或拉脫維亞語文測試，以及憲法和歷史測試，才可以成功入籍。據說最初這些測試訂得十分困難，在兩地製造了大量無國籍居民，招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的批評，特別是要求七老八十的俄國移民重學語言被視為不近人情，於是測試的要求後來也有所調整。
即使如此，不少生於俄裔家庭的無國籍居民仍然對入籍考試十分反感。他們一出生就在波羅的海，一輩子也在波羅的海，不少人在獨立公投的時候也投票支持獨立，卻想不到這一票帶來的是剝奪自己往後的投票權利，也不再可以在政府機關上班。他們明明在波羅的海長大，卻要考試來證明自己屬於這個地方，無疑是一種羞辱，好像說俄語和有俄羅斯親戚的人就自然是俄羅斯間諜似的，無形中把他們推得更遠。
這是個十分值得思考的現象，除了因為這些討論和今天香港對新移民的討論十分相似之外，也在於它訴說了一個小國如何理解和建構身分認同。一方面，這些國家剛剛獨立，應有很強的意欲高舉他們的民族認同，甚至藉此機會把前宗主國甚至相關的各種文化遺留打得一文不值。與此同時，它們又很需要加入歐洲聯盟換取經濟援助和政治穩定，然而歐盟正正就是強調普世價值而不鼓勵各成員過於吹噓排他性的內向文化視野。這個歷史的巧合，為它們提供了一個調節的機會，在脫俄路上不至於走上任何一個極端。雖然如此，身分重構的過程仍然是漫長和充滿陷阱的。
小國著史
我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長大，那時候學校還有中國歷史科。或者因為這教育的影響，在我的詞彙當中凡是歷史必然是源遠流長的。而在九十年代中國意識抬頭之際，中國歷史又往往被借用為民族認同的一部分：中國值得我們自豪是因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其實在當時候我已隱隱約約的在潛意識中質疑，如果認同感是要建築在歷史的長度之上，那麼那些無論是文化史或建國史也相對短暫的小國又怎麼辦呢？反過來說，如果他們也能找到自我認同的依靠的話，我們建基於歷史長度的自豪感本質上也不是一件那麼特別的事情？由此類推，每當我聽到有些人說愛國是因為中國的壯麗山河的時候，我總會暗地反問：那些沒有山也沒有水的國家就不值得他們的國民去愛護了嗎？
紅軍銅像和軍人墳場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更宏大問題的表象：獨立過後，歷史的重新書寫必然是一個身分認同的戰場。而作為一個小國，愛沙尼亞如何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正是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問題。於是，我便開始我的博物館之旅，逐個博物館去看這兒的人如何說史。
塔林是一個中世紀古城，錄在世界文化遺產名冊，在舊城區內閒逛本身就好像是在一個博物館當中一樣。那些鳥瞰塔林古城的明信片照，美得有如夢幻中的童話故事，相對來說迪士尼樂園入口的那個假城堡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好拍照的。說起來，因為塔林距離赫爾辛基只有兩小時左右的船程，很多芬蘭人都會過來一日遊，再加上從郵輪下來的旅行團，舊城內四處見到跟著導覽員聽歷史故事的遊客，進一步加強這兒的歷史氣息。
我的第一個發現，是塔林有兩個海事博物館，而且兩個都做得十分專業。第一個海事博物館是設在舊城城牆的一座塔樓當中，展覽從維京時代說起，介紹愛沙尼亞一帶每一段歷史和海洋之間的關係。遊人在塔樓上拾級而上，首先看到的是維京人留下來的銅錢和鐵器，然後介紹的是中世紀的航海貿易，說到帝俄時期則有在愛沙尼亞出生的俄羅斯航海家環遊世界的事蹟。至於第二個海事博物館則設在城外海邊的一個舊水上飛機庫。這個飛機庫由帝俄時代開始興建，最近才改建成為博物館，裡面放置了愛沙尼亞首次獨立時海軍購置的潛艇，還可以爬進去艙內參觀。博物館又放置了各種軍用和民用船隻，可以逐一登上看個究竟。
我本來以為有兩個海事博物館只是巧合，但到了塔林市博物館我便發現當中的原因。塔林市博物館建在舊城內一間修復了的商家大宅當中。進去看第一個展覽廳，就發現這個選址的道理所在：塔林是以海上貿易起家的。在中世紀的時候，塔林是漢莎同盟（Hanseatic League） 的成員，此同盟由過百個城市組成，在十四到十五世紀時最為鼎盛，壟斷波羅的海至北歐一帶的貿易。塔林一直以來也是個港口，愛沙尼亞人要說史，就由海洋開始說起。
愛沙尼亞本身沒有很輝煌的歷史文化好說，公元一千年之前還是鐵器時代，沒有什麼漢唐風範好講。愛沙尼亞的國土也不大，只有四萬多平方公里，四分之一個廣東省左右。最高的山只有三一八米，比太平山頂還要矮，別要說什麼雄觀壯麗的錦繡河山了。但原來，這些都不重要。一個地方的歷史和認同，不一定要來自本身有什麼東西，也可以來自這地方如何與世界連結。而說到連結，他們不要背靠俄羅斯，他們要面向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宏觀視野可能比那些內向和本質化的認同更經得起考驗。我是個地理人，這種以關係為起點的地方觀念理論可不是我首創的，倫敦大學的梅西教授寫過很多這方面的好文章，只是沒想到在塔林市博物館當中找到知音。
從這兒出發，再看愛沙尼亞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就看出了一條小國著史的脈絡出來。歷史博物館有兩個展館，一個位於舊城內的舊商會會所，另一個則在城外海邊的一座莊園大屋。舊商會會所的展館比較細小，但它的常設展倒是很精準的道出了一套立足於愛沙尼亞的歷史觀。常設展的主題叫「存活的精神」（Spirit of Survival）─不求雄圖萬象，能活下來就是勝利，開宗明義站在夾縫看世界。展覽以一系列的問題來總括愛沙尼亞的歷史，例如「愛沙尼亞有過多少個統治者」的展廂，就列明在過去八百年的歷史當中，愛沙尼亞有過超過十個外來的統治者，獨立自主的時間只有四十年，其餘時間由丹麥皇室、德國武士、瑞典王國，以及前蘇聯等外來政權佔領。另一個展廂則問了一條很奇怪的問題「愛沙尼亞人快樂嗎」，而答案也十分奇特：「愛沙尼亞人是歐洲最不快樂的人之一。這可能是因為北歐的天氣和數個世紀的外來統治」。解說詞再列舉了一系列蘇聯時代的悲慘歷史，然後加上一句「這是為何愛沙尼亞人會很務實的說：能活下來就是快樂」。我未曾見過有國家是這樣介紹自己的歷史的。
從舊商會會所出來，我再走到位於城外海邊的展館，看看那邊會否有更詳細的介紹。走到莊園大門，發現四處都是工地，建築工人在忙碌工作。原來為了趕及二○一八年愛沙尼亞首次立國一百週年，整個博物館都在重修。對啊，既然要重新寫歷史，那博物館當然也要重新修一遍。還好莊園的馬廄已經整修完畢，有一個特備展覽在進行，我不至於白來一趟。特備展覽的題目是「城堡和走卒：德國佔領的愛沙尼亞 一九四一｜一九四四」，單看這個題目便再一次看到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歷史視野。在蘇聯的正史當中，二次大戰的歐洲東面戰場被稱為偉大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而當中要愛護要保衛的祖國，自然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聯盟了。問題是在愛沙尼亞獨立之後，這兒的正史是把蘇聯對愛沙尼亞的管治視之為數十年的非法佔領，原來的獨立地位是在二戰前被蘇聯所強行奪取的。那麼二次大戰的歷史，則明顯不能再視之為「偉大」的「衛國」。相反，二次大戰應被理解為希特拉和史太林兩個草菅人命的大壞蛋在打仗，無數的平民百姓被犧牲，愛沙尼亞人成為他們棋盤上隨時可以放棄的士卒，也就是特備展覽題目的來由。
展覽花了不少篇幅提到愛沙尼亞人如何在兩個強國之間失去自主。先是蘇聯以保護愛沙尼亞的名義在一九四○年強行吞併了愛沙尼亞，立即推行各種公有制改革，為民生帶來巨大的破壞。一年後愛沙尼亞又落入納粹德國的手中，最初當地人還歡迎德軍趕走了紅軍，不過很快便發現表錯情。到了戰爭中期，德蘇雙方都有徵召愛沙尼亞人為己方服務，展館展示了一系列當時愛沙尼亞人穿著交戰雙方不同階級的制服，戰場上常見兄弟被迫對抗相殘。不過原來也有一些人拒絕為任何一個壞蛋服務，數以千計的愛沙尼亞人渡海前往芬蘭避難，並且加入了芬蘭軍隊。到了戰情逆轉德軍開始撤退時，他們又重回愛沙尼亞和紅軍對抗，意圖把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愛沙尼亞獨立戰爭再演一次。只可惜這次他們沒有成功，此地在二戰後重新落入蘇聯手上。
經歷過一九四○年的慘痛教訓，愛沙尼亞人當然沒有夾道歡迎紅軍的回來。除了加入游擊隊繼續反抗之外，也有不少人選擇再次渡海逃亡芬蘭，並轉折前往歐美各地，成為愛沙尼亞僑民，日後越洋推動愛沙尼亞民主。紅軍重奪塔林時曾經派出戰機轟炸舊城區，五百多名平民被殺。轟炸的遺址現在變成一個公園，上面還有紀念碑說明蘇聯當局在往後五十年一直否認該次轟炸是紅軍所為。所以說，世上總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說起二次大戰，香港的二戰史何嘗不也充滿各種含混不清的說法。民間流傳當年英軍消極備戰，中國的官方歷史則批評國民黨沒有趁機奪回香港，這些說法在本地史學家面前都站不住腳。在我成長的時候還會聽到加拿大軍隊協防的故事，現在要說二戰的都去說東江縱隊，就連香港重光紀念日也不再慶祝，公眾假期也取消了。還好尚有本地史學家在努力保存這段歷史，早前就聽過一個關於日本特務和香港黑幫的二戰研究，相當有趣。
二戰展覽以愛沙尼亞重新獨立後首任總統 Lennart Meri 的一句話作結：「愛沙尼亞是一個小國。我們大多數人都有親戚死在西伯利亞，有親戚在二戰時為德國賣命而陣亡，也有親戚在二戰時為蘇聯賣命而陣亡；有親戚曾經是共產黨員，也有親戚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跑到西方。所謂共產主義比納粹主義要好，或者反過來說，對這些愛沙尼亞人來說是沒有分別的。」由這位前總統說這句話特別深刻，因為在競選期間他自己也被指控和KGB有關，然而在數十年的蘇聯統治之後，試問有誰是「身家清白」的呢？
歌唱革命
儘管我們往往追求革命的純潔，革命的現實總是混亂的。愛沙尼亞要重寫過去數十到數百年的歷史已經這麼困難，那麼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這段反抗蘇聯的抗爭史，又該如何書寫呢？我此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前蘇聯各國的獨立運動何以成功。而在眾多例子當中，又以愛沙尼亞的過程流血最少，重新立國後的發展最為穩健。我既然來到這兒，得到歷史現場去看。於是我從市中心坐巴士到城外的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去。
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建在一個小山坡上，下面是一個大形天幕，而另一面則是向上傾斜的大片草地，看起來和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個足球場加起來差不多大小。朋友知道我去塔林，就提醒我一定要去塔林歌唱節的場地，因為那兒是愛沙尼亞的革命之源。顧名思義，這個地方是用來搞演唱會的。但這兒的演唱會卻和愛沙尼亞的身分認同不可分割。
說到唱歌和抗爭，香港人曾經很善於借用流行音樂來為抗爭打氣，《海闊天空》原為公認的抗爭歌曲。然而到了今天的香港，在集會中唱歌已常常被批為「卡拉OK社運」，很多人會覺得唱歌不是真正的抗爭，首句歌詞「今天我……」也變成了貶義詞。我猜想，如果我和愛沙尼亞人討論香港的這個轉變，他們大概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抗爭運動，正正就是叫作「歌唱革命」。對，唱歌也有意義，唱歌更可以是革命。
這兒得從十九世紀末的愛沙尼亞民族覺醒運動開始說起。十九世紀歐洲各地興起民族主義，而這思潮也傳到當時由帝俄統治的愛沙尼亞。帝俄在十九世紀末推行俄羅斯化，但哪裡有打壓哪裡就有抗爭，當地人開始意識到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文化，而且不去主動維護的話就會被宗主國所同化，促使了民族覺醒運動的興起。一八六九年舉辦的第一屆愛沙尼亞歌唱節成為民族覺醒的載體，道理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可以由許冠傑和黃霑的廣東歌開始說起差不多。這第一次的民族覺醒運動，促成了愛沙尼亞在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獨立。
雖然後來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但是歌唱節還是每隔幾年一直辦下去，每次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蘇聯也知道文化自主的可怕，於是規定歌唱節不可以唱愛沙尼亞語而要唱俄語歌曲，而且要以歌頌偉大共產革命之類的內容為主。但人們歌唱的熱情是不能禁絕的，其中最著名的歌曲“Mu isamaa on minu arm”（我的祖國是我的愛），在一九四七年的歌唱節繞過審查公開演出，成為愛沙尼亞的非正式國歌。可想像，這首歌之後被打成禁歌。到了一九六九年，也就是歌唱節一百週年，程序表雖然沒有這首歌，活動本來要終結了，萬名參加者卻自發在台下清唱，唱完一次又一次。在禁無可禁之下，當局讓歌曲作者上台指揮，把這首歌唱完。歌曲也成為每次歌唱節的最後一首歌，不唱大家就不肯散場。愛沙尼亞的身分，如是者被保留下來。
時間來到一九八○年代，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共推行改革開放，挽救之前一直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改革的其中一個重點正是言論鬆綁，而愛沙尼亞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重新審視他們的歷史，包括之前說過導致愛沙尼亞首次獨立終結的德蘇密約。蘇聯的官方立場從來是不承認密約存在，愛沙尼亞是自願加入蘇聯的。對密約的重新發現，成為第二次愛沙尼亞民族覺醒的起點。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在塔林一次歌頌愛沙尼亞認同的音樂會後，參與者自發走到歌唱節的場地繼續自己唱，結果聚集了十萬人。一晚又一晚，自己來這兒唱歌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唱的都是愛沙尼亞自己的歌：「我是愛沙尼亞人，未來也是，正如我本來就是」（Eestlane olen ja eestlaseks jään, kui mind eestlaseks loodi）。他們從唱歌開始，漸漸變成唱自由，然後再變成講自由，唱歌活動演變成政治集會。就在這歌唱晚會中，一名青年人騎著鐵騎，車上綁上了愛沙尼亞被蘇聯吞併前的藍黑白舊國旗，駛進會場內繞圈。如是者，大家都把過去數十年收藏起來的被禁旗幟拿出來，讓藍黑白三色在人群中飄揚，「歌唱革命」也就開始了。
要進一步認識「歌唱革命」，我來到塔林舊城旁邊的佔領博物館和人民陣線博物館。這兩個博物館都是為了紀念愛沙尼亞被蘇聯佔領的歲月，以及「歌唱革命」的歷史而建立的。佔領博物館位於舊城附近，是一座獨立建築，四邊都是落地玻璃，寓意歷史要看得見陽光。走進佔領博物館，聲音導賞一開始便說「這不是一個完美的博物館」，例如他們本來想放一架火車車架進來，去展示愛沙尼亞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承認這個故事不容易說清，因為在蘇聯的管治下人人為了掙扎求存，都學會了雙重思想。而且當你不欺壓別人就會被人欺壓的時候，也不易說清到底誰才是欺壓者。而在尋求獨立的過程裡誰是英雄、誰是叛徒，在歷史洪流當中也沒有簡單直接的答案。所以博物館選擇盡可能以一個中立的角度去策展，拒絕煽情的表達，盡量提供不同的角度，還原歷史的全貌。
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是由相對溫和的文化和環境保育運動開始的。藉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愛沙尼亞人開始勇於質疑政府，例如在一九八七年組織了反對開採磷礦的抗爭，當中保護環境的追求成為保護國土意識的啟蒙。比香港人的反高鐵、反三跑和反新界東北幸運，他們成功迫停了蘇聯當局的開礦計劃。也正如香港近年的本土運動可追溯到保護利東街和天星與皇后碼頭的抗爭，愛沙尼亞人同樣在一九八七年成立了「歷史傳承學會」，以討論本地文化為掩護，質疑蘇聯管治對當地文化承傳的威脅。而在這段時間，也越來越多人走出來要求蘇聯承認德蘇密約，並要求蘇聯就史太林年代流放愛沙尼亞人到西伯利亞的暴行道歉等。
來到一九八八年，事情開始起實質的變化。社會學者Edgar Savisaar在一個直播電視節目中提議成立「愛沙尼亞支持改造人民陣線」（Rahvarinne Perestroika Toetuseks），表面上是要支持蘇聯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則是要聯合各萌芽中的反對力量，為愛沙尼亞尋求出路。人民陣線博物館對這段過程談得比較多。博物館位於獨立廣場前，相當顯眼，不過地方不大，以文字和圖片介紹為主。
初時人民陣線的策略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一方面主張愛沙尼亞的主權，同時又願意和蘇聯維持鬆散的邦聯關係。他們的一些早期活動，在今天的香港抗爭者看來肯定是嚴重地「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例如當時在建的國立圖書館要鋪設一條二千五百米的電纜，工程遲遲未能完成，於是人民陣線就號召了數以千計的民眾來到工地齊齊掘地，一晚之內把工程完成了。這看起來好像和爭取自主不太相關，但「自己電纜自己鋪」對於很多希望親力親為表達本土情感的人來說，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想起二○一二年夏天，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走到海灘清潔因為颱風而散入海中再沖上岸的膠粒，這後面不可能只是一場環保活動，對參與者來說也肯定是一次對土地情感的表達。
人民陣線在往後的一年花了不少時間搞「商討日」和選舉組織代表，以確定他們代表大多數人的地位。我得說明當時除了人民陣線之外還有不同的勢力在活動。一方面，有俄裔組織呼籲要團結，家和萬事興，攻擊抗爭者是賣國賊。另一方面，也有抗爭者不滿人民陣線不夠激進，另行成立「愛沙尼亞民族獨立黨」，直接以「愛獨」作為政綱。在一場反抗運動當中，總會有人走得比較前，有人走得比較後，全世界都一樣。
人民陣線的代表作，是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波羅的海三國的抗爭者藉德俄密約簽署五十週年的日子，發動三國人民手牽手人鏈衛國的壯舉。二百萬人的人鏈從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開始，經過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一直延伸到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全長六百多公里，場面極為震撼。這完全是一場和平示威，二百萬人的人鏈完成後便和平散去，沒有衝擊什麼政府設施，「影完張大合照便散水」，卻是整場獨立運動最標誌性的一幕。人民陣線博物館內放置了一台當時接送參與者的小客車，看樣子竟然有點像大眾車廠的「嬉皮士車」。車內放了一台電視播放紀念該活動的音樂錄影帶，歌曲的名字叫《醒覺吧波羅的海》，分別由愛沙尼亞語、拉脫維亞語和立陶宛語唱出，旋律十分易記，我發現自己往後整個月都無緣無故哼著這歌。
與此同時，獨立黨和其他激進組織繞過體制上的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展其重新建國行動，成立「愛沙尼亞公民委員會」，登記「愛沙尼亞國民」。短短數個月之間，在百多萬的人口當中，有八十萬人登記成為「國民」，再自行選舉其「愛沙尼亞國會」。在「佔領博物館」可找到很多當時由不同團體印刷的革命刊物，很有時代洪流浩浩蕩蕩的感覺。
愛沙尼亞的幸運之處，在於建制本身的快速轉向。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政策本意是要對抗官僚系統對改革的抗拒，卻成為波羅的海各國推動獨立的契機。在上述各個組織的壓力之下，當時的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和蘇聯當局越走越遠，通過各種「挑戰中央底線」的決議，包括經濟獨立、重訂愛沙尼亞語為官方語言、蘇聯法令需經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通過方得於當地實施、確立愛沙尼亞的「主權」、廢除「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號，以及重用舊國號、國旗和國徽。
身為一個香港人，我對這段歷史是感到很難理解的。在我的想像中，一個地方政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傀儡政權，怎可能做出和中央對著幹的各種決議呢？在人民陣線博物館，我向當值的職員提出了我的疑問。他大約三、四十歲，一頭電曲了的紅髮，帶著個圓形膠框眼鏡，一看就是書呆子的那種人，我猜他可以幫我解答這問題。他會一點英語，但卻好像無法明白我的問題。在他眼中，建制的讓步似是理所當然的。他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說起，然後以「時代巨輪」來總結。同樣的問題，我在佔領博物館也問了一次。當值的是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百分百的陽光男孩，獨立時他還未出生。他也不完全明白我的問題，雖然他的英文說得很好，我更覺得他不覺得我的問題是一個問題。他給我的答案是：「我不覺得那些議員真的全都支持愛沙尼亞的主權，只是歷史的進程開始了，誰也擋不住」。
我無法否定他倆的說法，但我總覺得世事應該有多一點的解釋的。我唯有坐在佔領博物館的最後一個展覽廳，慢慢看完有關「歌唱革命」的介紹影片，從博物館的官方說法找答案。影片最後一段找來了一位當地的歷史學者作總結，他的說法和書呆子與陽光男孩的說法都不一樣。他說，愛沙尼亞成功獨立的原因可歸納為二字：「幸運」。我的天啊，我飛了差不多八千公里來到這兒，滿懷希望的想把波羅的海的經驗帶回香港分享，好讓無論對獨立採取何種立場的朋友也可以有充實一點的討論理據。誰知道愛沙尼亞佔領博物館給我的答案，既非讚頌抗爭人民的不屈不撓，也非崇拜領袖的智勇雙全，也沒有把愛沙尼亞的獨立視之為「歷史和正義的必然選擇」，而是以「幸運」二字總結之，是否有點反高潮呢？這個「經驗」，我怎麼拿回香港分享呢？
從佔領博物館走來，我慢慢走到原最高蘇維埃的所在地，也就是現在的愛沙尼亞議會（Riigikogu）。議會大樓設在塔林舊城的上城區，主教座堂的對面。兩者中間的廣場有很多遊客，不過他們都是在和主教座堂拍照，只有我一個人反過來為議會大樓拍照。我在門外逛了一圈，發現這兒並不開放參觀，不過有個小小的議會大樓紀念品店在旁邊。我進去找到一本議會出版的獨立過程紀錄，並附各主要議案和投票紀錄，立即買來看看他們的說法。
我特別留意到選舉的影響。愛沙尼亞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年經歷了兩場選舉，分別是蘇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的選舉。這兩場選舉的奇幻之處，在於它們是當時蘇聯實驗民主化的產物，候選人不設篩選，選舉過程公平公開公正。如是者，人民陣線的代表在兩場選舉中都獲得勝利，為建制帶來沉重的壓力，接下來就不得不跟著民意走。試想想，如果港區全國人大由普選產生，泛民取得多數議席，再在全國人大「不按本子辦事」地提出各種令中央政府難堪的提案，會帶來怎麼樣的一連串後果？愛沙尼亞和其他波羅的海新當選的代表，就成功迫使蘇聯在一九八九年底承認了德俄密約的存在，為獨立運動加一把火。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東歐巨變的前提下發生的。波蘭的團結工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進行的首次民主選舉中大獲全勝，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東歐各國紛紛走向民主。象徵共產鐵幕的德國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下，一年後東西德統一。蘇聯在這過程中未能維持對東歐的控制，一方面為蘇聯內部的抗爭行動打了強心針，同時也改變了世界各地對冷戰格局的理解。
由人民陣線議員所主導的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前文所述的各項議案，一步一步的把愛沙尼亞推向獨立。蘇聯不承認這些議案的效力，雙方一直僵持到一九九一年一月，親俄勢力分別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兩地的最高蘇維埃，阻止其獨立進程。愛沙尼亞的情況相對幸運，蘇軍沒有再重複其餘兩國的武裝介入，避免了流血事件在此發生。最高蘇維埃通過在三月舉行全國獨立公投，八成三的投票率下有七成八支持獨立。以此為強烈基礎的獨立談判本來進度緩慢，但到了八月份時談判已不再重要。八月十九日，蘇聯的保守派發動政變意圖推翻戈爾巴喬夫；八月二十日，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趁機會宣佈正式獨立；八月二十二日，冰島宣佈承認愛沙尼亞獨立。接下來，整個蘇聯在半年間急速瓦解，愛沙尼亞也恢復了國際社會的地位。
這兒，我看到愛沙尼亞的抗爭運動並不止是一場在愛沙尼亞發生的運動，而是蘇聯自己面對的危機，以至整個歐洲甚至世界局勢突變的其中一環。在這過程中愛沙尼亞內外的不同力量如果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歷史的走向或會改變。試想想，如果蘇聯的八月政變沒有發生，事情會完全不一樣。在這種意義下，所謂的「幸運」，不如說是歷史偶然性面前的一點謙卑。
當然，愛沙尼亞自己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其中最高蘇維埃的轉向應是決定性的。作為法理上的立法機構，它的決定最有能力迫使蘇聯當局回應，也最有條件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反對派在立法機關過半，就是變天的開始。相對來說，自發成立的「愛沙尼亞國會」向蘇聯提出的要求則完全被無視。他們即使到了八月二十日晚上仍然堅持自己才是革命正宗，到了半夜才肯接受由最高蘇維埃負責宣佈獨立，決議要到晚上十一時零四分才通過。
看到這點的人不只我一個。據說中共在蘇聯倒台後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上面談到的眾多歷史事件。波羅的海各國的獨立促使了蘇共的全面倒台，而中共肯定不希望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上演。從這個脈絡去看，為什麼香港的立法會不可能做到一人一票，為什麼行政長官甚至現在連立法會候選人都要經過政治審查，一下子就變得相當清楚了。問題的核心不在香港，中南海沒有那麼多心思關心這個南方小島，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要坐得穩，他們要防微杜漸。香港的所有政權性機構的產生方法都被牢牢鎖住的原因，答案就在波羅的海。
歷史遺留
來到我在塔林的最後一天，我再去看海。塔林面臨芬蘭灣，這個海灣自古以來就把這兒和世界連接起來。我來到海邊，想起海事博物館說的維京人，想起塔林市博物館中說的漢莎聯盟，還有一九四四年蘇聯再次進軍愛沙尼亞的時候，從這兒逃到西方的七萬多人。
塔林的海邊有一座很奇怪的建築，離遠看過去就是一大塊的超級混凝土板，和塔林舊城的中世紀建築完完全全是相反面。話說一九八○年莫斯科舉行奧運會，因為是內陸城市的關係，帆船比賽就放在塔林舉行。這還是有一點道理的，最起碼比北京奧運的馬術比賽要在香港舉行來得合理。雖然俄羅斯自己也有靠海的城市，但我想當時蘇聯大概也希望愛沙尼亞人可以「共享做蘇聯人的榮耀」吧。儘管該屆奧運被多國杯葛，蘇聯當局還是花了大氣力去翻新塔林的設施，包括有這兒興建了一個大型的文化體育場館，也就是這個後來被稱為Linnahall的地方。
來到今天，這兒已變得十分荒涼，好像自從愛沙尼亞獨立以來都沒有整修過似的，到處雜草叢生，路燈的燈罩破了一大半，遍地都是玻璃碎片，牆上噴滿各式各樣的塗鴉。原來的場館變成了一間看起來相當低檔的夜總會，地庫已被鎖起來了，而往日帆船下水的地方則堆滿了垃圾，還有一架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超市手推車被遺棄在水中央。
對，這是一個刻意被遺棄的地方。愛沙尼亞經濟很好，正在邁向成為一個正常的北歐國家。這個國家也很貼近時代發展，膠袋要收費，買汽水要按樽。政府大力支持創新科技，本地人會很自豪的說Skype是由愛沙尼亞人發明的。要好好的維護這個曾經的奧運會場地，他們肯定是有能力的。但他們選擇讓這兒荒廢。我看到網上介紹政府提過一些重建或復修的建議，例如改作展覽場館等等。但我還是相信如果愛沙尼亞政府真的有決心要做的話，應該早就已經修好了。
我坐在這巨型混凝土建築的頂端，看著面前的芬蘭灣。我想：這合適嗎？我的意思是，這兒曾經見證過塔林協辦奧運，也算是光榮的歷史。是否就因為它代表蘇聯時代，便要刻意遺棄呢？反過來說，這算是遺棄嗎？讓青年人在這兒塗鴉、喝酒、跳舞、玩滑板，是否也正為此地添上另一層的歷史意義？
在我往後遊歷的眾多前蘇聯國家當中，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好像是Linnahall這樣的地方。我想，我們千萬不要誤會獨立就是終點。獨立，極其可能只是一個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