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或離開: 八個香港人的2021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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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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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8, 2020, 3:12:27 AM12/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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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一位「香港民主女神」隊員在獅子山上俯瞰塵霾中的九龍。

2020年像一列無法受控的加速火車,沒有中途離站的可能。

人們在車上跌跌撞撞,在漆黑隧道之中突然抵達年終。在香港,解體與離散成為日常,平凡人都被迫突然面對時代變幻和家庭四散。不過,步履不穩的人們喘一口氣,也告訴我們──這是突破自己的一年,勇敢改變的一年。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撐住。有人孤身遠赴英國,代替在深圳被拘禁的哥哥發聲。有人選擇留在香港,投身工業。有人在疫情中默默照顧同一屋簷下的陌生人。有人關顧死亡,決心為香港人照料身後事。有人決定在社運後的躁鬱漩渦中,重新檢視自己生而為人的幽微感受。

熬過光怪陸離的旅程不容易。在幽暗年終,如常紀錄之餘,我們也想道一句謝謝。謝謝努力活著的你,謝謝不輕易說「好吧」的人們,是你們的每一道掙扎,承托起這樣一個飽滿的人間城。

*以下內容為受訪者口述,記者以第一人稱整理。

「香港民主女神」隊員,70後

擦邊球

今年7月1日之後,香港民主女神像的銷售噗通一聲,從以前每月幾百張訂單跌至10張左右。好多人都是怕那八個字嘛,我們就把女神像手上的「光時旗」轉成了全黑的旗。一兩日之後,負責聯絡30多間黃店寄賣女神像的成員,時不時在工作群組發來新消息:啊,這間不賣了、哪間不賣了。

現在剩下肯賣的只有3間。退出的店舖,沒特別問原因啊,大家都知道……

開初,這個團體的創作者純粹想參考六四的民主女神像,讓香港有一個具代表性的Figure。這個團體不算前線,是後援做些事去打氣,我覺得很有意義。我本業在大陸工廠做產品開發,對民主女神團隊發展3D打印有興趣,加入公海(公開群組)討論後,慢慢便加入核心群組,義務幫忙。

去年10月,團隊要把女神像搬到獅子山頂,好吧,傍晚6點半約在港大集合。我去到,30個人都蒙著臉,哈哈,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不知道誰是誰)。當天有雷暴警告,我負責托住像的上半身,花兩個多小時爬上山頂。雕像4米高,是發泡膠製的,只有骨架是金屬製。橫風橫雨,女神拿著旗幟的左手腕不久被吹斷,途中頭盔又險些飄走,還好有人把它撈回來,不然女神就沒有頭盔了。

完成那刻,大家一起叫喊口號,感覺好強烈,以前都不認識對方,但一見面就做一件很大迴響的事。下山時已經天光,我渾身濕透,跟一個隊員吃了一頓早餐。

登山一周年,我們又登上獅子山,想發出聲援12港人的12道光束,但這次只有4個人上山。這一年,核心團隊中有人離隊、也有人淡出,之前我在Telegram的核心群組不斷吹雞(號召),沒有人應,點名問都不理。

最後勉強湊齊4個人上山,但要拿12支鐳射筆,每個人左手一支、右手一支,口裏咬著一支。一個人說不要震,另一個人說很累沒辦法。鐳射筆的能量不夠,本來我們想向天空平行地照射12道光束,但是光束很散、不夠集中,拍攝時看不見顏色。

30人變4個人,可能有些人覺得很膠吧。壓逼太大,會覺得做這些事改變不到事實,也兼顧不到自身安全。上年你做個人鏈、傳傳物資都覺得有為運動付出,現在卻只可以Twitter、國際線──虛無吧!這一刻,街頭戰線已沒落,可能是應該轉型,去作出改變。

過去20年,我都在深圳工廠工作。2008年奧運的時候,覺得這個地方頗有希望,放假常常去雲南、北京旅行。2012年左右,因為劉曉波、艾未未的事,我感覺好像有點問題。回到工廠區,又看到國家有錢的背後,底層的勞工待遇很差。

「不再回大陸,是很重要的決定啊,就像我告訴你這輩子不能再做記者。」

今年初,公司因為疫情失去很多歐美國家的訂單,3月裁員,把我裁掉。其實我一早就想走了,舊老闆過身後,公司沒什麼工業精神,賺到錢就買地炒樓,工廠的事只想著降低成本。

我已經決定不再回去大陸工作。不再回大陸,是很重要的決定啊,就像我告訴你這輩子不能再做記者。一個香港人要做工業,一定離不開大陸,如果你拒絕接觸大陸的人和工廠,或者踏足中國大陸境內,就像兩隻手斷掉。

被裁之後,待在家裏照顧兒子的時間多了,人反而比以前正面一點。我想,即使不能向著理想的方向走,但既然留下來,就在可控範圍內使這個地方好一點。香港是需要工業的,但沒人、沒資金、沒技術,怎樣把東西整合呢?不知道能集合怎樣的人,也未想到特定的方向,不過我想要開發香港製造的產品。最近我們在做《登山讀書會》的民主教育故事,也想出一套Q版的醫護、記者、銀髮族公仔,我給你看看……

做不到激烈的,就打下擦邊球,延續大家的希望吧。

被捕人士,90後

Care自己

  • 一位90後被捕人士。

今年初被拘捕的時候,我突然之間有種釋放的感覺。我終於不用再想應該要怎樣做了──不知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在那一剎那,在那晚的臭格(警署羈留室)裏面。

對我來說是沒有2020年的,我什麼都沒做過,真係唔知做乜鳩。被捕後,你根本不知道怎樣展開新生活,一來疫情、二來找不到想做的工作。我這人沒什麼興趣,懂事開始就參加社會運動,2015年反水貨客行動,我次次都去,完完全全地投入。

說來好笑,2014年9.28警察射催淚彈的時候,我曾經在金鐘舉高雙手,叫人不要扔水瓶。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10月1日,大家想到金紫荊升旗禮做些行動,最後卻什麼都做不到,我覺得這樣沒有用。那天之後,就去旺角。旺角很特別,在山東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頭盔、自己造木盾。

我從沒有傘後抑鬱,我有的是魚蛋後抑鬱。「魚蛋革命」真真正正做到本土派的想像──要有磚頭、要有火。後來,梁天琦入獄,社會氣氛很低沉,本土派內部也在吵架,我一度不想再理。

原來人到最絕望的時候,會有種反彈。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直到上年12月,我覺得五大訴求還是會實現的,但年初運動已進入瓶頸。示威者的武力輸出就是那麼多,還可以怎樣?商場「和你Sing」都會被掃蕩,你還組織到什麼?每天打開Telegram,頭幾個群組訊息一定是「被捕人士關注組」。我最近已經沒有按進去看,覺得幫不到他們。

怎會想到國安法秒速就通過。整個世界崩壞掉,沒有街頭抗爭,覺得輸了,但這樣說出來會被人鬧的,一些人說「不要放棄,很多事未做,你今天吃過黃店沒有?」但是,我想像的抗爭並不是這樣……

「我去年把身體借給香港。但今年她用這樣的方式還給我。」

我常常說,我上年把身體借給香港。但今年她用這樣的方式還給我。我無法走出房門,每天窩在家中打機。半夜醒了,心裏面很癢,但你抓不到,很辛苦。最近我去紋身,感覺好爽,可以說是記錄這個階段的自己,也可能是用肉體的痛苦掩蓋心理的痛苦。有乜痛得過人生?

我去看精神科醫生,確診躁鬱,轉過很多次藥。一開始食血清素,再加藥,吃後很亢奮,常常想大叫,現在要食一隻叫「Q仔」(Quetiapine)的藥,副作用是隨時都能睡過去。

今年我常常夢到我的小學、中學同學。其中一個同學很戇居,只顧玩。我以前跟他很熟,夢到他其實很開心。醒來我想,這麼傻的人也有份工作好好地活著,我在做什麼?自從接觸社運,我從不快樂,我想似他們般生活,但回不了頭。

去年是夢幻的一年,今年是現實的一年。我去進修,你可以說是逃避現實的一個決定──不用想工作、也不用想香港那麼多。唉,你停一停,就會開始錫身(保護自己),會衡量能承受後果嗎?被捕後會怎樣、家人會怎樣?能接受死亡嗎?你會愈站愈後。

很挫敗,但心底還是不想放棄。只是,明年我想要多care自己,想周邊的人安好快樂。這樣想其實很自私,但是、但是我也是一個人啊。

遺體修復師伍桂麟,40歲

止血

  • 遺體修復師伍桂麟。
「『不知道』是一種創傷,因為如果知道,就可以對準目標去追討,但很多時都不知道真相。」

最近有年輕人問我怎樣寫遺書,我就教他寫。最怕你不肯問我,就這樣死了。「有什麼令你覺得只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我會問。談的過程中,他自己會給自己答案。

去年,示威者梁凌杰墜樓離世,有很多人被觸動神經,到金鐘獻花。我當刻想,如果他有家人,要面對身後事可能會很無助。如果他沒什麼家人,這一個有關香港的歷史人物,我不想他最後被送到沙嶺公墓(註一)。而且,我知道開始有年青人仿效,這件事是有感染性的。這麼多人對他的死如此哀傷,是不是要有一個公祭?一個可以讓你哭出來,讓你哀傷的場合。

我覺得自己要盡做生死教育者的責任,再三考慮後,便在Facebook公開去找這家人。

在殯儀館為梁凌杰修復遺體的時候,我想到鄭南榕(註二)。你永遠不想生命用這樣的方式而死去,但往往歷史上就有些人選擇這樣做;而一些人某程度上是成功的。

這一年,創傷沒有消失。太子站、周梓樂、陳彥霖,你看到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祭拜。雖然你和對方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因為視這個人為手足,信念就連結起大家。你見到別人死很傷心,你不知道、不確定……這種「不知道」是一種創傷,因為如果知道,就可以對準目標去追討,但很多時都不知道真相。那種無助,那種鬱結,是很苦澀的。

我陸續接觸到一些人,他們的家人在運動期間不幸離世,有些是自殺,有些死因不明,於是我開始籌辦「逝去同行計劃」,跟一些法醫合作,幫忙做喪事安排、情緒及法證支援、遺體修復及遺物轉化。我故意在去年10月獲頒「香港傑青」(註三)的時候公布計劃,覺得在這個位置做些事是好的。

最近,我附近一幢大廈在短時間內,有兩個老人家獨自死在家裏,直至屍體發漲發臭才被發現。疫情高峰,我在黃大仙做長者生死教育活動,一直想,能做更多嗎?不如把所有一次性的協助轉化為一間殯儀社企,綜合流產嬰兒和長者的個案,組織社工協助家人過渡情緒。有了新的想法,就寫文件、去紅磡看租舖,準備2021年正式開展。

年初社會運動熱度降低,我安靜下來,心情反而起伏;那時,碰巧和老婆有些爭拗,抑壓的情緒爆發起來。我以為自己見過不少大事,又見過許多人的死,本應可以承受,但原來有些結一直沒有解決。我想,我把別人創傷的感受累積了起來。如果我是被捕的、被打的,如果我是那些十幾歲的人……

辦一家善終社企,好像對香港正發生的事沒有直接幫助……但是,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去活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裏面,而不是活在其他人期望的陰影底下,很熱愛地去做你所擅長的,世界會很不一樣。

修復遺體從來不只是修復死者的容貌,不會100%完全修復,怎樣做都會有瑕疵。修復遺體也為了讓家人過渡,給他一個修復的期望。對了,止血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比喻。社會運動上的創傷,不至於修復,起碼令它不要加劇。幾時能夠真正修補呢?就是所有走向民主社會的國家後來所做的轉型正義:交還死者的尊嚴,即使無法向死者本身作任何補救。只是我們應該遲遲都未到這個階段。

註一:非自然死亡個案中,法醫解剖後一個月,如警方未能聯絡親屬,死因裁判官亦認為無可疑,遺體將由食環署下葬於沙嶺公墓。去年反修例運動至今,香港有聲音指部分示威者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死去後,被送到沙嶺公墓。

註二:鄭南榕,台灣社會運動人士,他在戒嚴年代發行《自由時代週刊》,主張「台獨」。1989年,他因曾刊《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被指涉嫌叛亂,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身亡。

註三: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在1970 年創辦「十大傑出青年選舉」,至今共舉辦48屆選舉。

新社區雜誌創辦人何映彤,30歲

出路

  • (左起)《埔JOURN》編輯Joe、冬敏、主編何映彤、設計師Ming、攝影師Issac。

10日賣光2千本《埔JOURN》創刊號,我們是想不到的。

以前在《蘋果日報》做視像記者很被動,我去年每天坐在辦公室看直播,每一天都是和平遊行、抗爭、圍捕,平靜一會再圍捕。半夜,人們被保釋出來,翌日再聽他們說有否被警察打。我不太喜歡不停重複的事情,我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很想解決那個問題。

無論疫情下、政治下,大家都很無力,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世界,二分對立又太嚴重,我想要一個新的出路。年初,我開始有做大埔地方誌的念頭,及至年中辭職,把10萬港元的積蓄拿出來,湊齊其餘4個人加入團隊:編輯冬敏和Joe,設計師Ming、攝影師Issac。7月開始構思主題,9月中起稿,10月正式出版。我們校對了足足11校!

這本地方誌想建立一個思考的平台,分成「記錄、討論、參與」三個欄目:記錄大埔農夫的生活、討論改造林村河、參與研究翠屏街市的垃圾問題。為了畫林村河,我跟畫家貓珊從下游走向大帽山,走了3小時,發現有隻很漂亮的藍色翠鳥,好像小精靈。我從小到大都住在大埔,大埔社區的設計著重城鄉共生,街坊習慣到處散步,很容易變熟。

人就是這樣,你看得多、認識多就會有感情。

「有時候也感到自己原來需要一點勇氣。」

大埔人真的是癡線。去年11月中大一戰,太和道放催淚彈,他們不願撤退,不懂進攻,又沒有後退,只是站著。那段時間大埔其實變成交通孤島,我借宿別人的家裏,大埔人出門都要預3個小時,但是沒有幾個人抱怨。連儂牆做得比人長,區議會投票首1小時、大埔投票率最高;我去店舖送雜誌,店主說,「你是大埔人吧,我都是大埔人!」

一個因為政見和我吵翻的街坊,買了10本雜誌帶給我簽名。聽說,他去街市吹水(閒聊),也有提起過我。

像Joe所說的,「對方不是減少我們的人數,而是減少我們看到對方的機會──不讓你看到其他說話的人,捉走站出來的人。」我想居民看到大家,參與社區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社會應該包含很多種聲音,很多條路、很多新見解。

2020年的局面比傘後更混亂,更有接近末世的感覺,今天不知明天事,計劃好的事會不停改變。我想把這種不安轉化為能量。

你的不開心來自無力感,去付出的話,會減少這種情緒。現在做的事情,會令我變得積極一點、多一個責任──雜誌要出6期就6期,不能用玩笑帶過的。

我不太明白,為何讀者對於「豪擲身家」搞雜誌有這麼大的反應,我只是開盤生意,就像開間魚蛋舖。雜誌的收入,會用作下期製作費,現在我每個月收入不夠一萬元,所以會搏一點,一星期2、3天做陶瓷室打雜。可能有人會覺得把所有錢拿出來很冒險,其實我也害怕文字獄,但是這個社會上上下下、或高或低都付出很多。我這件事真的超級小事。

宏觀地看我30歲的人生,這的確是一個milestone(里程碑);有時候也感到自己原來需要一點勇氣。不過,如果你問我為什麼可以放手去做,是因為我知道這個社區會承載我,有一班朋友會承載我去尋找答案。

印傭Terenia,30歲

冷戰

  • (左起)印傭Seneng、Terenia、Sherli。

我在香港工作9年,今年4月本來計劃返鄉,去開展自己的新冒險。但是2月疫情爆發時,我的老闆便問我:「你想回去嗎?你回去後能生存嗎?」印尼疫情很嚴重,我掙扎了很久,最後還是答應留港,續簽兩年合約。

我的父母是農夫,弟妹在街市當接待員,2011年我剛讀完中學,便來到香港工作。印尼女人27歲前還沒結婚,就會被認為太老,過期了。我開始想回印尼時能做些什麼呢?如果你是女人、30歲,還是個家務工,在印尼人眼中並不算是經驗。

26歲那年開始,我花4年讀完印尼公開大學(註四)遙距的英國文學學位,回去想應徵傳媒,或找機會去波蘭、南韓工作。當時我每晚睡前溫習,但因為壓力大沒有拿到好成績,一方面因為老闆對清潔的要求很高,另一邊,家人不斷催我回鄉結婚。

病毒令每個人更了解孤獨的感覺,但移民工所面對的孤獨感並不一樣。

年初,我在印尼的家人不肯戴口罩,怕被村裏的人當成異類,也不當病毒是一回事。我在視像通話中生氣起來:「如果你們不戴口罩,我以後都不會再打來,出什麼事我也不會理!」印尼政府很蠢,他們當時說因為民眾祈禱的力量,印尼才有零確診,而且很遲才公布確診數字。(註五)移民工比政府還要聰明,最缺物資的時期,我們在維多利亞公園籌集口罩互相分享。

我的僱主是一對夫婦,我負責照顧女方年長的媽媽。婆婆是粵劇老師,以前每天都會外出教班。這些日子,我們一起困在家裏,她忍不住說:「每天只能看電視和看妳清潔。」家裏以前每個月只用一瓶漂白水,現在每星期都要抹,有個外傭朋友,因為每天抹漂白水,十個手指頭都是血紅色的。

「沒有錢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很好,我們很開心。」

4月時,老闆叫我不要外出,怕我帶病毒回家。其實他們也經常外出見朋友,我跟她說,這樣很不公平,我只有星期日才有自由時間。她聽後讓我外出,只叫我照顧好自己。其實移工每天都做清潔,為什麼不相信我們會注意衛生?我明白她的擔憂,但是與陌生人同住卻沒有信任,生活會很艱難,對吧?

如果家人知道我們正面對什麼困難,他們會叫我們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沒工作,沒有錢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很好,我們很開心。

今天早上有外傭朋友在街上聊天,因限聚令被警察截查。不同的新法例通過後,我們不清楚相關法律,很沒有安全感。示威之前我們很信任香港警察,印尼移工們當他們是偶像,因為印尼警察很壞;但當香港發生這麼多事情,我們對他們有點害怕。

世界也感覺很冰冷,2020年充斥各種陰謀論。世界各地都有示威,人們希望政府做正確的事情,但政府處理得不太好。有說示威者是收錢的,又有說病毒是一場權力洗牌的計謀;一些人捍衛陰謀論,一些人則靜靜地追尋真相,有人什麼都不做,因為不知道哪一邊才正確。

家庭裏、同一張餐桌前也有冷戰般的拉踞。我們工作的家中,有人站在政府一邊、有人站在民主一邊,「你不按我說的去做,我就不理你了」,常常有這些爭論。

擱置回家是很艱難的處境,但看見其他移工不自覺陷入困難時,我更心痛,很想跟大家討論如何面對。疫情爆發後,移民工有時會用Zoom聊天。我和Sherli、Seneng喜歡拍照,假日一定帶相機出門,最近參加印尼那邊的線上攝影班、公民記者班。Sherli今年31歲,疫情影響了她在家鄉的服裝生意,她跟我一樣會再留港兩年,賺多點錢。Seneng是我們中最年輕的,今年29歲,她常常把自己拍的照片放到Facebook參加比賽。

最近我感覺自己學懂了如何生存下來,令自己變得更好一點。明年應該會有更多機會的,因為今年我們學習了很多。

註四:印尼公開大學(Universitas Terbuka)。

註五:疫情於全球爆發不久,印尼政府持續公布確診數字為零,為公眾所質疑;其衛生部長Terawan Agus Putranto於今年2月曾表示,零確診乃因印尼人向真主祈求疫症不要降臨。

前議員助理劉迦南,41歲

保存回憶

  • 前立法會議員助理劉迦南。

8月中,慢必(民主派議員陳志全)有點隨意地在立法會辦公室跟我們說,不再延任議員席位。我尊重他的決定,但也有點無奈。我常常跟他說,「不要高估集體不延任的效用。」(註六)

收拾離開那天,我沒有太留戀。我本來就覺得立法會新大樓很冷冰冰,金屬造的牆壁,裝潢又灰又暗,冷氣猛烈,空間太大。舊立法會大樓很多木造牆壁,空間小反而很溫暖。

17年來,我的議員助理辦公室由暗走向光,香港卻完全相反。

我在中大歷史系畢業後,做過sales、教學助理,到2003年,政府在沙士(SARS)過後就推23條,我很憤怒,於是上街抗議。那時覺得爭取香港人權益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看見退出民主黨的陳偉業在勞工處招聘議員助理,便去面試。當時陳偉業主力反對香港發展的不公義,反填海、地產霸權等等,我很認同這個方向;加上議助工作需要爬梳資料、寫政策建議,挺適合我的性格。

2010年前是議會假戲真做的時間,政府會裝作聆聽。我那時經常寫建議書,提倡發展梅窩旅遊,當時政府很坦誠,會給你内部文件作研究──你現在很難想像可以這樣跟官員交流。

反高鐵事件爆發,議會拉布白熱化。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包圍立法會,陳偉業覺得要盡力拖延議案,民主派提出至少20條37A(臨時動議),拖了好幾個小時。那時,我收工就跑去舊立法會,看見留守的群眾好雀躍。

立法會新大樓有海景是其唯一的好處,但這裏發生太多不合理的事,令人覺得很荒謬,我也多講了粗口。2016、2017年,我幸得慢必收留繼續做「人民力量」的議助;但其時有人被DQ(取消資格)、議事規則被修改,大家很消沉,「一地兩檢」都沒引起什麼反應。(註七)

當議政空間收窄,我對議會抗爭的期望也愈來愈低。文鬥很多限制,武鬥不到我們去想。去年6.12,辦公室四周響起催淚彈聲,我還回去寫稿,現在想起,我的覺悟比其他跑到街上的同事更遲。議會早就響起喪鐘,《逃犯條例》修訂是靠群眾才得以撤回的。

「保著自己的性命,保著自己的回憶。」

我的離開,不只是慢必的決定,也是整個香港環境的決定。

現在,香港議會已經死亡,正在腐爛發臭。議會的腐化和崩壞,擴展至整個社會的腐化和崩壞。未來政府派什麼疫苗給香港人,也沒有人會過問。

離職後,日日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不會覺得悶。近日離港的許智峯,他有強直性脊椎炎(自身免疫系統失調導致的關節炎),我也有,當眼膜炎(葡萄膜炎,常見併發症)發作時,便要頂住矇查查的眼睛通宵寫稿。許智峯去年在前線跟警察周旋,是冒刑責和受傷的風險,我覺得他已經盡力。

我很慶幸自己還未結婚、未有子女,不然也很難頂。在這個朝不保夕的時代,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是看到不合理的事,至少你要保持怒火,要去跟朋友分享。我們要靜待時機,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外,最重要是保著自己的性命,保著自己的回憶。

在過往的17年,我都很少做一些重大決定。我開始要為自己而想,為自己做決定。我現在在一間教會圖書室做兼職工作,負責整理書本。一些書很值得教友看看,像邢福增的《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又或是德國牧者潘霍華的傳記(註八);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怎樣保存集體回憶,都可以參考。

我把這些書移到容易被人看見的位置。

註六:香港2020年立法會選舉原訂於9月6日進行。及後,港府取消12名民主派參選人資格,以疫情為由延後選舉一年,人大延任議員資格。民主派爆發去留之爭,陳志全為其中少數決定不再延任的議員。

註七:2016年及2017年間,梁天琦、陳浩天等人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羅冠聰、梁頌恆、游惠禎等人亦在任內被取消議員資格。2017年,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修改,大大限制民主派議員拉布空間。另外,2018年起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劃分「內地口岸區」,內地人員可在該處執行職務。

註八:德國神學家、牧師潘霍華(Bonhoeffer)是反對納粹主義的抗議分子,他於1943年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另譯:希特勒)失敗而被捕,兩年後,在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處絞刑。

12港人家屬Beatrice,27歲

哥哥消失了

  • 被大陸拘留、12港人之一李宇軒的妹妹Beatrice。

我已經離開香港,目前身在英國。瘋狂的一年,我的人生突然結束了香港的chapter,打工仔的生活變成Andy is missing,要把哥哥救出來。他好像在一個黑盒裏面,而我在盒子外面。

第一次看到新聞說李宇軒因國安法被捕的時候,我還在工作,一直想是不是撞名?新聞照片出來,是我哥哥的照片,我腦袋一片空白。8月,第一個媒體報導中國海警在海上截獲李某某和其餘11人,有人說就是李宇軒,網上又流傳截獲時曾經開槍。我心裏想,今次又怎麼了?直到警察上門,把大陸公安的拘留通知書交給我們,我才肯定那就是我哥哥。

我一直都覺得哥哥是個nice brother。他大我兩年嘛,很多他剛經歷的事接下來就到我──會考、高考、選大學的困擾,他從來不會無視我的煩惱。以前我出國交流,看見朋友到處遊歷,他鼓勵我出遊,因為他後悔年輕時沒有把握機會。他是一個會給我指引的哥哥,「你不要學我make mistakes(犯錯),你選好一點的路。」

我們不算天天抱在一起的兄妹。他給我印象就是一個很nerdy(書呆子)的人,很典型坐在電腦前的一個電腦程式設計師。我們兩個都很理性,所以我們的溝通都是好機械,沒有瑣碎的談話。

這裏要提一下,哥哥幾年前曾經離開香港,在外地居住。他覺得香港是個很ridiculous(荒謬)的城市,他自己接freelance,只要上到網、有電腦就可以開工,為什麼留下做樓奴呢?那時我覺得他對香港很冷感,他對於社會不公的處理方法就是離開。

2019年,他回港不久就爆發示威。家裏本身就很政治冷感,我完全不覺得他會投身任何公義的事情中。上年底我看到哥哥以「香港故事」成員的身分出現在新聞裏,第一個反應是,「吓,你唔係嘛?(你不是吧?)」我完全接受不到這個反差。但我沒有太擔心,他是一個喜歡解決問題的人,不怕去試新東西,邊做邊排除錯誤,像他以前想自學編程就去學,還拿來當人生事業。

我們各自關心這場運動,從沒有過問對方。

「我們承諾過對方,誰人出事,另一個都要走下去。」

哥哥被拘留後,我猶豫了很久,出聲會不會害了他?9月17日,15天行政拘留早已經過去,你再不出聲,他被吃掉也沒有人會理。我那天替哥哥開了一個Facebook專頁Andy is missing,以英文發放他被拘留在深圳鹽田看守所的最新消息。

11月下旬,我收到哥哥寄來的信。信中第一版跟其他12港人的來信差不多,唯獨是第二版寫上我的名字叫我「收手」。他沒可能說這些話,他一定是受壓逼才寫。因為我們承諾過對方,誰人出事,另一個都要走下去。

沒理由抓一個人,就讓兩個人收聲。

我本來是一個很膽小的人,無端端離鄉背井從來不是我會做的事。如果細心留意我的專頁就會發現,我從本來匿名,變為逐漸開名露面。現在見到自己的照片,有時不習慣,覺得好奇怪。但是我開始覺得豁出去了,想幫他,就做多點囉。我努力相信哥哥可以頂得住,不去想像他可能崩潰這回事。

2020的下半年,我要獨自做許多決定。以前我是遊行群眾的一部分,現在沒人可以代我做Andy的家屬做決定:做不做訪問、請不請律師、出不出一個聲明。我不斷想,如果李宇軒有個肯出聲的妹妹,妹妹應該做什麼?

游泳教練Paul,31歲

靠雙手

  • 轉職外賣車手的游泳教練Paul。

你有沒有聽過LMF的歌?年頭找不到口罩,政府又關閉泳池,一刀殺落我們這班游泳教練身上。那時我聽著LMF的《WTF》跑步,「啲雞有問題你就殺曬啲雞;啲人有問題你會唔會殺曬啲人?」(雞有問題你就把雞都殺了,人有問題你會不會把人都殺了?)──好嬲,我有手有腳,為什麼會這樣?頂不住,之後就轉做外賣車手。

過去10年,我在觀塘教小朋友游泳,有40個學生。以前教水的日子輕鬆、暢快、如意,work-life balance。我8歲就在泳會學游水,哪個小朋友不喜歡玩水?當時住在黃大仙,波地(球場)有壞人,泳池沒有,最多掉到水裏去。中學我讀不成書,去讀毅進,一邊跟泳會老闆打工,8年之後開自己的泳會。

今年以來,泳池斷斷續續地開放了約5個月,你覺得能開班嗎?初初轉行送外賣,滂沱大雨,拿著飯盒,在街上看到戴頭盔、戴口罩的外賣員,怎麼這麼眼熟?原來是教水的行家。大家會心微笑,「你也在做?」、「係啊,加油啦,頂住」,畫面好淒美。很多教練都要轉行,洗車的洗車、搬磚的搬磚,總之是體力勞動工作。大家原本都以為是暫時性的,誰知道12月又有第四波疫情,「哎,我又回來做外賣了」。

開初家人罵我不工作,但是突然間轉行,去做地盤也要考平安卡吧!跳出熟悉的地方,你會不習慣。今年整個人都很煩燥,男人沒工開周身唔聚財(男人不工作覺得渾身不舒服),無處發泄,像小朋友放電放不夠。有股憤怒在心中,怨天怨地,就去跑步。碰巧那時候分手,分手也好,孤家寡人少想一件事。

2月左右,我駛著電單車在觀塘送外賣,內心不是很接受。以前月入2、3萬元,現在每天10多張訂單,每單50蚊,收入剛剛好夠用﹐又覺得自己似派傳單。

我送過一餐200元的酒店午餐,見過一些人態度好差,也送過外賣給以前的學生家長。見到面沒什麼,他拍照片給小朋友看;慢慢我都接受,又不是作奸犯科,都是靠雙手,對不對?

我也試過做冷氣三行學徒,那些老師傅真係好撚辛苦,他們很多職業病。搬百幾公斤的冷氣,腰都斷,還面不改容地鑽、鑽、鑽。

「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

今年我拿過一筆7500元的抗疫基金,還有一筆五千元,杯水車薪,交租後也沒剩下多少。防疫措施不需要說了,都不聽民意,你還期望它做什麼貼地的事?上流每個都是達官貴人,等他們講,不如自己先改變,這個我看得通透。你沒能力走,怨天怨地沒用,反抗也沒用。政府已經殺雞儆猴,警告你們不要再搞,現在香港要做順民,大陸叫韭菜。對,我們就是韭菜,割完又會再長,長完又再割。

我都想似以前──18歲的時候,覺得香港經濟厲害、文化又厲害,東方之珠。但現在沒有了,也不要緊,世界會變的,沒有永遠的高峰,沒有永遠的巔峰。

這個社會,人食人罷了。大勢不能改變,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事要做……你有理想、有能力就嘗試去改變。但是中國5千年歷史有多少個聖人?我們哪有能力去影響這個趨勢?就算知道一件事是好的,也要冒生命危險,你看歷史書,全都是這樣的。

我已經憤怒過,咆哮也沒有用。要思考,想想有什麼是自己能力做到的。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

我心底當然是想回去教水──做人很難得找到喜歡又能糊口的工作。唉,雖然很不捨得,但是疫情又爆發,我真的要轉工。過去了,拿在手中的東西才是真的,不要做夢了,真的不要做夢了。做實事吧。

我還是正面的,一定會好的。希望在明天,我還那麼年輕,還有那麼多未來。

最緊要先捱過這個冬天。

撰文李慧筠
攝影林振東
編輯陳倩兒
資料整理朱雪盈、何清怡、林詠褀
工程郭瑾燁、Elk Liang
策劃李慧筠、林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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