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來，或離開： 八個香港人的2021決定
Fred chiu
2020年像一列無法受控的加速火車，沒有中途離站的可能。
人們在車上跌跌撞撞，在漆黑隧道之中突然抵達年終。在香港，解體與離散成為日常，平凡人都被迫突然面對時代變幻和家庭四散。不過，步履不穩的人們喘一口氣，也告訴我們──這是突破自己的一年，勇敢改變的一年。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撐住。有人孤身遠赴英國，代替在深圳被拘禁的哥哥發聲。有人選擇留在香港，投身工業。有人在疫情中默默照顧同一屋簷下的陌生人。有人關顧死亡，決心為香港人照料身後事。有人決定在社運後的躁鬱漩渦中，重新檢視自己生而為人的幽微感受。
熬過光怪陸離的旅程不容易。在幽暗年終，如常紀錄之餘，我們也想道一句謝謝。謝謝努力活著的你，謝謝不輕易說「好吧」的人們，是你們的每一道掙扎，承托起這樣一個飽滿的人間城。
*以下內容為受訪者口述，記者以第一人稱整理。
「香港民主女神」隊員，70後
擦邊球
今年7月1日之後，香港民主女神像的銷售噗通一聲，從以前每月幾百張訂單跌至10張左右。好多人都是怕那八個字嘛，我們就把女神像手上的「光時旗」轉成了全黑的旗。一兩日之後，負責聯絡30多間黃店寄賣女神像的成員，時不時在工作群組發來新消息：啊，這間不賣了、哪間不賣了。
現在剩下肯賣的只有3間。退出的店舖，沒特別問原因啊，大家都知道……
開初，這個團體的創作者純粹想參考六四的民主女神像，讓香港有一個具代表性的Figure。這個團體不算前線，是後援做些事去打氣，我覺得很有意義。我本業在大陸工廠做產品開發，對民主女神團隊發展3D打印有興趣，加入公海（公開群組）討論後，慢慢便加入核心群組，義務幫忙。
去年10月，團隊要把女神像搬到獅子山頂，好吧，傍晚6點半約在港大集合。我去到，30個人都蒙著臉，哈哈，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不知道誰是誰）。當天有雷暴警告，我負責托住像的上半身，花兩個多小時爬上山頂。雕像4米高，是發泡膠製的，只有骨架是金屬製。橫風橫雨，女神拿著旗幟的左手腕不久被吹斷，途中頭盔又險些飄走，還好有人把它撈回來，不然女神就沒有頭盔了。
完成那刻，大家一起叫喊口號，感覺好強烈，以前都不認識對方，但一見面就做一件很大迴響的事。下山時已經天光，我渾身濕透，跟一個隊員吃了一頓早餐。
登山一周年，我們又登上獅子山，想發出聲援12港人的12道光束，但這次只有4個人上山。這一年，核心團隊中有人離隊、也有人淡出，之前我在Telegram的核心群組不斷吹雞（號召），沒有人應，點名問都不理。
最後勉強湊齊4個人上山，但要拿12支鐳射筆，每個人左手一支、右手一支，口裏咬著一支。一個人說不要震，另一個人說很累沒辦法。鐳射筆的能量不夠，本來我們想向天空平行地照射12道光束，但是光束很散、不夠集中，拍攝時看不見顏色。
30人變4個人，可能有些人覺得很膠吧。壓逼太大，會覺得做這些事改變不到事實，也兼顧不到自身安全。上年你做個人鏈、傳傳物資都覺得有為運動付出，現在卻只可以Twitter、國際線──虛無吧！這一刻，街頭戰線已沒落，可能是應該轉型，去作出改變。
過去20年，我都在深圳工廠工作。2008年奧運的時候，覺得這個地方頗有希望，放假常常去雲南、北京旅行。2012年左右，因為劉曉波、艾未未的事，我感覺好像有點問題。回到工廠區，又看到國家有錢的背後，底層的勞工待遇很差。
「不再回大陸，是很重要的決定啊，就像我告訴你這輩子不能再做記者。」今年初，公司因為疫情失去很多歐美國家的訂單，3月裁員，把我裁掉。其實我一早就想走了，舊老闆過身後，公司沒什麼工業精神，賺到錢就買地炒樓，工廠的事只想著降低成本。
我已經決定不再回去大陸工作。不再回大陸，是很重要的決定啊，就像我告訴你這輩子不能再做記者。一個香港人要做工業，一定離不開大陸，如果你拒絕接觸大陸的人和工廠，或者踏足中國大陸境內，就像兩隻手斷掉。
被裁之後，待在家裏照顧兒子的時間多了，人反而比以前正面一點。我想，即使不能向著理想的方向走，但既然留下來，就在可控範圍內使這個地方好一點。香港是需要工業的，但沒人、沒資金、沒技術，怎樣把東西整合呢？不知道能集合怎樣的人，也未想到特定的方向，不過我想要開發香港製造的產品。最近我們在做《登山讀書會》的民主教育故事，也想出一套Q版的醫護、記者、銀髮族公仔，我給你看看……
做不到激烈的，就打下擦邊球，延續大家的希望吧。
被捕人士，90後
Care自己
- 一位90後被捕人士。
今年初被拘捕的時候，我突然之間有種釋放的感覺。我終於不用再想應該要怎樣做了──不知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在那一剎那，在那晚的臭格（警署羈留室）裏面。
對我來說是沒有2020年的，我什麼都沒做過，真係唔知做乜鳩。被捕後，你根本不知道怎樣展開新生活，一來疫情、二來找不到想做的工作。我這人沒什麼興趣，懂事開始就參加社會運動，2015年反水貨客行動，我次次都去，完完全全地投入。
說來好笑，2014年9.28警察射催淚彈的時候，我曾經在金鐘舉高雙手，叫人不要扔水瓶。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10月1日，大家想到金紫荊升旗禮做些行動，最後卻什麼都做不到，我覺得這樣沒有用。那天之後，就去旺角。旺角很特別，在山東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頭盔、自己造木盾。
我從沒有傘後抑鬱，我有的是魚蛋後抑鬱。「魚蛋革命」真真正正做到本土派的想像──要有磚頭、要有火。後來，梁天琦入獄，社會氣氛很低沉，本土派內部也在吵架，我一度不想再理。
原來人到最絕望的時候，會有種反彈。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直到上年12月，我覺得五大訴求還是會實現的，但年初運動已進入瓶頸。示威者的武力輸出就是那麼多，還可以怎樣？商場「和你Sing」都會被掃蕩，你還組織到什麼？每天打開Telegram，頭幾個群組訊息一定是「被捕人士關注組」。我最近已經沒有按進去看，覺得幫不到他們。
怎會想到國安法秒速就通過。整個世界崩壞掉，沒有街頭抗爭，覺得輸了，但這樣說出來會被人鬧的，一些人說「不要放棄，很多事未做，你今天吃過黃店沒有？」但是，我想像的抗爭並不是這樣……
「我去年把身體借給香港。但今年她用這樣的方式還給我。」我常常說，我上年把身體借給香港。但今年她用這樣的方式還給我。我無法走出房門，每天窩在家中打機。半夜醒了，心裏面很癢，但你抓不到，很辛苦。最近我去紋身，感覺好爽，可以說是記錄這個階段的自己，也可能是用肉體的痛苦掩蓋心理的痛苦。有乜痛得過人生？
我去看精神科醫生，確診躁鬱，轉過很多次藥。一開始食血清素，再加藥，吃後很亢奮，常常想大叫，現在要食一隻叫「Q仔」（Quetiapine）的藥，副作用是隨時都能睡過去。
今年我常常夢到我的小學、中學同學。其中一個同學很戇居，只顧玩。我以前跟他很熟，夢到他其實很開心。醒來我想，這麼傻的人也有份工作好好地活著，我在做什麼？自從接觸社運，我從不快樂，我想似他們般生活，但回不了頭。
去年是夢幻的一年，今年是現實的一年。我去進修，你可以說是逃避現實的一個決定──不用想工作、也不用想香港那麼多。唉，你停一停，就會開始錫身（保護自己），會衡量能承受後果嗎？被捕後會怎樣、家人會怎樣？能接受死亡嗎？你會愈站愈後。
很挫敗，但心底還是不想放棄。只是，明年我想要多care自己，想周邊的人安好快樂。這樣想其實很自私，但是、但是我也是一個人啊。
遺體修復師伍桂麟，40歲
止血
- 遺體修復師伍桂麟。
最近有年輕人問我怎樣寫遺書，我就教他寫。最怕你不肯問我，就這樣死了。「有什麼令你覺得只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我會問。談的過程中，他自己會給自己答案。
去年，示威者梁凌杰墜樓離世，有很多人被觸動神經，到金鐘獻花。我當刻想，如果他有家人，要面對身後事可能會很無助。如果他沒什麼家人，這一個有關香港的歷史人物，我不想他最後被送到沙嶺公墓（註一）。而且，我知道開始有年青人仿效，這件事是有感染性的。這麼多人對他的死如此哀傷，是不是要有一個公祭？一個可以讓你哭出來，讓你哀傷的場合。
我覺得自己要盡做生死教育者的責任，再三考慮後，便在Facebook公開去找這家人。
在殯儀館為梁凌杰修復遺體的時候，我想到鄭南榕（註二）。你永遠不想生命用這樣的方式而死去，但往往歷史上就有些人選擇這樣做；而一些人某程度上是成功的。
這一年，創傷沒有消失。太子站、周梓樂、陳彥霖，你看到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祭拜。雖然你和對方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因為視這個人為手足，信念就連結起大家。你見到別人死很傷心，你不知道、不確定……這種「不知道」是一種創傷，因為如果知道，就可以對準目標去追討，但很多時都不知道真相。那種無助，那種鬱結，是很苦澀的。
我陸續接觸到一些人，他們的家人在運動期間不幸離世，有些是自殺，有些死因不明，於是我開始籌辦「逝去同行計劃」，跟一些法醫合作，幫忙做喪事安排、情緒及法證支援、遺體修復及遺物轉化。我故意在去年10月獲頒「香港傑青」（註三）的時候公布計劃，覺得在這個位置做些事是好的。
最近，我附近一幢大廈在短時間內，有兩個老人家獨自死在家裏，直至屍體發漲發臭才被發現。疫情高峰，我在黃大仙做長者生死教育活動，一直想，能做更多嗎？不如把所有一次性的協助轉化為一間殯儀社企，綜合流產嬰兒和長者的個案，組織社工協助家人過渡情緒。有了新的想法，就寫文件、去紅磡看租舖，準備2021年正式開展。
年初社會運動熱度降低，我安靜下來，心情反而起伏；那時，碰巧和老婆有些爭拗，抑壓的情緒爆發起來。我以為自己見過不少大事，又見過許多人的死，本應可以承受，但原來有些結一直沒有解決。我想，我把別人創傷的感受累積了起來。如果我是被捕的、被打的，如果我是那些十幾歲的人……
辦一家善終社企，好像對香港正發生的事沒有直接幫助……但是，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去活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裏面，而不是活在其他人期望的陰影底下，很熱愛地去做你所擅長的，世界會很不一樣。
修復遺體從來不只是修復死者的容貌，不會100%完全修復，怎樣做都會有瑕疵。修復遺體也為了讓家人過渡，給他一個修復的期望。對了，止血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比喻。社會運動上的創傷，不至於修復，起碼令它不要加劇。幾時能夠真正修補呢？就是所有走向民主社會的國家後來所做的轉型正義：交還死者的尊嚴，即使無法向死者本身作任何補救。只是我們應該遲遲都未到這個階段。
註一：非自然死亡個案中，法醫解剖後一個月，如警方未能聯絡親屬，死因裁判官亦認為無可疑，遺體將由食環署下葬於沙嶺公墓。去年反修例運動至今，香港有聲音指部分示威者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死去後，被送到沙嶺公墓。
註二：鄭南榕，台灣社會運動人士，他在戒嚴年代發行《自由時代週刊》，主張「台獨」。1989年，他因曾刊《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被指涉嫌叛亂，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身亡。
註三：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在1970 年創辦「十大傑出青年選舉」，至今共舉辦48屆選舉。
新社區雜誌創辦人何映彤，30歲
出路
- （左起）《埔JOURN》編輯Joe、冬敏、主編何映彤、設計師Ming、攝影師Issac。
10日賣光2千本《埔JOURN》創刊號，我們是想不到的。
以前在《蘋果日報》做視像記者很被動，我去年每天坐在辦公室看直播，每一天都是和平遊行、抗爭、圍捕，平靜一會再圍捕。半夜，人們被保釋出來，翌日再聽他們說有否被警察打。我不太喜歡不停重複的事情，我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很想解決那個問題。
無論疫情下、政治下，大家都很無力，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世界，二分對立又太嚴重，我想要一個新的出路。年初，我開始有做大埔地方誌的念頭，及至年中辭職，把10萬港元的積蓄拿出來，湊齊其餘4個人加入團隊：編輯冬敏和Joe，設計師Ming、攝影師Issac。7月開始構思主題，9月中起稿，10月正式出版。我們校對了足足11校！
這本地方誌想建立一個思考的平台，分成「記錄、討論、參與」三個欄目：記錄大埔農夫的生活、討論改造林村河、參與研究翠屏街市的垃圾問題。為了畫林村河，我跟畫家貓珊從下游走向大帽山，走了3小時，發現有隻很漂亮的藍色翠鳥，好像小精靈。我從小到大都住在大埔，大埔社區的設計著重城鄉共生，街坊習慣到處散步，很容易變熟。
人就是這樣，你看得多、認識多就會有感情。
「有時候也感到自己原來需要一點勇氣。」大埔人真的是癡線。去年11月中大一戰，太和道放催淚彈，他們不願撤退，不懂進攻，又沒有後退，只是站著。那段時間大埔其實變成交通孤島，我借宿別人的家裏，大埔人出門都要預3個小時，但是沒有幾個人抱怨。連儂牆做得比人長，區議會投票首1小時、大埔投票率最高；我去店舖送雜誌，店主說，「你是大埔人吧，我都是大埔人！」
一個因為政見和我吵翻的街坊，買了10本雜誌帶給我簽名。聽說，他去街市吹水（閒聊），也有提起過我。
像Joe所說的，「對方不是減少我們的人數，而是減少我們看到對方的機會──不讓你看到其他說話的人，捉走站出來的人。」我想居民看到大家，參與社區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社會應該包含很多種聲音，很多條路、很多新見解。
2020年的局面比傘後更混亂，更有接近末世的感覺，今天不知明天事，計劃好的事會不停改變。我想把這種不安轉化為能量。
你的不開心來自無力感，去付出的話，會減少這種情緒。現在做的事情，會令我變得積極一點、多一個責任──雜誌要出6期就6期，不能用玩笑帶過的。
我不太明白，為何讀者對於「豪擲身家」搞雜誌有這麼大的反應，我只是開盤生意，就像開間魚蛋舖。雜誌的收入，會用作下期製作費，現在我每個月收入不夠一萬元，所以會搏一點，一星期2、3天做陶瓷室打雜。可能有人會覺得把所有錢拿出來很冒險，其實我也害怕文字獄，但是這個社會上上下下、或高或低都付出很多。我這件事真的超級小事。
宏觀地看我30歲的人生，這的確是一個milestone（里程碑）；有時候也感到自己原來需要一點勇氣。不過，如果你問我為什麼可以放手去做，是因為我知道這個社區會承載我，有一班朋友會承載我去尋找答案。
印傭Terenia，30歲
冷戰
- （左起）印傭Seneng、Terenia、Sherli。
我在香港工作9年，今年4月本來計劃返鄉，去開展自己的新冒險。但是2月疫情爆發時，我的老闆便問我：「你想回去嗎？你回去後能生存嗎？」印尼疫情很嚴重，我掙扎了很久，最後還是答應留港，續簽兩年合約。
我的父母是農夫，弟妹在街市當接待員，2011年我剛讀完中學，便來到香港工作。印尼女人27歲前還沒結婚，就會被認為太老，過期了。我開始想回印尼時能做些什麼呢？如果你是女人、30歲，還是個家務工，在印尼人眼中並不算是經驗。
26歲那年開始，我花4年讀完印尼公開大學（註四）遙距的英國文學學位，回去想應徵傳媒，或找機會去波蘭、南韓工作。當時我每晚睡前溫習，但因為壓力大沒有拿到好成績，一方面因為老闆對清潔的要求很高，另一邊，家人不斷催我回鄉結婚。
病毒令每個人更了解孤獨的感覺，但移民工所面對的孤獨感並不一樣。
年初，我在印尼的家人不肯戴口罩，怕被村裏的人當成異類，也不當病毒是一回事。我在視像通話中生氣起來：「如果你們不戴口罩，我以後都不會再打來，出什麼事我也不會理！」印尼政府很蠢，他們當時說因為民眾祈禱的力量，印尼才有零確診，而且很遲才公布確診數字。（註五）移民工比政府還要聰明，最缺物資的時期，我們在維多利亞公園籌集口罩互相分享。
我的僱主是一對夫婦，我負責照顧女方年長的媽媽。婆婆是粵劇老師，以前每天都會外出教班。這些日子，我們一起困在家裏，她忍不住說：「每天只能看電視和看妳清潔。」家裏以前每個月只用一瓶漂白水，現在每星期都要抹，有個外傭朋友，因為每天抹漂白水，十個手指頭都是血紅色的。
「沒有錢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很好，我們很開心。」4月時，老闆叫我不要外出，怕我帶病毒回家。其實他們也經常外出見朋友，我跟她說，這樣很不公平，我只有星期日才有自由時間。她聽後讓我外出，只叫我照顧好自己。其實移工每天都做清潔，為什麼不相信我們會注意衛生？我明白她的擔憂，但是與陌生人同住卻沒有信任，生活會很艱難，對吧？
如果家人知道我們正面對什麼困難，他們會叫我們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沒工作，沒有錢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很好，我們很開心。
今天早上有外傭朋友在街上聊天，因限聚令被警察截查。不同的新法例通過後，我們不清楚相關法律，很沒有安全感。示威之前我們很信任香港警察，印尼移工們當他們是偶像，因為印尼警察很壞；但當香港發生這麼多事情，我們對他們有點害怕。
世界也感覺很冰冷，2020年充斥各種陰謀論。世界各地都有示威，人們希望政府做正確的事情，但政府處理得不太好。有說示威者是收錢的，又有說病毒是一場權力洗牌的計謀；一些人捍衛陰謀論，一些人則靜靜地追尋真相，有人什麼都不做，因為不知道哪一邊才正確。
家庭裏、同一張餐桌前也有冷戰般的拉踞。我們工作的家中，有人站在政府一邊、有人站在民主一邊，「你不按我說的去做，我就不理你了」，常常有這些爭論。
擱置回家是很艱難的處境，但看見其他移工不自覺陷入困難時，我更心痛，很想跟大家討論如何面對。疫情爆發後，移民工有時會用Zoom聊天。我和Sherli、Seneng喜歡拍照，假日一定帶相機出門，最近參加印尼那邊的線上攝影班、公民記者班。Sherli今年31歲，疫情影響了她在家鄉的服裝生意，她跟我一樣會再留港兩年，賺多點錢。Seneng是我們中最年輕的，今年29歲，她常常把自己拍的照片放到Facebook參加比賽。
最近我感覺自己學懂了如何生存下來，令自己變得更好一點。明年應該會有更多機會的，因為今年我們學習了很多。
註四：印尼公開大學（Universitas Terbuka）。
註五：疫情於全球爆發不久，印尼政府持續公布確診數字為零，為公眾所質疑；其衛生部長Terawan Agus Putranto於今年2月曾表示，零確診乃因印尼人向真主祈求疫症不要降臨。
前議員助理劉迦南，41歲
保存回憶
- 前立法會議員助理劉迦南。
8月中，慢必（民主派議員陳志全）有點隨意地在立法會辦公室跟我們說，不再延任議員席位。我尊重他的決定，但也有點無奈。我常常跟他說，「不要高估集體不延任的效用。」（註六）
收拾離開那天，我沒有太留戀。我本來就覺得立法會新大樓很冷冰冰，金屬造的牆壁，裝潢又灰又暗，冷氣猛烈，空間太大。舊立法會大樓很多木造牆壁，空間小反而很溫暖。
17年來，我的議員助理辦公室由暗走向光，香港卻完全相反。
我在中大歷史系畢業後，做過sales、教學助理，到2003年，政府在沙士（SARS）過後就推23條，我很憤怒，於是上街抗議。那時覺得爭取香港人權益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看見退出民主黨的陳偉業在勞工處招聘議員助理，便去面試。當時陳偉業主力反對香港發展的不公義，反填海、地產霸權等等，我很認同這個方向；加上議助工作需要爬梳資料、寫政策建議，挺適合我的性格。
2010年前是議會假戲真做的時間，政府會裝作聆聽。我那時經常寫建議書，提倡發展梅窩旅遊，當時政府很坦誠，會給你内部文件作研究──你現在很難想像可以這樣跟官員交流。
反高鐵事件爆發，議會拉布白熱化。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包圍立法會，陳偉業覺得要盡力拖延議案，民主派提出至少20條37A（臨時動議），拖了好幾個小時。那時，我收工就跑去舊立法會，看見留守的群眾好雀躍。
立法會新大樓有海景是其唯一的好處，但這裏發生太多不合理的事，令人覺得很荒謬，我也多講了粗口。2016、2017年，我幸得慢必收留繼續做「人民力量」的議助；但其時有人被DQ（取消資格）、議事規則被修改，大家很消沉，「一地兩檢」都沒引起什麼反應。（註七）
當議政空間收窄，我對議會抗爭的期望也愈來愈低。文鬥很多限制，武鬥不到我們去想。去年6.12，辦公室四周響起催淚彈聲，我還回去寫稿，現在想起，我的覺悟比其他跑到街上的同事更遲。議會早就響起喪鐘，《逃犯條例》修訂是靠群眾才得以撤回的。
「保著自己的性命，保著自己的回憶。」我的離開，不只是慢必的決定，也是整個香港環境的決定。
現在，香港議會已經死亡，正在腐爛發臭。議會的腐化和崩壞，擴展至整個社會的腐化和崩壞。未來政府派什麼疫苗給香港人，也沒有人會過問。
離職後，日日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不會覺得悶。近日離港的許智峯，他有強直性脊椎炎（自身免疫系統失調導致的關節炎），我也有，當眼膜炎（葡萄膜炎，常見併發症）發作時，便要頂住矇查查的眼睛通宵寫稿。許智峯去年在前線跟警察周旋，是冒刑責和受傷的風險，我覺得他已經盡力。
我很慶幸自己還未結婚、未有子女，不然也很難頂。在這個朝不保夕的時代，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是看到不合理的事，至少你要保持怒火，要去跟朋友分享。我們要靜待時機，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外，最重要是保著自己的性命，保著自己的回憶。
在過往的17年，我都很少做一些重大決定。我開始要為自己而想，為自己做決定。我現在在一間教會圖書室做兼職工作，負責整理書本。一些書很值得教友看看，像邢福增的《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又或是德國牧者潘霍華的傳記（註八）；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怎樣保存集體回憶，都可以參考。
我把這些書移到容易被人看見的位置。
註六：香港2020年立法會選舉原訂於9月6日進行。及後，港府取消12名民主派參選人資格，以疫情為由延後選舉一年，人大延任議員資格。民主派爆發去留之爭，陳志全為其中少數決定不再延任的議員。
註七：2016年及2017年間，梁天琦、陳浩天等人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羅冠聰、梁頌恆、游惠禎等人亦在任內被取消議員資格。2017年，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修改，大大限制民主派議員拉布空間。另外，2018年起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劃分「內地口岸區」，內地人員可在該處執行職務。
註八：德國神學家、牧師潘霍華（Bonhoeffer）是反對納粹主義的抗議分子，他於1943年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另譯：希特勒）失敗而被捕，兩年後，在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處絞刑。
12港人家屬Beatrice，27歲
哥哥消失了
- 被大陸拘留、12港人之一李宇軒的妹妹Beatrice。
我已經離開香港，目前身在英國。瘋狂的一年，我的人生突然結束了香港的chapter，打工仔的生活變成Andy is missing，要把哥哥救出來。他好像在一個黑盒裏面，而我在盒子外面。
第一次看到新聞說李宇軒因國安法被捕的時候，我還在工作，一直想是不是撞名？新聞照片出來，是我哥哥的照片，我腦袋一片空白。8月，第一個媒體報導中國海警在海上截獲李某某和其餘11人，有人說就是李宇軒，網上又流傳截獲時曾經開槍。我心裏想，今次又怎麼了？直到警察上門，把大陸公安的拘留通知書交給我們，我才肯定那就是我哥哥。
我一直都覺得哥哥是個nice brother。他大我兩年嘛，很多他剛經歷的事接下來就到我──會考、高考、選大學的困擾，他從來不會無視我的煩惱。以前我出國交流，看見朋友到處遊歷，他鼓勵我出遊，因為他後悔年輕時沒有把握機會。他是一個會給我指引的哥哥，「你不要學我make mistakes（犯錯），你選好一點的路。」
我們不算天天抱在一起的兄妹。他給我印象就是一個很nerdy（書呆子）的人，很典型坐在電腦前的一個電腦程式設計師。我們兩個都很理性，所以我們的溝通都是好機械，沒有瑣碎的談話。
這裏要提一下，哥哥幾年前曾經離開香港，在外地居住。他覺得香港是個很ridiculous（荒謬）的城市，他自己接freelance，只要上到網、有電腦就可以開工，為什麼留下做樓奴呢？那時我覺得他對香港很冷感，他對於社會不公的處理方法就是離開。
2019年，他回港不久就爆發示威。家裏本身就很政治冷感，我完全不覺得他會投身任何公義的事情中。上年底我看到哥哥以「香港故事」成員的身分出現在新聞裏，第一個反應是，「吓，你唔係嘛？（你不是吧？）」我完全接受不到這個反差。但我沒有太擔心，他是一個喜歡解決問題的人，不怕去試新東西，邊做邊排除錯誤，像他以前想自學編程就去學，還拿來當人生事業。
我們各自關心這場運動，從沒有過問對方。
「我們承諾過對方，誰人出事，另一個都要走下去。」哥哥被拘留後，我猶豫了很久，出聲會不會害了他？9月17日，15天行政拘留早已經過去，你再不出聲，他被吃掉也沒有人會理。我那天替哥哥開了一個Facebook專頁Andy is missing，以英文發放他被拘留在深圳鹽田看守所的最新消息。
11月下旬，我收到哥哥寄來的信。信中第一版跟其他12港人的來信差不多，唯獨是第二版寫上我的名字叫我「收手」。他沒可能說這些話，他一定是受壓逼才寫。因為我們承諾過對方，誰人出事，另一個都要走下去。
沒理由抓一個人，就讓兩個人收聲。
我本來是一個很膽小的人，無端端離鄉背井從來不是我會做的事。如果細心留意我的專頁就會發現，我從本來匿名，變為逐漸開名露面。現在見到自己的照片，有時不習慣，覺得好奇怪。但是我開始覺得豁出去了，想幫他，就做多點囉。我努力相信哥哥可以頂得住，不去想像他可能崩潰這回事。
2020的下半年，我要獨自做許多決定。以前我是遊行群眾的一部分，現在沒人可以代我做Andy的家屬做決定：做不做訪問、請不請律師、出不出一個聲明。我不斷想，如果李宇軒有個肯出聲的妹妹，妹妹應該做什麼？
游泳教練Paul，31歲
靠雙手
- 轉職外賣車手的游泳教練Paul。
你有沒有聽過LMF的歌？年頭找不到口罩，政府又關閉泳池，一刀殺落我們這班游泳教練身上。那時我聽著LMF的《WTF》跑步，「啲雞有問題你就殺曬啲雞；啲人有問題你會唔會殺曬啲人？」（雞有問題你就把雞都殺了，人有問題你會不會把人都殺了？）──好嬲，我有手有腳，為什麼會這樣？頂不住，之後就轉做外賣車手。
過去10年，我在觀塘教小朋友游泳，有40個學生。以前教水的日子輕鬆、暢快、如意，work-life balance。我8歲就在泳會學游水，哪個小朋友不喜歡玩水？當時住在黃大仙，波地（球場）有壞人，泳池沒有，最多掉到水裏去。中學我讀不成書，去讀毅進，一邊跟泳會老闆打工，8年之後開自己的泳會。
今年以來，泳池斷斷續續地開放了約5個月，你覺得能開班嗎？初初轉行送外賣，滂沱大雨，拿著飯盒，在街上看到戴頭盔、戴口罩的外賣員，怎麼這麼眼熟？原來是教水的行家。大家會心微笑，「你也在做？」、「係啊，加油啦，頂住」，畫面好淒美。很多教練都要轉行，洗車的洗車、搬磚的搬磚，總之是體力勞動工作。大家原本都以為是暫時性的，誰知道12月又有第四波疫情，「哎，我又回來做外賣了」。
開初家人罵我不工作，但是突然間轉行，去做地盤也要考平安卡吧！跳出熟悉的地方，你會不習慣。今年整個人都很煩燥，男人沒工開周身唔聚財（男人不工作覺得渾身不舒服），無處發泄，像小朋友放電放不夠。有股憤怒在心中，怨天怨地，就去跑步。碰巧那時候分手，分手也好，孤家寡人少想一件事。
2月左右，我駛著電單車在觀塘送外賣，內心不是很接受。以前月入2、3萬元，現在每天10多張訂單，每單50蚊，收入剛剛好夠用﹐又覺得自己似派傳單。
我送過一餐200元的酒店午餐，見過一些人態度好差，也送過外賣給以前的學生家長。見到面沒什麼，他拍照片給小朋友看；慢慢我都接受，又不是作奸犯科，都是靠雙手，對不對？
我也試過做冷氣三行學徒，那些老師傅真係好撚辛苦，他們很多職業病。搬百幾公斤的冷氣，腰都斷，還面不改容地鑽、鑽、鑽。
「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今年我拿過一筆7500元的抗疫基金，還有一筆五千元，杯水車薪，交租後也沒剩下多少。防疫措施不需要說了，都不聽民意，你還期望它做什麼貼地的事？上流每個都是達官貴人，等他們講，不如自己先改變，這個我看得通透。你沒能力走，怨天怨地沒用，反抗也沒用。政府已經殺雞儆猴，警告你們不要再搞，現在香港要做順民，大陸叫韭菜。對，我們就是韭菜，割完又會再長，長完又再割。
我都想似以前──18歲的時候，覺得香港經濟厲害、文化又厲害，東方之珠。但現在沒有了，也不要緊，世界會變的，沒有永遠的高峰，沒有永遠的巔峰。
這個社會，人食人罷了。大勢不能改變，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事要做……你有理想、有能力就嘗試去改變。但是中國5千年歷史有多少個聖人？我們哪有能力去影響這個趨勢？就算知道一件事是好的，也要冒生命危險，你看歷史書，全都是這樣的。
我已經憤怒過，咆哮也沒有用。要思考，想想有什麼是自己能力做到的。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
我心底當然是想回去教水──做人很難得找到喜歡又能糊口的工作。唉，雖然很不捨得，但是疫情又爆發，我真的要轉工。過去了，拿在手中的東西才是真的，不要做夢了，真的不要做夢了。做實事吧。
我還是正面的，一定會好的。希望在明天，我還那麼年輕，還有那麼多未來。
最緊要先捱過這個冬天。
| 撰文 | 李慧筠 |
| 攝影 | 林振東 |
| 編輯 | 陳倩兒 |
| 資料整理 | 朱雪盈、何清怡、林詠褀 |
| 工程 | 郭瑾燁、Elk Liang |
| 策劃 | 李慧筠、林振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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