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误入东方的西方工程师 | 冬川豆
丘延亮
宋子文：误入东方的西方工程师 | 冬川豆
东方专制帝王如果得到臣民不可能掌握的西方技术，就能够将国家变成一个工厂，行使祖先从来想象不出的武断权力。宋子文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西方工程师，在西方会成为公民社会的优秀仆人，在东方会成为顺民社会的危险管家。
1、宋子文的父亲宋嘉树（1864-1918年），字耀如，海南文昌人。原姓韩，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1875年赴古巴，三年后赴波士顿，在丝茶店当学徒。16岁时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洗礼，被命名为查理·琼斯·宋。1881年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后转学到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1882年入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神学院，1885年毕业。次年回国，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并执教于教会学校，胡适即其学生之一。两年后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印行中文本《圣经》，并参与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兼任上海福丰面粉厂经理。1894年夏，宋嘉树与途经上海的孙文相识，从此成为孙文的重要资助者。民国成立后，宋嘉树曾随孙文访问日本，二次革命时，宋家避居日本。宋育有子女六人，依次为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
宋嘉树
rrrrr宋子文最初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后来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所属的社会距美国比距长沙近，距加尔各答比距西安近。他们的起点高于北京，更不用说内陆四分之三人口的终点。这种人对抽象的中国产生兴趣，与其说出于利益和前途的考虑，毋宁说更接近于前辈传教士精神的世俗化，将美国新教社会常见的救世情结转化为拯救弱者-落后社会情结。他们假定的拯救对象对这些送货上门的自封使徒怀有自相矛盾的感情，一方面佩服他们的勇气、热忱和操守，一方面难以忍受他们的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和急不可耐。尤金·奥尼尔描写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的剧情②，明显就有他这类美国人的影子。请注意：从行为模式上看，他就是亨利·卢斯（亨利·卢斯：1898-1967，美国传媒巨头，创办了《时代周刊》（1923 年）、《财富 (杂志)》（1930年）与《生活》三大杂志（1936年）。他出生于中国山东省蓬莱市，父亲为美国传教士。他将蒋介石塑造为虔诚的基督徒、不屈的抗战英雄、坚定的反匪斗士）的同胞。所谓中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这种人出于善意而发明出来的，同时代的徐州人和潮州人估计认不出来。
2、尤金·奥尼尔（1888-1953）的《马可百万》(1923—1925)写的是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朝廷供职的故事。剧中，旁人这样评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的情况：“我们的马可可是个活跃的知府。从陛下收到扬州居民的大量请愿书可以看出，现在扬州在陛下统辖的城市里管制最严。……这位信奉基督的府台在那里禁娱乐、灭老鼠，似乎娱乐和老鼠是一对孳生祸孪。”剧中，马可·波罗还在忽必烈面前掏出一张美元，吹嘘自己在扬州进行了纸币革命，增加了税收。
宋子文和母亲倪桂珍
宋氏家族1917年合影，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霭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宋耀如、倪桂珍；后排左起：宋子良、宋美龄
rrrrr国民党发明的正史宣称，宋家是孙文和蒋介石的忠诚支持者。然而从宋家的角度看，倒不如说孙文和蒋介石都是他们的塑造对象。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斯帖（《圣经·以斯帖记》中嫁给波斯国王的犹太女子，凭借自己的智慧挫败了坏人的阴谋，拯救了本族人）和海伦娜（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圣海伦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教会多有捐助），只能付诸悬测。宋子文飞扬跋扈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散发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气氛，倒是一目了然的。国民党的敌人由于懒惰和仓促，用剪贴的方式收录了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发明，在后面又复制粘贴了日本人在抗战时期的发明。国民党的敌人的敌人和国民党的敌人的敌人的敌人不大理解这种俄罗斯套娃式的楚门世界，但并非不清楚敌人的敌人就是更好的发明家，展开了各取所需的夸张、掩盖和剪接。最后造成的结果很像火山爆发后的地层，原本层累造成的各层次扭曲、错乱和翻转，三叶虫和肿骨鹿亲如一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婚礼
rrrrr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是纽约花旗银行见习，回国后以直升飞机的速度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行长。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作家，以传记创作著称）声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士兵升为将军的速度，比女人从怀孕到生产的速度还快。这种速度对辛亥年间的军官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生而言，都算不上陌生。宋子文从中央银行行长升到财政部长，虽然没有赶上女人生孩子，但无疑已经领先于大多数留日学生、更不用说留美学生上预科的速度，也就是说只用了两年。他在1927年选择了蒋介石，改变了蒋本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命运，虽然后三者一向不肯承认。
1925年，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
rrrrr蒋宋结合以前，蒋是一位彻底的革命家。也就是说，他依靠直接或委婉的抢劫为生。在这方面，他很像拿破仑在意大利，将缺乏饷源的痛苦转化为进攻富裕城市的动力，然后将这种动力解释成旺盛的革命精神。蒋介石的不幸在于，他还有一项拿破仑没有的弱点。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理人比他富裕得多，不仅拥有稳定的供应线，而且在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方面也比他专业得多。汪寿华同志（1901-1927，1923年加入TG，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的主要负责人。他靠青帮势力发动运动，最后被杜月笙杀掉）没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软弱性和表演性，像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冷静而精确（1905年，俄国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罢工、骚乱、暴动，布尔什维克大展身手。列宁后来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除了用炸弹代替传票以外，处处表现出税收机构特有的自信心。敖德萨和上海的资本家早在沙皇和北洋军阀倒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适应红色政权的幻觉。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享受季诺维也夫同志（1883-1936，苏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最后被斯大林杀掉）和斯大林同志慈父般的关爱，开销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财富③。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军队连广东赌场的收入都没有保障，更多地指望下一个城市的房租比较贵，因为商会筹集犒军的银两，一般要靠倒霉的房东预支几个月租金。房东之所以特别适合充当剪羊毛的对象，是因为有产的牵挂使他们不方便逃之夭夭。至于北方的冯玉祥，领取卢布的资格仅次于蒙古的活佛，并不瞧得起广州和武汉的晚辈，更不用说蒋介石麾下饥饿的士兵了④。
3、依靠苏联提供的资金，向工人发放罢工费用，是发动工人运动的主要手段。一位参加过五卅罢工的老工人回忆说：“在四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省港大罢工期间，“一个工会一成立，立即派检查小组或者宣传小组进行争取会员的工作。搞宣传的人所带的不是宣传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如有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会，他必将受到木棍的棒打，因为工人们加入工会之后，他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工人的进会费和每月的公费，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厂主所给的公共福利费。”（《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见《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4、据北京警察厅公布的从苏联使馆搜获的文件，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即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即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
鲍罗廷和孙中山对他的任命状
前排，汪精卫（左二），蒋介石（左四）;米哈伊尔•鲍罗廷（左五），宋子文（左六），于右任（右三），何香凝（右二），宋庆龄（右一）
rrrrr在1927年诡异的春天，鲍罗廷很有把握地宣称，就算用唐生智来取代蒋介石，后者也不会有什么办法。斯大林则表示，橘子皮可以扔了。这些话如果出自克伦斯基或汪兆铭之口，很可能只是小资产阶级文人的表演欲望发作；但斯大林同志涉及人事问题的时候，一向是不会为虚荣心绑架的。问题在于：蒋介石正如他自己所说，习惯于不按牌理出牌。如果他是理性的人，大概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他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方式，跟他那些发动珍珠港事变的日本同好一模一样。这种人遇见走投无路的情况，不会像理性人一样投降，却会像赌徒一样知行合一，也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指望掀翻桌子以后突然出现转机，如果运气不好就不成功便成仁。北伐以后的几年，他的运气好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根据他的筹款方式，他进驻上海以后，本来只能支持半年时间，然后只有共产国际才能养得起他。不过他首先掀翻共产国际的桌子，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这时他并不知道宋子文能为他做什么，因为宋子文自己都不知道。然而宋子文居然从海关总税务司那里弄到了真正的岁入，使他可以多支持几个月。这笔钱还有另一项作用，促使武汉方面的东征变成北伐。
宋子文与张乐怡结婚照
rrrrr鲍罗廷刚刚从上海租界的总部得到全世界无产者的新款，就发现蒋介石已经不是橘子当中比较软的那一个。吴佩孚在保定的饷源刚好被张学良的朋友们瓜分了，软度急剧上升。等到张发奎打进河南，无产者的金钱和汉阳兵工厂的军火都用光了。共产国际主要出于阴差阳错，在下一批资金到位以前泄露了红军国际化的预案，吓坏了汪兆铭和反覆无常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结果连武汉的革命政府都弄丢了⑤。宋子文的钱也花完了，但他紧接着就创造了更大的奇迹，在相当于女人生孩子的时间内，赶走了长期把持海关的洋人，让蒋介石能够组织南京政府，又在相当于留日学生念预科的时间内，废除了条约体系的财政约束，让蒋介石富裕到足以收买冯玉祥和张学良的地步。他这两年的工作，奠定了黄金十年神话的真正基础，也用完了他和蒋介石一辈子的运气。蒋介石开始真正相信，革命精神和道德榜样战无不胜，就像拉封丹寓言的苍蝇相信自己在拖马车，变本加厉地玩弄孤注一掷，结果招致了抗战和冷战的大败。我们用廉价的后见之明分析，原因其实只有两项。大英帝国出于国内福利政治和欧洲条约体系的需要，决定从远东撤退。国民党迫不及待地抢占真空，收到了赵括抢占上党（公元前260年，秦军猛攻上党，廉颇率赵军来救，赶到时，上党已被攻陷，两军对峙。随后，中了秦人离间计的赵王用赵括替换了廉颇。赵括轻敌冒进，全军覆没）的同样效果，再次证明免费午餐和美丽陷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宋子文善于利用美国精神同胞的情怀和弱点，把自己的行径美化为扶助弱者的侠义举动，暂时借用了美国的力量。这种模式经过宋美龄之手，在抗战中挽救了蒋介石，也使美国人最终不可避免地幻灭以后，迫不及待地离开亚洲，让蒋介石的最后一个泡沫迅速破裂。
5、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仍然认为“反共就是反革命”。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鲍罗廷、罗易等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罗易给汪精卫看了指示，要求他执行指令，否则共产国际将与国民党一刀两断。汪精卫意识到事态严重，将电报副本传示孙科、陈友仁、谭延闿等人，众人大惊，开始部署分共。事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说：“罗易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
1940年11月，宋子文与美国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会谈，希望美国扩大对华贷款
宋子文与罗斯福
rrrrr宋子文的财政改革包括以下步骤：编列统一的全国预算，建立统一的中央铸币厂，最终以纸币代替银元，依托中央银行发行内债，数额经常超过当年的岁入，强制四大银行和私人银行接受中央银行的统一规划。这些举措彻底破坏了民初限制公共开支和维护货币稳定的基本条件，将预支未来的权力赋予南京国民政府，造就了黄金十年的建设成就和国家门面。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经受不起这样的诱惑。1933年，财政部发行的正式内债已经十四亿元。大部分负担落在上海资本家头上，后者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进步的观察家（往往是善意的美国人）看到美丽坚固的公路网飞速延伸，南京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年年换衣，自以为摸到了一个伟大民族崛起前夜的躁动，感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改信基督教，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固了。亨利·卢斯用《旧约》先知的口吻叫道：东方的人民在黑暗和痛苦中挣扎了多少个世纪，期待他们的救星，现在救星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就叫蒋介石。即使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美国记者，早年投身“黑幕揭发运动”，1919年访苏期间采访了列宁，回国后声称：“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文学批评家，一度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好感，1935年访苏）到苏联朝圣，都不可能更加虔诚了。
1933年，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发言
rrrrr国民党在政治上是一种弱化版的列宁主义，在经济上也是一种温和版的计划经济。中央银行和资源委员会发挥了准国家计委的功能，开始将工部局（即租界的市政委员会）的遗产投入内亚的无底洞，最终投入建构“新中国”所必需的战争。没有宋子文和他的改革，国民政府根本没有产生这种期望的机会。孙文的党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只能是日本和苏联的代理人。在袁大头和鹰洋的时代，金圆券永远不会出现。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时代，上海的金融家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在帝国主义的安全保护下，能够断然拒绝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类似企图，保护市场和货币的稳定性。在没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国民政府不可能抵抗苏联超过几个月。然而在有宋子文的世界上，国民政府真的有必要抵抗苏联吗？国民政府通过纸币、债券、国有化和通货膨胀，已经将苏联的历史使命完成了四分之三，将大部分国民变成了无产者。她在这时候突然优柔寡断起来，结果在自己掀起的洪水中灭顶，难道不是求仁得仁的应有归宿吗？从刘和珍到林昭的道路是非常短暂的，从宋子文到刘少奇同样如此。生态场和电子云都不是连续的，而是漫长不稳定区域联接的少数亚稳态区域，在两个亚稳态之间停留是非常困难的。新中国必然破坏条约体系的约束条件，内亚建设必然破坏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约束条件。每一个亚稳态都依靠多方面的约束条件，不可能只破坏一部分约束条件而同时享受其他约束条件的保护。在这段历史中，宋子文扮演的角色酷似托克维尔的寓言。东方专制帝王如果得到臣民不可能掌握的西方技术，就能够将国家变成一个工厂，行使祖先从来想象不出的武断权力。宋子文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西方工程师，在西方会成为公民社会的优秀仆人，在东方会成为顺民社会的危险管家。
1945年4月宋子文参加旧金山四国外长会议
宋子文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rrrrr宋子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无疑不会逊于科尔柏（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为国王贯彻重商主义政策）对路易十四的重要性，从革命外交到抗战和冷战，从法币改革到租借协定，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政策能够在没有他的支持和参与的情况下成功。然而，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非常奇特。几乎没有人正确地估计，哪怕是反对他的政治作用。所有的指责和辩护（前者占压倒优势）都指向他的个人作风，而且内容和精神都酷似尤金·奥尼尔笔下控告马可·波罗“毁灭古老文化”的扬州人言论。他傲慢、自大、专横、不够世故、不给人留面子，总之就是“帝国主义者”的标准漫画。善良正直的第三世界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嗟来之食，主要就是为了弥补受到伤害的感情。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回忆录尤其生动地说明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是万万伤害不得的，反帝爱国意识形态直接源于他们永远无法愈合的虚荣心。不过故事当然可以从相反角度说，变成天真正直的扬基佬在奸诈、怯懦、腐败的东方社会中不断碰壁的纪录，很像《丑陋的美国人》当中的麦克怀特大使（原作为小说，后拍成电影，讲述麦克怀特大使被派往中印交界的小国Sarkhan，在这里不受信任，遭到敌视，处处受挫）。这两种解读都是完全正确的，全看读者更乐于认同哪一方。如果你仔细查看攻击者的翘楚傅斯年那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在1947年2月15日南京《世纪评论》），就会发现：士大夫最受不了的地方就是宋子文用人行事的作风既恶劣又傲慢，却说不出他的政策到底错在那里。辩护者以胡适最为忠厚，也认为宋子文实在太不会做人，虽然觉得他称得上任劳任怨，却说不清他的财政工作好在哪里，或是认为这事根本不重要。为傅斯年喝彩的知识分子只是根据宋明士大夫的传统，觉得只要敢骂大人物就算了不起，骂的内容是什么简直无关紧要。同情胡适的知识分子多半认为反苏反共就是政治正确，怎么做都有理，即使所作所为都是在为苏联做准备。
宋子文与斯大林等出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
民國38年中央銀行發行之金圓券伍佰萬圓
rrrrr日本人和苏联人的朋友（TG）完全不懂得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头脑简单地想象财政家肯定有钱，有钱肯定贪污腐化，但他们想象的腐化方式非常低级，比较适合衙门的胥吏，一点不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同行会干得出来的事情，说明他们的智力水平和阶级地位没有达到能够理解金融操纵的层次。宋子文主持了1945年的接收活动，这个名词掩盖了二十世纪远东最重要的一次国有化，实际上是针对沿海和大城市资产阶级的总清算。后者不仅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数住在日本占领区，而且也因为王克敏（1879-1945年，1937年日本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的首脑之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王克敏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和汪兆铭的政权较多地保存了民国初年的法统和政策，给资本主义留下的余地，而大后方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几乎都在重庆政府的卵翼之下。如果有人以为没收或抢劫仅仅针对日本人的财产，那就太天真了。毕竟从原则上讲，不肯追随国民党一起逃走的人都可以算汉奸的。这次革命行动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贪污，而且制造了此后贪污的温床，但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子文本人曾经捞过什么油水。他当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不像他的习惯。他和宋美龄一样，终生没有摆脱美国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水准，一点不像外逃贪官。他们兄妹都不肯跟蒋介石去台湾，宁愿回美国，本身就表明了某种文化的选择亲和力。他死后只留下一百万美元和一处房子，跟宋美龄差不多，跟美国中产阶级差不多。这种现象不能解释为他把大部分财产留在南京或上海了，要知道没有人能比金融家更善于转移资本了，如果他有这种欲望的话。
蒋介石与宋子文
rrrrr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内的亲美派和自由派心慈手软，对他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误导责任。他对宋子文也是这种看法，在日记表示后悔不该重用此人，甚至在1963年对宋子文说出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的生意，都是赔本生意！”⑥这话必须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没有比政治家的公正更靠不住的东西了。没有宋子文，蒋介石不可能比李宗仁和张发奎强大多少，肯定比不上冯玉祥和张学良。从另一方面讲，这话又是非常正确。没有宋子文，蒋介石肯定只是群雄之一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南京或北京的名义根本不可能发动抗战。苏联和日本肯定会在东北内蒙龙争虎斗，用沙皇和日本对待大清的方式对待十八省的任何政府。蒋介石虽然永远不会跟罗斯福平起平坐，也永远不会丧失自己的小小势力范围。历史将会把他跟龙云、陈炯明放在一起，这本来是他最适合的位置。
6、蒋宋二人矛盾不断。如1933年，蒋介石在宋子文出国访问期间挪用预算，花在最新一次剿匪军事行动上。宋回国后，与蒋发生严重冲突，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没有挽留他。据胡汉民说，宋子文私下说：“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而蒋也一连十几天都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祸国殃民”、“顽劣”、“作梗不化”。1943年，围绕史迪威的去留问题，蒋宋又发生了严重冲突，宋一度被软禁，直到低头认错才得以回到公务活动中。
1960年代初，宋子文与外孙冯英祥在纽约寓所
7、没有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支持，蒋介石无法在与桂系、冯玉祥等的竞争中获胜。国民党在广州初期财政极为困难，直到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局面才逐渐打开。宋子文整顿财政机构，提高效率、调整税率、开辟新税源，财政收入立刻显著增加，1925年政府收入是2518万元，一年后就上升到10013万元。宋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七年，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整理财源，获得税收；又直接向上海一带的金融界借款，成功取得借贷，并发行了15000万元的内债。他还与美国及其它国家签订关税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