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與邊緣的生活記實 ─ 專訪《炸神明》導演賀照緹 --文 / 賴柔蒨

丘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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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8, 2006, 10:19:54 PM4/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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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與邊緣的生活記實

─ 專訪《炸神明》導演賀照緹

文 / 賴柔蒨

　賀照緹六年來拍攝紀錄片豐富的經歷讓人稱奇：一個年輕女子，先是拋下收入穩定的記者工作，參與交工樂隊出國表演隨身紀錄。獨自一人走訪波蘭、捷克、巴西、阿根廷等國，追尋手風琴的流浪軌跡。與蟑螂為伍一年多，被爬滿全身只有緊閉著嘴以防吞下肚裡。或是深入台東黑道兄弟的生活圈。她創作的題材和背後的意涵讓人眼睛一亮：《縣道一八四之東》被稱作「臺灣第一部抗爭音樂紀錄片」。《手風琴在路上》紀錄了手風琴遷徙的歷史，並藉此討論人為何要流浪。《蟑螂X檔案》，是為了物種平等，替蟑螂正名、爭取生存權。最近的作品《炸神明》除了紀錄台東每年元宵節「炸寒單爺」的實況以外，更存有複雜的「儀式與人」之間的關係。

工作的時候快樂最重要

　相較於原本的公視記者的工作，紀錄片導演是旁人眼中相對之下不穩定的生活。賀照緹緩緩的說出是因為「興趣」。她說自己運氣很好受到很多人的善意幫忙，不會一個人孤零零的。工作過程難免碰到困難，但她表示從困難中才真正學到東西，慶幸自己遇到許多專業的人能夠一起把構想轉成技術，路上多人正面慷慨的幫助讓她覺得「我的收穫是最多的。」這樣一個合作愉快的工作氛圍，讓她確定走這條路是對的，她笑說，「工作的時候快樂很重要，工作不快樂的話簡直把我殺了算了。」

　成為紀錄片導演並不是最初的堅持，一路上慢慢摸索，不斷地衡量自己到底行不行，到現在成就了一個人的獨立影像工作室。她笑著說明這兩種工作最大的不同處就是「你要很清楚生活會變得非常簡單，還有清貧。」她在拍攝《手風琴》一片後發現很多貧窮的人卻過的比富裕的人更快樂，從中體會到生命的價值全看自己選擇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關注聲音和邊緣的題材

　交工樂隊、手風琴都是與音樂有關，這次的《炸神明》與好客樂隊陳冠宇的音樂合作更是嚴謹，四位主角的背景音樂依照他們對信仰的不同態度，有著傳統嗩吶、大鼓到電音的不同比例。「『聲音』是我想繼續拍下去的一個主要的方向。」賀照緹修正我原本「音樂」的說法，她說，「我是一個愛『聲音』的人，『聲音』是一個看不同社會文化一個有趣的角度。」台北或華人的社會就是會很吵，除了人與人之間擁擠以外，華人社會重視家庭，不像西方非常突顯個人，於是個人的需要不太會被重視。她以我們訪談的所在地為例說，「為什麼咖啡廳音樂要開這麼大聲，而全台北的咖啡廳放的是全小野麗莎？他們或許理所當然的認為來消費的人不會注意這些。」

　除了聲音作為拍攝的主軸和不可缺少的要素外，她說，「我喜歡拍比較邊緣的題材。」交工樂隊的一路上的旅程紀錄自然是首開此類型先驅；而手風琴的遷徙其實就是窮人的流轉史，因為最窮的人才會經常需要遷徙；蟑螂還不僅很邊緣，而且是人人喊打的生物；兄弟則是主流價值下被邊緣化了。賀照緹說，主流社會總有一個既定的價值觀，而價值觀的設定本身牽涉到權力關係運作的過程，比較弱勢的人玩不起這個遊戲，因此很多狀況是社會結構造成而非並個人選擇的，「如果能夠使主流價值觀鬆動，壓在下面的聲音才有可能被聽到。」

談《炸神明》

　賀照緹本身對於「儀式與人的關聯」很有興趣，儀式怎麼影響人和人怎麼使用儀式。她一口氣說了一大串，「寒單爺是兄弟拜的神，兄弟又透過他來獲得英雄形象，但是這個英雄形象的代價是很痛的。站上去的人是在贖罪，透過這個儀式與過去和解邁向未來，因此這個儀式也負擔了心理療癒。站上去的英雄形象又和原先『黑道、流氓、兄弟』這種被貶抑的形容大不相同，以往都在『黑』的範圍裡，就只『白』這十分鐘。此外，這個儀式是這個小社會裡面社會化的重要過程，是老大看小弟有沒有才條的基準…這個儀式真的不簡單很複雜。」字裡行間都經過認真的思考才緩緩說出，許多是她透過紀錄觀察而得，在這些層層的連結當中有著更多深入的文化意涵和厚度。

　一開始賀照緹想像著兄弟的世界很恐怖，不曉得這樣唐突的接觸會得到怎樣的迴響？「這都是主流社會價值觀下對兄弟的想像，我回想起來有點可笑，其實就是人與人的相處。」與其他人一樣，拍攝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賀照緹與兄弟之間彼此的互信和坦白透過影片一覽無疑，主角讓導演參與了很多私密的生活，而賀照緹則是謹慎的結構影片，提醒自己不要越過拍攝倫理的界線。

　《炸神明》全長四十九分鐘，甚至有人說這是可以做成幾十集連續劇的故事，三月中在公視首播後還剩下幾場校園免費放映和座談。賀照緹說自己是物慾不高的人，最重要的是工作開心，看她不時的大笑，率性卻不大意，謹慎仔細的看待問題，對世事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她的紀錄片也和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