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杜耀明
丘延亮
不要怕杜耀明 -- 壹週刊
一月底，八百個浸大傳理學院師生和校友，在《蘋果日報》和《爽報》各刊登了一則全版的聯署聲明，點名要求校長陳新滋公正徹查浸大的民調醜聞。密密麻麻的油印字，一個個有名有姓有就讀學系有畢業年份；有名可稽的憤怒，分外擲地有聲。但聯署背後，原來是更深的孤獨。八百個名字中，僅兩人是傳理學院全職教員，憤怒的聲音佔0.25%。望着記者，發起人之一的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掀掀嘴角，似笑非笑：「凡涉及學術自由、新聞自由的事件，外面的力量大過學院裡面好多。學院裡我聯署唔到！香港八間大學，有傳播系的唔少，但真正有義氣的？好少，聲音微薄。」說罷他側側頭，思索良久，才吐出了四個名字：「這四個有可能……總之聯署好難。」他的辦公室設在走廊盡頭，走廊右邊是一大幅髹上白油的高牆，左邊是一扇接一扇的矮門，門楣掛住各個教授的名牌。人人都保持緘默，就他一人張揚地在門上貼了一張寫住「痛心疾首」的大字報抗議。「做學術最大的收穫，就是自由。連這個自主意識也放棄，那不如出去打份工。」站在雞蛋與高牆之間，他最後一份勇氣來自他老婆：「她叫我不要怕。」
上週一傍晚，校長和副校長在演講廳內向學生、教職員和校友等「自己人」閉門交代事件，台上表現輕佻，台下群情洶湧。這是聯署聲明刊登之後六天，浸會大學發表調查報告，指傳理學院院長趙心樹在事件中表現「不智」，但不涉及政治壓力或獻媚，丟了院長一職，但仍獲留任新聞系教授。一名校友拿住咪高峰說：「校長你知唔知醜？交出這樣兒戲的報告，身為傳理校友我覺得好醜。」民情憤怒一發不可收拾，當主持的校方代表何鏡煒還每每火上加油，很會煽動他人情緒，似乎想令學生招來不理智的話柄。台下發問環節，何說：「嗨杜博士……不不」，咿呀一輪，他才着跡的修正道：「杜教授才對，你想發言嗎？」也當然因為杜耀明還沒取得博士銜頭，他才耍了這一幕「金枝慾孽」。事後追問，杜耀明一貫的掀掀嘴角，將情緒緩衝在似笑非笑之間：「無謂在細節駁火，ignore他就可以了。」也是的，人生的戰線多着，應將彈藥花在主場。話音未落，新的戰線果然出現。校方公布調查結果翌日，這宗民調「風波」正式升格「醜聞」，登上報紙頭條，輿論一面倒譴責校方調查馬虎，有包庇之嫌。杜耀明隨即收到校內高層透過他的友人傳話，怪他刁難校方，對其相當不滿。那麼這一次應該ignore還是動火？「總之，思考事情還是簡單一點好。我不知道是高層傳話，還是接近高層的人自己有話要說，但當成後者壓力就少得多，他表達吓意見啫，我不算受壓。」
牙骹
星期日的下午，家裡人齊，但氣氛有異。原來兩夫婦剛到兒子學校開家長會取成績表，孩子成績跌至警戒線，父母擔心失望，小的匿在房中整日不敢現身，只靠妹妹傳話。家中這位中學生，才真正叫大學教授受壓。杜耀明說：「就讓他在房中靜思吧，叫我鬧我都唔識得鬧人。」杜是孻子，八歲時父親仙遊，母親車衣做清潔當小販養活四個孩子，是杜耀明口中求生意志「超強」的女人。母親對子女非常疼愛，今時今日儘管孻仔已五十有五，她仍逢人就說四個仔女又乖又生性，一迭連聲讚好。倒是乖兒子想趁機告解：「我郁吓阿媽就叫我唔好咁辛苦，搞到我好唔長進，成長過程半點壓力都無。由細到大她一句都未鬧過我，所以我是真的唔識鬧人。哪有阿媽覺得仔女乖到加零一的？僅她一人。」他在九龍華仁唸中學，從外籍神父身上學到生活應該有無限可能，毋須隱沒於主流：「外國神父個個好神奇，例如會去南美研究人類學，給我很大的文化衝擊。潛移默化讓你知道生命可以有很多選擇，你可以放棄競爭，唔計較任何事情，只照自己興趣去做。」他是香港大學一九七八年的哲學系畢業生，本應前途似錦，但他身體力行的放棄競爭：「畢業第一年無所事事，搞吓雜誌，教吓夜校，自己睇吓書。第二年去了《快報》做記者。」他滿腦袋是羅素、勞思光和中國哲學史，自以為已經掌握最高理論去了解世界，誰知一次到地盤採訪工業意外，迎面吹來的一陣腥風、一副給擱在石壆黏住肉碎的牙骹，讓他重重的踏空：「工人在吊臂跌下來死了，那陣血腥味和執漏了的血牙骹，你一輩子不會忘記。從社會裡真實人物的辛酸去了解世界，是另一個鮮活的角度，點解打工要賠上性命？這跟社會理論的批判，其實互相配合。」他八年的記者生涯轉過八份工，分別在《快報》、《信報》、《百姓半月刊》、《北美日報》和《大公報》工作過，八十年代初跟友儕集資約十萬元落手搞雜誌《時代新聞》，又曾自組班底搞搞新意思以承包抽佣方式替報紙供稿，幾乎是個新聞界的小混混。最後落戶浸會大學做學者，原意是研究、教育、採訪，一次過想滿足三個願望：「點知原來做學問必須是full time。」
燎原
去年是杜耀明跟浸大的「銀婚」紀念，教鞭一執便是廿五年，一班八十後舊生為他搞了一個派對慶祝，人人「杜仔」前「杜仔」後的稱呼他。今日課室裡這批嘩鬼則是九十後，他們的叫法更潮，人人喚他「杜杜」，並且是大呼小叫那樣喊出聲來的。
這班大學生上課唔準時、功課交唔齊，「杜杜」屢勸無效；但傳理學院出事要聯署表態，他半句話未來得及說，學生們已一蹴而就。「我連叫佢哋交齊功課都叫不動，怎可能叫他們搞簽名運動？年輕人的熱誠只能自發，團火要燒，你潑水都潑唔熄。」
短短幾日，透過facebook便召集了八百名校友和學生聯署，籌款額逾七萬元，扣除廣告費還剩下兩萬幾：「後生仔好簡單，唔啱就表態，你唔表態如何跟facebook的朋友交代呀？年紀大腦筋反而沒這般坦白，會得鑑貌辨色。」
學生那一邊星火燎原，同僚這一邊如濕水炭精：「就好像沒事發生一樣。」傳理學院教職員大概五十人，最後在聯署名單上，僅杜耀明和黃天賜（新聞系講師）兩人榜上有名。
那將來這批叫他「杜杜」的學生長大以後，還不是同樣會由昔日facebook的星火，變成有朝一日的濕水炭精？杜耀明又再掀掀嘴角，這次你看得見他很嚴肅，連七分慣有的笑意都吞回肚子裡：「人心其實很難改變的，只會忘記，忘記自己以前如何。那他們究竟怕什麼呢？有時也不是怕，而是習慣了沉默。同事問我為什麼如此勇敢，我說這不是勇敢與否的問題，不過是一個習慣啊。」
君子
杜耀明的太太是前亞視主播兼副採主魏派賢，是一九九四年亞視「六君子」事件中的第七人，意思是她本來一併辭職，最後為免牽連太廣癱瘓新聞部，事件蔓延到第六個屬採訪主任級的「君子」便斬纜，留下她這個名單排第七的副採主留守。但由於她的「居心」已張揚，所以翌年也要離開。杜耀明背後原來有這樣一個「七君子」，怪不得腰骨這麼硬。而太太對上一次着丈夫「不要怕」，是六年前的事。
彼時杜耀明在《明報》筆耕五年半的論政專欄被抽起，原因是他篇篇文也衝着政府政策而來，惟反動如此的篇章竟又接連獲頒人權新聞獎，如此政治不正確，《明報》自不能容。昔日邀請他落筆的是高層劉進圖，最後勸他擱筆的是一位叫不出名的年輕編輯。「我一直用人權的觀點去寫文章，專欄容不下，便嘗試搞工會，因為工會也是從一個人權的角度去評判身邊的事情。」
可文人搞工會是場噩夢，校園裡八個學者躊躇不決該如何請人入會：是先吃茶還是先交心？讓對方考慮三日還是一星期？「原來唔係o架！踢人入會是打一通電話，拍心口你一係入一係唔入，廢話少講。」
時值浸大強推薪酬改革，要求全校教職員重新簽約轉制，眾人大怒，最大原因是評核方法的改變，令上司成為下屬升職與否的重要憑據，鼓吹擦鞋文化。不消一個月有五百人加入工會，還以為戰事一觸即發；誰料校方稍為進迫，會員便相繼投降，紛紛棄械簽約。及至二○○六年一月，原來全校僅餘八人死守舊約，也就是工會的八烈士。
大學向他們八人揚言過了某個時限不簽約便「㩒掣」（炒魷），他們死不遵從，逾時未簽，校方遂立即安排中止合約小組約見，並送上解僱書。
真正接到解僱信之前一刻，他還以為這只是一場抗爭，下一刻鐘清醒，杜耀明想過應否在適當時候妥協，但他太太卻跟他說「不要怕」：「佢都唔驚我失業，我還有什麼好驚？」大學的民主牆上，張貼了學生親撰的大字報寫着《還我好老師》：「那種時刻收到如此讚譽，炒唔炒魷唔知，但好開心。」
隨着再有二百幾個舊生在報紙聯署聲援，校方終於讓步，他飯碗得保，但抗爭其實沒有勝利。八人中六位老師的解僱無效，照行舊制，惟另外兩個文職人員則被炒：「有兩個人犧牲，不算勝利，只是贖回六份公道。」
事隔六年，案件重演。上次轉制抗爭，不少舊生勸他向現實低頭；今次跟大學對着幹，舊生卻比他更加憤怒，令他反思：「反而是從外界身上，提醒了我原則性可以更強，堅持得可以更狠。大學用什麼來號召大家？是學者的身教，是求真理搵真相的原則。你唔係咁衰仔唔堅持啩？」
這天夜晚，記者約他在咖啡室見面。其間他收到幾個校內同僚的支持電話，又接到兩通有關院長趙心樹的告密電話，他時而國語時而廣東話，臭史似乎愈揭愈多。但他被折騰多日後，狀態反而更好。記者初時不明白，直至他眨眨眼睛道：「剛才終於有時間跟太太吃頓飯，她先講了一些掃興說話，然後說無條件支持，着我不要怕。」今次終於看見他一個完整的笑容，不算燦爛，但起碼笑足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