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廣場的母親 -- 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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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延亮
Mar 1, 2008, 11:58:58 PM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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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廣場的母親
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她們每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來到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註：指阿根廷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靜靜地拉起抗議的布條，自然而鬆散地形成隊伍 ，沿著圓形的廣場繞著。她們多數已經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綁著白色頭巾，一邊與老友寒暄聊天，一邊繞著走。
她們從1977年開始這樣的抗議活動，轉眼已經快要三十年。
她們的小孩在1976至1983年間，忽然消失了。
據人權團體的估計，那段期間大約有三萬個青年消失，多數連屍骨都找不到。他們是左派的學生、知識分子、記者、工人。他們當中甚至有懷孕的女性，有的被抓了之後，待嬰兒出生，母親被殺掉，嬰兒被非法領養。這事件被稱為「骯髒的戰爭」（Dirty War 或 Guerra Sucia）。
多數的社會運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只要時間一拖長，人群便不再聚集。然而，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提供了一個反例。
我大約三點便來到這廣場等候。她們陸陸續續、三三兩兩地來到廣場。先擺設了一個攤位，他們藉著書籍、卡片、宣傳小冊的販賣，維持組織費用，也提醒人們在骯髒戰爭中消失的青年。吸引我注意的是一本將失蹤青年個人資料編成冊的書。書中每一頁是一位青年的照片，下面列出他／她的個人資料，像是出生日期、就讀學校或工作單位、失蹤時的年齡等。翻閱著每一頁的青年照片，深刻感受到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故事，這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年代被輕易扼殺生命與剝奪權利。
這樣的故事也不陌生，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發生過，包括我自己所處的社會。但是在這裡，令人敬佩的是這些青年的母親抗議的耐力。
她們三點半準時手持布條，繞著圓形廣場，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有的胸前掛了一個牌子，牌子上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應該就是她失蹤的孩子。她們不喊口號，也沒有擴音器，倒像是一群老太太聚會，邊走邊低聲地與身邊的人談話，或是全然靜默地走著。我頓時感受到這種沒發出聲音的遊行抗議的極大張力。手持數位相機跟著邊倒退邊錄影，到後來完全無法對焦，因為淚眼模糊。我戴上深色的太陽眼鏡，也遮不住兩行滾滾滑落的淚水。
有位老先生，拿著公事包，站在一旁默默地看著繞廣場的老婦人。偶爾似乎跟熟人點頭招呼。他胸前掛了一張青年的照片。我想那應該也是當年消失的青年。
五月廣場母親的遊行，也成為旅遊書上提及的事件。有些觀光客跟我一樣早就在那裡等著。因此有人藉機在那裡販賣一些相關的紀念品。當遊行抗議被人如此商業化，也是令人厭惡。不過，也許那些抗議的母親不在意，她們只是做她們想做的事罷了。
我在她們的攤位上拿了一張英文的宣言，名為「我們的要求」（Our Demands）。包含了十項重點：
我們擁護兒子們的革命奮鬥
我們的兒子永遠活著
兇手應該進監獄
所有的政治犯應該被釋放
我們拒絕挖出兒子們的遺骸
我們拒絕任何國家賠償
我們拒絕建立任何紀念碑
讓人民沒有工作是一種罪惡
我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
我們與世界各地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同一陣線
這些訴求透露五月廣場的母親超越個人悲傷的層次，企圖延續她們的孩子的革命理想，並認為人民基本的工作與溫飽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她們拒絕國家賠償，因為生命不能以金錢價值來衡量；她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因為她們要成為永遠的反對者，她們拒絕被收編；她們支持全世界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因為她們已經超越阿根廷一時一地的悲傷，關心全世界為解放而努力的人民。
這讓我不禁想起我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的國定假日也放了，紀念碑也立了，國家賠償也賠了，然後呢？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成為政客們作秀的舞台。
我不得不對五月廣場的母親看事情的高度肅然起敬。看著這些白髮蒼蒼的母親，隨著年歲，她們人數將在幾年當中銳減。我不知道十年後，如果我在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再回到五月廣場，我將會遇見什麼？
【2008/02/29 聯合報】@ http://udn.com/
她們每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來到總統府玫瑰宮（Casa Rosada，註：指阿根廷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Plaza de Mayo）。靜靜地拉起抗議的布條，自然而鬆散地形成隊伍 ，沿著圓形的廣場繞著。她們多數已經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綁著白色頭巾，一邊與老友寒暄聊天，一邊繞著走。
她們從1977年開始這樣的抗議活動，轉眼已經快要三十年。
她們的小孩在1976至1983年間，忽然消失了。
據人權團體的估計，那段期間大約有三萬個青年消失，多數連屍骨都找不到。他們是左派的學生、知識分子、記者、工人。他們當中甚至有懷孕的女性，有的被抓了之後，待嬰兒出生，母親被殺掉，嬰兒被非法領養。這事件被稱為「骯髒的戰爭」（Dirty War 或 Guerra Sucia）。
多數的社會運動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只要時間一拖長，人群便不再聚集。然而，五月廣場的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提供了一個反例。
我大約三點便來到這廣場等候。她們陸陸續續、三三兩兩地來到廣場。先擺設了一個攤位，他們藉著書籍、卡片、宣傳小冊的販賣，維持組織費用，也提醒人們在骯髒戰爭中消失的青年。吸引我注意的是一本將失蹤青年個人資料編成冊的書。書中每一頁是一位青年的照片，下面列出他／她的個人資料，像是出生日期、就讀學校或工作單位、失蹤時的年齡等。翻閱著每一頁的青年照片，深刻感受到這不是一個遙遠的故事，這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年代被輕易扼殺生命與剝奪權利。
這樣的故事也不陌生，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發生過，包括我自己所處的社會。但是在這裡，令人敬佩的是這些青年的母親抗議的耐力。
她們三點半準時手持布條，繞著圓形廣場，一圈又一圈地走著。有的胸前掛了一個牌子，牌子上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應該就是她失蹤的孩子。她們不喊口號，也沒有擴音器，倒像是一群老太太聚會，邊走邊低聲地與身邊的人談話，或是全然靜默地走著。我頓時感受到這種沒發出聲音的遊行抗議的極大張力。手持數位相機跟著邊倒退邊錄影，到後來完全無法對焦，因為淚眼模糊。我戴上深色的太陽眼鏡，也遮不住兩行滾滾滑落的淚水。
有位老先生，拿著公事包，站在一旁默默地看著繞廣場的老婦人。偶爾似乎跟熟人點頭招呼。他胸前掛了一張青年的照片。我想那應該也是當年消失的青年。
五月廣場母親的遊行，也成為旅遊書上提及的事件。有些觀光客跟我一樣早就在那裡等著。因此有人藉機在那裡販賣一些相關的紀念品。當遊行抗議被人如此商業化，也是令人厭惡。不過，也許那些抗議的母親不在意，她們只是做她們想做的事罷了。
我在她們的攤位上拿了一張英文的宣言，名為「我們的要求」（Our Demands）。包含了十項重點：
我們擁護兒子們的革命奮鬥
我們的兒子永遠活著
兇手應該進監獄
所有的政治犯應該被釋放
我們拒絕挖出兒子們的遺骸
我們拒絕任何國家賠償
我們拒絕建立任何紀念碑
讓人民沒有工作是一種罪惡
我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
我們與世界各地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同一陣線
這些訴求透露五月廣場的母親超越個人悲傷的層次，企圖延續她們的孩子的革命理想，並認為人民基本的工作與溫飽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她們拒絕國家賠償，因為生命不能以金錢價值來衡量；她們拒絕投票也拒絕獲得候選資格，因為她們要成為永遠的反對者，她們拒絕被收編；她們支持全世界為解放而奮鬥的人們，因為她們已經超越阿根廷一時一地的悲傷，關心全世界為解放而努力的人民。
這讓我不禁想起我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的國定假日也放了，紀念碑也立了，國家賠償也賠了，然後呢？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成為政客們作秀的舞台。
我不得不對五月廣場的母親看事情的高度肅然起敬。看著這些白髮蒼蒼的母親，隨著年歲，她們人數將在幾年當中銳減。我不知道十年後，如果我在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半再回到五月廣場，我將會遇見什麼？
【2008/02/2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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