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上街去﹕告別民主 -- 許煜

[丘延亮]

明報‧世紀‧

 

七一‧上街去﹕告別民主

 

許煜


曾經，我們不叫民主，叫德先生，或者德莫克拉西先生。自從德先生在近百年前進
入我國，和科學賽先生一起成為了中國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挑戰，也是中
國對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回應。雖然我們一度將它簡化為「民主」，讓我
們在這裡依然稱它為德先生，現在我們需要德先生回來，因為我們要和「民主」告
別了。 這個告別的日子就是六月二十五日立法會通過政改。到底政改是進一步還
是退一步？「歷史自有定論」或者「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這樣的分析我實在說不
出口，如果我們天真地視其為一個「無可無不可」的折衷或改良方案，我們便完全
忽視了所有抗爭者的聲音，同時也將我們自己的眼睛蒙起，以為眼前的黑暗只是夜
晚的到來而已。相反我認為我們必須視這個分水嶺為一個震驚（shock）或者延緩
（suspension），它可以將我們帶到另一個目的地。

「實用理性」的妥協

這個告別並不是說我們已失去了以民為主的概念，而是當民主在現時是它不會，也
不應該再以這種方式出現。二十二年來泛民和建制是兩個對立的範疇，而「民主」
一詞便是兩者的分界線，直至今天由泛民所代表的民主不再是一個有效的
（valid）的概念，因為它已徹底粉碎，就在當民主黨，曾經以德莫克拉西為名的
一個黨派，採取了妥協作為解決方法時。我們並沒有理由去責罵他們背叛了民主，
說到底誰能為民主定義？他們最終放棄的，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說，只是不會在二
○一二年實行普選而已。而這種妥協，嚴格來說並不是一種背叛，它只是延遲了普
選發生的時間而已，它換來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好處例如「民生」、「穩定」、「溝
通」。這種妥協對於我們來說並非陌生，如果要為它找一個名字，那則是上世紀末
蔓延至今的「實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

一九九四年，哲學家李澤厚和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在香港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
在這本曾影響深遠的書裡，李和劉以改良主義者的姿態提出中國應該告別革命，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走對了路。因為鄧小平回到了李澤厚提倡的「實用理性」，也
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一直走而且應該堅持的做法。或者我們可以叫它「有中國特色的
理性」。李澤厚不視馬克思思想為「階級鬥爭」的哲學，而是科技以及生產力的哲
學。李結合對馬克思的解讀以及中國的務實文化，從而發展出他的「歷史本體
論」，說到底則是「吃飯的哲學」。李認為毛澤東統治下幾十年的理論、革命虛耗
了中國的生產力，而鄧小平以經濟取代意識形態或政治的做法，糾正了共產黨以
「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中國要先解決溫飽問題，再處理政治問題。李劉二人歸
納出四個發展程序：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而經濟必須是第
一個必要的過程。李澤厚更表示「中國多點錢並沒有壞處，為甚麼要那麼關心政
治？中國過去的問題就是太關心政治了」。劉再復也表示「主張改良，不要革命，
是理性的，負責任的」。

普選=革命？

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譴責一切的「激進主義」，包括了從康有為、梁啟超（特別是
譚嗣同）、孫中山、毛澤東，以至六四的學生領袖，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改良
比革命更難。整本書裡，我除了同意李澤厚對馬克思的解讀之外（而這一點已在他
幾十年前的著作如《批判哲學的批判》出現過了），其餘部份實在不敢苟同。但是這
裡的重點並不是想要批判他們的理論，更重要的是想指出「告別革命說」和「告別
民主說」背後都是同一個邏輯。在立法會的辯論裡，我們聽到「要革命請移民」或
「中央有最終的決定權……要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等。事實上，這次的民主運動目
標清晰，它要的並不是要革命或者取代中共政權，而是普選。但我們驚覺原來在今
天的語境裡，「普選」和「革命」是同義字。雖然李澤厚和劉再復談論的對象是中
國大陸，但放諸於今天香港的局面不但沒有不當之處，而且有更深遠的影響。它宣
告了一種以改良為主的「理性」正蠶蝕我們的想像，所有的理想都要被押後，而且
有機會永遠消失在歷史的沉默裡。

今天我們只不過是在沒有聲明的情況下將革命二字換為民主罷了。理想的社會並沒
有在遠景（vision）中消失，只是它要根據一定的次序出現，而弔詭的是這四個程
序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也即是說A的發展不一定導致B的出現，同時也不能
排除A的發展同時會抑制B的發展。在過去一年的抗爭裡，「理性」這兩個含糊的
字，其實都是指這種「實用理性」。香港的實用理性包括的是「對話」、「和
諧」、「發展」，但人們不知識這幾個詞都是無限的，它將一直延伸下去，最後的
「政治民主」則是無限期延後。月前中國新左學者汪暉出版了他的英文結集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汪暉的批判和李
劉的批判背道而馳，我更視前者為後者的批判。汪暉見到的是中國的「實用理性」
發展出來的是「去理論化」、「去政治化」以及「去國家化」（黨政合一）局面，
造就了經濟以及政治上的「單邊主義」，百多年來自中國對現代性的回應也陷入了
一個困境，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對應賽先生和德先生發展出來的現代性概念已
經在「公共知識份子」的討論中消失。這個困境不再是能夠靠「實用理性」走出來
的，因為它將決定永遠延遲：改良還有再改良。

原來是自相矛盾的？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實用理性」的邏輯：它有好處也有壞處，為甚麼不讓
我們先看它的好處，然後或者到了最後，這些壞處會因為其他因素而自行消失？但
我們很容易就見不到這個實用理性同時也是一條通往愚昧（stupidity）以及無動
於衷（ignorance）的道路。今天這個無限期的延後，動搖的不只是普選，而且是
民主的信念。我不懷疑有不少民主黨的支持者支持政改方案，或者香港「學者」最
喜愛的「民調」可以顯示「支持者」是多於「反對者」。但問題不在這裡，震撼的
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黨議員不單不再視德莫克拉西為以民為主的概念，而
是建立了一個在決策上脫離人民的架構。事實上，他們才是政治舞台上的參與者，
他們可以像演員一樣在立法會上撒淚言志，但最後這無疑只是告訴我們政治並不是
人民的事：黨以大局為重，請先讓我們決定了算 。兩天之內，在沒有討論的情況
下，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決定了一個離奇的政改方案。我們驚覺民主原來是一
個自相矛盾的詞彙：它所承諾的平等，所保證的只是台上台下台前台後的不平等；
它所堅持的理念（例如增加民主成份），不單帶點荒誕（搞蛇宴和海鮮團也要功能
組別？），而且將民主無限期押後。

這也是「告別革命論」所帶出來的另一點，它將我們從幾十年來殖民現代性的論
述，帶到中國現代性的論述。現在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特區政府管治的問題，
而是（且容許我這樣說）中國一百年來民主和現代性的關係。從德莫克拉西翻譯過
來的以「民」為「主」的思想，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從來都只是一個名詞。這個名詞
有一個很便利的地方，特別是在中文的語境，它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但甚麼叫人
民當家作主？它在政治上被挪用、濫用，它的力量並不是在現實，而是在我們的語
言裡。所以我們有「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也有「民主黨」，「民主」並不是被實
行的，而是被論述的。在區議會、立法會等代議制的發展過程裡，它所隨求的不是
概念如何被落實，而是形式（form）如何被固體化（reify）。我並不是反對一切
的形式，而是這兩者的不同是後者很容易便淪為粗糙的操作，人民不單不再是德莫
克拉西的基礎，而是被拿來填補權力拉扯出來的空間。

民主≠德莫克拉西

或者我們這麼多年來的視民主作為德莫克拉西的代名詞是錯誤的，其意義不但在翻
譯中被削弱，而且在詞源（etymology）中流失。古希臘的史學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作者，這樣描述德莫克拉西：一、沒有限
制（constraint）；二沒有嫌疑（suspicion）。德莫克拉西一個最根本的前設就
是平等。這個平等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分配，它要強調的是不只有特權
和利益集團才能參與以及左右政治，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參與以及發揮效用。這個平
等的概念，在香港的民主進程裡，只維持在投票日的某些環節。法國哲學家洪席耶
（Jacques Rancire）指出政治的基礎在德莫克拉西，而德莫克拉西的基礎並不是
理性。事實上在柏拉圖的體系裡，民主是沒有名字的政治。德莫克拉西並不像特權
階級（如世襲、財富等）的統治一樣建立在一個制度或名字。德莫克拉西並不是一
個必然的框架，而是「隨機的」（chance）。「隨機」的意思並不是說它像擲骰
子，而是說它是建立在人民的選擇，而不是一個僵化了的制度，例如議會。而對於
洪席耶來說，民主的第一個特點是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其次它永遠都是建立在與
特權階級的矛盾，因為它不可以偏離「平等」這個前設。「實用理性」所承諾的
「和諧」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自身已經是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基礎上。

今天香港的告別民主，徹底地踏上了實用理性的道路。至於歷史是不是自有定論，
對不起，我們不能由歷史決定，「現在」才是決定的時刻，「現在」才是所有可能
性凝聚的時刻。而我們也應該告別民主，也是告別失望，或者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德
莫克拉西，一個在中文裡不能望文生義的名詞。它在抗爭運動裡、在菜園村的建村
過程裡成長。或者失望之後，一塊新的土壤正在形成，而文化、藝術也只能在這塊
土壤中孕育。

in solidarity,

許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