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
谢谢吕频和蔡一平女士在我们小小的共和国,一个女权邮件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谢谢一位我的老师,TA敏感到易先生观点背后可能有性别盲区,并通知我去听了易先生的讲座。
2012年6月6日晚上,我在易富贤先生在中山大学“终结计划生育政策”的讲座上,没有礼貌地一再争夺提问权引起众怒;甚至抱着IPAD冲到讲台位置,要求易先生澄清他“多生”的政策立场,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和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有何不同;甚至大呼小叫要在场的人好好去看一下易先生的文章,来理解我为何着急。
之前,我其实不怎么了解易先生的研究,除了他反对计划生育的立场。我对他没有预设的反感,因为我反对损害妇女生殖健康、剥夺妇女生育决策权,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强制计生政策。直到我在讲座前搜寻到他的一篇论文(论文待下文再说)。我决定必须去现场向他提问。
我为何忧虑和愤怒?因为我在演讲中,感觉到一种危险的趋势——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男权复辟的气味。在这样的一种政策图景中,生育的主体——女性是不被重视的,她们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容器,作为强国保种、富国强兵的工具。
讲座概述:人口与国运
随着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拐点的到来,对福利制度的忧虑、公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对野蛮强制节育的反感,以及失去独生子女的群体被媒体发现,要求改变现在计划生育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易先生观点受欢迎的基础。对于他与计生委商榷的数据统计部分,我没有专业的发言权,也基本同意他对人口结构的很多分析。关于强制一胎化政策应该结束,我没有异议。
但易先生至少花了一个小时,讲的主题其实就是“人口与国运”。讲座一冗长,就会有很多破绽。如易先生将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覆亡,都跟“淫乱”、“同性恋被宽容”以及“少子化”挂上钩,他也讲了一段蒙古男人要去做喇嘛,导致蒙古女人成为外族淫乱对象之类的故事(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评价他对史实的表述)——总之,古代文明的消失,都是人口的减少(背后通常都是令人恐慌的性乱)的结果;现代国家经济指数的走低,也都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历史和社会的多元动因被简化了,变成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更为刻板的体系。
在讲到战争与人口的关系时,易先生将人口增长归结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因素,并不反思战争本身的逻辑。难道孩子们被生出来,就是为了国家武力扩张当炮灰吗?
但易的“史实”堆砌颇多,听众目不暇接,也基本没有时间一一提醒他查漏补缺。譬如,他讲到苏联解体之前,正是苏联妇女生育率开始高于美国——这本来是正好证伪了他“多生则国运昌”的论点,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其实如果不解体,假以时日,苏联就要超过美国。
其实,易先生并没有否定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立论前提:为了国家。后者是担心养不起人口要影响国家竞争力,而易则是担心人口太少影响国家竞争力——他们其实是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下基于不同的数字分析或自身利益,作出相反的结论。出于这样简单的数字逻辑,他也轻率作了各种似是而非的大论断,譬如,他认为人口减少会影响中国在联合国的“国际话语权”。
充满性别偏见的人口/生育分析
最让我坐不住的是,在讲座中,易先生公然否定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譬如,海量的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量化研究,都证实了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反比关系。讲到这里,易先生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啊。”事实上,入学率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指标,提高女性教育程度无论在联合国还是中国政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目标。
关于生育性别比,我同意易的意见,中国高达125的生育性别比跟强制计划生育有关系。但是易先生又引出一大通只有结论没有推理的内容,如“男孩癖好是普世的”、“男孩癖好是男性的原始本能”、“母性是女性的生理本能”,等等。他用这些结论编织了一个不怎么稳固的桥,希望过渡到“只要放弃计划生育,性别比自然趋向合理”的结论。
期间,易先生的PPT里出现了一张他肯定认为很有趣的大图: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抹着腮红、戴着墨镜、浓妆艳抹,旁边的顺口溜文字大意是:中国四千万光棍娶不到老婆了,以至于只能老妇扮嫩,嫁少夫来救光棍(也算救国?)。我觉得这幅画是低俗的性别歧视,不应该在一个学术讲座上出现。于是在讲座后的提问中,我说,你不是说中国妇女丈夫死的早,膝下无儿受(计划生育)害最深吗?那么她们找个年轻的丈夫应该是选择之一(不该被嘲笑)。易的回答是,生物本能决定了男人不会找年长的老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论述过程,充满了男性中心的偏见。“生物本能”在易先生的论述中似乎是万物的律法——性、生育和婚姻,都有被他框定的“本能”自然推导的模式。一些听众的微博(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有)把他的观点总结为“超生救国”,是非常贴切精炼的。这是一种在生育政策上的国族主义,个人和家庭,都是国家民族实现目标的工具;主张多生,就是为市场多生产消费者,为国家增加劳动力和兵源——至于个人与家庭按自己的意愿生育决策是基本人权,他并没有提。
提问过程:性别盲的学术社群
于是,我问易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易的多生主张如何建议妇女和家庭政策?事实上易在那个论文里有所涉及,但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部分观众哗然,犹言“这与计划生育有啥关系”。
让我着急的不仅仅是易先生的观点,还有现场听众的态度。在一个有不少公共政策专业背景的听众中,很多人认为我提的问题跟人口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把我视为搅局者;在另一些提问者那里,我看不到他们对我和在座的柯倩婷副教授提出的妇女权利问题的思考和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被无视。有的人甚至跟我说,他们考虑的是比较宏观的政策面,不涉及“微观”的问题。总之,愤怒的我被当成疯子。甚至有人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
我认为,一切生育政策的讨论如果不考虑女性,都是可疑的。譬如易富贤说使女性不愿意生育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有问题”,那么调整的具体对策是什么?减少女性受教育?性别隔离的贤妻良母教育?还是用性别平等、鼓励父母共同教养的政策来支持妇女生育(我在易的讲座里只看到他对女性地位提高的忧虑)?再如,易富贤提出中国家庭应该普遍生3个孩子,才能补偿丁克、一胎家庭的生育不足,那么,如何处理这部分妇女的社会福利、工作权保障问题?
在讲座之后与易先生的交流中,我表达了两个观点:希望他的文章在对外发表前,请在美国的性别和妇女研究的同事帮他看一看,毕竟美国社会和社科人文学界关于性别平等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第二,我仍然表达了希望他能从联合国的生殖健康权框架下去讨论生育政策改变,而非用他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如‘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比欧洲高’;‘除了夫权还有舅权’)”来复辟一个家族、社会和国家要求妇女为群体而非自己的利益生育的蓝图。
但易先生之后的回答让我明白为什么整整两个小时的演讲没有提一次人权价值。他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相关领导者(具体是谁没听清楚)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为了控制人口,他才不会考虑他们那一套呢(大意如此)。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的使命是:“促进每一个女人、男人和孩童享受健康生活与平等机会的权利;支持每个国家使用人口数据制定政策和减少贫穷;确保每一次怀孕都是期待中的、每一次出生都是安全的以及每个年轻人都可免于HIV/AIDS 之害;以及,每个女孩和妇女都被有尊严地对待。”为什么易先生不愿意考虑“他们那一套”呢?
妇女和家庭政策:再回到父系家族
现在,我要回到讲座之前我看的易富贤先生的论文《中国人口问题: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在提问环节,我问他,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是否需要作出修正。他表示仍然坚持。那么好,我列举一下他在“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部分的观点。
这一部分,关于进行再分配,改善民生,进行倾向于支持家庭的政策配套,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是,我仍然看到这些零散的政策建议中,一种父权制复辟的风险。
请看这一节:
“2.4. 将生育当生产看,尊重男女的天然分工,建议设立母亲节
男女分工是天然的(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不意味着不平等,忽略男女的天然差别、分工是对女性最大的歧视。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现在物质再生产有报酬,人口再生产是免费的,“造人”不如“造物”,驱使女性过度参与物质再生产,等于是挪用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穆斯林国家生育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妇女劳动参与率低。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居全球17位。20-30岁之间是妇女最佳生育时间,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这段时间又是奠定事业基础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这段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而不是结婚生子。日本有一半的妇女到33岁还没有生育。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等有生育条件后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晚育并且增加残疾儿童的比例。应该改善女生的学制,用分配的杠杆来平衡妇女花费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鼓励妇女在在30岁之前完成生育三个孩子的任务。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让生育与养老金获益适当挂钩。”
易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歧视”一词,也断章取义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一些观点,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并且女性应该为这个“天职”得到社会回报——但代价是牺牲近代以来她们在家庭以外获得的机会、被驱赶出职业领域。我曾经见过很多这样“活学活用”的例子,用“支持妇女”的糖衣炮弹来推销保守的性别观。
易看中的是穆斯林国家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对“多生救国”的益处,而并不考虑这可能要牺牲女性生涯发展和社会地位的负面效果。虽然他会引用联合国HDI数据,但他选择性地淡忘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上性别平等排名靠前的国家,解决家庭与工作平衡的社会政策方向:鼓励女性工作,鼓励两性共同从事养育照顾。
古代自然经济使得男女分工明确,互相依赖,家庭稳定,利益一致,同心协力抚养小孩。现在男女分工不明,经济独立,离婚率高,既浪费生育时间,又提高生育成本,不利于人口再生产。需要通过税收等制度,将单身男女往家里赶,并且不愿意离婚。增加离婚的难度,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加强对已经生育孩子的妇女的法律保护。现在由于孩子少,媒体过度地宣传爱情(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要高,那就当然比社会责任要高,为了新爱可以随便离婚),将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爱情,婚姻简单依赖于性激素水平,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要赋予婚姻完整的含义,家庭既是感情、物质利益共同体,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税制倾向于鼓励人们结婚,这在很多国家都在实施;婚姻法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以及生育孩子妇女的保护,这也并不离谱。然而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观点中,还是夹杂着诸如“增加离婚难度”这样妨害婚姻自由、开历史倒车的观点。
最雷人的是,易先生单列了一条:
宣传生殖健康知识,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减少人工流产,控制性病传播,降低剖腹产比例。防止性解放思潮的泛滥。”
这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力。作为活生生的女性身体一部分的子宫,在这里被当成了某种共同体的“基础设施”,需要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予以“维护”。看到这里,我认为,易先生的立场,更接近西方宗教保守派。反堕胎、强调“性道德”对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结合讲座中易先生的观点,我也可以得出异性恋中心、反对性的多元与宽容、反对性少数群体的结论。
我更不能同意的是下面这一条:
“2.9. 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物质条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调技术。成功的生育文化将节省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精神宝库。由于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已经发生剧变,要想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过程中,需带一些“旧土”,保留一些传统的生育文化。比如重视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将清明节、中元节作为法定假日。
如果把这条看起来无害的“文化观点”与之前的数条建议结合起来看,那么,易先生的妇女和家庭政策虽然不完备,但也有了大致的系统性:在传统父权夫权的家族文化背景下,重建父系家族传统,让中国人重归“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为了达到“多子”的目的,妇女要在国家和夫家的经济和政策照顾之下,阶段性就业(30岁以前生3个)、或牺牲大部分职业规划,投入人口再生产。
有人跟我说,易富贤是个“生育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强迫多生(但当我问到他的观点与齐奥塞斯库反对堕胎政策的区别时,易确实说到罗马尼亚的政策被误解了)。
我想说的是,在易富贤所设想的“超生救国”的大背景下,再加上他鼓吹的“传统生育文化”以及“离婚难度”等因素,即便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妇女能有多少不育或者少育、堕胎或不婚的自由呢?在这样刻板的、异性恋婚姻强迫症的环境中,性别少数能有容身之地吗?父权文化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他无需论证,无限地被再生产出来,渗透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细节。
如果易富贤先生不修正他的观点,我认为他的“生育自由/多生救国”,跟强制堕胎的恐怖不相伯仲。正如一位女网友“也要楚天阔”评论的:“我早就看穿他们这帮人了,一边宣扬生育自由,一边对未婚未育的优秀女性冷嘲热讽……他们实际上跟我党的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生育不由女性作主,而是由国家作主。如果一定要两者相权,我还是选择我党的计划生育吧。毕竟少生比多生容易些,受罪少些。”
我个人的意见是,生育政策的核心就是生育主体妇女的意愿和权利。一切不以妇女权利为核心的生育政策都应该被抛弃。
我也建议全国主张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同仁,在易先生出现的所有讲座场合,坚持向他质疑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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玥晗:可以啊!这如果是每周一期的话,应该大家一起写就能撑起来。倩婷她们也会愿意的。李军2012/6/7 yuehan <yue...@gmail.com>
你好。我是吴波,在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做研究员。
很高兴看到你的思考。我的直觉: 你这个讨论的点,选得不错。虽然,我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解其实很有限。
因我是去年从这位易富贤先生现在工作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的。初看广告(在中山大学文科大楼前),握还以为这位易先生是我校社会学系人口研究的博士后或者科学家呢。如果是这样,还是值得听的。因为我校社会学系人口研究在全美都享有盛名,有很多不错的学者,会有很强的数据说话。 但是,因为广告上没有介绍说是社会学系的,加上我最近忙于很多工作,不想介入很多别的领域的讲座和学术讨论(都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
当我看了你的文章,我搜索了一下这位易先生的简历。一般来说,美国比较正式的研究人员必须在学校的网页上,列出自己的联系方式和C.V.(简历),但是我找不到易先生的。我只能找到他在我母校的妇产科研究所做科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份工作,应是根据funding截止日期来决定多长时间工作的合同工作)。这是我唯一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网页上能找到的关于易先生的消息http://www.obgyn.wisc.edu/fellowship/MFM-research.aspx 倒数第二行的一小句。我推测,但也仅仅是推测,这位易先生主要在中国受的教育(可能没有在美国经过研究生院的学术训练),只是到美国工作的。
那么,我开始怀疑他作为一个从事医学研究的科学家,如何能讨论的这么大的与我们的政策相关的严肃的社会科学人文类话题?他的意见,能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现在不是罗素那个年代了(那时候,很多伟大的学者,各个领域都涉猎而且有建树);现在,无论中国美国,一个人受的学术训练是很专业的,其实是限制了一个人的视角的(这很遗憾,但是事实)。
我想说的是,国内的人们,真的不可以因一个人的头衔,身份(美国来的什么什么人),就默认他的意见,或盲目相信他/她的意见。尤其是,易先生没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类在国外严格的训练和思考;他的看法从医学训练的角度,将更多带有工具理性。换句话说,很可能是把人当工具来用的这样一种视角。
我因手边的工作很多,无法参与更多这讨论,也无法思考更深入这个话题,仅发表这样一点点我的看法。
祝好!
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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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磬君的这篇文章写得真好!支持!
我查看了一下这位易富贤的简历,疑点很多,似乎是一个冒牌的科学家。谁认识方舟子?请方舟子替我们调查调查。
沈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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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以国家民族之名控制女人的肚子
在《大国空巢: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讲座上,易富贤博士用大量的数据表明,计划生育会导致经济危机、民族衰落、综合国力下降、人口结构失衡、劳动力短缺、养老压力大、失独家庭、性别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但他几乎不去讨论计划生育对女性生育权利的侵害。这是我和其他女性主义者要跟他对话的主要原因。
由于李军上次的“搅局”,时代论坛的这场就让我作为讲座的评议人。兹简要记录如下:
易博士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常,坚持了十多年,让我非常佩服,其次,这项研究数据充足,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同时,这项研究有大的框架,有跨学科的背景,这是好的,然而,这也是我要质疑的。因为我在易博士以人口来振兴国族的宏大计划中,看不到对女性权利的伸张,听不到女性的声音。
首先,我要表明我的立场。我反对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也过度医疗和“强迫”的剖腹产。这两个方面,我们是有共同目标的,我们本应是盟友的关系。但是,对于设想怎样一个生育自主的社会,我们有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我希望分析出来,引发讨论和对话。
第一,我认为,讨论生育问题必须以女人为本,然后才到以人为本。生育是女人来承担,女人独自承担怀孕和生产的风险,承担大部分的养育责任,男人只承担部分养育的责任。因此,是否要生育,怀孕了是否要堕胎,应该尊重女性的意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以国家发展之名控制女人的肚子。然而,易博士在讲座和文章中总是以国家民族发展为论说的证据,让人担心另一种生育话语的出现,那就是以家族、民族、国家的名义来控制女人的肚子。
第二,易博士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民族国家强盛的角度进行论述,这从游说国家政策改变的角度来说,也许是有效的。我也希望,那是易博士策略性的措辞,目的是倡导政策改变,而不是以此作为目的。“生育救国、少生灭国”是危言耸听。如果真是生育救国,那么,每个生育的女性,就是在救国。可是,对于女性的生育,国家连起码的补贴都没有,个体从怀孕就开始支付高额的费用,连一片免费的纸尿片都没有见过。自古以来这都是空头支票,只有虚空的赞美。生育救国是一个陷阱,稍有理智的女性都不会相信这一套。而那些以生育光荣、生育救国此来鼓励女性生育的理论,也是不负责任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看不到福利的阳光能够照射到她们身上的一天。
第三,强调女性自主生育的权利,必然要保护女性的堕胎权。首先,堕胎权是女性的隐私权,是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其次,女性在面临困境时,是要继续怀孕,还是堕胎,这不仅要考虑胎儿的生命,也要考虑女性的生存与平等机会,假如胎儿的父亲不能共同承担,假如怀孕会影响到她的生存与发展,她应该有权利去衡量。再说,女性有堕胎权,不等于她们就会滥用堕胎,那些反堕胎的言论,总是把堕胎的女性描述为不珍视生命的恶魔,认为她们会随意对待胎儿。事实上,胎儿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在决定是否堕胎时,女性并不会那么轻率。当然,人都是文化教养出来的人,在中国的语境里,由于强制性的堕胎,以及缺乏对生命伦理的探讨,中国人普遍漠视生命,包括胎儿的生命权。这也是我们呼吁去改变的。
第四,我也反对剖腹产,但这是基于妇女和婴儿的健康,而不是为了所谓保护女性的生殖器官。易博士的“保护生育器官”的表述让我非常担心,这种把身体器官与女人割裂开来的提法,其背后是忽视女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的存在,是把女人简化为生育的工具或容器。离开了女人,所谓的生育器官无法起作用。女人所以能够孕育生命,不仅仅因为她有生殖器官,更因为她们有灵魂,有思想,有大爱。她们的远见,不比那些忧国忧民的男人们差。无论如何,她们拒绝人们以任何理由割裂地讨论生育器官。
第五,易博士谈到倡导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我也非常忧虑。我从不否认中国传统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我们对古代生活的了解,也有被误导的方面。但是,如果没有批判性地倡导传统文化,女性会再度陷入“多子多福”的温柔陷阱之中。我认为要批判的传统文化包括:男性血缘为谱系的家谱文化、祖宗文化;必须要有男丁的传宗接代观念;把养老责任推给家庭的养儿防老观念;男人女人都要进入婚姻,结婚生子是基本责任。这些都是易博士在文章中提出要倡导的。如果这样,女性的价值会被挤压到更加边缘的位置,女性会为了生育男孩而不得不做拼命三郎;同性恋的、跨性别的、想要独身的少数群体的生存空间会被极大挤压。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些多元文化空间,会再度萎缩。
由于我们与易博士也有共同的目标,易博士在国内的民众、决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希望易博士在日后的研究写作中更注重女性的权利与福祉。我也借这个机会提出2个问题:
1. 你在文章里提过,穆斯林国家的女性就业率低,人口再生产率高。似乎你是提倡中国也采取这样的方式。请问,你是否想过,这样的方式可能导致女性的选择权减少,更严重的经济倒退、更加严重的养老问题?甚至综合国力减弱?促进女性就业和教育已经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主要动能。相对来说,美国和欧洲国家所做的,鼓励女性就业,国家提供各种支持福利,并且鼓励男性共同抚养,这样成功的政策,你为什么不在中国推广呢?
2. 中国计划生育的实践,具体的实践,我想您是非常了解的,我也很了解,因为80年代我生活在农村,目睹计划生育拆掉邻居的屋顶,搬走其谷仓、缝纫机、电视机等仅有的家产;目睹年壮的村民被带去做结扎手术,也知道很多怀孕的妇女被强行做人流或引产手术,还有各种荒谬的罚款。这些都是侵害人权的。这些不是很好的论据,去支持你的反对计划生育的观点吗?你为什么不谈?人口学研究难道只关注数字,而不关注鲜活的生命与具体的权利吗?
易博士并没有具体回应我的观点和提问。只是表明,他坚持认为堕胎不应由女人说了算。
附记:
在提问环节,有一位易富贤博士的粉丝给我提了个问题。她说:“我的一个邻居,怀孕九月,临产前十日,丈夫死了。她想要堕胎,她的家公家婆跪求她把孩子生下来,但她拒绝了,做了引产手术,她的家公得知,大病至瘫痪。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还支持堕胎吗?”
我的回答大概是:我感到非常惋惜,一个九月的胎儿,已经是可以存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面对这样激烈的冲突,我认为,还是要具体分析,首先,在中国目前的法律下,她没有违法;第二,从伦理来讲,母亲是第一关系人,她会考虑生下来对孩子和自己是好还是不好,例如她可能担忧儿子被歧视为没有父亲的,日后她的生活、生存、再婚、就业遇到很大障碍,难以给儿子好的生活。第三,她的家公家婆是第二、第三关系人,他们无权要求媳妇为满足他们抱孙的愿望而生孩子。第四,造成这样的悲剧,是家庭的悲剧,对母亲来说也是极大的伤痛的损失,然而,这与我们这个没有保障的社会,我们的父权文化也有莫大关系,不应只责怪妇女。
对此,海涛的补充是,这个事件也凸显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是缺失的,男人只负责射精,后面的一切都得靠女人,一旦女人承受不起这重负,想要放弃,所有的矛头又指向女人,这是不公平的。李军的补充是:正是因为父权文化根深蒂固,中国的男人只愿意养自己的孩子,带着孩子的女人很难再婚,这个母亲之所以堕胎,难道不是看到了这个现实吗?
柯倩婷简要记述
2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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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大(取决于我们算不算台湾作为领土),可是,美国人口只有三亿.
生活在那里, 尤其是中西部, 真的是地广人稀,自然环境非常好(除了保护之外,人少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从个人角度, 还是不希望易先生自己和家人呆在美国, 享受着美国地广人稀的好处, 然后回国大声疾呼目前占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13亿多), 继续增加人口.
这个问题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具体需求, 继续讨论; 还需要做多种角度的数据分析, 来比较人口多少的好处坏处.无论如何,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策.
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生活了6年多, 来到广州工作.刚回国的时候,我很难适应国内的人多,以及因此造成的绿地少,环境保护困难的问题. 麦迪逊市绿地很多,有非常多的公园,我在那里参加很多户外活动,包括在户外跑步,即使半年长的冬天也有不少户外活动可做.回国初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经常感到头晕脑胀, 不愿出门, 因为到处人太多,以至于我的户外活动都骤..... 很多社会问题, 我的体会: 是人口众多造成的........包括资源分配, 人性化的服务 (比如,百佳超市的柜台收银员,有没有精力对排队长龙中的每一个顾客笑一笑,聊几句家常呢? 在美国一个小城市的超市,收银员就非常可能这样做: 排队的顾客少,她有精力这样做)
当然,粗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又制造了新的人权问题;
中国的人口众多,是不远的历史上我们的前辈, 留给我们这代人,下代人,可能好几代人非常头痛的一个事实.......
另外,老龄化,人口少是很多国家都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包括日本,东南亚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我们这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可能更需要的是寻找/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智慧, 承担这份落在我们肩头的责任, 给下一代减少点这方面的负担; 而不仅仅是考虑增加人口, 继续增加地球的负担.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可能更多是从环境保护和社会问题的角度看的.
对不起, 希望我的讨论没有模糊了李军从女性主义视角谈论这个议题.
祝好!
吴波
下面是一些关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信息.麦迪逊多次被评为美国最适应生活的小城市之一,因为人口与土地面积比例合适,文化生活丰富,低犯罪率,绿地面地大,公园多,受教育水平高,医疗水平高(所以老人退休后愿意选择在生活生活),城市不大花在交通的时间少等等.
我愿意相信,易先生是为了中国好;但是,怎样做才是对中国真正的好,我想,还是需要更多目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声音;需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
As the old saying goes, money doesn't buy happiness.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with parents spending half the national average on their kids, is Madison, Wisconsin, a vibrant university town with a low crime rate, plenty of green space, and a great children's museum. Bundle points out that in a city like Madison, "all you need is a ball and a yard to enjoy childhood."
Madison, Wisconsin- Madison is one of the best cities to raise a family. Madison lies between two major lakes that houses biking and walking trails as well as dozens of parks. This is perfect for outdoor family fun. Madison has a low unemployment rate and short commut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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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人口少是很多国家都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包括日本,东南亚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不起, 不是人口少,而是生育率( fertility) 低.
生育率( Fertility), 死亡率(Mortality),是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课题。这方面好的研究,可以为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或者不鼓励生育)提供重要的依据。
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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