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毕康：民主是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关键
提及现代民主政治，人们会想起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也就是美国内战中葛底斯堡战役结束的四个半月后，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揭幕式中发表的演说，哀悼在长达五个半月的葛底斯堡之役中阵亡的将士。林肯的演讲于当天第二顺位发表，修辞细腻缜密，其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以不足三百字的字数，两到三分钟的时间，林肯诉诸独立宣言所支持的“人皆生而平等”之原则，并重新定义这场内战：不只是为联邦存续而奋斗，亦是“自由之新生”，将真平等带给全体公民。以因袭的词句“八十七年前”发端，林肯论及美国独立革命，称许葛底斯堡这场揭幕式为一契机，不止题献一块墓地，更能尊崇殊死奋斗以确保“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必永续于世”者。
时至今日，人们总会将民主一词与“民有、民治、民享”联系起来，现代民主政治是宪政民主政治，这里的“民（people）”指的是相对多数之人、有限多数之人：受到“少数人的权利”所限制的多数人，例如，不能通过多数人同意就剥夺少数人的特定权利。
什么是“民有”（government of the people）？意即人民拥有政府或政府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选择政府，政府的设立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政府需向人民负责，人民共有主权，这样政府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政府。
什么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所渭民治，主要包括三层含意：一、法律本身来源于人民的权利，是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 ；二、国家的一切权力起源于人民的权利，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都起源于人民，经人民选举产生。它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受法律调整，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不得有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三、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国家，人民不仅是立法主体，更应当是实施法律的主体。普罗大众、公民个人不仅是法律的遵守者，更是法律的执行者、监督者。只有在普罗大众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成为真正的法律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时，我们的法治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建成。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精英无有效的约束手段，故缺乏信任，很容易走向反面，即沉入到对人民无原则的信任中，将人民看成是一切正面价值、正确抉择的来源。于是，从暴民到暴政，历史走入循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在肯定美国式民主先进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忧虑：竞选制度很可能成为选秀节目，政客们变成了戏子，人民不关心谁是对的，而是看谁能左右公众情绪。潘恩也意识到类似的问题，他认为“代议制”不可避免，因为民治最大的局限在于效率太低，要征求每人的意见，往往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机遇，所以只适合人口很少的城邦国家，而无法适应现代的民族国家。然而，“代议制”必然会产生一个精英层，这将构成对普通人的压迫，甚至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但是反过来说，单单依靠民众，也不一定会�®
�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治。
与政府主导社会管理的情势相对比，如果放手将部分公共事务交给社会，那就是“民治”，而不是“治民”，民众处于主动地位，感觉到了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产生了更强的主动性与参与感。政府也卸下了不少负担，降低了行政成本，形成了各方多赢的格局。
什么是“民享”（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它指的是政府统治的目的在于谋取全体人民的福祉。古代中国帝王们也常自诩“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是翻开我国漫长的皇权专制及极权专制的历史，我们往往看的是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及对民众敲骨吸髓的残暴统治。因此，只有达成“民有”、“民治”才可能做到“民享”及“民本”。
现在当局强调“依法治国”，实际上情形又是如何呢？权大于法、执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肆意妄为、权力任性依然司空见惯，由于立法不民主、不公平，现行宪法及各项法律实际上大多是恶法。就是这样的恶法，掌权者也可以视而不见，许多现行宪法及法律约定的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并不受到法定的保障。所以，在中国大陆，搞法治没有民主不行。
中国大陆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政治及社会转轨。贫富差距过大、拉大，导致的社会许多矛盾尖锐化，政府官员腐败严重，导致政府权威的极大削弱和管制无力，此外民主制度在大陆没有落实也是导致海峡两岸不能统一的原因。
“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公权力掌控过多的资源及权力不加制约，民众没有充分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制订规则，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但现在，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的指挥者和参与者。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者，逐渐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人”。现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这个“主人”统御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和制衡。政府不但可以任意征税，任意提高财政收入和任意花钱，而且可以任意决定货币政策（如任意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且任意制定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中，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收入å
��配差距不断拉大等等。”（韦森）
贫富差距过大和腐败问题根源在于权利的缺失及权力的滥用，而权利的缺失及权力的滥用根本在于民主的缺失。
没有民主，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能真正解决，在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反思中，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改革方法的失误。 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不在于政策的对与错，而是在于方法上缺少民众的参与，在改革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改革利益群体没有发言权，企业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医疗改革中患者没有发言权，教育改革中学校和教授没有发言权，城市的改造拆迁和农村的土地征用中市民和农民没有发言权、这样的改革能有正确的结果吗？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劳资关系是社会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下的广大民众的权利可以制约资本。主要有两种力量:一方面，选票构成制约抗衡资本的力量；另一方面，民众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弱势的、分散的、个体
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跟资本抗衡。而我们就是缺少这两样。腐败的问题也是这样，问题的根源也在于缺少民主。选举和公共财政、新闻自由等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它。统一台湾根本上也要以用民主制度解决。
宪政民主是百余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共同追寻的梦想，宪政梦、民主梦才是当今人们应当追逐的梦想。希望谨以此文在各界达成广泛的共识，共同携手达成宪政民主制度的落实，虽然宪政民主自由之路---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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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中国的都市光鲜亮丽，数千万残疾人都“藏”哪去了？
摘要：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
镌刻在纪念墙上的残疾人权利宣言
7月17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六次会议揭幕。持续三天的会议就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增加残疾人就业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残疾人的福利问题再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
中国早在2007年左右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但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简直到处都是残疾人，公车上，地铁上，商场里，饭店中，剧院中，乃至运动场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几乎跟常人一样畅行无阻，而且不要人照顾，都是独立行动。以至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发达国家的残疾人规模，比咱们中国可是大太多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截至2011年，全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残疾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在地铁等场所，也往往都坐在轮椅里，做昏昏欲睡状，靠推轮椅的亲友全程陪护。我们的残疾人静悄悄，当下中国虽以喧哗而著称于世，但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异常的沉寂而荒凉。
评估残疾人福利的状况，这是一个直观却最真实最重要的指标。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显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仿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生活于跟我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是关心、爱心所遗忘的角落，有如大气层之外的辽阔太空，那里怎样的冷，都不难想像。但人毕竟不是来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会的人，没了社会的关心、爱心，就像没了阳光和空气，纵然侥幸活着，也只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社会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活着。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人类抛弃。
我们的大街都光鲜亮丽，我们的公共场所都赏心悦目，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秩序井然，这个社会很正常，简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为这种太正常是用8296万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为代价换来的，为了维持那样的正常，让那么巨大的一个人群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那种正常毋宁说是一种残忍。
这残忍其实不限于残疾人。常常有人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不存在西方贫民窟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我们并不是没有贫民，只不过他们中幸运的少数被分散到城市的边缘，不幸运的绝大多数则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无人得见而已。某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会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华地带跟富人杂居，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了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平等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资源。而我们贫民的高度分散和边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跟被遗忘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一样，只能生活于冰冷的异度空间，享受不到人类的温暖。
我们人为刻意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了让正常人满意、让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悦而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异类，把我们所认为的哪怕是一丁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用铁腕从我们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隔离，只不过，它往往是无形的，是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而往往不需要刻意的制度隔离。而这恰恰最可怕，比制度隔离可怕一万倍。因为刻意的制度隔离往往容易沦为靶子，沦为公平和正义不断冲击的目标，最后在持续冲击中不得不轰然倒塌。但非制度化的，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基础上的隔离则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觉察，更不易成为问题，往往都根本不会被人想到，偶尔被想到也往往出于思维定势而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非制度化的隔离才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最难撼动的。
而无疑，这是最残忍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是整个社会的原罪。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临界点，就一定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就都要付出代价。那时不会有幸免者，因为，你可以逃脱报复，但是你逃不掉恐惧，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当此关头，重温和兑现《残疾人权利公约》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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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谈政治要小心，陈独秀式还是胡适式？
过去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码是最政治的之一。他当然也有学问，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为学问而是因为政治。其实陈独秀并不懂政治，更不擅长政治。
陈独秀不仅不懂不擅实际的政治运作，对于理论上的政治，他也不懂不擅。证据之一，就是他初涉政坛的代表作、刊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的《谈政治》。这篇文章和这期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仁集体转向，从思想启蒙、政治批评，转到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的一个拐点。从此，陈独秀不再主要是一个学者，而主要是一个职业政治家。
《谈政治》无疑是陈独秀个人的政治宣言，以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解释他將毕生投入的事业。他当然是想说服天下人。但是，通读全文，非但看不出什么说服力，反而只看出他的外行。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是因为，陈独秀理解的政治，只是主义的政治。这主义，就是他皈依不久的，苏俄舶来的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贯通全篇的，都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尚话语。尤其阶级的话语，专政的话语，革命的话语。而那些话语，并不适合中国。所谓阶级分化，及阶级分化基础上的阶级战争等等，无一不是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条件的近代社会的产物。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在中国才起步，中国仍主要停留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没什么阶级分化可言，属于经典的伦理社会，经典的小共同体时代。拿只适合西方近代社会的阶级分析法，及相应的专政话语、革命话语，生搬硬套到主要是农业社会的中国，其荒谬不是今天回过头来才看得清的，陈独秀们当时就被主流社会称作“过激党”，不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Ž
�受。这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内。孙中山及其代表的国民党，一直认为陈独秀们的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即便跟苏俄合作，孙中山也特别声明不同意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决不能搞阶级斗争。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陈独秀们的过激党都不会有市场。但后来中国社会的极化和撕裂，给了他们市场。这种历史的吊诡，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让人扼腕叹息。
主义的政治，必是概念的政治。所以，《谈政治》通篇都是从概念到概念，见不到任何具体的论证、分析。作者就好像不在中国，他所讨论的内容，压根就跟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没关系。如果把政治比作治病，开出药方之先，总得望闻问切吧？总得做具体的诊断吧？但是《谈政治》通篇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望闻问切，通篇都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简单而拙劣的复述，通篇都只是兜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药方，总之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没有实证，无须实证，信就够了，信则灵。这哪有半点学者的风度，更像传教的呓语。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确具有类宗教气质，真理党的气质。陈独秀们也的确主要从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类宗教的政治，是某种程度政教合一的政治。政教合一就必然排斥经验和逻辑。再用经验和�€
�辑的标准要求他们，评判他们，就难免鸡同鸭讲了。这也是后来陈独秀跟老战友胡适冲突直至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陈独秀们的主义具有强烈的类宗教的乌托邦气质，但另一方面，陈独秀们的主义又是极其实用主义的，极其功利的。这主要表现在《谈政治》一文对“强权”的迷恋：
“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法救护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
“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象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
对强权诸如此类的推崇，《谈政治》一文所在多有。强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谁掌握强权，用强权干什么，这跟宪政民主的核心主张——警惕一切权力，并在警惕权力的基础上制约权力——显然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是很难相容的。马恩早就说得很清楚，国家（即陈独秀所谓“强权”）本身就是恶，仅在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它才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得不利用这种必要的恶的同时，更要防范、限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们，跟马克思主义距离之大，于此可以想见。这也反映在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猛烈抨击中。他甚至断言，“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仇恨，原因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温和改良的气质，跟他们“过激�…
�”的气质，根本冲突，“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另一个致命的原因，则是选边站队的需要——当时第三国际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严重对立，陈独秀们的组织，则是第三国际一手创建的，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不可能不对第二国际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取敌对立场。而第二国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就注定了陈独秀们信奉的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通常认为，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准确的。与其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如说他主要是列宁主义者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能说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关系没有，但不容否认的是，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极为低下，如果非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它显而易见是粗鄙的乃至恶质化的、扭曲变形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跟流行于西欧尤其流行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一个层次。所以，陈独秀不仅对政治不懂不擅，对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不懂不擅的，完全被苏俄、被第三国际、被列宁主义或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牵着鼻子走。
如此谈政治，如此政治，岂不是可笑复可怜？胡适当然完全不能接受，这才有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谈政治》一文及当期新青年杂志的横空出世，更为胡适所反感，冲突升级，这两个老战友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谈政治》点名批评胡适，把胡适当作“不谈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胡适则讽刺转向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当时一本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人各不相让，无论媒体上，还是见面时，都是唇枪舌剑。跟陈独秀一样，其实胡适也是一生不曾离开过政治，一生都不可能不谈政治。但是两人的政治以及谈政治，在方式上、气质上有着根本的分别。陈独秀最推崇苏俄，他的政治和谈政治，都是苏俄式的。胡适最推崇美国，他的政治和谈政治，都是美国式的。二者根本就
南辕北辙。胡适终其一生也是书生，对实际的政治运作，也并不很懂，但他浸入骨髓的英美经验主义传统，让他凡事都必须经验和逻辑当先，凡事都必须自由和宪政为本，凡事都保持独立和清醒，拒绝各种绑架与消费。这就让他不致于在大是大非上出错。相对于陈独秀，胡适政治上无疑高明太多。在历史的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他的选择都是对的，从来没错过。这该何其难得。
与胡适相反，陈独秀就错得太离谱了。这是其对政治不懂不擅而又狂热卷入的必然后果。但陈独秀从不承认自己对于政治的不懂不擅，倒是极其道德自负和智力自负。这真是一个大悲剧。有着这种大悲剧的知识分子，岂止陈独秀一人，过去百年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政治中了。把自己烧掉了，如果能照亮世界，也算值。问题是，他们烧掉了自己，却并没有照亮什么，世界反而愈加黑暗。这才是他们所有大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最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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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关于人性几个问题的再澄清
在2016年到来之前的半个小时，我在微博上写了一篇新年祝词：
“辞旧迎新，总是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什么？改革？开放？发展？繁荣？实在不想说这些了。那期待什么？我期待的是人性的复苏。基于最基本的人性，分清是非对错；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明辨世界和文明的走势。这样才不会迷失。没有人性的回归，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切的根基。祝各位新年快乐”（关于人性的问题，这两年我重复了很多遍，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像祥林嫂了。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一种深深的忧虑：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变局，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选择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
这个话题，引起热烈的议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250万的阅读量，很多朋友参加了讨论。
现在就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回复如下，期待各位有更深入的讨论。
1、这里说的人性是？人性是模糊的吗？
首先要说明，这里说的人性，不是说人的本性。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说法的人性，是和通常所说的“没有人性”、“泯灭人性”相对应的。因此，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不是这里所关心的。
退一步说，如果你弄不清什么是人性的时候，先弄清楚什么叫“没有人性”就行了。说到这里，我想到公平正义的问题。阿玛蒂亚森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人们对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对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
（如果这么说还不行，还胡搅蛮缠，不妨这样试一下：如果有人骂你没人性，这时候你会生气吧？这说明你理解的人性是好的，没有人性是坏的。这时候你理解的人性就是我这里讨论的人性）
2、有人说，在体制等方面有着种种问题的时候，你讲人性这么虚的问题，有意义吗？
这是很多人的一种指责。甚至有的说，你把很多问题归咎到人性上，是不是给体制开脱？或者至少是模糊问题的实质？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这么说，人性是对抗邪恶的最后的、虽然柔软但也是最坚韧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的堕落，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和思维能力下降的时候，如果你对这种堕落又觉得是无能为力甚至绝望的时候，人性就成了最后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可能也是很脆弱的。
我们多少年给人们灌输的是大道理，大是大非。这时候为什么人们会迷失，就是在于脱离了人性的基石而执着于所谓大是大非。因此我说，基于人性的判断，不能保证全对，但总不至于太离谱。风再大，靠到坚固的墙上，总会安稳得多。
（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人们总会遇到辩证法的诡辩术。比如你说人类需要自由，他说，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对于这样的人，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争论清楚：将其置于监狱之中，然后问：自由是好东西吗？想要自由吗？然后再问：我们先讨论一下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也是有条件的问题好不好？）
3、何谓人性的复归？
说人性的复归，不是说要做圣人，我们也做不了圣人。人性既是内在的一种状态，也是对外部的一种态度。人性的复归，当然首先是说应当守住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说人性复归的第二层意思是，当我们看不清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妨退回到最基本的人性层面来思考。
其实，从人类历史上看，一些大的罪恶之所以发生，就是一个错的甚至邪恶的“大是大非”否定了基于人性的“小事小非”。看看现在的北朝鲜，看看恐怖主义的“理直气壮”，就可以看到这个道理。
更进一步想说的是，什么是对一个社会最严重的毁坏？人性、精神、伦理、思维。
（人们经常讲重建社会。正常社会的基础是人性，重建社会首先需要的是人性的复归。当然，有人又要说了，人性靠呼唤是呼唤不回来的。这么说也不错，但首先恢复对人性的尊重，拂掉蒙在人性上的灰尘，使其不被某些高大上的“罩住”，是应该的吧？
转自： 孙立平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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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夫人：林昭真的有“病”了吗？
昨晚，一友人转了一段关于林昭的网聊给我，其实这类对林昭的质疑，早几年我就在网络见过，也和其他学者讨论过，某一知名教授曾热忱地建议我加入研究林昭的队伍，从心理学角度解析“林昭现象”，可是那时候，我正热火朝天地忙碌图说，且这个话题又是分外敏感，我不愿贸然动笔。
这几年，更多的人开始理性反思历史，发出各种声音，这并不是坏事。不造神不跪拜，也是我的原则。不过，我要提醒一些人的是，在自己不熟悉的专业领域，在历史资料不能完全公开的情况下，仅凭有限的资讯质疑一位在非常时期已被暴政枪决的女士，请您慎重。
如果某些人一定要高调宣传林昭是精神病人，这也是您的权利，我不能阻止您发声。根据目前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我猜测，如果林昭真的“病”了，最有可能是在狱中受折磨后患上了轻微的“钟情妄想症”，这类病人对于自己被人暗恋有着异常坚定的信念，所以，流传的狱中血书才会有相关文字出现。如此，病因分析更重要。
精神疾病的病因分析当然和个人遗传特质，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相关，也和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林昭如果真的“病”了，具体的病因一定和当时邪恶的，反人类的迫害密切相关，甚至是主要病因。有兴趣的友友可以去查看林昭的家庭背景，那是真正的“国共合作”，再结合49年后一系列的颠三倒四的“朝气蓬勃”的革命运动，试想一下，林昭这位如同史诗般巨作《白鹿原》中白灵一样，纯洁亮丽，书生意气，既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渗透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女青年”，她的结局不是被枯井活埋而是“病了”、变“疯了”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如果她真的“病”了，还有花“五分钱子弹费”的必要吗？
等这段历史档案解密我再详细分析，这里就不自作多情地猜想了。……然后，尽管如此，这也并不能削弱林昭反抗暴政的英勇形象。
正如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期间，法国16岁的少女贞德宣称得到了神的旨意要她担当起天赋使命，所以千里迢迢毛遂自荐赢得了查理王储的信任，授权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被捕并被处决。也有后人指出贞德其实是精神病人，所谓的遇见神迹、听见了神的旨意，完全是她精神病发作出现了幻觉，臆想出来的。
历史学家Stephen W. Richey对于贞德为何能受到任用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在战场一年接着一年的可耻失败，法国政府在军队和人民的领导地位上已经士气低落而名声败坏。当查理王储同意由贞德来领导他的军队并准备战争时，他很可能已经试过所有正规、理性的策略选择，然而却皆告失败；只有一个已经到达了存亡最后关头、却全然无计可施的政权，才会在绝望下去相信一个自称受到上帝指示的农村文盲女孩，让她指挥国家的军队。”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看，只有上天知道答案。我相信，上天不会选错人。
贞德牺牲后，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角色。从拿破仑时代起，法国的政治家以及一些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等都对其进行广泛的宣扬和讴歌。这其中有莎士比亚、伏尔泰、席勒、萧伯纳等。至今，以贞德为主要素材的影视剧还在流传着。“圣女贞德”早已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生信念了。
今天，我们纪念林昭的意义，也是如此。在之前我发表的上一篇被封的短文《林昭，今天是您的祭日》已经简述了。
这里，我还想普及一下心理健康新观念——“用正常看异常”，别歧视精神病人！
请看，法国画家梵高，如果谁今天拥有他一幅“向日葵”，那何止是价值连城，更是世人羡慕。这位如今举世闻名的大画家，一生被精神疾病折磨，活着的时候无人理解，甚至无法养活自己 ，连委身的妓女也嫌弃他。同时，也是这异常的心理变化，让他对社会的洞察更加敏锐深刻，并用自己的画笔描述出一个让常人震撼的世界，逼视灵魂。
还有，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也是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但却在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取得巨大成就，造福人类。这位怪人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数学家，2015年5月23日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7岁。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
最后，我想提醒那些舞文弄笔冷血解剖林昭，认定林昭“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度残忍的精神偏执的暴徒”的所谓学者，请您扪心自问，当末日的审批来临的时候，您敢说自己问心无愧吗？
正如鲍鹏山先生所言：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非正常时代，一名弱女子发出惊天一吼，刺破了夜空，尽管这声音不是黄鹂鸣叫那么悦听，却余音绕梁，不绝于耳，激励着我们追随向前。她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让每年的4月29日成了我们永远的祭日！
叶紫
20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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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芳：再也不能无视狱中良心犯的健康及生命安危
刘晓波去世的哀伤和悲愤还未散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仍处于失踪之时，又一位狱中的良心犯杨天水（杨同彦）被查出脑瘤，病情危重，目前已获保外就医。杨天水的遭遇，再一次令外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尚在狱中的中国良心犯们。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有彭明在监狱里突然倒地昏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家人对外界表示“彭明12年前在缅甸被绑架进中国，我们采取低调，彭明被判处无期徒刑，我们低调。彭明受虐待，我们低调。这一切‘低调’，只有一个卑微的目的：希望彭明能够活着回家。但是，‘低调’并没有能盼着彭明活着回家。”
彭明在被关押期间突然去世，当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曾在《彭明之死与狱中良心犯的命运》一文中写道：“彭明家人的善良愿望并未能让彭明活着回家。58岁的彭明在狱中失去了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良心犯来说，他并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如果各界不能从彭明之死中加大对狱中良心犯的关注力度，那么，狱中良心犯们极有可能还会重复彭明的命运。”不想，彭明去世仅半年后，就传出了举世皆惊的噩耗：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抢救。
就在我们还未从刘晓波去世的悲愤和绝望中恢复之时，怎料想－－杨天水又遭此劫难！这怎不令人忧心如焚？！杨天水累计入狱22年，第二次被囚铁牢达12载，经年累月的探视，家人耗尽了精力和钱财，目前杨天水的朋友和同道正全力筹款，希望他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希望上苍能佑天水，挽住他的生命！
1961年出生的杨天水，曾参与89年南京学运，辞职后于1990年成立“中华民主同盟”，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0年，出狱后仍矢志不渝追寻自由民主，2005年因言获罪，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就在他还有4个月即将出狱，朋友们多方为他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之时，却等来了这样的消息。
从杨天水保外就医回家后的照片看，身体显然已经到了极为虚弱的程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医疗水平发达的今天，即使被囚监狱，如果从尊重人的健康和生命权的角度，不管是身为良心犯还是刑事犯，监狱都应该定期为他们做体检。若身体出现严重不适，也一定会很快查出病因并对症给予治疗。然而，杨天水自2006年被送进监狱后，坚称自己无罪，曾因自己的通信权利和健康权利多次绝食抗议，面对多种疾病包括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肠炎、糖尿病、关节炎、高血压，监狱方拒绝为其保外就医或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直到生命垂危才获准保外就医，这不能不令人为狱中良心犯们的命运深深地担忧。
自刘晓波去世后，多名良心犯家属都极为忧虑狱中亲人的健康。唐荆陵的家属及律师得知其心脏出现不明原因刺痛后，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表示深深地忧虑，家属希望了解唐荆陵的病因，要求复制病历，都遭到拒绝，而律师在会见时因谈到刘晓波的病情被强迫中断会见。
随后，被指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黄琦84岁的老母亲蒲文清就儿子被关押逾8个月，身患脑积水、脑萎缩、脑室扩大、导水管变窄、心脏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房性早搏及心动过速、肺气肿、肺炎、肾囊肿、肝囊肿、前列腺增大、肠粘连、肠梗阻等多种重病致信各级政府，要求当局从人道立场出发，立即释放病情严重恶化的儿子。
涉709案的吴淦，在被羁押2年后，指当局为了逼他认罪，曾强行将其送进医院“假治疗，真迫害”，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刘晓波。他认为在自己身体并无异常的情况下，强制其入住天津公安医院，导致他夜不能寐，经过每日的“治疗、检查”，反倒比住院前消瘦且脸色苍白。吴淦的父亲及朋友们得知情况后，非常担心及着急，希望社会各界关注吴淦的处境。
而同样因709大抓捕而被重判七年半的胡石根，在被非法监视居住期间患上严重的心脏病，而被送进公安医院紧急救治。判决已愈一年，胡石根仍在医院继续治疗。由于病患严重，家人为其申请保外就医，但官方的解释是：709案还未结案。鉴于刘晓波、杨天水等人的遭遇，胡石根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而这，也同样是众多良心犯们正在或者将要面对的命运。
2013年9月被控“寻衅滋事罪”遭到抓捕的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女士，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羁押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上肝腹水、双肺结核、子宫肌瘤及囊肿等多种疾病，人异常消瘦，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无情拒绝，疾病亦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直到2014年2月19日陷入昏迷才被送进急救中心救治，2014年3月14日，年仅53岁的人权捍卫者曹顺利被羁押仅半年就溘然离世，至今她的病因及死因都是国家机密。
好友曹顺利在被羁押期间被迫害致死，令我在大恸之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们，尤其是数度入狱、刑期漫长的良心犯们，一年、两年、十年过去了，外界似乎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而也正是外界的鲜少再关注，使得他们在监狱中的生存处境愈加艰难，通信权、会见权、健康权甚至于生命的权利都没有办法保障。
纽约时报在一篇《刘晓波之死与中国的衰退》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诽谤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们囚禁起来，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伟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惧怕让刘晓波这样的人自由地发言，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被称为‘强大’。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权同时也是最脆弱的政权。”
为你我争自由的他们，如今失去了自由。那些被处以重刑的良心犯们，已经被囚禁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王炳章、陈西、刘贤斌、陈卫、李铁、朱虞夫、陈树庆、吕耿松、张海涛、伊力哈木、胡石根们，耗尽了自己的青春热血，回家的路还遥遥无期，长期的关押，造成他们普遍营养不良、多种疾病缠身，家人奔波于探视的路上，与他们一起承受着贫困还有当局的打压。他们，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最勇敢的自由战士，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最棒的公民，是国家和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再也不能让曹顺利、彭明、力虹、刘晓波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再也不能让他们有一天也向杨天水一样，就在即将出狱的倒计时里，生命垂危，让人扼腕！
此刻，尚可以自由呼吸的我们，可以做的是，及时关注狱中良心犯们的基本权利，包括他们的通信权、探视权、免受酷刑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及时就医的权利、定期体检的权利；其家人和外界对狱中良心犯的身体健康状况有知情权、有得到就医地了解真实病情的权利、复制病历的权利；狱中的良心犯一旦病危，亲人和朋友有追踪治疗的权利，有质疑病情和病因的权利，有为狱中良心犯争取及时治疗和国家提供医疗保障的权利，有问责监狱管理方是否存在拖延、延误病情的权利……
鉴于近年来屡屡发生狱中良心犯在被羁押期间不明原因的去世，或者直到生命奄奄一息之时才被保外就医，民间有必要建立起问责机制，从追踪个案开始，调查、了解良心犯在监狱里的生存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再也不能无视狱中良心犯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危。
就在此刻，有消息指杨天水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连家人都是一会儿认识一会儿不认识！家人带着杨天水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后，该医院表示杨天水病情严重无法收治，建议去上海华山医院救治。杨天水一行已经到达上海，正在等待明天的专家会诊。祈愿天水尽早得到医治，早日康复！
附：杨天水简介（来源：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
杨天水（CPPC编号：00012），1961年4月12日出生，本名杨同彦，江苏省泗阳县人，曾任教师和公务员，知名异见作家，独立笔会成员，89民主运动亲历者，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筹组人，中国在押政治犯。
曾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于1990年与其他志同道合者共同成立“中华民主联盟”，而于1990年6月1日被当局拘捕，关押在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之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称煽动罪”重判10年，剥权4年，并在南京龙潭监狱服刑；
2000年5月出狱后，继续投身于民主事业，筹组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并在网上发表数篇批评时政的文章；
2004年5月28日，曾因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被当局视为损害国家荣誉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而被南京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
2004年12月24日，被杭州市石桥警方以“口头传唤”带走，并强行押解回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后经海内外维权友人及国际媒体合力声援呼吁，方于30天后被取保候审获释；
2005年12月24日，再次因言获罪，被南京市江宁区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2005年5月9日，被转正式逮捕；2006年5月16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至2017年12月23日。在江苏省南京监狱服刑。
2017年8月17日晚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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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政府为何只管花钱不想还钱？
8月23日，网上流传一份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关于融资担保函作废的声明，与以往撤函不同的是，这次地方政府撤函显得简单粗暴，直接宣布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
这份声明称，根据财政部、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财预[2017]87号文）和《湖南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湘财综[2017]32号）文件精神，金融机构为融资平台等企业提供融资时，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担保，必须全面改正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规范的融资担保行为。
“据此，2015年1月1日以来我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国有公司融资过程中出具的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其承诺、担保事项及行为无效。请持有声明中涉及到的相关担保函、承诺函的单位，依法依规将担保函、承诺函按原渠道退回。”
宁乡是中部地区为数不多的百强县之一，政府只管花钱不想还钱的口子一开，相信更多资不抵账的政府会紧随其后。政府对自己的承诺函说撤就撤，没有任何约束，现在地方又在大力推行PPP模式，未来地方政府会不会像对待融资平台一样，说终止项目就终止呢？
实际上，只管花钱不想还钱的中国模式，己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甚至没有了底线。近日一篇【中国财政的真相调查】报告在网上流传，罗列的数字可谓触目惊心！
①东北三省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2014年合计为3562亿元，2015年激增至5268亿元，2016年继续增长到5580亿元，2017年上半年为2575亿元，考虑到下半年财政压力更大，预计2017年要直奔6000亿元了。
②挂着“东部沿海省份”光环的山东、天津和河北居然都在亏钱。GDP排名第三的山东居然在2016年丧失了财政独立能力，开始向中央伸手要钱。2016年只亏了64亿元，2017年才过了一半就亏了387亿元。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2016年的地税收入（含非税收入）居然同比下降了15%，财政缺口同比增长了164%。而有“环京贫困带”的河北毫无悬念，一亏到底。国地税总收入增长缓慢几乎停滞，而预算支出却屡创新高，刚性缺口预计要飙到2500亿。
③西北片区地形复杂且气候恶劣，是中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2016年，宁夏财政缺口规模732亿元，青海1225亿元，山西1517亿元，甘肃1884亿元，陕西1962亿元，内蒙2564亿元，新疆3162亿元，合计13046亿元。
④2016年，重庆的财政缺口1222亿，西藏1397亿，云南2229亿，贵州2270亿，广西2412亿，四川3542亿，合计13072亿。与2014年的合计财政缺口规模10020亿相比，增幅30%。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合计7040亿，预计今年的总缺口将超过1.5万亿。
⑤中部片区6省，海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与河南2016年财政缺口合计13325亿，较2014年的合计财政缺口数9074亿，增幅47%。今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8008亿，预计今年是要直奔1.7万亿而去了。
⑥2016年，福建的财政盈余644亿，深圳2851亿，江苏5178亿，浙江5441亿，北京6390亿，上海7748亿，广东9301亿，合计起来，六省一市总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30373亿的贡献。
⑦2016年，中央政府手里能动用的资金总量3.5万亿；它承担的财政支出规模则高达7.54万亿，其中维持自身运转的中央本级支出2.74万亿，填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4.8万亿。7.54-3.5=4万亿。这，就是我大中国目前切切实实的财政压力。
由于中国债务门类繁多，数据更不透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实际上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地方财政也酝酿着极大的风险，但风险到底有多大，仍然莫衷一是。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各种债务，各地融资平台也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根本无从知晓，负债规模也难以统计。正因为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财经界对中国债务危机的担忧。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目前披露的债务数据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总负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如果单从法律上讲，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举债借贷的，但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几乎被所有地方政府如法炮制。
总部设在香港的里昂证券公司几年前曾发布过《中国债务危机报告》，警示中国债务总规模已上升到107万亿，与GDP的比率已达到100%以上，预计2015年这一比率将达到245%。在2008至2012年间，中国债务规模/GDP从148%暴涨到205%。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一倍，2012年新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0%。新增债务增长了58%，约为GDP增长的2.9倍。而这些债务主要来自影子银行系统和地方债务。
惠誉评级进一步指出，2013年6月到2014年底，中国地方债增加了34%，增加原因之一就是2014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使得基础建设项目所需资金要靠借债来维持，地方债不仅没有还上，还越积越多。2014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仅增长3.3%，而2015年前7个月卖地收入同比下降38%。
《财经》杂志的“摸底中国负债”几年前根据分门别类的统计，综合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债务总规模高达120－128万亿左右。仅2012年非金融部门债务就达到了GDP的2.21倍。该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他的结论是：“在人均收入6,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
麦肯锡咨询机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债务规模（包括金融业债务）自2007年7.4万亿美元增加为现在的28.2万亿美元，目前规模水平相当于GDP的282%。这个比率比美国还要高出很多。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对47个国家的债务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从2007年至今，全球债务已经从57万亿美元增至近20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债务增加了83%，如果包括金融业债务在内，中国2007年以来负债增加了将近4倍。
中国负债现在比澳大利亚、美国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开发中国家通常负债比发达国家少，但中国却并非如此，不得不令世人惊讶。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以及快速扩张的“影子银行”，在短短几年之内，使中国从负债最少的国家之一，变成负债最多的国家。
最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负债中，有很多债务根本无法偿还，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项目不仅不能正常付息，连本金都很难拿回来，除非中央政府不断让货币贬值。
按照麦肯锡的计算，中国要挽救这场金融危机，就必须使总债务提高到GDP的79%。但这样的一场金融危机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经济增长几乎消失，家庭和企业推迟消费，经济停滞不前也将成为常态。
中国债务屡创新高，实际上跟各级官员的利益有很大关系，钱多了可以随心所欲大搞建设大搞形象工程从而创造所谓的政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类项目大肆敛财疯狂贪污，至于沉重的债务包袱扔给下一任或下一代，地方官员更不会考虑未来如何偿还债务，很多地方在举债时根本就不打算偿还债务。
己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坦承，对于地方欠债，如果中央政府来填补窟窿，必然要减少民生、公共事务等等方面的支出，最后等于是老百姓来替政府还账，如果银行将地方债务转变成坏账，仍然是老百姓的损失，如果通过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受害的也仍然还是老百姓。
转自：自由观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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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凌：谎言与幻象——民族主义二百年
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奇妙的意识形态，当它代表的人群居于少数的时候，它代表着民族平等、不受压迫、文化自主，而当它代表的人群居于多数的时候，它代表的就是主体民族的权力、民族压迫、强制的主体民族化。这个描述是不是让你想到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变得和另一个意识形态一样臭名昭著就是因为它编造了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民族主义谎言。
1. 民族国家的列强？
有人告诉我们欧洲地理大变动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欧洲各强国几乎都是民族国家，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奥匈帝国，一个中世纪的古董被摆在民族主义的快车道上，最后因为一战而破碎，更多的民族得以解放，二十世纪的欧洲是民族主义的欧洲，二十世纪的欧洲国家是民族国家。但事实真的如此么？
一战前的欧洲列强里哪个是民族国家？沙皇俄国还统治着条约波兰，还兼任芬兰大公，沙皇俄国有着广阔的亚洲领土而且还在不断扩张，罗曼诺夫王朝从彼得三世开始就应该叫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他们和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各邦君主联姻，生活方式欧洲化，讲外语比讲俄语流利，俄国贵族官员当中有大票的人来自欧洲，和在欧洲受教育，他们构成了王朝的精英集团，同时还对斯拉夫主义不以为然。斯拉夫人被看作是沙皇的灰牲口，面对那个高举圣像齐唱圣歌的斯拉夫民族，沙皇和他的近卫军军官们更多的是感到陌生和困惑，而不是血脉相连。尼古拉二世可能是最斯拉夫的一个沙皇，但他的斯拉夫化也基本上是从一战爆发以后才开始的，更多的是对人民的一种姿态，因为他需要这些灰牲口去当炮灰。
彼得三世的祖父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弗里德里希四世
德意志帝国被看作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里程碑，但是德意志帝国是民族国家么？首先这个帝国就是一个畸形的帝国，这个问题我们说得实在太多了，所以就不用多说了。就民族而言普鲁士王国在1807年《提尔希特和约》签署以前一直都是一个一半德意志一半波兰的王国，华沙是王国最大的城市，但是拿破仑把大部分波兰领土都并入了他的华沙大公国，所以普鲁士得以从半波兰半德意志变得比较德意志起来。但是即使是《维也纳和约》也给普鲁士保留了相当一片波兰领土，以至于1848年革命当中波兰人也选举了自己的议员，面对这位波兰议员提出的波兰独立的要求普鲁士人民的代表态度冷淡，只有少数人支持波兰人的要求，更多的人主张波兰领土应该留在普鲁士之内。同样的1870年的战争给德意志帝国带来唯一的直辖领土“阿尔萨斯-洛林�€
�行政区。这个行政区的人民讲德语，但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法国人，而且他们信天主教，于是当他们被赋予议会选举权的时候，他们果断地和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反对党，也就是天主教中央党还有波兰人反对党组成了天主教同盟。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普鲁士的政治利益、国防需求、经济利益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相互妥协的产物。其中占主导的一直都是普鲁士王国的利益而不是民族主义，俾斯麦曾经短暂地把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让给别人，而只担任帝国宰相，但是只维持了半年，他就宣布“我要么什么都不干，要干就必须兼任普鲁士总理”。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是普鲁士军队的要求，而俾斯麦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阿尔萨斯-洛林虽然讲德语但并不能被真正融入德意志帝国。而热切要求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奥地利却被拒之门外。如果说阿尔萨斯-洛林还有一些不那么德意志的色彩，奥地利却从历史到文化上都毫无疑问是德意志邦，1881年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制定了《林茨纲领》要求支持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各邦独立，而奥地利自己则加入德意志帝国。但是普鲁�£
�军政当局没有任何人想过要进军维也纳，夺取奥地利，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南德意志四邦加入帝国以后天主教人口已经达到帝国人口40%的情况下，奥地利也加入将对普鲁士对帝国的统治地位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面对普鲁士的王国利益、王朝利益和贵族的利益还有军队的利益，民族主义者的嘴只能闭上了。
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
2. 民族国家的中欧？
相比列强是民族国家的说法，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中欧小国的民族主义色彩更有欺骗性。通过奥匈帝国、俄国、德意志帝国的崩溃，中欧、东欧、东南欧诞生了一系列碎玻璃般的小国。这些小国是“威尔逊十四点纲领”里民族自决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小国自诩的“民族国家”性质，那么这个碎片般的欧洲，无疑是民族国家主导的欧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这些小国里疯狂的民族压迫、强制的同化少数民族，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欧洲是毫无疑问的民族主义狂潮时期，那么这些国家真的是民族国家么？
这些小国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本，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名称就是堆砌产生的，是组成它的两个民族的叠加，这个名称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是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奥匈帝国。捷克人夺取了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莫拉维亚还夺取了西里西亚这个波希米亚王国在德意志帝国之内所领有的边疆区。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绝不是什么捷克民族国家，而是有着大批德意志人的多民族国家。我们都知道布拉格直到1848年依然是一个德意志城市，捷克人比例超过德意志人要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急剧的城市化，让大量捷克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时期。同样的斯洛伐克原本叫“上匈牙利”弗拉迪斯拉法长期是匈牙利王国首都，这个国家之内有大量的匈牙利人，而且在这个国家独立之后它还武å
��夺取了很多奥匈帝国所属波兰的领土，于是斯洛伐克领土上还有乌克兰人、波兰人少数民族。
政治漫画：手持“十四点纲领”的威尔逊总统裁决欧洲
捷克人对付不了他们领土上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斯洛伐克人对付不了他们领土上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但是他们不会承认这些少数民族的正当权利。奥匈帝国承认的那些民族权利，尤其在语言和文化上的权力，被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一笔勾销，在捷克德意志人、犹太人过去享有的权利完全被剥夺，捷克人采取强制的捷克化，而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继承了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强制的匈牙利化，只不过这次是斯洛伐克化。奥匈帝国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照常举行，但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是如实记录人口的民族归属，匈牙利部分在如实记录的同时还记录被调查的匈牙利语水平。而如今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有人只能回答自己是捷克人或者斯洛伐克人，帝国的宽容如今被“民族国家”的压迫所取代。
民族国家只是一个谎言、一个神话，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特例，那么南斯拉夫呢？南斯拉夫王国的计划有两种一种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王国构想，来自1914年遇刺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大公准备以帝国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兼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基础组成一个帝国之内的南斯拉夫王国，把二元君主国改为三元君主国。这成了帝国斯拉夫人的一个梦想。约瑟夫-洛特在《帝王的坟墓》里描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老特罗塔”，主角特罗塔少尉的父亲，一个成功的维也纳商人至死不忘的“三元君主国理想”。1918年帝国崩溃的时候克罗地亚民族委员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委员会一起邀请塞尔维亚王国加入和组织南斯拉夫王国。但塞尔维亚王国的南斯拉夫构想可不是费迪南大公的梦想。对斐迪南大公而言南斯拉夫王国将成为王朝的新支柱ï
��所以他对斯拉夫人民是有同情和寄予希望的。而塞尔维亚人眼中，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只是他们战争胜利的奖赏，他们是征服者，为什么要给予其他民族以公平的对待？所以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王国，虽然名字叫南拉夫斯，实际上就是大塞尔维亚，强制的塞尔维亚化，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强有力的克罗地亚民族的压迫，几乎导致内战。仇杀斗殴贯穿了整个南斯拉夫的历史，一直到二战，克罗地亚人还会跟德国入侵者合作。
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织屠杀塞尔维亚平民
在二十年代的欧洲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都自诩为民族国家，但在他们的领土上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几乎都有强大的外部国家后盾，比如捷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背后有德意志国家，如果我们按照习惯把reich翻译成帝国的话，即使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称号也还是德意志帝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压迫的匈牙利人，背后有一个虽然领土损失惨重但是充满了复仇情绪的匈牙利国家，而这个国家有意思的是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称号，霍尔蒂将军统治的匈牙利依然是匈牙利王国。
所以这些民族国家的矛盾就更多地指向一个没有后盾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遍布中欧和东欧，没有任何祖国作为依托，这就是犹太人，而且因为犹太人主要从事文化、商业工作，所以他们大多讲旧帝国的官方语言，也就是德语，所以他们和少数民族一样难以融入新的这些被捏造出来的民族国家。于是他们在民族主义狂潮时期的欧洲受到了普遍的迫害。
揪出地富反…哦不，揪出犹太人
3. 三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给欧洲带来什么？
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幻象，它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却自诩为血统民族。赫尔德尔的口号“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民族”，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逻辑。但是在实际当中民族主义者却不承认讲德语的犹太人是德意志人，同时又不承认讲捷克语的捷克人自己是一个民族。
民族主义的根本是利己，是自私被放大到整个民族的尺度，所以它从根本上就是不道德和不讲道理的。1848年德意志人起来争取民族的统一，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德意志国民会议，于此同时捷克人也在布拉格举行了斯拉夫大会。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会议立刻谴责了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权利，而且要求他们视为敌人的奥地利政府强迫波希米亚人选举代表出席德意志国民会议。当然1848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不是1933年的纳粹，他们还有底线，所以他们同时宣布了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平等和多元文化。
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
但是匈牙利的马扎尔民族主义者就不这么文明了，1840年代布达佩斯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向维也纳要求民族权利，首先就是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议会不再以德语辩论，而是以匈牙利语辩论。这时形成了一个马扎尔民族主义的重要口号那就是“匈牙利人要讲匈牙利语”，这里的匈牙利人意味着民族，也就是马扎尔人要讲马扎尔语。但他们马上把匈牙利也从国家的角度上理解，他们作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臣民的时候从民族出发要求讲民族语言，而一旦他们哪怕是短暂地掌握了匈牙利这个国家的权力，他们就从国家出发，要求其他少数民族作为匈牙利臣民讲匈牙利语。于是出现了那个著名的笑话。
“匈牙利人要讲匈牙利语”
“解放的匈牙利万岁！解放了的匈牙利，克罗地亚人可以讲克罗地亚语么？”
“克罗地亚人当然也得讲匈牙利语”。
如果认识到马扎尔民族主义者这种双重标准，你还像过去那么崇拜裴多菲·山多尔么？如果你看到1867年到1918年欧洲那个推动强制的马扎尔化的匈牙利自由派，就是裴多菲·山多尔的为之战斗的那个匈牙利自由派，铁腕屠夫的蒂萨-伊斯特万总理，就是来自1848年的中左翼党，你能听到“我们宣誓！我们宣誓！从此不再做奴隶”背后的另一种声音么？那就是“我们宣誓从此让他们作奴隶”。
“我们宣誓，我们永远不做奴隶！”布达佩斯街头的裴多菲塑像
民族主义应该为二十世纪欧洲的大部分灾难负责。民族主义因为威尔逊纲领而被作为解决领土问题，组织国家的尺度，其结果就是整整三十年间，欧洲不间断的民族压迫、种族灭绝。德意志人迫害犹太人，捷克人迫害德意志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迫害匈牙利人，南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人迫害所有其他民族。
纳粹迫害犹太人是犯罪，但是纳粹夺取苏台德区是解放当地的德意志人，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捷克人同样在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疯狂的无耻的理论，那就是因为我们同祖同宗，所以我们的国家就只属于我们。这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但是另一个角度上国家要生存，领土就必须够大，于是在国家领土野心和民族矛盾结合起来的时候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人走地留”。或者人如果不愿意走，我们就给你们用“齐克隆B”。当一个国家的多数人陷入这样的狂热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
用来毒杀犹太人的氰化物化学药剂齐克隆B
4. 人性经由民族主义变为兽性！
这是民族主义狂潮时期历史的最好写照。那么民族主义由何而来？如前所述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基础是自私，而因为其门槛低，只靠语言和长相就可以把人组织起来，所以天然地成为缺乏教育、被生活压力压到了道德感的下层阶级的工具。在封闭的乡村社会民族主义是缺乏土壤的，一个全村只有村长和警察见过大海的中欧村庄里，犹太人可能是唯一的医生，德意志人可能是唯一的牧师，匈牙利人可能是唯一的杂货店老板，人们不会对他们产生仇恨。这种意识形态的土壤在城市。
在城市的贫民窟，在为经济萧条所折磨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间。但这些人在失业救济中心或着教会的救助站门口排队的时候，他们彼此打量。在饥饿的中午躲在某个阳光温暖的角落抽烟头的时候，他们通过沉默而声息相通的瞬间，就是民族主义的土壤。他们已经被生存的需求支配了，本质上就是动物，而他们通过民族的口号变成狼群。
“昨天：失业、绝望、罢工、倒闭！今天：工作、纪律、欢乐、同志！请给您的未来投上一票！”
每当经济衰退的时候这种狼群就会出现，在健康的社会里这种狼群会被分解和消融，而在碎片化的中欧，在国家经济崩溃的德意志，这些狼群越来越庞大，最终起来吃人。这就是三十年代的历史。
我们无法消灭民族主义，因为他是人自身兽性的表现，是一种本能，但是每一个还没有失去人性的人都应该拒绝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你的同胞的不是民族不是语言，而是生活，一个为你拔牙的人，一个卖报纸给你的人，并不因为他讲另一种语言就是你的敌人。当你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请你先照照镜子观察一下你自己。
转自： 青年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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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仲华：知识分子使命的前提是底线
最近这些年来，知识界和民逗界一直在宣扬一种观点：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与反对。我本人也曾坚信这一点，认为没有批判就没有真相，没有反对就不会有反思与改革。
开专栏，开讲座，写文章，出书，我本人热闹了这么些年，对许多事情的经历和阅历促使我开始反思许多观念。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使命？如果有，其使命到底应该是什么？
任何事情都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与逻辑的推敲。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坚守信念的底线是什么？即便有批判和反对，其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
1坚守事实与真相是最起码的底线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和反对，那么底线就应该是事实与真相。倘若没有了尊重事实和真相这个前提，一切批判和反对就不太可能是良知与善举，更可能是邪念之下的作孽与作恶。
什么是事实与真相？
我前几天写《小聪明得势，大聪明得X》，讲了一个简单道理。事实和真相就是完整的信息，是未经加工的数据，未经过滤和选择的事实。这是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的前提，更是批判和反对的前提。
今天的知识界，有多少人能坚守尊重事实与真相这个底线呢？
批传统文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能够坚守这条底线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怜可悲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是一无所知，仅凭文革时期批儒弘法运动中知道的那点皮毛知识，就开始对传统文化展开所谓“批判与反对”，你说这是为善还是作恶啊？
有些人，为了“批判与反对”，不惜歪曲和编造历史。比如，昨天我在推上就看到有人说“太监制度是中国独有的特色”，这分明是为了证明中国历史污浊而睁眼说瞎话嘛。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亚述帝国，约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波斯，长达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还有古代印度，无不有太监制度。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太监多达数万人之多。中国的太监制度，最早也就追溯至约公元前千年左右的西周王朝。这怎么能说太监制度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呢？你不能为了彻底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编造虚假的历史对不对？
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了“批判和反对”那些“反转”的声音，编造了太多的数据与所谓事实，说转基因如何抗虫害，如何产量高，美国人如何不在乎是否转基因。可人家美国分明就公示了转基因作物大量使用农药造成的严重危害，也公布了转基因作物主要用作动物饲料的事实。连我们的央视都转播了美国人的真实声音啊。
可那些“挺转”的知识分子们，仍然在大讲特讲转基因的各种好，完全不顾进口转基因食品在中国不是作为动物饲料而是作为人的主要食品的事实，完全不顾转基因食品不明确标注，严重侵害百姓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事实，完全不顾转基因作物被种子公司垄断种子的生产与供给，并导致大量传统作物“断子绝孙”的事实。
事实与真相是科学的底线，是法治的底线，当然也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啊。
2 坚守逻辑关系是也是必须的底线
海外和墙外的许多人，一直在鼓吹什么“暴力革命”，而革命的目标居然是追求西方式宪政民主。
我曾经多次说过，暴力革命永远不可能带来西式宪政民主，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然后大家就开始从历史中去找寻西方暴力革命带来西式宪政民主的例子。找来找去，最终只能在曲解西方民主运动史上下功夫，把什么“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类的历史硬往暴力革命导致宪政民主上扯。
如果在解读历史事实上存在的分歧不可弥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讲点逻辑啊？
毒品危害健康，这是根本前提。为了健康，我们必须建立反毒品的机制，并在行动上反毒品。这是正常逻辑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吸毒的机制，并在行动上吸食毒品来追求禁毒和健康。这逻辑对吗？
民主是非暴力和反暴力的，这是根本前提。我们必须建立非暴力和反暴力的机制，并在行动上非暴力和反暴力。这是正常逻辑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组建暴力机器，并在行动上采取暴力手段来追求非暴力和反暴力的民主，这逻辑成立吗？
土匪占山为王，只有等土匪的后代被文明化之后，这山头才可能进入社会转型的轨道。一波土匪干倒别一波土匪能带来你们所谓的“民主”？笑话啊。
3 知识分子的使命应该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使命真的必须是“批判与反对”吗？我看不是。
知识分子的使命应该是还原事实与真相，在此基础上有所批判就行了，但未必要反对什么。
有了事实与真相这个前提，其实是非曲直已经明了。所谓批判，按汉字的本义，其实是进行是非曲直的评价，可能有肯定也可能有否定，并无完全否定的意思。客观公正地谈事论理就是了，如何行动，那是一切事情的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和选择，包括同意和反对。
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作为当事人表达同意或反对，但并没有权力代表别人同意或反对。所以，说反对就是知识分子或别的什么人的使命，这其实是侵权表现的一种，也是暴力的一种。
能守住底线，为还原事实与真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事情的是非曲直有所批判，这其实已经足够了。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反对强加给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自己要不自量力地代表别人行使反对的权利，这就不对。这从本质上是反宪政民主的，这样的做法怎么可能引导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来呢？同样是不合逻辑嘛。
所以，别再动不动指责我没有反对这或没有反对那。对要求我反对什么的人，我只能叫你滚远点，别理我。我反对与否，那是我的事。我不要求你做什么，你也别要求我好不好啊？
一切绑架，都是流氓，你并不例外。
转自：肖仲华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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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司法獨立不等於法治
對法治的討論，很多時候都把司法獨立看為重大課題，甚至給人印象以為有司法獨立就等於有法治。或許在法治傳統悠久的社會，若能達到司法獨立，法治大體也能達到。但兩者不是等同的，司法獨立可以說是法治的必要元素，但不是充份元素。即是說，沒有司法獨立，法治難以達到，但即使有司法獨立，法治也未必可達到。
要弄清楚司法獨立與法治的關係，就要先釐清這兩個概念的含義。司法獨立是指法院的法官在判案時，不受外界的政治壓力，能獨立地作出裁決，不因涉案人的背景而有偏頗。若沒有司法獨立，法官只會為當權者服務，為專制政權披上法律外衣。
法治卻不只是有法必依，亦不止於以法限權。司法獨立能確保執法者依法施政，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權力。但法治的目的也是以法達義，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治不只是關乎嚴格執行法律的條文，條文背後還有一套精神價值，官員在執法及法官在裁決案件時，都應體現法治精神，就是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
法官在訴訟中只負責按法律裁決。法律的內容不是由法官制訂。若法律不符法治精神，未能保障公民權利，甚至壓制公民權利，法官能做的非常有限。即使法官有一定程度司法酌情去解釋法律條文、發展法律原則、判斷事實及引伸法律至事實，若法官們本身不擁抱法治精神，過度強調社會秩序，輕看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僵化地用法律去處理複雜的爭議，只有司法獨立並不能保證法治實現。
有不同因素可能導致法官們會有此取態。一、大部份法官的出身、背景、訓練、經歷及身處環境，都令他們屬社會中既得利益的一群。因此，他們的政治立場大都傾向保守，希望維持現有的秩序，用較激烈的行動去嘗試改革現有制度，都不容易得到法官的同情或認可。
法官保守對不公義缺認知
若法律本身有明確規定，酌情空間不多，法官的政治立場的影響不會太大。但若相關法律本身是嚴苛，條文又存在不少的詮釋及引伸空間，法官的保守政治立場就可能影響很大。事實是在政治爭議大的案件，法官往往擁有很大的空間去注入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些時候，可能法官們也不自知把保守的政治取向讀進了法律內，還認為自己只是公正地引伸法律。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法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
二、不少法官以維持獨立為由，不會主動去了解民間疾苦。他們從有限的渠道接收到的資訊，只能是片面的。加上他們本身已是抱持保守的政治傾向，對社會的不公義缺乏充份認知，法官往往成為了現狀的保護傘，不自覺間打擊了社會的改革力量。但當社會的改革力量被多方打壓，包括司法打壓，令社會失去了自我調節的能力，社會不滿只會繼續累積，直至更激烈地爆發。
三、在威權統治下的法院，面對的境況更加惡劣。法官們首要的考慮，當然是維護法院本身的獨立及權威。若他們感覺到，如做出的裁決，未能充份考量威權政府的利益，威權政府有可能運用政治權力把司法獨立收窄甚至收回，那麼即使威權政府沒有直接發出指示，法官也會自我約制，不去做一些有可能挑釁威權政府的決定。
有司法獨立但沒有達義的法治，正是香港當前的狀況。相信香港的法官仍能獨立地作出裁決，也未受直接的政治干預，但大部份法官在當前的情況下，卻不能在裁決中體現法治精神，尤其涉及複雜政治爭議的案件。這也讓我們更加明白，沒有民主的制度，即使能勉強維持司法獨立，法治精神也難以得到尊重，令法治不彰。法治不只是關乎司法獨立，更關乎民主！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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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面对极权主义如何做一个好人和好公民
我们身为一种政体下的公民成员，如何面对极权主义这样的深重灾难？像艾希曼这种无私的官僚分子，他所为平庸之恶甚至超过了根本恶，因为如果没有借助无私的官僚机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地推行根本恶。
本文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在凤凰网大学问沙龙之“阿伦特思想三部曲：公民责任、不服从和革命”上的演讲。今年是著名女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诞辰110周年，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她在公民责任、不服从、以及革命研究上都是20世纪以来的巨星。凤凰网大学问频道（dxw.ifeng.com）举办专题讲座予以纪念。凤凰网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论革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精神生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共和的危机》《黑暗时代的人们》《责任与判断》《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等。
阿伦特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我想阿伦特的热度并不随着她的逝世而降低，十年前在纪念阿伦特诞辰一百年的时候，曾经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哲学家掀起了一个热潮，这个盛况可以说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今天正好是阿伦特诞辰110周年，我相信阿伦特所引出的话题仍会掀起纪念阿伦特的热潮。
从政治思想史上来看，因为政治观念的独创性而名垂青史的人是极少的，而且因此而名垂青史的政治思想家一定是开辟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枢纽性的人物，而这样的思想人物不经过百年以上，甚至是千年的检验，恐怕是很难尘埃落定。所以我们目前还不想恭维，阿伦特已经是开辟政治思想史新时代的一个超级大腕。
我想阿伦特之所以受到越来越隆重的纪念，换言之，受到政治哲学家越来越兴趣浓厚的讨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她在政治思想观念上的系统的独创性，阿伦特不是一个追求体系的思想家，而是因为阿伦特在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之间，直截了当地指出面对政治生活人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先20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纪：一战、二战、韩战、越战，其次“短20世纪”的经历也相当复杂（从一战起到苏东解体，作为“极端的年代”被称为短20世纪）。因为一战是由所谓资本主义的贪婪引发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使德国被置于一个羞辱的境地，那是推卸战争责任的结果。攻城略地的现代早期政治逻辑导致一战的出现，终结了人们对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幻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令人意外的政治成果：一方面德国人体会到了魏玛及其失败、希特勒的崛起，另一方面世界体会到了终极性的革命——俄国革命，来解决人类所有悲催性的问题。
在二战后所达到的所谓世界秩序当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入了冷战状态，因而在极权主义政治和民主政治之下，人们怎么从事政治生活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阿伦特在观察到这个“20世纪的灾难性过程”的同时，发现在大众民主时代到来之际，技术的力量让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进入一个核时代、太空时代。核时代所产生的惊人杀伤力让人们畏惧，相互的核威慑、以暴制暴的人类行为逻辑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当人们进入太空时代时，挣脱人自身、进入绝对自由的状态，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欲求变得越来越强烈。
因此阿伦特认为，20世纪让人类遭遇到两个极其严峻的问题：第一，怎么用政治来驯服大众社会，不是用道德、法律。第二，如何用政治控制技术力量。
阿伦特恐怕没有料到，如今技术的进步已更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已经要突破千百年来人所追求的天谴。人类今天还没有想到这个天谴的突破意味着对生活的根本性挑战：人有可能因为基因改写而实现永生。我们的一切伦理建构和政治秩序建构都是因为向死而生，那现在永生了，我们怎么办？阿伦特当年还没有意料到，只是深恶革命。她已经发现种族研究、运动学的发达、优生学的崛起产生了所谓的种族帝国主义，是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意义上，纪念阿伦特是因为她确实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切中了这个大时代的根本性问题。
同时我们要收缩我们的目光，阿伦特的思想跟中国的处境也可能有切近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人的责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道德和政治的严重冲突时就说：
做一个好人和好公民常常是矛盾的。因为做好人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不加害于别人就足矣，但是做好公民要进行政治参与，要政治良性化，要共同行动，而不是付诸个人良心抵抗。
这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儒家已经开启了这个大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就是面对良知的一种自我规训，但兼济天下是掌握权力的一种特权，这个具有悖谬性的冲击。
面对人的责任和公民的责任我们该怎么办？公民的服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顺从。我们的顺从首先是因为人民主权让我们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法律属于保障人民的一个工具，因而我们顺从于法律。公民的顺从并不是顺从一般的政治权威，更不是顺从政治掌权者。
最后就是中国人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已经革命176年，但很显然，革命终局还没有显现。用阿伦特的话来说，革命是为了自由建国。按照阿伦特的逻辑，一个国家的革命在自由建国没有呈现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时候产生的是革命的异化，因而我们怎么去面对革命呢？
上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出了一本专著，俗名就叫《告别革命》。我们是要告别革命，还是要借革命自由立国，这在中国成为一个特殊问题。如果坚持革命，一切左派当权者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实际上从长远看来，这恰恰是对于当权者的一种极为重大的颠覆，因为不愿意通过革命而自由立国，革命发生了变异，那么你将长期在为另一场革命储备条件。所以实际上捍卫革命的人不知道革命的危险性和颠覆性，还自得其乐。但是如果要告别革命，那是需要前提的：只有实现了自由立国才能告别革命。因此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正在出现改革与革命的赛跑。这意味着革命因素在改革的进程中积累。那究竟改革与革命谁是赢家，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我们不好主观臆断，但是显然，它切近了阿伦特论革命的实质性问题。
阿伦特值得世界各国的政治思想家、理论家们隆重纪念，就是因为阿伦特对20世纪最触目惊心的现代性现象——极权主义有了深刻的反省。 1951年阿伦特正式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到1958年出版修订版。从苛刻的角度上来说，这本书并不见得非常严谨，甚至有评论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把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罗列在一起论述，简直就是在逻辑上不清不楚。但是阿伦特认为这三者有关联，因为反犹主义从古已有之的种族性和宗教性反犹主义，进入到政治性反犹主义，或者种族帝国主义反犹主义的时候，就意味着种族间的自然关系已经在20世纪演变成了极为严峻的政治关系。更进一步说，演变成了一个用国家暴力来解决的严峻的政治问题。
最近流行的一本书叫《民族的阴暗面》，它特别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难题就在于：民族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这个单一民族的建构意味着古代社会的杂居民族关系要面临一个民族关系的清洗，可以使一个政治民族霍然诞生，在这个民族的基础上来建立主权国家。在阿伦特看来，民族国家或者至上主权所建立的国家所面对的种族清洗，正是反犹主义所导致的20世纪的极权主义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
而事实上，种族帝国主义、大陆帝国主义或一切阶级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现象恰恰是诉诸于极权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武器，人类的生存状况在极权主义的催迫之下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在阿伦特看来，这不是此前人类所有的道德生活模式、社会生活模式、法律生活模式和政治生活模式所可以解释的新现象。当阿伦特把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分三个小册子来分别出版的时候，引起最大轰动的还是极权主义这一册，因为她所讨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她亲身经历的以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诉求为直接政治手段的纳粹。纳粹从内部敌人的清洗以及到外部敌人的灭绝，呈现出的最后解决方案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屠杀七百万犹太人。
任剑涛：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但阿伦特最直接的反省并没有只针对纳粹德国，因为二战以后随之兴起的苏联，尤其50年代后逐渐暴露出来的苏联控制国家的政治手段，让阿伦特看到极权主义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形态，就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借助的核心，第一是意识形态的压制，第二是强大的政党的单一控制。所以对阿伦特来说，这样的极权主义值得去深入研究和加以反省，并警惕全世界的人，不分民族、阶层、教育。阿伦特特别绵延从古希腊以来到康德为鼎盛，而她自己坚决赞同的世界主义，就是超越民族和主权来看待人。因此，极权主义变成了20世纪最触目的现象，深层原因就是极权主义竟蔓延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它之所以是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不是因为纳粹德国的和苏联对人的政治性摧残。这是事实问题，不需要辩论。这背后所隐藏的人类的è
��况更令人忧心如焚，因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它的四个支撑杠杆是对人的极度蔑视：
第一，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完全约束于一个单一的国家自上而下，由政治领袖来担保和推行的意识。国家暴力系统贯彻这个意识形态不遗余力，诉诸于肉体消灭。对希特勒来讲，这是诉诸于所谓自然意识形态：要进行种族灭绝，追求雅利安纯种，诉诸国家机器来迫害人。这个问题上阿伦特提供了一个现代政治理论伦理的极其重要的概念：根本恶，就是来自于人的极端险恶的主观用心和主观定位，以至于完全是不可饶恕。阿伦特特别强调对罪行的不可宽恕性，当然连她的学生扬-布鲁尔都说这个太苛刻了，如果她知道南非后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她就不会说不可宽恕。一切罪恶都是可宽恕的，关键看施罪者和受迫害人士之间如何面对面达成谅解关系。一个坦诚的认罪，一个面对真诚认罪的宽恕，构成了一个政治的新境界。
这种诉诸于肉体消灭的自然意识形态，与后起的苏联历史意识形态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历史意识形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现行发展意识形态。我们人类社会将势不可当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用国家机器保证先进阶级对历史意识形态不断绵延的递进过程，凡是一切拒绝这个历史意识形态的人，不论是个人、阶层还是集团，就是国家公开宣布的敌人，国家有义务去消灭他。
与自然意识形态在种族间的关系做出政治辩论和暴力征服不同，历史意识形态借助阶级的名义，但是阶级的辩论在某种意义上更主要的是一个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他只是独立撰写专著，有恩格斯支持他；而恩格斯是当时最厉害的纺织厂厂主，直接社会身份实际上是资本家。因此阶级的辩论并不单纯依据财产和社会身份，而是依据他自己认同的身份，即历史传统及思想的决裂。所以历史意识形态建构在某些方面似乎比种族意识形态要温和。但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构性，都是以敌我为矛盾。一定要把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鲜明地塑造出来，然后来展开自己的意识形态之路，这一点上没有结构性差别。
第二，极权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是全面恐怖。极权主义的全面恐怖不单是针对个人的内在心理、精神生活，而是对个人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而言都是一种恐怖，而且这种恐怖不仅针对不掌权的公民个人，还包括掌权的政治领袖。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有真正的安全感，而掌权者的优势在于会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权力来解决自己的不安全感。全面恐怖说到底是政治生活的一种严重的异化种类，颠覆了现代以来政治社会建构的底线原则。这种国家恐怖手段让人人得不到安全，而人人得到安全恰恰是现在社会理论家要建构国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建构，我们每个人将会陷入丛林状态：一切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此我们要进行自保和互保来建立国家。如果是一个全面恐怖的国家，那我们连自保和互保这样一个最低�š
�目的都达不到。
第三，极权主义一定要破坏人类的天然纽带。人类的天然纽带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产生出来的亲近之情。纳粹诉诸于种族关系，把整个德国完全割裂，连最简单的通婚自由都不行。为了保证雅利安纯种，哪怕是日耳曼系的人，如果残疾，或稍有精神疾病，那也要被消灭。因为纳粹进行种族清洗时，首先被清洗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吉普赛人，然后登峰造极，把一切最后的方案落到犹太人的头上。因此在破坏了我们日常生活、家庭、友情亲情基础上，让人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彼此以仇恨和清算相向。中国在“文革”时期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哪怕是子女对父母，也割断家庭和阶级的脐带，建立新的政治排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权主义一定会产生第四个重要的支撑杠杆：官僚机制。否则在人类的天然纽带和全面恐怖之下，国家的暴力征服依靠谁来达到对所谓完美社会的建构呢？这个恐怕与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大为不同，韦伯说官僚机制是现代社会建构的必需品，但阿伦特反省极权主义时特别指出，极权主义的极大危害就在于官僚主义。国家领袖基于根本恶来推动整个国家陷入恶的灾害，而整个官僚机器陷入无私的机械的行政执行，因而官僚病使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器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力、法律正义感和政治正义性。所以极权主义一定是一个洋葱头式的结构：越趋近洋葱头的内心，内心就越趋近于根本恶，毫无善心；而越向这个洋葱头的外围扩展，就越来越接近平庸之恶：不作考虑，只接受命令。因为执行命令是层级义务，不执行命令显示
不了个人对行政岗位的忠诚。在阿伦特看来，义务感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尤其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里，阿伦特表达出内心的震撼：她原来太过看重根本恶，后来才发现，平庸的恶所带来的政治迫害、政治颠覆和政治罪恶甚至常常超过根本恶。因此作为人类的一种崭新政治现象，极权主义说到底确实是旷古未有的对人的彻底败坏。
所以，阿伦特后来一定要去处理做“好人还是好公民”的千古难题。我们身为一种政体下的公民成员，如何面对极权主义这样的深重灾难？像艾希曼这种无私的官僚分子，他所为平庸之恶甚至超过了根本恶，因为如果没有借助无私的官僚机器和官僚分子，他不可能全方位推行根本恶。因而根本恶和平庸之恶需要专门对待，而另一种平庸之恶就是人们有没有一种对人的反省能力，对人的境况能够避免无私而有所私，因此人的境况与极权主义的起源构成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在阿伦特看来，我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生活，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政治共同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她非常不同意现代以来的主流政治圈对我们建立政治社会的一般契约意义和同意统治的说法，她认为建立政治社会的原则应该是相互承诺，这一点非常具有颠�¦
�性，也是公民不服从国家最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相互保护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世界。这是人对人、人对组织、组织对组织、组织对国家、国家对公民相互的承诺，哪一方违反了这个承诺，就必须要受到惩罚，人民起来革命大多就是因为政府违反了承诺。
阿伦特指出了古希腊公民人文主义和罗马公民共和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她认为，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危机就在于将人处理为原子式的个人。至于是不是自由主义的罪过，我认为还可以讨论，因为自由主义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声称他们所建立的社会是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但就共和主义者来讲，看到了现代社会孤独个人的极端危险性，因为他反社会、反人类，要解除不甘、反抗歇斯底里就会导致极大的政治灾难。因而一个共同承诺或者是相互承诺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绝对能够让成员在其中怡然自得，并且因为参与这样相互承诺的共同体而感到荣耀并载入史册。
于是古希腊所有人一进入公共领域，所谈到的就是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话题，所追求的就是公共荣耀，所建构的就是公共业绩，所表现的是公共精神，所展开的就是公共行动。阿伦特认为这个就叫做政治的积极生活。话说什么叫人？人就是要在公共领域活动，要展现自己的公共资产。如果丧失了这样的公共性，人就变异为工具，或者成为表现根本恶的犯罪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特别强调现代社会的一些重大变迁必须超越人类的生存境况。
阿伦特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不是他或她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因为人生来就融入了一个关系性世界，因此不可避免要与他人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人首先要有反思的能力和演绎性的能力，这对革命和公民不服从都有重要的理论奠基。
转自:凤凰网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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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强审查视听娱乐严控网络，禁用VPN翻墙
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有关当局在加强维稳力度的同时，对于文化娱乐以及网络通讯加强了管控。近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电视台在“重点时期”的黄金时段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与此同时，网管部门进一步收紧网络管控，禁止网民使用VPN翻墙软件，并要求网民10月1日起发表任何跟帖评论须实名注册，跟帖内容须经网站先审核后发出。
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称，各地方上星综合频道的节目“要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为标杆，坚守底线，把好导向，努力攀登正能量高峰”。
该通知还提出，“要坚决抵制追星炒星，影视明星参与综艺娱乐、真人秀等节目要严格控制播出量和播出时间”、“原则上黄金时段不再播出引进境外模式的节目”。
在知乎上的用户“张禹”对官方持肯定态度。他说：“限娱令的出发点是好的，让现在只为商业不顾媒体道德的地方性媒体有所收敛。坦白说央视是唯一一个有媒体道德的电视台，可惜道德过头了.......从限娱令的观点看电视剧禁止插播广告，你就明白了，其实不过是为了削弱商业盈利给电视节目带来的影响，挤压地方媒体话语空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中国境内先后上映三部爱国题材的电影《建军大业》、《战狼2》以及《龙之战》。官方称主旋律电影大获成功，其中渲染民族主义的《战狼2》更拿下票房冠军。不过，也有报道称《建军大业》涉嫌票房造假。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中国公安部发出书面通知，组织官兵观看主旋律影片。在豆瓣网上，《建军大业》已经被禁止评论。
网络上有评论指，《战狼2》始终贯穿“爱国、强国、强军”的主题，结合好莱坞式特效以及演员酷炫的演技，仍然像是一部根正苗红的“样板戏”。
从事影视产业的张先生表示，为规避投资风险，从事娱乐影视产业的他时刻关注政策与形势，今年早些时候，张先生所在的影视公司一度组织员工一起参观军工厂。
张先生：其实说白了，其实今年就等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一个节点，他整个从反腐倡廉到军队的整改，从原来的五大军区变成四大战区，就等于习近平上台把他手里所有要整改的，和要调整的，都总结完了，今年暂时告一段落，把老江政府里的所有人都换完了，所以今年搞阅兵、伟大复兴，还有像这种宣传啊，这是个节点，所以现在好多人宁愿压下来也不……今年过完明年就好了。
上月有网民发现，年轻人喜爱的AcFun和Bilibili（A站和B站）上，大量受欢迎的国外影视作品被下架。今年年初，韩国开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久，韩国电视节目受到影响，多家视频网站停止更新韩国综艺节目，但当局否定出台任何形式的“限韩令”。
分析认为，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整个娱乐行业的监管有收紧的趋势。长期提供视听服务的凤凰网由于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停止服务，《锵锵三人行》、《一虎一席谈》等节目也随之消失。6月初，一批讨论娱乐八卦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被封。据央视报道，6月7日北京网信办约谈了多家社交媒体，要求其加强账号管理，“营造健康向上主流舆论环境”，这显示当局已将手伸向与政治无关的娱乐领域。
广州诗人笔名“浪子”的吴明良被广州公安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被刑事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吴明良。该笔会的流亡作家贝岭认为，吴明良被拘可能与其作品收录刘晓波纪念诗选有关。此前吴明良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他表示，十九大前官方维稳压力增加，打压范围不仅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吴明良认为当局将公众的注意力视为党产。
有网友对于社交媒体管控持支持态度，但认为当局管理应该明文规定，制定标准。
微博上的网友“锤粉邓医生_”说：“如果是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个百万量级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就被封号；如果是你辛辛苦苦做了一档新闻节目，一句话就被砍掉；如果是你辛苦了引进了一份文化产品，不合老干部的口味，被瞬间封杀，那你，还笑的出来吗？”
微博上网友“亦微”认为：“在内容创业时代，公众号自媒体也是重要的企业资产，封号相当于直接扼杀一家企业。治理污染还会先让工厂停业整顿呢，怎么到了网络上就直接一把大刀砍下来？封号的标准和依据究竟是什么？别用“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措辞，这个范围太模糊了，相当于没有标准。到底由谁来界定哪些号被封、哪些号苟活，会不会因为厚此薄彼产生行贿空间？”
除了在影视娱乐方面加强审查以外，当局对于网络的严厉管控仍在继续收紧。尽管官方持续封锁互联网多年，并且不断加大对防火墙的投入，民间采取的反制措施也在不断进步。中国网民翻墙渠道日益多样化，从早期法轮功团体开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软件转向VPN、Shadowsocks等去中心化渠道。中国当局由多年以来对“防火长城”闭口不谈转变为公开打击翻墙软件，官方明令禁止网民使用VPN翻墙，一些VPN服务提供商因而停止服务。苹果在中国的应用市场将VPN应用下架，称此举是遵守中国法律。近日还传出有翻墙软件开发者被约谈的消息。
VPN应用开发者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苹果下架VPN应用，近来他的APP收入大幅减少。
本月初，公安部进行了“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这是中国当局强化网络监控的另一新举措。根据网络上流传的公告显示，多家云服务商向用户发出通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被抽查到的域名、IP会被关停几分钟。此次公安部并没有直接发布演练的通知，而是通过服务商间接通知用户。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禁止党员在网上组党结社、搞串联，不得“浏览非法和反动网站”。
近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拘的广州诗人吴明良自六月底就为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呼吁，让其夫妇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今年7月，他曾因损坏警用单车的事由，遭到公安传唤和行政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的通告称， 8月8日，广州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派人到吴明良住所，以未办准印证为由将其个人诗歌作品和数千册艺术展览图录查封。
今年三月北京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针对网络过于严厉的管控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他对媒体表示，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当时，有几位科技教育文化界的政协委员谨慎表示，中国互联网的管制有必要有管理地放宽，以利于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
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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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邓州数百学生家长抗议政府遭警镇压
河南邓州数百名学生家长不满政府在9月份开学之前，突然将中小学学生入学报名变更为所谓的四化双评平台报名，8月25日集体到该市市政府抗议，遭到警方暴力殴打，多人受伤及被抓。
邓州市政府在临近9月份中小学开学之际，突然发出改变中小学报名方式的公告，要求所有学生家长必须通过“四化双评”平台报名。众多学生家长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规定，无所适从。家长认为，所谓的四化双评平台作业系统投资三千多万元人民币，但存在许多缺陷，很难完成报名手续。8月25日，数百名学生家长到市政府抗议，要求政府暂停实施新的报名系统，却遭到暴力驱赶。
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在政府大门外遭到暴力驱赶，有多名妇女或男子被警察拖手抓脚抬上警车，也有妇女被粗暴的推倒在地上。在人群中，不断传出“警察打人啦”等抗议声。
学生家长邓女士8月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指责当局以暴力手段压制请愿者，打伤多人。她说：“系统叫什么‘四化双评’，但是这个系统不成熟就推出来。我们家长都报不上名，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在9月份开学了，然后我们就去请愿。但是我们遭到政府安排的人生拉硬拽把我们的人都抓起来了，把我们都不当人，还打我们，掐我们的脖子”。
根据邓州市政府的指示，今年该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将在“四化双评”综合服务平台办理，各校区不再设立新生录取办公室。对此，邓女士质疑说：“我就不明白了，政府部门推出一个系统，最终目的是想要老百姓少跑腿，结果演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系统没有成熟就要推出。结果我们去反映情况，还遭到这样的待遇，这个政府推出这样的系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这些家长的孩子报不上名，上不了学”。
关注事件的民间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陆军对本台记者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酿成了民间和政府比较尖锐的矛盾并形成冲突。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当地政府投入的这套学生入学系统投资三千多万元，这个数字应该说相当惊人，作为邓州地方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天价系统。这里面会不会有钱权交易、暗箱操作，这个很难讲”。
陆军说，如果该系统被学生家长否决，可能有官员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因此地方官员不会轻易放弃。记者致电邓州市政府办公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吴晶 网编：景铭
转自：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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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琼：公民于庸罪不至“寻衅滋事”吧？
8月26日11时，大木来电告知，于庸被抓。我不吃惊他们一次又一次抓人，只是惊诧于一个温和的，理性的，低调的会计师怎么也会被抓？下午有消息传出，于庸妻子已经收到了警方的拘留通知书，给出的理由是于庸寻衅滋事。
我不得不佩服人民警察充满想象力扩张力的理由，在举目可见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人民警察一次又一次对人民下手——凡是在网络上发表不同声音或者意见的人民，都极有可能在一瞬间成为这个国家的罪犯。同时，警方给出的理由大多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或寻衅滋事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总而言之，你的“犯罪”跟政治迫害无关，跟你破坏政治有关。
当一个宣称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和为人民服务的行政部门，一次又一次把人民当成事实上或潜在的罪犯时，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对什么样的人民放心，究竟对什么样的言论放心？人类文明发展至二十一世纪，地球上独裁专制国家屈指可数，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一带一路计划正在稳健实施……如此底气十足信心十足正能量十足的泱泱大国，何至于对一个温和的，理性的，低调的会计师产生恐慌？该会计师不就是在网络上说了一两句真话吗？不就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发表了两句建设性的意见吗？
和谐社会需要每个公民参与，也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并营建和谐氛围。十九大在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期待党的十九大圆满成功，更期待十九大党的领导班子带领人民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在此，本人强烈呼吁成都市锦江区警方不要轻易以口袋罪将一个爱国守法的公民治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于庸不过是将自身的权利合理合法地运用起来而已，怎么就寻衅滋事了？若说几句实在话也是寻衅滋事的话，全中国不知道多少人因此寻衅滋事？
最后，再次强烈呼吁成都市锦江区公安局，本着和谐稳定之考量，本着公民于庸一向属于守法公民之考量，释放于庸，让他回家和家人团聚，让他的家人不再为他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友爱稳定健康其乐融融！预祝党的十九大圆满成功！
2017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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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平律师：会见公民张昆简述（2017，8，24）
2017年8月24日赶到徐州，第二天一早便赶往徐州市看守所。比较顺利地会见了张昆，首先把大家的关心与问候带给了张昆。张昆的精神情况跟我在6月会见时差不多，精神面貌不错，头发被理成了短发。据张昆讲他们在里面仍然需要参加劳动，虽然看守所没有强制规定每天必须完成多少的工作量，但是仍然每天差不多也要压500到1000张的锡纸（把薄锡片跟纸张压合在一起成为锡纸）。由于压锡纸过程中可能有粉尘的缘故，看守所也没有提供口罩，因此不少人发生了咳嗽。张昆还告知，看守所里近段时间生活开支剧增，原本看守所规定的每个人每月只能有400元的消费限额，变成了形同虚设，一个月的开支大大增加，不少人花费一个月增至一两千。物价大大高于外面同种类商品，他举例说“肉松饼”在里面一箱70个（应属于2.1公斤装的），而且是
杂牌要卖到120元一箱，等（通过淘宝网、一号店、查询：2.1公斤装价格约在30-60元区间；而京东网大品牌2.1公斤的价格在50-60区间，最贵的72元）。在此次羁押期间，张昆说其所在的监房里没有人遭遇如之前的酷刑或虐待。从会见的过程看，张昆对公义的关注仍然高于对自己事情的关注。
张昆曾以自己需要写控告信及辩护词，向管教提出需要笔和纸张，被说张昆会乱控告，因此领导不让提供纸与笔，不知这位管教说的领导是谁？领导的意志居然可以高于法律。即便是被羁押人员他也依法享有最基本的控告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管理方有义务保障公民这样的基本权利。最后张昆提到，就在此次会见的前一天，办案机关对其进行了提审。主要是让他确认了发布秒拍视频，及微信上发布的针对徐州市国保支队队长的吴义勇及徐州市公安局局长的朋友圈言论，是不是他发布的。张昆跟办案人员解释发布朋友圈的言论是有原因的，是对国保支队长对他辱骂的回应，针对局长的言论是因为他认为作为局长对看守所期间发生的酷刑有领导责任，但据张昆说他的解释办案人员未予以记录，并且办案人员还特地告知张昆，说他的案件请律�¸
�没有用，上面都定了，估计很快会移送检察院。而张昆则跟本人表示，他是无罪的，希望律师做无罪辩护。
会见结束后本人代热心网友给张昆存钱，在排队等候近40及分钟后，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张昆被国保特殊“照顾”，他的钱只能是直系亲属存。本人为此特地看了《徐州市看守所财物接受相关要求》，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能寄送财物。通过张昆言述的几件事，难不成印证了“依法治国”成为了“依领导治国”？此问题令人令人深思。
对于张昆所说的看守所出现的新情况，本人跟看守所的当班警官进行了反映，并且希望见到看守所所长， 其告知所长在外出开会，他也会跟领导反馈，并告知本人可以向驻所检察官反映。后就张昆所说看守所的情况，本人向驻所检察官进行了反映，并希望检察官进行调查核实，住所孙姓检察官告知，其会就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且当场告知给被羁押人员提供纸和笔控告、申诉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当被剥夺，并告知可以通过0516-68606430的电话，就反映的情况了解调查反馈结果。
律师吴绍平
20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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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怡剑：江天勇律师开庭，衡阳多位政治敏感人士被控制
8月19日我接市局国保电话，追问我们18日几个衡阳同仁在聚餐时谈论什么话题，都有些什么人。我讲都是平日喜欢做梦的朋友在一起，讲的都是一些梦话。人民何时得解放。其他政治话题我们不敢讲。再说，我们闲茶饭后聊天似乎没有要向警察汇报的必要，也没有法律规定。市局没有再追问。
20日上午我又接到分局国保谢副队长电话，说要找我核实一个事情，约好上午11点在雁峰公园见面。见面后他告诉我接分局通知，从我与他见面起就不准离开他，要控制到下周三即23日，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就是不准我们去长沙，具体什么事，他也不清楚。我可以有个选择，或与他和其他警员在市内宾馆开房，不准离开宾馆，或外出旅游到株州炎陵神龙谷住三天。正好这地方我没有去过，同意去神龙谷。中午他叫来分局陈警官还有他几个朋友吃过中饭，分乘二台小车，约2个半小时就到达景区。一直到23日中午才从回家自由。
来到景区后从网上得知衡阳还有老吹被衡阳县国保控制在宾馆，天才白痴梦被珠晖区分局警察控制在苗圃派出所，杂碎被警察控制在宾馆，小肖由于出差在外接到通知不准去长沙，还有罗群被常宁国保约谈限制。
七０九律师江天勇在被关押长达二年多，终于在长沙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8月22日开庭。警察为防范省内追求民主、盼望自由、梦想法治的公民前往围观声援，竟然置人权、法治不顾，悍然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这与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人民共和国的法治，社会主义的人权比资本主义人权要好500倍，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三个自信等等宣传媒体弘扬的主流思想完全相冲突。这才是真正的颠覆，颠覆法治、颠覆人权、颠覆世界文明，颠覆传统正道。
从他们的恐惧紧张，高度戒备如惊弓之鸟，我们仿佛感到自由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黎明前肯定还会有疯狂的打击，希望各位同仁保护好自己，迎接伟大的新时代。
湖南衡阳公民 黄怡剑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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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金变玲：天勇，家门永远为你敞开
天勇：
709案从开始到现在，两年多了。我有时认为你是个“倒霉”的，本来都觉得要结束的时候，你被抓了。你又是个幸运的，你竟然能在709倒数第三个开庭，全璋和李燕军还没开庭。这让我很震惊。我总想你本来可以躲开709这个人权灾难的，我知道你想着同道蒙冤狱。你说过不能想，想了就控制不住难过。所以你不坐那里想，你站起来，动起来，你就不想了，但是必须承担被抓的风险。我觉得人你幸运，因为你说过大家都被抓了，你在外面内疚，不得安眠。所以，后来当你被抓的时候，我撕心裂肺中明白你不内疚了，你踏实了。
长沙中院关于你开庭的消息，是我从明报网站上看到的。第一感觉是：狂喜。我终于知道你的消息了。你失踪整整九个月零一天，律师见不到你，公安公布过你的两段视频。但是大家都知道，那视频的真实程度让人怀疑。所以，我是盼着你开庭的消息是真实的。当我在庭审当中看到你时，你还是那么胖！我想起家属们泪中带笑的说起你外号“胖子”。你明显的比去年公布的视频中胖了太多。我想起709被抓律师和公民普遍暴瘦30斤，被释放之前又拼命催肥的情况,我担忧这种催肥方式对你身体摧残，心里埋怨：你就不能少吃点？看见你在法庭上认罪悔罪，我听的不是内容，是声音。我眼泪一直不住地往下淌：天勇，我终于听到你熟悉的声音了。我终于听到了你的声音了。你声音的高低起伏，或含糊，或清晰，有时的停顿，偶儿带一点点乡音�š
�普通话。法庭上其他人的画面，我恨不得快进过去，但是又怕错过你的画面，只能忍受那群也称作“人”的“大义凛然”状的画面。
黄律师说开庭时间116分钟，视频时间141分钟。我只想说太好了，我赚了25分钟。律师们该对我摇头了，但是我不以为意，这就是我这个妻子的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天勇，不出所料，你的父母被强迫带走当了庭审的道具后，被送回了老家，你却又一次不知踪影。709老套路，没啥新意。不知道你这一次被换一个方式关押，又要多久。但是，无论你认罪或是不认罪，家门永远为你敞开！即或官方法庭判你有罪，又如何呢？多少朋友把你的庭审看为为你颁发奖章的时刻。有没有那奖章，我不在乎。在我们结婚二十年的时间里，你的良善，正直，怜悯，对公义的寻求，我都知道。
我为你继续呼吁，直到你有真正的自由！
709家属 金变玲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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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颜：我在看守所的那场修行（下）
进去的第三天，我就和苏姐认识了。
没有人听懂我的故事，只有她懂。那天她主动过来与我聊天，告诉我她就是苏*昌*兰。我是知道她的，在一个群里，我看到过一个长长的名单，里面就有她。但我万万没料到的是，居然会在这样一个地方与她认识。她与我开了一个玩笑：“很好啊，你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你现在拿到奖状了。”
在乌央乌央六十多人的监室里，我能一眼看出她的眉目清朗、与众不同。怎么说呢？是一种淡定，一种气定神闲的优雅。在里面的女人，脸上或多或少带着绝望、颓丧的怨气，她没有。与她聊天，更有一种古远的温润的亲厚，好像我们上辈子就认识，只是走散了，现在不过重逢了而已。
那时她已经在里面呆了将近九个月，我告诉她这九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她，跟我说的是这么多年来，她的经历，她的丈夫和孩子。提及过很多人名，地名，多起案子，仅有一部分我是熟知的，我不懂的那些，她一一为我讲述。她为我分析我的案子，说不要担心，你至多37天就可以回家了。
“那么你呢？姐姐？”
“我可能要两年，或者三年。至多三年吧！”她答。
有天我问她：“姐姐你有后悔过吗？”
“没有。我从不后悔任何事。因为这些事情是我必须要做的。这些迫害，有一天会成为奖赏的。”我默默记下了这句话，而后写进了我的诗里。
过了最初严重的不适应期之后，第三天，我开始正常饮食。苏姐知道我不喜面食，每天早上会给我一袋方便面。而这袋方便面，我又分一些给与我差不多时间进来的女孩，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倒也妙趣横生。她们说：“等我出去，我一定买十箱方便面还你。”“再加十箱沙琪玛。”
午餐晚餐苏姐会给一些榨菜，有时候是水煮的鸡蛋、皮蛋，她知道湖南人口味较重，她会用酱油淋上拌好然后放到我碗里，里面能买的东西不多，并且极贵。当时，她儿子刚考上大学，她一个月最多也只能消费三四百，有她的陪伴和无私的给予，我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
监室里不提供热水，洗澡全年都是冷水，也因为心境压抑，我的例假提前到来，按照规定，我去监管那里领取卫生巾，只五片薄薄的日用，我当时傻眼了问：“才五片？没有夜用的么？”那监管冷哼一声：“还夜用？你以为是在你家呢？”无奈，苏姐给了我一个卷筒纸，她教我叠成长条，塞在股沟里，代替夜用的卫生巾，就这样，那几晚，我夜里直挺挺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不敢翻身。
监室里有一种不知名的虫子，我被咬过，奇痒无比，苏姐给我涂过两次软膏，可是无效果，在我回家很久后，左右脚的脚踝处，依然有青紫色的印记。
以前看蒋方舟写木心先生，提到他临终前对陈丹青说：“你去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我那时才知道，先生一生都淡淡的，永远带着迷人微笑，其实不是不痛苦。文革对于他来说，大概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梦魇，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也只是堪堪镇住而已，谁知道午夜梦回时，又生生惊醒了多少次。
在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里，我望向那扇窗，不下雨的夜，可以看到一些星星。我酝酿了很多首小诗，但我没有笔。就这样转瞬便忘了。
2015年6月15日，我收到一包衣服，在家属签名一栏里，我看到了弟弟的名字。两套睡衣，粉红色的，两条内裤，款式极丑质量极差。我拿着那袋衣服，所有伪装的坚强顷刻土崩瓦解，一时无法自控。我的弟弟，是一个马大哈、工作狂，他没结婚前，衣服都是我给他买的，这是他第一次为我买衣服，却是为我送到看守所。
然而这包衣服仅仅是给我看了一下就被监管拿走了，因为我在里面领取的生活用品都是要扣钱的，没钱给就只能用这些物品代替。后来回家我才知道，弟弟为了给我送衣服，一个人开着车，跑了三趟看守所。第一次妈妈在我衣柜里收拾了几条裙子，他送去后被告知里面是不能穿裙子的。第二次妈妈又收拾了一些T恤和短裤之类，然而还是不行，因为衣服上面有纽扣拉链。无奈，他只好在看守所外面的小卖部，请教了小卖部的老板，才为我买了这些衣服。
日子一天天的熬。除却周六周日，每天都有人进来，有人离开；有人去开庭，有人被提审，有人判决后开始去监狱服刑的日子，有人笑，有人彻夜在哭泣……被释放的女人欢天喜地，所有的人都为她祝福，那一刻，每个女人都体现出良善柔软的一面。偶尔也有人吵架，甚至动手，不过不算厉害。有个被换过监的女人说，她以前待的监室经常都有人打架，为了一个馒头可以打得鼻青脸肿的，这是她待过的环境最宽松也最安静的一个仓了。
我被提审了两次。第一次是进去后第十三天，依然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员。那天他远远看见我，笑着跟我打招呼：“嗨，汪xx，好久不见了哦！瘦了些哦！”
“嗯，在这里待着，不瘦很难。”我也冲他笑。
坐下来，我问他：“怎么样？我可以回家了吧！你们这样关着我是不人道的，我的损失谁给我弥补？你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够了，真够了……”
说着我又激动起来，他示意我坐好，收起了笑板着脸说：“你还说自己没错？真好意思呢你，柳思早就被蒸辅定性为返革命*豹洞，你居然写文章纪念？还到处发，胆大包天了你……”
接着开始提问，不过仍然是那些问题。整个过程大约半小时。
第二次，除了警员，还来了两位果宝，我是认识的，那天在派出所就见过。他的态度亦算温和，说经过调查，没找到其他线索和证据，只在我电脑里发现了熊*飞*骏的书。我问：“他的书有什么问题吗？”他没回答。又提到我的微博：“你说你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弱女子，我看你的微博，你完全不是，按理说你的生活应该过得去，还比很多人过得好，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好好做你的生意过你的日子不好吗！搞那么多事情。”那次，记得聊的有点多，因为篇幅所限，不赘述。
最后，他说：“我们再请示一下上面的意见，你好好写一份保证书吧！交给你那个仓的管教，下次我过来看。”
“是不是我写了保证书就可以回家了？”我又问。
“看情况了。”
回到监室，我问监管要来纸笔开始写保证书。我不会写，求教苏姐。第二天交给了女管教，她看了一下，说道太简短，认识不够深刻。我便又写了一份。
夜里依然难眠，浅睡一刻便会做梦。我记得有次梦见了一片苹果林，枝头硕果累累。醒来，我知这是好梦，或者，我快要回家了。
2015年6月30日，下午五点，我正在监室洗澡。洗完后才能吃晚饭，每次洗澡都是要排队的，几个人一起洗，也没个遮挡，上面的走道时常有男狱警走来走去，但待久了也渐渐的没了羞耻心。忽然外面有人叫我的名字，“汪xx，释放。”我楞在那儿，几个女孩子欢呼起来，苏姐走过来说快穿衣服，你可以回家了。
我穿好衣服，走到门口去，两个女管教在那儿等着检查我的身体。苏姐静静的看着我，我走回去抱了抱她，对她说：“姐姐，我回家了，你要好好保重啊！”她拍了拍我的背，“我没事的，你好好的就行。”
好像有什么哽住了我的喉咙，但我无法哭泣。
在更衣室换上我那天进来时的裙子，一个警员在那儿等我，他给我两份证明，叫我签字。我问及被扣押的电脑和手机，他说过段时间会通知我去所里领的。我拽着两份证明走出来，那晚进来时是深夜，我分辨不清方向，才知道出去要经过四道大门，上面密布着铁丝网，任何人在这里，都是插翅难飞。
我站在六月午后毒辣的阳光下面，感到一阵阵晕眩。在看守所大门口，我叫了一辆摩的。
回到家里楼下，妈妈下来开门，那一刻，她泣不成声。
弟弟告诉我，将近一个月来，妈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她每晚坐在客厅至深夜，反复的，反复的念叨着我：我的女儿，一辈子勤勉善良，未做过坏事，为什么要抓她？……没有人给她答案，我也不能。
母亲给我放好洗澡水，把我换下的衣服鞋子全扔了，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在里面的时候，总是觉得饿，梦里都全是美食，常想着回家了一定要吃几顿好的狠狠补回来。然而，面对那么多的好菜，我却不想吃了，什么都不想吃了。
晚上去修剪了参差不齐的短发，妈妈陪着我，走在路上，牵着我的手，她仍不放心，仍在哭泣，怕一不小心，我又走丢了。我是她唯一的女儿……这令我心酸。
第二天去店里，面目全非了，工人也走了。我短信通知了在店里办过卡的，退还了她们的钱。一个客人问我：“这次旅游去的真久啊，都去了那些地方？”
原来，我不在的日子，我的母亲，一辈子没撒过谎的母亲，面对一些人的问询和责难时，她低头卑微一遍遍的解释：“我女儿出去旅行了，她可能会去的久一点，大概……一个月就回来了，你们等她，她不是不守信的人。”只有母亲，在我人生遭此剧变的时候，依然还顾我周全，护我安好。
心仍是不安。于是我又开始了在深夜读书的习惯，于是我计划了一次次旅行。我去了山里，去了海边，一些小镇郊野，深山古寺，我的家人，一直陪着我。但我无法与她们诉说，这一路的哀痛与煎熬，恐惧和压抑……
7月10号，与女儿在海边，朋友给我发来信息，又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密布着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名字，根深蒂固的恐惧又在心头萦绕，我颤抖着在微博打下一行字：或许，真正的黑暗才刚刚开始……
社会坚固如磐石，而我的岁月如流水。将近两年过去，我一点一滴的重拾这些记忆。如今，我在低头生活，我渴望平静。偶尔也写一些文章，因为我还渴望尊严。命运是一张编织的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网，我只是希望挣扎一下，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而已。我希望有天，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的书写，自由的发声，而无需恐惧。这点小小的“野心”，想必配得起我所受的苦难。所幸，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些走在我前面，有些正在与我同行。
在深夜写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慢，依然为许多人和事伤感。从鼻子发酸写到热泪长流。望着窗外闪烁的霓虹、远远近近的楼层，每个人都裹挟其中，在沿途颠沛流离，身上无不是千疮百孔。
以科恩的一句诗作为结尾：我的内心怀揣着一段不公的经历，我的脸庞高贵得看不出复仇的痕迹。
转自：我在看守所的那场修行（下）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30586 | 新公民运动
汐颜：我在看守所的那场修行（上）
那天与一位哥哥在德庄吃饭，说起这段经历，他问我：“关于这件事，好好写过吗？”
“没有。只偶尔在帖子里有提及。”
我是一个不愿意活在过去的人，即便是回忆，我也只记取美好的东西。若要写，势必是把那些不堪又翻腾一遍，我心里是抗拒的。想起一直尊敬的木心先生，他在文革时期被囚禁18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他在文章里从未控诉和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但你能原谅吗？”
“原谅？不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写出来，对于像我们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进去的人，最起码让我知道，那里是怎样一个世界。”
他顿了顿，又说：“写吧！嗯？”
我点头答应。于是有了这篇文字。
2015年6月4日下午三点多，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里面是温和的男声：“你是汪xx吧！我这边是xx派出所，有一些情况想通过你了解一下。”我拿着手机的手有些发颤，我想起了这几天在网上发布的关于纪念的图文和帖子。但我还是尽量平静的说：“是我，你们过来吧！”
我有想过是不是应该给朋友打个电话，但记得那天特别忙乱，店里有好几个客人在等，转念又想，他们只说谈谈，也许，没什么紧要的。
五点，妈妈早早给我送来了晚饭，我想着那个电话，就说没时间吃了，只叫店里的女孩回去。
他们来的时候我刚好在电脑前坐下来，六、七个人，有便衣和着制服的民警，还有一位与我年纪相近的女士，在出示了证件之后，在店里搜查了一遍，然后对我说：“你涉嫌寻*衅资事在网络发布一些危害郭*嘉安*全的信息，我们要带你回去所里调查。”我看着他们要把我的电脑搬走，就说：“我电脑里什么都没有，再说，我回来还要办公呢。”他们说：“这是必要的程序，请你配合。”我再问：“需要多久？”“不用多久，你说清楚你的问题就好了。”
我锁好店门跟着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车，手里只拽着一串钥匙。
去到所里开始笔录，晚十一点，又换了两个人来做笔录，问的都是相似的问题，我渐渐的不耐烦了，我说我的问题都讲清楚了，现在你们应该让我回家了，我的家人会担心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人理我，只给我送来了一份猪骨粥，叫我吃，说道：“还早，你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请示上面。”
我没吃那份粥，只不停的喝水，不停的上洗手间，每次上洗手间那个女士都跟着我，她好像喜欢笑，看起来很友善。隔着办案大厅的玻璃门，我看到弟弟站在派出所的栅栏外面，我听到他在叫姐姐。弟弟的工作室与我的店相隔不远，我被带走他肯定是知道的。我对那位女士讲，你不要跟着我，多此一举了，我弟弟现在外面，你帮我带个话给他，叫他在家里等我就行，我没事的。她答应了。
有一个胖胖的面容有些凶狠的警员对我的态度很不满意，他敲着办公台朝我吼：“问你什么你就要好好回答，没事会叫你上这儿来吗？叫你到这儿来就是对你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了，我们要看的就是你的态度……”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竟然笑了，我说，要注意态度的是你，不是我，我是没罪的。既然你们都清楚了那就无需我多言了，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那晚，我记得我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行了吗？我可以回家了吗？”然而并没有一个人给我确切的回答。凌晨一点多，他们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做个人信息采集。回到办案大厅，他们给我一张拘留证，问我要不要请律师，我问拘留多久呢？答曰“三天。”我想了想，三天就算了，不请律师了，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他们叫我取下项链、手表、戒指，用一个纸袋装好，我说我必须要给我家人打个电话，他们说用座机打吧。我说不行，必须用我的手机，他们把我的手机拿来，在通讯录一栏找到我弟弟的名字，我拨通电话，告诉他，我被拘留三天，请妈妈不要难过，还有告知我的工人，这三天照常在店里上班。弟弟在电话里叹气，依稀听见妈妈的声音焦急的问“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啊！”但是电话被他们拿走，挂断了。
我跟着他们，坐上了开往南海看守所的车，临走，我看了看办案大厅墙上的挂钟，已是凌晨两点。那天，我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纯黑，连高跟鞋都是黑色的。是我专为这一天准备的。临走，我对着玻璃门打量了一下自己，头发散乱，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苍白。那晚，办案大厅的空调很低，我好几次叫他们调高一点温度，我环抱着双臂，说冷。
看守所并不远，大约半小时车程的样子，一路上，他们还说说笑笑的，商量等会回去去哪儿宵夜。还跟我开玩笑，过几天去看守所接我。我说：“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就好像是个梦，我居然成为一个嫌疑犯被押送至看守所，我搞不明白，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难道不希望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点？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是你们的家人身上，你们会怎么样？”沉默了一小会，开车的那个年轻的民警说：“我不管你犯罪没犯罪，我们按上面指示办事。”进到看守所，递交了我的材料，检查完身体，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容冷漠的女狱警。她带我去一个房间换衣服，我脱下裙子、内è
��和高跟鞋，又领取了一套姜黄色的囚服，在更衣室门口，堆满了生活用品，按她的示意，我拿了一个小面盆，牙膏牙刷，毛巾，一卷小小的纸巾。送我来的几位警察看我领了东西出来，对我说：我们回去了啊！我没有应答。
我换好了囚服，穿着一双很不合脚的拖鞋，跟在她后面，已经很晚了，监室外面的灯已全部熄了，只我们经过处，亮着惨白惨白的路灯。走了大约三五分钟的样子，她在一个监室门口停下，按响了门铃，出来一个身着囚服的女人，为我拉开了那道铁门。
我弯腰进去，虽然对监室的环境已有心理准备，但目光所及处，还是让我倒吸了一口寒气：进门的对面，有两个连着的卫生间，没有门。不到五十平的屋子，两边是用水泥砌成的一米左右的台，上面铺的一层木板。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到处都是人，过道里也是人挨着人，全部睡满了。
我睡哪儿呢？两个值班的女人做手势叫我不要出声，她们给了我两张薄薄的被单，在过道里，叫醒两个已经睡着的女孩，给我腾出一个位置。我铺好了那两张脏兮兮的被单，躺下来，屋顶很高，有两个大吊扇，然而进门的右边，有一扇窗，上面连着走廊，是平时狱警巡视的走廊。透过那扇窗，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漆漆的一片。
我躺在那里，旁边的女人也睡不着了，她压低了声音轻轻问：“喂，你是因为啥事进来的啊？”“因为在网上写文章进来的。”我轻轻答。“写文章？什么意思？”女人嘀咕道。值班的女孩又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不再说话。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并没有。我只是睁着眼睛，一夜无眠。
我不是标题党，我之所以说在里面是一种修行，是因为我听到了很多底层的女人和她们的故事，我听过她们的哭声，那是可以撼动任何铁石心肠的哭声。也见识了政治如何呈现其残忍冷酷的面貌，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不公、什么才是真正的苦难。我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吃公饭——早餐是两个小馒头，配白水。午餐晚餐都是水煮南瓜、水煮冬瓜、水煮萝卜、白菜青瓜之类轮流一个个吃，这些都是不去皮不去籽的，也肯定是没洗的，一周才吃一次肉，或者鱼。偶尔饭是半生不熟的，菜里别说油了，有时候盐都是没放的。刚开始那两天，我只喝水，整整断食了两天。第三天也觉得饿了。和æ
��同一天进来的阿P是个长得非常精致漂亮的80后，她是湖北人，因为公司老总涉嫌走私，把做出纳的她给抓了。我们都没有钱，有时候别人给一勺酱油一包调味料一袋蒜蓉辣酱，我们都在一起分享，尝一点除了水煮以外的辣味……
第二天，监室的管理叫我剪头发，我说我只呆三天，过两天我就回家了，头发就不剪了吧！她冷笑说：“三天？每个进来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一个个都还在这窝着呢！要真的三天会送你到这儿来？”于是我的长卷发倏忽变成了齐耳的短发。后来我才知道，看守所跟拘留所是不一样的，行政拘留跟刑事拘留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在我进来之前，我统统一无所知。
在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小社会。五十平的地方，常年羁押着五六十个女人，最多的时候有七十来个，春节的时候据说人是最少的，也有四十多个。我在的时候，年龄最大的有个七十岁的老奶奶，她说是在村子里看别人赌三公被抓来的；最小的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女孩，一脸稚气，来自云南，因为卖淫被抓。里面各色人等都有，每一个女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有赌博的、打架的、吸毒的、走私的、组织卖淫的、诈骗的、非法传教的、在某宝卖假货的、搞传销的……有的已经在里面呆了三四年，请不起律师，见不着家人，也没机会打电话、写一封信一个月都送不出南海，有的甚至就是突然被抓进来然后被判刑，家人也联系不上。
有一个来自河南的五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之前已收破烂为生。有天她在一个工厂门口捡了一袋塑料瓶子，买了一百多块钱，后来被人报案把她抓了，原来那些塑料瓶子是工厂的成品，价值四千多元，就这样她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我在的时候，她离出狱还有一个多月。她说这一年多，我头发全熬白了，眼泪已流干，我出去后再也不呆这边了，太欺负人了……我问她，出去后会不会在请个好律师为自己维权？她摇头说不折腾了：老百姓就是这猪狗不如的命。算我倒霉吧！
“算我倒霉吧！”在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每天都有人离开，然后有新的人进来。有一天送来了两个女孩子，二十多岁的年纪，福建人，皮肤很白，五官精致，双腿修长，特别是一个女孩呆了几天后，身上依然可闻见一种淡淡的幽香，我不知那是体香还是她未洗净的香水味。她很喜欢和我聊天，说自己是扫黄被误抓。
以前看过一本书上写：监狱里的女囚，甚至会用邮局邮袋上的红色涂料染红嘴唇。爱美，终究是女人的天性吧！好像不管在多糟糕的环境下，女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智慧、幽默去承受，并且在逼仄的空间里做出改善。在里面待久的人，有钱的也只能买一瓶大宝。但是这瓶大宝用处多多，她们除了用来做面霜，还做身体乳。她们能想到将豆奶粉包装的锡箔纸蒙在大口杯上，用棉线固定好，当镜子用。在不穿的衣服上拆下一些细线，对着这面锡箔镜修眉、扯面毛。有些女孩，坚持在里面锻炼身体，做操，练瑜伽，所以即便是伙食非常差，她们的气色看起来依然是健康的。
听说有些看守所是要干活的，还有任务。我们这个没有，但是起居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谁不遵守，谁就挨罚。监室里面只有一些杂志，需得问监管借，无非是《青年文摘》《读者文摘》之类，下午打坐后，可看一会电视，规定只有一个频道一个节目，我们在那每天看的就是《百家讲坛》。
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所谓自由活动，无非是在监室外的天井走动走动，天井上面盖着一层透明玻璃瓦，下雨的时候会漏水的。雨特别大的时候，甚至会飘进水泥砌成的床上来，若一连几天都下雨，那就只能盖着湿淋淋的被褥了。晚上比较自由，女人们也活跃起来，有哼歌的，跳舞的，讲黄色笑话的，疯闹的，趴在床上写信的，也有静静坐在一旁哭泣的……每晚会播送两集连续剧，都是抗日神剧。看完了狱警点名检查后，十点准时睡觉。监室里的刺眼的白炽灯，常年亮着，是不准关的。
转自： 汐颜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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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颜：去或留，都得散场
现在是2017年8月24日，零点已过，我的房间还亮着灯。这个城市，许许多多个窗户，依然亮着灯。它不似湘南老家的小镇，它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曾经困住了我，晚上过了八九点，那栋楼就只有我的房间还亮着灯，视线所及，只一片深不见底的黑，看久了那漆黑，会让人发疯。
我曾经嫌故乡太小，也太脏，然后我来到了这个看起来巨大的巨大的城市。多年过去，我在这里依然没有家。我独居在这个四十平的空间里，这是一个向阳的房间，有个小阳台，有大大的窗户，每个清晨，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我会感觉充满了无尽的力量和希望；每个夜晚，我在这里看书，喝茶，听音乐，偶尔喝醉，我独爱深夜，那是一天里最轻松惬意的时光，我常在深夜推开窗户，吹风，看炫丽的霓虹。路灯总是透着昏黄的光，永远不是一片漆黑。这对于一个有着不稳定的神经、不稳定的睡眠、常常陷入忧伤的女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也给了我一种错觉——你失眠，世界其实也在醒着啊！
十年过去，我爱上这里，我曾想过，我不要再离开。直到那夜，十几个着便服的警察冲了进来......
从此，恐惧如影随形。
从此，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要离开，于是我的房间看起来总一副简易的临时的气氛。我把一些家私、电器甚至餐具都送给了朋友，只留下我的衣物和书籍，我想着随时离开，在他们尚未驱逐我的时候。尽管今天，他们已经来过，希望我尽快搬离。但我至今，没发现比这让我更留恋的城市。
花瓶空置着，我许久没有买百合了。房间散乱、颓靡，我亦无心收拾。只有淡淡的薄荷味道，这是我喜欢的一款沐浴露的味道，有coco香水的味道，还有极其轻薄的烟草味道，是独身女人的味道，总的来说，这是我的味道。我想着，如果这个房间没有我的味道，它定是不会那么可爱了。
“她对人性没有死心到底”，“她没有遇到好的人，若是遇到，她不会如此轻易的卷入漩涡”，“我不会说她傻和肉麻追捧的话，我只想看她在我面前开心的吃湖南菜，她很喜欢我的狗狗宅男”，“写作的人只适合抗争、自杀、孤独，至于幸福，是不配的”，“我最近几天想着她，很难过，睡不着觉”。。。昨夜看小朵写的关于我的文，有想流泪的感觉，但她不在我身边。
她曾说，“你不要再进去啊，我会很难过的。”我笑言不会。想起十三曾叮嘱我签好律师委托书，但我信誓旦旦说不会再轮到我。此次却因为自己的疏忽和不知哪来的自信，延误了时间，导致朋友受尽了家人的责难而走了许多弯路。今夜细细想来，无论经历过多少次万箭穿心，我与小朵还是幸运一些，会时常探讨心灵，正视灵魂，比起那些只求生存的绝望的腐烂的肉身，那些看似道貌岸然实则千疮百孔的皮囊，没有什么思想，没有什么灵魂，甚至失去良知和感应。那些人，光是思虑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而我们不是。我们活着，即便落拓，但鲜活安宁，无愧于心。
她从不废话，但我每次都能看到：“XY回来了，我在肯德基发呆，整理人生。。。你看到了问我要红包吧！任何废话都是多余。”我也不废话，我拒绝倾诉，我不相信有感同身受这个词，但她，即便我什么都不说，亦是懂我的。因为懂得，即便是受困于地狱，亦是可以看到光明的。
晚上和老哥通话，谈到离开的话题，只不胜唏嘘。他不想我离开，我亦不想。但如今好像没有选择。谁曾在年轻时到过一座巨大的城，奋身跃入万千生命热望所汇成的热气腾腾，与社会和命运开始短兵相接、永不妥协，格外用力、投入，切肤体验它给予的所有，然后，你终于败下阵来，没有了还手的力气。
那么就静静离开吧！去或留，都得散场。
转自：汐颜微语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30563 | 新公民运动
崔卫平：后极权主义及其反抗
摘要：
●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
按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1925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totalitarianism”其词根“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的蓝图。1941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于其中分析了现代自由所伴随的孤独，如何驱使人们站到一面极度权威的旗帜之下，从而滋生出极权主义怪物。卡尔·波普尔于1943年写成并随后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解剖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根源和脉络：从“本质主义”（“整体论”）——“历史主义”——“乌托邦社会工程”，完成了一个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及其展开封闭循环，剪除了人类真实生活的所有偶然性及其未知的开放性质。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å
��家干预”、“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巨大危险——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进入全面奴役的起点。
战争结束之前这些人们的著述，主要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尤其是对于某种理想主义或唯理主义的模式进行清算，而不是针对暴力极权主义现象，实际上并没有将极权主义和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政权形式联系起来，甚至没有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极权主义。波普尔和哈耶克锋芒所向，是社会组织过分的人为设计，是过分信任所谓人类理性能力，他们本人都比较推崇在长期人类实践中形成的自发秩序。1948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种种技术比如修辞术、认罪术，实现对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行为的严密控制。尽管这部小说后来更多地被认为是预言或者影射了苏式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但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具有这样的联想。
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是研究纳粹主义的成因。1958年的修订版，增加了《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章，在认定“极权主义政权”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右的”极权主义和“左的”极权主义之分。有关极权主义的起源，阿伦特的分析最具特色之点在于：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
�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1953年一次会议之后，由弗里德利克编辑会议录《极权主义》一书，1954年出版。其中对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是适用于包括古代在内的所有时代，还是仅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同国家－社会中共有的某种特征，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有自己一组特征的政治制度，抑或仅仅是一种极权主义精神，做了辨析。弗里德利克本人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制度，它有这样六个特征：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6、集中管理的经济。
1956年，弗里德利克和布热津斯基出版《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一书。如果说阿伦特那本开山之作的主要对象是纳粹主义，那么，这两位作者其主要特色在于成功地论述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由于纳粹主义已成为过去，而斯大林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关于极权主义的批判的重点便转移至斯大林主义政权。五十年代是极权主义研究的鼎盛时期，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极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
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译“独裁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叠，比如说，一个由警察力量和军队来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或者神权统治），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就残酷性而言，一个权威制度的独裁者可能比极权主义暴君更为过分。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谁好谁坏，而是它们各自的性质。“极权主义”正如其字面意义（total）所表明的，它是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它所掌控的范围、领域是权威主义不可想象的。首先是将人们经济活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一个中心之内。就这一点而言，甚至纳粹主义都没有做到。纳粹德国和意大利都不存在中央调控的经济制度。许多完成民主转型或有待完成的地区或国家，比如皮诺切克的智利，老百姓做生意还是自由自便的。
其次是对于民间社会的空前压制。尤其是苏联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断然取消了所有自发的民间团体：行业联盟、宗教组织、研究学会、工人和农民协会、青年或妇女联合会，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民间党派。如果这些组织存在的话，肯定是在接受一个核心领导的前提下，名存实亡而已，并且实际上为核心服务而不是为各种民众服务。甚至一个年轻人的阅读讨论小组，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种将人们置于分而治之的黑暗当中的极端做法，恐怕是任何一个专制独裁政府乃至外族入侵者所不可比拟的。取消各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切断所有人们之间的自发联系，最终导致一个沙漠化的、枯萎的、从底部被抽空，从而十分容易失去平衡的社会。
第三是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从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与什么人来往、是否撕坏了一张画像或者想要出国；到他的思想、日记、与朋友之间的通讯、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等，无一不在严密的监视、监控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依笔者拙见，最好把“极权主义”这个词限制在苏式极权主义制度这个范围之内。目前中文翻译的“极权主义”，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字面上带出了“极端”这个含义，它在权力的控制方面是非常极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极权主义是程度上最坏的，萨达姆政权也是恶劣透顶、残暴之至，但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及其手段方面，比如群众性告密和互相揭发（称之为“群众专政”），和苏式极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极为残酷的种族战争和恐怖主义，但是不能说它们是“极权主义的”。
进入60年代之后，包括苏联在内的极权制度都起了比较大的变化，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据徐贲先生介绍，卡索夫（Allen Kassof ）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华尔泽（Michael Walzer）在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李慎之先生曾经引用苏联作家阿尔马克里的话来说，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下面讨论“后极权主义”之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修正性的和描述性的概念，指明一种延续之后的演变，并不是十分严格和统一。比如捷克的哈维尔十分经常地运用“后极权主义�€
�的概念，而波兰的米奇尼克却没有用“后”这个缀词，他仍然沿用的是“极权主义”、“极权制度”这样的表达，虽然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向比较晚近的苏式极权制度。可以说，米奇尼克的用法更为接近李慎之先生对于哈维尔“后极权主义”提法的辩驳，李先生的意思是，用“后期极权制度”（late-totalitarian system）比“后极权制度”（post-totalitariansystem）更为妥当。因为虽然在后期，极权主义的基本“道统”仍然没有改变。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松动的六十年代及其之后，在东欧争取民主的阵营里，用不用这个“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分水岭。比如意欲赋予社会主义以人性面貌的“修正主义者”，基本上不用这个词，他们仍然在体制的框架之内，寄希望于体制本身的改革和制度的领袖。而七十年代起来走向反对前台的人们，才重�–
�启用这个词，表明他们在制度之外的不同起点。在这一点上，运用“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的李慎之先生走得比他的同代人远得多。
哈维尔描述捷克苏式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后极权”社会），关键词有“恐惧”、“谎言”、“消费品”。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之下，谎言盛行。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人们随时随地准备撒谎，不仅不脸红甚至还会理直气壮：“我想要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有什么过错？”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堕落为不同的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没有意义：维持着一个极权社会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数人厌恶和当权者的争论而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于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人们忙于建立自己的安乐窝，知道如何不给自己和
他人添加麻烦，而在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当的输出：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在哈维尔的表述中，继承了阿伦特关于极权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人们互相依存的观点。即所谓“合谋”或“共谋”。
但是与此相伴随，还有可以称之为“后极权社会中反抗策略”的许多东西。匈牙利作家康诺德1982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反政治》，其中包含了许多被后来的人们追踪的议题。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和“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既然极权的权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它全面扑灭来自生活的任何自发性和自主性，是对于广大丰富的生活领域的全面攻击和扼杀，那么，从生活的任何一个面向、起点、领域开始，都可能造成对于极权制度的抵制和反抗。这就造成了与传统的反抗议题之间重大区别。“反政治的政治”不去追逐政治权力，不制定一种纲领反对另外一种纲领，不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相反，“反政治”提倡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随时随地展开工作。哈维尔反复指出的一个领域是“良心”的领域，�œ
�靠谎言维持的制度中，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说真话的良心，拥有一个不仅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维度，即有可能成为一个反抗的起点。诸如此类的起点和发端就和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所谓“公民的首创精神”，即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这就是所谓“无权者的权力”。实际上，后极权批判在东欧知识分子那里，远远不是政治学者的工作，而是包括广大的作家、电影导演、诗人在内的丰富复杂的表述，不同的艺术家拥有自己不同的与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和侧重之点。比如捷克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伊万·克里玛、博·赫拉巴尔、约瑟夫·斯可沃伦斯基（68年之后流亡加拿大，代表作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诗人赫鲁伯等、文学评论家瓦苏里克；波兰有电影导演瓦依达、基斯洛夫斯基、诗人巴兰察克、赫伯特、辛姆波斯卡
，以及那位流亡多年仍然心系波兰、最终死在故乡的切·米沃什。
这一套后极权批判的表述，最为可贵的地方在于把反抗与价值及生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先来一套“推翻”，然后再进行“建设”，而是将两个过程并作同一个过程，更加具有后座力。反抗之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价值理念如何建设？实际上包含在反抗的理念、方法当中，而不是事后再来设计和弥补。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而将政治返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返回生活领域，有可能提供一个更为妥当的政治基础。这是因为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
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这套并非来自书本、学院式的表述，其现实意义非常明显、直接：它针对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所造成生活的窒息，包括人心中的虚无、道德力量的萎缩，想要从恢复生活、恢复个人的道德感、尊严感开始（起点当然不是终点），展开一场全面(total)抵制极权主义的斗争。
如果说，捷克的哈维尔更多地运用道德的维度，提倡个人生活在真实中和将道德的尺度放回到政治活动中去，那么波兰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亚当·米奇尼克（最早的独立组织KOR的创始人、团结工会的顾问）则把重心放到了社会的自我建设方面，“独立的社会运动”是米奇尼克和他的朋友们致力奔赴的。1988年被问及当时的波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教会、农业方面是私有制并且还有大量的文化自由，为什么还要把波兰称之为“极权主义”的？米奇尼克回答道：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想要施行极权主义的权力，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则：“领导作用”。米奇尼克认为当时的波兰可以称之为“暗哑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极权主义制度”
，“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而且“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这就十分接近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在道统和法统上并没有改变”的看法。
完全可以说，对于苏式极权主义来说，尤其是这种制度的后期，“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它最为担心、最为防范的。在这之前，全能的权力已经不得不放松对于经济活动和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否则它自己也无法延续，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把国家拖入灭顶之灾，对私人生活的压抑既阻碍经济，同时制造了国家和个人之间无端和无穷的对立，影响了统治的基础。而任何统治都需要有统治的“基础”，否则“统治”只是一句空话。尽管是十分不情愿也是十分不彻底地——经济活动和私人生活的自主性仍然随时随地面临干预的危险，在许多时刻面临许多困境和尴尬，但是这两个领域人们活动方式的性质，基本上限制在个人之内，是个人行为而非团体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仍然保持着“分而治之”的格局。阿伦特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有效：极权恐怖的诉
诸对象是隔绝的、原子化的个人。对一个发动群众造反起家、并且声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权来说，看得见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力量和要求，是它必然十分顾忌的。这不仅使它落入自相矛盾之中，而且它从自身的经验中，深知这种力量的危险。
必须考虑到“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距离。“社会的自我组织”并不等于要求组织社会，更不等于夺取权力。即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不难得出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无处不在的看法。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征用土地者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之间、房屋拆迁者和住户之间、房屋管理者和住家之间、买家和卖家之间、法院和打官司的人之间、退休人员和前雇主之间、开发商和环境受害者之间、医院和病人之间、校方和学生之间等等，没有办法列出人们互相之间可能发生矛盾的那些领域，不同的被雇佣者和同一个雇主之间的矛盾也不尽相同。除非社会不开放，不开放也有不开放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不可能全部由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很可能，与政府的矛盾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那么，谁来保护劳动者自己？谁替那些较少掌
握资源的人们说话？替那些不能及时得到劳动报酬的人们说话？凡事要等到领导来操心，必定是矛盾积累很深。于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即人民的自我保护必然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6年波兰的库隆、里普斯基和米奇尼克做成的KOR即“保卫工人委员会”，便是这样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联盟，他们的主要工作和兴趣完全不是夺取权力，而是在经济、法律、医疗等方面，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给予帮助。但是，对于全能的权力来说，任何一个民间自发的组织，人和人之间的互相联合和团结，都被潜在或公开地视为对于政府的一种挑战，是富有敌意的，是要通过各种严格的审查，确保没有危险比如一个足球协会，才能够成立。同样是一个贫困家庭急需的200块钱，由政府部分来发放，可以；但是由一个工人自发的工会来å
��放，却不行。波兰KOR的成员不断遇到骚扰、跟踪和逮捕。但是，矛盾的存在，必定打开了通向解决矛盾道路的空间和前景。
如果说，社会的自我组织的确给当局带来了某种压力，那么，这样的压力正好有助于产生一个公民社会。一个全权的权力可以专断任意地从一切方面给社会施加压力，制定仅仅对它有利的规则，它认为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暴力手段，因而它是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而社会却没有一点还手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旨在反对任何单方面施加压力，不管这压力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任何享有权力或者资源的部门和人们。简单地说，组织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对手，是谈判桌上的另一端，是可以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于是就有了谈判协商、讨价还价和斤斤计较的空间，有了在谈判中建立双方认可的游戏规则的可能性，有了在对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局面。所谓“公民社会”并非理想社会，也并非知识分子头脑中构想出来的
美妙图景，米奇尼克说他们独立的社会运动给欧洲民主文化带来的新鲜之点在于，他们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完美”是指矛盾依旧存在，不同利益、兴趣人们之间对抗、冲突不可避免，与极权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运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讨论协商基础上，通过制定游戏规则来裁决。在游戏规则面前，在民主的机构和程序面前，持不同意见争论的各方都平等的，“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这个逻辑，即使在民主转型完成之后，对于前极权社会中的掌权者，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米奇尼克的表达是“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套与所谓后极权社会相适应的表述，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关“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反动”、“正义”和“不义”等二元对立的摩尼教式的表达，对极权主义制度和思维做了剔骨还肉式的彻底处理。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30608 | 新公民运动
韩晗：重新反思“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阶层的诉求，是保守派贵族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使得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巨大挫折，并点燃了“民粹民族主义”的烈焰，使其燃烧至今。
义和团运动带有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它与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主张反智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
时至今日，科学精神仍未在中国得以普及，而经验主义、“天人合一”的多神论、反智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却在民间始终盛行，成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语境的障碍之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作者简介
韩晗，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深圳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如果将晚清七十年（1840-1911）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段来加以分析的话，其主潮无疑是“西学东渐”。这场由早期侵略战争而兴起、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并被改良、洋务派官员与新式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文化全球化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晚清。从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求富自强”到最后的“预备立宪”，终以武昌城内共和民主的辛亥枪声而告终。七十年里，“西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可见其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影响之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晚清时期，“西学”的温床“开放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潮。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预备立宪，抑或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都带有强烈的社会革新、以欧西为师的历史特色。
但在这七十年中，发生于庚子年（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及其延续性事件“庚子事变”却是一次与“西学东渐”相悖的倒退。由保守派官员发起的“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渲染了当时国内的民粹民族主义风潮，参与者多以“民族主义”为武器，用粗暴的手段、从各个层面否定、打击并驱逐了在中国建立起的“洋务”事业与“西学”思潮，并引发了西方世界的联合反击。这一事变几乎完全阻拦了西方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乃至政治文化向中国的传入，它不但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更减缓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速度，且其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未能消退。
因此，历史地看，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倒行逆施。重新从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审理“义和团运动”诸问题，显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本文拟从具体的史料、史实为出发点，试图审理如下三个问题：一，“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根源证明了民族主义思潮在晚清呈现出何样的嬗变特征？二，表面上反对现代科学的“义和团运动”，反映了何种社会本质？三，站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理应用什么样的态度与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文拟以克里斯托娃（JuliaKristeva，1941-）、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与帕金斯（Wendy Parkins，1955-）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理论为具体方法，拟立足于“身体”与“政治”双重关系这一角度，审理“庚子事变”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冲突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进而尝试厘清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状，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怔而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402页）
包天笑笔下的陆镜若，虽然样式古怪，但在1900年前后的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区域，并不鲜见。随着口岸文化的繁盛，留学生的日益增加以及工人阶级、买办阶层的壮大，类似于陆镜若这种穿着的人，几乎屡见不鲜。一些社会中下等人士热衷于“紧身窄袖半洋装”和“马夹密门绸纽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M].不详.1918年.44页）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开始踊跃地将“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卧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四[M].不详.1906年.13页）至于知识分子与买办阶层则青睐于“金丝眼镜雕毛扇，窄袖衣衫阔领头。品海香烟龙角嘴，包车钻戒诩风流。”（佚名：滑头开篇[A].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下册）[M].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231页）一位传教士对于上海地区的一位女子的穿着曾作如�˜
�描述：“如同天仙一般的中国女子坐了马车，不断在这条路上走过。她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非常之悦目，上海似乎成了时髦的中心。”（乐正：—个商业社会的消费心态——晚清上海人消费取向的变迁[J].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1992年.161页）这种“新派服装”的风气更波及到了年轻学生们的身上，“沪上私设各学堂诸生之浮躁飞扬者，亦往往去辫改装，以示矫同之异，甚至有身衣华衣而头戴西帽者，足穿西履蹀踱于洋场十里中。”（佚名：无题[N].申报.1903年1月19日）
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服饰的衣着打扮，从外表上看，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时代的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此时，早期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因此上述“新派服装”的风气决非上海一地所独有。在偏僻的湘西南的靖州（今靖县），洋布和“绸缎、大呢、羽毛各货由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外运至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四千两”，（金蓉镜：靖州乡土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99页）而更为偏僻的云南昭通山区，当地的商店里竟陈列着不少“洋货”尤其是“洋装”，“从各种哈刺呢、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纽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07页）
笔者之所以赘述1900年前后中国社会服饰变迁，乃是为了证明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口岸通商、租界开放而导致的早期全球化市场，已经在中国呈现。许多与服饰有关的流行风尚已非欧美所独有，而是已经波及到中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印度、日本与交趾支那等亚洲其它地区）。这一现象暗含着一个潜在的社会性本质：被服装所包裹着的身体开始逐渐与传统相割裂，他们在享受西方服饰所带来的现代性快感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逻辑与政治思想。
当然，这与无数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密不可分，在1900年前后，中国各地“洋教士”已经达到3833人。（徐伟民.方晓珍：安庆与中国近代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150页）这些传教士兴办新式学堂、出版期刊杂志，翻译《圣经》及其他西方科学、文化著述，在通商口岸城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派知识分子一改其前辈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中体西用”的主张，开始筹划将西方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并制造了名震中外的“百日维新”与“戊戌变法”，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革命，导致了1900年的中国呈现出了早期全球化的热闹场面。
但是这个局面很快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声势浩大、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所打破。实际上，当维新派不断推行“西化”的路径时，以皇族势力为中心的统治阶层已经逐渐感受到了外来的压力。尤其是康梁的变法，更是让以慈禧太后、载勋等保守派觉察自身的权力已受制约。在慈禧的首肯下，以毓贤、载勋与刚毅为代表的皇族官员开始在山东、河北等地以“招安”的形式，将当地练习“梅花拳”的农民“招安”为“义和拳”，尔后赋予体制内称呼：义和团。
义和团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我们通过对其成员组成与日常装束的分析便可见一斑：
团员多是十八岁以上的男子，贫苦农民占多数(约占70%以上)，其余为小市民、手工业者、车夫、船夫，商贩，艺人，兼有少量富人、文士、兵弁、杂役等……坎字门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分别在头巾上标有三(乾)、三(坎)、三(艮)、三(震)、三(巽)、三离三(坤)、三(兑)的标志，也有的直写该字……(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现代天津斗争诗篇[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116页)
与前文“陆镜若”等租界居民相比，义和团的装扮明显格格不入，他们“红衣、红头巾、红褡膊、红裹腿”的装扮，不但有别于晚清民间传统服饰，更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穿着完全不同。从服饰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起义以及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穿着，基本一致，属于原始的颜色崇拜，认为红色可以辟邪、化“煞物”。而事实上，义和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宣扬自己“刀枪不入”、“善念法术”，甚至每次“习武战阵，都要敬神。”而且“各坛所供神灵繁杂不一，如鸿钧老祖、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孔子、达摩、观世音、关公、岳飞、孙倍空、猪八戒、济公、武松、杨香武……分别有坛口供奉。出征作战有专人背负神像。”(同上.116页)因此，在1900年6月15日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保�®
�派大臣刚毅作为主要指挥官，也“头裹红布，骑白马”(王建吉等：中华百年·近代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276页)指挥。
纵观义和团的所有暴力活动，不外乎两种：一方面，他们与来华的西方势力做斗争，采取撬铁路、烧教堂、抢租界、殴打外交人员与围攻使馆区等方式试图抹杀西方势力在中国留下的印记；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与西学（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国人，亦采取残酷屠杀的镇压方式，其行为之无理、手段之残酷，使其双方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身体冲突：
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者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佚名：拳事杂记[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2000年.289页)
从这点来看，义和团的敌人并非完全是西方侵略者，同时也包括了国内的维新派（包括洋务派、立宪派、改良派，下文统称“维新派”）以及热衷西学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应证了“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佚名：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相斗[N].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
从身体政治的角度看，义和团与晚清中国社会的主流背道而驰。前者热衷迷信、崇尚保守、敌视西学，而以维新派为主潮的当时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却对于舶来的新生事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追崇，使得两者从穿戴到行为上完全毫无相似之处，乃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性身体。因此，整个“庚子事变”所酿成的对抗，本质上是不同政治身体的博弈。
长期以来，中西学界几乎公认“义和团运动”乃是中国“民粹民族主义”的历史源头。施达格（George Nye Steiger，1890-1961）认为，义和团的活跃证明了中国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不再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垂死的民族”与“一盘散沙的病弱子民”了。([美]施达格：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M].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88页)王先明也主张，“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其转折点恰是义和团运动”。但他同时亦认为，义和团运动并未实现“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王先明：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296页)
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义和团还是维新派，其实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是探寻民族主义的路径、方法不同而已。如果说只有义和团是唯一“伟光正”的民族主义者，而维新派不是，那等于抹杀了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以来，以林则徐、左宗棠、盛宣怀、张之洞与康有为等几代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探索与历史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义和团与维新派的斗争虽是党争，但在“民族救亡”问题上两者殊途而同归，应属于不同的民族主义范畴。
义和团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民粹民族主义，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始民族观，认为驱逐洋人并抹去西方在中国留下的影响，尔后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可天下太平。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民族可以脱离全球化、世界性的趋势而独立存在。就在“庚子事变”的1900年，维新派领袖麦孟华曾撰文如是评述：
天下无孤立之人，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故立于列邦之间，无不有实际交涉之事。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愚之不可及者也。(麦孟华：论义和团事与中国列强之关系[N].清议报.第43册.1900年4月29日)
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站在全球化的立场抨击义和团运动的文章，且由中国的维新派学者所写，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新派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依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救亡”诉求。只是他们知晓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在积极引荐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潮的同时，亦能采用西方地理学、人类学等科学知识，来对时局进行正确的判断，“维新派与义和团虽然同为救亡，但彼此的指导思想和所选择的历史方向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是有着觉悟与蒙昧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别的。这也是维新派与义和团相对立的根源所在。”(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21页)而赵泉民从清末新派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四种不同看法出发，认为麦孟华、康有为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义和团
的否定态度乃是因为“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赵泉民：试析晚清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的心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00.5)
由是可知，与义和团的“民粹民族主义”不同，维新派所主张的“精英民族主义”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工具，进而为“民族救亡”进行合理探索。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和团的“民族主义”不但缺乏对先进科学文化的借鉴，相反，且非常敌视先进科学文化、对舶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进行打压、戕害。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转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舶来的科学文化，尤其是人类学、医学、民族学、生理学与地理学等现代科学学科。在这些学科的知识进入到中国之前，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民粹民族主义”根本上仍是“天朝话语”系统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有悖于当时世界发展主潮，也是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早期萌芽的倒退；而维新派从现代科学知识出发的现代民族主义，则从积极的一面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与进展，为孙中山在其后提出“三民主义”奠定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义和团连环画
按照现代民族学的观点，民族是由无数个具备相同“族群属性”的个人身体所组成的集合。这里所言的族群属性，乃是基于作为生物的人类最基本的体质、人种差异。以这样的差异为基础，才形成了文化、语言、艺术以及政治制度等意识形态。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义和团（包括其后台守旧派官员）与维新派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民族组成，但对于民族救亡的探索却截然不同，一者诉求于保守、狭隘的民粹民族主义，认为拒外侮、挫强敌、图自强的前提就是先以红色恐怖的形式屠杀在华外国人以及一切与外国有关联的事物，使整个中国回归到1840年乃至晚明之前的封建、封闭状态；而另一者则认为，“欲强国势，必谋富强，欲谋富强，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长。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反以外人为师。”（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N].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
此外，前文亦有所提及的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生、结束，实际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勃兴与衰败。义和团与维新派之间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民族主义路径的探索之争，但在政治上却反映了保守派与维新派之间不同政见的党争。这反映了一个共同性问题：中国必须需要民族主义来实现民族救亡，但是践行民族主义却可以依赖不同的方式。
表面上与现代现代科学对抗的“义和团运动”及其造成的“庚子事变”，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与社会变革的同时，虽在表面上反映了不同政治派系党争的现象，但却从更深层次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群体心理、精神传统与文化选择等诸多社会本质。笔者认为，从“身体”与“政治”的双重角度以及民粹民族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来考量，大致反映了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义和团运动”在当时能够占据上风，一度成为超越维新意识的社会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倒退，客观地看，这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主政者重心偏向保守派所致，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崇尚经验、因循守旧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积淀密不可分。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虽然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开始了漫长的文化现代化之路。但公允地说，这种卷入绝非自发的，而是依靠战争、掠夺等武力手段，不断促使清朝统治阶级“睁眼看世界”，其代价之沉重、过程之惨烈，在世界堪称绝无仅有。
历史地看，“晚清七十年”是文化现代化发端的七十年，也是中国开始“放眼看世界”的七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工业、金融海关、新闻事业、大学医院与城市街道等“现代性”社会组成开始逐步确立，（[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8页）并在为全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一个起步的基础。但作为与之同时代的人而言，则很难有人能认为，“挨打”乃是换取“进步”的代价。
在当时中国城市社会里，尽管穿洋装、用洋货、看洋书蔚然成风，但“谈洋色变”者依然不在少数。纵然主张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刚毅、毓贤与徐承煜等保守派大臣亦在日常生活中热衷于现代用品如眼镜、怀表等等，但这些人却无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他们的癖好、言论与行为充其量只能反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之强大而已。
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仍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譬如容闳就认为义和团乃“正义之师”，以武力驱逐洋人、进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才是正道。“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与此同时，容闳也不回避义和团是“中国下层愚氓”的本质，但同时也认为“民气已动，将及于士大夫”。(刘禺生：世载堂杂忆[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14-115页)
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鄙夷义和团的粗鄙暴力，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亦对体制内官员以及维新派知识分子的作为深感失望，尤其是甲午一役及其后的“戊戌变法”，几乎摧毁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维新改良派协助清政府建立的民族自信与国家形象，甚至被维新派所称道的“同治中兴”都因甲午战败而戛然而止。可以这样说，在世纪之交，清政府透支了民间与精英阶层对于他们最后一点点基本的信任，这就迫使他们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救亡之路。譬如吴玉章就表示，“我当时已受‘新学’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他们（义和团）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非常钦佩。”(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4页)
当“有一点科学知识”但却无用武之地时，新式知识分子很容易怀疑“科学知识”的存在意义与合理性，吴玉章只是其中代表之一。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爆发，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开始怀疑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西学究竟是否能起到救国的作用。中法马江海战摧毁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马尾船厂；耗尽民脂民膏与国库银两打造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也一触即溃，“师夷长技”却不能制夷，其长技若仅仅只能供新派知识分子与达官贵人在卧榻上消遣，那么长技又有何用？
但事实上，由大刀、长矛、符咒、神龛等传统工具为武器的义和团确实比“武装到牙齿”的水师、新军、八旗兵更管用，他们与清军配合，烧教堂、砸商铺、战联军甚至还杀害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KlemensFreiherrvonKetteler）与日本使馆的外交官杉山彬（TsugiyamaAkira），一路几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样的战绩若还能让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单纯只对政府军队报以期待，那一定是痴人说梦。于是，这种经由保守派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巫傩、神鬼之术）所制作出的“身体政治”，很快赢得了中国社会不少阶层的响应与支持，甚至认为要想拯救中国于国难，必须拥戴“为中国民气之代表”的义和团，而他们无疑又是“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佚名：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林世雄所论而增益之[A].张枬等编：辛亥革命å
��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409页）
其次，义和团运动及其所造成“庚子事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则是《辛丑条约》的签订，加重中国社会的负担，其间接后果就是所带来反理性、反启蒙、反科学、反智的暴力主张影响至今，成为文化现代化进程与科学发展的精神桎梏。
义和团运动之后所造成的“庚子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作为城中之盟的《辛丑条约》，几乎所涉及到的全是关于对义和团的声讨与赔款。在这样的前提下，清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保守派及其所推崇的暴力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可以维持朝廷的统治？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势必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政治本质及其历史属性。正如前文所言，装束怪异的义和团形象，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守派政治与暴力民族主义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身体”。红色头巾与服装、手持大刀、念咒画符等等，与话本小说中陈胜吴广起义、赤眉绿林起义、黄巢起义与李自成起义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的穿着几乎一致，属于“来自于历史的身体”。(Roland Mousnier：Peasant Uprisingsin 17th Century France. Russia. and China[M]. New York：Harper & Row.1970年.88页)
这种装束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策略：他们比船坚炮利、马壮枪快的政府军队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可——尤其政府军队在六十年的救亡战争中屡战屡败，这使得普通民众日益对他们失去基本信任，而中国又是一个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次数居于世界第一的国家，几乎所有依靠神符咒语的农民起义都获得了成功，或是给当时的封建王朝以致命打击，包括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具备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太平天国”运动，都以“穿黄衣”、“拜上帝”这一形式发起。（[美]史景迁：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朱庆葆、计秋枫等译[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64页）因此，义和团这样特殊的装束与形象，很容易引发下层民众对于古代农民起义军形象的联想，并赢得其信任。
这是由中国历史中深厚的反科学、反理性、反启蒙、反智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战争、掠夺等暴力手段促使中国间接地接受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文明，但这种接受仍属皮毛。诚如本文开篇所述，纵然在中国最偏僻地区的居民也可以享受现代科技产品的同时，这种看似现代化的表象并未在本质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产生质的推动，否则义和团运动根本不可能在除了华北地区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都获得响应——如河南的“红枪会”、四川的“红灯教”等等。甚至在义和团运动之前，被称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地区就有刘丽川领导的反对洋人的帮会“小刀会”存在。事实上，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上海地区在地方政府的策应下就一度采取“东南互保”的政策，在态度上倒�¸
�了保守派一边。（傅崇兰、冯佐哲：关于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问题的考察[J].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西方人绘制的义和团漫画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义和团留给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无疑相当深远，其主张保守、崇尚形式、发动民粹、热衷暴力、反对科学的民粹民族主义策略，不但直接影响到其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在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并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上最大的思想桎梏与精神包袱。甚至每当面临国际争端时，国内的义和团思潮就会抬头。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治民间的民粹民族主义土壤，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得以在正轨中继续前行。
最后，主张理性、崇尚科学的现代思潮应该是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主旋律，藉此对于民族主义理应有正确的认识，即必须理顺“身体政治”与“政治身体”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官方的政治美学一直认为义和团是正面、积极、阳刚的，“显示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侯介夫、党德信：国耻恨与中华魂：百年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纪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25页）但史实证明了，由晚清保守派势力所操控的义和团并未将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拖出，而是直接造成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完全、彻底地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事实上，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进入到了全球化的范畴当中，只是文化、政治与社会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完全走向真正意义的现代性。正如麦孟华所说“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崇尚科学民主、主张理性文明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口岸到边陲，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融入到了世界市场的格局里，头包红头巾、手持大刀长矛、念咒画符的义和团显然无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对于“政治身体”亦有了新的诉求。
因此，义和团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落后、返祖且不成纲领的民粹民族主义，它与全球化语境下开放、兼容、平等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无法否认，对民族主义的诉求乃是晚清中华民族救亡的唯一工具，但这种民族主义势必是科学理性、开放包容的，而非封闭、保守的。其“政治身体”的本质实际上暗含了传统（热衷迷信而拒绝西方现代科学）、保守（主张闭关锁国）、野蛮（与人类主张文明的主潮背道而驰）等诸多因素，成为了党争中落后一方的代言人。
藉此，此处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变迁为例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不久，孙中山对义和团采取支持、同情的态度，甚至他本人曾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观点，主张一切以本民族为依归，排斥世界上其他民族，但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其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却很长时间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在“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积极吸纳了现代科学知识与政治观念，主张以建立各民族平等、以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耿云志：怎样认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N].北京日报.2006年11月21日）历史证明了，“三民主�¹
�”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综上所述，“身体政治”是“政治身体”的产物，孙中山民族主义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关于民族主义认识的深化，如果脱离了基本的人类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还奉行以往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原始的民粹民族主义，势必会适得其反。而作为集中反映落后、保守思潮“政治身体”的义和团，恰是这种民族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进而形成了以此类民族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身体政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身体”很容易被遗忘、消除、征服并且会形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譬如热衷西方生活方式的徐承煜与“嫉洋如仇”的义和团，他们看似是不同的“政治身体”，但却拥有相同的反科学、反民主、反理性、崇尚暴力的民粹民族主义思潮这一“身体政治”。它由义和团所创造，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束缚了科学文化与现代政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延缓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值得后世总结与反思。
▲外国报章刊登联军沦陷天津的消息
帕金斯将“衣着”（dressing）、“性别”（gender）与“社会阶层属性”（citizenship）作为判断身体政治的三个关键元素，并列举了不同阶层、性别的人群在进行政治诉求（如集会、游行、示威或行为艺术）时会采取不同的衣着进行观念表达。（Wendy Parkins：Fashioning the Body Politic：Dress. Gender. Citizenship [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第77页）而福柯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出发，认为人类如何通过规章、制度、文化而对他人的身体进行控制与规训，进而形成一种政治性的身体；（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2012年.200-203页）克里斯托娃则以拉康（Lacan Jacaueo，1901-1981）的镜像理论为依托，站在“父权”的视角推演出女性身体的受压抑性，并认为可从这受压抑性中寻找到“父�
�”的形态与规律。在克里斯托娃看来，特定的人群与既定的社会权力构成了一种类似物体的本体与镜中影像之间的关系。（Judith Butler：The Body Politics of Julia Kristeva [M]. Hypatia. Vol. 3. no3. Winter. 1989）
上述观点基本上囊括了西方学界关于“身体政治”的主流观点，也是前文所采取的主要分析方法。简而言之，“身体政治”包括如下三点内容：其一，衣着、性别、社会阶层与社会政治大环境共同决定了社会成员身体的政治属性；二，“政治身体”不是天生或自发形成的的，而是通过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群体、社会体制、公序良俗等）所施加的“身体政治”（包括规训、惩罚等等）而逐渐形成的；三，“政治身体”既部分地受到“身体政治”的决定，也反映了“身体政治”的内涵。
“义和团运动”至今已经有一百一十余年，在百年之后的今日重新反思这场曾一度被主流舆论称之为“历史功绩是不可没的”全民浩劫，自然有着较为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意图重返“身体政治/政治身体”的理论框架，立足现代科学传播与民族主义嬗变这两个维度，审思“庚子事变”前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
首先，作为被“身体政治”所操控的“政治身体”，“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晚清保守派阶层的诉求，是保守派贵族伪装民意、煽动民愤、蛊惑民心、挑动民粹的结果。使得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巨大挫折，并点燃了“民粹民族主义”的烈焰，使其燃烧至今。
正如前文所述，义和团运动的本质是一场保守派主导的民粹民族主义运动。西方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是不争的事实，但义和团运动并未纾解中国被侵略的国难，相反还促使了《辛丑条约》的签订，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庚子事变”的发生，实际上预示了保守派及其民粹民族主义主张在抵抗全球化进程中必遭覆灭的历史结局。
在保守派的积极策动下，义和团运动爆发快、响应多、蔓延广，很快从河北山东的交界处辐射到大半个华北以及四川、湖北等地，一时间，红衣、香案、神坛遍布大半个中国，劫运观与神咒乩语等蒙昧思想在全国盛行，使得刚刚建立起的中国现代科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封闭、民粹等因素曾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义和团所到之处甚至连治病救人的医院都不放过，“嚣然不逞之徒，乃举其男女医室、药房、教堂、女学堂及书籍衣物悉毁于火”、（英国耶稣教自立会重建山西省城医院碑[A].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61页）“烧毁内治门外和东南小河沿地方的英国耶稣教堂医院”。（王明客、王云：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初稿）[M].北方论丛.1980年卷.第5页）
这种主张保守、反抗理性的民粹民族主义，实际上符合了极权、威权统治的需求，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对于民主、科学的诉求完全相背离。而这恰恰在亚洲国家中极其容易被点燃，并形成燎原的趋势。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主流的当下，这类民粹民族主义早已经没有了市场，但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相对深厚的国家，民粹民族主义依然很容易作为持保守政见者的武器，将其改造为身体政治的工具，进而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形成被利用、操控的“政治身体”，必然会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
其次，义和团运动带有鲜明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它与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主张反智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而主张经验与多神论的反智主义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性最为格格不入但又根深蒂固的重要组成。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也是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潮，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却是不同步的。以工程技术为先驱的“科学”登陆中国的时间要早于“民主”，因此，“民主”可以说是“科学”的衍生物，而代表文化现代化的启蒙又是“民主”所带来的。我们无法置喙这种先天不足的“倒置”模式，但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科学的成熟程度，直接决定了日后以启蒙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从逻辑上来看，“现代科学”应是包括科学文明、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科学方法论等诸多因素的一个意识形态系统。因此，小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大到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宏观框架，皆属于“现代科学”的范畴，它们虽看似差异较大，但在本质上属于现代科学的“西学”范畴。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为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毋庸置疑，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以宗族社会为依托、以多神论为全民信仰、以保守、封闭的经验主义为社会主流思潮的古代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发地呈现出以启蒙主义思想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因此，文化现代化进程也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晚清的“西学东渐”虽然代价惨重，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中国与世界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历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六十年时间，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逐渐积累了一批敢于放眼看世界的维新之士、颇为前沿的西方科学知识成果与具备代表性的现代民族工商业。但“义和团运动”采取暴力毁灭与保守思想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一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现代化进程险些中断。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有反精英、反理性、反智主义的特征。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与洪秀全起义都曾先后有捣毁孔庙、砸烂学堂、焚烧儒家经典甚至杀害儒生的恶举，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文化劫难。而义和团运动虽未有过激的“反孔”行为，但其“反洋”的行为则与先前各种农民起义“反孔”的做派如出一辙。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虽然前后仅历时数年，但却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在华传播带来了深重的历史劫难。
之于中国而言，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时至今日，科学精神仍未在中国得以普及，而经验主义、“天人合一”的多神论、反智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却在民间始终盛行，成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语境的障碍之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站在历史与世界的高度，重新反思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庚子事变”带给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不但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对当下中国的“重新启蒙”以及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
转自：中华好学者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30606 | 新公民运动
老蛮：再论失业率——被掩盖的真相
序
2015年初，老蛮我曾经发表《诡异的失业率》一文，也算是轰动一时。在那篇文章中，老蛮我使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和完整的逻辑推演，分析出中国的宏观失业率超过20%。到现在，过了两年，关于中国的失业率问题，我认为很有必要再写一篇文章来进行阐述。
另：
1、 伸手党不要找我要《诡异的失业率》一文的链接，请自己去百度，网上铺天盖地的被转得到处都是。
2、 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官方统计数据，有兴趣的可以去自行查验。
上部——真实的失业率
根据人社部刚刚发布的《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中国就业总人口为77603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仅4.02%。我大中国对此当然也是骄傲得要命，在各路媒体上大肆自我吹嘘。而这篇文章，就是要使用完整的数据逻辑链条，推演我大中国目前真实的失业率。注意，我国公布的各项就业人口数据，为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它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就业，当然也包括个体户及各类自由劳动者。通过抽样调查，得出一定人口基数中的就业人数比例，然后乘以总人口数，由此得出总就业人数。当然了，鉴于中国的所有统计数据都经过美化，如果使用这种数据，推演出一个乐观的结果，我们需要对乐观程度打个折扣；而如果竟然还得�‡
�一个悲观的结果，那悲观程度是要加倍的。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推演过程吧。
全国就业总人口包含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两个部分。2016年的城镇就业人口为41428万，农村就业人口为36175万。在这里必须要解释的是：城镇就业人口是有退休概念的，年满60周岁的成年人是可以退休的。而农村就业人口没有退休这个概念，在统计上，默认农民一直耕作到死为止。所有的农村成年人口，都是劳动人口。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必须回头来看2016年的人口数据。
2016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38271万，其中16-59周岁的人口为90747万，扣除高中、各类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6860万，适龄的劳动人口总数为83887万。当然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出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比值为60.7%（83887/138271），这个比值我们在上半部分暂时还用不上，但是在本文的下半部分，将会有很大的作用。
继续往下推演。我们接下来需要算出中国农村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2016年中国60周岁以上的总老年人口数为23086万，没有给出农村老年人口的具体数值。不过，根据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当年度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共17759万，其中农村老年人口9930万，占比56%。事实上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年轻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并正式落户城市，农村的老年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不过我们保守一点，依然按这个56%来计算定居农村的老年人口好了。23086×56%=12928万。近1.3亿的老年农民被统计到了总就业人数中，这算是一种中国特色。为了更加精准的计算出适龄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我们当然要把这1.3亿的老农民，从总就业人口中扣除出去。
好吧，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16-59周岁的总就业人数了。公式为：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这个数值很高吗？记住我们刚刚推算出来的，中国2016年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总数，高达83887万。用适龄人口减去实际就业人口，得出来的，当然就是失业人口。83887-64675=19212万。呵呵，失业人口高达1.9亿！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我国2016年的真实失业率了：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以上的数据推演完全使用官方数据，老蛮我可以保证，连一个小数点都没有错误。触目惊心是吧？远远超出7%的国际失业警戒线是吧？看到就要吓尿是吧？如果本文只是推演出这么一个结果的话，老蛮我也还算不上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数据狂。我们必须要回头仔细推演，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可怕的失业率！在这个匪夷所思的失业率背后，所隐藏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
下部——被掩盖的真相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1.9亿的无业人员，都是些什么人？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
根据人社部的数据，2016年农村就业人口36275万（其中包含1.3亿的老农民），此外，走出农村的民工总量为28171万。这两者合计达到64446万。这就是农村户籍人口的总就业数据，约6.4亿。对这个6.4亿的农村户籍总就业规模，我们需要换个算法检验一下。2016年中国农村户籍的总人口80197万，我们用这个数据去乘第一章中提到的“适龄劳动人口比值”60.7%，再加上那约1.3亿的老农民，算出农村的总成年劳动人口数，约为61583万。64446的农村户籍就业人口，对61583的农村成年劳动力，差距仅4.5%，这种幅度的差距可以忽略。这样看来，农村户籍的成年劳动力基本上是百分百就业。这两种算法相互印证，达成了一个完整的数据链条，并反过来再次确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农村成年劳动力在统计上就被默认为完全就业，他
们要么就被视为出去打工，要么就被视为在家务农。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无论他们有多老，都被视为完全就业，要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
然而，农民在统计上被视为百分百就业的话，那近两亿的失业人口，就只能着落在城镇户籍这边了。这个结论还真是可怕，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好好的撸一撸。城镇户籍的适龄劳动力的计算更加简单，2016年，城市户籍人口总数是58074万，乘以60.7%的适龄劳动者比例，等于35233万。在我们这个零福利的国家，这3.5亿人理论上都需要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即便这些人中有极少部分是富二代，是少奶奶，也改变不了整体需要工作的既定命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城镇总就业人数为41428万，然而这4亿多的工作岗位中，有28171个农民工。将农民工扣除掉，得出的，才是城镇户籍的就业人口。41428—28171=13257。很好，城镇户籍的适龄就业人口，只有1.3亿！
看明白了吗？3.5亿的城镇户籍适龄劳动力，只有1.3亿实现了就业！约有2亿的城镇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而且，这两亿的城镇失业劳动力数据，与第一章我们计算真实失业率，算出来的近2亿的总失业人口，是相互印证的！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数据链条，根本无从驳斥。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看，2016年，我大中国的真实失业率高达22.9%，区分城乡来看的话，农民在统计上被默认为完全就业，而城镇人口的失业率，则高达62.4%（21976/35233）。我告诉你们，在这2亿城镇失业人口的数据面前，无论你们如何解释，如何假装中国有无数的家庭妇女不需要工作，如何声称有无数的淘宝店主没有被劳动力抽样调查查出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抽样调查是绝对可以把这类自由职业者查出来的），你们都无法胡诌出两亿的工作岗位出来，都无法给城镇户籍的劳动力提供出占比高达6成的新增工作岗位！
我深深的知道，我的读者里面，北上广深的小清新占了绝大部分，这批人从来都不知道民间疾苦，在底层的老百姓失业痛哭的时候，他们真的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为啥不吃肉啊？为啥不去外资500强找个中华大区CEO的工作干啊？”2亿绝望的城镇失业劳动力的对面，站着的，恰恰就是这样愚蠢无知的小清新群体，而这种分裂，这种对抗，这种毫无融合可能性的割裂，就是我大中国将在今年步入两脚羊元年的最根本的原因。
使用前面讲述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如下表所示的，中国自2012年至2016年的真实失业率水平。这张表我希望各位小清新可以仔细的看，认真的看。从这张表里，你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你们这帮小清新从没想象过的绝望的中国。在你们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时候，有另外的两亿人，正在你们的小区门外，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你们家里亮起的灯。
在这五年里，由于持续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中国的适龄劳动力总量确实出现了一点儿下降，从86577万下降到了83887万，减少了2690万，降幅仅3.1%。相对于超过8亿的庞大的劳动力基数来说，这点儿降幅略等于无。指望计划生育带来的这么一丁点影响，这种略等于无的劳动力降幅，去解决中国的庞大的就业需求问题，堵上高达两亿的工作岗位缺口，完全是杯水车薪，在以十年计的时间内，根本就不可能。尤其是到了现在，在小清新国人的集体扯淡声中，中国竟然以劳动力紧缺为理由放开了计划生育，这还真是一种巨大的讽刺，让人无言以对。
中国现在最大的麻烦在于：18亿亩的耕地，根本养活不了8亿农民。以我国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价格，耕种一亩地带来的年收入撑死了就是5、6千块钱，能让两个农民勉强维持生存罢了。8亿农民，至少有4亿必须走出农村，去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去抢夺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岗位。很明显，在这场工作岗位的争夺战中，农民工们以其相对低廉的工资需求，将市民整体打得溃不成军，打出一个两亿城镇居民失业的惨烈结果。
现在摆在我大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提供农业生产效率，或者提高农产品价格，至少也要到翻倍的程度，让一亩地能养活三到四个农民，这样农民工可以回归农村，将工作岗位还给城镇市民。然而农业生产效率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提升空间。至于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事要是真敢干，第二天城市里就会爆发民乱，吃不起饭的穷人转身就会杀掉自己的邻居吃肉。所以第一条路根本就走不动。第二条路，就是继续发展大工业，从傻大黑粗的基础制造业向高精尖进发，向精细制造进发，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然而今时今日欧美都在召唤制造业回流，中国想要扩大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本来就压力重重。同时在社会舆论上，我大中国占领了道德高地的小清新们竟然不约而同的对制造业深恶痛绝，无论是五毛党还是民主派，
无论是公知还是毛粉，一提到制造业，那立刻就是破口大骂，恨不得所有工厂都立刻关门才好。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中国本来就水深火热的制造业哪怕是维持现有的规模，都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还能有啥像样的发展。所以想要再创造出高达两亿的新增就业岗位，这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大中国的宏观失业率在近四年始终坚定的维持在22%左右，城镇户籍总失业人数也坚定的维持在2亿左右。而接下来，我大中国，也只能是继续坚定的走向两脚羊时代了。呵呵，呵呵，呵呵呵。
（全文完）
另：
上半部昨天发出来后，有些朋友提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人提出，1.3亿的老农民不能百分百被认定为就业人员，要降低这个比例，比如降到4成。行，虽然我们确实知道农村没有福利养老制度，不劳动的老农民就得饿死，我们依然试试这个口径好了。1.3亿老农民×40%=5200万。6.4亿的农村户籍总就业人数（农村就业+农民工）是不会变的，这6.4亿的农村户籍就业人数，减去5千多万的老农民，剩下的就是16-59周岁的青壮年农村户籍就业人数，具体数值为64346-5200=59146万。
同时，8亿农村户籍的总人口是不会变的，以60.7%的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力比例来算，农村的适龄劳动力总量为48654万。这个数值与我们前面算出来的5.9亿的农村户籍适龄就业人数之间，少了足足一个多亿！那一个多亿的青壮就业农民在哪里？很明显，唯有将老农民统统算入就业人口，才能与现在的就业人数相对应，才能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
你们或许还有很多天真的幻想，然而数据不会说谎。
转自： 老蛮评论
原文链接： http://xgmyd.com/?p=30602 | 新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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