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想像中的理想主义
仰望深渊
《扎比芭与国王》是一本写得相当糟糕的小说，当然，作者萨达姆先生也熟练运用了一些民间故事的叙述技巧，通过不断穿插老奶奶作为叙述者身份的段落，来拉出类似一千零一夜的历史纵深感。其所运用的套路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英雄和美女之间的缠绵，本来是史诗类幻想体裁最爱找寻的故事，然而我们的萨达姆先生却又并非一味沉浸于这之中：他在行文里不断以对话体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有时候，你能感觉阿拉伯文化是如此的浩瀚博大，以至于这位暴君都能感染些许文学浪漫主义所特有的甜美气息。
然而值得我们好奇的主要理由，仍旧是围绕在他的身份上。他身为一个国家的前总统，如今深陷囹圄正面临公审，在文学身份和政治身份之间，这样的奇特景象又一次升起：曾经在纳粹时期的集中营，随着美妙的钢琴曲和升起焚尸黑烟，我们依稀看到过希特勒的艺术天分。的确有很多人不断通过嘲笑他在绘画上的平庸以及文字上的拙劣，来极力妖魔化他，但是，公正得说，就从美学观点来看，希特勒的在色彩绘画上取得成就，已经不俗。倘若当年他这么一路横下心走下去，而不是跑进慕尼黑啤酒馆发他的大舌音，我们今天的世界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由此看来，似乎艺术家涉及政治领域是不合适的。尼禄，一个纯粹的古罗马诗人，热爱人民的暴君，在皇宫花园里露天剧场表演诗朗诵，平民都能前来领略他的艺术才华，国库被其挥霍一空，最后身亡。自然，毛泽东也被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暴君诗歌写得不怎么样却很气势磅礴，他自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惜在今天对他的评价越来越不美妙。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能说是艺术所需要的那种偏执与狂妄，恰恰是涉入政治的最大危害吗？卢梭不也是个偏执狂吗？但他不是写下了既专制也民主的《社会契约论》吗？那么是不是说，有艺术气质的人，最多只能到语言但不能进一步到现实呢？
不幸的是，哈维尔先生当上了捷克的总统，他取得的这个成就让我们上述猜想破了产：他是总统，但不是暴君，可同时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
于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去细读萨达姆和哈维尔各自留下的文学文本，一个人的真实情绪，可以在政治学说中被逻辑和推理所掩盖，但却无法在文学作品中遁形，找到它，挖出它，指认它，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迷人的景象：到底是什么，促使这些有文学天分的国家领导人，走上如此迥异的道路。
凭良心说，如果不知道作者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扎比芭与国王》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正直、善良、勇敢和拥有坚定信念的人所写就，书中的扎比芭对国王处于深宫大院不能贴近人民提出了批评。书中议论到：当人民看到有人毫无实际需要却过分夸张地加强防护时，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对那人的行为产生反感。一个毫无必要地将自己禁锢起来的人，又怎能去放开别人的手脚，解除别人手上的镣铐？
身为美和正义化身的扎比芭还劝导国王说：
“要让您的灵魂，您的良心，您的行为，您的思想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您应该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根据这个社团在生活中的作用及人民的使命等，为人民和集群社制定出宏伟的目标。你应该十分廉洁和忠诚地领导人民和集群社，使之日趋成熟。你要拒绝以原则作交易，要把一切崇高的东西都融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要让自己去身体力行人民和集群社所要求之事。不仅在开始之时，而且一直都应诚实、公正……”
然而反观在现实中正直、善良、勇敢和拥有坚定信念的哈维尔，在他的剧本作品《诱惑》中，却是小人物之间数不清的尔虞我诈，低级趣味，以及对人性无止尽的道德拷问，最后，主人公浮世德卡被出卖，整出戏最后是坏人得胜，这和萨达姆先生作品中最后大伙儿齐声呼喝扎比芭万岁的交响乐式结尾，完全是两回事。
很有趣，从《扎比芭与国王》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萨达姆先生至少在写这本书时，其内心所追求的，并不是在什么邪恶的目的，而是也是美好的理想，也就是说，暴君，只是我们外部对他做出的一个道德评价，但他本人却有着一套完全与外界不兼容的评价体系，依据这个体系，他能坚定自己的信念，并将之通过个人权力得以实现，此时，我们外部将之称为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的推广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极权主义。
这个就是阿伦特曾经在艾希曼身上观察到的奇特现象，那就是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其内心其实并不是那么邪恶。同样，如果我们去翻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们能找到的，也只能是那种为了一个伟大理想而甘愿做出任何牺牲的激动情怀，而不会有什么阴险狡诈的卑鄙意图。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搞政治的，在他搞之前就预先知道自己是打算邪恶着去搞的，这个人，就是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撒旦。
可以说，这些统治者都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去干了滔天罪行。
与哈维尔的《诱惑》文本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统治者的文本里，缺少的就是对绝对的善的警惕。由于没有这样的警惕，绝对的善就成了怎么做都可以的逻辑根据，同样也能进一步成为煽动民众放弃个体生命权利的情绪原点。当书里描写到老百姓跟着扎比芭身后狂呼：“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为信仰而战！”、“为忠诚而战！”、“为英雄而战！”、“为自由而战！”、“为公平而战！”、“为诚实而战！”时，这样的叙事逻辑必然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反思口号：“为什么我要为这些而战？”
我们无法绝对地说，因为为上述这些内容而战是萨达姆先生提倡的，所以这些内容本身就失去了魅力。但是，的确在萨达姆先生那里，一切都如此得绝对正确，以至于怀疑它们成了不可能的思想行为，也就不可能让反思口号成为《扎比芭与国王》这一文本中的符号。
但哈维尔会。在《诱惑》里，浮士德卡相对代表着正义，但这正义本身却不断在解构自己作为正义的天然合理性，出于种种需要，他会和权势合谋，但最后却可耻地失败，对此，哈维尔在剧本中写道：“我是个自负的白痴，以为自己可以利用魔鬼，而不必出卖灵魂给他。”这样的反思，萨达姆先生是做不出的，让他来写这出戏，可以担保的是，最后一定是坏人全部被歼灭，浮士德卡大获全胜。
古希腊悲剧的优秀之处，一个是在于将左右命运的力量不是完全交给人而是很多时候交给了预言；另一个，就是由于这么一来，个体无法左右命运的摆布，于是英雄会有罪恶的一面，而恶人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这样的美学审美结构，将有效压制住极权思想的诞生，因为极权思想无法在一个允许杂糅但不允许纯粹的场景下成长。比如，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君主，是无法出现在古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里的，但这样的人物却很容易出现在阿拉伯神话和中国神话中，无论这神话是古代神话还是现代神话。也就是说，极权思想需要的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纯洁的乌托邦世界，而那个世界是那么的理想，以至于追求它的人们，都无法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政治需要的是理想，不是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