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飞对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的行政上诉状

[Quan Wei]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云飞，男，汉族，1967年8月13日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长安路22号，现联系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联系电话：1671810676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

法定代表人：罗佶，职务：局长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政府路22号

被上诉人（原神被告）：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郑志，职务：区长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望丛中路998号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5）川0181行初73号行政裁定，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25）川0181行初73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上诉人一案。

事实与理由：

本案上诉人因躲避温江区政保骚扰而搬迁至郫都区居住。

可是，在郫都区却遭陷害，被枉判4年。

2025年3月31日，出狱后的上诉人来到入狱前的出租屋想取回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金钱等财物。

但是，原房东却称因无人收取相关物品，已自行处置并丢弃。由于包括美金等贵重物品丢失，且由于自己入狱前，办案部门曾对自己出租屋进行过非法搜查，遂对房东的解释表示怀疑。

于是报警。

包括美金在内的贵重物品丢失，不说是盗窃，就算是偷偷地予以隐匿，亦应为侵占类违法、犯罪行为。上诉人的报案，是否属于相关民事纠纷，需要警方调查后才能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可是，当上述人对自己的报案依法要求接警的犀浦派出所出具《受案回执》时，这种合理要求却被首接单位犀浦派出所拒绝。

而对于报案行为本身，《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二（一）1明确：“群众上门报案的，应当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和途径。”《公安机关接报案与立案工作制度》四亦明确：“公安机关接报案实行“三个当场”制度。对报案人上门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当场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投诉举报监督的方式和途径。”

所以，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犀浦派出所拒绝出具《受案回执》的行为属于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对此行为不服，申请人依法向郫都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而被上诉人郫都区人民政府在未能认真审查事实、未能依法听证情形下，选择性的错误适用相关法条，作出了错误的驳回复议请求裁定。

因对不作为行为及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上诉人依法提起诉讼。这便是本案经过。

而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未经法定的质证、辩论程序，即在相关事实上进行了认定，作出了（2025）川0181行初73号行政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

 

一审未经开庭审理，却以“审理终结”自称，并认定报警行为“不属郫都公安分局职责范围”，不但严重背离司法精神，且因程序违法，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且故意背离法律原意而歪曲适用相关法条，违背了公平、诚信原则。因此，其裁定是恶意剥夺上诉人诉权的行为。

一、一审违反审判公开原则，对相关证据未能依法质证，因程序严重违法，致事实认定不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规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此是法庭审判之基本原则。否则，“经审理查明”即为无源之水。

《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明确：“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而未经法庭审理、质证，一审竟然堂而皇之地认定：“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31日...（见（2025）川0181行初73号行政裁定第二页最后一自然段）”

未开庭，何来“经审理查明”，纯属胡说八道。

同时，原告还有其他证据准备在庭审时提交。但是，一审却恶意剥夺了原告的举证权。

而且，一审未能告知上诉人权利义务、未告知举证期限，未能告知廉政监督事项，等等，同样是剥夺了上诉人相关诉权。

以上，可知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且认定事实不清。

二、恶意混淆“履责行为”与“事实认定”两者间的区别与联系。

是否是“赔偿问题”，是事实认定，要经过证据的展示。而讨要《受案回执》属办案程序，说明是否依法履行了职责。

只有通过证据证明当事人报警之事确实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才能认定相关办案单位出具以及不予出具《受案回执》行为合法与否。

未经庭审及法庭质证，即对相关事实进行认定，还冠以“经审理查明”不但违背了最基本的审判原则，还违背了自身职业道德。

三、行政复议的救济告知和一审判决冲突、矛盾。

本案被诉的“郫府复决[2025]167号行政复议决定”明确：“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不服复议决定可起诉，而一审法院认为此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此逻辑，既然一审法院的认定否定了郫都区人民政府在复议决定结尾的认定，那么，即可证明被上诉人的复议决定存在错误。因此，就应该按照上诉人的诉求撤销被上诉人郫府复决[2025]167号行政复议决定才对，而不是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四、本案涉嫌打击报复。

一审法院在受理上诉人行政诉讼案件后，曾于2025年6月30日给了上诉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告知该案由白艳雯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余德芬、王笠静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

此后，上述人又收到了一审法院7月21日作出的《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决定由冯惠惠担任审判长，和王缘园、马良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随后，又给上诉人发来了7月29日开庭的传票。

可是，在上诉人做好了相应应诉准备后，一审法院却又电话通知7月29日的开庭取消。

不明所以的上诉人在7月28日来到了一审法院，想询问一下取消原因并索要书面决定。同时，还想和法官商讨一下自己聘请朋友作为公民代理人的资格问题。

出来接待的有冯惠惠等三人。一个叫王瑶的自称法官的人声称再次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由自己任审判长，邓娟、冯惠惠为审判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并说已经电话通知了。且7月29日开庭取消不会给书面通知。

上诉人不解，认为电话通知的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告知是针对7月21日的告知，此其一；其二，以前变更是书面通知，为何现在又改为了电话通知，而书面通知的效力要远远高于不确定的电话通知的效力，并认定她们是滥权枉法，还涉嫌干预他人经办的案件。为此，就王瑶、邓娟非法干预他人办理案件行为向该院纪检进行了举报。

谁知，举报事项还未得到答复，驳回诉讼的裁定倒是先来了。

因此，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案完全涉嫌打击报复。

综上所述，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其“经审理查明”是未经开庭、未经法庭质证、未经法庭辩论而非法认定的，加之涉嫌打击报复，故剥夺上诉人诉权的裁定必然是错误的。

因一审拒绝裁判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违法裁定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云飞

2025年9月26日

附：

1、《行政上诉状》副本2份；

2、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3、《控告书》复印件1份；

4、《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传票》、《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通知书》复印件各1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