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汪精卫
miao
我非常喜欢作为一个人的汪精卫，他的身上有一种政治家甚至于一般人都很少见的品质--纯洁。他是一个十分纯真的人。这是我最看重的品质。但是提到他就不可能不提作为政治家的汪精卫，我想谈一点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想。以此来谢谢贴出贴子与珍贵的历史照片的朋友们。
其实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充分的研究根本没有展开。国内总是在汉奸不汉奸的问题上兜圈子，国外的研究也非常不连贯，通常只是集中在某一个细部，而且在这个研究中也常常为国内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所左右。大概在某些禁锢未解除前，真正客观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吧！
我觉得研究或曰认识汪精卫应该把他和中国整个的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中的人物联合起来考察。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真实的印象也不可能作出真实的评价。仅仅局限在他是不是汉奸上是很无聊的。因为若不放在历史的全部中去考察，单纯就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是没什么意义的，等于我们把自己的思想仍然局限于北宋与南明的阶段。
我认为汪精卫一生的政治道路是一个悲剧，是封建中国企图转型到西式的现代国家的最初的失败探索的一部分。他的悲剧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一代民主主义者的悲剧。为了理想，他们艰难苦斗，但也助其走入歧途，把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怪圈与恶循环中。最后在内忧外患中（其中有一些是他们自己亲手造成的），在对祖国前途的极度担忧中，他走上了他自己从前作梦也不会想到的路，但是他的牺牲并不能够使他的理想免于悲剧的命运，在他死后五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在中国建立西式共和国的理想归于破灭。对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来说，历史中断了。
我们完全可以责怪他们没有干得更好，因为这里的确有主观因素，但是处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内外环境中，把失败完全归咎于主观因素确实也有失公允，因为环境实在是太差了，比日本明治维新时差，比法国大革命时差，比美国建国时差，比英国的宪章运动时期差。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妄自尊大，麻木不仁，最后耗尽了导致顺利走上变革的机会与时间，这其中首先的开启者是道光皇帝，最恶劣者是慈禧太后。当中国企图开始制度的变革时，中国周围已是虎狼环伺，而整个世界开始了巨大的思想与社会动荡，这股巨流将中国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自己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对这样的人物绝不是用一句是汉奸或不是汉奸就可以概括的,这样做是对他的污辱,但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污辱,是对我们的智慧不可容忍的污辱。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此优秀的人物，拥有非凡天才的优秀人物（这样的人物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批）最后为什么以悲剧收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其实在中国，对于从戊戌变法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灭（再往后可延至一九五七年反右）这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抱有基本上一致的民主信仰的几代人都没得到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他们的分歧，他们选择的策略与道路，他们最后的命运，他们内在信仰上的弱点等等，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考量与分析。这有待于历史家再进一步深入的发掘了。我相信这对中国的未来绝不是没有好处的。在这里我想做个粗浅的对比，汉奸汪精卫与爱国者胡适有什么真正根本的区别吗？他们不过是对前途可能的变化方向发生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分歧罢了。当时的情况说必胜的信心也许有，但必胜的把握谁也没有。他与胡适的共同点大概比胡适与蒋，胡适与毛都多。从当时的情况看，胡适骂汪精卫也许完全可以，但是国民党骂他完全没有资格。特别是今天有些人从国民党的立场上骂汪精卫我觉得是很可笑的。
总之我觉得现在的许多认识是在研究根本没有深入展开的情况下得出的模糊不明的印象。而且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人物评价问题，的确十分吃力，这些人中没有一个的形象是完全正面的。这也许是中国的宿命吧！也是现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作者： 吃猫粮者 2005-1-8 21:28
miao
但是这样的历史观带动着我们民族情绪，谁人知道是福是祸？究竟会把国人引向何处。
现在评价汪精卫需要极大勇气。可真不知道汪精卫当初出走的勇气多大。
作者： 戴刀行走 2005-1-10 14:44
miao
1、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正如胡兰成所言，抗战是中国的，和平运动也是中国的。汪精卫自己也说过，沦陷区亦是中国的土地。对于抗战，当然用不着辩护，因为抗战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对于和平运动，其实也应象抗战一样是用不着辩护的，但又不能不辩护。因为即使在同情和平运动的人们中，也有人坚持认为和平应该有一条线，越过了这条线，那就不是和平而是投降了。不过这条线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没人能说得清楚的。因为这条线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它的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对于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小国来说，选择投降以避免其人民遭受更大的杀戮，是完全的正道。对于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大国，是不可能选择投降的，至少在20世纪是再不可能的。日本也灭亡不了中国的，日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日本若是能灭亡中国，她就不需要和平运动了。正因为日本灭亡不了中国，正因为中国决无选择投降的可能，这才是和平运动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也战胜不了日本的，中国的政治家们也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中国若是能单独战胜日本，那中国决不会出现“汉奸”。因此，和平运动不是投降的产物，恰恰是不投降的产物。
2、一般人热中于寻找和平运动的这条线在什么地方，却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抗战阵营中存不存在这样一条线？蒋介石在抗日的大义之下决黄河、焚长沙，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对于日军却毫发无损，这样的做法有越没越出这条线呢？地方实力派祭起抗日大旗，暗中却奉行“自保第一，抗日第二”的方针，又有越没越出这条线？共产党假抗日以自存，至假抗日以自肥，更有越没越出这条线？仿佛只要贴上了“抗日”的标签，不管实际上想了什么与做了什么，就都是高尚的与不受谴责的。如果非要按照这种思维，汪精卫又何尝不可以给自己贴上“抗日”的标签？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也不能这样做，倒是日本人给他贴了一个“和平抗日”的标签。
3、蒋介石方面对汪伪政府，有着两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怕，怕汪精卫成功了取自己而代之，所以拼命要骂，要反对。一方面却也希望沦陷区能有个傀儡政权，特别是这个傀儡政权还是国民党“自己人”。因为如果有个国民党系的傀儡政权在沦陷区，到时候日本一败，无疑可以起到“守土”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重庆与南京之间的“勾结”，早在日本战败之前就已开始。连周佛海出任伪上海市长一职，也是经过重庆方面批准的。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汪伪政府的“和平救国军”立马就成了“先遣军”，汪伪海军部长任援道被委座任命为总司令，周佛海则负责指挥“上海行动总队”。不过，蒋介石对这些“汉奸”采取的是用完了就杀的办法，这一点还不及共产党，共产党是用完了还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再杀。
作者： 魔由心生 2005-1-13 18:34
miao
我认为观察汪精卫应从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角度着眼，同样的观察国民党也应当是这样。我不赞同国民党的党化理论与实践，事实证明有限民主论最后导致的不是全面民主而是独裁甚至是变本加厉的独裁。虽然自由民主并不能一定避免当时中国的混乱，但是独裁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而不是减轻了它，使它向正常局面过渡的概率更加少了。在这里先抛开国民党的理论和在抗战之前的作为不谈，单纯谈谈抗日问题。我始终认为国民党真的是没资格骂汪精卫的，很大程度上汪精卫就是因为太爱国民党太爱他亲身参与创建的这个“中国民国”，才去做他们口中的“汉奸”的。
汪精卫只不过是国民党中反对中日战争，认为战争爆发必将危及到中华民国生存的一派而已。他与所谓的抗战派不过是政策或曰策略的分歧罢了。跟着他的很多人，比如周佛海、梅思平，都十分明确地表达过自己这种观点，这的确不是用投机可以解释的，其中梅思平在法庭上跟检查官也是这样坦白承认的。
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事实上抗日派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拖，说好听点就是持久战。我觉得汪精卫以他的政治经验比别人更多地关注了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也许拖得起，但是国民党却是拖不起的。因为在连绵不绝的战争中，国民党的控制能力肯定力不从心，各种政治势力都有可能取而代之，在遥远的战后，谁能控制中国，谁也无法预料。事实上战争才打了两年，在沦陷区老北洋政府的人就蠢蠢欲动，而共产党从来也没打算让国民党控制自己，从它跟蒋开始合作的那一天条件就是自己保持军队。战前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这个平衡稍有风吹草动就要被打破，汪精卫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他才在战前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的爆发，战争爆发后，他自然地开始千方百计地准备尽早结束战争，因为他心里明白，国民党要是在战争中被拖垮了，中国的局势要是给拖崩溃了，那么他的中华民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他更了解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能力。他是认为国际形势并不乐观，他没有估计到后来美国因素的变化，但是对国内情况和战争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他确实比许多人看得更深些。有人认为他是个软弱愚蠢的政治家，我与这些人的看法正相反，我认为他是个很精明的政治家（政治的精明决不是会弄权术，而是知道什么东西影响自己的根本目的），他心中比当时国民党的其它人清楚，他知道什么对自己的政治目的来说是生死存亡的东西。正因为他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那么义无反顾，拼死拼活。他为国民党为了他的中华民国可谓是苦心孤诣了。
这种政策的分歧，对形势的判断，我以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正确与否只有用实行来检验了。所以我认为他的出走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到了沦陷区后，他看到日本的背信弃义，经过仔细的考量，他退而求其次，还是认为留在沦陷区更有用，一是可以多少帮一下沦陷区的老百姓，他自己当时也跟友人说能做多少做多少，二来他认为有自己在这里，对局面未来的转圜有好处，等待日本方面形势与态度发生变化。归根到底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真正扭转了全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知道自己陷到套子里去了，这时他只能一方面与日本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准备万一太平洋战争美国没有击败日本，怎么给中国留个后手。他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的，临死也是带着深深的忧虑，倒不是忧虑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忧虑中国的前途。他是失败了，但是抗战派怎么也不能说是成功的，这种胜利也许称得上是中国的胜利，但千真万确，不是国民党的胜利，也不是中华民国的胜利。从抗战最后的结果看，以国民党的全面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以中华民国的灭亡而收场。抗战是现代中国真正的拐点。
在今天的中国，因种种原因，有人就抗战论抗战，不愿或不敢把这前后的事实联系起来考虑，而事实又怎么割得断呢，前因又怎么会不导致后果呢？！有的人把蒋吹捧成民族英雄，简直可笑，他抗战前的行为且不谈，如果他们认为蒋抗战对，那么抗战必然搞成那种复杂的政治局面，而他们又觉得那个结局不好，如此又怎么来痛骂他们眼中的那个大汉奸呢？这本来就是两难的选择，想两头讨好，便宜没有都让你占的。
我从来就没觉得罗斯福之类的有多么伟大，因为对完全有实力的强者来说，行事是相对容易的，一些错误可以为实力的优势所弥补，强者总是自主性大些，对环境的控制强些，时间相对充裕些，可以选择的策略多些，但对于弱者就不是这样，他们可供选择的空间很小，时间总是间不容发转瞬即逝，依赖性很强，外界的环境稍有变动就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在局势十分混沌的情况下，一个小的变动就可能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当时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条件下的政治家才是最难的，费尽心力而结果仍是不能自己掌控的。我明白了这个才真正理解了汪精卫为什么那么不愿中日的全面战争爆发，因为一旦打起来，局面就处于失控状态了,再想收拾都很难。事实证明不论国民党选什么，它已经处于被动之中了。如果让汪选择，他的上上策一定是1937年不要打起来。
汪精卫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有罪的，因为脱离合法政府另开政府不是罪吗，为敌人提供物资不是罪吗，在沦陷区老百姓到底得到多少好处也是争论不休，而且即便如他所愿中日议和了，那么局面就控制得住，对中国就有好处吗，很难说。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当时应该怎么办呢？在混沌的条件下，一个政治家不也只有去探索可能性吗？这种罪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呢？我的确难以回答。而且怎样评价一个政治家呢？同样难以回答。
作者： 吃猫粮者 2005-1-14 23:49
miao
就象不能孤立评价蒋先生一样。
可能蒋公有种种问题，但是作为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在主持一个局面，他是代表，他是抗战主流力量，他没有投降。他至少维系了我们民族的最低尊严。说他抗日领袖没什么问题。就是韦小宝在那个位置也是这样。
汪精卫尽可以说他才情横溢，志当高远，品质纯洁......但是放到日本战败，中国光复（不知是否应该称战胜）这样一个结局给汪精卫汉奸待遇情理之中吧。简单说，汪伪政权清剿过抗日力量吧？为什么？汉奸总得有个首领吧。一旦把汪精卫摘出来，可能日本人也会糊涂了。
汪精卫作为政治家他其实知道成与败，进与退，荣与辱。他知道结果的。他就是一个牺牲，祭在那里吧，不冤。
其实考问动机有用吗？大家只关心客观结果。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发掘一些接近真实的东西，应该客观点就好，不让大家非左即右，不在神坛就在地狱。
但是现在说他伟大就过分了。没有是非观念了。
作者： 戴刀行走 2005-1-15 11:46
miao
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我认为，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骤然升级的中日间大规模军事冲突并不是一个长期阴谋的结果，换句话说，并不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的所谓“国策”的必然结果。它只是日本右翼军人在日本国内右翼战争气氛的鼓动下贸然采取的非理性冒险行动。当然，在日本的右翼军人和部分政治家看来，这种行动有着充分的依据：1、自从国民党政权建立以来，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级，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又是针对日本的，在这种反日情绪的笼罩下，大规模的排日事件时有发生，日本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无理”侵害，所以日本应该奋起“自卫”。这样，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逻辑中，侵华战争竟然成了一种“自卫”！他们丝毫也不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日本而不是其他国家？即便中国国内的排日事件有时确有过激之嫌，又为什么会有这种过激？为什么在中国国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日本的极端不信任和厌恶乃至痛恨的情绪？我不敢说中国方面没有丝毫的责任，但绝大部分责任毫无疑问在日本方面。如果不向前追溯得更早的话，民初“二十一条”也无疑是中日感情恶转的起点。如果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的反日民族主义有些不可理喻的狂热，那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反华民族主义的狂热也同样不可理喻。正是在这种互不谅解的气氛之下，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有识之士所做的希冀修复两国关系的一切努力全都化为泡影，中日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尤其日本右翼军人以坚决反共而著称，他们向视苏联为最大的威胁，而卒不免于同中国开战，俟同中国开战之后，又提出“共同防共”的主张，而卒不免于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日本军国主义的愚蠢至极，于此可见一斑。2、日本右翼军人视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反日民族主义的象征，必欲去之而后快；同时又认为国民党政权仅系一腐败军阀，三月内可灭亡之。于是贸贸然开战，孰料竟铸成大错！不过由此亦可知，日本侵华之目的，不在灭亡中国，而在打垮以国民党为首的中国的抗日力量，并与所谓“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中国人士携手，建立新的亲日的中央政府，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对日亲善的国家。日本一开始目国民党为抗战中国的象征，又过于低估国民党的力量，企图在迅速打垮国民党政权后，扶植北洋时代的残余势力来建立所谓的“新中国政府”。华北沦陷后的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和东南沦陷后的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不过，日本很快就发现，国民党政权比预想中的要顽强得多，远非三个月可以消灭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线的拉长，日本愈有泥足深陷之感，加上王克敏、梁鸿志等北洋系势力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同国民党进行和谈。到这时候日本才明白，要“解决中国事变”，还得依靠与国民党的合作。日本起初当然是属望于蒋介石，后来发现蒋“不明了帝国的真意”，没有“诚意”，遂草率地把蒋定位为顽固的抗日分子，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头号元老汪精卫的身上，这便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背景。3、日本虽无灭亡中国之心，却有控制中国之意。换句话说，日本设想中的在打垮中国抗日力量之后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决不是对等的。这从日本在华北和东南建立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的性质即可得知。这两个政府是地地道道的傀儡政府，虽然王克敏等人也决不对日本侵略军俯首听命，但还是无法改变其政权的傀儡性质。日本国内（包括军方）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以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事变”，才是真正符合日本的利益。无奈绝大多数军人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决不要中国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他们认为，如果那样做的话，那这场战争岂不是白打了？于是在日本右翼军人的骄纵之下，原先对汪精卫的许诺也中途变卦，汪的“和平运动”也因此而大打折扣。这种情况，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采取对华“新政策”后才有所改变。“新政策”确实大大提升了南京政府的自主性，屈辱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废除了，华北的独立状态开始有所改变了，日本也减少对南京政府的干预了，连租界和治外法权也交还中国了，无奈为时已晚，且其仅是日本的自救之计，汪精卫的一片苦心，最终竟葬送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冥顽不灵！
如果不了解以上背景，就不能明白为什么说南京政府并不是日本推行亡华政策的工具。以是日本为南京政府的存在付出代价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日本也想要和平，尽管日本想要的不是对等的和平，但既然要和平，就得付出一定代价。
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和平运动的产物，而和平运动实际上是日本灭亡不了中国、中国也战胜不了日本的产物。和平运动既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可以说，中日两国献身和平的人士都是胸襟博大、具有远见卓识的。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和平运动搞得并不是那么有声有色，甚至于不免被某些人看做是一出卖国丑剧；而献身这一运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竟不约而同地被各自的同胞目为软骨头、卖国贼。
最近几天翻阅《周佛海日记》，知南京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全面和平，即致力于促成日蒋和谈。只要全面和平能够实现，南京政府的去留是不成问题的。周佛海并言及汪精卫对此事的热心“殊出意外”。当然，由于南京政府自身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附于日本而存在，“日方觉悟者不多，而军人尤甚，又何怪蒋之主张长期抗战？”不过，从南京一班人在这一时期的努力方向来看，他们极力促成全面和平，当然不是为了向重庆劝降，而是实实在在认为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从抗战造成的后果来看，我认为南京一班人的主张不错，错的是日本的不悟，导致正确的主张不能见诸有效的实行，卒至战乱连绵而共党坐大，终为双输之局。日本输了，风云际会间还换来一个自由民主与复兴，中国“赢”了，却“迎”来了赤化，最终是大输。
说到“汉奸”，最反感有些人说“中国是汉奸的国度”。中国人是有奴性，但对历史的反省和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亦不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有人甚至说“抗战打了八年，就是因为汉奸太多”，这是压根儿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句屁话，竟被不少人引为至理名言。在我看来，说这话的人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涂屎，是无中生有的自取其辱。
“汉奸”也许要分“大”、“小”两类。汪精卫等几位首要当属“大汉奸”。“大汉奸”没有一个是卖国求荣的，没有一个不是忍泪登台而后又从容赴死的。梅思平在临刑前写给子女的一幅字，上书“努力读书，忠贞报国”，看后令人感慨万千，几至酸鼻。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竟成为被千人唾骂、万人调侃的对象，能无悲乎？“汉奸”一词本具有十分强烈的道德批判意味，用在这些人身上实在是颠倒了黑白。至于千千万万的小“汉奸”们，或迫于生计，或出于无奈，也不是不可以理解。身处沦陷区的人们，失却了国家的保护，无可奈何之中选择同占领者合作，胜利归来后的国家，不引咎自罪，反滥施淫威，未免过于骄纵和荒唐！对于那些通过和平以发国难财的真正汉奸，当然应该批判，但对于那些通过抗战以发国难财的“抗日英雄”们，又应不应该批判呢？他们又是不是汉奸呢？
我不同意通过骂“汉奸”来培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这样来培养的，以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只能是虚假的爱国主义，不会有任何的力量，因为它不是扎根于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之中。靠谎言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谎言。如果中国人能够了解到汪精卫那一干人是如何忍辱负重，如何苦心孤诣替国家打算，那么我想他们一定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自己的国家还曾经出现过这么了不起的人。中国的历史教育，包括国民党的历史教育，无端培养学生的仇恨心理，无助于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历史教育中其实没有丝毫的反省，也没有任何够得上批判水准的东西，有的只是欺骗、漫骂与仇恨。这种历史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以不耻为可耻，以可耻为不耻，那才是民族的悲哀。
另外，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应该尽量避免刻意丑化或刻意美化汪精卫，这倒不是提倡价值中立，完全避开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但最好不要下那种赤裸裸的价值判断，甚至为了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而处心积虑地去剪裁史料，将论文变为颂词。这一点，西方学者确实做得更好。我看他们的一些文章，虽然隐含着同情汪的倾向，但完全不在是不是“汉奸”这一点上纠缠不休。如《汪精卫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清乡、新国民运动和大东亚战争》、《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国民党中国的延续和断裂》、《在意识形态真空里建国：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1945年》、《汪精卫政权到底有多少专制？1940——1945年的宣传与检查》，从这些论文的题目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当作一个对象来认真观察和客观评估，而对于这个对象本身并不预设好坏忠奸之辩。
miao
我认为研究历史教育后代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真实，将全部的真相告诉后代，没有丝毫的为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剪裁和隐瞒。这才是真正对后代负责任，这才是对后代真正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判断力。几代中国人严格地说来都是在遮遮掩掩中成长起来的，这丝毫没有使我们变得思想多么纯洁，勇气无比，相反，它降低了全民族的思维水平，使我们变得愚昧无知，严重影响我们的未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把自己与后代都教育成标准的“爱国主义者”，那么当我们将来必须面临某种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只有用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来解决，除了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一个人格的分裂者别无他法。这是有助于我们自己还是有助于国家？这样才真正是培养寡廉鲜耻的人。人们总是说历史是公正的，其真正的内涵是——后代是公正的。他们有自己的脑子，他们会进行自己的判断，我绝不相信，用真相教育出来的人，独立思考的人，最后将背叛祖国。相反，那些用剪裁和灌输教育出来的人却往往陷祖国于危机而不自知。还有我认为中国人要真正搞清一个问题，什么是背叛祖国？如果说对外敌妥协是背叛祖国大家都毫无疑义，那么我认为亲手将祖国搞到野蛮与混乱之中是对祖国最深沉的背叛，叛国罪不足以用作对它的形容。
作者： 吃猫粮者 2005-1-17 21:28
miao
日本在有能力向亚洲大陆伸手那一天开始，它心里就未尝不想吞并或至少是割裂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身边，它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或曰威胁感。但另一方面，它在理智上又明白它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存在，那它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中国却又偏偏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这自然刺激了它的野心。中日文化相近，它觉得它比西方更有本钱去占这个便宜。但与此同时，日本在世界上又有一种孤立之感，因为它是世界强国中唯一的东方国家，西方列强经常不带它玩，不承认它的地位，它心中难免有一种愤恨之情（这也刺激它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也想在自己的文化圈中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谁？只能是中国。这样日本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所以它的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之中，它说它尊重中国的主权时是三心二意，因为它一直想控制中国，但它也并非想完全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它既想守住自己从中国得到的既得利益，想让中国承认这一点，但又未尝不想和中国作朋友。这种三心二意我认为是日本心理的实态。
在中日战争爆发时情况也是这样，它并没有想到一场小小的事变会演化成长达八年的战争，从它对战争所做准备并不充分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战争一旦爆发到底如何收场的迟疑不决更表明了它的准备不足，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明确的目的时，怎会产生明确的行动呢！但是它这种没有态度的态度三心二意的态度对中国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因为怎么判断解读它的意图？怎么采取行动？它看似要灭亡中国，但时不时又发个和平宣言，军事上又不进行全面的动员。它看似要讲和平，却又死乞白赖不撤兵。这只能意味着战争的长期化。这就是汪精卫行动时的背景。
我觉得从汪精卫出走，而日本又给出苛刻的条件那一天开始就决定了中日战争已经不可能在短期之内以和平的方式收场了。日本人解释说他们想把有利的和平条件给蒋不给汪，我认为这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托辞。如果当时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觉察出事态的严重性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么在行动上他至少会给汪一些明确的有利条件，作出一个明确的示范与信号，这样对它与蒋的全面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自己可以迅速下台阶和抽身。它没有这样做只说明其内部是多么地没有定见和不统一。试想若汪精卫不出走，以它这种态度它会给出蒋可以有面子结束战争的有利条件吗？根本不可能。中日战争长期拖下去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我认为汪精卫不是所谓和平的障碍。总之战争一旦开始，就向着长期化的方向自发地走下去了。如果日本没有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么最后它还是有时间逐步地结束战争，因为它的三心二意只能在时间中拖出一个最后意见，汪蒋最后还是得合流。而它一旦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没人给它时间拖出意见了。但中国局势的糜烂却只是个程度问题。
针对日本的这种态度，当时中国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汪精卫战前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跟它拖着，跟它耗着，跟它粘着，尽量争取时间。因为它毕竟没有在行动上完全灭亡中国的企图。那我也不去主动挑起来战争。在这里我想谈我对蒋的所谓战略的看法。蒋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把希望放在中国独立的战争上，这从他一开始在上海而不是在华北与日本开始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高宗武曾经分析过蒋的企图，日本人也分析过，他们都分析正确——“蒋先生不是以比汪先生的设想庞大得多的设想进行着长期抗战吗？只要能诱发日、美战争，中国最后就会成为战胜国。一旦取胜，以后对国内的共产党的讨伐就好办了。我们过去几次讨伐都成功了。但是汪先生却不这样看。只要蒋先生这样客气地对待共产党，以后不消两三年时间，共产党的势力就会不断地壮大，难以控制。”这的确就是他心中的设想。所以他才会冒险进行战争。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这种做法，并不那么值得赞赏，这等于把自己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不可控的外部力量，自己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力。而自己的政治对手一下子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事实上蒋后来的受制于美国与苏联承认很多他并不想承认的后果做很多他并不想做的事，就是他这种策略的代价。我认为蒋是个耍阴谋诡计的大师，但是却是一个二流的政治家，坚持正确的国策并不是他的特长，保权欲是他最在乎的东西，且不说政治理想，就是政治目的有时都被挤到一边去了。还有战后形势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蒋在该灵活时不灵活，战后应该千方百计至少在几年内避免战争，以中国当时的情况消灭共产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了。还有他在沦陷区的作法同样体现了他并不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还有战前他的独裁对中国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中国当时的情况的确很难，但蒋的处理绝对不是好的。
最后回过头来再谈日本，不管是战争的拖延还是和平的不成，日本都要负完全的无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当时的日本人没有真正理解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痛苦与严重后果。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今天的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到今天都与它一个世纪前没什么两样而且同样没有理解这场战争对中国甚至对亚洲的意义。
作者： 吃猫粮者 2005-1-17 23:10
miao
大家的思想是被引导的，受各种因素引领的。价值观是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灌输实现的。是要告诉大家真相，同时告诉他们结论；还要告诉他们之所以这样结论的理由。我们不能奢求公平，没有公平的，除非理想社会。政治家都要靠手段生存的，达到了目的者就是成者，他有机会为自己行为做各种解释，反之无论出发点如何对结果影响有限。张自忠又是一例。
两位不知对当今日本是否了解。我们目前在妖魔化日本吗？即使他们就是妖魔，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妖魔吗？到日本吧看了一眼，气儿都不敢出。看过林思云的东西，介绍了一些日本，并且偏重政治，鲜有经济、文化。但是感觉他好像立场有点问题，还没有仔细理一下。日本人的严谨，规章体系是很先进的，重数据，重统计......人家先进总有原因吧。
作者： 戴刀行走 2005-1-18 11:56
miao
其实，借助外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会付出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代价。中国的胜利只是表面的，仅仅是披上了一件“战胜国”的外衣而已，而实质则是国家的分裂，并为苏联的介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中国的抗日战争本来是整合国内政治力量的一个契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汪精卫所做的，恰恰是要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结束战争。这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在与日本的对抗中处于劣势，且被战争打得七零八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力量。中国的力量或许不足以取得一种对等的和平，但也决不至于接受一种亡国的和平。现在人们骂汪精卫，骂他头脑不清，误判了形势。其实，中国根本不用等到希冀中的日美开战，而恰恰应该在此之前设法与日本和平。“以拖待变”是极险的一着，因为这个“变”不仅是国际形势在变，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变。假设日美不开战，中国也不可能一直“拖”下去的，最终还是会与日本弄出一个和平的局面来，这个局面未必比“战胜”更坏。当然，这种假设也可说是毫无意义，因为假设就意味着改变某些前提，而这些前提乃是历史的存在。但是，假设却可以给后来人以启迪，给政治家以启迪。历史说到底是由人来创造的，高明的政治家完全有能力在复杂而微妙的政治旋涡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毛泽东不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吗？蒋介石一直采取被动姿态，而被动是不可能创造历史的，历史属于主动者。毛泽东和汪精卫都是主动进取的，虽然一成一败。汪精卫或许比我们想的还要博大，还要高远，他或许就是想开创一种新局，而不仅仅是委曲求全。胡兰成说汪精卫把“和平”、“反共”与“建国”联系起来实在是他的广大。无奈汪精卫个人的力量太小了，他所能凭藉和利用的资源实在有限，他在那种“日本不悟、重庆不谅”（胡兰成语）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向失败，我想这确实不能怪他个人。他如果留在重庆什么都不做，或者跟着别人一起呼喊抗战口号，这当然可以保全“晚节”，但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历史的价值。现在很多同情汪精卫的人对他的离渝感到惋惜，我却认为如果他不离渝那才值得惋惜，他的离渝再一次证明了他就是那个衔石欲填东海的汪精卫，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汪精卫，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如果不离渝，那他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他的离渝彻底成就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汪精卫，他人生的最后那几年才是他的颠峰。
miao
蒋最后是成了还是败了？如果就战争表面的胜负上看，日本在美国军舰上签投降书而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的那一天这个答案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对美国和日本来说这都是最终结果，但是对中国来说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等上四年再说。对中国来说抗战的真正结果是中华民国的覆灭和共产中国的诞生。蒋介石的政治目的明显不是这个，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好的结果也不是这个。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结果对他来说是全面彻底的失败。这恰恰证明了对未来有远见的是汪精卫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丢掉的是最根本的政治目标。
至于说到历史结论，我认为针对完全相同的事实，由于后来历史的发展与历史观的改变，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是由每一代人用自己的脑子根据事实独自作出的，即便先辈灌输了一个结论或理论，后人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接受还是抛弃。价值观不是被灌输进去的，若是也是表面上是，它真正是靠历史上千回百转的探索和无数的血泪而凝成的，其中也深深包含着我们自己的切肤之痛或亲身经历。相反，一种被灌输进去的所谓价值观一旦在现实中碰壁，则立刻土崩瓦解。如果先辈既告知全部事实，也告知依什么作出的结论，同时允许我们来质疑其结论甚至其结论的前提，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灌输绝不是这样的。的确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公平存在，但永远有更加的公平存在。
至于说到汪精卫，我个人认为正是事实证明他不是在胡说八道，正是事实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如果事实是中华民国不仅生存下去了，而且还活得挺好，那么也许可以说他情有可原，但是水平能力问题多多。但是正是事实证明，他是个精明的政治家。汪精卫是失败了，但是与他抱着相同或相似理想的那一代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谈到这些近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完全可以客观地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策略，来进行纯粹客观的分析。但是涉及到评价问题，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而且历史上的事情最终是什么样的意义也只有在一个长程中才能看出来。在现在的中国，不仅是诸多禁忌还未解除，而且中国从十九世纪就开始的建立现代制度的历程还远未结束。对中国这段历史的研究还未真正开始，对汪精卫的研究同样如此。而从前对他包括其它历史人物下的所谓结论，是不是真正的结论还很难说。
现在由于个人历史观不同，对他的结论见仁见智。
我还想就汪精卫补充两句，说起汪精卫与现代政治人物的比较，有朋友认为汪精卫与周恩来相似，抛开政治理想的评估不谈，我倒是觉得他和毛泽东有一比。比什么？比他们对自己政治目的的明确认识，比他们敢于实行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要是把毛泽东放在当时蒋介石的位子上，他才不会像蒋那么干呢。再联想一下，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可以理解一流的策略家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假设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恰恰相反，历史要是没有假设没有对比就失去了评判的依据，物理学上的一切概念都是相对的，否则根本不可能有度量。对历史的分析有时象是棋手在复盘，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学到些什么，更清楚地认识些什么，也才能评价些什么。具体到中国现代史，我认为其真正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只要不爆发全面战争，对国民党而言局面就是可控的，但一旦战争全面爆发，而且蒋以一种极为愚蠢的方式使之在自己的腹地而不是在华北爆发，丧失了一切转圜的余地，当战争中的民族情绪一旦被挑起来，一旦可以为政治对手所利用，那么再想和平都极为困难。不管是战争与和平，局面都要拖下去了。汪精卫所作的，只不过是尽量弥补这个后果罢了。事实上无论怎样弥补，国民党已经被动了。
顺便说一下汪精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汪与日谈和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他头脑中设想的远东的政治局面是中日美三方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作为一个三角，不过份地削弱任何一方，达成一个区域的平衡，可以共同防共也可以将老帝国主义的势力赶出亚洲。他与日本打交道不应完全看作是欺骗或利用，有他更深的目的在。所以他到死都不主张过份削弱日本，形成一个两极世界。从亚洲的利益来说，两极世界中亚洲总是扮演吃亏的那一方的。中国在近代以来不仅国内的变革屡屡受挫，而且似乎在国际上也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放眼望去几无朋友，我觉得这与中国总是想利用别人总是想权宜之计而没有真正建立一个明确的外交方针有关。有人以丘吉尔的话为自己作注脚，但看看英国自己，它从来有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石。没有这个基石，谈什么利用不利用？最后不过是盲人瞎马，把自己领到自己也想不到的地方去罢了。
作者： 吃猫粮者 2005-1-21 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