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汪精卫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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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其它论坛上与人讨论时的贴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贴在这里，仍按原贴的样子，顺序贴出，并注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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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相信汪精卫是为了和蒋介石争权才“投靠”日本的。窃以为这种说法不足取，理由如下：

众所周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一对夙敌，但这并不能用来解释汪精卫的所有作为。历史上有些政治人物为了理想、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是不惜牺牲政治生命的。汪精卫为什么不可以是这样的人？他的历史和人格都说明，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期间他心甘情愿地替蒋介石背黑锅，默默承受着国人的唾骂而决无半句怨言。当然，说汪精卫替蒋介石背黑锅也许过了头，因为国民党毕竟是汪、蒋二人共同负责的。不过，这一次的汪、蒋合作，可以说在汪精卫方面是竭尽诚意的，而在蒋介石方面就不然了。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确实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曾劝他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可见，在国难当头之际，汪精卫早已抛开个人恩怨而置荣辱毁誉于不顾，抱着“跳火坑”的精神，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呢，一时心血来潮也会在私下里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但他一到公开场合，又不肯说一两句这样的良心话了。

另外，汪精卫一开始只想促成国民党中央改变对日政策，并无另立门户的打算。直到这种想法变得明显无望的时候，他才决定跳出来单干。汪精卫在离渝前夕，还与蒋介石作过一次长谈，席间仍极力敦促蒋介石同日本谈和。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后，方才下定最后之决心。有人说这是由于汪精卫还是惧怕当汉奸，但这不正说明汪精卫的动机在于“和”而非在于“权”吗？汪精卫一门心思都在这个“和”字上，只要能“和”，由谁来唱主角他是不在乎的。

汪精卫是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物呢？以他早年的言行来看，似乎不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后谢绝了一切官职，偕新婚妻子陈璧君远赴法国留学。行前曾致函孙中山，说“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1913年1月2日，袁世凯授其勋二位，汪精卫坚辞不受，他说：“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

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在一生中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何况那时的汪精卫已进入而立之年了，真要追逐权势，他是有足够政治资本的。当然，汪精卫后来终于还是成了一名“政客”（“政客”一词用在汪精卫身上太不合适）。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斗争，我认为并不就能说明他热中权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系后起之辈，论资历，比汪精卫差得太远，汪精卫有什么理由要屈居蒋介石之下呢？这恰恰只能说明是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热中权位。何况蒋介石以极端独裁手段治党，召开“钦定”的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人望尽失。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抛开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谈，在政治上不能不说具有合理性。汪精卫的失败，在于他对蒋介石退让太多，不该退让的时候也一味退让，以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老蒋的独裁，都是老汪一手做成的”。

汪精卫毕竟是书生，一辈子摆脱不了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胡适说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当烈士与当汉奸，二者对汪精卫来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当烈士还容易些，当汉奸更难，汉奸不是人人都能当，更非人人都敢当。汪精卫的一生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个人格分裂的汪精卫，在敌占区南京做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依旧是当年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抛开政治行为不论，汪精卫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人物，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里，即使不说独一无二，也真是难得一见。

汪精卫喜过简单生活的清教徒本性终身不改，他与陈璧君之间的爱情几十年如一日，至死未渝。凡看过陈璧君照片的人几乎都不敢相信她就是汪精卫夫人，更不敢相信汪精卫一生就她一个女人，因为她长得实在太丑了。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写道：“汪精卫的功罪是非，尽管盖棺论定，且已尸骨成灰，但是他私生活的严肃，不但在近代政权领袖中，很少象他这样的人，即号称革命导师者，亦恐未必能如汪氏之终身不为物欲所蔽。”而“除了汪氏以外，汪政权中其他诸人，十九纵情声色。”我以为金雄白这段话说错了两点，第一，大凡革命导师，在私生活上多狂放不羁，列宁、孙中山、毛泽东之流，莫不如此；第二，汪精卫对陈璧君，早已超出“私生活的严肃”这样的范畴，由患难相从结成的忠贞爱情和战斗情谊，使汪精卫除了陈璧君外，不做第二人想。换句话说，汪精卫对陈璧君以外的其他女人压根就没有任何兴趣，可能连想都不会去想。这就是汪精卫的过人之处，在男人中，他真算得一个异类，而他与陈璧君之间的爱情，亦堪称近现代中国最伟大最经典的爱情之一。有人曾半开玩笑似地说：汪精卫连一个黄脸婆都不肯背弃，他会背弃国家民族吗？

可笑的是，就因为汪精卫后来做了“汉奸”，后世的好事之徒竟杜撰出许多他的“绯闻”来。仿佛“汉奸”的人品一定是下作的，对爱情一定是不忠的，私生活一定是不检点的。而“革命导师”的风流，也成了浪漫；孙中山的老牛吃嫩草（请原谅我这么说），也成了敢于向旧礼教挑战。

日本人对汪精卫是相当尊敬的。如果承认“日本人只敬重强者”这种说法，那么汪精卫在日本人眼中也无疑是一个强者。

汪伪时期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注：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汉奸”文人胡兰成更有一段精彩文字：“但汪先生还是保持他的尊严，无论外对日本，内对各派，他若说不可，便日本军人亦要避他三舍，便周佛海亦还是畏惧的。汪先生到底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人物，北伐当年他就做过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现在亦仍是那样火杂杂的人格，他的其实是大人的尊严，只觉他真是有地位的，这种地位倒不是做了主席就能有。”

1944年汪精卫病重，赴日医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此专门抽调了全日本一流的医学权威，组成汪精卫医疗小组。参加医疗小组的一名日本医生在战后回忆道，汪精卫在整个治疗期间一直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但即使痛得大汗淋漓，也未闻呻吟过一声；他对照料他的医护人员，总是彬彬有礼，频频致以谢忱，而决没有半句感谢日本政府的话。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日本现任首相、两位前任首相、内阁各大臣及其他军政界要员专程赶赴名古屋，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以下为当时政府公报：

是日（注：1944年11月12日）晨六时起，名古屋帝大医院特别病室中，即挤满了日方文武长官。上午七时二十分，驻日大使蔡培首先进入灵堂。七时四十分由侍从武官凌启荣捧持日皇敬赠之菊花颈饰，引导出室，继即以国旗掩盖灵榇。于汪夫人等随侍下，移至灵车。八时正，于日本胜治、斋藤、名仓、高木、黑川五医博士，及医院全体人员垂首恭送中，灵车缓缓开出，汪夫人及家居亲友亦分别登入汽车。八时七分，一般交通均行断绝，先导车前行，随后为灵车、家属车，其后为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及侍从官蔡培大使扈从车，再后为日本小矶首相、重光大东亚相、石渡藏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大将、陆军次官柴山中将，及以次文武长官等数百人之随送车辆。九时五分，灵车驶抵飞机场，早有大队恭送者垂首行最敬礼，随即由日本海陆军代表、汪夫人、孝子汪文悌扶灵安放在座驾机“海鹣号”上。机声轰轰作响之时，日本小矶首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前首相及各大臣，均恭行九十度之最敬礼。座驾机缓缓上升，随行护送机两架，亦一齐开动，于空中作一大回旋后，向南京飞去，时为上午九时十二分。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为汪精卫“翻案”。我对“翻案”一词是极端鄙视的。就纯粹的历史研究而言，指斥为某人“翻案”无疑含有学术专制的意味。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是不可以重新诠释的。汪精卫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是铁定的“汉奸”，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也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因为历史自己不会说话，而“公正”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秦桧死了快一千年了，可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把他当作“汉奸”来看待。秦桧还是代表南宋中央政府与金议和的，汪精卫却自己建立了一个伪政府，当然就更不可能见谅于后世。一句话，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改变，汪精卫的“汉奸”属性就不会改变，这桩“汉奸”案在一般中国人心里是翻不了的。

20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宁可原谅统治者关起门来吃人肉，也不肯原谅形式上“卖国”而实际上为民众谋福利的行为。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人对于民族气节和国家尊严特别敏感。汪精卫虽然决不是那种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的傀儡形象，但就凭他主“和”这一点，已足够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丧失了民族“气节”。近代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一次次地败于列强，一次次地和列强签定不平等条约，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心里，使一般中国人对“和”产生痛恨心理，“和”已不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现实策略，而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图腾。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1-27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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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由心生 朋友:

汪精卫是不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物?考不考论都已经不重要了,也许他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他缺少的是政客的手腕,如果他只做一个文人,似乎更合适一点。历史上的事向来都是成亡败寇，对与错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了！！

我近来在研究胡兰成，虽然世人也都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很有文采，如若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也会有他一定的地位的！

说实话也是因为胡的原因，我才对汪起了兴趣！！对他我知道的实在少点可怜。此吧目前人气不旺，有空常来坐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和梅林子都能来任吧主！一般来讲这里我都不会删帖！！



作者： gztrsz 2004-11-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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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觉得以汪精卫的鼓动能力，不投身革命未免可惜。他属于那种清教徒式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者中也是异数。也许在民国建立之后他真的应该从此淡出政坛，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政治人，可能觉得自己责任未了吧。他的从政，固然是他个人的悲剧，却也映证了中国政坛上还是有好人的。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1-2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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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帝往往就是最大的流氓，所以汪的失败是必然的



作者： 61.145.123.* 2004-11-2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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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得汪从他的前半生来看应该说也是对反封建主义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也为打倒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建立民主的政权做出了努力，就像他自己对于刺杀清朝摄政王的时候谈到革命的决心是写道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的千古名句，但他的后半生就咎由自取走向灭亡了，假如当年他被清政府斩首的话，可能也同样能成为历史上孙中山总理那样的人物，更不会最后走向了堕落，有人说要为他翻案，那我就不是很赞成了，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客观事物，不光要看他的反面也要看到他的正面，我看过很多关于汪的书，我个人认为汪兆鸣可能是个出色的外交家，但绝不是个好的政治家，但必须承认的是，他确实是当年国军高官中仅有的几名洁身自好的高官之一吧。



作者： 地球原居民 2004-11-30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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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18楼的朋友，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上来看，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区分在于为：正面人物，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级上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而至则是在是指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的人，我想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吧。



作者： 地球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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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21楼的朋友：即使按照你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种理解，作为“汉奸”的汪精卫也说不上一个反面人物，倒是作为“党国元老”的汪精卫更值得批判。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2-1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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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历史潮流”，何谓“促进”，何谓“阻碍”，我看结果完全没有“不言而喻”。依我看只有中式大义的“汉奸原罪”罢了。



作者： 吃猫粮者 2004-12-2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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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潮流的话其实污浊!!


作者： gztrsz 2004-12-2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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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和他的伪国民政府的出现使得日本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牵制了抗日战线的统一，使得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这个泥潭中出来，使其可以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国人决战，所以从宏观上来说阻碍了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不是么，如果日本人当时要是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胜利，那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我本人不建议看林思文关于一些历史人物及中日关系的文章，他的东西的政治色彩太强烈了。



作者： 地球原居民 2004-12-2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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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汪伪政府，日本更可以在太平洋战场同美国人决战，因为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东南沦陷区业已存在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而这个维新政府显然比汪伪政府更容易驾驭，这一点是日本人都承认的。

汪伪政府的成立有没有削弱中国的抗日阵营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共两党各自的宣传机器倒是很干脆，都异口同声地拍着胸脯说汪逆的“叛国”决不会动摇中国政府和军民的抗战决心。事实上也的确没有。汪精卫“分化”抗日阵营的最大成果，无非是争取到了吴化文等几个国军将领的入伙。吴化文等部的投汪，于抗战大局实无妨碍，而且也没有掉转枪口去打重庆。再者，吴化文等实际上是“钦定”汉奸，暗中奉了蒋介石的命令，一为卧底，二为剿共，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2-2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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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和他的伪国民政府的出现使得日本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牵制了抗日战线的统一,使得日本军队可以从中国这个泥潭中出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最终将美国牵了进来,导制中国成为战胜国。不是么？

如果日本人当时要是在太平洋战场取得了胜利，那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

你不看林思云的文章怎么知道他的东西政治色彩太强烈了。我看这里的文章政治色彩都不弱啊！
以上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

我是这样认为的，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一个天生具有美德的东西。前些日子，我在电视上看见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好隆重噢！但是我仍想知道东欧那些国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欧洲战场，西方是以牺牲东欧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胜利的。在亚洲我们看到了类似的现象。中国并不是美国的附属国，并不是美国利益的追随者。而且美国也从未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参战，其实在战前，只要那些世界列强包括美国稍微有点国际正义感，对日本早些遏制，最后全亚洲的结局也许就不一样。我们这样要求美国太不切实际了，人家凭什么这样。但同时我们也没必要为别人这样，这也许太自私，但是不也正是某些人说的现实吗？！法国为什么会在大战初期就投降，有人责怪法国人一惯就是投机份子，我不这样看。在战前，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的确超过了对法西斯的恐惧，而且一次大战的主要战场是法国，为了战争的胜利法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民实在不愿意再打一场仗了。而且在法国战前共产主义运动即人民阵线是非常有势力的，而英国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可以说是恐惧让法国陷入悲剧之中。我们可以再谈亚洲，我开始那段纯粹是开玩笑，你不要介意。我并不认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因素是中国战场的原因。日本在中国战场严格说来没什么计划，打哪算哪，杂乱无章。他对美宣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与欧战爆发也很有关系。当时的情况是混沌不明的，中国该怎么办，其选择我觉得就是在今天也难于取舍。对结果好与坏的判断，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价值体系，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价值判断，用不着跟从于他人。但我想说得是，绝没有你说的那样来得简单。周佛海在战争后期与在监狱里都曾写过这方面的问题，他的有些话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说战争的胜利未必是中国的胜利，尤其不是国民党的胜利。当然你也可以完全不同意他。总之我认为战争的判断并不单纯从胜负出发，看到战前形势的混沌，与战争的完全后果，而不仅仅是8月15日那一天。我认为一个事件的影响孕育于一系列事件之中。从来不是单纯的。具体到汪精卫，他心里真正希望的恐怕是七七事变后，中日不要打起来，打起来之后，他以他心中中国的利益为准则做的事，我认为是不得已。在他已到上海之后，别人问他有没有把握，他也摇头说没有。在战前的会议中他曾提议，将中日战争竭尽所能再拖后五年。我认为这在当时也不是不对的。还有汪政权对中国的所谓负面影响远没有你所说的那么深。你认为他错了，我认为他无可厚非，不管怎样，我仍认为，不管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都没有“汉奸原罪”。日本的野蛮侵略，或者说中日战争及其后果真正深刻改变了亚洲的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事事实上也深刻改变了日本的未来，使它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机会，当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大概是他真正反省自己的时候。我在这里还想提出另一个问题，所有的主流意见都倾向于说蒋介石如何领导了抗战胜利，那么在战前他的独裁所导致的中国不断的内乱，直接丧失了中国的时间，而战争实施中他的失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是不能用所谓战胜一笔勾消的。战后他听任在沦陷区实施的币制兑换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给沦陷区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同样是不能一笔勾消的。有人认为成王败寇就是历史，这也许就是历史，但这不是未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的追求。对汪精卫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对中国来说历史同样没有终结，对历史来说前面的因永远是后面的果。你我的判断准则有明显的差异，你我的观点可能永远都不会一致，但我仍坚持我的观点。你当然也一样。



作者： 吃猫粮者 2004-12-2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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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日本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具有连贯性和深谋远虑的对华政策，很多时候是凭意气用事，打一步算一步，再来看下一步，这也是日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日本所想做的，无非这么几点：1、确保和巩固对日本生存至关重要的满洲国；2、防止中国本土出现一个反日的强大的民族主义中央政权，扶植亲日的和平政权；3、中国非共产化。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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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楼上的观点，我原来也并没有说日本扶持汪记国民政府是望其对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开火，其目的微观上来说和楼上的观点一样，但从宏观上来说不能不承认汪记国民政府的出现确实达到了牵制了重庆政府的目的。还有，关于28楼的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并非是因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的确超过了对法西斯的恐惧，而得以次生了他个人的野心，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实在是不愿意战争，以张伯伦和达拉地为首的一些代表人物没有看清日耳曼人的野心，认为希特勒在得到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后不会再扩张，所以也就出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也正像你说得那样，以英法两国的绥靖主义者以牺牲捷克的利益来换来避免和德国人发生正面的战争，但在签署了6个月后就由德国人自己撕毁了，所以我认为是以像张伯伦和达拉地的绥靖政策使得希特勒更加的胆大妄为。就像丘吉尔后来在德捷问题上关于张伯伦的评价那样，让你在战争和耻辱之间作一抉择，你选择了耻辱，但你将来还是要进行战争。



作者： 地球原居民 2004-12-3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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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指的是二战的胜利者是怎样处置东欧的。他们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损失，最终的选择依然是背叛，东欧人民不过是又一次象捷克总统一样目瞪口呆。这并不比慕尼黑协定来得更光彩些。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国家的人民只能是选择无可奈何。自己的努力有的时候不起那个最终的决定作用。但是我们仍要千方百计地掌握自身的命运即便是希望不大也竭尽所能。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亚洲也是这个意思。还有宏观的基础是什么？单纯所谓宏观是不存在的。还有英法为什么不愿发生战争？我们讨论这些东西，一切以中国的利益为准绳。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对于利益判断的不一致。不过我谢谢你严肃认真的态度。不管我们观点如何这种争论很有好处。



作者： 吃猫粮者 2004-12-3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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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谢谢了，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是阶级立场，所以可能很少有人可以真正的做到保持客观的评荐事务，就像这里一样，有人认为汪是冤案，有的人认为汪是历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就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查阅不同的一些资料，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样我们也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观之中了，还有像某些人说过的什么国人的历史观可以改变的这一类的话，更是犯了这种错误，我们所受到到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应该让我们坚持物质决定于意识这一的辩证观来看态客观事物，至于汪兆鸣的出现和他的好坏呢，爱尔维修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就要把他造出来（不知用他的话来形容是否恰当），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就像当时的那种背景下，日本人迫切的需要在中国大陆上能有一个从威望和资质上可以同蒋介石相当的人物来建立一个亲日的伪国民政府，所以他们扶持了声望与蒋先生不相上下的汪兆鸣了，但即使当时没有汪精卫的出现日本人也会扶持像吴佩浮或是梁鸿志这样的人来建立这个亲日的伪国民政府，这一点可能也正是汪先生的悲哀了，就像有时私下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不是当年没有东条英机的话也就没有那场空前的战争了，其实一样的，当时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国内的时期空前高涨，军国主义复苏，在那个背景下就是没有东条英机的出现也会有像板恒怔四郎或是其他陆军部的一些什么人来替他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了，所以我认为从历史上来说汪先生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他的前半生确实为推翻封建制度做出自己的努力，但从他的后半生来看不管是出于自身的主观意识形态还是就当时的形势的背景，他的作为和出现也严重的伤害了共产党人或是国民政府的抗日感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也不能一味的说一些是什么冤案东西更不能讲什么翻案之类的事情了，还有我也是前些天无意中看到这里还有这么一个贴吧的（没有任何贬意的意思）刚刚到这里，要是有什么不恰的地方还请包含，好了，我要先吃饭去了，有机会在讨论。



作者： 地球原居民 2004-12-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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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无意之中来的。老兄，你说的某些人说国人的历史观可以改变的话是指我吧，哈哈，我的确这么说过，如果不是指我我就不打自招。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下面我为你解释我的理由。首先我指出我认为的历史观是什么概念，我以为历史观是指的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中当然也包括价值判断的准则。我知道你相信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我从这个角度提一些我的粗浅看法。唯物主义除了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的，对它的认识也不应该是僵死不动的，是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我认为国人的历史观会发生变化，就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中国人的历史观就会就应该发生变化。如果它从不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历史观显然存在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感情是谁也伤害不了的，这样说不是夸它，是因为那时这是它唯一能走的道路，唯一能号召群众的政治道路。至于国民政府，
我认为它一直就在首鼠两端，对它来说抗日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如果说汪精卫是骑虎难下，那边的国民政府同样如此。一旦战争爆发，一旦大家选择了分歧的道路，大家都有点身不由己了。



作者： 吃猫粮者 2004-12-5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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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因为最近比较忙，也好久没来了，你说我相信唯物主义，呵呵，这一点可能和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伦理道德价值观有关系吧，当然，信奉马列主义也是我的信仰，你提到的问题，唯物主义物质观中讲到过，世界是运动的，但一切运动都是由物质运动而引起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你说的历史观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运动（也就是你说的改变）是应该由物质（也就是客观实在性）而改变的，这样看来，国人的历史观改变的前提就是首先事实的改变，而汪精卫的历史事实恐怕是谁也改不掉的吧，我也承认，中国在基础教学中的历史课本中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改的，而且也是不可以改的，国人的历史观也是一样的。



作者： 地球原居民 2004-12-16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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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运动（也就是你说的改变）是应该由物质（也就是客观实在性）而改变的，这样看来，国人的历史观改变的前提就是首先事实的改变，而汪精卫的历史事实恐怕是谁也改不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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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觉得你的看法有些问题。你首先摆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原理，由此推论出“历史观决定于历史事实”。但是，人们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可能作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这说明决定历史观的并不是“历史事实”，这里的“历史事实”不能等同于“社会存在”。真正决定历史观的“社会存在”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现实的存在，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观察者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习惯的影响。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还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体验。

你说“汪精卫的历史事实恐怕是谁也改不掉的”，可究竟什么是“汪精卫的历史事实”呢？对某些人而言，汪精卫附敌卖国乃是“铁是事实”，这个事实是谁也赖不掉的；可在另一些人看来，汪精卫既没有附敌，也没有卖国，而是在“卖身救国”；还有人会认为汪精卫卖国是事实，但他的卖国是为了救国，只不过后来的抗战胜利推翻了他卖国的合理性。所以，即使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价值判断。



作者： 魔由心生 2004-12-16 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