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春——姜福祯：回顾八九 面向未来——由《光传媒》阎明复追思会引发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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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回顾八九 面向未来——由《光传媒》阎明复追思会引发的若干思考

作者: 姜福祯

中春智库

时间的沙轮打磨着历史画轴，许多碎屑飞过，但血腥屠杀的事实把邓小平、李鹏等刽子手牢牢钉在耻辱柱上。同时"六四"时期的学生、市民、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的功过是非也都定格在那个历史的瞬间，三十四年过去，中共和海外异议人士却同时追悼一个中共高官阎明复，一个企图阻止开枪镇压的人。

《光传媒》组织的网上悼念活动共有二十余人发言，其中严家琪、苏晓康、王丹、吾尓开希、张伯笠、高瑜、王军涛、王超华等人都是当年的重要参与者。与会者提出以下观点。

一、为什么悼念阎明复？

34 年以来海外民运人，持不同政见者，齐聚网络空间悼念中共高官，为什么，又有什么意义？

[人民性]多数与会者认为：从毛泽东高度专制走出来的八十年代，经过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治环境相对松弛，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有重新拾人民性的意愿，他们初步建立与社会各阶层的对话沟通制度。在"六四"这个历史的关头，党性和人民性发生激烈冲突，这时候党政军内部都有一些人站在人民性一边，阎明复就是突出的一个。

[两头真]冯崇义教授在发言中提到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有一批"两头真"的老人，他们早年主张民主主义，走上共产之路，晚年重新回归自由主义。他们年轻时参加革命时真认为共产党政权会比国民党更民主，晚年他们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告别文革，告别极权统治，他们向往自由民主也是真的。如李锐、于光远、朱原泽、胡绩伟、许良英、李慎之、李昌、李普、杜导正、林牧等等。对他们不能与顽固派同等看待，这种健康力量总在那里，有理由与他们合作，从策略上讲这也是代价最小的转型。高瑜、吴伟都回顾了八十年代和自己与"两头真"高干的接触。

[转型正义]原中央党校蔡霞教授非常重视转型正义，她表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一定要有转型正义，共产党一定要下台，和解要有原则。目前俄罗斯这样就是前苏联民主转型没有做好转型正义，台湾转型正义也没做，国民党就与中共勾勾搭搭。盛雪也指出：中共是一个大党，对普通党员要有一个谅解和大赦，对穷凶极恶的一些人，对犯有血债的恶人一定要追究，让内部一些人很难抱有不被追究的幻想，以让内部分化瓦解。

[个人评价标准]赖建平律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历史政治人物的方个人标准。他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中应该贯彻一种个人主义标准，不能只笼统贴标签，不能认为共产体制下换谁都一样。有人认为习近平在体制内，他不能不那么做。同样朝代不同个人，戈尓巴乔夫可以真心改革，普京也可以走回头路，习近平也是走回头路，个人决定性作用仍然巨大。

[集团评价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蔡霞女士提出的是需要建立集团评价标准。这是由于共产集权的政党，与欧洲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完全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占有一切社会资源的统治集团、是野蛮的江湖黑帮，入党就被绑架，无可奈何，他们把所有人控制在体制内，你不知不觉做了党奴。在这个体制内更恶的不是个人，党内有许多好人，有人估计 20% 有人性，可以讲官员中有 50、60%，工人、农民党员大多被裹挟。对中共不要有任何期待、希望，只有推翻。

[民间评价系统]陈奎德博士从历史上的士族和读书人的"清议"传统说起，提出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清议"。从历史上看"清议"对皇权有一定制约作用，建立民间评价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亲历者回顾

在海内外"六四"语境中，当时学生领袖在广场的坚守一直有人诟病，阎明复的去世和周舵的回忆文章再让这个问题成为焦点。王丹没有直接回应周舵的问题，只是陈述了当时亲历的史实。他讲了两点，一是学生有两个诉求，即撒消 4•26 社论动乱的定性和与学生代表对话，这两个条件一个也没答应。对话不仅没有按约定直播，也是单方面训话，李鹏一直拍桌子训斥。阎明复往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我问:"这是对话吗？"阎连连说:"不是对话，不是对话。"在这种状况下，学生怎么撒？阎所在的统战部也不是个什么好部门，后来閰接受了一些条件，很屈辱地复出。我们不能用这一单压倒另一单。

王超华回忆了当时几个细节，一个是当时的对话和阎明复最初到广场见学生都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学生是统战对象，他们对话目标是为了熄灭绝食这团火。后边见面时，他主要让王丹和吾尔开希讲，他可能想把抓捕目有标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以便让其他人脱身。

从两人的叙述可以看出，并不是学生偏执，而是没有妥协的空间。所谓见好就收的"好"并没出现，"4.26"社论定性的恐惧无法消除，毕业分配和政治前途都受到威胁。戴晴带来的好消息没有达成实效就被淹没。

三、假如当年学生撒出广场

每一场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失败的一方都会有人以假没历史的方式进行阎反思。倏然 34 年过去，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参与者被痛苦的记忆折磨无法释怀，这是持"假如当年"者的一个伤痂。

多年就持"见好就收"的胡平，依然坚守这个观点。胡平认为当时已出现对话的局面，说明赵紫阳一方占了上风，由于与学生协调不成功，赵紫阳等开明派才失势，让顽固派主导了大局。历史的经验有凶牙利、捷克和东欧一些国家都是民间运动与党内改革派互应。

苏晓康认为：阎明复若能阻挡住成功，中国现在就会在另一条路上了。不敢说已变革成功，但不会让体制一路倒退。目前美国仅有彭佩奥一人不让中共这个制度活下来，而彭能上来当总统很渺茫，我是绝望的。

程凯同样认为：如果学生当年撒出广场，不给邓小平武力镇压一个理由，不会有大屠杀，也不会有天安门母亲。如果给改革派一些时间，改革还会延续下去。冯崇义教授也认为当时没给改革派机会，如果改革派有机会，改革可以继续下去。

四、路径探索

[复国运动]回顾历史是立足现实，探索未来的需要。多年前陈永苗就提出："改革已死，民国当立"。民国派近年的兴起提出一条新思路"复国运动"。辛灏年、王炳章都提出"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盛雪认为：中共政权是国家恐怖主义，这个性质自始至终没变，从建政到现在不断变换外观形象，包括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击、分化、瓦解他们，她正在推动满洲国的复国运动。她认为分立运动、独立运动、复国运动目前是更好的方式。她提出以满、蒙、维、藏、港的复国，和日、韩、蒙、印、台的支持形成的"一环一扣"，阻断中共的"一带一路"，早日结束中共暴政。

[借力西方]吾尔开希认为八十年代共产党有可取的一面，"六四"的主轴是希望改革。"六四"之后共产党已撕掉面莎，他们的逻辑就是铁腕镇压，他与蔡霞的观点如出一辙：把共它当犯罪团伙看最好。在对改良与革命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后，他认为组织革命没有可能的条件，他提出的路径是游说西方政要，借力西方，向美国和西方讲明绥靖的严重后果，助纣为虐只能戕害中国百姓，最终反噬患祸世界。只有美国和西方才有与中共对抗的强大力量，最清晰的认知不是合作，最好的方法是把它搞掉。

五、补充：八九年的天空下

除上述分析外有几个背景不应忽略。

邓在八六年废黜胡耀邦总书记后，很快对赵紫阳也不满，他认为赵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放纵，陈云等保守派也屡屡向他施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走不出新路，市场经济不能提，当时的企图是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思路进行企业改革，但这必然涉及政治体制，88 年底高瑜釆访严家祺和温元凯的一篇文章被认为是"倒邓保赵"的宣言。李先念首先提出撒掉赵柴阳，党内左派和中顾委一些老顽固一度推"左王"邓力群企图取代赵，但邓小平同样也不看好邓力群，他看好的王兆国也扶不墙，暂时没有合适人选。八九学潮比八六学潮规模更大，邓小平认为学潮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陈式和邓式改革，企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搞一套，这是他无法容忍的，特别是"反官倒"的矛头直指邓朴方，赵也无意灭火，而且还认为是爱国学生运动，如此下去，怎么得了。于是他亲自授意"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场动乱。五月初赵接见亚投行代表时肯定学生是爱国的，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闻此北京高校学生已陆续回校，次日李鹏接见各高校负责人，重申"426"社论没错，并告知这是邓的定性，不能变。再次激怒学生。此时，邓和赵的矛盾其实巳不可调和，邓认为动乱是国内外，党内外"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共同结果，而且"这场风波早晚会来。"可以说，从此时起邓就有意放弃赵了，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准备，在当年秋天的党代会和次年的"两会"上赵为首的改革势力就可能被逐步边缘化。所以，阎明复当年即使劝说成功，学生即使退出广场，改革派也走不远。

再说，学生为什么坚持？因为"动乱"的帽子没有摘掉，这可不是儿戏。顶着这个帽子意味着给未来理了一个地雷，随时会爆炸，让你的前途化为乌有。我认识一位沂蒙山区来青岛经商的女士，他弟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失踪再也没有回来。她说：我们村几代就出了他这么一个大学生，当时我们劝他先回家，他说：不摘掉"动乱"的帽子，我的大学可能白上了，这就是他坚守广场的主要原因。80 年代高考入校的大学生凤毛麟角，何其珍贵，他们被一纸社论划为另类怎能不心怀忐忑！

阎明复虽然有良知，有人性，但他更是党的人，他四次与学生沟通，各有不同使命，有一次显然是让戈尔巴乔夫访华前退出广场。

此外，有资料显示五月中旬邓已开始调兵，而且从调兵的规模看，除了镇压学生，他巳准备好了内战。所以，蔡霞的父亲才会说："学生背后有黑手，大不了再上山打游击。"当时的情形是护党意识和护犊意识同时在邓小平身上发作，让其走向疯狂。

延伸 1:《民族之殇三十年祭》片断

目前在美国从事经济研究的李恒青说：如果非要在操作层面上寻找不足，批评学生无法做到“进退有序、收放自如”，其实是不够公允的。一个民众自发的群众运。动，要求做的像有政党在背后运作的样子，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大家都经历过文革，没必要再解释了。他说：至于胡平先生总在讲的“见好就收”，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好”，同时也没有可能“收”。当时，真正有机会改写历史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最高执政者，是邓小平。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历史就此定格在了 1989 年 6 月 4 日。

苏晓康问：有没有充足的证据或充分论证，证明如果是八九不以流血收场，而是中国高层和学生达成共识，继续改革开放，实行民主法治和法制，今天的中国的道德不会如此滑坡，环境也不会如此恶劣？

苏答：没有。邓小平在 4.27 大游行之后，消失 18 天，去调兵了。他已经起了杀心，从这天起，中共这个体制，就没有机制可以扭转它了。

问：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今天想什么呢：幸亏把学生娃们给打趴下了，不然中国今天不定乱成啥样呢！这就是当政者的心态？

苏答：没有什么心态。他们处理社会危机方式，就是杀人。

问：你的意思是：再遇到棘手事情，尤其是社会大动荡，他们还会出手的？

苏答：当然，在他们能找到其他方式之前，他们只有杀人一个手段，而习这种独裁者，怎么有本事找到其他方式。

(美国之音:《民族之殇 30 祭，黄河在这里拐了弯》)

延伸 2：胡耀邦如是说

言论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言论二：“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言论三：“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言论四：“我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上述言论表明胡真想太岁头上动土，赵紫阳没有说的这么彻底，但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懂，你们谁懂？我看四个坚持只要一个就可以。他显然想打碎四个坚持的枷锁。(来自网络。部分摘自夏菲尔出版社《胡耀邦传》)

延伸 3：赵紫阳的努力

赵紫阳认为“四项原则”好比“如来佛的手掌”，有了这个“法宝”政治改革跳不出中共的“掌心”了，“反自由化”是“一把刀”，使政治改革几乎无时不面临被扼杀的威胁。政治改革通常只能利用反自由化的“间歇期”为自己“热身”，做“准备活动”。

赵提出了“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口号，他在讨论“十三大”政治报告时说:“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问题，决定了不能很快现代化，实际上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明确指出："在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现代化”。

赵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实际上暗含了多党制的问题。完全突破了邓给赵的两条禁令：一是“不能搞三权鼎立”；二是“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赵甚至还提出了“政治开放”的口号，认为“民主问题不能回避”，而扩大人民的知情权，通过政府与人民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对话，正是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政治开放，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民主轨道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已经是把对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修正，从思想、言论和“书面条文”的层面，推进到了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赵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决裂，不止是思想观念的，而尤其是实践的！

八九年五、六月之间邓不止一次讲:"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是一定要来的!"此语是讲迟早与赵分道扬镳。

(《论邓小平和赵紫阳改革的战略分岐》王鹏令/《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延伸 4：高瑜的时间轴

* 1988 年 11 月 13 日参加文化讨论会期间分别采访严家祺和温元凯。由于李先念等人提出让赵紫阳下台，出于担忧严家祺在《关于时局的对话》中提出：以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再也不能出现赫鲁晓夫、胡耀邦式的非正式权力交接。该文 12 月发表在《经济学周报》被各省市党刊广泛转载。

* 1989 年 4 月 15 胡耀邦去世，党内改革派由盛转衰。4 月 16 日知识界和各高校学生前往胡家吊唁，仅 3 天达 5000 余人，前所未有。

* 4 月 17 日大学生开始游行，此后进入广场。4.22 日香港《镜报》发表陈小平等人的对谈《将民主从街头引向天安门》。

* 5 月 4 日赵紫阳接见亚投行代表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规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开始撒离广场，只余下外地学生。

* 5 月 5 日李鹏召见各高校领导，宜称赵紫阳谈话仅代表个人意见，4.26 社论是邓小平为首党中央的主张。

* 10 日后邓小平从北戴河回京，重申对学潮的定性正确。(当时有此说法：邓实则已商定调兵事宜。并拟在北京之外设立指挥所一笔者注)

* 此后，大学生再次上街。终于导致 5.13 一千多名学生大绝食。

* 20 日形势已非常紧张，21 日胡绩伟让我代表他去广场劝学生，用学生退出广场换取部队不入京。我见到王丹、张伦后谈妥这件事，由我代表写了《告全国人民书》，第二天由《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刊发。

* 6 月 3 日晨我被国安局一辆黑色轿车绑架。一直关押到 90 年 8 月 28 日恢复自由。

* 6 月 30 日陈希同在《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中把我采访严家祺的那篇文章说成是"倒邓保赵"的政治纲领。

(美国之音《越洋电话：抗争者高瑜:做一名双自澄明的记者》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8858bigc  )

结语：不应有的绝望

苏晓康对于中国目前的大规模倒退和美国政要看不清中共本质表示绝望。而胡赵基金会会主席张艾枚说：我们不能绝望，我们还有彭立发，还有白纸革命，还有成千上万不与体制合作的"躺平"者，他们会蓄势待发，成为变革的力量。

附《光传媒》闫明复追思会连接：https://youtu.be/4U2mdwow-PA

2023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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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國之春》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 姜福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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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hu]

胡平：重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3、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4、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5、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6、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On Tue, Sep 5, 2023 at 10:42 AM 陈立群 <qun...@gmail.com> wrote:

收到。謝謝分享！

SHENG Xue <shen...@gmail.com>於 2023年9月3日 週日，上午10:07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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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

问：有没有充足的证据或充分论证，证明如果是八九不以流血收场，而是中国高层和学生达成共识，继续改革开放，实行民主法治和法制，今天的中国的道德不会如此滑坡，环境也不会如此恶劣？

苏答：没有。邓小平在 4.27 大游行之后，消失 18 天，去调兵了。他已经起了杀心，从这天起，中共这个体制，就没有机制可以扭转它了。

问：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今天想什么呢：幸亏把学生娃们给打趴下了，不然中国今天不定乱成啥样呢！这就是当政者的心态？

苏答：没有什么心态。他们处理社会危机方式，就是杀人。

ping hu <hup...@gmail.com> 于 2023年9月5日周二 19:38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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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hu]

八九民运注定失败吗？（苏晓康去年的文章也提出这个问题）

无论当时我们怎么做，结果都不会与什么两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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