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年来谁著史

[Tom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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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年来谁著史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1月4日)

今年七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到他读过的两本书。一本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本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 兰德斯的《国富国穷》。这两本书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强盛富裕，有的则贫穷落后。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则强调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罗姆尼的讲话基本上说，靠的这么近，以色列的人均GDP是两万一千美元，而巴勒斯坦只有一万美元，所以地理因素— 什么有没有铁矿石之类— 不是关键，文化决定了这一切。

罗姆尼因为满嘴跑火车丢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的话一般不能当真。如果真较真的话，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以色列的人均GDP其实是三万一千美元，巴勒斯坦是一千五百美元。而考虑到巴勒斯坦这么多年局势不稳，它经济发展得差肯定不能全怪文化。不过如果我们把“对国家富强来说，地理因素重要还是文化和制度因素重要？”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考虑，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戴蒙德因为自己的书被共和党的人给否定而气愤不已，干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反驳。戴蒙德说我的书的确强调地理因素，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铁矿石的重要性，我说的是生物特性和交通条件。就算是那本强调文化差别的书，也没有忽略地理因素的影响，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在我看来，戴蒙德的反驳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你像中学生的政治考试题那样，对国家强盛靠什么的回答是列出一二三各种因素都有作用都重要，那你应该干脆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写在同一本书里，专门强调一头的答案怎么能得高分呢？其实这两本书之所以给出不同的答案，根本原因是它们看问题的尺度不同。《枪炮、病菌与钢铁》用的是特别大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描写一整个大陆在千年乃至万年的历史中的命运，比如非洲为什么比欧洲落后。而《国富国穷》的尺度则要小得多，谈论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作为。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物理学研究非常讲究尺度。计算汽车和火车的运动只要把地球当成平面就可以了，布置国际航线则必须考虑地球的球形形状，而研究行星运动又可以把太阳都当成没有体积的质点。尺度思维的一个要点在于，当你考虑大尺度问题的时候，小尺度的现象常常可以忽略或者简化。统计力学不跟踪单个分子的个别运动；在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如果你研究的是离子尺度的现象，那么因为电子质量小得多，它们的运动就可以用某种流体代替。而更重要的是， 从小尺度现象出发往往解释不了大尺度问题。正如《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从《史记》这种人物故事类历史书里悟出来的道理，并不适合研究大国在百年以上时空的兴亡。

黄仁宇写《中国大历史》一上来先谈“15英寸等雨线”，这个思维与“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戏剧性开头完全不同，其讲出来的故事也绝对不会用到《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桥段。研究大尺度问题，必须关注一些长期不变的因素，也就是“硬条件”。一位皇帝的雄心和几名将领的智勇也许可以在小尺度内左右一个中原王朝的命运，但是改变不了华夷争斗这个大局面，因为后者是由华夏因为雨量充沛而物产丰饶这个硬条件所决定的。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条15英寸等雨线注定了中国农民在两千年内不得不跟塞外牧人斗争的宿命，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一个大洲在上万年内的运数，竟是取决于这个大洲有多少种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有些硬条件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种种限制，使人们不能恣意而为，而有些硬条件则又是我们的重大机遇。正因为有了这些限制和机遇，历史的演化才成了带着镣铐跳舞，反而不平淡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到百万年，把空间尺度放大到整个人类，这个故事和道理又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戴蒙德二十年前写的《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此书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都出自这位UCLA地理学教授之手，而由于在逻辑上后两本的内容其实已经包括在第一本中，《第三种猩猩》可以说是代表了戴蒙德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罗姆尼可以胡乱评论以色列为什么比巴勒斯坦发达，而这本书则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比动物发达。但这个看法可能跟任何一位传统历史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因为戴蒙德并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考虑问题不需要人为的浪漫。想象有一群高度智能的外星人，能够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中不定期的前来考察地球生命，那么在这些外星人眼中，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根本谈不上是地球的主人，而只不过是地球上诸多动物的一种罢了。可能有人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和感情，而事实是科学家在一系列实验中证明猩猩和猴子一样有感情，有同情心，甚至有正义感。我的初中政治课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但马克思那一代的科学家也许还没有仔细观察过动物 — 黑猩猩可以相当巧妙地使用工具。人有语言？绿猴会发出三种不同的警告呼声，还有各种有意义的咕噜声。它们至少有十个词！绿猴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非自主的自然流露，而是有精确意义的，而且还需要从小学习。人有农业生产？最早发明农业，以及牧业，的生物是蚂蚁。

在戴蒙德眼中，甚至连艺术也不是什么人类特有的行为。一只雄性黑猩猩的涂鸦，居然被心理学家判断为七八岁男童的作品。如果你认为动物园里猩猩的画作不是自然行为，那么请看花亭鸟 —  它们建造的花亭，是世界上最复杂，装饰最华丽的动物作品，只有人类作品足以媲美。关键在于，动物也有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美感的艺术。花亭鸟用作装饰的某些物品本身并没有用处，只是由于它们难得或者稀少，而被拿来用作炫耀的本钱。当然你可以说动物搞这些艺术都有吸引异性或炫耀基因的目的，可人类搞艺术的最初目的何尝不是如此？现代人带着毫无用处的华丽首饰又何尝不是为了炫耀？

至于人类的坏品质就更有动物根源了。动物有弱肉强食，甚至同一物种内部的自相残杀，人也一样。人类的种族屠杀行为和地盘意识都能在动物世界找到依据，而且人类至今没有脱离这个性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做吸烟、纹身、吸毒和豪饮这样明显对身体有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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