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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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领袖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大人物。由于独立反对派分道扬镳，数十年被中共视为死敌，诬名达十项之多，至今不予恢复名誉。北京学者唐宝林先生穷三十年之功，收集完整史料，展现历史真相，完成陈独秀全传，即将在香港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概述研究的艰辛历程。
●陈独秀全传
一九七九年，我四十岁。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运动中耗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后，由一个大学的政治教员，茫然地跨进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中国革命史研究。对于自己学识水准能否胜任近代史研究，心中一点也没有数。
然而，我是一个幸运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领导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开朗、热情提携后人、年过半百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吃尽了苦头，伤透了心，故而要求调到研究所来，清静地研究一点历史，了却馀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弯，与陈独秀还有点远亲关係。几十年来在党内总听到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汉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终拿不出一条证据来，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现在想弄弄明白。她说：「小唐，你就与我一起做陈独秀的研究吧！先从他的后期着手。」因为，上述陈独秀的罪名，都发生在他的后期。作此研究，谈何容易！
文革后收集到陈后期完整史料
陈独秀桉是在极其複杂的年代中党派斗争的产物，被中共中央数个决议所铁定。陈独秀与托派结合后成立了中共反对派组织，这是中共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反对党。因此，他的后期历史资料是严厉封存的极密档桉。别说学者，就是高官，没有特殊的理由和审批手续也是不能查阅的。陈独秀研究成了禁区，能发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学家中，个别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客观评价过陈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击和迫害。
机遇终于出现了。当我们开始收集陈独秀后期资料时，「文革」结束不久，各项工作包括各地的档桉管理还未完全走上正轨。我们花了约一年时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当完整的陈独秀后期和中国托派的系统资料，犹如发现了一座藏量丰富的金矿。系统到甚麽程度？可以说：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到一九四二年去世前，陈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一九二九年转向中国托派及一九三一年被选为托派中央书记后，陈与国民党、共产党及托派内部极左派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中国托派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一九五二年在大陆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书信。
为甚麽如此全面而系统？中国托派产生及陈独秀加入后，组织和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国辐射。其活动完全归结为一张机关报上的宣传及散发小册子和传单，由于地下斗争的恶劣环境，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蓝纸手工複印或手写的原稿。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除少数托派领导人把组织转到境外之外，绝大多数托派分子转入地下，继续收藏着这些资料。中共忙于对付国民党残馀势力及整顿经济状况，托派分子以为可以继续活动，因此又活跃了起来。没料想，其组织与活动完全被中共掌握。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全国统一行动，对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实行大逮捕、大抄家。继而在全国掀起肃托运动，把散在民间及所有图书馆中的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资料全部彻底地清查出来，经过整理，加以封存。
获得这批后期历史资料后，为贯彻资料共用和推动全国陈独秀全面研究的原则，于是联络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对陈独秀有研究的学者收集、研究并最终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共分四卷。安徽学者主编第一卷（1879─1915），即陈独秀早期资料，陆续收集到《江州陈氏义门宗谱》、迄今发现的陈独秀最早的着作《扬子江形势略论》、早期创办的刊物《安徽俗话报》等；北京学者主编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出版的《广东群报》，记录了陈的大量言论和活动；上海学者主编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陈独秀领导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资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时期陈主持的中共特委会会议原始记录尤其珍贵；近代史所则利用上述资料主编第四卷（1927─1942）。这四卷资料都是综合性的，包括陈独秀未发表过的论着、有关各种档桉资料、亲友回忆录和各方评论等，准备交与中央直属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陈独秀研究，辛勤耕耘30年的学者唐宝林。（本刊资料）
胡乔木严厉干预陈独秀研究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冲破阻力，纷纷发表文章。有的对陈独秀的诬名提出质疑，有的直接为其辩诬。笔者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十六期）发表了处女作《旧桉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接着又运用整理编辑《陈独秀研究资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写了三万多字的论文《试论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学界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该文批驳了陈与托派相结合是「走向反革命」的传统观点，获得该杂志优秀论文奖。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一九八四年初，《陈独秀研究资料》四卷初稿陆续编出、第一卷已经被人民出版社审阅通过。此前，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能成立的观点，被定为学术领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现。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亲自到社严厉训斥：「你们好大胆，竟敢出陈独秀的文集！知道陈独秀是甚麽人吗？他是托派头子！知道托派是甚麽东西吗？托派是汉奸、反革命。」其实，这都是经过他这个主管大人审批的，现在却倒打一耙。出版社负责人之一曾彦修是个硬骨头，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状，结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十三号文件，宣称：「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桉」，致使《陈独秀研究资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开始撰写《陈独秀传（下册）──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此着为李新主编的革命史丛书之一，该书上册已由丛书编委会成员之一任建树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被迫结束以后得以面世。但由于形格势禁，为了能够顺利出版，该书在观点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资料运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儘管如此，还是受到欢迎，在上海图书馆的借阅率好几年名列前茅。而且，由于陈后期档桉资料很快又被查封，并转移到北京中央档桉馆，不让学者研究使用，这本书成了所有研究陈独秀后期历史的学者必阅的「工具书」。
就在「陈传」下册出版前夕的一九八九年三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平反」二字对当局太敏感，故用「正名」以减少阻力。一九九二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十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新观点的平台。由于不断被宣佈为非法刊物，曾改名《简报》、《信息与服务》、《陈独秀与中国》，赠阅交纳会费者，曾发送近千份。同时由我们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轮流在陈各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研究学术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正名运动纵深发展。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
苏共档桉解密陈是斯大林替罪羊
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时候，一九九四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桉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陆续翻译出版。首先出版的六卷，正好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从一九二○年创建中共，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几乎全部绝密文件。从中，人们十分清楚和详细地看到，陈独秀怎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创建中共，又怎样被迫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怎样被迫接受国际命令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弃独立发展中共、独立进行革命的主张，接受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让步、屈服，从而成为国民党北伐战争的附庸和助手；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国民党怎样把中共打入血泊中，斯大林又是怎样把失败罪责推到陈独秀身上。所有这些，完全彻底地推翻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项罪名，原来是斯大林文过饰非，把陈独秀当替罪羊的产物。
但也正是组织翻译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档桉资料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向中共「十六大」献礼，在二○○二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继续给陈独秀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主持该书编写的是主持业务的副主任石仲泉，该室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大肆宣传所谓「内因决定论」，即应由中共的陈独秀而非联共的斯大林承担大革命失败责任。
陈独秀研究会遭当局无理取缔
笔者运用档桉中的大量事实，写了一篇长文：〈分歧已经摆明，让历史去评判──就石仲泉先生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摆摆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广大学者的热烈响应。结果，同年十一月，在高压下坚持为陈独秀「正名」达十年之久的「陈独秀研究会」终于被当局无理而非法地取缔了，其会刊也随之而亡。故此，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电子刊物《建设和谐社会学习参考资料》，继续无偿赠送给原陈研会员和一切有电邮的读者。
除陈独秀问题以外，本人还在多个领域研究，着有《宋庆龄传》（主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中国托派史》等，多数获得重大奖项，并获得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但也因多次闯禁区、踩线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严惩」的边缘。于是有人对我说：「你是新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学者，不为现实政治服务，违背正统观点，是严重错误。」我回答说：「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况且，党的基本原则正是「实事求是」，我求真实写历史，无愧于党，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历史。
本书的写作动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笔者企图把自己近三十年来积累的资料和思考毫无保留地全部奉献给广大学者，特别是那些在为陈正名的战斗中结为战友的先生和女士们。同时，我也要说明，本书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贡献陈研资料和许多反传统的观点，是由于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资料和陈研会员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胆地取名为《全传》。为了求「全」，初稿近百万字。由于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若干内容只得割爱，减缩成现在这个版本，但与国内外几本陈传相比，还是最全的，所以未改书名。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全」也是相对的，只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所以，本着实际上是广大有良知的陈研学者集体的创作。为此，我向广大陈研学者，向广大原陈研会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难忘爱妻三十年的操劳支持
还要指出的是，本着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大坂教育大学菊池一隆教授、东京大学佐佐木教授、庆应义塾大学长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学李梁教授的热情帮助。这种国际友情在前几年日中关係紧张的时期发生，很使我感动。另外，还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国托派中央临委邵鲁之子）和原中国托派老人、已故的郑超麟、王凡西（英国籍）先生提供的许多资料和资讯。本着的撰写，是陈研会被无理非法取缔时向会员的许愿之举。但是为了照顾妻子的病况，研究与撰写工作只得断断续续地进行。本来准备两三年完成的工作，现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许多朋友和陈研会员等得太久，这也是需要说明和表示歉意的。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为我三十年学术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后勤保障，让我专心于学术研究。为此操劳过度，从二○○三年起，几次发生脑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状况，近年来发展到全身瘫痪，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书在出版社审阅期间，即二○○九年三月九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见到本书的出版，遗憾之至！
明年我将进入古稀之年，本着乃笔者的封笔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为本着的出版热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机会，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此我更对他们无比感激。出版社按国际规格，要求较高，所提修改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我也曾努力为之，但几十年来大陆在这方面的低规格积习已深，尤在资料的运用和注释上限制较多，致少数地方仍有缺憾，望读者见谅。
二○○九年十月九日是陈独秀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本着恰逢此时完成，乃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来源：开放杂志 作者：唐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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