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央视历史剧《汉武大帝》[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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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央视推出巨资打造的58集历史剧《汉武大帝》，（以下简称《武》剧）为表明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类历史剧，片头特别注明“根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改编创作”，剧作者也说“历史原来就是存在的，我们不是编造，只不过是在向观众报告我们寻找的结果而已”。众所周知，《史记》《汉书》不是小说，历史事实改编了就不能算是历史，戏剧可以凭空想象，历史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性，说“根据”就不能再“创作”，“改编创作”就不能说“根据”。该剧导演对媒体说要“普及中华民族古典的历史文化知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以上见《北京青年报》05年1月4日a22版）但《武》剧刚刚播出十几集，剧情设计及布景道具等就暴露出剧作者不了解汉代历史、欠缺历史学养造成的诸多硬伤，展现给观众的是剧作者本人臆想出的汉史，借剧中人物传达的更不是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学大师对景帝武帝朝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剧作者甚至搞不清楚武帝刘彻名字中“彻”字的词义，把彻底的彻与清澈的澈字词义相混，解释彻字意为“清彻透明”，主流媒体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实在是让中学语文教师们扼腕叹息。该剧号称“弘扬民族精神”，却极力宣扬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和宫闱权术政治，把有着两千年丰富法律制度组织内容的中国古代政治状况简单化、庸俗化。这种把戏剧和正史捆绑销售的臆说历史剧危害极大，戏说历史，观众不会将戏剧当历史看，而面对打着正史旗号却混杂大量剧作者一己私见的臆说历史剧，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会以为剧作者展示给他们的就是中华民族真实的历史，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运作就是《武》剧表现的尔虞我诈、宫闱权术、皇权独尊。作为历史教师，我们有责任告诉观众被《武》剧歪曲的汉代史的真相，特别是告诉青少年观众真正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正确的历史文化知识，防止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误解，防止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史学传统。
　　　　　　 
　　　　　　 一、不懂传统政治文化评价帝王善恶的标准，弃善扬恶
　　　　　　西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汉书》记载了许多景帝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政令，如将国家征收的田租减少一半，民众开始为国家提供无偿劳动的年龄从20岁提高到23岁，一生少服役三年。为惩治腐败，下令如官吏与下级的交往中有吃请不付钱、贱买贵卖物品的行为，一律按盗窃罪处罚，没收非法所得，免职罢官。继承文帝以来的轻刑政策，废除酷刑“磔”，大赦刑徒，官吏判决刑事案件拿不准时必须上报复审，将用竹板打犯人的次数从五百下减为二百下。提倡以农为本，奖励农业生产、推广植树。反对奢侈之风，禁止官吏雇人开采黄金珠玉。
　　　　　　剧作者不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评判君王善恶的标准，一方面称赞景帝是“旷古罕见的明君”，却根本不表现历史上给予景帝很高评价的反腐倡廉、减轻民众负担和宽刑政策，反而着力在情节设计上表现景帝重用酷吏郅都，宫室辉煌壮丽，皇帝举办盛大酒宴，后宫嫔妃个个珠光宝气，皇帝与宦官商谈朝政，外戚干政等传统政治文化否定的劣行。《史记》说文帝身穿黑色粗缯，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推崇文帝的节俭，《武》剧中却数次出现景帝后宫长长的衣裾由宫女举着行走的场面。“羊车”在上古指由人抬的“祥车”，不常使用，广为人知的是历史上批评晋武帝恶政的著名故事。晋武帝因后宫众多，不知到哪儿过夜好，就坐上羊拉的车，羊拉到谁门前停下，就在那过夜。剧作者让宦官问景帝是否坐羊车，把臭名昭著的骄奢淫逸故事放在景帝身上。在剧作者笔下，景帝活脱一个好色乡下土财东，每天忙于处理家务事，到温泉泡澡，妻妾争宠、母子不和、兄弟阋墙、疾病缠身，如此形象，不仅与《史》《汉》中对景帝的记载相距甚远，更不符合传统政治文化中“好皇帝”的标准。
　　　　　　
　　　　　　二、不懂汉朝皇帝制度，混淆君臣身份，把政府文书作成舞台道具
　　　　　　自秦朝以后，皇帝制度成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剧作者对汉朝皇帝制度缺乏基本的了解，混淆皇帝与平民的本质性不同。封建社会里皇帝名字那个字不能写也不能念，必须换个相同意思的字表示，叫“避讳”，如高祖名邦，碰到邦字就要换成国，剧作者不具备基础的历史知识，看到颜师古注《汉书》引了荀悦注文“讳彻之字曰通”，想当然臆说为“命字曰通”，在两千年后给武帝创作出个字。其实荀悦注文的意思是说，避讳“彻”这个字不能使用，碰到彻字就改成通。剧中宫女宦官大臣对皇子刘荣、梁王刘武等直呼其名，称同姓诸侯为刘姓诸侯，大臣在皇帝面前称自己姓氏，皇帝车过闹市民众就在车边走等情节都违反汉朝制度。
　　　　　　皇帝制度必须配合一系列具体的执政程序和机构，以保证皇帝政令能切实执行，最基本的有玺印、虎符、诏书制度。先说玺印，剧中景帝在周亚夫细柳营门前被守卫士兵拦住，景帝派晁错拿着传国玺去说明皇帝身份的情节不是史实。史书记载汉代皇帝有七枚玺印，一是剧中出现的传国玺，原来是秦始皇的玺印，秦末起义时，刘邦率军到霸上，秦子婴投降，把始皇玺印献给刘邦。高祖刘邦即位时曾把这颗玺印挂在身上，后来汉朝皇帝世代相传，新皇帝在即位大典时佩带，称汉传国玺。因为印文不是汉皇帝刻的，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并不使用。传国玺平时由少府属官符节令掌管，在皇宫中有两名叫尚符玺郎的官吏专门负责保管，代表皇帝权力的节、右虎符也由他们掌管，绝不是剧作者臆想的那样，皇帝象土财主一样把传国玺随时揣在怀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史书记载汉朝皇帝在行政事务中使用的是六玺，分别刻着“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朝皇帝的用玺制度规定：一般的行政事务诏书盖皇帝行玺；给诸侯王的诏书和发兵诏书盖皇帝之玺；任命三公大臣盖皇帝信玺。外交文书盖天子行玺；给匈奴等周边部族首领的诏书盖天子之玺；征发外国军队和祭祀天地鬼神盖天子信玺。六玺都用白玉雕成，螭龙纽，用今甘肃武都产的紫色印泥盖印，而不是剧中使用的红色印泥。汉朝这套完整的用玺制度是为了防止有人伪造诏书，保证皇帝诏书的真实性。剧作者不懂汉朝皇帝用玺的制度，剧中也不表现秦朝以后中国古代政府文书行政的高度制度化内涵，皇帝诏书都是一个模样，又想当然把秦玺当作汉玺，紫泥变成朱泥。
　　　　　　剧中景帝派周亚夫带兵讨伐吴楚时，手里拿着分成两半的虎符，给了周亚夫一半，另一半留在自己手里。虎符是皇帝把地方军队交给将领调动的凭证，在西安曾出土过两件秦的错金铜虎符，都是中分为两半，左右各有内容相同、用金丝嵌成的铭文，统一前铸造的杜虎符铭文是：“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无会符，行也。”统一后铸造的阳陵虎符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汉初景帝父亲汉文帝也曾将虎符发给各地的郡太守。汉代“兵农合一”，士兵绝大部分是农民，平时生产，战时由地方官按户籍征兵，皇帝从中央派将领到某地调兵时，就把嵌着该地地名的右边一半交给将领，将领把右虎符拿给地方官，地方官把两半合在一起，就是“会符”、也称“合符”。只有当两半虎符形状一样，铭文也一样时，地方官才能在该地征集士兵交给中央来的将领统领。剧中梁王从周亚夫手里接过虎符时只说了一句“这个也给他？”没有合符的动作，也没有梁王把军队交给周亚夫的剧情，根本看不出虎符的作用。此外，有多少郡国，就有多少个虎符。周亚夫从关中（今陕西）一路到洛阳、又到前线，景帝交给他的虎符应该不止一个。剧中窦太后说虎符的另一半在北营中尉手里，按照史书记载，长安城北驻扎的是北军，由大将军直接统领兵卒，领兵时用皇帝给的节，不另用虎符为凭。
　　　　　　中国古代自战国变法以后就建立了整套文书行政制度，政策法令和国家的行政命令都必须写成文件，有固定的形制，按照规定的程序层层下达到地方各级政府，政府所有的文件都有专门机构管理，最后存档保管。编剧只要读一下《汉书》就会知道，汉代官方文书中官吏只称名不称姓，不是剧中表现的把自己的姓也写上。汉代奏疏结尾称“昧死”，而不是剧中的“谨奏”。《史》、《汉》记载的汉代皇帝诏书结尾是“制曰：可”，剧中却是“钦此”。纸发明前汉代人在竹片、木片上写字，根据书写内容的不同，竹片、木片的长短也不同，一般是1厘米宽、23厘米长，即汉尺一尺长。皇帝诏书用一尺一寸长的简，叫“尺一之诏”，长方形的木版叫牍，上计文书就写在木牍上。《武》剧中所有的简长短都一样，不用木牍，窦婴在编成册的数片简上写一个字，都不合汉制。剧中皇帝诏书写在黄地红边的两色丝绸上，更是近乎舞台戏中的道具，不是史实。汉朝任用官吏有规定的上报批准程序，必须有各级政府、丞相府签署的任命文件，皇帝任命官吏有诏书，编剧把汉代任命官吏的严格程序设计成景帝当面口头提拔李广为骁骑都尉，对卫绾说，“他（武帝）叫你老师，你就是太子太傅了”，这都是戏剧中常见的情节，不是汉代历史。
　　　　　　
　　　　　　三、 不懂汉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望文生义，剧中人屡屡犯法
　　　　　　上计是汉代地方郡守每年一次向皇帝报告自己管辖区内的土地亩数、男女分别统计的人口数、赋税收入与支出、刑狱、水旱蝗灾等情况的汇报制度，上计是上报计簿的简称，计簿就是帐本。剧作者看到史书中有上计，就设计了长公主求见景帝，宦官春陀回答说皇帝在御书房看上计，不许任何人进去的情节，显然编剧把制度名称当具体名词了，正确的说法应是看计簿。汉代地方郡守每年都上报计簿，朝廷据此了解地方治理的情况，在全国排列顺序，排在前边的表扬升官、政绩排在后几名的降职免官。全国有数十个郡国，先是与本地前些年的数字比较，再排列全国各郡的政绩顺序，这种统计数字的事务性工作皇帝无法一个人关在御书房里独自完成，因为最后要公布结果，也没有对臣下保密的必要。史实是汉代郡国上报的计簿分别交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由小吏整理计算出结果后上报皇帝，据此奖惩地方官。
　　　　　　《史记》记载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司马迁强调这一细节是隐晦地批评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时未经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在本人毫不知情还穿着官服时，匆匆忙忙把他骗到长安城的东市场立即处死了晁错。汉代对中央官吏执行死刑判决程序是先由官吏劾奏、下吏，即拘押，诣廷尉、即正式逮捕，嫌犯入狱后穿赭色囚服、手脚戴刑具，对狱，即审讯，最后判决罪名、执行死刑。编剧不懂《史记》原文是批评景帝，设计了使者到吴楚军前线传递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的消息，剧作者一面在剧中说“衣朝衣”，又设计了景帝在晁错临刑前与他见面喝酒，有廷尉判决，晁错死前还脱去朝服改穿白衣的情节。
　　　　　　《汉书》记载御史大夫晁错控告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剧作者看到“私奸”，想当然从字面理解为“{*}{*}{*}{*}”，剧中给楚王戊定的罪名是“私奸{*}{*}{*}{*}”。其实汉王朝不禁止男女贵族随意与人同居，男性贵族家里有多少歌伎女奴也不犯法，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把“私奸{*}{*}{*}{*}”的人判处死刑的法律。晁错起诉楚王戊要求朝廷处死他的罪名是“不孝”，汉王朝“以孝治天下”，如果子女在为亲生父母服丧期间有性行为，就是犯了“不孝”罪，汉律规定：“不孝者弃市”，晁错告楚王戊“私奸服舍”，是说他在薄太后死而未葬的服丧期内、穿着丧服就在孝棚里与人发生性行为，是想借“不孝”的罪名将他处死。但汉律规定处罚奸罪必须是当场“按之校上”，就是今日民间说的“捉奸捉双”，薄太后已经死了一年多，当时也没有人曾经现场捉住楚王戊，所以晁错说他“私奸”的意思是私下与人发生了性行为却未被抓获。按《汉律》来说，这项控罪并不能成立，第一、薄太后不是楚王戊的生母，只是他的伯祖母。第二、不是当场抓获，也没有任何证据。景帝觉得此案真要以“不孝”罪处罚难以服众，所以含含糊糊地下了道赦令，只削了楚王戊的东海郡。后来吴王的中大夫应高对胶西王说景帝“任用邪臣，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指的就是这类事。
　　　　　　《汉书》记载景帝5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剧作者以为公主就是景帝女，而平阳与隆虑的事迹在景帝5年后都有记载，想当然把王美人三个女儿中的南宫当成嫁给匈奴的那个公主。其实南宫事迹附在《汉书.文帝功臣表》其夫名下，她嫁给了汉朝的芒侯申，在和亲匈奴事件之后又过了27年，因丈夫对她“不敬”，二人分手。剧中旁白说景帝“不得不让南宫公主嫁给匈奴大单于，换来近十年的和平局面”，又说景帝是唯一把女儿送去和亲的皇帝，剧作者自己感动得不得了，其实都是剧作者读不懂史书得出的错误结论。历史上没有一个汉朝皇帝将亲生女儿嫁给匈奴，被派遣和亲的都是与皇帝关系疏远的宗室女，就是刘姓诸侯王的女儿翁主，史书中直接以父王国名或女子名字称呼，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称江都公主、细君公主，又把楚王戊的女儿解忧再嫁乌孙王，称楚公主解忧、解忧公主。显然剧作者不知道汉朝公主封号是所封地的县名，如武帝姊平阳公主封地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南宫公主封地在今河北南宫县，隆虑公主封地在今河南林县，想当然接着隆虑编造了一个史书中没有的“假公主”隆庆，这一创作就出了两处错误：一是分不清和亲的公主其实是低一等的翁主，二是汉代没有隆庆这个县名。 
　　　　　　剧作者不了解汉朝的法律令，《武》剧中许多情节设计违法。《汉律》禁止赌博钱财，参赌和设赌的人都要被夺去一级爵位，并处罚守卫边境两年。剧中窦太后为前方筹款，坐庄与后宫夫人们赌博，田蚡在蹋鞠球场公开下注赌博等情节均是违法行为。剧作者改编《史记.货殖列传》中长安“子钱家”无盐氏在吴楚叛乱时放高利贷一夜暴富的故事，把借钱一方由出征打仗的列侯改成了国家贴告示向民众借金谷，“取倍为息”，把放债的无盐氏改成郎官田蚡向商人借金，再贷给国家发了大财。这一改一编就不是汉代历史了，汉朝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晁错提出的入粟拜爵，民众用粮食换爵位，因为爵位由国家掌握，要多少有多少。汉代法律禁止六百石以上官吏和在皇帝身边服务的官吏放债生息谋利，一经发现就免职。剧中王美人告诉栗妃自己作郎官的弟弟放高利贷，等于告诉别人自家亲属犯法。汉朝为维护社会治安，法令规定“不得夜行”，禁止所有人夜间外出行走，剧中晁错父亲夜晚在桥上走，梁王夜晚赶路等情节都属违法行为。汉代国家十分注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法令《四时月令》规定，从春季到农历的11月底禁止捕鱼，剧中窦婴闲居家中在夏季用竹竿插鱼，也属违法。
　　　　　　后宫嫔妃都相邻而居，宫闱禁地男性不得随意出入，剧中陪武帝读书的韩嫣，《史记》记载武帝特许他可以随意出入后宫永巷，后来“以奸闻”，被王太后下令处死。剧中王美人异父弟田蚡多次出入后宫，栗妃与窦婴单独见面商量事情等都是犯大罪之举，媒婆进后宫卖珠宝也不可能，更不会有朝廷官吏闯进王皇后寝宫向景帝报告的事情。皇后是后宫嫔妃之首，也出席国家重大典礼，但制度规定皇后的权力只在后宫，不能随意出宫，不能到皇帝办公地点、更不能离开皇宫到官员的办公地点去直接与官吏交涉。剧中王皇后到中尉府监狱探望栗妃、向郅都要刘荣的遗嘱等情节在中国古代社会绝不会发生，而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后妃干政“吹枕边风”是朝政败坏的表现，《武》剧为吹捧武帝母亲王皇后，编造了许多她参与朝政的情节，恰恰是传统政治文化严厉批评的恶劣现象。如果皇帝幼小，太后可与小皇帝一起临朝，但剧中景帝早已成年，编剧安排窦太后亲临朝廷干涉朝政，在众官员面前逼迫景帝，又代替景帝当场批准官员上奏诛杀晁错，在汉朝制度下都不可能发生，窦太后干涉朝政只能在幕后。
　　　　　　
　　　　　　四、不懂汉代官制爵制，官吏越权，梁王乱封官爵 
　　　　　　剧作者不了解汉代中央各官职的责任范围，晁错在文帝时的官职是太子家令，职责是管理太子家的日常事物，剧中却说他是景帝的老师。御史大夫是皇帝身边的秘书官，负责起草诏书、接收大臣和民众的奏疏，保管行政文件和图书，把皇帝的诏书传达给丞相，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对九卿发号施令，剧中让御史大夫晁错带廷尉士兵捉拿楚王戊，明显是官吏越权乱来。汉朝丞相是百官之长，总理全国行政事务，决定国家大事要举行朝议，朝议由丞相主持，皇帝在旁边听会，百官讨论国家政务形成文件，上奏经皇帝批准，就是国家法令，战国变法以后到西汉初，国家重要的政治运作须经朝臣集体讨论，皇帝也不是《武》剧表现的那样亲自主持朝议，直接对大臣发号施令，国家大事都是皇帝一个人决定。剧中景帝接到匈奴扰边报告时对晁错说“当初你和贾谊不封几个诸侯王到边境”，须知封立皇子为诸侯王的决定权在皇帝，朝臣无权过问，而且文帝时贾谊官不过太中大夫，是皇帝身边的顾问，并无实权，晁错同样是咨询秘书官中大夫。大将军窦婴对袁盎说，我已把此案卷宗调过来，实际上负责刑狱的廷尉是丞相属官，大将军领兵，不管刑狱。汉朝管国家工程的是将作大匠，剧中景帝却说成是将作大臣。
　　　　　　剧中窦太后在听说侄子窦彭祖官任奉常后说“奉常位列九卿之首，比守着南皮侯那个空爵强”。奉常主管宗庙祭祀，古人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礼仪，所以奉常官位列九卿之首。奉常在祭祀祖先前要斋戒，必须经常吃素独居，有歌谣说“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奉常根本不是什么美差。
　　　　　　汉代国家鼓励民众杀敌立功，叫斩首立功，必须拿敌人的头来报功，杀的敌人官越大，朝廷给的赏赐就越多，赐给的爵位也越高。项羽自刎前对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熟人吗？听说汉出千金、万户封地买我的头，我就作好事送给你吧”，项羽一死，众将争相抢夺尸体，最后五个人各抢了一部分，汉朝就把万户封地分成五份，封了五人为侯。剧中为了硬加上一场游侠打杀戏，设计了周亚夫不派兵追捕，说“杀鸡焉用牛刀”，只让游侠剧孟去东越国刺杀刘濞的情节，等于把最大的战功和朝廷给的赏赐拱手让给别人。
　　　　　　汉代以粮食重量表示官阶和薪俸的等级，如百石、六百石，一石约合30千克，是一年的总数，实际是按月发放。剧中梁王封韩安国为“梁国一等卿大夫，加秩一千石”，一句话里前后两处错误。卿大夫是中高级官吏的泛称，相当于今天说司局级，不分一级二级。韩安国当时任梁国内史，秩二千石，“加秩一千石”就成了三千石，汉代根本没有三千石这一秩等，二千石之上是中（读众音）二千石，就是真正能拿到二千石俸禄的官，再往上是万石的丞相。汉初人的社会地位和田宅多少由打仗获得的爵位高低决定，官位不可世袭，爵位封户可以传给子孙。汉代实封某侯的某是地名，被封的诸侯依照法律每年从该地封户那里获得赋税收入，窦彭祖因为是皇太后亲戚受封南皮侯，封地在汉的南皮县（今河北沧州市南），封户有6460户，绝不是剧中窦太后说的“空爵”。
　　　　　　
　　　　　　五、不懂儒家礼制丧制，两个皇帝并立，皇帝为妃子服丧
　　　　　　《史记》记载王美人指使大行奏事惹怒景帝遭处死，剧作者弄不明白原因，只好按宫闱戏的老路子，把大行改编成史书中没有的栗妃兄栗贲。其实景帝发怒处死大行是因为他奏事时引儒家礼制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而景帝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原来是奴婢，比高祖小儿子刘长的母亲身份低贱，按儒家礼制“子以母贵”，文帝本没有资格当皇帝，是陈平等大臣说文帝比刘长岁数大，以年长当了皇帝。王美人故意指使大行揭景帝的短儿，触怒景帝，以达到迁罪栗姬，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目的。
　　　　　　古人在男子二十岁时由家长召集亲属客人举行冠礼，改变发式，戴上象征成年的冠，腰间佩带剑，从此就可以正式从事工作了，冠礼就是成人礼。《汉书》记载景帝病重时“皇太子冠”，剧作者把冠礼的冠当成了皇冠，所以剧中景帝为太子行冠礼时给武帝戴上的是与景帝一样的十二旒冕。武帝当年只有16岁，按礼制来说太子未成年不当举行冠礼，如秦始皇13岁即位，到21岁才行冠礼。景帝病重，担心死后因儿子年幼发生变故，所以提前举行了成人礼，使武帝能亲政。编剧不了解冠礼的意思，画面上出现了老小戴着同样旒冕的两位皇帝，须知封建社会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能有一人，父亲死后儿子登基才能戴上十二旒的冕，如儿子登基时父亲尚在，父亲就得退位作太上皇。
　　　　　　古人在亲属去世后，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别在不同期间内穿相应的丧服，如大功、小功、缌麻等，从穿上丧服到脱下丧服的期间叫丧期，即穿着丧服的期间。剧中景帝说“栗妃刚死，等丧期一过”，再为王美人举行册立皇后的仪式。按儒家礼制景帝不为栗妃穿丧服，王美人与栗妃地位相等，她也不应穿丧服，“栗妃丧期”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
　　　　　　
　　　　　　六、不懂汉代历史地理，称大都会为小破城
　　　　　　剧作者不具备对汉代历史地理的基本了解，在涉及地理问题时，连连出错。剧中说“齐国又小又弱，临淄城又小又破”。古代社会衡量国力大小的标准首先是人口，齐国初建时高祖将能说齐语的民众全归齐王。齐邻海，有鱼盐资源，纺织业十分发达，有“冠带衣履天下”之说。齐国都城临淄（今淄博）自战国以后就是著名的大都市，汉临淄城面积达20余平方公里，城门11座，内有7条主干道，南北主道宽20米。
　　　　　　剧中说吴国的豫章郡（今江西）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福建北部）是“天下膏腴”，即土地肥沃的地区。而《汉书.地理志》记载这一带“田下下”，属最末等，吴国的财富主要来自豫章的铜山和海盐。
　　　　　　梁国都城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市，从该地到首都长安、即今西安市，路途在千里以上，剧作者不知道汉代梁国都城睢阳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剧中大臣对景帝说如果允许梁王修一条从睢阳到长安的大道，梁王从梁国发兵，第二天就能到达长安。
　　　　　　剧中边境官吏向景帝报告说匈奴掠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20万人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直到150年后，渔阳郡总人口只有26万，汉初该地区人口不过数万。实际上匈奴族以畜牧业为生，犯边为了抢夺粮食物资，如果大量掠走人口到匈奴部落，为养活这些人反而消耗粮食，对匈奴族来说并不能获利。
　　　　　　
　　　　　　七、不懂身份贵贱，乱改皇帝名字，汉代皇后如同农家大嫂
　　　　　　　　剧中设计了武帝母王美人用纺织机织帛，替兄弟田蚡补袜子，给景帝缝鞋垫、腰带，给景帝洗脚等情节，完全是农村贤惠大嫂服侍丈夫兄弟的行为。汉代皇后身边和后宫里有许多为皇族服务的宦官宫女，汉宫中虽有东西织室，但那是女奴劳动的场所，剧作者想当然让皇帝后宫与奴婢一样劳作，是混淆了汉代社会贵贱身份地位的本质性不同。
　　　　　　
　　　　　　八、不懂时代变化，用东汉事写西汉，把后代语用在前代
　　　　　　剧作者编造了一名不见于《史》《汉》记载的宦官叫春陀，官职是中常侍，在景帝身边负责守卫皇帝起居、传递大臣的奏章，剧中景帝诏书也由宦官起草，交给中常侍春陀下发。显然剧作者将两百年后东汉的情况套用在西汉初年了。据史书记载，西汉初鉴于秦朝宦官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立秦二世，对宦官参政十分警惕，西汉初年中常侍由有文化的士人担任，为皇帝出谋划策、起草文件，还负责在办公时照顾皇帝的日常生活，例如拿唾壶。在举行朝见仪式时，由声音洪亮的谒者而不是宦官主持礼仪的进行。汉元帝之后开始用宦官任中常侍，到东汉中期以后因为皇帝年幼太后女主亲政，中常侍一职就全由宦官担任了。西汉皇帝的后宫用宦官，办公场所则由三署郎官、就是王皇后弟田蚡担任的郎官们日夜守卫，皇帝坐的四人抬座椅辇，也是由郎官们抬，景帝时期绝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身边总跟着个亲信宦官，这个宦官还敢向大臣窦婴伸手要钱。
　　　　　　剧中栾布对周亚夫称“领栾姓家兵三千人”，是将四百年后东汉末期的社会状况放到汉初了。史实是西汉皇帝为维护国家政令的贯彻执行，一贯打击豪强大姓，景帝时尚无如此势力强大的私人武装。
　　　　　　《史记》记载周亚夫妻劝丈夫不必自杀，因为周并无谋反之心，剧中改为周妻说“不要让不忠的污点玷污了周家两世英名”，又设计了周妻在听到丈夫死后自杀的情节，是将宋明以后的忠君思想和封建礼教提倡的烈女殉夫现象放在了千年以前的汉代。同样，剧中窦婴说“一仆不事二主”，也不是西汉人的思想，刘邦手下很多官吏就是从项羽军中投奔来的，还有许多官吏在秦朝也作过官。 
　　　　　　剧中景帝要求太子太傅卫绾教武帝琴棋书画，是把后代事用到汉代了。春秋以来儒家培养学生的科目是六艺，即：礼、乐、射（射箭）、御（驾马车）、书（篆书等各种字体）、数（数学），汉以后是五部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剧中卫绾自称“江南一介寒儒”，据《史记》，卫绾是代地（今山西）一个车把式，不是儒生，战国秦汉时期儒学的大本营在齐鲁，就是今天的山东。
　　　　　　汉代宫殿地面铺地砖，有时刷黑漆或红漆，进门前脱鞋，室内设草席。房间用夯土隔断，夯土墙上架窗，内有丝织品作帏。剧中建筑物内部大量使用的木地板是西方建筑的作法。宣室是未央宫内的一间殿，即一间屋子，剧中布景却是一座大建筑物上高悬“宣室阁”的匾额。汉代建筑物也不曾使用过剧中周亚夫家室内糊纸的隔扇拉门。
　　　　　　汉代酒都是酿造的，如今天的米酒，元代以后才出现烧酒，剧中的酒如水一样清澈，不合当时情况。汉代酒不耐保存，史料中常有酒变酸的记载，有句成语说狗恶酒酸，指的就是酒变质的事。剧中窦太后要求窦婴把高祖时的“紫金酿”拿出来，景帝距高祖时已过去了50多年，酿造酒不可能贮藏那么长时间。剧中栗妃拿江南米酒招待窦婴，而汉代江南经济落后，不出美酒，不可能特意千里迢迢运到长安。
　　　　　　汉代称量黄金的重量单位是斤、两，不是剧中说的一锭、几锭。剧中窦婴与田蚡用铁平锅烤鱼，而铁锅普遍使用在西汉后期，当时人用明火直接炙烤。
　　　　　　汉代边境告急文书装在红白两色布袋子（赤白囊）中，由士兵捆在身上飞马传递，而不是在肩上插三面小红旗。汉代官吏在朝仪大典时穿黑色官服，剧中却有白衣官吏入朝的场面，而白色是民众的服色。
　　　　　　上巳祓禊是中原的古老风俗，人们在冬去春来的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到河边，举行祭祀仪式，把香熏草浸在水里，用有香味的水洗澡，认为可以祛除不祥，预防疾病。到魏晋之后，才有在河边宴饮的习俗。可能剧作者从佛教观世音菩萨手中的柳枝得到启示，设计了景帝用树枝沾水点洒在女子头上的情节，又有众人聚餐，就是没有上巳节最重要的洗澡情节。
　　　　　　汉代匈奴族父子兄弟住在一个穹庐里，类似今天的蒙古包，父死，娶后母为妻，并不禁止男女自由接触，剧中匈奴单于大帐里有两名遮脸的女子，表现的是后世阿拉伯的风俗。“披发左衽”是汉代南方蛮族的打扮，剧中大侠剧孟是中原人，却披散着头发，少数民族的南越国人反而是和汉人一样的衣服装束。
　　　　　　 古代汉族祭祀时的供品是酒和饭，帝王大祭用牛、羊、猪等家畜，叫牺牲。剧作者设计了临江王刘荣在临行前点燃线香祭祀黄帝子累祖的情节，把两百年后才传入的佛教宗教仪式当成了汉族的祭祀礼仪。剧中田蚡为王皇后刮痧，宫女拿着在皇后背上晃来晃去的线香，也是佛教传入后才有的。
　　　　　　剧中的景帝患肺痨吐血，就是今日说的肺结核病，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解释“痨”字是：朝鲜谓药毒曰痨，说明痨字是武帝之后从今朝鲜半岛传入的语言，药物有毒性叫痨。结核病菌最初存在于牛身上，人喝了感染结核病菌的牛奶后发病，再经呼吸道传染给别人。汉族吃牛肉，但不饮牛乳，结核病菌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大量迁徙到内地后才传染给汉族的。经编剧想当然一创作，佛教仪式成了汉族礼仪，外来病菌害死自家祖宗。
　　　　　　剧中经常出现后代才有的用语，如：正史、条陈、卷宗、阁下、部曲家兵、门生故吏、丫头、选美、爹、娘、老娘、老身、奴才、翻牌子、羊车、平身、贵妃、老太太、口外货、高利贷、小姐、正法、伪官、公公、值勤、金牌、皇上口喻、钦差、拟旨、宣旨、押署问罪、看管问话、画押、死牢、皇上准奏、冷宫。
　　　　　　
　　　　　　九、不懂历史学基本规范，张冠李戴，老子事迹安在儿子身上
　　　　　　剧作者编写历史剧，却缺乏历史学的基础训练，许多基本史实也出错。司马迁出场时官职为中书令，在遭腐刑后不应仍有胡须。《史记》最初称《太史公书》，不是剧中道具上写的《太史书》。晁错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剧中人却骂他是“腐儒”、即迂腐的儒生。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时35岁，扮演景帝与王美人的演员年龄偏大。剧中称“吴王70大寿”，而吴王刘濞62岁反叛当年就死了。高祖刘邦与吕后所生嫡子只有惠帝刘盈，胶西王之父齐王刘肥母曹氏是刘邦起兵前的“外妇”，刘肥是庶长子，剧中却说刘肥是高帝与吕太后所生嫡子。
　　　　　　时间地点人物真实是再现历史最基本的要求，剧作者一面说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一面为剧情需要把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人物事迹重新安排到其他人身上。剧中胶西王说的“我62岁，小儿子14岁”，《史记》记载于吴王刘濞的发兵文告中。窃虎符是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救赵国的故事，剧中却说汉初陈平窃虎符，使周勃入北军平定诸吕叛乱。被挡在周亚夫细柳营门外的是文帝，《武》剧却将此事安排在儿子景帝身上。民谣“一尺布，尚可缝”说的是文帝与淮南王的兄弟恩怨，被改成景帝与梁王。匈奴给吕后的信在剧中被改成给孙媳妇窦太后。周勃回答不出文帝提问，陈平代答之事被安排成景帝问周亚夫，窦婴解围。如此乱改一气之后，人物姓名是真实的，人物事迹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但张三事安在李四头上，与伪造历史又有何区别呢？文革时有小道消息说，朱老总看到有人把红军井岗山会师画成林彪和毛泽东握手，老总笑着说我是旁边那个牵马的。汉朝的帝王将相们地下有知，看到《武》剧作者让他们“时空大腾挪”，该作何感想呢？ 
　　　　　　 
　　　　　　 十、不懂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美化吹捧封建帝王
　　　　　　《武》剧片头插曲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把封建皇帝说得象革命先烈一样先进。该剧导演说 “汉武帝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争议”，所以该剧与《雍正王朝》不同，“不翻案”。我们怀疑《武》剧作者是否真的象他们写在片头告诉观众的那样，读过《史记》《汉书》？司马迁批评武帝提拔妻舅为将军、滥用民力、大造宫室、笃信方士、严刑酷法的记载在《史记》中比比皆是，因此差点丢了性命。《汉书》批评武帝为了让自己妻族立功封侯，连年发动对匈奴大战，“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耗尽了汉朝建立50年以来的公私积蓄，“户口减半”，全国人民死了一半。到武帝死后霍光执政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昭帝时社会才得以恢复，“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就连武帝本人也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又封丞相为“富民侯”。千年后宋朝司马光《资治通鉴》严厉批评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武帝干的坏事、蠢事跟秦始皇没什么两样，唯一值得后世借鉴的是他晚年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晚而改过”。
　　　　　　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理想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评价帝王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看他能否顺应天道，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社会安定，而不是看他实现了多少个人理想，把国土扩大了多少。剧作者吹捧武帝不惜耗尽国力民力出击匈奴是政治远见，其实是不明白、或者是故意不说汉朝对匈大战的真实目的，认为帝王的个人意志和功业应置于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之上，这是今天《武》剧作者个人的政治理念，不能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
　　　　　　《史记》记载汉文帝原打算造一座露台，听工臣说造价需要百斤黄金，觉得太贵，他说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考虑不要作愧对先帝的事，还造什么台呀！有人从渭河桥下突然出现惊了文帝的乘马，文帝发怒，要判他死刑，廷尉说按法律应罚金，文帝就改变主张同意了廷尉的判决。汉文帝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皇帝的榜样受到称赞，就在于他一生简朴，任用贤才，轻徭薄赋，依法治国，使社会在长年战乱后恢复发展，让人民能过上发家致富的好日子。汉代称皇帝为天子，不是说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天比皇帝大，皇帝必须顺天法祖，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就是天在警告皇帝，你的统治有问题，必须检讨，《汉书》中记载了数则日食发生时皇帝的罪己诏，文帝日食诏书说：人主和政府的统治有问题，天就会显示灾害作为警戒，我“不德”的过失太大了，全体官员都想想我有什么过失，以及我考虑不周的地方，不要隐瞒全都告诉我。《武》剧作者借景帝之口说出的“我说话不算数，谁说话算数”，只是剧作者本人对封建皇权的庸俗化理解，不是汉代皇帝能在朝廷上公然说出的话。
　　　　　　中国古代史学记载帝王事迹的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不过分赞美，也不隐瞒皇帝作过的坏事，正史在本朝灭亡后由下一王朝撰写的理由也在于此。《武》剧作者对皇帝皇权五体投地式的极度崇拜，绝不是来自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不能代表司马迁、班固及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两代人毕生精力，才写出《史记》，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两代人经数十年呕心沥血方完成《汉书》，而作为两部鸿篇巨著基础的，是中华民族自文字发明以来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领域内积累的丰厚精神遗产、制度遗产和物质遗产。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面对祖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主流媒体召集人员出巨资创作历史剧，表达创作人员本人对帝王的评价和政治观点、审美理念，本无可厚非，而硬要把今人的想法和古代正史典籍捆在一起，利用《史记》《汉书》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效应推销自己的产品，使观众分不清哪是真古董哪是冒牌货，就不能说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只能是糟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了。
　　　　　　《武》剧尚在播出，我们希望观众在观看时能明白戏剧的内容不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原貌，更不是真实的汉代历史，观众要想了解汉代历史，最好还是亲自去翻一翻原著，或者去读专业的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