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两陈治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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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着黄土
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刺眼。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戴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12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
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13年，成了一个娴熟的会计学专家，他编写的《银行会计》一书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并被之江大学、沪江大
学聘为会计课教授。顾准于193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1940年他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江南行政委员会
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回家乡出任重要的财税局长一职。据当时的上海市民回忆，1949年前后，沪上最出名的共产党干部有三个人，
除了陈毅市长之外，一个是公安局局长杨帆，还有一个就是顾准，原因是“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们贴出来的治安和征税布告”。
如果说对投机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那么，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则有待于实业的恢复，它的难度一点也不逊于前者。顾准采取的办法是
“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培养税源，打击偷税漏税不法行动”。他在两年任期内，完成了三项很重要、对全国工商业治理起到了试验性效果的
工作。
第一项是重建征税制度。
自晚清到国民政府时期，税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乱，偷逃现象很严重，逃税越多，税率越高;税率提高，逃税更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顾准实行的是“轻税重
罚”办法。为了避免大的动荡，他基本上延续了国民政府的税制体系，同时废除了一些民愤很大的苛捐杂税，譬如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取消了有
重复征收性质的11项捐税，此外陆续颁布了开征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办法。由于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的账面资产与实际值发生了
严重的背离，为合理征税带来了严重的困扰。10月，顾准公布了一项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账面资本额，使之接近
实际状况。这个办法一公布，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为了保证税收的征缴，他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组织若干个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征组
(后改称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他对上海的纳税户进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户2.1万个，实得工商纳税户10.78万个，全市
设20个区税务局，建立96块专户管理区域。顾准设计的这套税务专管员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顾准在上海的征税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财政收入只有498万元，处于严重赤字状态，根据上级命令，上海必须在1950 年
的第一个季度通过发行公债和征税的办法收上3 000万元。顾准采取了严查重罚的手段，他回忆说：“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
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于是，上海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一方面也进行非法抵抗—这一两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
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两名警卫员。”
顾准所说的抗议者中就包括实业大王刘鸿生。他留在上海的过程颇为曲折，他的第六个儿子刘公诚是共产党员，一直劝告自己的父亲留在上海。1949 年
4月，就在南京被攻克的日子里，刘鸿生在解放区电台里听到了一则专门针对他的广播：“请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军保证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当时，刘鸿生的居所已被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监控，他被强行胁持到香港。上海解放后，刘鸿生父
子避开国民党特务监视，深夜乘太古邮轮离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得到“共产党将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私人财产、民族工商业者可以保留过去生
活”的承诺，接着回到上海重新管理所有家业。他的回国在全国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财经经济委员会委员。此次，顾
准的查账重罚还是让他颇有点吃不消，他直接给陈毅写信发牢骚说，公债买了十几万元，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干脆
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办不下去了。
尽管遭到部分商人的抵制，顾准的强制手段还是起到了效果，据《上海市财政税务志》记载，1950年全市的税收收入达到6 416万元，比上年增加
12.8倍，为舒缓全国财政的紧张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准的第二项重要试验，是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对私人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特征之一，但是，如何改造，从哪里切入，却是一个很有技术性的命题。陈云的思
路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从1949年10月起，中财委就着手建立三个全国性的贸易公司：一是全国
性的纺织公司，负责纺织原料和产成品的供应与销售;二是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各地特产的产销;三是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
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和盐业，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设立一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
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私人企业均不得从事流通业，违反者被视为“投机倒把”。据曹锦清的研究，江浙一带从1950年4月起，在
各县成立供销合作社，统一代理春秋茧的收购业务，私商被禁止向村民收购，从此截断了上海各私营纺织企业的原料供应渠道，迫使它们只能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
业务。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
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陈云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这个庞大
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流通领域的突围开始的，也即是对这一体系的瓦解，“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在1997年从《刑法》中取消。
陈云认为，要稳定物价和牵住全国产业的牛鼻子，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也就是纱布、大米和煤炭，其中就工业而言，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纺织业。它的
产值占到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而且在这个领域中，民营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所以，在对全国流通市场实施计划管制的时候，它成为第一个对象。早
在9月24日，也就是上海纱布大战前的一个多月，中财委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会议对全国各地当年的
棉花种植面积、年成、收获量，各地区公私纱厂纱锭数、粗细锭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众自用及手工纺织全年需棉量，各地区当年收购棉花的具体计划及部署
情况，现有收花机构之组织状况及干部数量，私人棉商及小贩收棉花的情况，各地区棉纱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况进行了一一的排查、分析和计划。这样的棉花大会
形成了一个每年必定召开的制度。到12月，中财委又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粮食会议，新华社对此进行报道的电讯标题是“中国粮食史上”的创举。
在全国的粮棉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上海的带头效应当然最受关注，顾准很快行动起来，他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
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
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
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
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据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的记载，全国性的棉纱统购政策是在私人企业家的参与和配合下制定出来的。1950年底，纺织工业部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和全国工商联的沙千里、吴雪之邀请赴京开会的荣毅仁在南河沿全国政协俱乐部吃饭，席间，荣毅仁说自己正在琢磨一个问题，他说：“我正
在想，搞工业的最好让他专心搞工业，着眼生产，贸易的事由国家来搞，比如商业部吧，就专门搞商业。”谈着谈着，你一句，我一言，就谈出了一个统购棉花的
主张，大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一时兴起，就喝酒起来，荣毅仁很有酒兴，一杯又一杯地下肚。这次闲谈后的第三天，陈云约见荣毅仁、刘靖基、王志建等五名上
海私营棉纱厂的老板们谈话，听取具体的意见。在纺织工业部的会议闭幕式上，陈云说：“工商界人士提出棉纱统购的意见很好，我们赞成。”1951年1月4
日，中财委颁布《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商业部为此规定了棉纱的分配、销售、加工办法，这
样，私营棉纱厂的生产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当这一严密而广泛的国营计划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所谓的纱布大战、粮食大战便成绝迹。
顾准的第三项重要试验，是创造性地驱赶了所有的外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外资企业显然成了新经济体制的“不适应者”，它们将如何退出是一个广受
关注的事情。
顾准用的办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税率，把外资公司一一逼走。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
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
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51年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他举例
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
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
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顾准独创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城市，外资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外资企业颇不情愿，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以当时最大
的烟草企业英美烟草为例，它的资产通过协定计算的方式被转让给中国政府。根据这一协定，英美烟草的资产价值与其未支付的捐税和债务相等，也就是说，它离
开中国的时候，没有带走一台设备。据该公司估算，这一转让在公司账目上损失了5 000万英镑。另据美国学者高家龙的计算，在半个多世纪里，英美烟草在
中国获利不少于3.8亿美元。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开埠以来，百年以降，从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国大臣，从蒋介石政府到汪精卫伪政府及日本占领军，从来没有出
现过这样的管理者。
他们年轻，风华绝代，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根
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年轻的财税局长顾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他每天奔波于上海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
主周旋协商。他在立信会计事务所时的老同事严松龄回忆说：“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军服，桌上放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态度极其谦和
诚恳。”所有的市民和工商业者对这样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
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国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
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
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
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
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
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
辑之中，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类似顾准式的困惑并非仅见。计划经济理念与市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无法化解，而终成“体制之痼”。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回忆过一则往事。1950年初，上海缺粮缺煤，整个城市一度面临瘫痪的危险，陈云邀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
批财经专家，专门研究解决粮煤运输等问题。专家们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并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
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专家们进一步解释说，这
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中财委商业处处长姚依林在会议室内来回徘徊，他对陈云说道：“我们就‘卖’一回
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才把用外国轮船运煤的事确定下来，上海之急稍解。
在改朝换代的大时刻，顾准式的疑窦及是否用外轮运煤的徘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革命正面临更严峻的挑衅和困难。上海还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
1950年2月6日中午，从台湾飞来的战机四次轰炸上海闹市区，1 000多间房屋被炸坏起火，500多名市民被炸死，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全市停电。
在这一年的春季，尽管通货膨胀的“野马”被驾驭住了，但工商业的萎缩迹象仍然在加剧，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
大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减少一半，中小商号少了90%。到4月份，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 000多家，停业的商店2 000多家，出现了20万失业工人。陈毅
市长六次致电中央，呼吁紧急支援。而全国的情形与上海相似，14个大城市在整个春季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 347家。
尽快地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新的战争变数发生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并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10 月
初，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就这样，才诞生一年的新中国与新晋的全球第一强国直面交战。这场战争持续
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它最终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