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有罪，中华无辜！
olaf
——与舒天然先生商榷
晓 黑
一 “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
辛先生提出这一口号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马列主义及声称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人已经对中国民族和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之后。马列主义所煽动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仇恨，所强调的“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绝对领导作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物质损害，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且不说那些死去的冤魂，举一个小例子，小学生就要以评比小红花的方式相互揭发，批评，向老师献媚争宠，在作文中说假话，这是中华文化固有的吗？不是，在韩国，日本这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对儿童的扭曲，然而，在苏联，在东欧，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在哈维尔的笔下，我们可以体会到似曾相识的情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韩国在政治文化上差距更大，而和遥远的，没有共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捷克更相近？起作用的正是马列主义的党文化，而不是中华的传统文化。
是的，亚当·斯密，洛克，孟德斯鸠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绝没有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造成如马列主义一样大的危害。首先，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成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和政权，暴力紧紧地联系起来，也没有听说洛克的学说造成了亿万人的死亡。恰恰相反，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提倡个人和国家权力的正确界定，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构成了今天世界的主流文明的一个（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仅用国家暴力来维系的教条。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20
世纪同样要受到凯恩斯主义的修正。因此，“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的口号，不是无原则的排外，而是基于马列主义业已造成的累累劣迹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都是中华儿女，然而，正是马列政权，而不是辛灏年先生，正在剥夺和威胁他们自由信仰的权利。但是，假如今天的中国真的处在一个天主教神权的统治下，处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一切舆论都要经过教会审查，只有《圣经》和洪秀全的话才是唯一正确的经典，那么，即使没有辛灏年，也一定会有人起来呼吁，“要做中华儿女，而不做耶教子孙。”
拋弃马列主义就象拋弃法西斯主义一样，尽管希特勒也使德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也曾经得到了德国人衷心的拥护，但是这不能改变纳粹反人类的实质，希特勒带给全人类和德国人民的灾难和耻辱远大于一些暂时的好处，因而最终成为德国的耻辱。当然，今天仍有人怀念希特勒，就象在日本也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一样，但是历史的结论还是无法改变。
二 关于毛泽东时代
中共的夺取政权，当然有其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农民的贫困。但是，农民的贫困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藉助这个问题夺取政权的人，不见得就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这从洪秀全，张献忠等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舒天然先生应当是清楚的。但是，中共所给予农民的是什么？是短暂的一点诱饵，用美国一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是“礼物”，而不是长期的对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能进城，不能经商，完全成为社会的底层公民，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指出，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的1978
年，“安徽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中有4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个人没有棉裤……1978年，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8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吕梁地区，为70元……故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杨继绳还指出，“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生活不如30年代。”（39-40页）毛泽东时代是否值得留念是显而易见的。有人会问，那么农民为什么不造反呢？很简单，中共的统治已经深入到最基层，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县以下不设行政机构的自治传统，农民稍有动作，立即会被拥有武器的军警消灭在萌芽状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难道没有为中华民族作出一点贡献吗？”当然有，就是把国家政权的统治强加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加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
莫里斯·迈斯纳是一位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和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有左倾的倾向，也和许多学者一样，有标新立异的倾向，否则无法出书。但是，他的研究不论纸面上看是多么科学，都只能是隔岸观火，坐而论道。他能了解到中国人的痛苦和恐惧吗？他能了解物质匮乏，吃不饱饭究竟是什么滋味吗？不用说迈斯纳，就连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萨特都对中国充满了好感，甚至拜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可是，中国人的贫困，压抑，他能看到么？日本的访华代表团能看到吗？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对腐败的抑制，其方法大同小异，就是必须建立政治监督，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而这些，都是毛泽东所建立的马列制度彻底否定的，甚至中国的腐败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固然，毛泽东时代的腐败程度较轻，但这仅仅是说，经济方面的贪污腐败没有现在严重，或者说，用政治压迫掩盖了经济压迫。比如，文革时上大学的机会公平吗？假如一个干部不贪污金钱却利用职权强奸妇女，我们能说，他是“廉洁”的吗？我们不可能希望回到毛时代来换取廉洁，只能在均富的基础上抑制腐败。而这一点，最终还是要求民主政治和法制。
三 关于马列主义
舒天然先生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继而出现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仅私有制，就连公有制下也同样有商品经济，只要还存在社会分工。”
假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真的认可商品经济，那么，第一，毛泽东反对商品经济，是否严重违反了马列主义？事实是，他没有违反，而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第二，假如马克思主义真的认可公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不会如此艰难和曲折。中共中央之所以到1992年才敢于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正是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典论着中没有的，所以才为保守派阻挠改革找到借口。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确认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发展观和中共改革派对极左教条主义的一大胜利，这一点，想来舒先生不会否认。
这里我们就引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吧：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替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４１页，转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１８２页。）
舒先生说，“不知辛教授从何看出马克思‘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其实，这一点世人都已经看出来了。因为，剩余价值理论强调工人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里就在事实上已经否认了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层的脑力劳动，否认了资本本身的价值。假如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层，没有流通环节和商人，工人制造的产品不可能自动进入市场，获得商品价值。资本家过度榨取当然不对，但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属于工人也不公平吧。马克思主义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不是一种书斋里的经济学，而是行动指南，是强调实践和改变现状的，因此，它在分析过程中恰恰将资本所有者，流通领域的商人，金融家——“资产阶级”当成了“指责”和推翻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尖锐的，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是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全不要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办法。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后建立起来的
“无产阶级政权”，没有一个真正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工农的利益，反而由于列宁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政权垄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手中。但这个先锋队很快就因为绝对权力而退化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农民不能组织农会，在国家政权和西方跨国资本面前都无力抵抗。假如中国真正维护工人权利，就应当允许外资企业的中国工人组织自由工会与外国雇主进行谈判，而不是用大量的农民工充当人质，来换取西方的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减少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取得合法权利都是通过组建工会，与管理层乃至整个国家谈判，妥协的结果。如舒先生所说，英国的乌托邦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效果，但是，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其他社会努力是有效果的，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不是用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得到的。但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波兰，工人自己组织的团结工会却和共产党政府势不两立，无法调和，最终以取代共产党政权告终。这说明，马列政权并不代表，甚至不能包容工人阶级的利益。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舒先生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这都是普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说法原则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哲学的一面。假如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简单，那么，革命的合理性是什么？为什么不等到经济基础完全发展以后，自动地改变上层建筑，为什么要人为地煽动革命，推进和改变历史进程呢？这一困惑和矛盾，当年的李大钊就遇到过。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唯物的一面；但他同时认为，人力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对历史加以改变的，为了满足行动的一面，马克思必须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斗争性，但正是在第二点上，马克思自己也陷入了违心的怪圈。也正是这一怪圈，导致了后来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迷信，一直延续到毛泽东。
或许，“阶级斗争学说是这一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但是，把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合法化的危害是极大的，绝非象舒先生说得这么轻巧。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但是，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这种对立中也有合作的一面，然而马列主义完全否认合作的可能，将斗争绝对化，分化和割裂了民族和人类社会，人为地制造仇恨和暴力。费孝通先生有两本有名的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其中，《江村经济》是国际社会学界的经典著作，费孝通以1930
年代中期江苏的开弦弓村（即江村）为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他虽然也提到了土地租佃问题，但是事实上否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存在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强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是以一个个大家族为特征，仍然没有提到以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费孝通的著作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受到压制，因为当政者要强调阶级斗争，并把它“具体运用”起来，至于这一运用的后果，舒先生不会不知道吧。
马克思对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部分，舒先生在这里的概述基本是准确的。但是，舒先生又忽略了一个问题：所有的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在西方，都将马克思主义分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和后期马克思主义。所谓“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偏重于其前期关于异化的思想。假如马克思主义仅只于此，那么或许还可以称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后期暴力革命阶段，也就是说，“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到后期的暴力革命理论并终结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革命意识形态。就异化现象本身来说，不论是舒先生提到的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还是萨特，都谈到了这个存在于西方社会的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问题是否西方独有，又是否推翻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权就可以免除异化？答案又是否定的。早在１９８３年，中共党内的“文艺沙皇”周扬就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异化，这个异化不是产业工人相对于机器大生产的异化，而是“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周扬晚年终于有了一点难得的反思，但是立即遭到胡乔木的沉重打击，从此郁郁而终。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的美妙的理论前景和其现实实践的效果的反差，所谓每一个人都自由发展，这是全人类都盼望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也自有精神和学理价值，但是，假如实现一个美好理想的手段是暴力，欺骗和奴役，人能够通向最终的自由吗？人被自由的理想引入奴役的囚笼，这算不算最大和最悲哀的“异化”？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有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当时也是一种贡献。但接下来就面临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自身，必然也只能代表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但是，既然全人类不止一个阶级，它如何能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呢？假如马克思主义声言代表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利益，那么在当代西方的后工业化社会中，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急剧缩小，它去代表谁呢？如果人类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人自由发展，国家消亡的终极状态，是否还有矛盾，对立和斗争？假如有斗争，前景将如何，人人自由是否还能保障？假如没有，辩证法又置于何地？最重要的是，为了一个虚幻的遥远的将来，而把政权抵押给一个专制的政权，牺牲一代代当下的人的自由和幸福，人的价值又如何体现？这些，才是我们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但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呼吁“不做马列子孙”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承认《圣经》的价值，并不等于我们愿意生活在“太平天国。”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
A chinese
参考消息
马列有罪 中华无辜
——与舒天然先生商榷
晓 黑
一 "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
辛 先生提出这一口号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马列主义及声称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人已经对中国民族和社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之后。马列主义所煽动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仇 恨，所强调的"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绝对领导作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物质损害，任何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且不说那些死去 的冤魂，举一个小例子，小学生就要以评比小红花的方式相互揭发，批评，向老师献媚争宠，在作文中说假话，这是中华文化固有的吗？不是，在韩国，日本这些受 儒家文化熏陶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对儿童的扭曲，然而，在苏联，在东欧，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在哈维尔的笔下，我们可以体会到似曾相识的情形。为什 么中国大陆和韩国在政治文化上差距更大，而和遥远的，没有共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捷克更相近？起作用的正是马列主义的党文化，而不是中华的传统文化。
是 的，亚当·斯密，洛克，孟德斯鸠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绝没有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造成如马列主义一样大的危害。首先，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从来没有在任何国 家成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和政权，暴力紧紧地联系起来，也没有听说洛克的学说造成了亿万人的死亡。恰恰相反，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提 倡个人和国家权力的正确界定，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构成了今天世界的主流文明的一个（但是也不是绝对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仅用国家暴力来维系的教条。而 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20
世纪同样要受到凯恩斯主义的修正。因此，"要做中华儿女，不要做马列子孙"的口号，不是无原则的排外，而 是基于马列主义业已造成的累累劣迹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都是中华儿女，然而，正是马列政权，而不是辛灏年先生，正在剥夺和威胁他们自由信仰的权 利。但是，假如今天的中国真的处在一个天主教神权的统治下，处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一切舆论都要经过教会审查，只有《圣经》和洪秀全 的话才是唯一正确的经典，那么，即使没有辛灏年，也一定会有人起来呼吁，"要做中华儿女，而不做耶教子孙。"
拋弃马列主义就象拋弃法西斯 主义一样，尽管希特勒也使德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也曾经得到了德国人衷心的拥护，但是这不能改变纳粹反人类的实质，希特勒带给全人类和德 国人民的灾难和耻辱远大于一些暂时的好处，因而最终成为德国的耻辱。当然，今天仍有人怀念希特勒，就象在日本也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一样，但是历史的结论还是 无法改变。
二 关于毛泽东时代
中共的夺取政权，当然有其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农 民的贫困。但是，农民的贫困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藉助这个问题夺取政权的人，不见得就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这从洪秀全，张献忠等人的身上就 可以看到，舒天然先生应当是清楚的。但是，中共所给予农民的是什么？是短暂的一点诱饵，用美国一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是"礼物"，而不是长期的对农民权利 的法律保障。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不能进城，不能经商，完全成为社会的底层公民，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指出，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 束的1978
年，"安徽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中有4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个人没有棉裤……1978年，新华社国内部农 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8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吕梁地区，为70元……故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杨继绳还 指出，"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生活不如30年代。"（39-40页）毛泽东时代是否值得留念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会问，那么农民为什么不造反呢？很简单，中共的统治已经深入到最基层，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县以下不设行政机构的自治传统，农民稍有动作，立即会被拥 有武器的军警消灭在萌芽状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难道没有为中华民族作出一点贡献吗？"当然有，就是把国家政权的统治强加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加 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
莫里斯·迈斯纳是一位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和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有左倾的倾向，也和许多学者一样，有标新立异 的倾向，否则无法出书。但是，他的研究不论纸面上看是多么科学，都只能是隔岸观火，坐而论道。他能了解到中国人的痛苦和恐惧吗？他能了解物质匮乏，吃不饱 饭究竟是什么滋味吗？不用说迈斯纳，就连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萨特都对中国充满了好感，甚至拜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可是，中国人的贫困，压抑，他能看到么？日 本的访华代表团能看到吗？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对腐败的抑制，其方法大同小异，就是必须建立政治监督，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而这些，都是毛泽东所建 立的马列制度彻底否定的，甚至中国的腐败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固然，毛泽东时代的腐败程度较轻，但这仅仅是说，经济方面的贪污腐败没有现在严重，或者 说，用政治压迫掩盖了经济压迫。比如，文革时上大学的机会公平吗？假如一个干部不贪污金钱却利用职权强奸妇女，我们能说，他是"廉洁"的吗？我们不可能希 望回到毛时代来换取廉洁，只能在均富的基础上抑制腐败。而这一点，最终还是要求民主政治和法制。
三 关于马列主义
舒天然先生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继而出现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不仅私有制，就连公有制下也同样有商品经济，只要还存在社会分工。"
假 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真的认可商品经济，那么，第一，毛泽东反对商品经济，是否严重违反了马列主义？事实是，他没有违反，而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第二，假如 马克思主义真的认可公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不会如此艰难和曲折。中共中央之所以到1992年才敢于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正是因为商 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典论着中没有的，所以才为保守派阻挠改革找到借口。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确认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实用主义发展观和中共改革派对极左教条 主义的一大胜利，这一点，想来舒先生不会否认。
这里我们就引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吧：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替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４１页，转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１８２页。）
舒 先生说，"不知辛教授从何看出马克思'只肯定工人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劳动价值'。"其实，这一点世人都已经看出来了。因为，剩余价值理 论强调工人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里就在事实上已经否认了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层的脑力劳动，否认了资本本身的价值。假如没有一个有效的 管理层，没有流通环节和商人，工人制造的产品不可能自动进入市场，获得商品价值。资本家过度榨取当然不对，但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属于工人也不公平吧。马克思 主义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不是一种书斋里的经济学，而是行动指南，是强调实践和改变现状的，因此，它在分析过程中恰恰将资本所有者，流通领域的商 人，金融家——"资产阶级"当成了"指责"和推翻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尖锐的，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是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完全不要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办法。在实践中，推翻资产阶级后建立起来的
"无 产阶级政权"，没有一个真正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工农的利益，反而由于列宁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政权垄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手中。但这个先锋队 很快就因为绝对权力而退化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工会，农民不能组织农会，在国家政权和西方跨国资本面前都无力抵抗。假如中国真 正维护工人权利，就应当允许外资企业的中国工人组织自由工会与外国雇主进行谈判，而不是用大量的农民工充当人质，来换取西方的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 减少资本家的过度剥削，取得合法权利都是通过组建工会，与管理层乃至整个国家谈判，妥协的结果。如舒先生所说，英国的乌托邦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效果，但是， 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其他社会努力是有效果的，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不是用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得到的。但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的波兰，工人 自己组织的团结工会却和共产党政府势不两立，无法调和，最终以取代共产党政权告终。这说明，马列政权并不代表，甚至不能包容工人阶级的利益。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舒 先生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这都是普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说法原则上是 符合马克思主义，但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哲学的一面。假如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简单，那么，革命的合理性是什么？为什么不等到经济基础完 全发展以后，自动地改变上层建筑，为什么要人为地煽动革命，推进和改变历史进程呢？这一困惑和矛盾，当年的李大钊就遇到过。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有 规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唯物的一面；但他同时认为，人力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对历史加以改变的，为了满足行动的一面，马克思必须强调人的能动性 和斗争性，但正是在第二点上，马克思自己也陷入了违心的怪圈。也正是这一怪圈，导致了后来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迷信，一直延续到毛泽 东。
或许，"阶级斗争学说是这一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但是，把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合法化的危害 是极大的，绝非象舒先生说得这么轻巧。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但是，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这种对立中也有合作的一面，然而马列主 义完全否认合作的可能，将斗争绝对化，分化和割裂了民族和人类社会，人为地制造仇恨和暴力。费孝通先生有两本有名的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其 中，《江村经济》是国际社会学界的经典著作，费孝通以1930
年代中期江苏的开弦弓村（即江村）为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他虽然也提到了土地租佃 问题，但是事实上否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存在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强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是以一个个大家族为特征，仍然没有提 到以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费孝通的著作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受到压制，因为当政者要强调阶级斗争，并把它"具体运用"起来，至于这一运用的后果，舒先生不会不 知道吧。
马克思对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部分，舒先生在这里的概述基本是准确的。但是，舒先生又忽略了一个问题：所有的马 克思研究者，尤其在西方，都将马克思主义分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和后期马克思主义。所谓"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偏重于其前期关于异化的思想。假如马克 思主义仅只于此，那么或许还可以称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后期暴力革命阶段，也就是说，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到后期的暴力革命理论并终结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革命意识形态。就异化现象本身 来说，不论是舒先生提到的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还是萨特，都谈到了这个存在于西方社会的问题。但关键在于，这个问题是否西方独有，又是否推翻了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权就可以免除异化？答案又是否定的。早在１９８３年，中共党内的"文艺沙皇"周扬就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 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异化，这个异化不是产业工人相对于机器大生产的异化，而是"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 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周扬晚年终于有了一点难得的反思，但是立即遭到胡乔木的沉重打击，从此郁郁而 终。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的美妙的理论前景和其现实实践的效果的反差，所谓每一个人都自由发展，这是全人类都盼望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 化现象也自有精神和学理价值，但是，假如实现一个美好理想的手段是暴力，欺骗和奴役，人能够通向最终的自由吗？人被自由的理想引入奴役的囚笼，这算不算最 大和最悲哀的"异化"？
此外，马克思主义还有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 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说过，在当时也是一种贡献。但接下来就面临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自身，必然也只能代表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 但是，既然全人类不止一个阶级，它如何能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呢？假如马克思主义声言代表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利益，那么在当代西方的后工业化社会 中，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急剧缩小，它去代表谁呢？如果人类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人自由发展，国家消亡的终极状态，是否还有矛盾，对立和斗争？假如有斗 争，前景将如何，人人自由是否还能保障？假如没有，辩证法又置于何地？最重要的是，为了一个虚幻的遥远的将来，而把政权抵押给一个专制的政权，牺牲一代代 当下的人的自由和幸福，人的价值又如何体现？这些，才是我们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但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呼吁"不做马列子孙"的根本原 因，正如我们承认《圣经》的价值，并不等于我们愿意生活在"太平天国。"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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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中国特色的马列才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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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的马列才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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