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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 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 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 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 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著作。在外 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 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 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 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 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
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
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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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时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即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 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 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 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 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 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下)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题目解释,请看本文上篇。)